名人故事素材摘抄热门20篇

【导语】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精深的智慧，远大的抱负，无比坚强的毅力。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世的人们作出了表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为大家整理的名人故事中关于名人故事_谁是C罗心中的大神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为当今足坛的超级明星，C罗是众多球迷心目中的大神。虽说“同行是冤家”，但是在大神的心目中，也还是有很多让他欣赏的球员，甚至包括他的“老冤家”梅西。那么你知道哪位球星可以在C罗心目中谋得一席之地吗？他的NO。1又是谁呢？

第十位：罗纳尔多

曾被称作“外星人”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虽然近年已经发福成了一个“球”，但毫无疑问，他是足球史上最好的前锋之一，一直是C罗学习的榜样。两人不但名字一样，而且都有在皇马效力的经历。事实上，罗纳尔多也对C罗称赞有加。

第九位：皮尔洛

这位因为踢球太随意而被球迷亲切地称为“睡皮”的意大利人，可以称得上是足球史上技术最全面的球员之一。看似气定神闲地“漫步”在绿茵场上，其实他早已做到心中有数。皮尔洛虽然年龄已大，才华却不变，C罗对皮尔洛一直十分敬佩。

第八位：哈维

作为一名巴萨前球星，哈维上榜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不过任何想要取得更多进球的球员，都希望身后有哈维这样的传球大师为自己服务。C罗佩服哈维开阔的视野和精妙的脚法。

第七位：斯科尔斯

斯科尔斯是C罗在曼联队时的偶像，两人一起在弗格森手下效力。C罗从斯科尔斯身上学到了很多。

第六位：法尔考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前锋，可是很多教练想纳入麾下的“进攻利器”。法尔考在门前嗅觉灵敏，临门一脚的技术极佳。C罗和法尔考是很好的朋友。在C罗看来，法尔考也是足球史上最好的前锋之一。

第五位：梅西

作为目前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C罗把梅西排在了第五位，不上不下。虽然两人的年纪相差了几岁，但同样出色的比赛经历，让他们之间的比拼一直存在。现在，他们都已经是自己球队的灵魂人物，更是绿茵场上的巨星。这样的身份让他们有些超俗——似乎已经不在意对方对自己的影响，也不会去嫉妒对方的成绩。C罗多次表示，梅西是足球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第四位：齐达内

齐达内拿过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冠军，在尤文图斯队和皇马队都是绝对巨星，在世界足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C罗一直非常佩服齐达内。

第三位：菲戈

这位曾带领C罗征战赛场的老大哥，也是葡萄牙国家队的“定海神针”。C罗从大哥手里接过队长袖标的那一刻，也是他开创自己时代的起点。同样，作为葡萄牙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一，菲戈也是C罗的童年偶像。C罗完成了与菲戈一起在国家队踢球的梦想。

第二位：迪马利亚

想不到排在C罗心中第二位的竟然是迪马利亚。其实想想看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毕竟当初皇马队将迪马利亚“遣送”出伯纳乌球场时，C罗就曾表达过自己的不爽。因为在他看来，迪马利亚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皇马队不应该将其送出门。

第一位：C罗

在C罗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C罗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当然他这么认为有足够多的理由。他说：“我相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最佳的，并一直在为此努力。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相信自己是最佳的。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工作上，哪怕在游戏中我也希望自己是最棒的。”没错，他就是这么自信。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名人读书的故事）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曹操烧信

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激战。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袁军数倍于曹军，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军不可战胜。但是曹操最终以少胜多，大败袁军。袁绍弃军逃跑，全部的辎重物资、图册兵藏被曹军缴获。

在清点战利品时，曹操的一名心腹发现了许多书信。这名心腹拆开其中一封，看了几眼，立刻脸色大变。他把所有书信收齐封好，然后抱着信件去向曹操汇报：“主公，这些都是袁绍与人来往的密函！”曹操接过信件，拆开看过几封后，对心腹说：“你去把这些信都烧了吧。”“烧掉？主公，您不该照着书信把这些叛徒全部抓起来吗？”心腹惊疑道。曹操摇摇头：“当初，袁绍兵力远胜于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自保，更何况是他们。与袁绍勾结只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啊。”

曹操烧信原来，这些信件都是在许都的官员和曹操军中的部将写给袁绍的，其中不乏示好投诚之语。曹操命人当众把信件全部焚烧。那些私通袁绍的部将，原本惊慌不定，见曹操此举，惭愧不已，同时也愈加感激，军中士气更盛。

曹操趁势进击，冀州各郡纷纷献城投降。曹操实力大为增强，为此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北朝魏齐时，有位叫李士谦的人，家庭非常富有，但人崇尚节俭 ，为人慷慨，常周济老百姓。有一年春荒，许多人家都断了粮，李士谦就拿出一万石粮食给 乡里的缺粮户。到了秋天又遇年成不好，庄稼欠收。借了粮的人都要求延期偿还。李士谦说 ：“我借粮给你们是为了帮大家度荒，不是为求利。既然年成不好，借的粮就不用还了。” 于是他请来一些欠粮的人吃饭，在吃饭时当着大家的面烧毁了全部借据。第二年粮食丰收了 ，许多人挑粮来还，李士谦坚决不收，还粮的人只好又挑了回去。李士谦乐善好施30年，在 隋文帝开皇八年去世。他所在的赵州一带有1万多人为他送葬，哭声动地。

生活需要仪式感

仪式感，似乎常常被人所提及，却极少有人真正去诠释它到底是什么，或是其中所蕴含的特殊意味。仪式感仿佛是每个人心中都存有的一个模糊的感受，但又难以被看得真切。也许在每个人眼里，仪式感的含义各不相同，却又有所相通吧。

在我眼中，仪式感是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沟通的媒介。仪式感让理想的曙光照亮生活，让平和的内心仰望未来。

我总喜欢在吃早饭前，先去一趟教室，空无一人的教室之中，四周的桌椅杂乱零散，我的心却异常得平静。在这个无人注视的地方，在这个略微昏暗的空间，抛去摆在他人眼前的姿态，自我地享受这专属的片刻安宁。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连这短暂的片刻清净都不懂珍视，不愿追求，更是将“仪式感”视为无用的负累，只想敬而远之。殊不知在这个空虚的社会中，只有这种带有轻微的盼望和真切的渴求的方式，才能在跨越所谓的理性，带来稍许来之不易的动容。

也许是现实与所思所想之间那不可逾越的偏差，使得大多数人甘于无奈而沉溺在绝望之中，将先前高唱的梦想深埋，将朝气蓬勃的自我遗忘。但亦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眼中光彩依旧，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了桥梁，对于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独特的品味和思考。而这道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正是这无处可寻或是无处不在的仪式感。

仪式感，是感性理性间的权衡。今人总是惊羡歌颂古人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待人处事时的洒脱逍遥，还是与山河比肩的豪迈肆意，抑或是痛哭朗笑的纯粹真情。殊不知生活中的我们也能够轻易做到，因为仪式感，也是一种对任何事物放下成见的回归本心。

时代的洪流里，仪式感正在消失，而面对正在消逝的仪式感，我们要去坚守的不是刻板的规章，而是一份热爱生活的态度和相信自我的信念。

在最近一期与80后对话的节目中，主持人问嘉宾倪萍：“您认为我们这代人会怎么称呼您？”倪萍不假思索地说：“大妈，倪大妈。”见众人皆笑，她又补说道：“我就是老了，再化妆，也化不成巩俐。”闻此，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年过半百的倪萍，虽早已不再是“大众情人”，但仍然经常出现于公众视野，她那率性真诚、诙谐幽默的话语，犹胜当年。

妙喻连珠，倾情赞誉

2014年7月15日，毛阿敏“如果时光留不住”全国巡演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主持人倪萍一亮相就说：“他们写的稿我没要，因为第一句话竟是‘大家好，我是倪萍’，好像没人不认识我吧？”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后，她继续说道：“我都没敢跟毛阿敏说，我今天差点就来不了了。个人演唱会就像人要出嫁一样，出嫁前一天给新娘说嫁衣没缝好，那新娘还不疯了？前天我在日喀则，赶上泥石流差点出不来，只好绕道尼泊尔。我跟毛阿敏虽不是发小，也不是‘老小’，但我们都经常出现在大晚会，都是那个年代的大腕！毛阿敏就是中国好声音，好声音不只是唱的好，还有情感包裹在里面。我只有主持两个人的节目忘记拿话筒上台，一次是赵本山的小品把我笑的，一次就是毛阿敏唱《绿叶对根的思念》，真是边抹眼泪边回台下拿话筒。”这番脱口秀赢得了观众多次笑声和掌声。

经常主持大晚会的倪萍自然知道发布会需要笑声，于是她一上台就编个“讲稿”之事，给了人们一个惊喜。其后的脱口秀中，由于穿插了诸如“嫁衣”“大腕”“好声音”等妙喻，便使得所叙之事趣味横生。如此，观众在乐不可支的同时，除领略到二人友情深厚之外，还可体味出倪萍确是在“为人做嫁”，无论是“大腕”的得意自评，还是“忘拿话筒”的糗事自曝，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赞誉对方。

插科打诨，营造气氛

江苏卫视《脱颖而出》之“星秀女主持”开播后，作为点评嘉宾的倪萍，曾让搭档郭德纲饱受“欺负”。节目中，选手模拟卖假发套时，倪萍就笑着怂恿老郭戴上头套点评，见他推脱，就强扭着把假发给他戴上。一片笑声中，倪萍却又扒下假发，戴到自己头上说：“不是挺好看的吗？”说罢，突然又慈祥地盯着掉在老郭光头上的一根假发说：“孩子，别动，我帮你把这根白头发拔下来。”吓得老郭赶紧一脸委屈地认错：“妈，我错了。”见倪萍这么疯，台下自是欢声雷动。在点评中，倪萍也不忘拿老郭开涮，夸奖应聘者聪明时，她含笑瞄着老郭说：“我觉得当主持人，是一定要有真聪明的，不像有些人……”而就在对方想着如何应对时，她又乐呵呵地说道：“不过，不聪明也没关系，有特点也成。当然啰，长得难看也是特点。”闻言，台下的观众爆笑不止。

作为一个选秀节目，自然是人气越旺越好，于是，深谙此道的倪萍便插科打诨，以“欺负”搭档来愉悦观众。假发套戴而又扒、光头上拔下白发，挤兑其不聪明、调侃其长相差。面对这些出其不意的动作和言语，伶牙俐齿的郭德纲竟无力招架，以至于有纲丝为之叫屈道：“她和郭老师坐在一起，老郭都变成捧哽了，吃了闷亏也不作声。”由此，自可见倪萍的幽默功夫是何等了得！

自我开涮，激励选手

河南电视台《寻找新主播》复试第三场拉开战幕，要求选手针对主持人形象是否重要这一话题发表看法。有一位相貌平平、身体偏胖的女选手，在陈词时联系起自己过往的经历，说某主持人曾直言不讳地对她说——你不是当主持人的料，这令她颇感自卑，于是她便拼命减肥以坚持自己的梦想。听罢这些悲情的话语，评委倪萍随即接话道：“我初进央视的时候，龇着个牙、驼着个背，一口山东话，长得还黑黢黢，自然是备受冷落。我进门时办公室有11个编导，没一个人站起来和我打招呼，甚至还有人说我的脸和门框一样，怎么要我这样又老又丑的主持人？是啊，形象好确实有优势，条件不那么充分的人，就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你看那老毕，在台上又唱又跳的，得花上多少功夫啊！”此语一出，全场顿时笑声一片，随之更是掌声四起。

听罢女选手的陈述，善良多情的倪萍自然要予以抚慰和鼓励。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堪称央视一姐的她，便不避相貌不佳之“丑”，受人冷落之“辱”，以启迪对方，“条件不那么充分的人，就得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再举老毕之例，以使其说具备一种无可辩驳的强大力量。由于这番情理交融的话语，既风趣幽默，又启人心智，受到人们欢迎自属情理之中。

巧妙类比，机智辩驳

倪萍打小就喜欢画画，进入央视后，曾将偶尔为之的画作请著名画家范曾指点，竟得到了“倪萍是一位能靠画画混饭吃的主持人”的高评价。于是，在出版新书《姥姥语录》时，她便自己画插图，随之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正式拿起画笔不足两年的倪萍，又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了个人第二次画展，开幕式上，朱军、赵忠祥、敬一丹等大腕名流都前来为之捧场，不承想，一位不识时务的记者却提问道：“荣宝斋展示的墨宝基本上都是些著名画家，您今天选择这儿举办画展，是不是意味着您已跻身于大画家之列？”闻言，倪萍则不急不恼，随即含笑道：“你肯定也知道，进银行门的不都是持金卡的。如果我存10块钱，你总不能说我是穷人就不让我进吧？财是越聚越多，才也可能是越展越大！”此番妙语，不仅令提问的记者哑口无言，也让在场的嘉宾忍俊不禁。

人家在办喜事，你却暗示不该，对这种不识时务者，即便疾言厉色，似乎也不为过，但智慧的倪萍，却于谈笑之间即令对方的讥讽灰飞烟灭。此中，她先以“进银行门的不都是持金卡的”这个常识，来类比“在荣宝斋办画展的不一定都是大画家”，再将自己比作“穷人”，不仅回答了问题，而且极显谦逊。在此基础上，她又顺流而下，由“财”到“才”，对对方的轻慢进行含蓄回击，确实令人叹服。

昔日的“煽情皇后”，何以巨变成幽默耍贫的高手？当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倪大姐时，她淡然一笑说：“其实我的个性都被我主持晚会藏起来了。”原来如此。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海伦凯勒：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后来籍着她的导师波土顿柏金斯盲人学校老师安？沙利文（Anne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

1898年，海伦 凯勒考入了哈佛大学附属剑桥女子学校。1900年秋，再考进哈佛大学的雷地克里夫学院，这对于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可说是教人难以置信。最后于1904年，海伦？凯勒成功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而且成绩优异。一个度过88个春秋却只有19个月光明和声音的弱女子，但她不向命运屈服，经过不懈努力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立了数以万计的慈善机构。

一生共有14部作品，处女作>，被喻为无与伦比的著作．海伦？凯勒的作品还有：1908～1913著《我的天地》（又译作《我生活中的世界》）、《石墙之歌》、《冲出黑暗》。1929年著《我的后半生》（也译作《中流——我以后的生活》）。1953年美国上映海伦·凯勒生活和工作的记录片《不可征服的人》。1955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

总统与书

美国一出版商有一批滞销的书久久不能脱手，便给总统送去一本，并三番五次地征求总统的意见，忙于政务的总统没有时间与其纠缠，便随口应了一句：“这本书不错!”出版商如获至宝般地大肆宣传：“现在有总统先生喜欢的书出售。”于是，这些滞销的书不久就被一抢而空了。

不久，这个出版商又有书卖不出去了，他又送给总统一本。总统上了一回当，想奚落他一下，便说：“这本书糟透了。”出版商听后大喜，他打出广告：“现在有总统讨厌的书出售。”结果，不少人出于好奇争相购买，书随之脱销。

出版商第三次将书送给总统的时候，总统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不置可否。出版商却大作广告：“现在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出售!”居然又一次大赚其利。

送2/3地皮给政府的精明商人

美国某城30英里以外的山坡上有一块不毛之地，地皮的主人见地皮搁在那里没用，就把它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新主人灵机一动，跑到当地政府部门说：我有一块地皮，我愿意无偿捐献给政府，但我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因此这块地皮只能建一所大学。政府如获至宝，当即就同意了。

于是，他把地皮的2/3捐给了政府。不久，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就矗立在了这块不毛之地上。聪明的地皮主人就在剩下的1/3的土地上修建了学生公寓、餐厅、商场、酒吧、影剧院等等，形成了大学门前的商业一条街。没多久，地皮的损失就从商业街的赢利中赚了回来。

买我的马戏票免费赠包花生

美国宣传奇才哈利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是每次看戏的人不多，买东西吃的人则更少，尤其是饮料，很少有人问津。

有一天，哈利突发奇想：向每一位买票的观众赠送一包花生，借以吸引观众。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哈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请求老板让他一试，并承诺说，如果赔钱就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如果赢利了，自己只拿一半。老板这才勉强同意。于是，以后每次马戏团的演出场地外就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来看马戏喽!买一张票免费赠送好吃的花生一包!”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几倍。

观众进场后，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来，而绝大多数观众在吃完花生之后觉得口渴都会买上一瓶饮料。这样一场马戏下来，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了十几倍。其实，哈利在炒花生的时候加了少量的盐，这样花生更好吃了，而观众越吃越口渴，饮料的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一批小树拯救旅馆

美国纽约州有一家三流旅馆，生意一直不是很景气，老板无计可施，只等着关门了事。后来，老板的一位朋友指着旅馆后面一块空旷的平地给他出了个主意。次日，旅馆贴出了一张广告：“亲爱的顾客，您好!本旅馆山后有一块空地专门用于旅客种植纪念树之用。如果您有兴趣，不妨种下10棵树，本店为您拍照留念，树上可留下木牌，刻上您的大名和种植日期。当您再度光临本店的时候，小树定已枝繁叶茂了。本店只收取树苗费200美元。”广告打出后，立即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旅馆应接不暇。

没过多久，后山树木葱郁，旅客漫步林中，十分惬意。那些种植的人更是念念不忘自己亲手所植的小树，经常专程来看望。一批旅客栽下了一批小树，一批小树又带回一批回头客，旅馆自然也就顾客盈门了。

仰望历史的天空，那些优秀的人犹如天上的星星，他们伟大、高尚的精神永远在人们心中闪烁。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小时候的故事吧。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就变得更困难了。欧阳修还有一个妹妹，一家三口人的负担全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小欧阳修天生好学，聪颖过人，嗜书如命。但家里穷，怎么办呢?母亲郑氏粗通文墨，她就教儿子和女儿读书。没有纸笔，母亲就把沙土铺在地上，让他们用芦秆当笔练习写字。

欧阳修读书专心致志，10岁时已经读了不少的书。许多书根本买不起，他就到处借书来读。就这样凭借他过目成诵的本领，背了一本又一本借来的书。而他写文章的本领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快地就可以写出漂亮的诗文。母亲看到儿子的进步很是欣慰，不时鼓励他立志考取功名。

欧阳修23岁时便中了进士甲科，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伟大文学家。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有趣的名人励志故事：李嘉诚

马云在创业初期，曾经参加过一个CEO学习班，班里只有30几个同学。有一次，班上组织他们去香港见李嘉诚，第一次见这样的超级富豪，马云他们都兴奋极了。

马云认为，像李嘉诚这样的大人物应该都很忙，能够出面几分钟，讲几句话就不错了。可是，接下来的见面场景完全颠覆了所有人的想法。马云他们班的同学刚到，李嘉诚已经等在那里，一见面就一一跟他们握手，每一个人都握到。在握手的时候，李嘉诚亲自分发了自己的名片，同时还递过来一个盘子，盘子里是抓阄的号码。这个号是用来决定吃饭和照相时的座次，以免厚此薄彼，让人感到尴尬不舒服。

吃饭的时候，马云幸运地和李嘉诚分到了一桌，但没想到，李嘉诚吃了一会儿，说了声抱歉又到了另外一桌。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李嘉诚四个桌子轮流坐，几乎都是15分钟。吃完饭后，李嘉诚并没有先走，又一一和大家握手，还专门跑到墙角站着的一个服务员那儿，和他握手，说了声“辛苦了”。

在参观的环节中，马云和他的同学纷纷要求李嘉诚讲演一番，但李嘉诚说没有准备，最后拗不过大家的要求，他只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只有八个字：“创造自我，追求无我。”他用普通话讲完后又用广东话讲了一遍，发现在场的还有老外，就让人用英语再讲一遍。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马云悄悄地问李嘉诚身边的工作人员，能不能找到有关这方面演讲的一本书，结果，在临走上车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递给马云需要的那本书，说是他们的董事长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的。

是啊，当你把自己越做越强大，超越别人的时候，就容易自我膨胀，给别人压力，让别人不舒服。这个时候，你要让自己化解在芸芸众生中，回归于平淡平易，才能使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你的真诚，愿意和你交往。这，大概就是李嘉诚做人处世的“无我”智慧吧。

有趣的名人励志故事：不为名利惑，入戏三分痴

元末明初戏曲家高明，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都是诗人，受家庭环境熏陶，青年时的高明才华横溢，已声名远播。

高明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又跋山涉水前去著名理学家黄溍那里苦修学业。高明不仅通天文晓地理，诗文俱佳，而且痴迷于戏曲创作。公元1345年，高中进士的高明，不得不收起对戏曲的热爱，收起行囊奔赴处州任职。

公务虽然琐碎，但高明总要忙里偷闲，走街串巷收集民谣民调，尽兴时便写上几首，哼唱出来自娱自乐。好日子没过几天，公元1348年，一个叫方国珍的在浙东起义反元，高明被朝廷任命为浙东阃幕都事，前去协调各种事务。高明再次背起行囊，赴杭州任职。

颠沛流离之苦尚能忍受，但无法专心于戏曲创作，让高明很苦恼。到任之后，因为工作并不顺心，高明毫不犹豫地炒掉工作，回家专心搞创作。

初时写作并不顺利，多年混迹于官场之中，早已脱离生活。于是，高明再次背起行囊游走四方，深入民间收集素材。

当时地方小戏台，经常上演宋代遗传下来的一部戏《赵贞女蔡二郎》，故事讲述了名叫蔡二郎的秀才，上京赶考高中状元，面对荣华富贵，抛弃双亲及妻子，最后落得骂名。

每次观看演出，随着故事情节，总会引起观众唏嘘感叹，甚至痛骂负心之人。

这种现象深深触动了高明，他决定写一部戏，以皆大欢喜为结局，让看戏的观众不再悲愤，为社会注入一些正能量。于是，《琵琶记》的雏形渐渐在脑海里构思出来，高明在开篇写下了“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就在高明信心满满地写作时，公元1356年，朝廷任命高明为福建省都事，这是许多官员觊觎的肥差，可高明却不以为意，推辞不掉只好上任，谁知路过宁波时，曾经反元而又受招抚的方国珍，极力聘请高明到他府中任职并许以高薪。

面对名与利的诱惑，高明突然间悟出，继续混迹于官场，终将会远离自己的梦想，而《琵琶记》的创作也将遥遥无期。于是，高明果断辞掉朝廷和方国珍的高薪聘请，就在宁波城东的栎社村隐居下来，闭门谢客，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琵琶记》。

放弃名利的高明，痴迷地进入戏曲创作之中。“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了达到动人境界，高明将自己融入到戏曲中，与故事里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喜怒哀乐皆不由己。

“风声月色来亭榭，老泪年来湿几更。”一句唱词，一首曲子，都要经过反复吟唱，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心理活动，高明都是精益求精。在写作时，高明习惯一边写，一边用脚打拍子，而手则敲击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楼板竟然被踏穿了，桌子也因为拍打而留下深深的凹痕。

呕心沥血数年，一部《琵琶记》终于面世了。《琵琶记》一共写了四十二出，从汉代书生蔡伯喈新婚写起，再到赴京赶考，随后发生的故事层层递进，而高明也将人物赋予新的面目，不再是背信弃义之人，而是努力挣扎做到全忠全孝的形象。

《琵琶记》问世后，迅速在民间引起轰动，有人甚至把书进献给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读后给予了很高评价：“五经四书，布帛粟菽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富贵家不可无。”不仅如此，明太祖还几次聘请高明出来做官，结果高明“佯狂不出”，于是“高皇不复强。”

“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这是高明写作《琵琶记》的真实写照，也正是秉承着严谨的写作态度，一部《琵琶记》不仅成为经典名著，高明也被称为“南戏之祖”。

高明是睿智的，辞官隐居著书;高明是执著的，写出传世之作。不为名利惑，入戏三分痴。世人不会记得高明的官衔，但会记得他的《琵琶记》。光阴如水漫过尘世喧嚣，唯有《琵琶记》代代传唱。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如果说 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小名叫阿熊。镇上的私塾先生为他起了个大名叫可桢，意思是应该做一个坚实的柱子、国家的栋梁。小可桢1岁半，父亲就教他认字。有一天，父亲外出，走前对竺可桢说：可桢，今天不教你认字了，放你一天假。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小可桢，硬要父亲教他认几个字再走。竺可桢3岁时，已经认识不少的字，而且会背诵好多唐诗。竺可桢5岁进了学堂。学习可用心了，门门功课都是成绩优良。他的哥哥是乡里的秀才，平时经常指导竺可桢写字做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学造句，一直到天亮，鸡叫了他才肯回房睡觉。这么肯学的孩子，还真不多。小竺可桢身体瘦弱矮小，有的同学嘲讽他：好一个寒酸小矮子，准活不过20岁这几句话刺痛了竺可桢，他发誓要锻炼身体。连夜订了个锻炼计划，每天早晨鸡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体质明显增强。同学们再也不喊他小矮子了。

小学毕业后，竺可桢进入上海澄衷学堂。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这个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从教材到上课全是英文，不准说中国话。英国老师叫学生，不喊名字，只喊编号，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竺可桢气愤万分。他深深感到，中国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于是发奋读书，加倍用功，发誓要为中国人争气。

1910年，竺可桢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农学院学农业。后来，他发现农业跟气象关系密切。1913年秋，他在农学院毕业后，考上哈佛大学研究院的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谋臣，与韩信、萧何并列为“汉初三杰”。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被封为留侯，张良只是谋士，未担任军政要职，避免了韩信、彭越等鸟尽弓藏的下场。张良在去世后，谥为文成侯。《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录张良的生平。汉高祖评价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

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张良一直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这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么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可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么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名人故事

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后来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

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

读了《102个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被名人们的精神给打动了。如意志坚强的牛顿、无私谦虚的达尔文、拼命钻研的爱迪生和不拘小节的爱因斯坦等等。尤其是爱迪生坚持不懈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读到“车长气急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扔了出去，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可是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时，我不由得惊呆了，我想：车长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车长已经是铁了心不让爱迪生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却仍坚持做实验，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我的学习中，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头呢?我为什么不能像爱迪生一样持之以恒地对待学习呢?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正在做一道奥数题，用了许多办法都解不出这道题，心情十分烦躁。一气之下，我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心想，我还做什么奥数题，做不做都一个样，还不如不做。结果，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我重新回到座位上，解出了这道奥数题。如果我有爱迪生这股学习的劲头，不用父母的劝说，自己能主动回到位子上该多好呀!

而更使我佩服的是，那时候爱迪生靠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钻研。而我现在，读书的时候需要父母催，不能主动，有时还偷懒。和爱迪生的主动学习相比，我还需不断磨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通过读爱迪生的故事，我得到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松原泰道是日本的佛学大师,今年101岁。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因说法精妙,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四方讲学,开专栏,年年推出新作,迄今著述超过130部,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日本的和尚与我们有别,像松原泰道,他是龙源寺的住持,却能像俗人一般结婚、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地享受人生。原来,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允许和尚结婚,当时百废待兴,各种宗教空前活跃,清规戒律都取消了。

问到松原泰道此生的成就与作为,他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可分为两段: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

在传记《我的航迹》一书里,松原泰道说,他平生所求,就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写别人看得懂的字”。在漫长的传教和写作生涯里,他悟出了“大道至简”的规则。

当日珍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爽朗地笑起来:“哪有秘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母亲在他3岁时病逝,父亲在他30岁那年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小时候总是病怏怏的,到成年还是体弱多病,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资格都达不到。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肾病,差点命丧黄泉。

这么一说,日珍越发好奇,进一步探询他的生活习惯。

于是,松原泰道娓娓讲述他每日的起居饮食细节:

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对着佛像,盘腿念经一个小时。普通人即便不念经,学着坐禅也很好,坐禅可以加深思维,把自己的感觉磨得很尖很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声息。

凌晨4点开始写作,到7点吃早餐,早餐一般就是一汤一菜一碗粥。早餐之后稍事休息,然后继续读书、写作。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吃一碗乌冬面,然后继续书斋生活。

傍晚5点晚饭,晚饭是一天最讲究的一餐,有鱼有肉有青菜,再喝一杯日本清酒,或者喝一小罐啤酒,偶尔会喝中国的绍兴酒(非常喜爱)。

晚上7点临睡前,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整天呆在书斋里,不运动,不下地劳动,不吃保健品,还喝酒、吃肉,松原泰道的长寿显得不可思议。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寻找长寿依据。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精神养生法。

关于精神养生法的由来,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气息奄奄,却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医生。这位医生诚恳地对他说:“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导致的。我们能不能来个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来治,心里的病由你来治。”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他开始建立信心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他一个强烈的启示:心态健康最重要!

去外地讲学,午间到一间餐厅吃了一个便当,便当里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上面印了一阕歌词:“见也难,别也难;有哭泣,有欢笑;时光像秋风匆匆吹过,一生只见了这一回。”当时,有三个艺妓表演这阕短歌,优美而感伤。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对人对物都要用心珍惜。

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庙请他去讲经。临出发前,天气预报台风登陆,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于是他退了票,换乘另一艘船。没想到,原定的那一班船,果然被台风袭击,全船沉没,死了1200人。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个女人怀抱孩子却没有救生圈时,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女人和孩子获救,他却淹死了。

这场悲剧震撼灵魂。从那时起,松原泰道觉得,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他要学着多舍少取,回馈他人,要“用忏悔和布施之心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做脱离常规的事;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事物、珍惜他人的善意;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让别人去做,不管年龄多大,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中国有个名叫百丈的和尚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得很有道理。

我问日珍这次拜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日珍说了两个字:感动。为什么?她说,她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如同核桃壳一般,没想到松原泰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话语间有一种与万物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泰道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学习死亡》。他说,死亡就像不停地行走的钟,每一秒都存在,也许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我们只需尽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给苍天吧。他的座右铭是:终生学习,至死方休!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