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关于廉洁正直的名人故事【通用20篇】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看完《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我不禁感慨万分。历史上的这些名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丰功伟绩，真是让人敬佩！但是我知道他们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天才，而是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例如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他小时候是一个淘气包，自从在爷爷那儿受到影响，他并开始努力学习，等到了高中时，他已经是学校里的优等生了。一次偶然的实验启发了贝尔想发明电话，许多人都说贝尔是痴心妄想，可贝尔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反而坚定了自己制造电话的决心。他深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虽然贝尔在实验的过程中烧坏了裤子，把大腿烧的火辣辣，但最后还是成功了。成功是在他勤奋，执着和顽强进去的精神上得来到。

除了贝尔，这本书里还介绍了许多其他的名人，如：孔子。孙武。屈原。韩信。张衡。华佗。王羲之。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而成为名人的，他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明朝的著名大臣李东阳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他四岁时就能写一尺的楷体大字，还善于对对子。有一天，李东阳的老师出了一个上联：“砚向石边见口。”这是拆字联，将“砚”字拆为“石”和“见”。李东阳应声对道：“笙从竹下生声。”把“笙”字拆成“竹”和“生”，对得很是工整。还有一次，父亲李淳给李东阳出联：“虎豹关中，不是关中虎豹。”李东阳略加思索，对道：“麒麟阁上，皆非阁上麒麟。”小东阳因为天资聪颖，被视为神童举荐给当时的皇帝朱祁钰。皇帝召见他时，因为李东阳太矮小，只能由太监扶着他迈过皇宫的门槛。皇帝打趣道：“神童腿短。”李东阳应声对道：“天子门高。”皇帝大喜，又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十余个大字。当小东阳写到“龙”（繁体字为“能”，笔画很多）字时，手腕乏力，最后一勾便用自己的小靴子沾墨水印上。皇帝看了很高兴，将他抱到膝上坐着，把上林苑的珍果赏赐给他吃。当时李东阳之父已站起身来，在台阶下等候命令。皇帝又出了一个上联打趣道：“子坐父立，礼乎？”意思是说：“儿子坐着，而父亲却站着，这合乎礼法吗？”李东阳不假思索地应答：“嫂溺叔援，权也。”意思是：“嫂子掉进河里，小叔子去拉她，这是权宜之计。”皇帝听罢，连连点头，微笑着说：“真不愧是神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当宰相。”

阿光的思考：

不是吧？书虫，你确定李东阳当时才四岁？我可要羞愧死了！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呢。我要马上去拿字典过来把里面的字都学会！我还要学对对子！书虫，你教教我吧！我还有个问题，李东阳虽然书法好，还会对对子，可是这就能断定他有宰相之才了吗？

书虫的指导：

哈哈！当时全国那么多人，李东阳被称为神童，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他有那方面的天赋。但阿光不用灰心，你也是个聪明的孩子，而且勤奋好学，将来也一定会成为出色的人。你最后提的问题很好。中国古代自隋唐以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文章写得好的人，才有机会担任朝廷的官员。李东阳从小善于对对子，将来文章自然写得好，也就有了人阁拜相的可能。但以文章写得好不好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治国的才能，确实不怎么靠谱。还好李东阳是个多面手，他不仅工于诗文，也有治国才能，且为人坚忍沉毅，后来他在铲除专权的宦官刘瑾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物小档案

姓名：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

时代：明朝

籍贯：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人

成就：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著名诗人、书法家、政治家

故事：忍辱负重，诛杀权阉

明孝宗时，李东阳果然成为了内阁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宰相），与另两位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组成了“内阁铁三角”，齐心协力处理朝政大事。这三人各有特点，刘健善于决断，谢迁辩才无碍，李东阳足智多谋。明孝宗对他们很敬重，称他们为“先生”。

明武宗登基后，宠信宦官刘瑾及其手下的“八虎”，终日嬉游度日，荒废朝政。李东阳、刘健、谢迁和其他朝臣联合面奏小皇帝，请求诛杀这帮误国的太监。(事迹材料 )小皇帝也知道宦官误国，但又舍不得杀这些可以陪他玩乐的人，于是提出将他们赶到南京去，饶他们一命。退朝后大臣们开会商议，以刘健、谢迁为首的众大臣都认为应该继续奏请皇帝诛杀宦官。李东阳考虑问题一向谨慎细致，他深知小皇帝和这帮人关系密切，绝对不会同意立即杀了他们。如果把他们赶往南京和小皇帝隔离一段时间，朝臣们再做些工作，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同时“八虎”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的张永就较为讲理。于是，在讨论杀不杀“八虎”时，李东阳显得有些犹豫。

结果，这些大臣中出了一个叛徒。他在会后立即向刘谨报告了会议的内容和各人的态度。刘瑾得知消息后跑去皇帝面前哭诉，把皇帝哭得心软了，反而升了刘瑾的官。第二天上朝，见情势大变，李东阳、刘健、谢迁便请求辞职。后两者当时就被罢了官，唯独留下了李东阳。这是因为李东阳在会上态度犹豫，且他是文坛领袖，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刘瑾以为可以拉拢他，便安排他做首辅。刘健、谢迁等人因此对他产生误解，连他的门生也对他冷眼相看。李东阳忍辱负重，不动声色，一直寻找适当的时机诛灭刘瑾一党。

后来，安化王朱真鐇打着诛灭权阉刘瑾的旗号起兵造反。刘瑾慌了手脚，急忙找李东阳商量对策。李东阳提出两个建议：一、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杨一清领兵平定叛乱；二、派“八虎”中的张永为监军。刘瑾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正是李东阳事先谋划好的，杨、张二人都有心要诛杀刘瑾。等杨、张二人得胜归来，李东阳便授意张永借此时机奏请皇帝诛杀刘瑾，同时他还发动了六部六科、十三道御史同时上书弹劾刘瑾，罪名共计十九条。迫于形势，明武宗终于同意将刘瑾抄家并凌迟处死。经过这场殊死拼争，正义的力量终于占据了上风，大明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阿光的思考：

刘瑾这人我知道！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里都有他，是个十足的坏蛋。原来除掉他还有李东阳的一大份功劳啊！看来李东阳真的不简单，不仅学问比人家好，而且懂得忍。

书虫的指导：

是啊！在被误解的日子里，李东阳挨过太多的骂，受过太多的委屈，吃过太多的苦，朋友指责他心志动摇，门生责怪他阿附阉党。他都只能默默忍受，韬光养晦，相机而动，最终用最少的牺牲完成了他的事

业。与刚直的刘健、谢迁相比，他其实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也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阅读笔记

书虫说，李东阳是明朝著名的诗人，可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于是我缠着书虫给我找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寄彭民望》。彭民望是李东阳的好朋友，平日对他的诗并不推崇，可他读到这首诗时，不禁潸然泪下，反复吟诵数十遍，爱不释手。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不久前，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一起谈话时，双腿往座位后缩，好像要把双脚藏起来似的。原来，布隆伯格穿着一双很旧的皮鞋，可能是在穿着由高档设计师设计的名牌衣服的第一夫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他才试图将脚上的旧皮鞋“藏起来”。

现年68岁的布隆伯格是一位身家超过180亿美元的富翁，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排名第23位。和许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不同的是，家财万贯的布隆伯格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抠门”的生活。虽然贵为一市之长，布隆伯格却不坐专车，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都乘地铁回家，在拥挤的车厢里，布隆伯格经常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半小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隆伯格总共只有两双工作皮鞋，而且已穿了整整10年！

布隆伯格两双皮鞋穿了10年的秘闻曝光后，令许多美国民众大跌眼镜。早在2001年参选市长前，布隆伯格就已开始穿这两双皮鞋了，由于皮鞋实在太旧，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觉得它们太不上台面。尽管如此，布隆伯格仍然觉得两双皮鞋已经足够，这可能与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隆伯格虽然节俭，却一点也不吝啬。美国富翁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倡议全美的亿万富翁宣誓，在有生之年或死后将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慈善机构，这被称为“日落条款”。这位舍不得为自己买双皮鞋或大份咖啡的市长，成为首批承诺签署“日落条款”的美国富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子以为吴起会赶回去奔丧，谁知第二天吴起若无其事照常来上课，曾子惊讶地询问吴起，吴起满不在乎地回答：“母亲既然已经死去，赶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继续追求学问。”这让曾子很看不起，便与他断交了。

吴起被曾子赶走后，来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当时齐国攻鲁，鲁国打算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表示出怀疑的意思，吴起了解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妻子杀掉，于是鲁国用吴起大破齐军。吴起杀妻的行为并不为世人所认可。当年齐桓公威震天下时，易牙杀子烹成美食取悦桓公，管仲认为这种违反人伦的举动十分可疑，以为“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桓公不信，继续信任易牙。管仲死后，桓公有病，易牙作乱，桓公求一饮一食而不得，病死。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

包拯，是我国人民非常熟悉和敬佩的“清官”。他铁面无私，执法严峻，有许多佳话流传于世。

公元 999 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今属安徽省）。他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姐姐一块儿到花园里游玩。游兴正浓时，姐姐问道：“你长大准备干什么事？”“做个为民办好事的清官。”包拯眼睛一眨，干脆利索地回答。“做清官可不容易，你能行吗？”姐姐又问了一句。包拯胸有成竹地答道：“只要大公无私，善动脑筋，案件总能审得清的。”

包拯的一番话，说得姐姐心里暖烘烘的。她嫣然一笑，若有所思地说：“那好，明天让我考你一下吧！”

第二天一早，姐姐来到学堂，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悄悄送给一个同学吃了，然后要包拯查出来是谁吃的。

包拯不慌不忙。他首先看了每个同学的面色和嘴巴，然后敏捷地端来十碗清水放到桌上，叫每个同学从碗里喝一口水，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一下，再吐入碗内。

轮到第五个同学漱口时，包拯发现，他的碗内有蛋黄和蛋白的残屑。但他没有马上断案，而是让其余的同学继续漱口，直到每个同学都漱完口，他才郑重其事地宣布：“只有第五个同学吃了鸡蛋。”

一直站在旁边的姐姐这才服了弟弟，啧啧称赞说：“包拯长大能做清官！”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俗话说得好，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伟大的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今天，我读了《名人故事》这本书，受到深刻的教育。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齐白石通过刻苦学习，成为了一代著名画家；李白通过必生的苦读，成为了一代“诗仙”；伽利略通过不懈地努力，成为了一代科学巨人；匡衡通过几十年的寒窗苦读，成为了我国西汉时期的一个著名的经学专家……

孔子是世界杰出的文化名人，被后人称为“至圣”。他从小家境贫寒，没钱上学。但尽管如此，他仍发奋读书，不耻下问，老人小孩都是他询问的对象。他打破砂锅问到底，别人便送他“百事问”的雅号。

成年之后，他的求知欲更强了。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易经》，就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高兴地把它抱回家，逐字逐句地读起来。他一遍读不懂，就读第二遍，第二遍读不懂就读第三遍……这样翻来覆去的读，连穿在竹木简上的牛皮带都断了。就这样，他换了三次带子，这就是“书编三绝”这个成语的来历。

读完《名人故事》这本书，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美好愿望。

她出生在福建山城永安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庭，在山区里长大。小时候，她发现每次哥哥从山上回来，篮子里的果果都比其他伙伴多。她问哥哥为什么，哥哥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她：“我在树上摘的和其他人的差不多，但下树后，其他人急着回家，而我会把树下、草里的每一个果果捡起来，这样就会得到更多一些了。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她用清水洗去山果上的泥土，放进嘴里，真脆，真甜。“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从此种到了她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向上吐芽，向下扎根。

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福州师范艺术学校幼师美术班。在学校里，她努力地学好每一门课，她觉得这些课都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幼师毕业后，她的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毅然辞去幼儿教师的工作，选择了北漂。她租住在由潮湿的防空洞改成的地下室里。有时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鞋子就在水上漂着。最窘迫时，她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饿得直发晕。无论多么苦，她都没有哭过，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懂得，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梦想：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或导演。每一天，她都在为这个目标默默地努力。困窘中的她没有想过放弃，始终有坚定的信念在内心，梦想不灭，希望无垠。

天道酬勤，凭借扎实的根基和不懈的努力，她纵身一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除了用心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外，她还经常去旁听表演系的课程，表演课、形体课、台词课，还有语文、政治、外语等必修的文化课，每一节课她都当成是一个个甜滋滋的山果果捡起来。为了学好英语，她一到暑假就去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苦学英语，她相信外语也是一个小果果，不管以后做什么，学好它，终究会用得着。

一有机会，她就去参与演戏，锻炼自己。不管角色大小、台词多寡，她都全心投入，把自己融入角色中。她觉得能演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对每一个到手的角色都兢兢业业，这为她赢来了许多意外的加分和机会。命运之神终于将更多的青睐给了那个准备最充分的她。2005年11月2日，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命运让我和“姐姐”狭路相逢，我终于踩着点儿了。这一年，她主演了著名导演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在《孔雀》里，她的角色是内心安静淡定却又为了爱情热烈奔跑的痴情“姐姐”。这部影片在参加柏林电影节时，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无需翻译，毫不怯场。媒体兴奋地评价她为“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女孩”，有人甚至开始叫她“小章子怡”。她微笑处之，她知道出色的谈吐只不过是原来努力捡起来的一个果果对自己的回报而已。

一次次准备，一步步努力，捡起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她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炙手可热的演员。她是《七剑》里灰头土脸的村姑，是《花腰新娘》里媚惑的彝族姑娘凤美，是《紫玉金砂》里的曾家大小姐，是《门徒》里鬼魅一般的吸毒者，是《证人》里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律师，是《红河》里的智障少女小桃……

她就是张静初，这个而立之年的女子，外表虽然娇柔，内心却异常坚强，有梦想，肯坚持。谈到成功，张静初一脸微笑：“成功没有捷径，我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及时将每一个果果捡起而已。对我来说，梦想才是人生最甜的果子。”

1879年3月的一天，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但很快便被戴上了“天资愚钝”的帽子，家里的女佣称他为“小笨瓜”——一直笨手笨脚，且到3岁多时才会说话。外界的嘲笑让他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养成了一个癖好，在对人说话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地对着自己说一遍，演练一次，直到觉得没问题，才敢说。

6岁时，他被母亲送到学校，但也因为“愚钝”和不爱听老师的话而被迫退学。后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他也因此成了该所学校70多年来的第一个犹太学生，可他的表现依然不是很好，老师们都不愿意关注他。

虽然学习不是太好，但他却有一个好品质——心地善良。10岁时，他遇到了一个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哥哥，塔木德是一个家庭非常贫困的医科大学生，在学校连像样一点的饭菜都吃不起。

于是，他便请求父母让这个哥哥每周来他们家吃一次饭，算是加餐，并且要求母亲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塔木德。

他的善心深深地感动了塔木德，作为一个穷学生，塔木德没什么东西能回报这个小弟弟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来都带上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给他看，这些书都是科学书籍，包括21卷的《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该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实验，这让他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似的，开始了如饥如渴地阅读了起来。

接着，塔木德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本该等他再长大些才能看得懂的，但他却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不懂的地方便向塔木德请教。

大约3个月后，塔木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了。“因为弟弟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他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得感谢塔木德哥哥，是他帮我开启了探索科学的兴趣大门，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塔木德却说：“我不敢邀功，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天才打交道，是他的善良和爱心，让我觉得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到底有没有用？爱因斯坦的这个真实经历，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在一座寺中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清晨，他要去担水、洒扫，做过早课后要去寺后很远的市镇上购买寺中一天所需的日常用品。晚上还要读经到深夜。

有一天，他发现，虽然别的小和尚偶尔也会被分派下山购物，但他们去的是山前的市镇，路途平坦距离也近。于是，小和尚问方丈：“为什么别人都比我自在呢?没有人强迫他们干活读经，而我却要干个不停呢?”方丈只是微笑不语。

第二天中午，当小和尚扛着一袋小米从后山走来时，方丈把他带到寺的前门。日已偏西，前面山路上出现了几个小和尚的身影，方丈问那几个小和尚：“我一大早让你们去买盐，路这么近，又这么平坦，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几个小和尚说：“方丈，我们说说笑笑，看看风景，就到这个时候了。十年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啊!”

方丈又问身旁侍立的小和尚：“寺后的市镇那么远，你又扛了那么重的东西，为什么回来得还要早些呢?”

小和尚说：“我每天在路上都想着早去早回，由于肩上的东西重，我才更小心去走，所以反而走得稳走得快。十年了，我已养成了习惯，心里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了!”方丈闻言大笑，说：“道路平坦了，心反而不在目标上了。只有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能磨炼一个人的心志啊!”

这个当年的小和尚就是后来著名的玄奘法师。在西去取经的途中，虽艰险重重，他的心却一直闪耀着执著之光。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2010年6月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国家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人类首次全面模拟载人火星探测试验宣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航天局科研训练中心的宇航员王跃与来自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的五名志愿者一起,正式踏上长达520天的“火星之旅”。王跃将与他的同伴们用250天模拟飞往火星,30天模拟驻留火星,240天模拟返回地球。其间,他们将在封闭舱里进行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试验。他们将于2011年11月出舱。

王跃,这个脸上还有着稚气的“80后”,在几千名志愿者中,经过层层严格考核,一路过关斩将,成为笫一个参加人类首次模拟火星载人航天飞行试验的中国人。

今年王跃28岁,会四国语言,是中国航天训练中心的著名研究员。去年11月,当听到要选拔“火星500”志愿者的消息后,王跃立刻跃跃欲试,他除了加大外语口语能力的练习外,还加大了体育锻炼强度,增强体能。跑步、举重、爬山、踢球各种运动,全部上阵。原本是旱鸭子的他,却要挑战高度,硬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游泳。两个月下来,他就学会了潜泳、仰泳、蛙泳等各种泳姿。经过测试,他的成绩和专业运动员不分上下。这一成绩令考核官员也大为惊讶。在心理素质方面,王跃豁达开朗、幽默风趣,和周围的人都能和谐相处。他一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来欢声和笑语。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开心果”。

“火星500”试验对志愿者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不能有器质性疾病,就连脚气这样的小毛病都不能有。二十多项严格的医学检查,严格得近乎苛刻,连睡眠监测也列入其中。睡眠质量要好,躺下就能睡着,不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也是一项严格要求。许多志愿者很难达到要求,被无情地淘汰。而王跃却凭着自己超强的心理素质,一路高歌猛进。像CT、核磁共振这种检查,别人或多或少会检查出一些问题,而王跃却非常完美,没有一点儿瑕疵。

就这样,王跃经过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严格考核,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唯一的参加“火星500”试验的志愿者。在接下来的520天时间里,王跃将与其他5名外国志愿者一道,在“火星500”封闭舱里,进行一系列科学研究和试验。520天,与外界完全隔离。而且还需要在失重的状态下生活,这不仅是对一个人意志、体能的巨大考验,也是对一个人的科学知识的全面考核和检测,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孤独、寂寞的煎熬,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坚持的,这对一个才28岁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种意志的考验和磨炼。

王跃在他的志愿者登记表中曾这样写道:“我喜欢彼得大帝、喜欢高尔基、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跃的“三个喜欢”让人们看到潜伏在他身上的一种激情和意志。当进入“火星500”舱门的瞬间,王跃蓦然回首,露出灿烂的笑容,握紧拳头,高高举起,向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宇航员杨利伟见证了王跃走进“火星500”舱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舱门缓缓关闭后,杨利伟激动地说,中国人能参加首次载人火星探测全面模拟试验,无疑是中国航天事业进步的表现,它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力量。

我们在等待,等待520天后,王跃走出“火星500”舱门的那一刻。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导语：幽默是一朵永不凋谢的智慧之花，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名人幽默故事，欢迎大家参考！

【名人幽默故事篇一：卓别林智斗强盗】

有一次，卓别林带着一大笔现款走在路上。突然，从路旁草丛里跃出一个蒙面强盗。

强盗威胁着要卓别林交出钱款。卓别林答应了，并对他说：“请在我帽子上开两枪吧，我好回去向主人交代!”强盗“叭叭”两声，照他的话做了。 “再在我的衣襟上开两枪吧!”卓别林又说。“叭叭”两声，强盗又照做了。“最后，请您再在我的裤腿上打两个洞，拜托了!”强盗一听，不耐烦地提起枪，又在裤腿上给了两枪。卓别林知道强盗的shou枪里再也没有子弹了，便一脚把他绊倒，飞也似地跑了。

【名人幽默故事篇二：张大千的胡子】

因为张大千留有一口长胡子，闹出一个笑话。

在一次吃饭时，一位朋友以他的长胡子为理由，连连不断地开玩笑，甚至消遣他。

可是，张大千却不烦恼，不慌不忙地说：“我也奉献诸位一个有关胡子的故事。刘备在关羽、张飞两弟亡故后，特意兴师伐吴为弟报仇。关羽之子关兴与张飞之子张苞复仇心切，争做先锋。为公平起见，刘备说： ‘你们分别讲述父亲的战功，谁讲得多，谁就当先锋。”张苞抢先发话：‘先父喝断长板桥，夜战马超，智取瓦口，义释严颜。”关兴口吃，但也不甘落后，说：‘先须长数尺，献帝当面称为美鬃公，所以先锋一职理当归我。’这时，关公立于云端，听完禁不住大骂道：‘不消子，为父当年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这些光荣的的战绩都不讲，光讲你老子的一口胡子又有何用?”’

听完张大千讲的这个故事，众人哑口，从此再也不胡扯胡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千要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他的家生设宴为他饯行，邀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等社会名流作陪。宴会开始，张大千向梅兰芳敬酒说：“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你一杯。”梅兰芳不解其意，众宾客也莫名其妙。张大千含笑解释道：

“你是君子——唱戏动口，我是小人——画画动手。”一句话引得演堂大笑不已。

【名人幽默故事篇三：周恩来的外交故事】

50年代的一天，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谈话时，看到周恩来总理桌上一支美国派克钢笔。

他以带有几分讽刺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国钢笔呢?”

周总理听了，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

那位美国记者听了，如鲠在喉，无言以对。

【名人幽默故事篇四：丘吉尔的幽默】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时候做完工作，都要跳进热气腾腾的浴缸洗澡。然后光着身子在房子里踱步。

在访问美国期间，他正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他喊道。门开了，罗斯福出现在他的面前?见到丘吉尔一丝不挂就要退出。“进来!总统先生”，丘吉尔伸出双臂叫道：“大不列颠的首相对合众国总统是没有什么要隐瞒的。”

一天。有人问丘吉尔，做个政治家要有什么条件。丘吉尔回答说：“政治家要能预言明日、下月、来年及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个人又问：“假如到时候预言的事情未实现，那怎么办?”丘吉尔说：“那要再说出一个理由来。”

一位媚态十是的年轻妇人对丘吉尔说：“你有两点我不喜欢。”“哪两点?”“你执行的新政策和你嘴上的胡须。”

“哎呀，真的，夫人”，丘吉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请不要在意，您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任何一点。”

丘吉尔年轻时，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被俘，他逃走了。

布尔人出价25磅悬赏他。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建嘎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了起来，并对来防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25磅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黑暗日子里，禁酒联合会的女士们访问丘吉尔，一位爱非难人的女士说：“首相先生，根据可靠的权威人士透露，在这次战争中你喝掉的全部含有酒精的饮料和白兰地如果能流入这间房子的话，大概可以灌到这里。”

这是一间大房间，她把她的手举到她的头上比划着———那就是说大半间房间灌满白兰地和含有酒精的其它饮料。

【名人幽默故事篇五：孙中山的幽默】

有一次，孙中山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讲民族主义。礼堂不大，听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一些，听着听着有人就要入睡。这时，孙中山便穿插一个故事说：“那年我在香港读书时，看见许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谈得很起劲，有人哈哈大笑。觉得奇怪，便上前问一下。有一个苦力说：后生哥!读书好了，知道我们的事于你无益。又一个告诉我：我们当中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五块钱，买一张马票，牢牢记住那上面的号码，把它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杠里。等到开奖，竟真的中了头奖，他欢喜万分，以为领奖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杠子过生活了，就把竹杠狠狠地扔到大海里。不消说，连那张马票也一齐丢了。钱没有到手却先丢了竹杠，结果是空欢喜一场。说到这儿。大家听得入迷，禁不住笑了起来。孙中山接着归到本题：“对于我们大家，民族主义就是这根竹杠，千万不能丢啊!”孙中山就是运用这种生动风趣的谈吐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深受群众的欢迎。

【名人幽默故事篇六：孔子的幽默】

今天有幽默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也就越来越不好玩了。

有些人智力很好，很聪明，反应很快，但就是没有幽默感。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那个老农当初为什么要写一个认真的“真”字叫孔老夫子的弟子认，是因为老农认为，执念的根子在世人的心中埋得太深了，这个根子已经穿透了人的视网膜，所以只会认真，看不见“直八”。

故事是这样的：一大群弟子随孔子出行，路上看见一老农在给庄稼浇水，就上前去求水喝，老农听说他们的老师是孔子，就写了一个“真”让他们认，结果全错了，人人都指认此字为“真”。

孔子最后认出了老农写的这个字读“直八”。孔子的眼睛没有被蒙蔽，蒙在他眼睛上的那块黑布被拿掉了。他就成了那个时代少数活着的智者之一：睁开眼睛，他看见了直八，没有看见黑布。，

学生到底不如老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清王朝的那些学者也很白痴，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远，越来越离经叛道。道不在彼岸，道也不在身边，道在心里，而心在身体里。身体必须动起来，所以王yang明说，要知行合一。

【名人幽默故事篇七：怀表成了鸡蛋】

牛顿从事科学研究时非常专心，时常忘却生活中的小事。有一次，给牛顿做饭的老太太有事要出去，就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先生!我出去买东西，请您自己煮个鸡蛋吃吧，水已经在烧了!”

正在聚精会神地计算的牛顿，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老保姆回来以后问牛顿煮了鸡蛋没有，牛顿头也没抬地说：“煮了!”老太太掀开锅盖一看，惊呆了：锅里居然煮了一块怀表，鸡蛋却还在原地放着。原来牛顿忙于计算，胡乱把怀表扔到了锅里。

【名人幽默故事篇八：安徒生的幽默故事】

安徒生衣着朴素，生活节俭，他戴了一顶旧帽子出门，

有人问他：“您脑袋上那个东西是什么?能算是帽子吗?”

安徒生反问：“您帽子下面那个东西是什么?能算是脑袋吗?”

【名人幽默故事篇九：乔治.华盛顿的故事】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有一个年轻的秘书，一天早晨，这位秘书来迟了，他发现华盛顿正在等候他，感到很内疚，

便说他的表出了毛病。

华盛顿平静地回答：“恐怕你得换一只表，否则我就要换一位秘书。”

【名人幽默故事篇十： 爱因斯坦的故事】

一群青年学生请爱因斯坦解释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生动而又幽默地打了个比方：

“你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坐上两小时，你会感到好像只坐了一分钟;

但要是在炙热的火炉边，哪怕坐一分钟，你却好像是坐了两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文革”一来，他可就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一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可以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老天爷大约总喜欢考验人，他们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做砸了。公司投资录制的单田芳的评书盒带鲜有人问津。投入了一定资金的北京广播学院视听中心觉得公司前景堪忧，于是立即撤股。

单田芳对也入了股份的肖建陆说：“公司就剩我俩了，还有啥突围的好办法吗?”肖建陆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单老，可以将您的传统评书改编成电视剧。”

这可是一种很有前途然而风险也更大的尝试。单田芳负责剧本，肖建陆张罗资金。剧本好办，单田芳的脑子里有的是东西，可资金难求，因为这种投资不是一个小数目。终于有一位是单田芳的“粉丝”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愿意投资300万元。

他们常常日以继夜地连轴转，通过一年多的苦干，先后拍摄出了《风尘豪客》《山河泪》两部电视连续剧。初涉影视圈的他们终究只是门外汉，因“行业壁垒”，片子的销售一时竟成了“老大难”，公司入不敷出。

可单田芳并没有退缩之意。通过苦苦摸索，两三年后，他们的公司终于有了转机。5年后，他们找到了既适合自身也适应市场的经营模式。从2000年开始，公司每年上缴利税多达100多万元。

如今，年逾70的单田芳俨然成了一位财大气粗的阔老板。可他并不满足，他说，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不要忘记对自己“吼一嗓子”，要回归自己的评书事业，要在评书上为中国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自己“吼一嗓子”，是对自己的一种解剖，是对“昨日之非”的一种坚定的告别，展示出的是勇于进取、敢于开拓的精神与风范。

一个总能对自己“吼一嗓子”的人，那种清脆而又激越的吼声会让他青春永驻、前途宽广。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

公元公元前685年，一位叫管仲的失意商人拉弓满弦，向公子小白射出凶猛的一箭，镞羽响处，只见小白应声倒下。

公元这一年，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弑，朝政一时空虚。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此时都被流放在外地，谁先赶回都城临淄，谁就最有可能登基。纠和小白的身边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谋士，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小白接受鲍叔牙的计策，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辅佐纠的管仲见此情景，就自告奋勇率三十乘兵车到半途去截击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将飞驶中的小白射倒。然而，这一箭只射中了战袍上的带钩，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时归国掌权，是为齐桓公。

公元当了国君的小白论功行赏，想拜鲍叔牙为相，同时当然还要宰了管仲。谁知鲍叔牙对他说：“我的才能只能让齐国平安，如果您要称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为相。”

公元鲍叔牙与管仲其实是一对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替人牧过马，后来结识了年长于他、家境颇好的鲍叔牙，两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有地方史志记载，他们游走于燕、赵、齐三国之间，曾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规划过三十个大小不等的皮毛集市（时称吁），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

管仲早年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和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钱大多是鲍出的，可是赚了钱以后，管仲却要分大头，鲍的仆人们很不忿，鲍叔牙却说：“这没什么，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意后来破产了，西汉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说管仲“三辱于市”，也就是说他多次经商失败，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管仲还十分热衷于功名，曾到处去求官，可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了。他和鲍叔牙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总是逃跑在前，大家就骂管仲是胆小鬼，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命去照顾老母亲呀！”到了后来，他们就分别投靠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奇怪的事情，不过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居然言听计从，真的把管仲拜为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