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名人故事有哪些19篇

1877年冬天，一场大雪降在美国的代顿地区，城郊的山冈上到处是白茫茫一片。一群孩子来到堆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乘着自制的爬犁飞快地向下滑去。山坡上顿时响起阵阵笑声。

在他们旁边，有两个男孩静静地站着，眼睁睁地看着欢快的爬犁从上而下划过。大一点的男孩叹道：“嗨！要是我们也有一架爬犁该多好啊！”

另一个孩子撅着嘴说道：“谁叫我们爸爸总不在家呢！”他灵机一动，又接着说道：“哥哥，我们自己动手做吧！”被称做哥哥的男孩一听，顿时笑了起来，愉快地说道：

“对呀！我们自己也可以做。走，奥维尔，我们回去！”于是，两个孩子一蹦一跳地跑下山坡，向家里飞快地跑去。

这弟兄两个就是莱特兄弟，大的叫威尔伯，小的便是奥维尔。他们从小就喜欢摆弄一些玩意，经常在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游戏。他们的爷爷是个制作车轮的工匠，屋里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弟兄两个把那里当作他们的乐园，经常跑去看爷爷干活。时间一长，他们就模仿着制作一些小玩具。因此，弟兄两个决定，这次要做架爬犁，拉到山坡上与同伴们比赛。

当天晚上，弟兄俩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一听，非常高兴地说道：“好，咱们共同来做吧！”于是，弟兄俩个跑到爷爷的工作房里，找到很多木条和工具，不加思索就干了起来。

“不行”妈妈阻止他们说，“干什么事情得有个计划，我们首先得画一个图样，然后才做！”

弟兄俩个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同妈妈一起设计图样。妈妈首先量了兄弟俩身体的尺寸，然后画出一个很矮的爬犁。“妈妈，别人家的爬犁很高，为啥你画的爬犁这么矮？这能行吗？”弟弟奥维尔不解他问。

“孩子，要想叫爬犁跑得快，就得制成矮矮的，这样可以减少风的阻力，速度也就会快多了。”妈妈温和地解释道。弟兄俩个这才明白，干任何事情都不应莽撞，应首先弄懂道理。

过了一天，莱特兄弟的矮爬犁做成了。弟兄俩把它推到小山冈上，刚放在山坡上，就跑来了一个男孩。“快来看呀，莱特兄弟扛了一个怪物！”这个男孩大惊小怪地叫道。

不一会儿，孩子们都围了上来，指手划脚地议论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莱特兄弟不以为然，勇敢地说道：“谁和我们比赛！”

先前跑过来的男孩连忙叫道：“我来！我来与他们比赛！”说完，就把自己爬犁拉了过来。

比赛结果，当然是莱特兄弟获胜，孩子们再也不嘲弄这个爬犁，反而围起来左瞧右看，似乎想从中找到什么。莱特兄弟非常高兴，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家去了。

圣诞节到了，爸爸也从外地回来。圣诞节早晨，爸爸把礼物送给了他们，兄弟俩急不可耐地打开一看，是一个不知名的玩具，样子好怪好怪的。

爸爸告诉他们，这是飞螺旋，能在空中高高地飞去。“鸟才能飞呢！它怎么也会飞！”威尔伯有点怀疑。

爸爸笑了一笑，当场做了表演。只见他先把上面的橡皮筋扭好，一松手，它就发出呜呜的声音，向空中高高地飞去。兄弟这才相信，除了鸟、蝴蝶之外，人工制造的东西，也可以飞上天。于是，弟兄俩便把它拆开了，想从中探索一下，它为何能飞上天去。

从这以后，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就萌发了将来一定制造出一种能飞上高高蓝天的东西。这个愿望一直影响着他们。1896年，莱特兄弟在报纸看到一条消息：德国的李林塔尔因驾驶滑翔机失事身亡。这个消息对他们震动很大，弟兄俩决定研究空中飞行。

这时候，莱特兄弟开着一家自行车商店。他们一边干活挣钱，一边研究飞行的资料。三年后，他们掌握了大量有关航空方面的知识决定仿制一架滑翔机。

他们首先观察老鹰在空中飞行的动作，然后一张又一张地画下来，之后才着手设计滑翔机。1900年10月，莱特兄弟终于制成了他们第一架滑翔机，并把它带到离代顿很远的吉蒂霍克海边，这里十分偏僻，周围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民房，而且这里风力很大，非常适宜放飞滑翔机。

兄弟俩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滑翔机装好，先把它系上绳索，像风筝那样放飞，结果成功了。然后由威尔伯坐上去进行试验，虽然飞了起来，但只有1米多高。

第二年，兄弟俩在上次制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进，又制成了一架滑翔机。这年秋天，他们又来到吉蒂霍克海边，一试验，飞行高度一下子达到180米之高。

弟兄俩非常高兴，但并不满足。他们想能否制造一种不用风力也能飞行的机器？

兄弟俩反复思考，把有关飞行的资料集中起来，反复研究，始终想不到用什么动力，把宠大的滑翔机和人运到空中。有一天，车行门前停了一辆汽车，司机向他们借一把工具用用。来修理一下汽车的发动机。弟兄俩灵机一动，能不能用汽车的发动机来推动飞行。

从这以后，弟兄俩围绕发动机动开了脑筋。他们首先测出滑翔机的最大运载能力是90公斤，于是，他们向工厂订制一个不超过90公斤的发动机。但当时最轻的发动机是190公斤，工厂无法制出这么轻的发动机。

后来，一名制造发动机的工程师知道了这件事情，答应帮助莱特兄弟。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工程师果然造出一部12马力、重量只有70公斤的汽油发动机。

弟兄俩非常高兴，很快便着手研究怎样利用发动机来推动滑翔机飞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们终于把发动机安装在滑翔机上，不过是在滑翔机上安上螺旋桨，由发动机来推动螺旋桨旋转，带动滑翔机飞行。

1903年9月，莱特兄弟带着他们装有发动机的飞行再次来到吉蒂霍克海边试飞。虽然这次试飞失败了，但他们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过后不久，他们又连续试飞多次，不是因为螺旋桨的故障，就是发动机出了毛病，或是驾驶技术的问题。

莱特兄弟毫不气馁，仍然坚持试飞。就在这时，一位名叫兰莱的发明家，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制造了一架带有汽油发动机的飞机，在试飞中坠入大海。

莱特兄弟得知这个消息，便前去调查，并从兰莱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获得了很多经验，他们对飞机的每一部件作了严格的检查，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定，于1903年12月14日，又来到吉蒂霍克，进行试飞试验。

这天下午，兄弟俩先在地面上安置两根固定在木头上的铁轨，并有一定的斜度，好让飞机方便地滑行。接着，就把他们制造的飞机，放在铁轨上面。

最后是由谁先飞的问题，兄弟俩争执不下，只好用抛硬币的方法，由威尔伯先飞。

威尔伯上机后，伏卧在飞机正中，一会儿便发动飞机，发动机传出轰鸣的声音，螺旋桨也慢慢地转了起来。

飞机在斜坡上刚滑行3米，就挣脱了结在后面的铁丝，呼啸着升到空中。

“飞起来啦！”奥维尔兴奋地叫道。话音未落，飞机突然减慢速度，很快掉落在地上。整个飞行时间不到4分钟。

奥维尔赶忙跑上前去。威伯尔已从堕落的飞机里跳了出来，兄弟俩赶紧观察飞机，飞机也未受损。

“是什么问题呢？”兄弟俩左思右想，逐一检查。发动机没毛病，螺旋桨转动很好，技术操作也完全正确。……“哥哥，我知道原因了！”奥维尔满面笑容地说道：“咱们是利用斜坡滑行的，距离只有3米飞机就起飞了。而这时螺旋桨的转动还没有达到高速，所以一会儿就栽了下来。”“对呀！”威尔伯点头称是，接着说道：“咱们不能利用斜坡滑行起飞，而要靠螺旋桨的力量飞上去。这样吧，把铁轨装在平整的地方再试验一下。”

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天，把铁轨又重新安置在一片平坦的地面上。

1903年12月17日上午10点钟，天空低云密布，寒风刺骨。被兄弟俩邀来观看飞行的农民冻得直打寒颤，一再催促兄弟俩快点飞行。

这次由奥维尔试飞，只见他爬上飞机，伏卧在驾驶位上。一会儿，发动机开始轰鸣，螺旋桨也开始转动。

突然，飞机滑动起来，一下子升到3米多高，随即水平地向前飞去。

“飞起来啦！飞起来啦！”几个农民高兴地呼唤起来，并且随着威尔伯，在飞机后面追赶着。

飞机飞行了30米后，稳稳地着陆了。威尔伯冲上前去，激动地扑到刚从飞机里爬出来的弟弟身上，热泪盈眶地喊道：“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45分钟后，威尔伯又飞了一次，飞行距离达到52米，又过了一段时间，奥维尔又一次飞行，这次飞行了59秒，距离达到255米。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驾驶飞机飞行成功，莱特兄弟把这个消息告诉报社，可报社不相信有这种事，拒不发布消息。莱特兄弟并不在乎。继续改进他们的飞机。不久，兄弟俩又制造出能乘坐两个人的飞机，并且，在空中飞了一个多小时。

消息传开后，人们奔走相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决定让莱特做一次试飞表演。

1908年9月10日这天，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飞行的场地上围满了观看的人们。人家兴致勃勃，等待着莱特兄弟的飞行。

10点左右，弟弟奥维尔驾驶着他们的飞机，在一片欢呼声中，自由自在地飞向天空，两支长长的机翼从空中划过，恰似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

人们再也抑制不住他们的激动心情，昂首天空，呼唤着莱特兄弟的名字，多少人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

飞机在76米的高度飞行了1小时14分，并且运载了一名勇敢的乘客。当它着陆之后，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起来。过后不久，莱特兄弟在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一家飞行公司，同时开办了飞行学校，从这以后，飞机成了人们又一项先进的运输工具。

南朝梁天监年间，有位五经博士叫严植之，学识渊博，品格高尚 。有一天，他在江边偶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衣服破烂，面目浮肿，询问之后得知此人姓 黄，是荆州人，因家贫外出帮工。近来身患重病，被急于赶路的船主抛在岸上。严植之于是 将此人接回家中，为他治病。一年之后，姓黄的病人康复了，为了感谢严植之，他双膝跪地 ，恳切地表示，愿留在严植之府中终身充当奴仆，以报答救命大恩。严植之谢绝了，并取出 钱和干粮，让他回自己的家乡。

1955 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20116;个一工程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古希腊的大哲学者苏格拉底还是单身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仍然很快活。

“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和杂七杂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高兴吗？”

“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叩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的花儿，种一畦一畦的菜，这些乐趣啊，数之不尽啊！”苏格拉底情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的一层的房间给了一们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可是他每天仍是快快乐乐的。

那人又故意问他：“先生，住七楼是不是也有许多好处啊？”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可真不少呢！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几次，就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道：“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啊！”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乎环境，而在于心境。”

对于名人的故事，我不曾了解，所以看不到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作了多少，所以，我利用假期时间，看了这本从妈妈学校借来的书---《大名人小故事》。

你知道飞机之父—莱特兄弟吗？那我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故事：莱特兄弟小时候喜欢放风筝，也喜欢做风筝。一次，他们发现老鹰会飞，是因为它有翅膀，而且是曲线的。他们也想装上翅膀飞起来。父亲送给它们一只纸做的蝴蝶，右手旋转藏在腹部的橡皮筋，朝天空一放，竟飞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小仓库研究。他们的父母也相信一个数学家和一个发明家会搞出一点名堂的。

莱特兄弟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嘲笑他们，没有谁会嘲笑他们当年那看似不可能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人幻想着自由的飞翔，然而，只有莱特兄弟首先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单单这样想，更努力的尝试着去做了。“勤奋、认真是成功的发动机；想象、创新是成功的桨。”

你可知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吗？林肯作为美国的第16任总统，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看到这篇文章，给我感触颇大：一次，林肯参加一群年轻士兵的讨论，有的士兵认为，战争中最大困难是钱，有的则认为人才才最重要。然后讨论如何消灭敌人，有的认为使用先进武器，而有的则是摧毁敌方阵地。而林肯并未评论，他说：“非常简单”“让敌人成为你的朋友。”

我终于知道：消灭一个敌人的确少了一个对手，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少了一个伙伴。真正的胜者不是能打败敌人的人，而是能使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的人！

我相信这本书会给我众多启示。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他小时候很自卑。别的男孩在外面疯玩时，他则一个人躲在家里。在上世纪60年代末，女人们还时兴打毛衣做女红。无聊时，他就跟着母亲打毛线、做衣服，做出来的活儿，竟然比母亲做的还好。

高中毕业时，他报考了一所工艺美术学院，他创作的美术作品得到考官一致好评，却没有通过面试。

那年他才18岁，曾两次自杀，均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见母亲哭得万分悲痛，他猛然醒来，怎么舍得让母亲如此绝望呢?

痛后是新生，上不了大学，那就自学吧。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无数个日日夜夜，多少载寒来暑往，除了自学，还是自学，他竟然能在绘画、雕刻、泥人、工艺品制作等方面无师自通。他的作品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多次在国内外评比中获奖。他成了不少厂商的设计总监，为他们设计的家具、珠宝和工艺品等，独具匠心。2009年年初，47岁的他还成了福州一所工艺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定期给那些学工艺美术的大学生们上实践课。

2001年底，他所在的县城举办了一个蝴蝶标本展览。看着那些姿态各异的蝴蝶，他突然有了用红纸剪蝴蝶的念头。把自己关在屋里，手指被剪破了无数次，慢慢地，他的剪纸手艺逐渐提高，竟然能在1分钟内剪出30只形态各异的蝴蝶。

最初，他剪了两千多只没有雷同的蝴蝶，被中央电视台报道后，有人打电话来将他讥讽了一顿：“两千只有什么了不起的，厉害的话，你剪1万只出来给我看看。”

他不服气。凭什么我就不能剪出万只蝴蝶?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剪万只蝴蝶，首尾相连地粘贴在一幅长卷上。这注定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创作历程。他在记忆中搜寻创作灵感，上网或到书店寻找样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兰州……都留下了他临摹蝴蝶的身影。有了蝴蝶样本，剪刀红纸一阵翻飞，一只只活灵活现的蝴蝶就神奇般诞生了。

整整5年，他每天忙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累得连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为了这个宏大的创作计划，他花光了积蓄，腰背落下毛病，消瘦了10公斤。

2006年10月，这幅“巨制”横空出世，1万多只蝴蝶粘贴在一卷长106米、宽0。73米的图画纸上。当上海吉尼斯总部评审专家看到作品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才能精确地算出蝴蝶的数量呢?如果直接清点，估计几位专家会数晕过去。还是他想出了办法，让大家在每只蝴蝶上放一粒黄豆，待所有蝴蝶上都放了黄豆后，再把黄豆集中起来。数黄豆就容易多了。

1粒、2粒、3粒……11999粒、12000粒!12000只手工剪纸蝴蝶，“世界之最”诞生了!

2007年6月，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给他颁发“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确认他的剪纸作品《万蝶图》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蝴蝶剪纸作品”。他被誉为“蝴蝶王”。那位曾经骂过他的人，打来电话道歉，佩服他的勇气与艺术精神。

2010年年初，他得知上海世博会将设立一个“生命阳光馆”，正在征集一些个人艺术作品，他坐不住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作品参展。他选定仍为剪纸蝴蝶。

世博会也是艺术盛会。要入选世博，就不能仅仅如《万蝶图》那样以数量取胜，更要以艺术取胜。因场地所限，他选择只剪99只，但蝶形要比《万蝶图》大而丰富。

这注定又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

一次，他见街上一漂亮女孩的裙摆图案可以做蝴蝶样本，便痴痴地跟着女孩，盯着她的裙子看。女孩以为他耍流氓遂报警。他被带到派出所，经过一番解释才消除了误会。3个月后，承载着他世博梦想的剪纸作品问世，取名为《蝴蝶梦》。5月，《蝴蝶梦》被世博会组委会列为“生命阳光馆”展品。

2010年6月28日，在上海世博会“生命阳光馆”里，一幅长18米的长卷徐徐展开，99只蝴蝶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美妙绝伦，展翅欲飞，它们没有两只是一样的。

记者前来采访他，但问了几遍，他都没有反应，而是微笑地看着记者。工作人员忙告诉记者：“他是位失聪的残疾人，如果没有佩戴助听器并大声和他说话，他是听不到的。”

原来，在他8岁那年，生了一场病，致使双耳失聪。母亲鼓励他，让他凭借那些熟悉的声音还在记忆中没有消失时，坚持与人说话，他才因此没有丧失说话的能力。

他就是作品两次问鼎吉尼斯世界之最，家住福建沙县的民间艺术家周建波。

周建波说：“残疾人走的路很艰辛。但是，如果你真的付出了，成功不会因你有缺陷而远离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美国著名的激励大师莱斯·布朗的左耳上结有厚厚的茧子。

布朗不是个幸运儿，他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稍大一点又被列为“尚可接受教育的智障儿童”，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然而，他在中学阶段遇到了“贵人”——一位爱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怎样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怎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彻底改变了布朗的命运。

布朗决定加入演讲会，为每一个像他一样被“瞎了眼的命运女神”无情捉弄的不幸者呐喊，让每一颗怯懦的心都滋生出进取的勇气，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迸发出向上的力量。他咬定青山不放松。

布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想自己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经验，要获得演讲的机会，只有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有时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请求别人给他机会，让他去演讲。就这样，日久天长，布朗的左耳硬是被话筒磨出了茧子。

现在，布朗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他的演讲酬金每小时高达2万美元。一切都如期而至：掌声、鲜花、荣誉、金钱……

布朗笑了，他摸着左耳上的茧子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老茧值几百万美元哩！”

我想，那茧子本身就是一篇撼人心魄的励志演说！把粗暴的拒绝记下来，把冷漠的推挡记下来，把所有泼进生命的冷水都记下来。然后，让它们沉积，凝结，最终开出了一朵离聪明和成功最近的惊世之花。

手上有茧，那是辛苦劳作的明证；脚上有茧，那是艰难跋涉的印痕；耳上有茧，那是征服命运的戳记啊！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又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不如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有时候,名人较一般人而言,多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那独一无二的气度,且那气度会代代延续！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永远的遗憾l878年，l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见如故，把他当做—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l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O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个比她大2O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l88O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l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lO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l883年9月ll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证明。纳莉妮的名字—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l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l9O2年ll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次—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ll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叠信札。她把这看作—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样……

男孩出生在纽约皇后区，六七岁时就有个梦想——到NBA打球。虽然这个理想似乎有些遥不可及，可它在男孩稚嫩的思想里一点点成长着，一天天壮大着。小时候，男孩曾梦想过牵着父亲的手，跨过青草地去球场嬉戏，做各种动作：腾空，跳跃，疾驰，突破，空投，站在他身后高大的父亲，会欢快地鼓掌，为他加油。

可这一切只能在男孩的梦境里出现——他父亲是个瘾君子，几乎没有照顾过他。男孩走不进父亲的世界，父亲的思想与他完全隔绝，他和父亲就像两条平行延展的生命，没有交集。缺少了父爱，男孩多多少少有些任性，全凭自己的意识行动，不管对与错。当然，这也使男孩变得坚强，把他的意志磨炼得愈加坚韧。在没有父亲搀扶的状况下，男孩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努力做好自己。

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男孩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体谅母亲的辛劳，渐渐成熟起来。可在男孩12岁生日的烛光还没来得及点燃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离他而去，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墙角哭泣，独自去应对未来的风风雨雨。唯一的家庭支柱轰然倒塌，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之后，是外婆收留了男孩。可这位76岁的老人连自己的生活起居都无法正常料理，哪里谈得上照顾他？男孩明白，那里是避难所，是暂时的港湾。在这个老少重组的家庭，男孩奇迹般地顽强生活着，他开始接触社会，关注人生的理想，与命运抗争。他明白，要想彻底改变现状，务必努力，一切只能靠自己。

男孩重新拾起儿时的梦想，疯狂地在球场打球，不分昼夜。只有在球场，他才能找到自信，找到快乐，才能迸发出与生俱来的力量。没有父母管教，没有约束，男孩把球技发挥得淋漓尽致，如行云流水。在曲曲折折的打拼路上，上帝最后眷顾男孩——他加入了NBA。但是，在高手如云的NBA里，他如一粒滑向海滩的沙子，迅速被湮没了。别人有经验，有成绩，而他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他没有气馁，努力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打球，练球，配合，提升。

可还没等时间来证明一切，噩耗传来——外婆与世长辞，他悲哀欲绝，再一次被推向精神崩溃的边缘。也许上天有意作弄，三年后，在他还没从当父亲的喜悦中醒来时，他六个月大的儿子就离他而去，丧子的悲痛使他一度心灰意冷，看不到未来。还有什么比精神重创更可怕的呢？可悲痛远没有结束，儿子的葬礼没过去多久，他在老家附近遭遇歹徒持枪袭击，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没几个月，他又遭遇车祸。在紧之后的那个赛季里，队友们如火如荼地拼抢着，而伤痛却让他成了看客。

应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他没有放下，总是勇敢地去应对，在挫折中升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我经历过很多事情，而一般人可能没法挺过这些困难，尤其是在精神上。有的人会把这些事情当成他们放下生活、停止战斗的借口。但是，这么多的困难，并没有将我击倒，因为一旦我倒下了，那我就不是我了，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没有成为NBA最好的球员，但是他用心乐观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从容走出阴影的豁达。虽然三十而立的他，已在湖人打了六个赛季，但他至今都未获得一项个人荣誉，不论是“全明星”，还是“最佳第六人”。应对别人友善的批评或不怀好意的指责与抱怨，他总是笑笑：“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我自己，我的人生是快乐的。”

他就是湖人队全能前锋拉马尔·奥多姆。2010年6月18日，经过长达9个月的鏖战，奥多姆和队友们奋力拼杀，在总决赛的“抢七大战”中，湖人以83比79击败凯尔特人队，从而以4比3的总比分夺得2009——2010赛季NBA总冠军。

在湖人队，奥多姆没有科比那样光芒四射，没有加索尔那样咄咄逼人，也没有阿泰斯特那样疯狂至极，但他用独特的个性抒写着自己的传奇。有人评价说：因为有了奥多姆，洛杉矶这座城市更加光怪陆离；因为有了奥多姆，湖人这支球队有了更多娱乐元素。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奥多姆自豪地背诵着他们的格言：“即使你被所有人众星捧月，寄予厚望，即使你嘴里含着金汤勺，甚至即便已经戴上了总冠军戒指，你也得每分每秒都拼尽全力。”

法兰西革命和各个政党的领袖，如巴那斯、丹东、卡诺、比约、瓦伦，曾经联合起来向一个人祀典。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极力推崇这个人，说他是革命的导师，并下令将他的遗骸迁葬于先贤祠。在美国议会大厅里，这个人的半身像，面对着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德国哲学家康德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他“使我双目重光”。德国狂飙运动时期的一切天才，由它的先驱莱新，经由赫德，而至于歌德和席勒，都是这个人的崇拜者。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少年的时候，颈项间悬饰一块带有这个人肖像的纪念章。

是谁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住了这么多伟大人物的神经?这个人就是法国大思想家、文学家卢梭。

让·雅克·卢梭公元1712年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父亲是一个钟表匠，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由于生活困苦，卢梭很小就去当了仆人，以后又当过学徒、杂役、雕刻匠、秘书、家庭教师、乐谱抄写员，过着漂泊四方的生活。他曾与贵妇人有过几起罗曼趣事，其中包括与泰雷兹·勒瓦瑟的风流韵事，他俩没有结婚，却有5个孩子，但卢梭把这5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

1750年卢梭在30岁时一举成名。那是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和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一代名人。随后他又写出了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包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埃罗伊兹的故事》，《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信奉天赋人权学说，认为处于最初自然状态时的人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天赋的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最终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卢梭认为政治社会的合法基础是社会契约。人们根据社会契约把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委托给社会，把个人意志统一为公意，而公意就是法律。人们订立社会契约，也有权废除社会契约。如果暴君无视公意的存在，任意处置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民就有权废除他，重新确立新的契约。卢梭还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对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痛恨，但又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他谴责教会的黑暗和虚伪，但又反对无神论，主张自然神论。

卢梭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更被当作“革命圣经”被人们广为阅读。无怪乎拿破仑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卢梭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对他本人来说，他一生得到的荣誉少，迫害多。他的书在他在世时被多次焚烧，他也被迫流亡国外，长期过着隐居漂泊的生活。58岁时，卢梭被允许回到了法国，但几年后又不幸遭遇了车祸。1778年，一代巨人卢梭死去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卢梭的交往中，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几个作家是卢梭的朋友，其中包括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卢梭反对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指出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成了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终身提倡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62年起，卢梭由于写政论文章，与当局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的一些同事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过。他一生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

高尔基，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有《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童年时家境贫寒，但非常喜欢读书。

高尔基从小就非常喜爱读书，但家里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去干活挣钱。

有一天，10岁的小高尔基来到一户人家干活。女主人吩咐高尔基：“你去烧水。水烧开了送过来。”

高尔基灌满了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又往炉膛里添进几块劈柴，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坐在火炉旁，等候水烧开。

高尔基刚坐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干坐着是白白浪费时间，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来，边看边等着水开。

突然，“啪”的一声脆响，高尔基的背不知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立即像有无数枚钢针刺进皮肉，疼痛异常。

小高尔基急忙回头，只见女主人手里拿着一截木材，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还没等小高尔基转过神来，就又举起木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于是又响起了那撕心裂肺的一声“啪”。高尔基的背部更加钻心地疼痛，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凶狠的女主人吼叫着：“看书！谁叫你看书的？”

高尔基夺路狂奔，才摆脱了狠毒的女主人。

可是，背部一阵阵的剧痛，折磨得高尔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哭也不管用，喊也不管用，痛苦万分。

万般无奈之下，小高尔基只好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看见小高尔基步履艰难地走进屋，忙问：“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高尔基痛苦的指了指背部。

医生一看高尔基的背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这是被毒打致伤的，便问：“是谁这么狠心？”

高尔基把遭女主人毒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医生一面听着，一面动手治疗。

高尔基背部的皮肉里戳进了许多柴刺，医生小心翼翼地将柴刺一根根拔出来，拔完将药涂在伤口上。然后，将拔出来的几十根柴刺递给高尔基，义愤填膺地说：

“你可以带上这些柴刺去控告女主人。”

于是，小高尔基手里托着柴刺，走到女主人面前说：“我现在就带着柴刺去控告你。”

这时，女主人慌了，拦住小高尔基说：“只要你不去控告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小高尔基见女主人害怕了，就说：“你允许我干完活以后读书，我就不去控告你。”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女主人连连点头。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她出生在福建山城永安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庭，在山区里长大。小时候，她发现每次哥哥从山上回来，篮子里的果果都比其他伙伴多。她问哥哥为什么，哥哥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她：“我在树上摘的和其他人的差不多，但下树后，其他人急着回家，而我会把树下、草里的每一个果果捡起来，这样就会得到更多一些了。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她用清水洗去山果上的泥土，放进嘴里，真脆，真甜。“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从此种到了她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向上吐芽，向下扎根。

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福州师范艺术学校幼师美术班。在学校里，她努力地学好每一门课，她觉得这些课都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幼师毕业后，她的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毅然辞去幼儿教师的工作，选择了北漂。她租住在由潮湿的防空洞改成的地下室里。有时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鞋子就在水上漂着。最窘迫时，她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饿得直发晕。无论多么苦，她都没有哭过，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懂得，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梦想：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或导演。每一天，她都在为这个目标默默地努力。困窘中的她没有想过放弃，始终有坚定的信念在内心，梦想不灭，希望无垠。

天道酬勤，凭借扎实的根基和不懈的努力，她纵身一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除了用心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外，她还经常去旁听表演系的课程，表演课、形体课、台词课，还有语文、政治、外语等必修的文化课，每一节课她都当成是一个个甜滋滋的山果果捡起来。为了学好英语，她一到暑假就去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苦学英语，她相信外语也是一个小果果，不管以后做什么，学好它，终究会用得着。

一有机会，她就去参与演戏，锻炼自己。不管角色大小、台词多寡，她都全心投入，把自己融入角色中。她觉得能演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对每一个到手的角色都兢兢业业，这为她赢来了许多意外的加分和机会。命运之神终于将更多的青睐给了那个准备最充分的她。2005年11月2日，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命运让我和“姐姐”狭路相逢，我终于踩着点儿了。这一年，她主演了著名导演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在《孔雀》里，她的角色是内心安静淡定却又为了爱情热烈奔跑的痴情“姐姐”。这部影片在参加柏林电影节时，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无需翻译，毫不怯场。媒体兴奋地评价她为“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女孩”，有人甚至开始叫她“小章子怡”。她微笑处之，她知道出色的谈吐只不过是原来努力捡起来的一个果果对自己的回报而已。

一次次准备，一步步努力，捡起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她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炙手可热的演员。她是《七剑》里灰头土脸的村姑，是《花腰新娘》里媚惑的彝族姑娘凤美，是《紫玉金砂》里的曾家大小姐，是《门徒》里鬼魅一般的吸毒者，是《证人》里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律师，是《红河》里的智障少女小桃……

她就是张静初，这个而立之年的女子，外表虽然娇柔，内心却异常坚强，有梦想，肯坚持。谈到成功，张静初一脸微笑：“成功没有捷径，我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及时将每一个果果捡起而已。对我来说，梦想才是人生最甜的果子。”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它六岁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1948年的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在“杜鲁门总统注定连任失败，共和党必胜”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

众多新闻媒体、政治家、政治评论家之所以会如此认为，是因为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优势非常明显：从1933年开始，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长达13年，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该换由共和党执政了;在任总统杜鲁门个人魅力缺乏，性格过于倔强，难以赢得民主党同僚以及选民的认可，而民主党也无法推出其他有强大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竞选经费充裕，志在必得，而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并且竞选经费严重不足;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众多席位，所以来自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很难赢得国会的支持。

面对“败局已定”的局面，很多人劝杜鲁门不要再参与下届总统竞选了，而倔强的杜鲁门却认为不战斗就认输是懦夫所为。要竞选总统，就要先过“被民主党选为总统候选人”这关，杜鲁门利用党内的分裂，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使自己的亲信控制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又分化拉拢了党内对手之一华莱士的较多民主党人。经过艰难的斡旋，杜鲁门勉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几乎所有其他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根本无法赢得大选。

共和党内角逐总统呼声最高的是纽约州州长杜威，他出身名门，有名校学历，温文尔雅，被新闻媒体普遍认为是“杜鲁门的继任者”。有的报纸甚至报道：“大选其实已经提前结束了，杜威州长无疑是明年的美国总统！”

杜鲁门也知道自己连任总统希望渺茫，因为缺乏竞选经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他的广播演说经常因为没钱而“缩水”。而杜威有大财团的支持，竞选经费充足，所以能够在广播里频繁地发表演说，在许多报纸上刊登竞选广告。

在竞选启动后不久，一家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发布报告称，杜威的支持率超杜鲁门近20%，杜威胜出几乎无悬念。

到了9月初，距离大选仅剩2个月，杜鲁门的支持率仍远远低于杜威。《纽约客》杂志刊登了杜威乘坐游艇出游的照片，标题竟然是《美国当选总统正在出游》，完全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杜鲁门做了个决定——进行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选远征”，许多人认为杜鲁门又是在做无用功，可是，杜鲁门不为所动。杜鲁门靠在白宫举行筹款晚宴，才勉强凑够了“远征”所需的最低标准经费。而后，杜鲁门开始了美国历史上地域最广、时间最长、最接近选民、最激动人心的“大选远征”。

不管城市大小，只要有火车站点的地方，杜鲁门都会停下来发表演说。杜鲁门发表的多是即兴演说，演说前很少准备，他的演说平易近人，其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充分顾及到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关键的一点是他是在知道自己“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表的，所以极富感染力。杜鲁门的支持率快速攀升。

可是，两个月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检测后发现，杜威的支持率还是超过杜鲁门5%。所以，这家机构认为杜威肯定能当选总统。

大选日当晚，《芝加哥论坛报》已抢先印刷了印有“杜威击败杜鲁门”重磅消息的号外，等着第二天向全国发行。共和党人已经把希尔顿饭店布置一新，准备庆祝杜威当选。而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败局已定，连庆祝地也未预订。

第二日一大早，广播里却播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杜鲁门以49。5%的支持率超出杜威45。1%的支持率，击败杜威，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

最终的投票结果为何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最后一次测算的结果相差如此悬殊？原来，这个民意测验有个致命的弱点——未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统计在内，而通过“远征”，杜鲁门在这些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经获得压倒性优势。

对于杜鲁门的当选，第二天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一篇社论写道：“杜鲁门之所以能连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度依然爱戴那些不畏艰难、不屈不挠、敢于战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