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则关于廉洁正直的名人故事(通用20篇)

张良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向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那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样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但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样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先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之后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齐。

华罗庚（1910～1985）-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金坛人。

华罗庚的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由于经营惨淡，家境每况愈下，致使上中学不久的华罗庚辍学，当了杂货店的记账员。在繁琐、单调的劳作中，他并没有放弃最大的嗜好－－数学研究。

正在他发奋自学时，灾难从天而降－－他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症，被医生判了死刑。然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左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句话：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

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数学家，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自学，于1930年，以《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而使中国数学界刮目相看。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在这里，他得益于熊庆来、杨武之的指导，学术上得以长足进步，并逐渐树立起他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

1948年应美国一所大学骋请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儿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十分重视和倡导把数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他一生勤奋耕耘，共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着。作为数学教育家，他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并形成了中国数学学派，有的人已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5岁。一生以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勉的华罗庚，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比尔.盖茨拥有好多个“世界之最”，例如：他是第一个靠观念、智能和思维致富的人；他是世界首富，1996年的财产是160亿美元；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世界第一富翁；他是第一个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在短短20年内创造财产达139亿美元的奇才；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靠电脑软件积累亿万财富的先行者；他是首先开发利用高科技和高智商，创造巨大财富的典范……，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球上刮起了一阵强劲的比尔·盖茨旋风。那么盖茨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事迹有许多厚厚的书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问单讲他几个小时候的故事吧！

比尔·盖茨的童年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度过的，西雅图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基地，全市职工近半数在这家公司工作，所以人们也把西雅图称为“波音城”。它和旧金山、洛杉矾并列为美国西海岸的三大门户之一。长着一头沙色头发的7岁男孩盖茨最喜欢反复看个没完的是那套《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他经常几个小时地连续阅读这本几乎有他体重1/3的大书，一字一句地从头到尾地看。

他常常陷入沉思，冥冥之中似乎强烈地感觉到，小小的文字和巨大的书本，里面藏着多么神奇和魔幻般的一个世界啊！文字的符号竟能把前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数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又传播出去。他又想，人类历史将越来越长，…那么以后的百科全书不是越来越大而又笨重了吗！能有什么好办法造出一个魔盒来，只要小小的一个香烟盒那么大，就能包罗万象地把一大本大百科全书都收进去，该有多方便。

这个奇妙的思想火花，后来竟给他实现了，而且比香烟盒还要小，只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行了。

盖茨看的书越来越多，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次忽然对他四年级的同学卡尔·爱德：“与其做一棵草坪里的小草，还不于成为一株耸立于秃丘上的橡树。回为小草千遍一律，毫无个性，而橡树则高大挺拔，昂首苍穹。”他坚持写日记，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小小的年纪常常如大人股的深思熟虑。

他很早就感悟到人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十分珍惜来到人世的宝贵机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人生是一次盛大的赴约，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信守由人类积累起来的理智所提出的至高元上的诺言……”那么“诺言”是什么呢？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在另一篇日记里又写道：“也许，人的生命是一场正在焚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去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要从这场‘火灾’中去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这种“追赶生命”的意识，在同龄的孩子中是极少有的。

盖茨所想的“诺言”也好，追赶生命中要抢救的“东西”也好，表现在盖茨的日常行动中，就是学校的任何功课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是演奏乐器、还是写作文，或者体育竞赛，他都会全心全意花上所有时间去最出色完成。

一次，老师给他所在的四年级学生希置了一篇关关人体特殊作用的作文。要求四五页的篇幅。结果盖茨利用他爸爸书房里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医学、生理、心理方面的书籍，洋洋洒洒地一口气写了30多页。又有一次老师布置同学写一篇不超过20页的故事，盖茨浮想联翩，竟写出长达100页的神奇而又曲折无比的故事，使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惊讶！大家说他：“不管盖茨做什么事，他总喜欢来个登峰造极，不鸣则已，一呜惊人，不然他是不会甘心的。”

盖茨在体育和社会活动方面也表现出这种不落人后的精神。

有一次暑假童子军的80公里徒步行军，时间是一个星期，他穿了一双崭新的高筒靴，显然新鞋不大合脚，每天13公里的徒步行军，又是爬山，又是穿越森林，使他吃尽了苦头；第一天晚上，他的脚后跟磨破了皮，脚趾上起了许多水泡。他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第二夭晚上，他的脚红肿得非常厉害，开裂的皮肤还流了血。同伴们都劝他停止前进，他却摇摇头，只是向随队医生要点药棉和纱布包扎一下，又要了些止痛片服用，继续上路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一个途中幢查站，当队发现他的脚发炎严重，下令医治，才中止了这次行军。盖茨的母亲从西雅图赶来，看到他双脚溃烂的样子时，难过地哭了，直埋怨儿子为什么不早点停止行军。盖茨却淡淡他说：“可惜我这次没有到达目的地。”

兔年春节前夕，中国体坛“一姐”李娜轰动了世界网坛。2011年1月29日，在阳光明媚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这位来自湖北的个性女子一路过关斩将，历史性地获得澳网女单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国际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书写了中国网球新的传奇 ……

少年成名却突然退役

29年前，李娜出生在武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因为父亲早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情结”，李娜5岁时开始参加羽毛球训练，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结缘网球。凭借过人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付出，李娜15岁就跨进了国家队大门。

2000年，年仅18岁的李娜获得了WTA(国际女子职业网球联赛)第134位的年终排名，成为国家网球队的新星。2001年的九运会上，她一举拿到女单、女双和女团3个冠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女双和混双3枚金牌。然而，就在外界坚信李娜将有一个美好前程、将为中国网球赢得国际地位的时候，她却在2002年底韩国釜山亚运会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宣布退役，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和同为网球运动员的男友姜山一起读书。

当时，在韩国釜山，曾有教练说：“这个湖北丫头是不是疯了，说退就退，也太不负责任了!” 然而，了解李娜的朋友则感慨地说：“李娜就是这样的人，太有个性了。敢想敢做，说得出做得到!”至于那次退役的原因，有人猜测是因为“刺头”李娜当时与国家队有矛盾;也有人猜测是因为与姜山“早恋”遭到国家队反对，李娜为了坚持爱情才退役。无论何种原因，以李娜的个性，她宁愿不打球，也不能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在离开球场整整两年后，2004年3月，湖北队邀请李娜出山。在老公姜山的鼓励下，李娜重返网坛。同年10月的广州公开赛，李娜连胜8场，成为第一个赢得WTA巡回赛单打冠军的中国球员。2006年，李娜打入了温网八强，又一次创造了中国网坛的“第一”。

“单飞”成就“国际娜”

复出之后的李娜，虽然已经晋升至国内网坛“一姐”的行列，但她一直对国家队训练比赛僵化的体制感到不满。另外，国内网球比赛的现状也让她感到失望，网球这种国际化和职业化的比赛项目，在中国却变成了“国内死磕，国外练兵”。所以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排名，李娜却越来越向往自由地、职业化地参加国际比赛，尤其是以大满贯为尊的四大网球赛事。

终于，随着国家队的改革计划，李娜在2008年底得以“单飞”，自己聘请教练、组织团队，“自负盈亏”闯荡国际赛场，由此开启了自己的国际之路。李娜此后的成绩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单飞之后，对李娜来说，最重要的是团队组织和建设。瑞典著名教练托马斯作为外教加入了李娜的团队。李娜原来的弱项发球技术，在托马斯的重点训练下，突飞猛进，足以傲视众多世界巨星。托马斯还积极“教唆”李娜要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成为她在“单飞”后的引路人。

为避免在比赛中无谓的受伤，李娜还请来了德国人阿莱克斯作为体能教练。自从有了他，李娜之前的腿伤也很少在比赛中出问题。

不过，在幕后团队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李娜的丈夫兼教练姜山。由于长时间在生活和球场上的合作，了解与默契让他们配合得格外顺利。李娜说：“很多人觉得我的想法与众不同，但姜山总能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们心灵相通，这是最大的优势。”

同在湖北网球队的李娜和姜山早在1995年就相识，当时李娜才13岁，姜山已是网球国青队的主力。那时，李娜将谈吐不凡的姜山视为偶像，并展开了追求，之后他们就顺利地“早恋”了。2008年单飞后，姜山成为李娜的私人教练。

李娜从不掩饰对丈夫的依赖，“有姜山在，我容易得多”，“他就像我的父亲和兄长，不时为我梳理情绪上的变化。只有他在我身边，我才能发挥出全部水平”。李娜表示，姜山给自己最大的帮助就是让自己心里踏实。如今，李娜在国内外打比赛，姜山几乎“全程陪同”。赛场上，李娜一有不顺，就会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姜山。

虽然在比赛现场，经常会看到脾气急躁的李娜对姜山不加掩饰的怒吼，但在李娜内心深处，她对姜山是心存感激的。“不管你是胖还是瘦，是帅还是丑，我都会永远跟随你，永远爱你。”这是李娜在今年澳网决赛后的一段真情告白，通过电视转播，感动了无数人。

有了三大金刚护法，“单飞”后的李娜成绩插翅高飞。2010年年初，李娜闯入了澳网4强，又在伯明翰草地赛中折桂，WTA排名也逐渐稳定在TOP15以内。

2011年1月29日，李娜获得了澳网亚军，成为首次闯入四大网球赛事决赛的亚洲人，成功地帮助中国军团率先达到了亚洲网坛的制高点。李娜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国际娜”，成为中国体育界继姚明和刘翔之后又一个“国家形象”。

一个“非典型”的中国明星

“她不是个典型的中国女人。”有媒体曾这样评价李娜。李娜显然不是西方媒体心目中的中国明星的样子，不仅因为她胸前的刺青玫瑰，还有她的直率脾气，以及不常见的幽默感。

在中国体坛普遍缺乏个性的时代，李娜早早就以特立独行作为自己的标签。甚至在李娜小时候，这种“个性”就已初现端倪。因为李娜的父母都姓李，就有邻居故意逗她：“你是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不想，年少的李娜却回答道：“他们都随我姓。”

熟悉李娜的人，也或多或少知道李娜的几个叛逆故事。在中国网球界，李娜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体制的队员。在2005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李娜将矛头直指国家队，“我在国家队没有任何进步，国家队的教练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李娜还曾在比赛时，戴着看上去有些沉重的耳饰，让教练感到愤怒。对于自己叛逆张扬的性格，李娜感到骄傲，她觉得这是自己的真性情，没必要去掩饰。

在球场上，李娜是第一个甚至是唯一一个刺了文身的国内球员。“我十几岁那年就文了这个玫瑰文身。”李娜谈起自己胸口的那朵玫瑰，很是得意。那一年李娜刚刚开始和大她4岁的姜山配对打混双，就毫不避讳地用刺青的方式向姜山示爱。一开始，文身还被藏着，后来不在乎那么多了，因为“它见证着我的爱情”。

李娜干过的出格的事远不止于此。在比赛中，她会对姜山大叫大嚷，会对着卖力为自己加油的中国球迷怒吼“闭嘴”;在采访中，会让媒体记者尴尬——问：“2011年你想要什么?”答：“我想要钱。”问：“这能写进文章里吗?”李娜瞪大了眼睛答：“谁不想要钱啊，这是事实啊!”

赛场外的李娜却有着柔软的另一面，她会默默进行慈善工作。去年一年，她给青海玉树和武汉孤儿院送去善款共计近百万元。

真正让世界媒体注意到的，是李娜直率幽默的性格，尤其在她讲英语的时候。在澳网第三轮，她当着数万观众直率承认，自己打球的动力是老公兜里的信用卡。在半决赛取胜后，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局面是否紧张”时，李娜又拿自己的老公开起了玩笑：“我昨晚并没睡好，我丈夫睡觉时总是打呼噜，我大概每个小时都会醒一次。”用老公的呼噜将激动的泪水轻轻带过，相信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被娜姐的举重若轻“秒杀”。

从当年初涉巡回赛时不敢和对手打招呼的青涩，到现在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吐露的幽默，李娜面对国际媒体开始驾轻就熟，有了偶像的范儿。这样的李娜处处迥异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金牌杀手”，改写了中国人不自信的“典型形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界的新形象。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伽利略就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就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克洛克的家境并不富裕，下课的时候在一家快餐店打工。起初老板安排他专门擦桌子，他毫无干劲儿，当天就溜回了家。

克洛克向父亲诉苦：我的理想是做老板，不是擦桌子。父亲没有反驳他，而是叫他先把自家的餐桌擦干净。克洛克拿来毛巾，在桌子上随意擦了一遍，然后看着父亲，等他验收。父亲拿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在桌面上轻轻擦拭了一下，洁白的毛巾立即脏了，分外刺眼。父亲指着桌子说：孩子，擦桌子是很简单的活儿。可是你连桌子都擦不干净，还能做好什么，凭什么做老板？克洛克羞愧难当。

克洛克回到了快餐店，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次擦桌子都要准备5条毛巾，依次擦s遍，而且每次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擦，为的是不让毛巾重复污染桌面。

最终，克洛克得到老板赏识留了下来，并接管了那家快餐店，做了老板。10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麦当劳。

有人向克洛克讨教成功秘诀，他总是自豪地说：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教会了我怎样才能把桌子擦得最干净。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不到24岁的穆罕默de·阿萨夫是加沙罕尤尼斯难民营的难民。为了能参加泛阿拉伯国家的选秀大赛“阿拉伯偶像”，离开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加沙为自己找出路，他偷偷溜出加沙到了开罗，又辗转黎巴嫩去参加海选。然而，由于加沙被封锁而延误，当他抵达贝鲁特时，报名已经结束。

绝望的阿萨夫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翻墙进入选秀所在的宾馆，但组委会依旧维持原来的决定。另一位参赛的巴勒斯坦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把名额让给他，并告诉他：“我知道我到不了最后，但你能。”

最后的结局很美好，阿萨夫战胜了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名决赛对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阿拉伯偶像”冠军的巴勒斯坦人。

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热议的话题。由于时差原因，“阿拉伯偶像”的直播时间是北京的凌晨，但我八十多岁的父亲每次都会不经提醒就守在电视前。他是一个老难民，经历过1948年那段屈辱的岁月，从故乡巴勒斯坦逃难到叙利亚。

他对阿萨夫的喜爱，与其说是一种支持，不如说是找回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一种对于失去故乡的情愫。

老人的这种执着也感动了从未涉足巴勒斯坦的4个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祖国通常只是一个名词，在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表时常被用到。

孩子们拼命拨打国际长途给阿萨夫投票，相信在这个时间，在欧洲和美国、智利、阿根廷、圭亚那等等国家和地区，有着无数和我状况相同的巴勒斯坦家庭。

阿萨夫的成功让别人知道了巴勒斯坦人不只会搞政治、搞游击队，他们也有能力在不同的领域大显身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艺术，甚至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还有着其他民族没有的东西，比如监狱文化。

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以绝食要求狱管为他们提供“阿拉伯偶像”的直播信号。在写给阿萨夫的信中，他们给出了史上最壮烈的支持——“你一定要加油，我们都在为你掉肉。”

在社交网站上，阿尔及利亚人给阿萨夫留言：“我们全家昨天都没有做菜，大家全部在看你。在这个周末，你就是我们的大餐。”

巴勒斯坦人的艺术作品反映现实，压抑的生活和以色列持续的占领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同时他们也通过音乐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1988年出现在一张标志性照片上的投石男孩Ramzi Aburedwan，长大后成了为和平奔走的游吟诗人;3个以色列阿拉伯青年组成的饶舌组合DAM，唱出了《谁是恐怖fen子》《我需要自由》等代表巴勒斯坦人心声的歌曲，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欧美国家。

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发现，音乐是比石头更有效的武器。2009年初，在遭受以色列近一个月轰炸的加沙，人们唱出了《我们不会倒下》(We Will Not Go Down)，告慰一千四百多个亡灵。

对于三代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上一代是痛苦的一代，他们亲身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浩劫;我们是失败的一代，身在海外，对民族和国家的支持有心无力;而接下来将是模糊的一代，他们对未来不确定，对过去又不甚了解。阿萨夫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符号，让三代巴勒斯坦人统一起来，把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巴勒斯坦人、组织以及派别统一起来，同时也在阿拉伯革命这个大环境下，把所有支持民主自由、渴望公平正义的阿拉伯人统一了起来。

4月的一天，27岁的亚伦·拉斯顿只身来到位于犹他州东南部的布鲁庄峡谷攀岩。

出发前，他将手机留在了家里，并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令他后悔的决定。

就在他攀上一块重达800磅的大岩石时，岩石突然松动了，拉斯顿的手顿时失去了抓攀点，惯性把他一下子甩到岩壁上。与此同时，大岩石迅速向他滚来，压在了他的右臂上，然后戛然而止。

那一刻，除了剧痛，还有恐惧。一开始拉斯顿就意识到，靠自己绝不可能把手臂弄出来，因为不管他怎么摆动身体，大岩石就是纹丝不动。在随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拉斯顿拼命用自己的身体去顶撞大岩石，希望大岩石能挪动一点点。但这一番挣扎除了使得他精疲力竭外，没有丝毫作用，拉斯顿就这么被困在那里整整5天，靠身上所带的少许食物和水维持着生命。

为了防止脱水，他还喝了自己的尿。

第六天，食物与水都已经耗完。拉斯顿看着那块巨石，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用刀子切断胳膊。只有切断自己的胳膊，才能有生还的机会。

为防万一，拉斯顿打开数码摄像机，给家人记录下他最后的信息。“真对不起……”他说，“你们每一个都让我感到骄傲。”然后，他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做杠杆，使劲往下拧胳膊，越拧越低。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耳边响起了“啪”的一声。那声音就像一声枪响，在山谷里回荡。拉斯顿知道他的骨头断了。那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钻心的痛。

接着，拉斯顿小心翼翼地切臂肉。在开始切手臂前，他先拽下水囊的软管塞子上的绳子当止血绷带，牢牢扎住血管。然后迅速把血管切断，再切断大动脉。那一瞬间，拉斯顿觉得自己就像被人活生生放进了炽热的岩浆中。但是，伴随着剧痛的，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痛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获得自由之后所产生的美好感觉。然而拉斯顿远没脱离危险，因为要走出峡谷，他还要走将近4个小时的山路。

血，一直不停地顺着他的双腿往下流，湿透了他的鞋子。拉斯顿靠着坚强的意志力一步一步往外走。终于，他碰上了一个徒步旅行的家庭。这家人在上山时曾碰到了正在峡谷入口搜救拉斯顿的搜救队。看到拉斯顿，他们马上帮他联系搜救队。前来搜救的直升机迅速赶到。搜救队长查看了拉斯顿的伤势后，马上对驾驶员说：“他把自己的手臂切断了，我们必须赶快把他送往医院。”

伤愈出院后，拉斯顿把这次痛苦的经历按时间顺序写成了一本书，起名为《生死两难》一这本书于2004年出版，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他也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在一场场演讲中，他把自己从那场苦难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和感悟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必须下决心勇往直前，尽管不知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拉斯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在关键时刻战胜恐惧而断然采取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拉斯顿还在继续新的行动。他已安装了度身定做的假肢，前不久还登上了位于阿根廷的海拔高达23000英尺的阿空加瓜山的最高峰。

他，有矫健的身影;他，有猎豹一般的速度;他，中国人的骄傲——刘翔。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他!

他，肩负起了让中国田径振兴的重任。有人劝他说：“没有用的，黑人太厉害!”他摇摇头说：“中国跨栏有倒下去的力气，就有爬起来的力量。”教练很看好他，经常传授他一些体育知识，跑得慢了总要被罚重跑，刘翔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别人休息的时间他也在训练。面对困难他不屑一顾，面对挫折他从不低头!

在裁判的一声令下，他如一支离弦的飞箭冲了出去。跨过一个又一个栏，如同跨过了一座又一座山。他的汗水如雨滴挥洒出去，为坎坷而漫长的道路增添着辉煌。这一刻全中国人的心都揪着，都在默默祈祷。他用自信的眼神向世界宣告他不会输，因为他脚下有祖国坚实的土地，身后有同胞伟岸的身躯，还有自己一颗怦怦跳动的中国心。他奋力拼搏的那种精神感动着每一个中国人、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看哪!他超过了黑人，超过了所有的人，他挺直胸脯冲过了终点，那黄色的皮肤鲜明地装点着赛场，他迈出的最后那一小步，使中国田径迈出了一大步。

他那坚持不懈的精神仿佛告诉人们：不要向困难低头，中国永远不会输!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

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

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

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XX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忙完《让子弹飞》后，姜文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没有露面，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个儿子。原来，姜文是带着孩子“移民”了，为期一年。是欧美还是新澳？姜文的回答让人吃惊不小——都不是，是新疆。

天要下雨爹要教子

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对两个孩子，姜文非常不满意。

因为父亲是军人，姜文在部队大院长大，他觉得这种成长经历对于他刚毅的性格形成非常有好处。可看看自己的儿子，在家被长辈宠溺，还有专职保姆伺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个子见长坏脾气也见长，在家摔跟头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自个儿爬起来拍拍灰，而是扯开嗓门号啕，非得等人把他们扶起来用手拼命打地报仇后才破涕为笑。

两个小子在家如龙似虎，一旦出了门马上变成怯生生的小白兔，大气不敢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姜文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地对两个儿子展开军事化的吃苦主义教育。

在北京是不行的，爷爷奶奶隔三差五就要过来看孙子，要是看见孙子吃苦受罪，自己耳根一定不得清净。必须得去外地，越远越好，而且最好撇下老婆周韵，因为她虽然彪悍，但护儿子也护得厉害。姜文计划的人数只有三个——他和两个儿子。

目的地最终确定下来。姜文看中了新疆阿克苏，虽然位于边陲，但气候相对比较宜人，算不上严寒酷暑，从阿克苏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非常方便带着孩子去撒野。

姜文联系了几个新疆好友，让他们帮忙找房子，要求很明确：市中心的精装豪宅一律不考虑，要城郊结合部的普通民居，不漏风不漏水能做饭能洗澡能睡觉即可。

在陆川的帮助下，姜文最后找到了位于阿克苏近郊的一处民房。据说是典型的吐鲁番风格，有宽敞的内向庭院，房子是高棚架结构。

去的时候一行四人，姜文开一辆越野车，装满了他觉得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和生活用品，跟周韵轮流驾驶，里程四千公里，耗时三天。

到了阿克苏的新家，周韵急了，这房子太简陋了——无论是庭院还是屋内，都是土坯地面，墙壁光秃秃地裸露着，老旧的木头家具，仅有的电器是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和一台电视机。

姜文给两个儿子安排好了房间——跟家里精致温暖安全的儿童房天壤之别，没有无甲醛地板，没有防磕碰的墙壁软包，没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书桌，儿童床更别想了，一张板床和一个低矮的茶几就是房间里所有的家具。

姜文没有给周韵去市区买新家具的机会，第二天就把她送上了从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让她自己转机回北京。有慈母在场，严父就不容易登台。而今只剩下一父两子，任何事情都是姜文说了算！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撒野

第三天，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正式开始……

早上6点半，他们就被姜文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拖了出来，三两下套上防寒运动衣，半梦半醒地被呵斥着开始了早锻炼。虽然号称塞上江南，但阿克苏的昼夜温差很大，两个儿子出门就是一个哆嗦，本能地想往暖和的房间里钻。

但姜文不给他们机会，一手拉一个，几步就拖出了庭院，告诉他们：“跟着我跑，跑不动了走也行，转完这一圈才能回家。”这一圈大概一公里，两兄弟只跑了不到两百米，剩下的八百米都是喘着气走下来的。

好不容易回了家，姜文端起在炉子上温着的羊奶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到阿克苏的第一天，姜文就给他们喝过羊奶，两个儿子浅尝辄止，说受不了那古怪的味道。这才隔了两天，羊奶一到手便仰着脖子喝了个底朝天。

姜文对两个儿子的饮食结构也做了很大调整，精心烹饪的儿童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民族餐食：菜品以手抓羊肉和大块牛肉为主，主食不是糙米饭就是馕，配餐的青菜既非白灼也非上汤，无公害的蔬菜洗干净后直接生吃，佐餐的饮料是新鲜牛奶。除了正餐外，不提供巧克力饼干果冻之类的零食，但新鲜水果24小时敞开供应。

家里没请钟点工或保姆，两个儿子在姜文的指挥下担任起了保洁员。因为是土坯地，清洁工作比较简单，提个塑料桶给地面浇浇水，用扫帚略作清扫就算完工。收拾床铺也包干到人，姜文以身作则地示范了几次后，两个儿子就学会了叠被子，虽然做不到横平竖直像豆腐块，但比起在家里蹬被子起床拉被子睡觉，已经算是长足的进步。没有洗衣机，姜文也没有添置的打算，换下的脏衣服扔在大盆里，阳光灿烂的时候把盆端到庭院，跟两个儿子围坐在盆边上，父子仨一起动手洗衣服。洗着洗着，儿子就开起小差，用加了洗衣粉的水在手里捏出一个个肥皂泡。虽然洗衣服变成了玩肥皂泡，但姜文决不制止——在家里，数以百计的各种玩具都没能让他们发出发自内心的嬉笑声，在阿克苏，一盆洗衣服的水就让他们喜笑颜开，超值。

姜文很少让儿子无所事事地呆在屋里，只要天气不恶劣，他经常带他们出去转悠。不开车，就这么信步乱逛，不走到两个儿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停下。号称转悠，更像是拉练。小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从最初的走不上几百米就叫苦叫累，到一个月后，两个儿子一左一右牵着姜文的手，一口气走上三公里，粗气都不喘。

每天坚持锻炼，加上原生态的饮食结构，眼看两个儿子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结实起来，姜文开车带着他们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第一次见到沙漠，两个孩子起先还欢天喜地，但没过几分钟便吃不消了。在沙地上奔跑需要的体力是正常路面上的好几倍，每一步都觉得脚往沙里陷，抬脚变成拔脚，损耗很大。

等他们累得快瘫软时，姜文一手夹一个把他们带回车上回家。接下来的日子，两个儿子就像两颗充电电池，在家积蓄满了能量后就去沙漠放电，电量耗尽后再回家吃饭休息充电。与充电电池不同的是，电池越充储电量越少，两个儿子越折腾能量却越大。每天去两次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个月后，哥俩就可以在沙漠里连续摸爬滚打半个多小时了。

周韵前来探班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两个儿子都晒成了巧克力色，皮肤粗糙了，脸蛋上还多了两片高原红。可是，目睹了他们超越同龄人的自理能力，周韵没话说了——天要下雨爹要教子，由姜文去吧。

最好的营养品是苦头

啥都讲究个劳逸结合，隔上一段时间，姜文就会带着儿子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自驾游。

由于昨天的电脑上不去网，所以推辞了一天，希望老师原谅。

这几天我的情绪已经和以往差不多了，在家里过年时的野心收回了不少，没有那无人管教而疯狂的玩。现在已读起了《名人传》

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听别人说读《名人传》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怎么还要读《鸣人传》，让我纳闷，当我看见是《名人传》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我还一位学校疯了，让人读漫画，呵呵。

此传记里的三人，虽然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刻家、画家、诗人，另一个是俄国的作家，各自处于不同的领域，但他们都是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

我一读我还是发现没意思，虽说是罗曼。罗兰这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我还以为就写这样，当我马上放弃的时候，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当读到《米开朗琪罗传》的时候马上吸引了我。当我往后读的时候才发现往后越来越精彩，原来《贝多芬传》是一盘开胃菜。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篇小说，这个作者也让我感到欣慰。

当我读到《米开朗琪罗传》时，发现米开朗琪罗这个人很可怜，他的性格影响因素竟然是人生的残暴与精神的孤独。他对于他的国家，并无达。芬奇般的微笑的冷漠。远离了菲冷兹，就要为思乡病所折磨。又因为他是菲冷兹的故族，故他对自己的血统与种族非常自豪。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出生于贫苦人家，两岁丧父，母亲由于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着他改嫁别处。

范仲淹童年读书，就非常专心。十多岁时，他住在长山醴泉寺的僧房里，昼夜苦读。每天煮一锅稀粥，等它凝成冻子以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作主食。副食呢，更简单！切几根咸菜就行了。后世传为佳话的“断齑划粥”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范仲淹的同学中，有个南部留守的儿子，看见范仲淹每天只吃点稀粥，却不以为苦，只顾埋头学习，觉得很稀奇，回去讲给他父亲听。他父亲说：“这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把公厨里的食物拿一些送给他吃吧！”南部留守是声势显赫的大官，一般人得到他的馈赠，会视作莫大的光荣。范仲淹却不是这样。

当南都留守的儿子奉了父命送来东西的时候，他再三推辞，争执了半天，才勉强收下。可是，过了几天，留守的儿子发现他送的食物并没有被吃掉，已经放坏了。他自然很不高兴，问范仲淹道：“家父听说你生活清苦，特地让我送了些饭菜，而你却不肯下筷，奠非认为这样做，就污了你品行吗？”

范仲淹解释说：“我并非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多年吃粥，已成习惯，如今骤然享受佳肴美馔，恐怕将来吃不得苦了。”

由于范仲淹出身贫寒，艰苦备尝，因而对民间疾苦深为同情。他做官以后，提出了许多对劳动人民有利的改革弊政的主张。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我家有一位“厨仙”，她会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做吃的，家常菜、寿司、饺子、火锅，样样都是她的拿手好菜。她就是我妈妈。虽说她会做那么多菜，但有时，她做菜的动机却很奇葩，比如最近这一次……

一天早上，妈妈刚起床，穿好衣服，就对我们喊一句：“我去菜场啦！”留下我和爸爸面面相觑。不一会儿，妈妈就拎着面粉、笋和肉回来了，对我和爸爸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白发老人跟我说，你老公和儿子很爱吃包子，并传授给了我做包子的秘籍。”说完，她就动手了。我好奇地站在她身边，想看看到底有什么秘籍，但看了好久，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于是便去看书了。

过了一会儿，我前去“探班”，听见她嘴里嘀咕着：“发包子要放多少酵母啊？”一看，她手里拿着手机，眉头紧紧地锁着。我调侃道：“那位白发苍苍，垂垂老矣，学识渊博，拥有包子秘籍的老人没告诉你怎么发面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那人说，我们家的面包机可以发面，但我忘了放多少面粉和酵母。”面包机做包子？我无言以对。面对这么个“厨仙”，我只好在一边坐等吃包子了。只见妈妈将在面包机里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放在撒有面粉的案板上，一阵揉压，再将揉压好的面团搓成一长条，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小团子，然后将小团子搓圆压扁变成一张稍薄的面皮，放入馅料，褶折收口，完美的包子就完工了。再经二次发酵后，包子就上锅开始蒸了。蒸了约有十来分钟，热气腾腾的包子就出炉了，我十万火急地奔向餐桌，抢了两个包子，吃了起来。虽说是妈妈首次做的包子，但味道确实不错，形状和店里的一样美观，包子的上方是一道道褶折，十几道纹路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突起的小圆圈。吃一口，满嘴肉的鲜嫩和笋的清香，还流出了些许汤汁，一吮，味道鲜美，鲜咸适中，清香爽口。这一餐，我吃了四个大包子。

这就是我家的“厨仙”。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富兰克林说：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在人生的坐标里，一个人如果站对了位置，善于经营自己的长处，那么他将获得人生的成功。

今年22岁的刘晓迪，是鲁东大学2006级文学院的学生。她从小就是个“书虫”，放学做完作业、周末没事的时候，就会到父母的书摊去帮忙，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到中学时，她几乎看遍了《道德经》《孟子》《庄子》等古典文学书籍。

在大学里，刘晓迪依然喜欢读书，文学专业的经典和专业之外的书都看，尤其喜欢古典诗词，最欣赏李清照、李煜和纳兰性德的词。因为喜欢文学的意境美，她闲暇时就爱琢磨歌词，关注歌词的内容、意境、结构，她说最欣赏方文山的《中国风》。

这时，2005级的一个师兄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开始指引她涉足歌词创作。靠着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刘晓迪创作起歌词来也格外得心应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大三时创作的歌词《天南地北山东人》获得山东某报社举办的“山东精神，山东人”歌词征集大赛优秀奖。

但是无论写纯文学还是写歌词，刘晓迪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况。没事的时候，她就喜欢跑到波澜壮阔的大海边抒发情怀，呼吸新鲜空气。一天，她在海边看见有位老人在钓鱼，因为老人技巧娴熟，不久就钓了满篓的鱼，羡煞路人。

这时一个小孩跑了过来，老人见小孩可爱，要把鱼篓里的鱼送给他，小孩摇摇头。老人诧异地问：“孩子，你为何不要呢？”小孩俏皮地回答说：“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

老人抚摸着孩子的头笑笑：“你要钓竿做什么？”小孩神气地说：“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要鱼竿比要鱼更重要，这样一辈子就有吃不完的鱼了。”很显然，妈妈给他讲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故事。

刘晓迪微笑地看着孩子，心想，真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没想到，老人却说：“其实不对，就算我给你钓竿，你也吃不到鱼，因为钓鱼重要的不是鱼竿，而是钓技。”

刘晓迪一下子豁然开朗，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之路，之前的很多作品是对名家风格的跟风，缺乏个性。她和孩子一样，只因羡慕鱼，便盲目地向渔人要鱼竿，却忽视了钓鱼的技巧。

而要想突出个性，就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她的特长就是爱思考，发散思维能力强，富有创造性。于是，在坚持写歌词的同时，她开始涉猎广告词创作。

没想到在广告领域，凭借她顽强的意志，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大二时，为威海一家水泵公司创造广告语“青山水泵，力贯长虹”，赚取人生第一桶金500元。后来，又为临沂一家物流公司创作广告语“久隆物流，真心永久”，赚取2000元。此后，她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在几家网站投标并中标。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2010年5月，刘晓迪无意间看到一个创意网站征集全球的创意达人，其中一个悬赏任务就是给麦当劳写广告语。于是，她就轻松地写了一句广告词投了过去。

结果，经过激烈角逐，河南卫视播放的《创意时代》栏目，诞生了第2位“金牌创意骑士”刘晓迪，她获得由网站和麦当劳公司提供的奖金3000元以及10万元轿车一辆。

刘晓迪的这句经典广告语就是：“为什么妈妈的厨房不叫麦当劳呢？”一句14个字的广告语，让这个女孩的人生站在更高的新起点。

看来，人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的长处，成功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