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山区水资源

山区水资源丰富（最新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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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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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在主持国家行政管理事务、领导经济建设长达27年的岁月中，他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对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在理论上作出艰辛的探索，开启了新中国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新局面。

一、保护水生态环境思想的初步成型

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一个国家来说包括陆地的水土保持、治理水土流失，及治理江河水系、近岸海域的水污染等项内容。据此来看周恩来保护水生态环境的思想发展历程，历经初步成型和丰富完善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周恩来针对新中国水土流失的状况，特别是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现实，积极探索治理方略，把治理水土流失、整治沟坡与植树造林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从源头上根治的重要性，在理论上作了精湛论述。

作为一个大陆性气候为主和农耕文明悠久的国家，中国森林和植被的覆盖率是相当低的，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的概数为8.6%。[1]森林覆盖率低致使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水土流失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6。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2]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周恩来在领导治淮、治黄的同时，对治理水土流失给予极大的关注，思考着解决的途径。他多次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是造成水土流失的关键性原因。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很低，和世界上许多森林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1951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主持第101次政务会议讨论全国灾情问题时强调了造林、护林的重要性，指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就要写得适当才行，否则，“靠山吃山”，把树都砍光了，水灾就来了。[3]

1952年12月26日，周恩来审阅签发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全国尤其是对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怎样开展作出全面部署。《指示》首先明确了水土保持的战略地位和区域重点，指出：“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改造自然的工作。由于各河治本和山区生产的需要，水土保持工作，目前已属刻不容缓”。“应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延水，及泾、渭、洛诸河流域为全国的重点。”其次，《指示》对水土保持的治理方针和技术路线作了全面、科学的阐述，明确提出：“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地封山、造林、种草和禁开陡坡，以涵蓄水流和巩固表土，同时应推行先进的耕种方法，如修梯田、挑旱渠、等高种植和牧草轮作等方法，期使降落的雨水尽量就地渗入，缓和下流，不致形成冲刷的流势和流量。对于已经冲刷的山溪沟壑，即应先支沟，后干沟，自上而下，由小而大地修筑拦沙坝和缓流坝，以改变沟壑纵向的坡度，延缓洪水下泄的速度，截留其挟带下泄的泥沙，淤出的土地并可增加生产。”[4]由此可看出，《指示》中明确地提出了水土保持的三大基本措施，即耕作措施、林草措施、工程措施，充分体现了水土保持的综合性，且正确地处理了工程与生物、治坡与治沟的关系，为尔后数十年我国水土流失的治理措施指出了方向。1956年至1958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提出的“全面规划，综合开发，坡沟兼治，集中治理”的方针;1973年至1977年，治黄领导小组提出的“以土为首，土水林综合治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虽具体提法不同，但是对于水土流失必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对待工程与生物、治坡与治沟等的要求，都是在《指示》精神的指导下提出的。第三，关于水土保持的工作方针和组织路线，《指示》中提出：“水土保持是群众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必须结合生产的实际需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长期进行，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必须依靠群众，通过群众，使群众自愿地行动起来”;水土保持要以“预防为主”，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当地的经验”，要“拟定因地制宜的计划”，水土保持“必须与农、林、水利和畜牧各项开发计划密切配合，才能巩固和扩大工作的成绩”，“各级农、林、水利部门必须组织一定力量协助各地群众，及时给予技术指导。”[5]《指示》下达后，水土保持工作在全国特别是黄河流域逐步展开。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一些水土保持搞得较好的地、县、乡、村和小流域，其主要经验就是认真执行了《指示》中的具体要求。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路途不是平坦的。由于50年代全国各地在经济建设中追求速度，采用的多是粗放型经营方式，未能注重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特别是1958年兴起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中，大砍树木，到处垦荒，对森林植被、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在许多重要场合一再地讲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对于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减少，不仅是造成许多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而且是造成沙化的根源。为此，周恩来还用追溯历史的方法，不止一次地讲古人在经济活动中砍伐森林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警示今人。1957年11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埃及文化代表团时谈道：“古老文化还损伤了大自然，中国有林的山只有百分之十，好多都是荒山，古代人只知建设不知保护森林，后代子孙深受其害。”[6]1964年6月21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夫妇时谈道：“文化越古的国家，越不知道保护森林，树木越少。我去过的地方，如从尼罗河经过中东、中亚细亚，到中国这一大片，都如此。”[7]“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8]

在这一阶段，周恩来不仅对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对南方地区出现的水土流失也十分关切，及时给予具体指导。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周恩来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看到有关江西兴国地区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河床逐年升高的提案后，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江西省委要抓，要解决问题。又说：解决兴国的淤沙，一要挖沙筑坝，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禁滥砍乱伐上游的森林，大力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住泥沙不下流。造林是百年大计，黄河流域可以造林固沙挡风，江西山区多，我们不能光采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我们有雄心壮志，长期搞下去，增加森林覆盖率，兴国的淤沙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9]

二、保护水生态环境思想的完善

进入70年代，随着水污染问题愈益突出，保护水生态环境工作增添了新内涵。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生态的重要意义，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国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至此，周恩来保护水生态环境的思想，从内涵上看已论及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主要方面，日臻丰富完善。

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愈益彰显出来，世界上不少国家已把环境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对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大气、水质、噪声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污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这一时期，中国的水生态环境已开始受到破坏，一些工业集中地区环境污染严重，直接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

官厅水库是北京市主要供水水源地之一。1971年官厅水库由于长期受入库河流桑干河、洋河等携带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污染，水库水质变坏，水色浑黄，漂有白沫，有苦药味，死鱼增加。水库大坝东侧北寨等4个村的群众饮用库水后出现无力、头痛、背痛等症状。1972年3月，怀来、大兴县一带群众，因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发生恶心、呕吐等症状。化验表明水库水质已受到污染，并有恶化趋势。[10]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务院和周恩来的重视，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成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万里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统一管理水源保护工作。[11]根据周恩来关于查清官厅水库水源污染情况的指示，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在作了详细、大量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9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12]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采取了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改革工艺、减少污染、污水净化处理等积极的治理措施，经过3年努力，到1975年测定，官厅水库水质已经好转。1976年以后，水库水质基本接近饮用水标准。[13]

至70年代初，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他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会见各界人士以及审阅文件、处理问题和去各地视察等多种机会，一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1971年4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代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提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14]1972年9月8日，周恩来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对治理“三废”(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作出指示：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15]与此同时，周恩来接连作出了有关中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此时，中国尚处于非常封闭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阶级斗争仍是当时的主旋律。但周恩来远见卓识，决定组成40人余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关于参加会议的目的，周恩来指示：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16]起初代表团人员由卫生部门组织，周恩来觉得，环境保护工作是综合性的工作，不仅仅涉及卫生部门，单独由卫生部门组团出席这次会议是不全面的。他要求工业部门也参加。后来，他又提出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同志也参加。最后，中国派出了以燃料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部门。

周恩来还亲自修改和审定了代表团带到会议上的与会报告。针对当时在环境问题上的极“左”观点，他明确指示代表团应实事求是，并在修改与会报告时加上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在他的指导和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团在人类环境会议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代表团提出了修改《人类环境宣言》草案的十个主要原则，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大会对宣言草案做了较大的修改，使修改后的内容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17]

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管计划和城市建设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开展综合利用、除害兴利较好的厂矿企业代表，科学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300多人参加了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较充分地披露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比如，官厅水库的污染、火力发电厂的污染、黄河沿岸八省区工业“三废”对黄河水的污染。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代表们深切地了解到中国水域、大气、土地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会议期间先后印发了6期《简报增刊》和6期《环境保护情况反映》，集中反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除了在会议上印发，还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虽然在通知上注明‘请注意保密’，但是，实际上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通报了全国”。[18]

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并制定《关于加强全国环境监测工作意见》和《自然保护区暂行条例》，正式确立“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会议结束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上报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由国务院批转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是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起点。这个文件共有10条。第1条和第2条是重点，分别提出“要做好全面规划”和“工业要合理布局”;第3条“要改善老城市的环境”，规定保护水源，消烟除尘，治理污染;第4条“要大搞综合利用，除害兴利”，规定“一切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防治污染项目，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其余6条分别对水土保持和植被保护、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环境监测、环境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环境保护投资和设备等做出规定。[19]

这次会议推动中国的生态环保事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周恩来的多次指示和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起环境保护机构、环境监测和科研机构。1974年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负责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环境保护工作并监督实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主要部门相继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许多地、市以上城市和大中型工矿企业也设置了环境保护机构或专职人员。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先后出台，如《森林采伐更新规程》(1973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4年)等。也正是从这时起，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引进国门。官厅水库的水质污染、包头钢铁厂的烟尘等“三废”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三、两个鲜明的特点

纵观周恩来领导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实践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两个特点十分鲜明，感人至深。

一是始终心忧水生态环境。自新中国建国伊始至70年代中期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周恩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始终心系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表和作出的有关治理水土流失、植树造林、治理水污染等保护水生态环境的谈话、指示、批示等，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卷本《周恩来年谱(1949—1976)》能查到的就达34次[20]。这其中50年代12次，60年代16次，70年代6次，呈现分布频次均衡，时间悠长的特征。

由于50年代经济建设中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和大跃进运动的负面影响，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并不明显。周恩来对此心情十分沉重。1966年2月，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之前，周恩来对林业部的负责人说：我当总理十六年，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一是林业。[21]会议期间，周恩来接见了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及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的代表，他语重心长地说：“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22]针对西北地区的特殊条件他指出：“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23]周恩来要求西北地区总结经验，成立一个统管农林和水土保持的领导小组，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开展工作。

即便在外事活动中，周恩来仍关注着水生态的保护。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游览杭州西湖时，看到机动游艇船尾漂散的油污，对浙江省的负责人说：现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风景湖区都被污染了，水草枯死，鱼类绝迹，再不能游览观赏，我们的西湖不能污染。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风景如画的西湖，也为了让更多外宾在这胜似天堂的湖光山色中一饱眼福，今后西湖内应少用机动游艇，以避免湖水污染。[24]此后，得知西湖已在试用电瓶船时，周恩来甚为欣慰。

二是实事求是，直面中国的水生态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周恩来能够力排“左”的干扰，实事求是，直面中国的水污染现状。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参观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鉴于厂方接待人员介绍该厂污水处理工程言过其实，周恩来要求在赠送埃方的纪录片中剪掉不符合实际的镜头。[25]1972年6月为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代表团按规定须提交一份报告。周恩来在审阅报告草稿时，发现其中大讲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而对污染、公害问题却只字未提。阅后，他对起草人严肃地说：“还是实事求是嘛!我们也有环境问题，不好回避。西方环境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差，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么好，污染到处都有，一些地区很严重。北京就有污水，冒黑烟。”[26]周恩来不但对报告草稿提出具体意见，还亲自提笔修改。于是，在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增加了“中国也存在环境问题”一节。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直面中国的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是需要信念、勇气和远见的，是他对党和人民事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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