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精彩20篇

这个墓碑设计得很特别。它看起来更像一堵墙，一半是白色，一半是黑色。这堵颜色搭配独特的墙矗立在两块灰色的大理石上，呈长方形，上端有一个窗户般的方孔，逝者的头正好从这里探出来，默默注视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这个墓碑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它又是谁设计的呢？要解释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1962年12月1日，马涅什展览馆内，一片肃静。

领导正在漫不经心地观看艺术作品。当他看到一位雕塑家的作品时，便讥讽道：一头毛驴用尾巴也能画得比这好。

侮辱顿时像座大山一样，压着雕塑家的心，使他久久不能缓过气来。他强忍住心中的不满，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努力使自己麻木，忘记伤害。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使他无法继续虚伪下去，他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他良心深处的质问：你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凭什么这样说？

会场静得可怕，谁敢骚扰领导看画展呢。雕塑家的这个属“计划外”的声音，无疑如一枚，突然在这个静得可怕的世界里引爆！爆炸所带来的冲击波，撞击着怯懦者脆弱的神经，他们无不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

无可避免地，领导也听到了。他缓缓地扭过头来，盯着这个狂妄的“质问者”。良久，才抛出一句话来：因为我是领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纷纷担心领导会杀害这个有天分的艺术家。

众人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后来领导又当面威胁过这个艺术家：你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很欣赏你，不过，你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是魔鬼占了上风，我们就会把你打趴下；如果是天使获胜，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你。雕塑家听了，淡然一笑，或许，对他而言，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同领导作对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而独独他一直没事。对此，他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71年9月13日，作为领导儿子的谢尔盖送来了领导的遗愿：家父一直很欣赏你，指定要你给他刻一个墓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了想，答应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随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谢尔盖应允了。

经过一番努力，这尊奇特的墓碑终于矗立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墓碑的主人是领袖赫鲁晓夫，设计者是雕塑家涅伊兹韦内。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没有选错涅伊兹韦内，而涅伊兹韦内也没有让他失望——半白半黑，代表半功半过，恰好是赫鲁晓夫的真实写照。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30年前，一个年轻人离开故乡，开始创造自己的前途。他去拜访本族的族长，请求指点。老族长写了3个字：不要怕。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年轻人说：“孩子，人生的秘诀只有6个字，今天先告诉你3个，供你半生受用。’”30年后，这个从前的年轻人已是人到中年，有了一些成就，也添了很多伤心事。归程漫漫，到了家乡，他又去拜访那位族长。他到了族长家里，才知道老人家几年前已经去世，家人取出一个密封的信封对他说：“这是老先生留给你的，他说有一天你会再来。”还乡的游子这才想起来，30年前他在这里听到人生的一半秘密，拆开信封，里面赫然又是3个大字：不要悔。 人生在世，中年以前不要怕，中年以后不要悔，这是经验的提炼，智慧的浓缩。

查尔斯·狄更斯可能是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现在任何与他的作品风格相似的东西都被冠以“狄更斯式作品”的殊荣。尽管他的作品通常都以幸福收尾，但他本人的故事却没有一个幸福的开始。他的童年时光大多是在债务人监狱度过的，因为他贫穷的父亲无力偿还债务而致使全家入狱，这也是维多利亚时期非常典型的现象。

他最终在一家工厂工作，借此帮忙偿还债务，同时，工厂糟糕的工作环境也是他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作为一个成人，他表现得却像一个无忧无虑的男孩，经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他也曾虚构了一个堆满了书的书架，书名多是滑稽可笑的，比如《诺亚方舟的架构》和一套名为《猫的生命》系列的九卷书籍。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亚历山大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在征服了许多王国胜利返回的途中，他病倒了。此刻，占领的土地，强大的军队，锋利的宝剑和所有的财富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明白死神很快会降临，他已无法回到家园。他对将士们说道：“我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有三个遗愿，你们要完全按我说的去执行。”将士们含着泪答应了。

“第一个遗愿是，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亚历山大喘了口气，继续说道：“第二，当我的棺材运向坟墓时，通往墓园的道路要撒满我宝库里的金子、银子和宝石。”亚历山大裹了裹毛毡，休息了片刻，“最后一个遗愿是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聚集在他身边的人都很好奇，但没人敢问为什么。亚历山大最喜爱的将军吻了吻他的手说：“陛下，我们一定会按您的吩咐去做，但您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亚历山大深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想要世人明白我刚刚学到的3个教训。我让医师运载我的棺材，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地治疗人们的所有疾病。

面对死亡，他们也无能为力。希望人们能够懂得珍爱生命。第二个遗愿是告诉人们不要像我一样追求金钱。我花费了一生去追求财富，但很多时候是在浪费时间。第三个遗愿是希望人们明白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的，而且我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我国近代人民教育家。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后推行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并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教育中。

陶行知在担任一所学校校长时，一次，他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同学，当即制止，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

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没想到陶行知却给了他一颗糖，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准时，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瞪大了眼睛。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对王友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停止了。”

陶行知又掏出了第三颗糖：“我调查过了，你砸的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哭着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是自己的同学……”

行知这时笑了，马上掏出第四颗糖：因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励你一颗糖……我的糖分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林肯是美国的第15任总统，小时候，家里没钱送他上学，他只能想方设法借书读。

有一次，妈妈让他去邻居家送木柴。告别的时候，林肯突然见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便再也挪不动步了。他站在邻居的书架前，入迷地读了起来。邻居见他这么喜欢这本书，就大方地借给了他，让他拿回家去读，还叮嘱他不要把书弄脏了。林肯感激地说：“我一定好好保管。”

林肯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看起来，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到妈妈催促他上床睡觉，还舍不得把书放下。临睡前，他小心地把书放在柜子上，上面还盖了一张旧报纸，这才安心地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他赶紧跳起来，扑向那本书。可是书已经被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淋湿了！他捧着书，伤心地流下眼泪。

第二天，他拿着书到了邻居家，局促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我把您的书弄脏了。可是，我没有钱赔给您，就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儿吧。”

邻居见到林肯诚恳的样子，就亲切地对他说：“算了，这本书就送给你了。”林肯高兴极了，连声道谢。

我阅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后，从中感受到了古今中外的名人的勤奋好学。这本书说的是：司马光，李嘉诚，比尔。盖茨等等中，外名人勤奋好学的故事以及展现他们的才智的事例。

这个故事述说了陶行知六岁应该上学，陶家没钱给学费，但他聪明好学，因此被附近开馆子的秀才免费收为学生，受到了启蒙教育，九岁时被外婆送到吴尔宽的经馆伴读，这才正式入学，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十岁时，听说有一位品学兼优的王先生主持学馆，便去求学，王先生被他感动就让他免费伴读。崇一学堂校长见他聪明好学，又允许他免费入学，毕业时名列第一。后来陶行知成为一个教育家。

从这个故事中我想到我们现代的小学生，想到现代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小公主”，想到现在整天只想着玩，上网的学生，我们应该看看教育家陶行知小时候是多么勤奋，多么努力，他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向陶行知学习吗？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你难道不想成为吗？所以，我们应该像陶行知一样有这种精神，好好学习，奋发图强，无论你长大是不是个教育家，只要你努力奋斗，就会成功，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

德国施特凡·阿尔丁格从小性格倔强。高中毕业时他一心想考化工学院，而母亲坚持让他考文学系将来当个作家。争执不下，他一生气便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两天，口袋中的马克花光。第三天他饿得两眼冒金星。无奈站在卖“热狗”的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出炉的“热狗”，垂涎欲滴。卖“热狗”的大娘看透他的心思：“想吃热狗吧？给你两个……”

他接过“热狗”，变成狼吞虎咽的老饕餮。大娘从家里端来一杯饮料递给正在打嗝的阿尔丁格：“小伙子，喝杯饮料，我就住在摊后面的旦丁街１８号。是离家出走吧？”阿尔丁格点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和母亲吵架，我想学化学，她非叫我学文学不可，一赌气我就……”

大娘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两个热狗、一杯饮料，你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母亲给你十八九年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爱，你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却狠心地离开她！她会十分伤心的。”

阿尔丁格回到家中，投入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他万万没想到：母亲同意了他报考化工学院。

他大学毕业时，母亲患了肝硬化腹水。他查资料到处求医。医生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１６０万人患有肝脏疾病。对于你母亲这种严重肝病患者，生存的唯一可能就是采用器官移植。但这很困难，一则是很难找到捐献的、与患者有亲和力的器官；二则费用也过于昂贵。阿尔丁格跪求医生：“我给母亲移半个肝吧！求求您！”

“傻话！你母亲需要换整个肝脏，一命换一命有何价值？”

不久，母亲去世了。临终前握住儿子的手说：“我从医生那里得知，你和你父亲都恳求用你们的肝脏移植给我！我死而无怨！孩子，你能不能发明一种肝脏透析机，像肾脏做透析那样，滤出肝脏中的病毒。”阿尔丁格跪在母亲床下，挥泪发誓：“儿子一定完成您的重托！您放心吧！”

阿尔丁格为实现母亲的遗愿，考入罗斯托克市医疗设备研究所，刻苦钻研用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肝脏透析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３１岁时与物理学家瓦尔特·格里克同罗斯托克市的医学家合作研制成功“Ｍａｒｓ”（玛斯）分子吸附循环系统——肝脏透析机。

阿尔丁格从《罗斯托克报》看到一则惊人的《征肝启事》：萨比娜老人患严重肝病，有献肝脏者及掌握相关信息者请与旦丁街１８号联系。后面还有电话号码。

阿尔丁格立即想起１２年前讨热狗的往事，驱车前往萨比娜老人的家中。只见老人面色蜡黄，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叫醒她：“有人看您来了！”阿尔丁格走过去：“老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叫阿尔丁格，在我最困难时您老帮助过我！我可以给您献出半个肝脏！”老人坐起来：“谢谢！千万使不得！听女儿说有人发明了什么透析机，可以不换肝脏，你能找到这位先生吗？”“我就是发明透析机者之一，我已为您请好医生住院治疗！”老人又惊又喜：“你真是位有心人！天下的大好人！”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1955 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20116;个一工程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在英国洗一次车多少钱？Google会告诉你，均价5英镑左右。不过，如果你拥有的恰好是玛莎拉蒂、劳斯莱斯之类的顶级各车，或你惯于粪土金钱凡事都追求最奢华的享受，那么GurchamSahota提供的洗车服务绝对值得一试。

30岁的Gurcham Sahota看上去和英国其他洗车工人没什么不同，穿着一样的制服，摆弄着瓶瓶罐罐。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但Gurcham提供的全套洗车打蜡服务价格却是其他同行的上千倍——每次7200英镑！究其原因，绝非Gurcham天赋异禀，而是他提供的服务确实非同一般。洗车这种技术活儿到了Gurcham手里，愣是变成了一门艺术。

在从事洗车这一行之前，Gurcham是伯明翰大学的普通大学生，专业是和洗车风马牛不相及的会计。但他从小就酷爱洗车，不仅清洗自家的车，还免费帮邻居清洗。在他看来，洗车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大学毕业后，Gurcham放弃了别人眼中稳定而体面的会计工作，决心在洗车这一行干出点名堂来。而父母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同意把家里的车库免费借给他，供他改装成先进的高科技洗车房。这间洗车房不但配有清洗车底的专业修车坑道，地板和墙壁也使用了增加反光度的进口意大利材料——为了达到完美的洗车效果，Gurcham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5年前，Gurcham聪明地以免费推广的形式迎来了第一笔洗车生意。他央求家乡的阿斯顿马丁汽车经销商准许他试洗一辆DB9。效果好得惊人。经销商遂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客户，自此，Gur—cham声名鹊起。富人们驱车数百公里，只为一享他的洗车服务。

“这些人来找我，就是为了享受最好的服务。如果你拥有一辆价值50万英镑的名车，你也会愿意付出高价钱来保养。”Gurchram所谓的最好的服务包括一整套繁琐的流程。首先，他用专业去污剂擦掉车体上的所有顽固污渍，然后把高级羊毛布浸泡在中性洗涤剂中，反复轻轻擦拭车身。清洗车身的水温必须保证在摄氏40°～140°之间，具体温度由车身不同部位的要求而定。清洗车轮的蒸汽温度则恒定在摄氏150°。使用特制的吹风机烘干车身后，再进行打蜡，打磨两次，抛光三次，以确保车蜡厚度绝对均匀，最后将一种特制的黏土附着在车蜡上，使得整辆车的表面绝对光洁。上述程序会一连重复5遍。

执行这套繁琐的流程时。Gurcham借助许多工具。除了100多种清洗剂，他甚至配备了一台通常只有法医才会使用的高倍显微镜和巴西进口的顶级抛光蜡——高倍显微镜价值5000英镑，使用时需要连接电脑，用来找到肉眼看不见的污渍与刮痕，因为“一辆名车需要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巴西抛光蜡的价格更是高达每桶8000英镑，只为追求上蜡效果绝对“闪亮动人”。Gureharn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名车的主人找他保养车辆，并非为了驾驶。而是为了展示与炫耀。

Gurcham的经历无疑印证了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事实上。只要肯用心。勇于追求完美，即便是洗车工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一位愚蠢的国王，经常在那些外国使者和哲人面前胡言乱语，使周围的那些丞相和官员时常感到窘迫和难堪。他们为了摆脱这种窘态，把阿凡提请到王宫，请求他给国王当顾问。

“当顾问可以，可我有上个条件。”阿凡提听了国王对他的要求后说：“我要从您坐的垫褥底下秘密地穿一根线，一头系在您的脚上，一头摄在我的手里。如果您说的活没错，我就不动，假如说错了话我就拉一下线，请您就立刻停口。”

国王同意了阿凡提的条件，一天，从国外又来了三位使者，国王迫不急待地向他们提问：“贵国的猫、狗之类都很肥壮吗？”

阿凡提一听，赶紧把线拉了一下，国王立即住口不言语了。然后，阿凡提对使者们解释说：“我们国王的问话寓意深刻，他说的猫、狗肥壮是指贵国人民安居乐业、牛羊肥壮之意”

使者们一听，都信服了这位国王。可国王却对阿凡提喊道：“阿凡提，你是一个愚蠢的顾问，我说出了这么寓意深刻的话，你为什么还拉线呢？”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铁腕反腐”的先锋，他制重典，用酷刑，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使明朝初期出现了可喜的“洪武之治”局面。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惩治腐败，朱元璋竟然连驸马都杀了。

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饱受元朝官吏的盘剥敲诈，对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开始大举反腐。他制定出台了《明大诰》等律令，发明了“剥皮楦草”的酷刑，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吏治清朗达百余年。

之所以取得这样显着的反腐成就，与朱元璋“铁腕反腐”是分不开的。在整治吏治过程中，朱元璋始终坚持铁腕冷面，绝不手软，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他亲自下令斩杀驸马欧阳伦便是其反腐历程中最精彩的一笔。

朱元璋共有16个女儿，其中他最宠爱的便是聪明伶俐的安庆公主。因此，朱元璋在为爱女遴选驸马上费了很大心思。最终，朱元璋看中了欧阳伦。史书对欧阳伦的记述不多，只介绍他是进士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做主，将爱女安庆公主嫁给欧阳伦。欧阳伦做了皇家的驸马后，对公主温柔体贴，百般恩爱，所以深得公主的欢心，加之他官至驸马都尉，于是，便仗着皇亲国戚的权势和威望，生活开始腐化起来。他先是花巨资装修了驸马府，装得比皇宫还富丽阔气;接着又到处搜集奇珍异宝，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官员争相登门“献宝”。但是欧阳伦对钱财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暴富”之路，那就是走私茶叶。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就用中原地区产的茶叶去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因此茶叶便成了明帝国的战略物资。朱元璋颁布了《茶马法》，严禁走私茶叶。但在利益驱使下，欧阳伦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的特权，开始委派家奴周保，私下里动用官府车辆和征集民间车辆，大肆走私茶叶，“数遣私人贩茶出境”，从中牟取暴利。周保仗着主人的权势，骄横异常，指挥着庞大的走私茶叶车队擅闯关卡，不纳税、不下马，但凡有地方官员阻拦，非打即骂，其主子欧阳伦更是蛮横无理，甚至亲手暴打蓝田县河桥司巡检税吏。被打官员气愤不过，便将驸马走私茶叶之事告了“御状”。

朱元璋闻讯大发雷霆：“朕才行一法，乃首坏之!”——我刚刚颁布一部《茶马法》，你作为驸马就带头违犯，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朱元璋命人将欧阳伦捉拿问罪。马皇后和安庆公主母女俩一听朱元璋要斩杀女婿、驸马，急急忙忙跑进宫来，为女婿和驸马求情。

对于驸马欧阳伦的罪行，朱元璋已经全部审清，地方官员所奏情况全部属实，欧阳伦也对自己走私贩茶、违反国家法令一事供认不讳，所以朱元璋决定依法处死欧阳驸马。朱元璋深知处死驸马的后果——爱女安庆公主将成为孤苦伶仃的寡妇，他和马皇后也将失去爱婿，皇家的脸面也将丢失。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不杀驸马，何以服众;驸马不死，国祚怎安?于是，朱元璋毅然决然地处死了驸马欧阳伦及周保一干人等。此举令全国震惊!官吏们从朱元璋处死驸马一事中看到了皇帝反腐的决心，于是，全国震悚，腐化贪污之风骤然遏止。

朱元璋大义灭亲，不但巩固了明初的基业，也成为朱元璋依法治国、铁腕反腐的一则范例，流传后世。只是到明中后期贪腐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反腐最终还是需要制度和监督来彻底解

陆琇，字伯琳，代（今山西北部）人。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保陆馥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一个“巧言解父忧”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陆琇九岁那年，父亲陆馥很是为自己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精力不济，必须尽早在六个儿子当中选一人来继承家业。可大儿子忠厚有余，而智力不足；二儿子虽然精明，却不喜读书；三儿子体弱多病，不能为业；四儿子性情鲁莽，难以统揽全局；五儿子呆痴，更无指望。看来，只有六儿陆琇比较合适。可是，陆琇现在只有九岁，年龄实在太小，难以支撑大业。为此，他忧心忡忡，一连几日寝食不安。

父亲苦恼，做儿子的陆琇非常担心，遂问道：“父亲，我看您近日来愁容不散，必有心事。不妨说给儿子听听，我或许能为您分忧呢！”

陆馥见陆琇发问，长叹一声道：“唉，想你祖父有十二个儿子，我为长子，以才学继承了家业。如今，我已老矣，而你的几个哥哥都难撑大业。你勤奋好学，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你尚年幼，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陆琇听罢，不禁一笑，回答说：“父亲，继承家业不是比力气大小，您又何必为儿的年幼担心呢？”

陆馥听儿子如此一说，自感眼力不错，心中释然，于是放心地让陆琇接替了自己的爵位。

陆琇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他在继承爵位以后，越发勤奋读书，专心事业。由于政绩卓著，很受朝廷赏识。他在父亲死后袭封建安王，历任侍御长和光禄大夫，后又转任祠部尚书和司州大中正等重要职务。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名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他们同样有过多彩而快乐的童年，同样经历过痛苦和挫折的考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向着成功的目标前进。

大家都知道孔子吧！下面我来讲讲孔子的故事吧！孔子三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读书写字。有一天，母亲问孔子：“你能把我所有教的字，都背出来吗？”孔子说：“今天不行，明天再背。”晚上睡觉时，孔子虽然上了床，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问旁睡的哥哥：“明天娘要考了，你都会了吗？”哥哥说：“娘教的那些字都很简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孔子说：“我在你肚皮上写，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好吗？” “好”，哥哥回答。当孔子通过时，孔子才安心睡觉。第二天一早，母亲考他，孔子一下就通过了考核。母亲惊奇地说：“孩子你真聪明！将来一定会做个大官。”看到母亲那么高兴，孔子心理也喜滋滋的。

看了孔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孔子是一个自幼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也正因为严格要求自己，才有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称号。

名人，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勤劳、勇敢、顽强等各种优良品质。他们像一颗明珠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宋濂小时侯 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2008贺岁大片《叶问》云集了众多大牌明星，比如甄子丹、任达华、樊少皇，还有洪金宝担任武术指导。

都是豪情男儿，所以剧组人员到位的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喝酒。洪金宝前几年还活跃在银屏上，以其高超的武术造诣饮誉圈内。近年年岁渐长，慢慢退居幕后做起自己擅长的武术指导工作，为许多当红影星设计武打套路和动作，深得大伙敬重。他性情豪爽，又会逗乐，酒量又大，所以当晚的气氛极为火暴，连不胜酒力的任达华也放量豪饮起来。

喝到酣畅处，洪金宝提议猜拳助兴，大伙儿一致赞同。在划拳的过程中，洪金宝总觉得甄子丹动作看上去有些别扭，观察了一会儿才发现，原来甄子丹平日做事使用的一直是右手，今天用的却是左手，看上去自然很滑稽。洪金宝于是关切地问甄子丹这是怎么回事。

甄子丹告诉他，不久前拍片，自己的右臂不慎严重骨折，伤势虽已痊愈，但还是不能过分使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洪金宝便在心里盘算着能为甄子丹做些什么。

片刻之后，洪金宝向大家告辞，说自己有事要先走一步。大家都觉得意外——这不是爱热闹的洪金宝大哥的作风啊！

酒宴结束后，大伙回到住处，看到洪金宝房间的窗户还透着灯光，心里更是不解。

第二天，影片正式开机。刚到片场，洪金宝就递给甄子丹一个本子。甄子丹打开一看，是武术动作设计图。他很纳闷：前些日子洪大哥不是已经给了自己一个画有详细分解动作的本子吗？自己已经记得很熟了。难道是要添加新的漂亮招式吗？

仔细一琢磨新本子上的那些招式，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所有在右手发力的动作，全被洪金宝改到了左手！那可是几百个招式呀！而且还要考虑动作的连贯性！

看着洪金宝红肿的双眼，甄子丹才明白洪大哥一夜未睡全是为了自己的右臂！他的心头一下子涌上了一股暖流。

《叶问》大获成功。在新片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甄子丹片酬问题时，他动情地说：“这些年我拍的片子不少，报酬也不低，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这次拍摄《叶问》，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洪金宝大哥的最贴心的照顾，它是比片酬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