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思》的写作背景汇集19篇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 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突出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

西晋人李密所著，是他写给晋武帝的奏章。当时时局动荡皇帝希望李密能出来做官。因为李密是蜀国人在蜀国又以孝著名，当过官很有名气。所以皇帝希望他能出来做官来服民心。并且希望进一步扩充领土就更加希望天下人以为晋朝清明来进一步取得他国民心。李密孝顺同样也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所谓“一朝君主一朝臣”但他为了保全性命就写了这篇表。文章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真情流露，委婉畅达。该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

三国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史称“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朝廷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时年44岁，以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

李密早有孝名，据《晋书》本传记载，李密奉事祖母刘氏“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武帝览表，赞叹说:“密不空有名也”。感动之际，因赐奴婢二人，并令郡县供应其祖母膳食，密遂得以终养。

在李密写完这篇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刘氏就去世了。他在家守孝两年后，出仕官职很小，因为当时的政局已相当稳定，晋武帝不需要李密了，便不再重视他。李密做了两年官后辞去职务。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在其著作《宾退录》中曾引用安子顺的言论：“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世通云。此三文遂被并称为抒情佳篇而传诵于世。

总结：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

诗作创作背景，永远离不开作者本人的政治生活背景：作者终身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805年)开始，到唐宣宗时期(846年)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的实质就是太监当权，本诗就是讽刺太监当权的黑暗、讽刺宪宗的皇权旁落。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嫦娥》即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类诗的典型。

曾在政府挂职 以见证改革为荣

曾经担任过一年市政府秘书长，是周梅森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对于官场的各种现象，周梅森的眼睛看到了，也放进了作品中。周围的人说，看他的书有很多人会对号入座的，千万不能这么写，可周梅森恰恰认为如果大家都不说，这些人会愈发肆无忌惮，愈发不把老百姓当回事。离开这个岗位以后，周梅森仍然密切关注家乡以及类似城市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演变。正因为这种关注，很多官员愿意和他交朋友，以至于手头的素材越来越丰富。周梅森对政治生态很感兴趣，是有激情的作家，改革开放这些年，他一直在场，也以此为荣。

“他们不是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因曾在政府挂职，并与一些官员多年交往，周梅森得以了解官场运行的逻辑。而很多熟识的官员犯下错误，以致锒铛入狱，他也深为惋惜。小说里的故事看似夸张，但许多是周梅森亲眼所见。在新作问世的这八年里，他一直关注中国政治生态、社会形态，对于能人腐败的现象深感可惜。周梅森不愿把他们描写成魔鬼，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更想展示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么一步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展示让更多人意识到，尤其是权力不愿受制约的官员们意识到，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对他们自己、家庭并不是什么好事，许多家庭可以用“集体滑落”来形容，让人扼腕叹息。

曾卷入经济纠纷 对人性认识深刻

在写作过程中，周梅森自己也会感到困惑，写这些政治小说真能对反腐有帮助吗?政治小说越写越多，而腐败依然存在，很多时候都让周梅森自己感到困惑和怀疑。所以，两年前，当高检的同志找到周梅森，希望他出面写反腐时，他第一时间回绝了，那时他正在打一场股权官司，比较心灰意冷。现在想想，周梅森发现自己竟要感谢那场官司了，没有它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人民的名义》，正是这场官司让周梅森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地方经济的一些乱象，对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就此，他全副身心投入到《人民的名义》。因为是自己正经历的事，周梅森写得格外得心应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来越大，让一直静静观望的周梅森有了信心，竟然把以前搁置的小说救活了。这，也许就是生活和造物主的神奇吧。

《离骚》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之时，还是流放中。《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即靳尚)的谗害，楚怀王因而疏远了他。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首诗本身找证据是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作者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大忠实于史实，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是“凡尔纳三部曲”的第二部。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是法国作家凡尔纳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一八七零年问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仍能以多种文字的各种版本风行世界，广有读者，仅此一端，即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吸引力之大。

主张书不及百岁不看的读者，是大可放心一阅的。 书中人物寥寥，有名有姓的只有四个半——“亚伯拉罕·林肯”号驱逐舰舰长法拉格特，只在小说开头部分昙花一现，姑且算半个;内景只是一艘潜水艇。但就是这么四个半人，这么一艘潜水艇，一个神秘的船长尼摩，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在各种探险历程中，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纵横海底两万里，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展现出一幅幅画面，海底墓地，珊瑚谷，巨型章鱼……

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画面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这样一部小说，读来既惫使人赏心悦目，也令人动魄惊心。令人永生难忘，不愧为一部世界名著。百看不厌。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三部是《神秘岛》，于1870年问世。

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仍在以多种文字的版本风靡于全世界。

《海底两万里》曾被多次搬上银幕、制作成动画剧集，本片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动画电影。不同的是影片在原著仅有的几个人物中加入了唯一的女性角色——伯纳代特，为整个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神秘感。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余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而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这些说法，笼统简单，缺乏事实根据。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入手。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这首词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时所作。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做于绍兴五年三月。”又《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绍兴五年乙卯，金人犯滁州，围亳州。壬午，伪齐犯安丰，韩世忠游击金人于大仪镇，败之。乙丑，金人困承州，又围濠州，高宗如平江。”李清照《打马图》序云：“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浙江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自临安泝江，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邸。”其时金兵进犯，丈夫既已病故，家藏的金石文物也散失殆尽，作者孑然一身，在连天烽火中飘泊流寓，历尽世路崎岖和人生坎坷，处境凄惨，内心极其悲痛。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4]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5] [6]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水浒传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故事简介】：

故事描写了梁山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传说是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转世，他们讲究忠和义，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8]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故事情节】：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山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12世纪初，中国被腐朽的北宋王朝统治着，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合流同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洗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之主。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

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份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到阻击，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战后，梁山好汉只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27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于抗金战中英勇战死，混江龙李俊等到海外暹罗自立为王外，大都善终。

【艺术价值】：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水浒传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识以及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是否真正值得宣扬，则引起各界众说纷纭。

近代民间亦有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独坐敬亭山》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此诗表面是写独游敬亭山的情趣，而其深含之意则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旷世的孤独感。诗人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思，赋予山水景物以生命，将敬亭山拟人化，写得十分生动。作者写的是自己的孤独，写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但更是自己的坚定，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此诗是诗人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佳作。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祖籍陇西成纪(待考)，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写作背景】

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李白南下宣城。行前，有诗《寄从弟宣州长史昭》，其中说道：“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 自十年前放还出翰林，李白长期漂泊。长期的飘泊生活，使李白饱尝了人间辛酸滋味，看透了世态炎凉，从而加深了对现实的不满，增添了孤寂之感，然而傲岸倔强的性格仍一如既往。因怀才不遇一直抑郁不平。身心的疲惫，需要得到慰藉。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借游仙、饮酒的方式排遣苦闷的诗，也写了许多寄情山水、倾诉内心情感的诗篇，《独坐敬亭山》即是其一。

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独坐敬亭山》的写作年代值得商榷。这首诗写于何年，在李白留存的诗稿中并没有注明，而认为这首诗写于753年只是后人推测所得出的结论。这首诗或许不是作于753年，而是作于761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

首先，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作者情绪来看，既然是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情写照，那么，李白当时的处境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其情绪也应该是非常低落的。如果这首诗写于753年，这正是李白初次来宣城的时间，那时的李白正值中年，且诗名如日中天，他来宣城并不是漂泊流离而至，而是应其从弟、在宣城为官的长史李昭多次殷勤相邀的结果。这有李白在《寄从弟李昭》一诗为证：“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闲，常夸云月好，邀我敬亭山”。李白到宣城后，受到时任宣城太守宇文先生的热情款待，受到当地文人墨客的追崇和欢迎。他经常与崔侍御、宇文太守、从弟李昭等人对酒酣高楼，散发弄扁舟，“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经常与诗朋文友“时游敬亭山，闲听松风眠。”“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他用如花妙笔将宣城描绘为：“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他豪情勃发，心中激荡着“但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冲动，他沉醉在“歌舞共讴吟，欢笑相拜贺”的兴奋之中。不仅如此，李白还在敬亭山下盖起了住房，接来了子女共住以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初到宣城的李白，生活的如此悠闲自在，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会有“独坐敬亭山”的孤寂和“众鸟高飞尽”的伤感呢?此外，从这首诗的字面上分析，既然李白对敬亭山达到了相看不厌的程度，应是看了多次，而不会是初次相看，所谓“不厌其烦”、“好书不厌百回看”便是这个道理。由此推测，李白这首诗不太可能是753年初次来宣城时所作，而应是在多次登临敬亭山后所发出的感慨。

公元761年，李白已岁逾花甲，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漂泊流离，经历了蒙冤被囚禁的牢狱之灾，经历了带罪流放的屈辱之后，李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宣城时，再也没有昔日友朋如云、迎来送往的场面了，再也没有北楼纵酒、敬亭论诗的潇洒了。他兀自一人步履蹒跚地爬上敬亭山，独坐许久，触景生情，十分伤感，孤独凄凉袭上心头，情不自禁的吟下了《独坐敬亭山》这首千古绝唱。这比较符合李白创作此诗的时空背景。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6]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7]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4] 。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祖上九死一生创下这份家业，自己身在福中，却不务正业，不听从父母老师的管教，以致长大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将这段经历和悔悟写成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罪不可免，但那些女孩儿都是生活中实有其人，万不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使她们的事迹湮灭无闻。一念及此，心旌荡漾，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这首词的创作时间，是一个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根据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有的词选认为，此说“和作品内容大体符合。上片开头三句写分别的时令和地点;下片起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回应这三句。这些都是写分别时情景，其他各句是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见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有的选本则认为，“就词的内容考察，是写别后的思念，并非送别”;开头三句也是写“别离后”的情景(见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清照诗词选注》、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选注》)。玩味词意，比较两说，似以后一说为胜。首先，《琅嬛记》的记述本不可靠，如王学初在《李清照集校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所指出：“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何况《琅嬛记》本是伪书，所引《外传》更不知为何书，是不足为据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应就词句本身来寻绎它的内容、推断它的写作背景。从上阕开头三句看，决不像柳永《雨霖铃》词所写的“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那样一个分别时的场面，而是写词人已与赵明诚分离，在孤独中感物伤秋、泛舟遣怀的情状。次句中的“罗裳”，固明指妇女服装;第三句中的“独上”，也只能是词人自述。至于以下各句，更非“设想别后的思念心情”，而是实写别后的眼前景，心中事。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爱玛》是简·奥斯丁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丁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他谜一般的情节中，在他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我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在喜剧效果方面，能使奥斯汀的《爱玛》相形见绌。这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天才之作。作品风格毫不矫揉造作，然而却在叙述事件的同时，不时恰到好处地搔及读者心头的痒处。作者以她女性细致而敏感的睿智、毫不妥协的态度、自信的道德意识、无所顾忌的胆略，在作品中以浪漫的手法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这无疑触动了同时代那些与作品人物不无类似之处的人们。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反侧”之心。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有“擅越职分”之嫌;而且，白居易平素多作讽喻诗，得罪了朝中权贵，于是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在中唐时期多专门安置“犯罪”官员，属于变相发配。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已两年，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一位年少因艺技红极一时，年老被人抛弃的歌女，心情抑郁，结合自己路途遭遇，用歌行的体裁，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琵琶行》(原作《琵琶引》)。

王维的《鸟鸣涧》当作于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游历江南之时，其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此诗是王维题友人皇甫岳所居的云溪别墅所写的组诗《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的第一首，是诗人寓居在今绍兴县东南五云溪(即若耶溪)的作品。

据《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于开元初进士及第后授太乐丞，因坐伶人舞黄狮事被贬为济州同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5)张九龄执政才返京任右拾遗。对于王维的这段履历，绍籍越文化研究者竺岳兵在其《王维在越中事迹考》中认为：“唐开元八年至开元二十一年将近十五年间的王维原来在吴越漫游。……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的《鸟鸣涧》、《山居秋暝》、《相思》等名篇作于越中。”王维漫游若耶，触景生情，联想到前人描写若耶溪的名句，欲与古人争胜厘毫，“出蓝”而“胜蓝”，于是有了“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一联以动写静的精彩诗句。从《鸟鸣涧》诗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分析，此诗应作于唐玄宗“开元盛世”时期，为王维青年时代的作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南宋词辛弃疾(1140～1207年)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

这首词是辛弃疾被贬官闲居江西时的作品。描写黄沙岭的夜景。明月清风，疏星稀雨，鹊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描写，写出夏夜的山村的魅力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创作背景

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轮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淳熙八年(1181)，他被弹劾罢官，回到带湖家居，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辛弃疾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和同情民间疾苦，这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

作品赏析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公元1181年(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开始到上饶居住，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因而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词中所说的黄沙岭在上饶县西四十里，岭高约十五丈，深而敞豁，可容百人。萌下有两泉，水自石中流出，可溉田十余亩。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五首，即：《生查子》(独游西岩)二首、《浣溪沙》(黄沙岭)一首，《鹧鸪天》(黄沙道上即事)一首，以及此词。

辛弃疾的这首《西江月》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鹊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鹊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鹊儿被惊醒了;而鹊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其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特别感到清幽。总之，“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

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而说丰年的主体，不是人们常用的鹊声，而是那一片蛙声，这正是词人匠心独到之处，令人称奇。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出“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

以上四句纯然是抒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不过，词人所描写的夏景并没有就此终止。如果说词的上阕并非寥廓夏景的描绘，那么下阕却显然是以波澜变幻、柳荫路曲取胜了。由于上阕结尾构思和音律出现了显著的停顿，因此下阕开头，词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阕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成趣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词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诉丰年在望之乐的一片蛙声中，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见”，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欣，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黄稻花香中以至忘了道途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相得益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稼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脍炙人口的诗篇，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以下是小编带来的再别康桥写作背景，希望对你有帮助。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比较尽快，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了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

徐志摩曾三次来到康桥。

第一次是1921年到1922年，他从美国来到剑桥大学研究院进修。学习期间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对于爱、美与自由的单纯信仰，产生了他为之倾心的社会理想。换言之，剑桥所体现的英国式文明，形成了他所向往追求的康桥理想。他把康桥当作他“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恋之乡”。兴趣也转向文学，喜爱写诗。回国后写诗《康桥再会罢》。

第二次1925年4月重游，归国后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

第三次是1928年8月，写下了《再别康桥》。

诗人三次离别康桥时的感情也迥然不同，第一次依恋，第三次再别时心情大不相同，因为回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使他痛感康桥理想主义的破灭，以由“单纯的信仰，流入了怀疑的颓废”。所以在《再别康桥》中，已然找不到写《康桥再会罢》时的那种热切依恋。虽然也歌咏了康河的美，但更多流露出自己孤独寂寞的情绪，诗人以缠绵凄婉的笔调，微妙展露了因“康桥幻想”幻灭而无限哀伤的情怀。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注重形象思维，主张将真实的感情，通过丰富、独特具有诗人内在感受的艺术形象和创设诗的意境来抒发，以期达到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再别康桥》写的是诗人的离别愁绪，突出的感情是一个“别”字。诗歌重点写的“境”，则是康桥的康河。他敏锐的抓住“金柳”“青荇”“波光”“清泉”“彩虹”“星辉”的具体形象，由近及远、由上而下地勾勒出康河的景观。对“撑篙”的追忆，更是诗人在感到理想破灭后，伤感无奈的“寻梦”联想。诗作巧妙的把气氛、感情、景象三者融为一体，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委婉含蓄的表露了离别愁绪，使诗篇格调轻盈柔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梦幻般的情调

在语言上喜用迭字强化感情，营造了一个宁静、沉郁的别离气氛，定下了全篇感情的基调，产生了一种轻灵柔和和回环的音乐美感，朗诵时富有一种音节的节奏感、韵律感。

把诗人理想幻灭后的失望、无奈的伤痛、孤寂、落寞的感情表现的更为真切、深切和动人。

欣赏《再别康桥》这首诗的时候，诗歌当中梦幻一样的语言，画一般的意境，都使得同学们深深着迷。在这里希望同学们可以了解再别康桥写作背景。

此诗作于徐志摩第三次欧游的归国途中。时间是1928年11月6日，地点是中国海。7月底的一个夏天，他在英国哲学家罗素家中逗留一夜之后，事先谁也没有通知，一个人悄悄来到康桥找他的英国朋友。遗憾的是他的英国朋友一个也不在，只有他熟悉的康桥在默默等待他，一幕幕过去的生活图景，又重新在他的眼前展现……由于他当时比较尽快，又赶着要去会见另一个英国朋友，故未把这次感情活动记录下来。直到他乘船离开马赛的归国途中，面对汹涌的大海了辽阔的天空，才展纸执笔，记下了这次重返康桥的切身感受。

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苏轼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本文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被贬到黄州已经有四年了。元丰二年七月，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的有关新法的诗句，说他以诗讪谤，八月，将他逮捕入狱。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折磨，差一点被杀。十二月作者获释出狱，被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做着有职无权的闲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这篇短文，对月夜的景色作了美妙的描绘，真实的记录了他当时生活的一个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

总结：这里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