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曾国藩的故事(热门20篇)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甚至评价截然相反。褒者称之为“圣相”，贬者则斥之为“刽子手”。虽然如此，曾国藩在为官清廉和处世勘俭等方面，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并以勘俭二字严于律己。他虽位居高官。权倾一时，但生活却很简朴。居官期间。他身上的一衣一袜，都是夫人、儿媳妇或女儿亲手缝制的。他三十岁生日那天。家人帮他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他在家很少穿这件衣服，只有节庆之日或过新年时才穿，到他死时，这件衣服依然像新的一样。

在饮食方面，曾国藩也十分节俭。他曾说：“余为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

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据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曾国藩每餐只吃一道菜，除非有客人，决不增加菜。幕僚们见他如此节约，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是一道菜的意思)。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一次到扬州巡视，扬州的盐商看到总督大人驾到，不敢怠慢，就设宴款待。吃饭时。曾国藩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只捡自己面前的菜吃，其他人还以为总督大人嫌不够丰盛。谁知，退席后，曾国藩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

曾国藩不仅不爱钱，而且勤于政务。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中途很少休息。下属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亲自过目，亲手批改，很少要别人帮忙。曾国藩晚年右眼不幸失明，但他仍坚持工作，每日勘阅公文，写日记，从不问断，尤其是写日记，直至临死的前一天才停止。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在清理陈旧案件时.凡重大案件均亲自审理，半年结案四万一千余件，工作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坚守清廉，也同样要求儿女勤俭度日。他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虽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在京城和长沙，曾国藩见到不少官宦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他始终让自己的孩子住在乡下老家，并告诫他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牌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

对于儿女的婚事，曾国藩也不大操大办。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一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已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入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曾国藩最后一次犯病，突然倒在宅院竹林中。当家人将他背回屋里时，他巳口不能语，但手却指向桌案上的一卷纸。长子纪泽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早已写好的遗书‘谕纪泽纪鸿)。在曾国藩的示意下，纪泽含泪念道：“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其四条。一日慎独则心安;二日主敬则身强：三日求仁则人悦;四日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井传之于子子孙孙，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待纪泽念完，曾国藩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纪泽和纪鸿随即跪倒在父亲床前，发誓道：“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心中!”曾国藩这才满意地闭上了双眼。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长驱直入的故事

【解释】：长驱：不停顿地策马快跑；直入：一直往前。指长距离不停顿的快速行进。形容进军迅猛，不可阻挡。

【成语故事】：

“长驱直入”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表示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挺进，深入敌方心脏。

这个成语来源于曹操《劳徐晃令》，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也。

公元219年，曹操为夺取战略要地荆州，与刘备在这一带酣战。刘备的大将关羽用重兵围住了襄阳，曹操的堂弟曹仁固守襄阳毗邻的樊城，处境相当困难。

这年七月，曹操派虎威将军于禁率军增援曹仁。不久，樊城这一带连降大雨，汉水泛滥。关羽乘机引水去淹曹军，结果于禁全军覆没，被迫投降。

由于洪水冲进樊城，曹仁处境危急。一些部将劝他放弃樊城，乘船退走。但有人极力反对，说是水势不可能一直这样大，过些时日会退去，还是紧守为好。曹仁觉得有理，决定紧守樊城。

不久，曹操又派大将徐晃率军去樊城解围。徐晃老谋善算，暂不将部队直接开到樊城，而在稍远之处驻扎下来，然后派人用暗箭把信射入樊城，与曹仁取得联系。正好曹操还在组织其它兵马增援，得知徐晃的行动非常赞同，要他等待各路兵马到齐，一并开向樊城。

当时，刘备一部分军队驻在离樊城不太远的偃城。徐晃带领一些军队来到偃城郊外，故意挖掘陷坑，似乎要截断偃城军队的退路。驻军中计，匆匆撤离偃城。于是徐晃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座城池。

这时，曹操组织的十二路兵马已经赶到。于是徐晃和这些兵马会合起来，打算和曹仁内外夹击关羽。

关羽在围头和四冢两处地方驻有军队。徐晃表面上装出要进攻围头的样子，实际上亲率大军进攻四冢。等关羽发现徐晃主攻的方向时，为时已晚。匆匆赶到四冢的五千兵马很快被徐晃击败。接着徐晃率领部下，一直冲进了关羽对曹仁的包围圈中。关羽的将士不敌败走，襄阳，樊城终于解围。

徐晃的捷报传到曹操那里，曹操立即写了慰劳令，派人送到前方。令中写道：“我用兵三十多年，所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你那样长距离不停顿地策马快跑，一直往前，冲入敌人的包围圈中。”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历史见证了这一刻，世界见证了这一刻！北京时间2月18日，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决赛中成功卫冕之后，在全世界无数观众面前，她激动地跪在冰面上，冲着自己的教练磕了两个头。

不知内情的人也许会这样想，王濛的这一跪，只是其夺金后狂喜激动的宣泄，而了解内幕的人此时一定明白，王濛的这一跪，是她从一个“刺头青”走向成熟后对自己教练的深深感恩。

用王濛自己的话说：“这两个头，一是感谢教练的知遇之恩，是她让我知道500米短道速滑到底该怎么滑；二是感谢领导、队友和医务人员等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她提到的教练，就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李琰，也是在3年前被王濛“炮轰”的李琰。

2006年，在都灵冬奥会上，年仅20岁的王以44秒345轻松夺得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冠军，为中国代表团赢得都灵冬奥会首枚金牌，打破了中国代表团在都灵的“金牌荒”，王也因此成为国家队最大牌的队员。2007年，李琰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教练不久，就遇上了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召开。当中国女子队在1500米比赛失利后，王把失利的原因归咎于李琰的执教理念，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这是什么战术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在国家队了，我会主动申请回到黑龙江队。”当时，王并未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一时间舆论哗然，王和主教练李琰之间的矛盾，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把狂妄、自大、“刺头青”等词语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年轻的王。

虽然王濛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队里写了检查公开向李琰教练道歉，最终还是被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下放”回到了黑龙江队。

在被“下放”的那段时间，王濛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后来回忆说：“从都灵冬奥会所谓的‘一夜成名’到‘亚冬会风波’，我承载了太多人的厚望。我没有被挫折击倒爬不起来，我一直咬紧牙关在努力努力，不停地向前冲冲冲，因为我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在学校无忧无虑求学、和朋友打闹，但我明白，从自己穿上冰刀，站在起跑线，为短道速滑而生的那天起，这些都不再属于我。”

当王再度回到国家队时，李琰并未计较前嫌，而是大度宽容地接纳了她，并力主王担任了国家队的队长。犹如凤凰涅的王，在李琰的训练下成绩突飞猛进，担负起了“领军人物”这个角色，和李琰相处得像母子一般。王感触颇深地说：“以前确实是我错了，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深切体会到了李教练一颗慈母般的心。在她的教诲下，我已完全改变了自己。以前，我在比赛时只管我自己，自己赛好就行了，现在看到队友们赛得好，我打心眼里高兴。”

在此后3年的所有赛事中，王濛参加的500米比赛几乎没有让冠军旁落，她甚至成了这个项目世界上能滑进43秒的唯一一人。但她已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大牌”作派，相反，成绩越好，对教练李琰就越尊敬。李琰曾私下说：“王濛越来越成熟和沉稳了，她已具备了大将风度。”

当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500米金牌，从而使她成为中国队首个在冬奥会上卫冕成功的选手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3年来朝夕相处的教练李琰，在滑过终点线后的第一时间，她便冲到了教练席，对着自己的恩师李琰双膝跪地磕了两个头，随后一跃而起，紧紧抱住了李琰。

此时的李琰，也忘情地和自己的爱徒紧紧相拥，喜极而泣地开玩笑道：“真是个俏皮的孩子，回去之后就该朝我要红包了，这不是过年了嘛！”

王濛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最传统最感恩的方式感谢主教练对我的宽容，更感谢教练带给我这么好的成绩，让人看到王濛滑得真不错。我虽然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沉稳了，但我认为，人在越接近自己目标的时候，就越容易发生问题，所以，就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克洛克的家境并不富裕，下课的时候在一家快餐店打工。起初老板安排他专门擦桌子，他毫无干劲儿，当天就溜回了家。

克洛克向父亲诉苦：我的理想是做老板，不是擦桌子。父亲没有反驳他，而是叫他先把自家的餐桌擦干净。克洛克拿来毛巾，在桌子上随意擦了一遍，然后看着父亲，等他验收。父亲拿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在桌面上轻轻擦拭了一下，洁白的毛巾立即脏了，分外刺眼。父亲指着桌子说：孩子，擦桌子是很简单的活儿。可是你连桌子都擦不干净，还能做好什么，凭什么做老板？克洛克羞愧难当。

克洛克回到了快餐店，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次擦桌子都要准备5条毛巾，依次擦s遍，而且每次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擦，为的是不让毛巾重复污染桌面。

最终，克洛克得到老板赏识留了下来，并接管了那家快餐店，做了老板。10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麦当劳。

有人向克洛克讨教成功秘诀，他总是自豪地说：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教会了我怎样才能把桌子擦得最干净。

江泽民在百忙中看望老师

江泽民同志只管工作很忙，但一直惦念着曾教导过自己的老师。1990年9月13日上午，江泽民同志乘车到当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去看望老师，牢牢握住严格教授的手说：“严老师您好!”并讯问了教师们的身材状态、工作和生活情况。学校的钟教授住院期间，他屡次到病院看望。1995年，当江泽民同志得悉老师沈教授逝世的新闻，心情非常悲哀，立即请沈传授的妹妹传达他对老师支属的亲热慰劳。江泽民同道访美时，在百忙中，带着可贵礼物，亲自登门去看望拜会他的老师顾教学及师母。

足见，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方法，在于专门研究一类学问，这类的学问能研究透，其他的各门各类学问自然可以触类旁通。但急于想对一门学问领会，也是不能算研究深透，因为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思维的沉淀。“为学之道”即做学问，要深入探求其中的规律，然后考核所知，做出文章来。人要是想进步，最好的办法便是记日记，日记可以记录自己每天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如内心的欲望，内心的深思反省皆可以记录。

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剖析，曾国藩立下了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

这十二条，为曾国藩的一生成就，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乃至于官居一品，位居宰辅，每日一炷香的静坐，每日的日记都不能停止。到老来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头晕目眩，手脚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

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的小城，8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辞世，母亲用坚强和隐忍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平时给人印象总是不苟言笑的白岩松，小时候却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被妈妈打。白岩松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非常差。一次，白岩松的考试成绩在全班倒数第二，他一生气，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吃苦耐劳、敢于迎接挑战的坚强性格。渐渐地，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高三那一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然后，白岩松一天看每科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持之以恒，白岩松终于考上大学。

现在回想这些，白岩松感慨地说：“青春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你可以犯无数的错误，因为你有改正错误的时间，但是当中年这杯下午茶端在你手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赶紧做正确事，因为错了就没有改正的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个歇后语吧，可你们知道吕洞宾的故事吗？

相传吕洞宾是山西人，为人善良，刚正不阿。八仙之中，吕洞宾名声最响。因为他行踪不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上到达官贵人，下到乞丐娼妓，都有受过他点化的。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飞升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

北宋时，有一年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疟疾流行，有位卖菜的老婆婆，子孙都染上了疟疾。一天，有位道人过来，老婆婆招呼他喝茶，礼数周到，并叹息说：家中子孙都病，先生能否施治呢？道士说：明天早晨等我来。第二天清晨老婆婆便等在那里，道士给他一个纱袋，包着一丸药，说：发病时让他拿着这药，病自然会好。一丸可以治疗百人，超过一百人，便没有效验了。老婆婆照他的话做，子孙病好之后，又拿来治疗邻居，共治好百人之多。超过百人，药便没有效验。老婆婆将纱袋拆开，里边没有药，只有张纸条，写着吕洞宾三个字。

湖北鄂城某镇有一位贫穷的妇女，向来患有风瘫症，每天爬着来到桥上乞讨。一天，遇见一位道士经过，问起她来，贫妇回说：丈夫死了，还有位八十岁的婆婆，每天来这儿讨些钱米供养婆婆。道人听后，便将棕拂尘一头递过去，说：拉着拂尘起身试试看。妇人牵着拂尘，果然站了起来。又说：你且试着跟我走。妇人跟着走了几步，瘫病竟全部消失，恢复了行走能力，忙拜谢说：先生住在哪里？我们可以登门道谢。道士说：我住在某人家的楼上。妇人回到家，婆婆十分惊异。问起缘故，知道遇上好人。第二天，找到那家人楼上，并没有道士，一抬头，见到吕洞宾画像，与昨天碰到的道人一模一样，才知是吕洞宾救治。

吕洞宾类似的故事极多。说法不一，但不论什么版本，都说吕洞宾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神仙。这就是我们山西的名人——吕洞宾。

张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今山西芮城）人。他是州郡功曹主簿张延俊的儿子。

张元的父亲张延俊很有学问，且为人忠厚，以助人为乐闻名乡里。张元在四五岁的时候便知道孝顺父母，尊敬哥哥姐姐；在外边，对大人说话彬彬有礼，对小伙伴知道忍让。为此，家中上下，四邻乡亲，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的母亲病了，父亲因公务在身，不能守在家中照顾，哥哥和姐姐们便轮班侍奉。他见了，对他们说：“父亲不在家，外事靠哥哥，家务靠姐姐，只有我最小，办不了什么大事，侍奉母亲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哥哥和姐姐听了，心中发酸，便对弟弟说：“你如此懂事，我们就很满足了；就是再累些，心里也高兴。你年龄还小，对于母亲，还是我们侍奉吧。”

张元硬是坚持自己侍奉母亲，哥哥和姐姐犟不过他，也只好同意了。

张元侍奉母亲十分精心。凡是让母亲喝的汤药，他坚持亲自煎熬；凡是让母亲吃的饭菜，他都要坚持自己先尝。晚上，哥哥和姐姐要替他，他也不肯。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连着几天衣不解带，也很劳累。有一次，他不知不觉就趴在母亲的床边上睡着了，哥哥和姐姐悄悄地把他抱到床上去睡。可是，当他醒来发现后，便很自责，怪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的父亲办完公事回家后，听到了这件事，也很心疼儿子，禁不住流下泪来。

他七岁那年“拾李归原主”的故事，更被人广为传诵。

紧靠张元家后面，邻家有两棵高大茂盛的李树，枝条伸到墙外，每到夏天，上面总挂满了果实。张元每天与小伙伴们去上学，都要从这里经过。望着馋人的黄色李子，有的小伙伴便拣起石头砖块投打，希望能打下几个李子来尝尝。张元知道是别人家的李树，不该如此，总是劝阻。

有一天，张元和他的小伙伴下学回来，又路过这里，见到地上有许多风吹落的黄李。其他小伙伴见了，好不高兴，一拥而上，边拣边吃。小张元也一起拣拾，而且动作飞快，却一个不吃，只是兜在衣襟里。地上的李子拾完，别的孩子都把拾得的李子拿回家去，他却去到邻家，把李子全部还给了主人。主人很受感动，执意要送给他一些拿回家中去吃，他却说：“因为你是李树的主人，我应该还给你。把你自己的东西还给你，是不用谢的。”说完，便一溜烟跑回家。

张元长大后，厌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拒不做官，崇信佛教，广做善事。他死后，以博士杨轨为首的二百余人，上书朝廷，表其德尚。朝廷应众所请，下诏表其门闾。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琼瑶， 1938年生， 原名陈喆，笔名凤凰、心如，是湖南省衡阳人，后为台湾着名女作家，作品深受大陆读者喜爱。

琼瑶的父母对儿女管教很严格。她除了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书识字以外，还兼顾照看弟弟、做家务等工作。妈妈一有时间就给她讲故事，讲嫦娥、讲七仙女下凡到人间洗澡的传说， 教她背唐诗。李白的诗是她最喜爱的， 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等。

８岁时， 她进了上海市第１６ 区国民小学读书。由於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语文有着特殊天赋的琼瑶，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能一字不漏地通读整本国文课文，使教师大为惊讶。

同学们也纷纷向她投去赞佩的目光。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个出众的学生，老师课外总要给她增加学习任务，对她要求得格外严格。而琼瑶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作业， 成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有个墙报栏。有一天经过报栏时，她看到了一个题目叫《小狍的自述》的作文， 文章中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流畅感人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她。回家后， 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遏制不住的写作欲望撞击着她的心扉。年仅８岁的她， 急切地铺开作文簿， 一气呵成写完了一篇充满纯真感情的作文《我的母亲》。从此以后， 她坚持练习写作。９ 岁的时候， 她在上海《大公报》副刊儿童版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这是她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１６ 岁时， 她又以她母亲的字“心如”为笔名， 写成小说《云影》， 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晨光》杂志上刊登。

从此以后， 琼瑶一发而不可收拾。强烈的创作兴趣使她又写成了《窗外》、《匆匆、太匆匆》、《穿紫衣的女人》等４０ 多部小说， 成为世界多产作家之一。她的原着已有４９ 部被改编成电影。

历史典故不仅告诉我们很多道理,还可以拓展我们的历史知识，很多成语就是从历史典故延伸出来的，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历史典故成语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声名狼藉

秦始皇在世时，十分信任大将蒙恬、蒙毅兄弟。朝中有一个大臣，名叫赵高，此人身体强壮，并对法律很有研究。秦始皇提拔他为中车府令，并命他当自己的小儿子胡亥的老师。

有一次，赵高因为受贿舞弊，犯了大罪，刚好蒙毅受理这个案件，蒙毅对赵高一向有不好的看法，就按照法律判处赵高死刑。可是，秦始皇却念赵高是个人才，并且教子有功，就赦免了他的罪，还为他恢复了官职。

赵高因此对蒙毅及其兄蒙恬大将军恨之入骨。后来秦始皇出宫巡游，在途中染疾病死。此时本应由公子扶苏即位，可赵高却乘机串通丞相李斯，立胡亥为秦二世，并用阴谋手段将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害死。

赵高掌握了朝廷大权后，对胡亥说：“先帝在世时本打算立你为太子，蒙毅不赞成。于是立了扶苏，我看定得除掉此人，否则会有后患。”胡亥听了，就把蒙毅抓起来，逼蒙毅自杀。

蒙毅知道自己逃不过劫难，便大骂了赵高一通，说道：“从前秦穆公杀了三位良臣殉葬，秦昭襄王杀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这四个国君都因杀了良臣，他们的名声在诸侯各国间非常坏。希望皇上要引以为戒，不要受奸臣的蒙蔽。”

说完，蒙毅自杀而亡。

画地为牢

相传在很久之前的社会里，人们都很自律，道德高尚，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就在地上画个圈把他限制住以示惩罚，即使这样，哪怕他身边空无一人，他也决不会提前走出圈子半步．相传上古时刑律宽缓，在地上画圈，令罪人立圈中以示惩罚， 如后代的牢狱。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於鲜也。”

《武王伐纣平话》卷中：“扞姬昌呴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

《封神演义》第二三回：“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当抵命。’随即就在南门画地为牢，竖木为吏，将武吉禁于此间。”后比喻将行动限定在某种范围内，不得逾越。

拨云见日

由于杀了无赖牛二，杨志被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大名府留守梁中书很欣赏杨志，有心要抬举他，恐众人不服，下令在教场中演武，给杨志机会。杨志高兴的说：“小人武举出身，曾做过殿司制使。这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

杨志果然武艺高强，在教场打败了副牌军周谨，又和正牌军索超打得难解难分，看得众人喝彩，梁中书就将他们两个都提拔做了管军提辖使。

“拨云见日”比喻冲破黑暗见到光明。也比喻疑团消除，心里顿时明白。

（出自《水浒传》第十一、十二回）

厉兵秣马的故事

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杞子从郑国派人来告诉秦穆公说：“郑国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派军队来，保管成功。”大臣蹇叔对秦穆公说：“调动大军偷袭这么远的国家，我们赶得精疲力乏，对方早就有了准备，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而且行军路线上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穆公不听，派大军东行。

秦军到了郑国的边境滑地，遇到郑国人弦高赶着十二头牛要到周朝集市去卖。弦高赶快让人回国报信，自己将牛献给秦军作犒劳，说：“我们大王听说你们要从这里路过，派我来犒劳你们，请不要嫌弃礼物轻薄。”

郑穆公得到弦高的消息，派人去查看，见杞子一伙正在整顿盔甲、磨兵器、喂马，便对他们说：“你们留在我们郑国时间也长了，我们国小物乏，听说你们就要离开，就请便吧！”杞子就逃了。秦军只好退了。

“厉兵秣马”形容准备战斗。

出自《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

望洋兴叹的成语故事

在古代，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灌溉着两岸的土地，孕育了中华文明，因此黄河被称为神河。

有一年，秋雨使所有的河流暴涨，百川都汇进了黄河，黄河变得更加汹涌而宽阔，两岸与河中沙洲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清。于是黄河河神洋洋自得，认为自己就是天下最大的了。他顺流而下，一直来到北海。他向东望去，却看不到北海的边际。于是河神收起了得意洋洋的表情，望着汪洋大海对北海海神感叹道：“原先我自高自大，以为谁都比不上自己，今天我看到你这样广大，无边无际，今天我要不来这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无知。”

北海海神说：“我在天地间也只是大山里的一个小石头，四海在天地间也就是粮仓中的一粒米，我又有什么广大的呢？”

“望洋兴叹”比喻因为自己力量太小而感到无可奈何。

（出自《庄子秋水》）

出人头地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被人们合称为“三苏”，而且都一起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轼小时候，天资聪颖，由于书读得多，字也认得多，再加上文章写得好，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不免有些飘飘然。

有一天，便在自己书房门上手书一联，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联文是：读尽人间书，识遍天下字。对联贴出之后，有一位老者专程来到苏家，向苏轼“求教”，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书上全是写着周朝时史籀创制的字。苏轼开始满不在乎，非常得意，可是接过书一看，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这对骄傲自满的苏轼是当头一棒，他顿时面红耳赤，只好向老者道歉。老者也没说什么，便含笑而去。苏轼这时才感到自己太骄傲了，于是将书房门前对联的上下联前各添了两个字，使思想境界为之升华，一幅具有远大抱负的对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立志读尽天下书，发愤识遍天下字。”

此后，苏轼发奋读书。二十岁的时候，已学得博古通今，便和弟弟苏辙一起参加了京城的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时文坛崇尚诡怪奇涩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刑赏忠厚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文章是谁写的。他想了想，觉得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除了他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就把苏轼的卷子判为第二。等到发榜公布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

欧阳修得知《刑赏忠厚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写的，而是初出茅庐的苏轼所写，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篇篇才学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成语“出人头地”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等以后他们看到了苏轼的文章以后才信服。

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史·苏轼传》

四面楚歌

公元前２０３年１２月，韩信把兵马屯在垓（ｇāｉ，今安徽灵璧东南）下，布置了十面埋伏，要把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把他围困起来。韩信故意拿话去激霸王，让他气得鼻孔喷火，头顶冒烟才好。他编了四句话，叫士兵冲着楚营叫喊：“人心都背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

霸王率领十万大军一直冲到垓下，没碰着韩信，一看四面全是汉兵，楚军进入了重围。霸王带领人马只管向前冲，谁也抵挡不住。他见了韩信，更不肯放过。韩信一边作战，一边后退。霸王追赶了好几里地，杀散一批，又来了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四面八方全是韩信“十面埋伏”的人。霸王转过身来，跑回垓下大营去了。

夜里，项羽听到周围汉营里的士兵唱的净是楚人的歌。“四面楚歌”的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

霸王吃惊不小，他说：“难道楚军都投降刘邦了，为什么汉营中的楚人这么多呢?”说着他就在营帐里喝起闷酒来。他留恋他宠爱的美人虞姬，她常常侍候在身边；还有那匹骑了五年的乌骓马。想到这儿，霸王再也忍不住了，他悲壮愤慨地唱起自己作的诗歌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起一座山，气魄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走。马儿不跑怎么办，虞姬呀虞姬，你可怎么办。

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跟着一块儿唱。他唱得流下几行眼泪，伺候他的人全都哭了，不忍心抬头看他。

霸王跨上乌骓，带着八百子弟兵，猛虎似的冲出去，突出重围，往南跑。他打算渡过淮河再往东去。霸王和八百子弟兵沿路杀散了汉兵。韩信、英布、周勃、樊哙他们分头追赶。霸王拍着乌骓，飞一样地直跑。等霸王渡过淮河，到了南岸，又跑了一程，就迷了道儿，不知道哪一条道儿可以通到彭城（今江苏徐州）。

项羽就向一个庄稼人问路。那个庄稼人不愿帮他，就说：“往左边儿走。”霸王跟一百多个子弟兵就往左跑下去，跑了一阵，连道儿也没了，前边只是一片水洼地。他们的马陷在泥泞里，连蹄子都不好拔出来。霸王这才知道受了骗，走错了道，赶紧拉转缰绳，再回到三岔路口，汉兵可已经追到了。

霸王往东南跑，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点了点人数，一共才二十八个骑兵，追上来的人马有好几千。霸王觉得没法脱身了，就带着二十八人上了山岗，对他们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八年了，亲身作战七十多次，战无不胜，成了天下霸王。今天在这儿被围，这是天数，不是我不会打仗。”

他把二十八个士兵分成四队，说：“我先杀他们一个大将。你们跑下去到东山下会齐。”他大喊一声，向一个汉将直冲过去，杀了一个汉将。

霸王到了东山下，那四队二十八个子弟兵全都到了。汉兵赶来，又展开血战。霸王专挑汉兵多的地方冲杀。他左刺右劈，又杀了汉军的一个都尉和不少士兵。汉军将士不敢逼近楚兵，远远地嚷着躲着。霸王点了点自己的人数，仅仅少了两个。

霸王杀退了汉兵，带着二十六个子弟兵一直往南，跑到了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荡着一只小船等在那儿。他知道来的是霸王，就催他马上渡河。他说：“江东虽小，可也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还可以在那边做王。这儿只有我这只船，请大王赶快渡过河去。”

霸王笑着对亭长说：“当初我跟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过江来打天下，到今天他们全完了，我哪儿能一个人回去呢?就说江东父兄同情我，立我为王，我哪儿有脸见他们呐?”他接着又说：“这匹乌骓马，我最喜爱，曾经一天跑过一千里地。我舍不得把它杀了。我知道您是个忠厚长者，我很感激您一片好意，这匹马送给您。”

他和二十六个子弟都拿着短刀步行，跟汉兵交战。他们杀了许多汉兵，自己也一个一个地倒下。末了只剩下霸王一个人。他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了。

折冲樽俎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韩信经萧何举荐被刘邦任为大将军，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劳，汉朝建立后被封为楚王。晚年的刘邦最怕在自己百年之后，政权旁落他人，为了刘姓政权的长治久安，必须铲除隐患。他认为在诸位将领中，功劳最大、才能最强、威望最高的功臣，就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韩信首当其冲。可是，除掉韩信谈何容易！刘邦明白就是自己出马也未必能取胜，其他诸将更不是韩信的对手。

刘邦先是用计生擒了韩信。此时的韩信才明白过来，感叹地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将韩信押回京城后，念其功高且又无罪证，又赦免了韩信，改封淮阴侯。

削去了王位的韩信，心想自己为兴建汉室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个如此下场，既然你刘邦无情，休怪我韩信无义。韩信私下与被任命为赵国相的陈稀相约，陈稀在北方举事，韩信在长安响应。

公元前215年（汉高祖十年），陈稀果然举兵反叛。刘邦亲自带兵平叛，长安空虚。韩信准备在长安举事，不幸走漏了消息，有人向吕后告发韩信准备谋反。吕后想把韩信召进宫来，又怕他不肯就范，就同萧何商议。最后，由萧何出面，假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已败，陈稀已死，邀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哪里想到极力举荐自己而且一向过从甚密的萧何会是杀害自己的主谋。结果韩信刚入宫门，就被事先埋伏好的武士一拥而上，捆绑起来。吕后将这一代名将带至长乐宫钟室，残忍地杀害了。

民间因此有“成也萧何（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谋）”的说法。后来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来比喻事情的成败、好坏都由一个人造成。不过韩信等一类将领，自以为立有战功，应当割地称王，但从人民要求统一的观点看来，不消灭这些割据者，即使希望战祸暂停也是不可能的。萧何协助刘邦臣，削除异己，客观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这是汉高祖刘邦政治上的大成功，也是萧何辅佐刘邦做出的杰出贡献。

韩信的成功是由于萧何的大力推荐，韩信的败亡，也是萧何出的计谋。所以民间就由这个故事概括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句俚语。宋人洪迈的《容斋续笔》记录下这句话，并简单探讨了它的成因。

惊艳无比的美国好莱坞影星海迪·拉马尔在晚年的时候，心情一直不够舒畅，她为自己过去的美丽而耿耿于怀。

她对《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说：“如果我不美丽，也许现在会有更多的人记着我。”

海迪·拉马尔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人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同时她又是一位在电子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发明家。

她曾和一位钢琴家合作发明了“秘密通讯系统”，可以应用于军事，防止信息失密，甚至系统还可以干扰入侵国家的导弹。这项发明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兴趣，认为这是极具有应用性的。但是，由于系统体积庞大，美国军方不得不舍弃。

20年后，晶体管问世了，拉马尔试着把机器中的电子管改成晶体管，系统的体积缩小了。这套系统被军方采用，首先用到了军舰上。为此，她获得了美国电子科学基金会授予她的荣誉奖章，成为美国“光谱扩展”学科中坚研究人员。

但是，她的这一巨大的成绩却被美丽所掩盖。她所到之处，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位科学家，在人们眼里，她只是一位美丽的影星。即使在气氛严肃的研究院里，许多男子也为她的美丽而想入非非。

现在，许多科学家回顾“光谱扩展”技术，都认为拉马尔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可惜的是，人们都没有把“光谱扩展”和美丽的拉马尔联系起来。

拉马尔说：“美丽是不长久的，它只会误人。”这样的感悟在眼球经济时代，似乎是多么的经不起推敲。但拉马尔说：“总有一天，那些美丽女子会有和我一样的感悟。”

《生命的价值》

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着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里却高举起一张20美元的钞票。应对会议室里的200个人，他问：“谁要这20美元？”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之后说：“我打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允许我做一件事。”说着，他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谁还要？”仍有人举起手来。他又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碾它。而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此刻谁还要？”还是有人举起手。“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好处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你们还是想要它，正因它并没有贬值，它依旧值20美元。”

哲理：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甚至被碾得粉身碎骨。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生命的价值不因我们身份的高低而改变，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而是取决于我们自身！永远不好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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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妈妈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妈妈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在读书方面，钱惟演确实是一个奇人。在洛阳为官时，钱惟演曾经告诉欧阳修等属官：“平生最爱读书。坐的时候经史，卧的时候读小说，上厕所的时候看小词，手中一刻也没有放下书卷呢。”钱惟演的话说的很好，读书不仅仅要勤奋，对待不同门类的书还需要不同的态度。经史乃是先贤所言，是经过治世的大道，只有端坐才能静心阅读，才能体现对先贤的尊敬。小说诗词则可以随意一些，躺着读也可以，上厕所读也可以。一个人若仅仅为了工作，为了升职加薪而读书，未免乏味，失去了读书的乐趣。

欧阳修很欣赏钱惟演的读书观，多年之后，欧阳修也成了文章大家，文坛领袖。当人们问起欧阳修成功的秘诀，欧阳修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大都在‘三上’。所谓马上、枕上、车上啊。”白天要上班，要处理公务，自然没有时间考虑写文章写诗词，只有利用一点点滴的时间。宋代入朝多骑马，于是马上构思。睡觉前回顾下一天所得，也可以构思。上厕所时反正也不能处理公务，写诗作文，正是充分利用。可以说，欧阳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堪称北宋最勤奋的读书人。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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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一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妈妈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妈妈种田过日子。妈妈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妈妈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妈妈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大舅看见。大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大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大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大舅竭力劝说牛顿的妈妈，让牛顿弃商就学。在大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3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

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因此，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怀素，我国唐代伟大的书法家，尤以草书著名。怀素，原名钱藏真，出生于公元726年，长沙人。后来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他的法名。

据史料记载，怀素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位学者，精于儒术，喜欢书、画。怀素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学习上对他要求严格，每天要他读四篇经文，写一篇文章，练三篇书法。他对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都能提前完成，尤对练字感兴趣。父亲规定他每天写三篇，他竟写七八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但不知是何原因，在课外阅读中，他对佛经产生了很大兴趣，一读起来就彻夜不眠。到七八岁的时候，他便常去附近寺院听和尚讲经。寺内禅师见他眉目清秀，性格稳重，似与佛家有缘，便叫到跟前询问，方知他自幼喜读佛经，很是高兴。于是，这禅师到小藏真家中游说，小藏真的父亲动了心，便同意小藏真入了佛门。这年，小藏真年仅九岁。

小藏真出家后，法名为怀素。他在学习佛经方面更是刻苦，受到禅师的称赞。禅师也是个书法爱好者。每当禅师练字的时候，他便站立一旁观看，还不时称赞禅师哪个字写得好，写绝了。禅师发现，小怀素指出的几个写得好的字，正是禅师反复练习的字，这表明他是个行家。于是，禅师便让怀素也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怀素没有拒绝，提笔便写了起来。禅师一看，不由得大为惊奇，感到怀素年龄虽小，字却写得很有功底，而且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便支持怀素练字，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有关资料拿给他看。

怀素出家后，既能研读佛经，又能学习书法，真是如鱼得水，十分高兴。当时，禅师为了支持他练习书法，便给了他一些纸张，但两三天就被他写完了。他自己没钱去买，又不好意思向禅师要，于是便找来一块木板，刨光，在上面擦了写，写了擦，结果时间一长连木板也磨透了。

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他去寺外游玩，见到一棵大芭蕉树，叶子又宽又大，便折下一片练字，发现效果不错，便在院子里栽了多棵，随用随折。过了一些时间，他发现芭蕉叶干了也不会折断，像纸一样更好用，就把芭蕉叶折下一些晒干存放起来，不仅四季能用，而且外出时也可带着。他把用过的废芭蕉叶、废笔，都扔在了院内的一个墙脚下。时间一久，光用过的废毛笔就积了一大堆，他在上面盖上土，埋起来，就像个小坟堆一样。后来被禅师发现了，不知道里面埋的是什么，待扒开一看，竟都是怀素用过的废毛笔。禅师心里很受感动，又让人依旧用土埋好，并为其取名叫“笔冢”。

一天，当时的大诗人、大书法家贺知章路过此地，听说有个叫怀素的小和尚很有才华，练字入了迷，也有很大成绩，便想去看望他。禅师听说后，赶紧迎出庙门。

贺知章看了怀素写的字后，激动地说：“这孩子年龄这么小，字写得就这么好，真是难得啊！”

随后，禅师又领他来到怀素埋废笔的地方，挖开让他看了看。贺知章望着“笔冢”，想了又想，尔后又亲自将它重新埋好，更加感慨地当着怀素的面对禅师说：“真是太难为他了。‘笔冢’这个名字起得好。小怀素若能继续苦练下去，我相信一定会超过前人的！”

从此，“笔冢”也就随着怀素的名字被传开了。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