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元二使安西写作背景和作者简介优秀20篇

《破窑赋》是北宋大臣吕蒙正的作品。相传此赋是作者为了劝诫太子而创作的。作者以自己从贫苦到富贵的经历，并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起伏命运，来说明一种自然循环的人生思想。

吕蒙正(944或946—1011)，北宋大臣。字圣功，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公元977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状元。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再著作郎，入值史馆。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拜左补阙，知制诰。后任参知政事。公元988年(端拱元年)，拜为宰相。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关系极为融洽。公元991年(淳化二年)，贬为吏部尚书。两年后复以本官入相。公元995年(至道元年)，再度罢相。真宗即位，任命吕蒙正为左仆射。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第三次登上相位。后封莱国公，授太子太师。不久，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卒谥文穆，赠中书令。

创作背景

吕蒙正出身贫寒，深刻体会穷人的苦难，所以读书勤奋、工作勤奋、爱民勤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寇准一起在破窑读书，体会了人间冷暖，后来，做了宰相，更体会到人心的宠辱。所以他写了一段《破窑赋》。

《破窑赋》系吕蒙正之《劝世章》，又称《寒窑赋》。由于受传统观影响太深，有人认为吕蒙正的思想过于保守消极，因此吕蒙正的许多文章典籍都已失落，而在《吕文穆公传》中这首破窑赋被看作是吕蒙正的经典之作。相传当初是为教化太子而作此文的。吕蒙正曾三次入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当时太子(后来的宋真宗)青春年少，目中无人，没有哪个太师敢当面教训太子。吕蒙正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告诫太子。于是写了这篇《破窑赋》。这篇文章，虽然内容短小，但是却包含了无穷智慧，聪明的太子一下子就懂得其中的道理。据说太子读过此文后，一改常态，常虚心向他人请教。

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大资产阶级当权，对人民巧取豪夺，政府中贪污风行，社会上道德沦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惟利是图的道德观念影响到整个社会，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成为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同样盛行。由于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极不稳定，他们总想摆脱这种处境，跻身于上流行列。但是，只有少数人获得成功，而大多数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入更悲惨的遭遇。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一个富商家庭,其父希望他攻读商科以继承父业。但是徐志摩在美国与英国求学期间，却对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和1928年，徐志摩两次去欧洲漫游，曾再度到了英国、法国等地。故地重游，使徐志摩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康桥，即英国剑桥大学的所在地剑桥，是徐志摩“最心爱的”地方。他专门为剑桥写过三篇诗文。早期的诗《康桥，再会罢》，是作者热恋时的留别之作。1925年游欧发表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是阔别后深情地回忆。《再别康桥》则是诗人1928年英国讲学归来后第三次对剑桥倾诉衷肠。

1928年，胡适、徐志摩、张君励等人组织发起的“新月社”所主办的《新月》杂志创刊，由徐志摩任主编。该杂志主张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进行“纯”文学的创作，曾受到鲁迅等人的批评。1931年8月，徐志摩的第三本诗集《猛虎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其中有《再别康桥》、《秋虫》等41首诗。在该诗集的序言中，徐志摩曾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态：“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光，不见一点亮，不见纹丝的动。”“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这正是徐志摩写作《再别康桥》时的精神状态。这种心态与他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北伐的凯歌声中，徐志摩来到上海，曾兴奋过一阵。他对蒋介石政权寄以希望，还写过几篇非议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文。但很快地，他便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失望了。他长期以来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所希冀的英美时的现代民主政治，与他所目睹的军阀混战、封建势力猖獗、民不聊生的当时中国现状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徐志摩的内心苦闷与忧伤干也由此而起。

闻一多曾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过著名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的美学主张，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加以探索与求证。作为闻一多的老朋友，徐志摩赞同这一主张。他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以此与闻一多的倡导相呼应。他这种诗歌艺术方面的主张与追求，在《再别康桥》中有突出的表现。

韩非

韩非韩非(约前280—前233)，华夏族，河南西平县人(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这篇散文写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由于中国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于分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0年5月，茅盾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受朱德同志邀请前往延安。在延安参观讲学期间，亲身体察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生活，看到了抗日军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皖南事变后，作者借礼赞西北高原上的白杨树，来表达对北方抗日军民热爱和赞美之情，便写下了此文。

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是一个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根据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有的词选认为，此说“和作品内容大体符合。上片开头三句写分别的时令和地点;下片起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回应这三句。这些都是写分别时情景，其他各句是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见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有的选本则认为，“就词的内容考察，是写别后的思念，并非送别”;开头三句也是写“别离后”的情景(见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清照诗词选注》、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注》)。玩味词意，比较两说，似以后一说为胜。首先，《琅嬛记》的记述本不可靠，如王学初在《李清照集校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所指出：“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何况《琅嬛记》本是伪书，所引《外传》更不知为何书，是不足为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应就词句本身来寻绎它的内容、推断它的写作背景。从上阕开头三句看，决不像柳永《雨霖铃》词所写的“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那样一个分别时的场面，而是写词人已与赵明诚分离，在孤独中感物伤秋、泛舟遣怀的情状。次句中的“罗裳”，固明指妇女服装;第三句中的“独上”，也只能是词人自述。至于以下各句，更非“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而是实写别后的眼前景，心中事。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美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属于迷惘的一代，是“浮躁的20年代”(the roaring 20s)的代言人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原名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兹杰拉德。普林斯顿大学未毕业就退学。1917年入伍，次年升为中尉军官，1919年退伍，在一家商业公司当抄写员，业余致力于创作。他的创作倾向与“迷惘的一代”相似，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的一代对美国所抱的理想的幻灭。

192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岸天堂》，一举成名，声名远播。小说出版后他与珊尔达·赛瑞结婚。珊尔达对他的生活与创作影响很大，他的小说里许多女主人公都有她的面影。以后又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姑娘们与哲学家们》(1921)和《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1925年，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了不起的盖茨比》表现了“美国梦”的幻灭。这部小说谴责以托姆为代表的美国特权阶级自私专横，为所欲为，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盖茨比的悲剧，并指出他的悲剧来自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幻想，对上层社会人物缺乏认识。1934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另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夜色温柔》，成功地表现了上层资产者的自私与腐化，对主人公的沉沦满怀同情。但评论界对它反应冷淡。1936年菲茨杰拉尔德在病中写了自传《崩溃》。后来以好莱坞一个电影导演为主人公创作长篇小说《最后的大亨》，他去世后，遗稿由其朋友、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整理出版(1941)。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公元1256年(宋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元兵东下，于赣州组义军，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次年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军议和被拘，后脱逃至温州，转战于赣、闽、岭等地，曾收复州县多处。公元1278年(宋末帝祥兴元年)兵败被俘，誓死不屈，就义于大都(今北京)。能诗文，诗词多写其宁死不屈的决心。有《文山先生全集》。

乔瑜（1954－2005），1954年6月出生于重庆，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共党员，1969年应征入伍，历任测绘员，成都柴油机厂工人，《成都科技报》记者、编辑，成都市文联干部；鲜为人知的是，乔瑜的前妻是著名作家、《中国式离婚》的编剧王海鸰。2005年11月30日，正值创作黄金期的乔瑜因肝病突发抢救无效，于晚23时左右在成都逝世，享年51岁。

乔瑜自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环》，都市小说《大生活》，小说集《孽障仙的歌》等。其中篇小说《孽障们的歌》、《少将》、《给你看本难念的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坛引起很大震动，曾获郭沫若文学奖、《当代》文学奖、全国文学新人奖及《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1991年乔瑜应邀与王朔和王海鸰合作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的剧本，独立完成了最后10集，而大家熟悉的《海马歌舞厅》《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乔瑜都参与了编剧。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秉臣。笔名除鲁迅外，还有邓江、唐俟、邓当世、晓角等。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但是因为一部影片，深知仅仅医生是不能拯救人类，从此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年38岁。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学院学生，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鲁迅生平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有《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

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1918年5月)，始以“鲁迅”为笔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2] 《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陆游(1125—1210)，宋代爱国诗人、词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存诗9300多首，是文学史上存诗最多的诗人。其诗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词作数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放翁词》、《渭南词》等数十个文集传世。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4]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5] [6]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英国女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

简·奥斯丁21岁时写成她的第一部小说，题名《最初的印象》，她与出版商联系出版，没有结果。就在这一年，她又开始写《埃莉诺与玛丽安》，以后她又写《诺桑觉寺》，于1799年写完。十几年后，《最初的印象》经过改写，换名为《傲慢与偏见》，《埃莉诺与玛丽安》经过改写，换名为《理智与情感》，分别得到出版。至于《诺桑觉寺》，作者生前没有出书。以上这三部是奥斯丁前期作品，写于她的故乡史蒂文顿。她的后期作品同样也是三部：《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和《劝导》，都是作者迁居乔顿以后所作。前两部先后出版，只有1816年完成的《劝导》，因为作者对原来的结局不满意，要重写，没有出版过。她病逝以后，哥哥亨利·奥斯丁负责出版了《诺桑觉寺》和《劝导》，并且第一次用了简·奥斯丁这个真名。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水浒传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故事简介】：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8]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故事情节】：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山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12世纪初，中国被腐朽的北宋王朝统治着，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合流同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洗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之主。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

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到阻击，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战后，梁山好汉只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于抗金战中英勇战死，混江龙李俊等到海外暹罗自立为王外，大都善终。

【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水浒传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识以及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则引起各界众说纷纭。

近代民间亦有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莫泊桑(Maupassant,G.D，1850～1893)法国作家。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70年到巴黎攻读法学，适逢普法战争爆发，遂应证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19世纪70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除了《羊脂球》(1880)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还创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383)、《两个朋友》(1883)、《项链》(1884)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达到比较高的成就。他共创作了6部长篇：《一生》(1883)、《俊友》(又译《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查湾。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1989年3月26日卒于河北山海关。已出版作品有长诗《土地》和短诗选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等。

海子生活在童话的国度，诗歌表现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但他脆弱而敏感的心灵，以及理想的不可能实现,构筑了他极为忧郁的品格，最终以死亡来完成对诗歌的追求。海子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成就卓著，是中国当代学院派诗人的代表。“在整个新诗史上，没有哪位诗人的抒情姿态比海子更为彻底”，他的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在普遍以放逐抒情为一大宗旨的后新诗潮’中，堪称一种奇迹’。”

这首诗以明朗清新的语言，唱出了诗人的真诚善良——愿每个人都能“在尘世获得幸福”，抒情自然而又真挚。

全诗共三节，第一节虚构了诗人理想中的“幸福的人”的生活图景：既有诗人向往的平凡生活的内容(关心粮食和蔬菜)，又保持了自由、闲散的生活风格(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更关键地在于它的清静与独立——独立于社会人群的边缘(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幸福是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属于未来，属于幻想。第二、三节由描绘景象转为抒发情感，诗人由已及人，表达了对亲情友情的珍惜，情感涉及面次第展开，胸襟逐渐开阔，尤其诗歌第三节对“陌生人”的三“愿”中，最后的“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在全诗中起着总括的作用，博爱之情溢于言外。然而诗歌至此，情感突然发生逆转，“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犹言尘世的幸福与诗人无关，显示出诗人矛盾心理状态：刚对世人表露赤诚心怀，很快转过身，面朝大海，背对众人;在人生观、价值观上既肯定世俗生活，又不甘“和其光，同其尘”，不甘堕入尘世成为俗人。诗人心怀始而热情开放，终而收合封闭。一个“只”字表现了诗人坚定的决心，他终于还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春暖花开”的祝愿只是诗人临行的赠品。

这首诗集中体现了诗人单纯而明净的特有风格。邹建军《试论海子的诗歌创作》总结海子诗的特点：一是意象空旷;二是以实显虚，以近显远;三是语言纯粹、本真。“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个短语可谓海子的天才创造，不仅意象开阔深远，而且韵味无穷。诗歌平白如话，情感表达真实、自然、朴实无华。

白朴(1226—?)，原名恒，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谷，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附近)，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曲作家、杂剧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合称为元曲四大家。据《录鬼簿》载，作有杂剧15种(一说16种)，今存《墙头马上》、《梧桐雨》、《东墙记》3种。所作散曲现存小令30余首，套数4套，多写隐逸叹世、男女恋情和自然风光等，语言质朴，风格清丽。另有《天籁集》二卷。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以下是小编带来的再别康桥写作背景，希望对你有帮助。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比较尽快，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了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

徐志摩曾三次来到康桥。

第一次是1921年到1922年，他从美国来到剑桥大学研究院进修。学习期间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对于爱、美与自由的单纯信仰，产生了他为之倾心的社会理想。换言之，剑桥所体现的英国式文明，形成了他所向往追求的康桥理想。他把康桥当作他“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恋之乡”。兴趣也转向文学，喜爱写诗。回国后写诗《康桥再会罢》。

第二次1925年4月重游，归国后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

第三次是1928年8月，写下了《再别康桥》。

诗人三次离别康桥时的感情也迥然不同，第一次依恋，第三次再别时心情大不相同，因为回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使他痛感康桥理想主义的破灭，以由“单纯的信仰，流入了怀疑的颓废”。所以在《再别康桥》中，已然找不到写《康桥再会罢》时的那种热切依恋。虽然也歌咏了康河的美，但更多流露出自己孤独寂寞的情绪，诗人以缠绵凄婉的笔调，微妙展露了因“康桥幻想”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注重形象思维，主张将真实的感情，通过丰富、独特具有诗人内在感受的艺术形象和创设诗的意境来抒发，以期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再别康桥》写的是诗人的离别愁绪，突出的感情是一个“别”字。诗歌重点写的“境”，则是康桥的康河。他敏锐的抓住“金柳”“青荇”“波光”“清泉”“彩虹”“星辉”的具体形象，由近及远、由上而下地勾勒出康河的景观。对“撑篙”的追忆，更是诗人在感到理想破灭后，伤感无奈的“寻梦”联想。诗作巧妙的把气氛、感情、景象三者融为一体，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委婉含蓄的表露了离别愁绪，使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

在语言上喜用迭字强化感情，营造了一个宁静、沉郁的别离气氛，定下了全篇感情的基调，产生了一种轻灵柔和和回环的音乐美感，朗诵时富有一种音节的节奏感、韵律感。

把诗人理想幻灭后的失望、无奈的伤痛、孤寂、落寞的感情表现的更为真切、深切和动人。

欣赏《再别康桥》这首诗的时候，诗歌当中梦幻一样的语言，画一般的意境，都使得同学们深深着迷。在这里希望同学们可以了解再别康桥写作背景。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比较尽快，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了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

《爱玛》是简·奥斯丁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丁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