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过安仁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汇编20篇】

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是一个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根据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有的词选认为，此说“和作品内容大体符合。上片开头三句写分别的时令和地点;下片起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回应这三句。这些都是写分别时情景，其他各句是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见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有的选本则认为，“就词的内容考察，是写别后的思念，并非送别”;开头三句也是写“别离后”的情景(见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清照诗词选注》、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注》)。玩味词意，比较两说，似以后一说为胜。首先，《琅嬛记》的记述本不可靠，如王学初在《李清照集校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所指出：“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何况《琅嬛记》本是伪书，所引《外传》更不知为何书，是不足为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应就词句本身来寻绎它的内容、推断它的写作背景。从上阕开头三句看，决不像柳永《雨霖铃》词所写的“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那样一个分别时的场面，而是写词人已与赵明诚分离，在孤独中感物伤秋、泛舟遣怀的情状。次句中的“罗裳”，固明指妇女服装;第三句中的“独上”，也只能是词人自述。至于以下各句，更非“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而是实写别后的眼前景，心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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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注释】

咏：歌颂。其：文言代词，“它的”意思。之：文言代词，“它”的意思。悬崖：高而陡的山崖。百丈：非实数，形容很长。俏：清丽，秀美。争春：争比春天中谁更艳丽。报：告诉。烂漫时：这里指百花盛开的时候。

【写作背景】

这首词写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称之为“修正主义者”攻击中国共产党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通过赞美梅花的高风亮节，来驳斥对方的诬蔑。梅花以俊俏的英姿与严寒和冰雪作斗争，不是为了与百花争夺春光，独占春光，而是要将春回大地的喜讯报告给大家。这首诗揭示了当时批判修正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迎接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的春天。

这首词的小序只有一句话，“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这是对题目的简要说明。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他积极主张抵抗金人侵略，对南宋统治者苟安江南深为不满，所以受到投降派的打击和同僚的排挤，政治上很不得意，看不到前途。他一生写了上万首诗词，许多都表现出郁闷消沉的情绪。他写过一首很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毛泽东读了这首词，认为陆游是爱国诗人，在他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的打击使他消极颓丧，在这种情况下无可奈何写了这首词，将梅花自比。毛泽东也写了自己的这首《卜算子·咏梅》，用同样的词牌同样的题目，同样的梅花为题材，可是两者的立意完全不同。跟陆游词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孤寂、悲观的情绪恰恰相反，毛泽东这首词却是自信、昂扬、积极、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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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写作背景》

这首词是在一九二五年写的，词中有“独立寒秋”的话，大约是作于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一九二五年春天，毛主席回湖南家乡养病。在养病期间，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几个月内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对地主进行了增加雇农工资和减租的斗争。毛主席在一九二五年从湖南回到广州后，就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后来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毛主席这首词大约是写在回乡养病之后，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之前。

当时的形势是：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因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罢工而爆发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上海租界举行了援助纱厂工人的示威游行。上海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枪杀了大批的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以后数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继续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的示威游行，并继续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枪杀。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五卅运动发动以后，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各地，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各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反帝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并发动了一个全国的(包括农村在内的)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这些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香港、广州工人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由于当时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罢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斗争，所以“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了十六个月之久。

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毛主席是怀着极大的革命激情来写这首词的。词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游览岳麓山和水陆洲(橘子洲)时的感触和学生时代的回忆，抒写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心、对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1958年，“大跃进”遭受挫折后，中国又连续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重重困难之中。而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中国人民正在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此词的目的主要是鼓励大家蔑视困难，敢于战胜困难。毛泽东借咏梅来言志，鼓舞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鼓励他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的这首词，借用陆游的原调原题，但整首词所反映出来的意境却截然不同，故作者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游子吟》写在溧阳。此诗题下孟郊自注：“迎母溧上作”，孟郊早年漂泊无依，曾周游湖北、湖南、广西等地，无所遇合，屡试不第。直到五十岁左右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结束了长年的漂泊流离生活，便将母亲接来住。诗人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愈觉亲情之可贵，于是写出这首发于肺腑，感人至深的颂母之诗。

字词解释：

1.游子：古代称远游旅居的人为游子，诗中指诗人自己。

2.意恐：担心。

3.寸草：小草。这里比喻子女。

4.心：语义双关，既指草木的茎干，也指子女的孝心。

5.三春晖：三春，旧称农历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合称三春。晖，阳光，形容母爱如春天温暖、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子女。三春晖，春天灿烂的阳光，指慈母之恩。

一八七零年七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九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

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烧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这最后一课虽然短暂，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尔萨斯人的悲痛的心情。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 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突出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南宋词辛弃疾(1140～1207年)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

这首词是辛弃疾被贬官闲居江西时的作品。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疏星稀雨，鹊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描写，写出夏夜的山村的魅力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创作背景

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轮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淳熙八年(1181)，他被弹劾罢官，回到带湖家居，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辛弃疾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这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

作品赏析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公元1181年(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开始到上饶居住，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因而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词中所说的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深而敞豁，可容百人。萌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可溉田十余亩。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即：《生查子》(独游西岩)二首、《浣溪沙》(黄沙岭)一首，《鹧鸪天》(黄沙道上即事)一首，以及此词。

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鹊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鹊儿被惊醒了;而鹊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特别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

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而说丰年的主体，不是人们常用的鹊声，而是那一片蛙声，这正是词人匠心独到之处，令人称奇。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

以上四句纯然是抒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不过，词人所描写的夏景并没有就此终止。如果说词的上阕并非寥廓夏景的描绘，那么下阕却显然是以波澜变幻、柳荫路曲取胜了。由于上阕结尾构思和音律出现了显著的停顿，因此下阕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阕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成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见”，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欣，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黄稻花香中以至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出蜀壮游期间的作品。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喜欢交友的诗人，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漫游和飘泊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原内外，留下了许多歌咏自然美、歌颂友情的作品。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安陆，年已二十七岁。他在安陆住了有十年之久，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以诗酒会友，在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也就是寓居安陆期间，李白结识了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西晋人李密所著，是他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当时时局动荡皇帝希望李密能出来做官。因为李密是蜀国人在蜀国又以孝著名，当过官很有名气。所以皇帝希望他能出来做官来服民心。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充领土就更加希望天下人以为晋朝清明来进一步取得他国民心。李密孝顺同样也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一朝君主一朝臣”但他为了保全性命就写了这篇表。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时年44岁，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

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武帝览表，赞叹说:“密不空有名也”。感动之际，因赐奴婢二人，并令郡县供应其祖母膳食，密遂得以终养。

在李密写完这篇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刘氏就去世了。他在家守孝两年后，出仕官职很小，因为当时的政局已相当稳定，晋武帝不需要李密了，便不再重视他。李密做了两年官后辞去职务。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安子顺的言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此三文遂被并称为抒情佳篇而传诵于世。

总结：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

莫顿·亨特,美国作家.早年曾在空军服役,做过空军飞行员.在二战时期,他曾驾机执行过对德国的侦察任务.

美国作家莫顿·亨特自小体弱怯懦,从不敢冒险.一次他跟随伙伴攀登二十米高的悬崖.当他攀登到离崖顶三分之二路程的石架上时,由于恐惧他全身颤抖,上不去下不来.其他伙伴不但不帮忙反而嘲笑他之后各自回家了.恐惧和疲乏使他全身麻木,不能动弹,只能在石架上哭泣.暮色中父亲的手电光照着了亨特.黑夜中惊魂未定的亨特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面对险情,深知儿子禀性的父亲,没有上石架把他抱下来,也没有搬梯子让他下来,或者拿绳子把他吊下来,而是要他自己从石架上爬下来.旁人也许认为父亲太冒险,心肠太硬了.那么父亲是如何帮他脱脸的?父亲没有责骂他,而先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下来吧,孩子,晚饭做好了.”亨特哭着说：“我不下去,我会掉下去的,我会摔死的!”父亲开导说：“不要想着距离有多远,你只要想着你是在走一小步,你能办到的,眼睛看着我电筒的光照着的地方,你能看见石架下面那块岩石吗?”“看见了.” 亨特说.接下来父亲指导他爬下第一步.“现在你把左脚踏到那块岩石上,不要担心下一步,听我的话.”亨特伸出左脚试探着踩到了它,顿时有了信心.父亲鼓励他：“很好.”“现在移动右脚,把它移到右边稍低一点的地方,那里有另外一个落脚点.” 亨特照做了,信心大增,“我能办得到的.”

亨特每次只移动一小步,慢慢爬下悬崖,最后投入父亲强壮的手臂中.虽然哭泣了一会儿,但他随之产生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这次经历使亨特悟出生活的一个哲理：每当感到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时,不要想着远在下面的岩石,而要着眼于那最初的一步,走了这一步再走下一步,直到抵达自己所要到的地方.

亨特父亲的教子艺术是高超的.他深知亨特需要锻炼自身的勇气,增加自身克服困难的方法和经验.他可以上崖抱亨特下来脱险,但亨特日后人生路上遇到危险怎么办?总不能永远靠父亲吧,那只能靠亨特自己.

在儿子脱险的过程中,亨特父亲只给予鼓励指导,一切由亨特自己去做.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让孩子去体验,激发他自身的潜能,自己排除险情,从而获得成功.

具体操作是：先找一个亨特能够到的落脚点,然后指导他移动一小步,接下来再找一个能够到的落脚点,又移动一小步.落脚点要稳,步子要小,走了一步,再走一步,从而到达目的地.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做于绍兴五年三月。”又《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绍兴五年乙卯，金人犯滁州，围亳州。壬午，伪齐犯安丰，韩世忠游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乙丑，金人困承州，又围濠州，高宗如平江。”李清照《打马图》序云：“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浙江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自临安泝江，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邸。”其时金兵进犯，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处境凄惨，内心极其悲痛。

这篇散文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于分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受朱德同志邀请前往延安。在延安参观讲学期间，亲身体察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抗日军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后，作者借礼赞西北高原上的白杨树，来表达对北方抗日军民热爱和赞美之情，便写下了此文。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6]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7]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4] 。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祖上九死一生创下这份家业，自己身在福中，却不务正业，不听从父母老师的管教，以致长大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将这段经历和悔悟写成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罪不可免，但那些女孩儿都是生活中实有其人，万不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使她们的事迹湮灭无闻。一念及此，心旌荡漾，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水浒传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故事简介】：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8]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故事情节】：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山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12世纪初，中国被腐朽的北宋王朝统治着，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合流同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洗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之主。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

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到阻击，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战后，梁山好汉只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于抗金战中英勇战死，混江龙李俊等到海外暹罗自立为王外，大都善终。

【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水浒传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识以及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则引起各界众说纷纭。

近代民间亦有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写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此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写作背景】

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753年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753年，而是作于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753年，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但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753年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公元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

诗作创作背景，永远离不开作者本人的政治生活背景：作者终身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805年)开始，到唐宣宗时期(846年)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的实质就是太监当权，本诗就是讽刺太监当权的黑暗、讽刺宪宗的皇权旁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嫦娥》即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类诗的典型。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十二载(753年)，并认为与《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为前后之作。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年)，而是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二载，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天宝十二载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