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夹馍简介热门20篇

张巡(708年—757年11月24日)，字巡，[1] 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新唐书》本传载为邓州南阳)。

唐玄宗开元末年，张巡中进士，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真源县令。安史之乱时，起兵守雍丘，抵抗叛军。

至德二载(757年)，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十三万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等数千人，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馀次，使叛军损失惨重，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遮蔽江淮地区，保障了唐朝东南的安全。终因粮草耗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后获赠扬州大都督、邓国公。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巡绘像凌烟阁。至明清时，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

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樊胜美(蒋欣饰)、关雎尔(乔欣饰)、邱莹莹(杨紫饰)三个女生合租一套房，与高智商海归金领安迪(刘涛饰)、魅力超群的富家女曲筱绡(王子文饰)，同住在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22楼，五个女人性格迥异，各自携带着来自工作、爱情和家庭的困难与不如意，因为邻居关系而相识相知，从互相揣测对方到渐渐接纳彼此并互相敞开心扉，在这一过程中齐心协力解决了彼此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并见证彼此在上海这座“魔都”的成长与蜕变。

吕蒙(179年—220年)，字子明，东汉末年名将，汝南富陂人(今安徽阜南吕家岗)。

少年时依附姊夫邓当，随孙策为将。以胆气称，累封别部司马。孙权统事后，渐受重用，从破黄祖作先登，封横野中郎将。从围曹仁于南郡，破朱光于皖城，累功拜庐江太守。后进占荆南三郡，计擒郝普，在逍遥津之战中奋勇抵抗张辽军追袭，并于濡须数御魏军，以功除左护军、虎威将军。鲁肃去世后，代守陆口，设计袭取荆州，击败蜀汉名将关羽，使东吴国土面积大增，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受勋殊隆。不久后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吕蒙发愤勤学的事迹，成为了中国古代将领勤补拙、笃志力学的代表，与其有关的成语有“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吴下阿蒙”等。

大王庄中学政史地组是一个年富力强、年龄搭配合理、团结奋进的教研组。

组内现有12名教师，其中高级教师1人，一级教师6人，二级教师5人；本科学历10人，专科学历2人。组内既有从教达30年以上教龄的老教师，也有刚刚参加工作不几年的年轻教师。我们在工作中相互帮助、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教研组内有省级课题主持人，市级优秀教师，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市、区级优质课获奖者，市、区级优秀班主任，市、区级教学工作先进那个人，区级教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可谓是人才齐备，他们都是专业的人才，也是业务的骨干，又是教育教学的排头兵。

近一年来，我们教研组教科研成果丰富，省级以上论文10余篇，市区级论文20余篇，有多人次在上级组织的各级各类评选活动中获奖，区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近10篇。课题方面：政治备课组探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提高学生创新素质的探索”课题成果斐然，已经结题，并获得好评；历史备课组开发的校本课程《大王庄地名考》已经出版并获得良好的赞誉，他们组的省级课题《农村中学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探究》获得一系列成果，并于2015年6月结题；地理备课组立足大王庄实际，深入各村庄，正在组织部分教师进行《大王庄旅游资源调查》的探究工作。目前，取得很大的成效。

展望未来，我们教研组准备在市教研室的领导下，开拓进取，努力钻研，扎实工作，积极开展教研组的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西安事变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背景介绍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手上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一面忙着整编一面和中共展开合作，而中共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可以说西安事变的意义十分重要，那么在此之前的局势是怎样的呢?或者换句话说西安事变背景是怎样的呢?

在说西安事变背景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知道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张学良从退出东北战争之后，深深觉得是自己的失策才造成这种局面，于是他开始离开国家出过去考察。而中共方面经过了艰难的长征路途也在陕北顺利的会师。但是国内的环境也使得西安事变的背景有些混乱。那时候北平已经有许多大学生开展了示威或者游行的活动，人们心中停止内部争斗的呼声更加强烈，而国民党身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以上这些内容都可以归到西安事变背景之中去。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的背景还包括国民党的剿共计划遇到了失败。当时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剿共的总部，但是东北军在这条路上却并不太顺利，先后几次遭遇了失败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亲自到西安查探和监督，可以说蒋介石这次到达西安在西安事变的背景中十分重要。这时候张学良已经质疑他的政策是否正确了，在和周恩来会谈之后，更是多次劝阻蒋介石，但是都遭到了拒绝，在两人争吵的最激烈的时期甚至撤掉了张学良身上一切的职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西安事变发生了，而这次事变意义非凡，将西安事变背景中这些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了。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介绍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能够答应停止内战，策划这次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要怎么说明呢?

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首先在西安事变之前，国际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出现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属于上述针对的问题当中，而西安事变主要就是想要达成一致的对外战线，从而抵抗并且破坏掉日本的不良企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来说明。当时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假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这个狂妄的目的，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极其关注的，若是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从而导致被占领的最后结局，到时候苏美等国家是否还安然存在就是个未知的了。

上述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西安事变而导致遏制日本的侵略，也能使法西斯远离各个国家。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安事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战争情况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一手策划和主导的，但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因为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政策，认为攘外安内才是最应该做好的，所以才用西安事变来逼迫蒋介石划定统一战线，但是这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吗?其实刚刚说的只是这次事变的一个直接原因罢了，至于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大局着手。

在讨论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和战争背景。那时候日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十分的猖獗了，可是共产党几次作战都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成效，而北平又不断的有各种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希望国家可以停止内部的争斗，转而将外敌打退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的，他认为必须先将国内的矛盾解决之后才开始开展对外作战，这样一来就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其实以上的种种现象已经早已表明，那个时期中日之间巨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内战这种事情已经算不上那么严重，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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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è yǐ jì rì

【大写字母】YYJR

【解释】晚上连着白天。形容加紧工作或学习。[1]

【出自】《庄子·至乐》：“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孟子·离娄下》：“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示例】

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 ——三国魏·阮籍《乐论》

《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回：“勾践迫欲复仇，乃苦身劳心，夜以继日。”

【语法】 偏正式;作谓语、定语、状语;用于工作等

【解释】 以：用。 继：继续。晚上连着白天工作或学习。形容勤奋工作或学习。

【用法】 作谓语、定语、状语;用于工作等

【结构】 偏正式

【近义词】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焚膏继晷

【反义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成语故事：夜以继日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1-2] 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1]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3]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文革时期的第一个手抄本，因写得过于露骨，所以直至今日仍不适宜出版。

在那个缺书及知识贫乏的年代，很多诗歌和小说等都是通过私底下传抄的形式广为流传。《曼娜回忆录》就是当时被人们争相秘密传抄的手抄本，大约万字左右，女性第一人称，文笔纤细。曼娜回忆录全文内容大概是讲女主人公先后与三个男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很多青少年的性意识都是伴随着这本书逐渐成熟起来的，此手抄本在当时那个禁欲主义年代被列为最黄色下流的读物。有一种说法提到《曼娜回忆录》实际上又叫《少女之心》。但《少女之心》实际并非是《曼娜回忆录》的另一名称。《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全文仅有五六千字左右，近似于一篇放大的日记，文字不长。作者用第一人称“我”，讲述了和表哥恋爱的过程。

《我不是潘金莲》确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它是窗含西岭千秋雪。小说的结构很有意味，只有三章，但占绝大比重的前两章却是序言，是悲剧。不厌其烦地讲述李雪莲试图昭雪之路。而最后一章才是正文，不但不长，连前两章的主人公都已经消失，剩下的是一个人人都在无限度地消费的社会，一个欲望至上的“世外桃源”。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小说的第三章中也有上访的情节，其人却是曾经因李雪莲案而失去县长官职的史为民，他不为民作主，回家卖肉。他上访的目的不是为了昭雪，而是因为春运高峰期间在北京买不到回乡的车票，急中生智，想让自己被当作上访者遣返回家，他的目的顺利达成，押他返乡的协警还要回去论功请赏。

这就是荒谬。当下生活的荒谬，人类存在本质的荒谬。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铸剑》，眉间尺与宴之敖复仇的意义最终被那些看客消解。《我不是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雪莲上访的意义不但被老史和众人消解，甚至嘲弄，在这里，意义无存。所以，第三章的题目是《正文：玩呢》。

令人悲哀的是，李雪莲始终对社会有一种信任，尤其是对代表正义、权利的公共体系。然而，这个体系杀死了她。这就是她的命运?但真正让李雪莲走投无路的并不是公共体系的非正义，而是世情社会。在中国社会，有冤一定要找官方来评理，如果无处申冤，中国人总是会求其次，这就是求亲人、社会的接纳。如果亲人、社会认为他有冤，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他就会把这种冤情留在民间，他也会生活下去。但是，李雪莲的后路也断了。

首先是最亲的人秦玉河背叛了她。最要命的是，秦玉河说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个污辱是致命的。于是，原来的亲人成了她世间最大的仇人。她的一辈子就是为这个人和这个仇以及她所信奉的理而活着。其次是她的弟弟和孩子，这些亲人们让她一次一次失望。惟有儿子能让她有些温暖，然而却也沦为官员们的帮凶，这让她彻底绝望。还有情人。赵大头曾经促成李雪莲告状成功。20年后，当李雪莲再次要告状时，赵大头又出现了。这一次，他们情投意合，并且李雪莲为他献了身。然而，当李雪莲无意中听到赵大头在向官员报告如何欺骗她的过程时，她觉得自己真成了潘金莲，精神世界彻底坍塌。最后是至交，表弟乐小义。她走投无路之时找到乐小义。乐小义对她也是倾囊相助。但李雪莲却在乐小义这里落网了。这一笔在小说里写得较为隐秘，是不是乐小义也出卖了李雪莲，不是，又应该是。一个无形的网织得越来越密，把所有的人都织了进去，只把她一个人挤到了场外。她竟然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在假身份证上才能为自己“昭雪”(赵雪)。李雪莲没有什么信仰——偶然间去了一趟庙里，也不是真信菩萨。她的信在世情中，在亲人间。这最后的精神依靠一旦丧失，她便无路可走。

小说中最精彩的一笔是，在人之外加了一头牛。当李雪莲被世人排挤得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时，她发现可以依靠的是一头陪了她21年的牛。唯一能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的就是那头牛了。但是，牛临死前也不让她再告状了。牛死后，她再也没有说话的人了。

李雪莲只能在盛开着桃花的山坡上走向死亡。而山坡上又上演了一出戏：当她正在上吊自杀时，她的双腿，早已被一人抱住。原来桃林的主人来了，不让她在这片林子里死，而是指指对面的山坡说：“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也是桃林，花也都开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连路人都没有一点儿善心，甚至还怀着害人之心。

一切皆是荒谬。生活的荒谬性迫使人们通过自杀来逃避它，李雪莲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她找不到一块自杀的地方。

刘震云几乎是笑着虚构这个故事的，幽默处处可见，但是，在幽默的语词外，底子是悲凉。当我看完这部小说时，我不禁想问，在作者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什么正义的容身之地?难道世界真的如此荒凉，如此荒谬?难道人心真的都如此，信任没有了，牺牲没有了，心亡而道毁了?

我想不是，因为真正一场悲剧里，满满当当都是一种正义。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刘震云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李雪莲的身上，显然充溢着作者的同情、悲哀和希望，自然也充溢着一种对人心的信任和期待。这使人不仅想起堂吉诃德。难道，李雪莲不是与风车大战的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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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的玛曲、约古宗列曲是黄河正源，黄河依次穿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华作词、冼》，慷慨激昂，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歌颂了黄河磅礴气势，历史源远流长。

黄河还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由于泥沙淤积，全长5464公里的黄河的大部分河段里，河床都高于流域内的城市、农田 ，全靠大堤约束，因而它又被称为“悬河”。

黄河奔流在中条山与秦岭之间，东行经河南孟津。由这里距黄河30公里处，就是我国著名的都城洛阳。洛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从东周起，先后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炀帝)、唐朝(武周)、后梁、后唐等朝代在此建都，被称为“九朝古都”。

黄河为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大长河，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自治区，余亚飞的《黄河颂》赞美了黄河的精神：“黄河浩荡贯长虹，浪泻涛奔气势雄;石障山屏难阻挡，千回百转总流东”。黄河一路汹涌奔腾，锐不可挡，在山东注入渤海。黄河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9.5万平方公里。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黄河年径流量574亿立方米，平均径流深度77毫米。 沿途汇集有35条主要支流，较大的支流

在上游，有湟水、洮河，在中游有清水河、汾河、渭河、沁河，下游有伊河、洛河。两岸缺乏湖泊且河床较高，流入黄河的河流很少，因此黄河下游流域面积很小。黄河干流呈“几”字形。

黄河流域界于北纬32°至42°，东经96°至119°之间，南北相差10个纬度，东西跨越23个经度，集水面积75.2万多平方公里。黄河全长5460多公里，河源至河口落差4830米。流域内石山区占29%，黄土和丘陵区占46%，风沙区占11%，平原区占14%。

河源至贵德多系山岭及草地高原，属青藏高原，海拔均在3000米以上，山峰超过4000米，源头河谷地带海拔4200米。贵德自孟津江段是黄土高原地区，黄土高原东为吕梁西坡，南为渭河谷地，北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接，西至兰州谷地;黄土高原海拔一般在1000～1300米，地形起伏不平，坡陡沟深，沟壑地面坡度15～20度，沟谷面积占40～50%，沟道密度3～5公里/平方公里，切割深度100米以上。孟津以下进入地势低平的华北平原，海拔不超过50米，进入下游后河道平坦，平均比降只有0.12%，水流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高出地面4～5米;由于黄河多次改道，地面冲积出扇状的古河床和古自然堤，成为缓岗与洼地相间分布的倾斜平原，洼地比较开阔平展。但就黄河的具体源头是卡日曲，玛曲还是扎曲，历来有所争议。近年来科学考察团已确定卡日曲为河源正源。

黄河从贵德至民和境内海拔在3000到1600米之间，从民和下川口进入甘肃，这一段气候温和湿润，有"高原小江南"的美誉;水流清澈见底，又有“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说法。宁夏的宁夏平原和内蒙古的河套平原，因为处在黄河上游的河谷地带，水源丰沛，灌溉便利，水草丰美，农业较发达，因此分别被誉为“塞上江南”和“塞上米粮川"。

《所有路的尽头》是刘晓东系列的终篇。

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

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

他酗酒

他有罪、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自救救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弋舟的小说这一两年有种从里往外的成熟，感觉就像一片认真种的庄稼历冬历夏到了季节，字里行间有一种金黄饱满的成色。如果说中篇小说相当于音乐里的萨克斯，用来形容弋舟这篇小说恰当不过，全篇因着追寻一个人的死因吹出了一曲明暗有度、隐喻丛生、低徊百转的历史挽歌

——《十月》卷首语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从代际的意义上说，近些年来，70后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然在文坛格局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弋舟，正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载《十月》杂志2014年第2期)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

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小说一如既往地采用了弋舟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了邢志平忽然跳楼身亡这一悬疑性事件。邢志平何许人也?邢志平乃叙述者“我”(即刘晓东)的校友，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何谓“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是指邢志平曾经和“我”在一起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而所谓陌生，则是指尽管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但实际上“我”却对邢志平的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唯其陌生，所以，在意外地获知邢志平的死讯后，“我”方才执意要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

那么，作为当下时代看似相当成功的富有者，邢志平到底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先后接触了老褚、尚可、丁瞳以及尹彧等几位与死者有过不同程度交往的人。正是在与这些人物堪称抽丝剥茧的沟通交谈过程中，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慢慢地浮出了水面。老褚一方面把邢志平界定为“弱阳性男人”(“‘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另一方面也向我披露了邢志平居然身患乳腺癌的惊人事实。那么，乳腺癌会是邢志平的自杀原因吗?他的情人尚可的说法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是，对于肉体的疾病，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以克服的。他这个人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多了，转嫁在肉体上，曾经弄坏过他的肺，弄漏过他的胃，最后居然向他的乳房下了手。但这些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实际上，他对身体疾患的态度反倒是乐观的，在医院里，他还积极去帮助经济困难的病友。”只有在与他前妻丁瞳的交谈过程中，潜藏在邢志平自杀背后的时代原因，才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之中：“一个人躲在自己巨大的豪宅里，宛如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臆想着丁瞳，臆想着尹彧，忧伤地抚慰着自己。”“他一天天地苍白，日复一日地走向腐烂和霉变，像个谨慎的吸血鬼。他被自己彻底地戕害了。”“他终究解放不了他自己，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自然只能是八十年代。这一点，在曾经的诗人尹彧出场后，更是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作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尹彧在邢志平的心目中一直“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尹彧，早已经彻底垮掉了：“眼前的男人，体格依然硕大无朋，但说老实话，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就这样，导致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那么，这是促使邢志平去死的根本原因吗?我想不是。邢志平是敏感至极的人，他不会很晚才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他知道尹彧的归来，也许，那本诗集，他知道出自谁手。他就是这样在默默地忍受。也许，当知晓了这些不堪的事实后，这个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的富人，只是开始瑟瑟发抖。”最后压垮邢志平的那根稻草，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诗人尹彧在新时期中国诗歌史上的缺位：“因为他的世界破碎了，变得空空如也，就像他被剜除了的胸口。因为偶像与禁忌都已坍塌。”

至此，我们自然也就看明白了，通过对于一位时代富人邢志平自杀死因丝丝入扣的追问探寻，借助于一种询唤结构的巧妙设定，弋舟把自己的笔触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极其深入地探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说到底，揭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只是表象，弋舟更大的艺术野心，显然是要借此而在一种强烈对比的意义层面上最终写出他自己关于八十年代的真切历史记忆。与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当下这个阴霾遍布物欲横流的庸常时代。“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

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沉甸甸的。”这些文字，当然是在写实，在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再现当下时代阴霾遍布的气候状况。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请一定不能忽略弋舟关于“尹彧”的特别命名方式。真难为他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诗人名字来。一方面，诗歌离不开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这部小说中也处处都是隐喻式的表达)，弋舟所书写表达的，其实是当下这样一个精神横遭截杀的物质化时代境况。有了当下时代这样一个参照系，八十年代那样一种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自然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你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青年的。那个年代，一个诗人所享有的优待无与伦比。”只有在那个一个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精神时代，如同尹彧这样的诗人方才能够被公众追捧，方才能够成为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行走至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无异于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邢志平最根本的的精神痛苦，实质上正是肇源于此。尽管在世俗眼光里，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书商，一个富人，但真正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却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邢志平可以忍受种种不堪的现实，但却实在无法承受精神偶像坍塌的残酷事实。他最后的纵情一跃，正是内心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角度上，邢志平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八十年代的祭物。也正因此，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面对着邢志平的遗像，“我”才会生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来：“上面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的一颗。

这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学生的概括，羞涩，单纯，你还可以说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中，邢志平显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化身。所以，“我”也才会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的那个八十年代致哀与告别”这样一种情绪的生成。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作品中一再出现过的“八九级”这个说法。假若邢志平的遗像可以被看作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种象征，那么，“八九级”的隐喻意味显然就值得格外注意。“八九级”，毫无疑问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消逝已久的思想精神象征物。虽然只不过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但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却已然变成了一个供人凭吊的精神遗物，细细想来，端的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直令人感叹不已。

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实际上潜藏着双重的两条故事线索。从时间层面看，一方面是借助于“我”的口吻讲述着的当下这个阴霾时代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老褚、尚可、丁瞳、尹彧等人讲述出的八十年代的故事。从人物层面看，一方面是邢志平、丁瞳、尹彧与尚可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却是叙述者“我”也即刘晓东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刘晓东的故事，同样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同样作为“八九级”的学生，“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而那一年夏天，我却只能流离失所，孤身一人逃难般地潜入了遥远的云贵高原。”正是在云贵高原，那个当时还没有成为旅游胜地的束河，那个“我”把它叫做“绍坞”的地方，收留并庇护了“我这样一个逃亡者”。而“我”之所以要逃亡?乃是因为对于一场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度介入。“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纳西族妻子。

当时的我犹如丧家之犬。她和她的族人接纳了我。我们结婚了，一度过着平静的生活。其后时风骤变，我无法再忍受这‘被人揪一把鸡鸡’的生活，我想离开，非但想离开高原，我还想走得更远。千辛万苦，我终于登上了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反悔，宁愿回到‘被人揪一把鸡鸡’的日子里去。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回头。”“是真的没有回头。此后我去过欧洲，去过非洲，最后停留在了太平洋西南部的那个岛国。在那里，我取得了国籍，隐瞒了曾经的婚姻，娶妻生子。”正因为有过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才会总是被一种莫名的罪感深深缠绕：“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怪癖。不是的，这是阴暗，是罪。”非常明显，“我”之所以会对邢志平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我”们同属于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代人密切相关。惟其如此，“我”方才要执拗地搞明白邢志平的死因究竟何在。因为，通过询唤艺术结构的设定澄清邢志平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我”试图澄清自我生命真相进而追问生命存在本相的一个过程。从根本上说，对于邢志平、尹彧或者“我”来说，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八十年代情结。或许正因为如此，弋舟才会写到：“我想象他们的婚姻。想象他们每次做完爱，彼此的心中都会来上一句：尹彧在哪里?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一个暌违了的年代的盘问。他们是在喊自己的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规律，类似生理步骤，像前戏，高潮，平台期一样。而这，都是一个时代对于他们的馈赠。那是理想主义彻底终结后的余波。”此“尹彧”一方面固然是尹彧，但另一方面却肯定更是“隐喻”。是的，只能是“隐喻”。除了象征隐喻的方式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弋舟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切祭悼那个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来为消逝已久的八十年代招魂。

不能不注意到，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丁瞳曾经突出强调过自身一种精神撕裂感的存在：“‘我并不排斥金钱，甚至，我还有着极度的物欲。’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过得体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让自己忘掉，我曾经是一位诗人的情人。我的确很分裂，很不幸，邢志平只能成为我这种分裂迁怒的对象。”实际上，何止是丁瞳呢?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邢志平、尹彧、“我”、尚可，甚至于也还包括小酒店的老板与老板娘这两位“有故事的人”，某种意义上也都处于一种精神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也正因此，当尹彧说自己一生注定失败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瞬间垮掉了。这种滋味我很久没有过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我只是喉头被什么狠狠地哽住。没有这种假设。

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邢志平走了，“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这不是双重国籍这样的事，没人追究，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良民。我时刻面临着审判。我跟神父告解过，但没用。我很羡慕那些异国的酒鬼们，他们只消把内心的脏水泼给他们的神就万事大吉。我却不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我还没有权利去死。”在这里，“我”那种无法摆脱的罪感绝不单单是刘晓东个人的事情，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宿命。无论如何，能够借助于对于一个自杀者死因的追问询唤，写出整整一代人共同的历史宿命，写出一代人无法忘怀的历史记忆，正是弋舟这部《所有路的尽头》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孝武思皇后(?-前91年)，卫氏，名不详，字子夫，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汉武帝刘彻第二任皇后，在皇后位38年，谥号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独立谥号的皇后。卫子夫原为平阳公主家讴者。于建元二年(前139年)入宫，建元三年(前138年)封为夫人，元朔元年(前128年)册立为皇后，征和二年(前91年)在巫蛊之祸中自杀身亡。身驻汉宫凡49年。育有一男三女，即戾太子刘据、卫长公主、诸邑公主、石邑公主。卫子夫一生恭谨克己，尽心尽力执掌宫掖数十载，令其夫汉武帝得无扰于省中琐事，为开创汉武盛世减轻了负担。其弟卫青及外甥霍去病则在汉匈战争中做出了伟大贡献。

“苏门四学士”指北宋后期在苏轼提携下而知名于时的四位诗人：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一、苏轼

苏轼作为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享有盛誉，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宋史·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同时也是苏轼最先将四人的名字并提，“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之开山鼻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摒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然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黄庭坚主张要以丰富的书本知识作为写诗的基础，主张“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论作诗文》)。他创“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也就是说写诗要善于化用前人词语、意境，推陈出新。他的诗能熟练化用前人诗意加以翻新改造，化为己有。如“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夜发分宁寄杜涧叟》)，实际是从欧阳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别滁》)中稍加点窜翻出新意。他用典繁密，尤喜用僻典，常常使人索解为难。在语言上，他好用奇字，力撰硬语，又常常故意打破诗歌的平仄格律，颠倒句法，使用拗律、拗句，以求得生新瘦硬，奇峭苍劲的审美效果。黄庭坚的理论与创作为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书体的启发，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

二、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

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

秦观的成就主要在词的创作上，他是婉约派的大家，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他的词题材广泛，以传统的相思恋情为主，也有不少感慨身世之作。其名作《满庭芳》(山抹微云)通过一个别离场面把男女双方那种难舍难分、缠绵悱恻的感情表现得细致入微，在恋情的抒写中融合着对世情的感慨与悲酸。《踏莎行》(雾失楼台)中以雾霭迷漾中楼台隐失、津渡难寻寄寓着彷徨失路之感，在凄怆悲愁的叹息中写出了由政治失意所带来的悲凉感、孤独感。秦观的词柔婉妍雅，善于在凄迷的景色烘托中把人物内心深处的感伤情调与纤微感触表达得回肠荡气、一往情深，具有极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他的词之所以倍受称赏的主要原因。秦观的词风直接影响了后于他的周邦彦、李清照等，在婉约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

三、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元丰二年(1079)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佑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道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的作品。题材除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他的诗风与张耒接近，以乐府诗见长，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

《宋史·艺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四、张耒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淮阴(今属江苏)人。自幼聪颖，年十三能为文，熙宁六年(1073)中进士，曾历官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等职。迁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又升为起居舍人。绍圣初，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后谪监黄州酒税，徙复州。徽宗即位，起为通判黄州，知兖州，召为太常少卿。崇宁初，因遭弹劾而贬为房州别驾，后居于陈州宛丘。建炎初，赠集英殿修撰。

张耒的诗学自白居易、张籍一派，以平易浅显的语言反映民生疾苦，针砭社会现实。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特为关切百姓劳苦，如《劳歌》用对比手法描绘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输麦行》描写农家打场交租的情形，在《籴官粟有感》和《和晁应之悯农》中，一再发出“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和“力田竞岁犹无获”的深沉叹息。他的诗通俗晓畅，平易自然。“人生何用读书史，文字未补囊中阙”(《惜别赠子中昆仲》)，“浮世十年多少事，风烟依旧别离愁”(《寿阳楼下泊舟有感》)，“箫鼓儿童集，衣裳妇女矜”(《腊日》)，“竹笼晨收果，茅庵夜守瓜”(《夏日》)等，写来似乎毫不用力，脱口而出，却自有韵味。在北宋后期的诗坛上，张耒以通俗浅易的诗风独树一帜，实际已开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的先河。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大于江苏扬州，故称“我是扬州人”。北京大学毕业，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文笔清新，所著合编为朱自清全集。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主要作品有《雪朝》、《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

朱熹，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熹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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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下面小编整理了文学常识：唐宋八大家简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方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人物生平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成就及贡献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前，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 “唐宋八大家”。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1.论著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x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3.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现江西永丰)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醉翁亭记》等。

基本资料

四、苏洵

姓名：苏洵，字明允，号老泉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

据说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xx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著名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

十年曾作犍为令，四脉尝闻愍俗诗。

共叹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谏致戎麾。

会稽特欲荣翁子，冯翊犹将试望之。

船系河堤无几日，南公应已怪来迟。

五、苏轼

苏轼(1037~1101)宋朝(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生平简介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详细信息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旧党。豪放派词人。

六、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号颍滨遗老，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xx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主要作品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七、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政治成就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成就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文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八、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在唐贞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xx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九、代表作：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八家之名背景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唐代两大家

韩愈——尊儒反佛为题材的代表作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嘲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杂文有《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

宋朝六大家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也是苏轼的老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曾、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主席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简·爱是个孤女，出生于一个穷牧师家庭。父母由于染上伤寒，在一个月之中相继去世。幼小的简寄养在舅父母家里。舅父里德先生去世后，简过了10年受尽歧视和虐待的生活。一次，由于反抗表哥的殴打，简被关进了红房子。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屈辱和恐惧，使她大病了一场。

舅母把她视作眼中钉，并把她和自己的孩子隔离开来，从此，她与舅母的对抗更加公开和坚决了。以后，简被送进了罗沃德孤儿院。

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简在孤儿院继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孤儿院经常有孩子病死。简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这时，她的好友海伦患肺病去世。简厌倦了孤儿院里的生活，登广告谋求家庭教师的职业。

桑恩费尔德庄园的女管家聘用了她。庄园的男主人罗契斯特经常在外旅行，偌大的宅第只有一个不到10岁的女孩阿戴列·瓦朗，罗契斯特是她的保护人，她就是简的学生。

一天黄昏，简外出散步，邂逅刚从国外归来的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她发现她的主人是个性格忧郁、喜怒无常的人，对她的态度时好时坏。整幢房子沉郁空旷，有时还会听到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奇怪笑声。

一天，简在睡梦中被这种笑声惊醒，发现罗契斯待的房间着了火，简叫醒他并帮助他扑灭了火。

罗契斯特回来后经常举行家宴。在一次家宴上向一位名叫布兰契的漂亮小姐大献殷勤，简被召进客厅，却受到布兰契母女的冷遇，她忍受屈辱，离开客厅。此时，她已经爱上了罗契斯特。其实罗契斯特也已爱上简，他只是想试探简对自己的爱情。当他向简求婚时，简答应了他。

婚礼前夜，简在朦胧中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在镜前披戴她的婚纱。

第二天，当婚礼在教堂悄然进行时，突然有人出证：罗契斯特先生15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原来就是那个被关在三楼密室里的疯女人。法律阻碍了他们的爱情，使两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简离开了罗契斯特。在寻找新的生活出路的途中，简风餐露宿，沿途乞讨，历尽唇难，最后在泽地房被牧师圣·约翰收留，并在当地一所小学校任教。

不久，简得知叔父去世并给她留下一笔遗产，同时还发现圣·约翰是她的表兄，简决定将财产平分。圣·约翰是个狂热的教徒，打算去印度传教。他请求简嫁给他并和他同去印度。简拒绝了他，决定回到罗契斯特身边。

她回到桑恩费尔德庄园，那座宅子已成废墟，疯女人放火后坠楼身亡，罗契斯特也受伤致残。简找到他并和他结了婚，得到了自己理想的幸福生活。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中文名称: 韩非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春秋战国时代

生 卒 年: 280～233

生平简介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家贵族。与李斯同事荀卿。韩非所处年代，正是战国末期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韩非眼见韩国政治腐败，改革不力，在强秦进攻面前一再割地受辱，多次上书韩王，提出修明法度等富国强兵的建议，但不为韩王所采纳，于是退而著书，写成《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五十五篇十余万言(《韩非子》)。后来，这些著作传到秦国时，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等著作，其深邃的思想，不禁使他拍案叫绝。秦王为了急于得到韩非，便发兵攻韩，韩王没有办法，只好把韩非送到秦国。韩非到了秦国，不到一年，还没有来得及被重用，李斯怕韩非得势夺取了的地位，于是和姚贾利用韩非曾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秦王听了李斯的话，将韩非下狱治罪。韩非要求面见秦王，没有得到允许，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迫使他自杀。不久，秦王又后悔，使人赦免他的罪过时，他已死了。

韩非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统治经验，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法、术、势三者之间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推行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彻底打垮奴隶制，必须变法，实行法治。推行法治必须掌握政治上的权势，他主张统治者要有势。有法有势而无术，会大权旁落，人君得不到利益，所以必须有术。韩非认为，法是国家根本的规章制度。是除了人君之外所有臣民必须一道遵守的根本大法。韩非主张“任法不任贤”，厉行法治，严格考核铨选，一定能出现胜任封建行政管理的官吏。韩非还继承前期法家商鞅的“以刑止刑”的观点，力主重刑厚赏，“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五蠹》)。韩非的重术思想渊源于申不害。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新的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韩非提出术是“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难三》)的工具。人主要不动声色地掌握赏罚大权。对于势的理解和运用，韩非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观点。

他认为，要想取得统治的成功，必须依仗“人为之势”，即“抱法处势”，“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要牢牢地控制住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去行法用术，统治人民，“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五蠹》)。法、术、势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成为地主阶级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工具。韩非，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学大师，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的法治思想和他建立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确曾起了进步作用。

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补充和发展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认为“道”是天地万物构成的总根源，韩非的历史观是反对复古主义的，他认为天子不是由天的意志决定的;经济生活决定历史;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生活资料决定道德面貌和法制。韩非对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还提出了“参验”的方法，就是用考查比较得到证实的方法。韩非还从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出发，提出了自己新的伦理学说和社会观点。他从荀子的性恶论出发并发挥了性恶论的观点，认为人生就是好利的，只有“利”才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群合作的唯一力量，利害关系才是人类的唯一的社会关系，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法令的依据。

郑成功(1624～1662) 明清之际抗清名将，民族英雄。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东)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父郑芝龙到日本经商，娶田川氏(一作翁氏)为妻。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1624)，在日本平户(今长崎县松浦郡)出生;七岁时返国，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从师学习。自幼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南明弘光覆亡前夕，郑成功回到福建。时南明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建元隆武。郑芝龙领郑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赐姓朱，封忠孝伯，人称“国姓爷”。又令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等军事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