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事件及人物【精选20篇】

这两天，不少人都在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梁益建拉票，作为20位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的候选人，梁益建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在我国，医术高超的专家比比皆是，梁益建凭什么入选?

今天，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梁益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遇到别人不愿意收的病人，我愿意收，遇到能够帮的病人我愿意帮一把。”就像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网页上对梁益建的介绍“四川爱心医生”，这就是他的上榜理由。

在我国，脊柱侧弯发病率为2%至3%，而在成都三医院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都是脊柱侧弯超过130度以上，也就是重度和极重度患者。很多患者都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求医无望后，找到了梁益建。

超过一定角度的脊柱重度畸形的矫治，曾经是医学上的禁区。为了那些信任他的患者，梁益建开始了向“禁区”的出发和挑战。

梁益建说不是因为我胆子大，是因为这些病人确实需要治病，很多病人是带着呼吸机来的，你想呼吸机一取是什么情况，他都会立即死亡，所以这些病人来了，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应该想到起能不能把他救下来。

当患者以生命相托之时，医疗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语。梁益建从一例例手术做起，逐渐攻克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禁区。今年21岁的瘫痪女孩吴佩，怎么也没想到，经过梁医生不到一年的治疗，她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不仅是吴佩，从2008年到现在，在梁益建的主刀下，1000多名脊柱重度畸形患者重新站“直”了。照理说，医生的工作就是治病，但梁益建却愿意做得更多。对于脊柱重度畸形患者，一年的治疗费至少得10多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患者，梁益建又是联系公益组织，又是向亲朋好友募捐。

目前，梁益建已为近200位患者争取到500万左右的资助。得知自己成为2016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20名候选人之一，梁益建说很意外，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医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手术成功率向100%的成功率靠拢，让更多的脊柱重度畸形患者获得新生。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投票将持续到明年1月5日，评选结果将在春节后公布。让我们一起为梁医生加油，他是四川医生的骄傲。

秦玥飞，31岁，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衡山县贺家乡白云村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

央视网消息：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 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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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收到了一笔1000万元的巨额捐助，用于教育、公益事业建设。这是该县有史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助。这笔巨额捐款，来自今年86岁的马旭大校。捐给家乡的这1000万元，是她毕生的积蓄。

马旭是中国第一名女空降兵，抗美援朝期间，马旭被授予抗美援朝纪念章、保卫和平纪念章和朝鲜政府三等功勋章。她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还和丈夫撰写了《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填补了相关空白，被称为中国军中的被称为军中的“居里夫人”。

他们还研制出“充气护踝”，让空降兵着陆就像踩在气垫上，减少反冲力，减少扭伤情况。此后，马旭和丈夫又经过多次高原跳伞训练和水上跳伞训练，研制出“单兵高原供氧背心”。

2020年1月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武汉是疫情重灾区，可是仍然有太多人选择逆行而上。84岁的钟南山去了，解放军战士的医疗队去了，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去了。

“过年本想换个发型，现在如愿了，我剃了光头穿防护服更方便!”这是一位90后的武汉护士亲口说的话，她本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可在危急关头，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她放弃了所谓的“美丽”。白衣天使，也只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服，学着长辈的样子与死神抢人。他们还说非典那年我九岁，今年27岁，当时全世界保护90后，这次换我们90后保护世界了。这群可敬可爱的护士也是父母眼中的宝贝，但他们深知自己更是一名医护人员，他们用双肩扛起了一个叫“生命”的责任。向你们致敬，可爱的护士!

当医生摘下口罩，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一道道勒痕。因为长期戴口罩，他们的脸上勒出了水泡;因为长期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当她们脱下衣服时，是那全被汗水浸湿的背心……医生是什么?医生是收起了翅膀的天使。“你一定要给我平安的回来，你回来我就包一年的家务，听见没有?”这是一位丈夫对即将远征的妻子说的话，话语中带着一丝哽咽……是啊，医生也是人，她们也为人妻，为人母，但在这种危急关头，她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她们是与病毒抗战到底的战士。她们签下请战书，不计报酬，不计名利，她们用自己逆行的背影告诉人们：别怕，还有我们!我们坚决与死神抗争到底!”，向你们致敬，英勇的战士!

钟南山院士，84岁的高龄仍挂帅出征，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武汉人民需要他!全国人民需要他!中华民族需要他!

疫情一线，他们无畏生死，自愿请战;疫情一线，他们身着雪白战袍;疫情一线，他们把医院当作占豪;疫情一线，他们冲锋陷阵，跟随号角!他们与病毒斗争，与死神抗争，他们用炽热的情感书写着大爱的诗篇，他们完美地诠释了“勇敢”和“责任”。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20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怀着改变中国农村的热望，他在2011年来到湖南成了名大学生村官，至今已经五年。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寄望会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新变的城市青年、名校的大学生。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在体制机器外滚动，零敲碎打，有单枪匹马的无力感，也有独当一面、不受缚于体制的自在。他试图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在雕琢这个年轻人，从打扮到言谈，甚至到观念。

对基层的民众和官员来说。秦玥飞是热忱、有礼貌的年轻人，是半个“干部”。人们对他既有招待远客的淳朴热情，也有对“当官的”一向有的冷眼揣度;既有对留洋高材生的好奇和卑怯，又有教他做人的架势、对境外势力的鄙薄。

秦玥飞得到了体制的表彰。人们记住了一个青年奋力击水的姿态，赞叹他所散发的正能量。但很少有人指出，环境改变甚少，秦玥飞仍然挣扎在缺乏权力、资源和队友的困境里。

莫振高生前是都安高中校长，他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用自己的微薄工资以及向社会各界募捐3000多万元善款，资助近两万名贫困生圆了上学梦，被学生们亲切称为“校长爸爸”。2015年3月9日，59岁的莫振高因病离世，整个县城花圈被抢购一空，数万人自发前来祭奠和网上无数的追思。3月11日，南国早报刊发了题为《“莫爸爸”一路走好!》的独家报道，在广西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西日报以及南国早报从3月18日开始，连续一周在重要版面推出莫振高事迹系列报道，引发广西各界学习莫振高事迹的热潮。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也纷纷赶往都安，对莫振高校长的事迹进行报道，引起全国关注。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大型评选活动，每年都会评选出10位人物，被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此前，由央视发起对2015年22位候选人的网络投票，莫振高的票数一路看涨，网络呼声很高。2016年1月19日12时截止投票时，他获得2305574票，票数位列前茅。

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有一位校长，为扶助贫困学子上学，不惜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人送绰号“化缘校长”。10多年来，他带领学校教师先后筹到3000余万元善款，圆了1.8万余名贫困生的大学梦。

获得殊荣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可以说，没有人是为了今天的奖台而选择自己独特的生活。他们不知不觉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只是因为忠于自己的内心，缘于爱。

《感动中国》让我明白：因为爱祖国，有了“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跟随将军回乡务农，扎根并奉献农村一生的龚全珍以及中国航天团队，因为爱职业，因此有了98岁高龄依旧工作在第一战线的“良心医生”胡佩兰；因为亲情之爱，有了身患绝症，为了孩子未来的苦绣《清明上河图》的姚厚芝。

中国古老的美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位列第一。

爱，超越年龄，阶层、民族，在这些不同的职业，不同背景下的普通人，身上折射出光辉，它是人类最美的语言。

爱还可以传承。当我们看到90多岁的刘盛兰老人老有所养，当我们看到残疾的方俊明背后的母亲和女儿，当姚厚芝年幼的儿子那样动情地出“我爱你”，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现场的眼泪，还收获了对社会的信心。

都说中国梦，中国梦其实源于每个人普通的梦，关键在于有爱，在于坚持爱，传承爱。

爱需要传承，感动不只是一场晚会的激情，一次刹那间心灵的温暖，它落实到具体的行动。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我们的明天会截然不同。

让我们伸出我们的双手，去拥抱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让爱的力量充满整个中国，让爱充满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生活在爱中，让爱传万家。

月8日晚，《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作为“量子通讯的领跑者”成为“2016年感动中国的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颁奖典礼上播出了潘建伟院士为量子通讯事业奋斗的经历和故事，主持人对他进行了现场采访。《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给予潘建伟院士的颁奖辞是：嗅每一片落叶的味道，对世界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只是和科学纠缠，保持与名利的距离。站在世界的最前排，和宇宙对话，以先贤的名义，做前无古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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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看了老师给我们放的《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心情一直平复不下来，影片的里故事主人公身上的精神让我不得不佩服她。

相比起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的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五岁的那年就开始了她的苦难之旅，爸爸因为车祸去世，由于不能承担生活的重担，所以她的妈妈只能忍痛割爱把她送给了别人。

但本以为可以过上好生活的她却不得不面临命运跟她开的另一个玩笑。

她的养母因为身体的缘故一直卧病在床，养父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一走了之，母女只能相依为命。她弱小的肩膀不得不支撑起这个家庭，担当起重任。当别人家的孩子在撒娇，享受宠爱时，八岁的孟佩杰早已独自上街买菜，放学回家给养母做饭。

那时的她个头没有灶台高，她就站在小板凳上炒菜，摔了无数次却从未喊过疼，听着孟佩杰养母含着泪感激地回忆，我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站在板凳上，顶着脚尖吃力地拿起锅铲翻炒的情景，心里不由得阵阵酸痛。孟佩杰每天起早贪黑，帮养母穿衣、洗漱、换尿布、喂早饭，然后才安心地一路小跑着上学。晚上回家后，一大堆家务活等着她，服侍养母睡后，她才开始学习功课，那时已经九点了。就这样，孟佩杰在艰苦的生活中勤奋学习，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由于放心不下养母，她竟下定决心：带着养母上大学！

命运对待孟佩杰是残忍的，无情的，而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以灿烂如花的微笑回报这个世界。她面对逆境，乐观开朗，用青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她的存在，成为养母生存的勇气。当人们对她惊叹不已时，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

而现在的我，有时还跟妈妈顶嘴，跟妈妈对着干，做作业时，还跟妈妈吵架，和孟佩杰比起来，我实在是太惭愧了。父母从小就为我做过许多事，在我生病的时候，是父母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是我的疾病快速康复；在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是父母和我一起攻克难题，带领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日常生活中，是父母从小一直给我做饭，洗衣，是我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现在的高大阳光少年。我暗下决心：要向这位小女孩学习，在生活中要孝敬父母，感激父母，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黄文秀在多年前的入党志愿书里写道。回过头看，黄文秀生前的种.种事迹正是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的理想信念的践行，将自己无悔的青春与生命的热血献给了她所追求的事业。

作为毕业于北京知名高校的研究生，黄文秀毅然决然的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没有丝毫犹豫的回到自己的家乡，深入到边缘的百色村，驻扎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作为一个小姑娘，初入乡村，不适应不习惯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多，生活的困难可以慢慢挺过去，但是工作上的瓶颈却让黄文秀一筹莫展。

一接触基层扶贫工作，黄文秀就开始挨家挨户对村里的贫困户访问，俯下身子了解他们的家庭问题，倾听他们的生活疾苦，但是，有的村民并不配合她的工作，甚至觉得小姑娘就是来镀金的，并不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面对这个棘手的情形，黄文秀尽管觉得无力适从，但仍然奔走在群众堆里，帮他们干农活，收拾屋子，申请补助等等，真真切切为村民着想，成为了百坭村的“家里人”，是百坭村的“女儿”。

以心换心，赢得真心。黄文秀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百姓痛痒，换来了相互的信任。她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在就职期间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贫困率下降20%，这一工作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以及村民的一致肯定。

黄文秀的先进事迹触动了无数人，特别是驻扎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工作者们，基层服务者们要以黄文秀这一“时代楷模”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敢于啃扶贫这块“硬骨头”，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勇毅前行。

今天，我看了《20xx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颁奖晚会，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胡忠、谢晓君的事迹。

在去四川藏区福利学校支教前，胡忠、谢晓君夫妇都是成都中学的老师。20xx年，胡忠看了一篇关于甘孜州康定县塔公乡一所孤儿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动了支教的念头，得到妻子谢晓君的支持。三年后，谢晓君带着三岁的女儿也来到这里支教。20xx年8月，一所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创办了，她主动前往当起了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甚至是保姆。

在颁奖晚会上，主持人宣读了他们的颁奖辞：他们带上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他们放下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不是绝情，是极致的深情；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他们是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

其实，《感动中国》的每个事迹让每个有良心和中国人都十分感动，我们作为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无力去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但如果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学校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在学校里捡纸屑，在家里帮妈妈打扫卫生……这时我们虽然不能成为感动中国的人，但一定是让中国人感动的人。

太阳自有太阳的光芒，小草自有小草的春天。我们要像泥土一样真切，小草一样生动，路边的石子一样平凡，把感动变成行动，多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对学校、对家庭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被感动的中国，也将感动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三度回应中国问题疫苗时间遭遇了尴尬，尴尬的起因是，WHO认为，未经适当保存或处理的疫苗，尤其是减毒活疫苗，如果疫苗瓶或者预充疫苗的注射器未损坏，不当储存而导致疫苗发生污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一声明遭到部分网络媒体的质疑。部分网友认为，刊登WHO声明的网站系仿冒的“山寨版”。

那么，声明到底是否为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就此求证了该组织的新闻发言人。“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有自己的官网，我们代表处就代表WHO，而且关于疫苗的信息就发布在我们的官网、官方微博、微信号上，都是真的。”WHO驻华代表处新闻官吴琳琳表示。

“中国驻华代表处发布的信息，总部都是知晓并同意的。”一位WHO驻华代表处项目经理告诉记者。

“疫苗应该正确储存和管理，否则将失去效力或降低效力。但必须注意的是，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此在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可能非常低。确切地说，若儿童接种了过期或不当储存的疫苗，其面临的风险在于缺乏对该疫苗所针对疾病的预防能力。”WHO在3月22日发布如此声明。

WHO同时称，“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但是“无毒性反应”并不意味着无害，这种危害就是：如果疫苗由于过期或不当处理失去效力，儿童将缺乏疫苗所针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可能在未来感染疾病，对其造成伤害。这种情况跟未接种疫苗的后果相似。

WHO分为三个组织层级，即总部、区域办事处和代表处。该组织总部在日内瓦，区域办事处分为非洲区域、美洲区域、东南亚区域、欧洲区域、东地中海区域和西太平洋[1.60% 资金 研报](601099,股吧)区域。中国属于西太平洋区域，WHO在中国设有代表处。

WHO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英文全称是WesternPacificRegionalOffice，简称WPRO。

进入WHO中国代表处的最权威渠道是，点击搜索网站认证的WHO官网，找到区域办事处中的西太平洋区域官网，然后再点击中国代表处链接。

据WHO网站介绍，自1948年4月7日该组织成立伊始，中国就是其会员国，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

扩大免疫是WHO的重大行动规划之一。

扩大免疫规划(EPI)组在华的使命是支持中国政府通过及时免疫接种、有效监测和加强常规免疫规划来防控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工作。

扩大免疫规划组在华有三个重要目标：在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并获得认证前保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到2015年消除麻疹;到2012年，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感染率降至2%以下。

2012年6月，中国被正式证实已达到控制乙肝的区域目标，即，将幼儿的慢性乙肝感染率从7%以上降至2%以下。中国实际上已超额完成了任务，将感染率降至1%以下。

2012年11月，中国被证实已消除了孕产妇和新生儿破伤风。

认识疫苗

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受到疾病的困扰，同时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与疾病的抗争，很早就已经有了用免疫接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比如1796年，英国医生第一次为病人接种牛痘疫苗。实践表明，疫苗对一些传染性疾病是目前最好的预防方式。

所谓疫苗，WHO给出的定义是意图通过刺激产生抗体对一种疾病形成免疫力的任何制剂。

“疫苗分很多种类，有灭活、减毒、活疫苗等，但是它多由多肽类、人体血清蛋白以及维生素类、生理盐水等组成，其中人体血清蛋白属于保护剂，也有用氢氧化铝作为佐剂。合格的疫苗是不含细菌的，在高温下如果保持包装不破坏，不会产生细菌污染。”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原研究员杭长寿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疫苗成分中的蛋白质在高温下会水解，水解之后变成小多肽、氨基酸之类，它们从生化反应的角度，无法变成有毒的物质，注射到人体也不会发生有毒的副反应。

在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发生后，不断有专家和有关机构站出来对公众进行科普，业内专家表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公众的恐慌情绪会让疫苗的实际作用遭到贬低，甚至被排斥。

上海生物界的一位专家表示，正是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通过接种牛痘消灭了天花、2000年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2012年消除了新生儿破伤风，控制了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疾病，显著降低了儿童的乙肝感染率。国家免疫规划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持久的社会效益，在保障儿童健康、增加人均期望寿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全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我国率先成功研发甲型H1N1流感疫苗，有效抑制了疫情扩散。

显然，正是由于疫苗对人类生命健康的贡献，WHO为避免此次疫苗安全事件引发公众的过度恐慌，三度作出回应。

不能容忍不等于不接种

“对于非法经营疫苗，一支都不能容忍。国家规定，疫苗必须在冷链条件下运输储存。脱离冷链条件进行运输储存，这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可容忍的，是不能允许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3月24日表示。

对“问题疫苗”不能容忍，不等于其他正常疫苗不能接种。

李国庆对于公众最关心的涉案疫苗脱离冷链运输和储存带来的安全有效问题也作出了解释。中国的任何一种疫苗在批准上市前，都实行严格的注册审批制度，疫苗有效期的确定，都经过了长期稳定性试验，而且这个长期有效性试验按照有关技术的要求，稳定性试验的要求至少要减掉6个月，才能作为它的有效期。假如一个药物有效期是两年的话，实际做稳定性的时间一定要超过两年半，国家才给它定两年。

另外疫苗产品批准上市之后，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监管部门检验审核后签发上市销售，温度比较敏感的一些疫苗，每批疫苗在出厂前企业都要进行挑战试验，即在极端条件下的热稳定性试验，根据不同的产品，在37℃高温条件下放置1到4周的时间。如果储存1到4周，质量不合格了，那这个疫苗就不能出厂。

“长时间脱离冷链的疫苗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从一般规律上来讲，安全性应该不会有大的影响，近五年，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卫计委和食药监总局设有国家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系统，通过系统报告来看，过去五年也未见异常，特别是山东、河南两个省，报告数据也都在正常范围内。”李国庆表示。

郭川航海意义何在?当这位50岁的青岛汉子带领国际团队穿越北冰洋、冲过终点之后，很多人对他这种自讨苦战的疯狂举动表示不解。

同样的问题可以提向所有的职业体育项目：博尔特为什么要跑步?梅西为什么要踢足球?费德勒为什么要打网球?梅威瑟为什么要搞拳击?……他们意义何在?

对于这些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我们从对郭川航海的解剖中都能找到答案。

每个人都是性质独特的个体，兴趣爱好各有不同，郭川也不例外。他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材生，对太空的兴趣却不如对大海那样炽烈。他不愿庸庸碌碌地活着，对到手的副局干部待遇没有兴趣，三角翼、滑沙也不合他的胃口，唯有帆船航海让他一见如故，沉迷其间不能自拔。他说自己就像歌曲里唱得那样，“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他想换个活法，航海把他从城市琐碎乏味生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只有到了海上，他才感觉到自由和对自我命运的把握。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国内没有航海环境，他就远赴法国学习，全是自费，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

航海，是郭川的爱好，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像博尔特、费德勒、梅西、梅威瑟在自己选择的体育项目中生活一样，也如你我平凡人选择的朝九晚五的上下班制生活一样。

郭川航海是为追求战胜自我的极限体验。他的帆船为创造纪录而设计，不是为了享受，没有任何奢侈品，甚至连马桶都没有。这次北极航行，他吃的是脱水压缩食品，喝的是淡化过的海水，13天内一直和衣而睡，没换过内衣。他追求的不是衣食住行的舒适，而是一种极致的感觉。在这次创纪录北极航行冲刺结束后，他沉浸在巴库斯似的兴奋中：“我感觉很自豪，此刻的我完成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享受的时刻，只是具体内容不一样。有人会为加薪晋级、买房买车而高兴，我为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纪录而高兴。大家只是追求的目标不同，但高兴的感觉是一样的。”

郭川说，他一直想要做一件感动自己的事情，这次做到了。因此，他首先是为自己航海，为了实现自我而航海。

如果郭川生在欧美，他或许就是个平凡的航海者。但在中国，时代的变化把他推到了历史的前沿。北京奥运会把青岛选为帆船比赛地点，让郭川这个青岛人深入接触到了竞赛帆船。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国际帆船赛事进入中国，郭川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国际赛事的中国元素。发达的理性思维和坚韧不拔的性格让他战胜了种种困难，十年之内他成为帆船竞技的高手，成为一个品牌，组建了专业团队，拥有了市场。他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三大成功要素。他选择了帆船，时代选择了他。他成为中国帆船的领军人物。

于是郭川就不能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的航海被赋予更多内容和意义。作为一个职业极限航海家，他担负着更多责任。他要为家庭、为团队、为支持者、为赞助商、为自己的市场品牌、甚至要为中国帆船界去航海。他必须要去拼搏，做到最好，正如博尔特、费德勒、梅西和梅威瑟这些职业体育选手一样。

现在郭川每次航海都是一个市场项目，由自己的团队经营。为了他能顺利下海穿越北极，团队总经理刘玲玲奔波在世界各地，为他寻找船员，寻求合作伙伴。团队技术经理法国人哈尔贝最后累得卧病在床。这些职业人士拼命工作，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消费经济时代，不少人欣赏郭川，因此成为他的支持者。这次穿越北极起航之前，有人暗中给他账号里汇去二十万元人民币，有人万里迢迢从国内赶到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为郭川壮行。因此，郭川航海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功，也是团队和合作伙伴、支持者和中国帆船界的成功。大家都与有荣焉。

我们为博尔特、费德勒、梅西、梅威瑟和郭川喝彩，是因为我们在他们那里找到了认同感。这就是意义所在。

郭川说过，他航海就像博尔特跑百米每一步都力求精确一样，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因为他有时要在游走在生命攸关的极限边缘，容不得任何闪失。极限航海是他的工作，就像体育和探险，都是人类为自己设计的挑战，看似“自讨苦战”，实际是人类自我砥砺、自我改善的方式。每次极限的突破，每次世界纪录的创立，都值得我们为之兴奋。这也是意义所在。

法国航海权威克里斯蒂安·杜马尔称赞郭川是世界航海界的“先行者”，“意志强大，思维理性”，“坚定地追随自己的想法”。郭川是个为实现自我价值而愿意付出一切努力的人。这是他个人精神的实质所在。

郭川曾说：“我的事迹或许无法拷贝，但我的精神可以拷贝。”他的这种精神，也是他航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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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硝烟四起，烽火连天，却有人逆火前行，从光明走进了黑暗之处，一人穿过石雨江，将一个鲜为人知的红色中国带到了世界眼前，并留下了一本宝贵的著作，他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在阳光下幸福生活的我们又捧起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记录了中国红军点点滴滴的纪实作品，在阅读中感悟历史，收获成长。

此书可把红色中国写的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在这些小小的书中，红色中国全然不是我懵时期想象的死板，紧张，这里有着好几百万的人民，而苏区的管理可谓井井有条，学校，工厂都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尽管在当时共产党被苏区外的国民党围剿压迫，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甚至连学校里的课本用的纸都是从敌方得来的传单，枪械更是从乾县府和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下，老百姓仍然十分爱戴红军，我想这是因为红军不欺压百姓。反之，还帮百姓从大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土地。要知道在旧中国，土地就是劳动人民的命。红军可谓是人民的军队。试问，这样一支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会有谁不去爱戴呢？

在书中我还认识了许多家喻户晓的领导人。譬如我们最伟大的毛主席，书中的第四章，对其有详细的描写，透过这些文字，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一直歌颂敬畏的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还干过许许多多的大事。原来毛主席童年时期也是个有点叛逆的孩子。毛主席十分善良，对待老百姓可好了。这可真让我大开眼界，我情不自禁的把第四章读了好几遍。

从小爸爸就给我讲长征的故事，而在这本书中，我真正体会到了红军的长征精神，不管前方是崇高峻岭，还是在湍急大河，我们的红军战士都从不退缩。他们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难关，也许即将到来的是死亡坑和红色信息深深铭刻于战士们心中，他们绝不放弃，这就是红军的长征精神，既然红军战士可以取得胜利，我们也可以。

读《红军照耀中国》，体红色世界、感红军事迹、记长征精神，我想，这便是这本作品想告诉我们的了。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颁奖典礼》终于在年2月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这些人在平凡不同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的。热乎乎的。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的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的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的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妈妈我爱你！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为了让山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好的教育，她坚守深山36载。学生们对她的称呼，从最初的“支姐姐”，到后来的“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

已经55岁的她，原本可以退休，离开山村颐养天年，但她不舍离去。“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她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乡村教师支月英。

“让山村的孩子也能接受好的教育”

记者驱车从奉新县城到澡下镇只需20多分钟，可从澡下镇到泥洋村白洋教学点却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实地走一遭后发现，当地的偏远程度仍超出想像。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第一次到泥洋村时，先坐了2个多小时的汽车，再徒步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

“这么偏的地方，就从来没想过要离开?”

“何尝不想呢?可是我走了，山里的孩子怎么办?”

山里的孩子也应该接受好的教育，这是支撑支月英留守深山的精神支柱。她明白教育对山区孩子的特殊意义，“山里的孩子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掌握知识是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支月英以校为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为了让山里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她50岁后开始学习制作课件，从网上下载丰富的学习资料。

“教学方法好，孩子们都听她的话，成绩都很优秀。”泥洋村村民李业美说，支老师常常利用傍晚的时间到家里辅导孩子做作业。早晨有的孩子喜欢睡懒觉，也被她从被窝里叫起来。

她的学生大都是留守儿童。为了解决隔代教育问题，支月英不厌其烦地家访，给爷爷奶奶们传授教育方法，帮助孩子们改掉坏习惯。

“总要有人作出牺牲”

中午12点，刚结束一上午的课程，支月英就匆匆到二楼的厨房做饭。三年级学生洪涛回家要走6里的山路，午餐便在学校和支月英一起吃。从学前班到现在，支月英没收过一分钱。

“村民们家里有事只要打一声招呼，支老师就管孩子们的午饭，有时十几个孩子一起吃，碗都不够。”被支月英的事迹感动，两年前义务到白洋教学点支教的志愿者李霞说，支老师从不收钱，家长过意不去，常常送些鸡蛋和蔬菜来，支老师盛情难却，她便不时地给孩子们买书包衣服。

2012年，考虑到支月英的身体，组织上再次决定调她下山到镇里的中心小学。此时，比泥洋小学还要远10多里的泥洋村白洋教学点没有老师，村民联名写信请她去任教，她被村民感动了!

别人都往山下调，她却往山上钻。这让担心她身体的丈夫真的愤怒了，他把她的行李都扔掉了。

“山里需要我!”支月英对丈夫说，“总要有人作出牺牲，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丈夫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在行动上支持她。每次开学，丈夫都会帮她把课本送到教学点，米和油吃完了丈夫总是及时送上山。

支月英的到来，给白洋教学点带来了新气象，校舍从土坯房变成两层的楼房，还新添了乒乓球台和游乐设施。很多家长当年就是支月英的学生，他们纷纷把已经在外就读的孩子转回白洋教学点。

“我要一直坚持下去!”

“吃过了吧!”“今天脸色有点不好啊，不舒服一定要上医院!”支月英端着饭在村里到处转，边走边吃，不时地和村民交谈。

白洋教学点周边两个自然村的几十户人家，支月英都串过门，没有一个村民她不认识。午餐和晚餐，她总喜欢端着碗到处走。一些不愿意吃饭的孩子，一听到她的声音，赶紧坐回桌子吃饭。

泥洋村的村民都是客家人，讲客家话。几十年在一起，支月英的客家话讲得很顺溜。村民更是把她当亲人看，家里有好菜总要叫她去吃。冬天，山里冷，村民把火炉生好，给她送去。

在山区从教数十年，支月英也落下了一身病：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一只耳朵的听力衰弱严重，嗓子经常痛得发不出声。另外，甲减和糖尿病让她每天不离药。

已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支老师的去留一直是村民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心情很复杂，既希望支老师能一直坚守，又担心她的身体。”李业美说，大家都觉得再挽留支老师，真的有点太自私了。

可支月英似乎还没把退休提上议事日程，她放不下山里的孩子，担心没有新的老师愿意来。“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支月英说。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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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回忆长征路上的艰辛磨难，王老出奇地平静，“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2万5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就是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过往的艰苦岁月，王老不愿多谈，但长征在王老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母亲一直想去当年走过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区，看看当年的乡亲。我们知道母亲心底有重走长征路的心愿”，谢亚旭对记者说，2004年，王定国91岁，恰逢纪念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谢亚旭跟母亲商定了重走长征路的计划，“那段时间，母亲情绪非常好，很兴奋。但考虑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来的线路再走一遍，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她参加红军的地方、入党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岁的长征老战士，重新踏上了长征路。

王老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选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泸定县，红军长征时期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役就在这里发生。“到达泸定县，我们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铁索桥，那天的江水特别湍急，站在桥面往下看就直头晕。但母亲非常兴奋，站在铁索桥上不用人搀扶走了一个来回。站在泸定桥上，母亲把我们招呼过去，对我们说，‘长征中我走的不是这条路，但你们父亲是从这条铁索桥上过去的，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我这次带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让你们感受父亲他们当年的不容易’”。当时王老的三个儿子谢烈、谢云、谢亚旭陪在她身边，一起重走长征路，“像这样的话，母亲一路上说过多次，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父亲当年住过的房前，母亲也说过，并且要求我们做儿女的，要带自己的孩子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爷爷，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弹指一挥七十年，血染山河马列坚。立新革旧非常业，星火燎原乾坤传。七十年后又进川，心潮难平语万千。”这是王老200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诗。几十年来，她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军的灰军装、八角帽，最喜欢写的字是“红军万岁”，她还曾写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战火硝烟中，无数英勇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最后成就了伟大的胜利。从红军长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奋斗着。”

北京时间__年__月1日晚，年近32周岁的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半决赛他跑出了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作为第一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这一夜，他“苏神”的绰号被更多人知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炳添的人生，远比比赛还要精彩。

“飞人”

“9秒98”、“9秒83”，东京奥运会像一场梦——“飞人”

半决赛起跑前，他摆出了“拿捏”的手势，几秒后，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赛后，他说自己只是想进步一点点。看似“凡尔赛”，但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速0.08秒的背后，是多年的漫长磨炼。

常年的训练比赛，带给他一身伤病，苏炳添原本计划在2017年退役，却因心中不熄的短跑之火重返赛场。

2018年两次跑出9秒91的苏炳添，在次年多哈世锦赛后，便遭遇了18个月的伤病困扰，腰伤新愈，又添肩伤。这个永远追求速度的身体，跑得过对手，却跑不过伤病。

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一年，他曾因此长达13个月没有比赛。种种困难之下，身为“超龄”老将，他仍笑着说“我真的还可以再跑。”

强大的意志力支撑他一步步靠近奥运梦想，最终，苏炳添站上了奥运决赛的起跑线。

“苏教授”

赛场下的苏炳添，本科与硕士均就读于暨南大学，还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学生们叫他“苏教授”

个人的实践是他宝贵的教学素材。2018年4月，苏炳添被正式聘任为暨大副教授，他还曾利用国家队休整时间回校，教学生们热身与短跑的技术。或许下一次“苏教授”

今年，他带的第一拨硕士研究生已毕业，而“苏教授”

苏炳添在深圳大运中心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还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件事登上过微博热搜，引得无数网友讨论。

苏炳添曾说，完全退役之后，他将会在暨大任教，“比起做教练，我更喜欢当一名老师。”

“添添”

很多次采访中，苏炳添都会提到“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羡煞旁人。

谈及2002年初中军训时的初见，林艳芳曾回忆说，笑容灿烂的苏炳添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个。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炳添也像其他男孩一样，会用玩闹、传小纸条等招数来吸引“女神学霸”的注意。

2017年10月10日，他们走进婚礼殿堂，结束了15年的爱情长跑。而后，他们迎来儿子小天天的降生。婚后的生活就像结婚纪念日一样，十全十美。

苏炳添平时称妻子为“芳姐”，对方则叫他“添添”

苏炳添自认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但他会记得两人的每一个纪念日，几乎每一条微博都会和妻子互动。如果这不是浪漫，那什么才是浪漫?

苏炳添曾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不要活在纪录里，要为破纪录而活。”这句话就像他的人生写照。被称为“神”的他，迷人的不只是他在赛道奔跑的身影，还有，永远追求更好的自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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