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梁的人物和故事作文最新20篇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赵一曼1935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赵一曼留有诗篇《滨江述怀》，其故里宜宾有“赵一曼纪念馆”，相关电影有《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2010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有一只小蜗牛想去海边看看，一只乌龟对它说：“我说小蜗牛，你和我都爬得很慢，你的身体要比我小很多很多，你比我爬起来还要慢很多。大海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永远也爬不到大海。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好了。”

小蜗牛微微笑了笑说：“没关系，试试看吧。”

小蜗牛看海小兔子知道了小蜗牛的梦想，对它说：“喂，小蜗牛，别说你了，我跑得这么快，都不知道要跑多久才能到大海。大海可远了。”

小蜗牛说：“慢慢爬吧，一路爬过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小蜗牛慢慢爬着，一匹马看见了，问蜗牛：“小蜗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蜗牛喘了口粗气说：“我要去大海。”

马带了小蜗牛一程，跑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还没有到海边。

小蜗牛又遇到了一只苍鹰，苍鹰知道了小蜗牛要去海边，又搭了小蜗牛一程。苍鹰带着小蜗牛飞到了海边。小蜗牛在苍鹰的翅膀上看到了茫茫的大海，不由赞叹道：“哇，大海碧蓝碧蓝，无边无际，真美呀!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能看到大海。”小蜗牛非常感谢苍鹰和马，苍鹰说：“不用感谢，应该感谢你自己，你让我明白了，不出发，就永远没有可能。只要出发，一切都有可能。”

秦玥飞，31岁，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衡山县贺家乡白云村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

央视网消息：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 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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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或许有一些故事，可能看似平凡简单，但却能点燃心中的激情与理想。持久性地做着平常的事，用心中的信念支持着自己去奉献与坚持，这伟大而又不凡的人叫榜样。榜样就像久违的甘霖，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榜样好似无华的丰碑，时时刻刻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这是榜样的无穷力量，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色彩！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山里的花谢了又开，当年幼小的竹林现在已长的郁郁葱葱，而我们身边的榜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像当初那样恪守初心，不负使命。信念、奉献、坚守、作为……这些都是榜样赋予我们新一代最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把榜样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岗，让榜样的力量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相信到那时处处都是创新、处处都是进步。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选择了坚守，而是因为只有坚守才可能有希望”，甘心奉献的支老师用“轻描澹写”的一句话道出了共产党员的朴实无华，展示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他们用不负使命的那份信念、那份初心完成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他们把毕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着榜样的力量，这力量会让富裕代替贫穷、康健代替疾病、友爱代替仇恨，而明媚的花园，也终将代替暗澹的荒地。

最美的乡村教师支月英，用一双平凡的握粉笔的手，撑起了整整两代山里人求知的天空。这双手握住了奉献，又攥住了信念；这双手握住着焊枪，更握住着共产党员的坚守。这是握住了党旗的双手，更是一个充满家一样温暖的爱的屋檐。正是千千万万个“支月英”用这样的一双双手，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撑起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他们是挺立的青松、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是五星红旗上璀璨的星。

榜样的力量让人奋发向上，榜样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榜样学习，以榜样为镜，时时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党的重托与群众期盼，争取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读了《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让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道理，也给我带来了许多收获。

其中，《掩耳盗铃》这篇小短文，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想偷一口钟。这人想把钟背上就逃跑，可是钟太重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钟砸碎，刚一砸就有很大的声音，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捂住。这样只会骗了自己，而不会骗了别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能让我们心静下来；会给我们一生照上诗意的光芒，是我们的一生都有一股温暖向上的力量相伴；能让我们的体悟到什么是勇气，什么是善良，什么是信念……

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作没听见。

孙中山、梁启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开创了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历史，他们是革命战士，却分属两条不同战壕。

梁启超说：孙中山这个“农民”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比梁启超大6岁，比康有为小8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离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太远。相近的地方同出三大名人，历史也算罕见。

1894年初，孙中山托人给康有为希望与之结交。赶巧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

虽然未曾谋面，梁启超却在与汪康年的书信中提到孙中山：孙某，非哥(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

可以看出，康、梁只把孙看愤嫉时变之流，不太认同他的做法。此时，康梁寄希望于朝廷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

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也因此作为一大名鼎鼎人物被推向国际舞台。这令梁启超对孙中山刮目相看。

当年章太炎曾经问旬梁启超孙的为人，梁回答：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

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的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对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可他能把孙中山比作陈胜、吴广，也说明了他对孙中山已经有了非常钦佩的一面。

白岩松说：《感动中国》推选委员胡果这样评价王锋：人们需要英雄，更需要王锋这样的平民英雄，他们是一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白岩松说，《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给予王锋的颁奖词是：“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磐，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此时，两个小学生走上前台，通过潘品向王锋颁奖，鲜花。

观众席上再次响起长时间掌声。

现场观看的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再次被王锋的精神感动的热泪盈眶，褚清黎告诉记者：“第一次冲入火海救出了妻子和孩子，这是亲情使然，第二次冲入火海救出自己的学生和老师这是责任使然，第三次冒着生命冲入火海救出邻居，这是人性。

说起周恩来总理，估计大家想到的都是他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举轻若重的忙碌身影和端庄高雅的儒将气质吧?所以提到俗，谁都不会相信能和周恩来联系在一起。然而，既雅又俗者，在他的身上确实存在，不是在办公时而是在喝酒时。

他以酒为伴时有碰杯的粗犷、痛饮的豪放、劝酒的洒脱、醉后的清醒，和他平时的工作形象判若两人，他用儒雅的风度把饮酒的粗犷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酒杯上，不但闪烁着俗的光彩，透过俗更能让人们看到雅的光芒。

修理“南京四大喝”之首许世友将军，他喝酒就是整瓶吹。许世友倚仗自己酒量大，欺负周围的将军。周恩来听说后决定以牙还牙、以酒还酒，让许世友也尝尝被修理的滋味。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令彭德怀也得让三分的倔脾气的许世友臣服。一次，两人相聚，一对一，喝不多时，各吹两瓶后，再找许世友，已缩到桌子底下。周恩来大手一挥：“再来一瓶!”许世友醉中臣服：喝不下去了，我给你磕头行不?周恩来哈哈大笑，为许世友定下了每次只喝三杯六两的新标准，许服之。这就叫以俗制俗，以粗制粗。

周恩来与酒友小聚时，更是让人分不出俗与雅。他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喝酒，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喝的酒是茅台，看起来很高贵、很高雅，吃的菜却是花生米，看起来很俗、很老土，然而酒足饭饱后，没有人出丑，房间飘出的除了茅台的酒香，还有妙趣横生的话语和朋友间的真诚友谊。

周恩来的酒杯，里边装的有“阳春白雪”，也装有“下里巴人”，看他喝酒有俗更有雅，可谓是雅俗共存。这令人想起了齐白石老先生关于艺术雅与俗的评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白石老人所说的似与不似，亦可理解为雅俗共赏。如果套用这段话来评论周恩来在喝酒上的雅与俗，应该是：饮酒妙在醉与非醉之间，太醉为媚俗，不醉为欺世。酒坛之上，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有量不喝，周恩来没有;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酒醉乱说，周恩来没有;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自斟自饮，周恩来更没有。要说俗，就是他肚子太能装，酒量太超人，然而这不是他的错，而透过他喝酒时表面的俗，让人看到仍然是本质的雅，就像他的绅士风度一样。

我们的生活很幸福，从一出生，我们就有非常美好的物质，我没有电视机，我们有收音机，我们还有许多许多可以供我玩耍的玩具，当然，在我们这个年龄，在小的时候陪伴我们最多的那就是童话故事书了。

最流行的童话故事书，我想应该就是安徒生通话了吧。这本安徒生童话，应该是陪伴我的童年，最久的一本故事书。这本童话故事书里面描述了很多很多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带着一个神奇的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能够让我们从里面学会到什么，悟出些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可以想起那些经典的名字，比如：皇帝的新装，丑小鸭，海的女儿，豌豆姑娘，7个小矮人与白雪公主等等，每一个故事我都读了不止一遍，现在对于每一个故事我都可以完整的讲下来。

在我们的嘴里每天谈论的都是这些童话里的故事人物。哪个女孩想要成为白雪公主，又有多少人讨厌白雪公主里面的后妈，丑小鸭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所有的人都想成为一只白天鹅，但是当我们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够承受住其他人对于丑小鸭的嘲笑，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愚蠢的皇帝，被阿谀奉承的话冲昏了头脑，在人前被嘲笑，依然感觉不到自己的愚蠢。这些经典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一遍一遍的回想。

陪伴我们那些年的故事人物，现如今也已经长大了。

现在想想，真的想回到那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年代，还有那么多天真烂漫的童话人物可以陪伴着我们，每天脑海里想象的全部都是美丽的梦想。

可是我们都知道，时间是回不去的，我们只能够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希望未来在某一天，仍然可以遇到像童话里故事那样人物。

感谢陪伴我那些年的故事人物。

《感动中国》，使我们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

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

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

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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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你我，感动中国，这世界有爱才永恒……！”这一首炙脍人心的歌曲在下午放学时再次回荡在我的耳边，不禁令我想起了在星期天晚上所播放的《感动中国》看完这一部影片后，不禁令我充满无遐的联想，在我的心中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想与体会。

还记得获奖的人分别有：勇于救助生命的魏青刚、坚持助学的丛飞、勇于为国奉献的黄伯云、为人们健康服务的李春燕、自强自立的洪战辉、信守承诺的陈健、残疾而不自卑邰丽华、为国鞠躬尽瘁的杨业功、邮递员楷模的王顺友、为国奉献的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还有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他们的事迹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展示了中华民族朴素而真挚的人性之美。

保家卫国，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杨业功让我受益匪浅，尽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到达了遥远的天堂，但他的事迹与他那光辉英勇的形像将会永远烙印我的心中，永不遗忘，他是中国军人的最佳楷模，他为了工作废寝忘餐，为了工作日夜奔波，为了工作而劳心劳力，他对国家的心血比他的家庭重要多得很，就连在逝世的前一刻，他仍然惦记他的工作，惦记着他曾经无私奉献过的国家，他是人性中一束束光辉，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司令而自豪。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足以令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光，令我的心海如巨浪般澎湃，滔滔不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着，回荡着……

在这此获奖者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残疾艺术家邰丽华，邰丽华2岁时因高烧而成了聋哑人，失去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在我们局外人看来是很悲惨，但邰丽华却度过了这些难关，从不幸的沉渊到艺术的顶峰。她每天辛苦地练习，强迫自己去练，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十倍的努力与心血来完成自己理想，她以实际的行动与相对的能力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可怜与同情，让群众对她刮目相看，向他们证明了残疾人的能力，展现了尽管有缺陷的生命的蓬勃，显示出一种高尚的品质，向我们表达出了心灵至美与震撼，让我们感受到了没有语言的美与魅力，散发出从失中刺眼，令人崇敬的光辉。

中国女排后起之秀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朱婷、袁心玥，身高2米的袁心玥被球迷们亲切的称为“小苹果”。袁心玥高点快球和高点拦网威慑力超强，不过中俄生死战郎平并未令其首发，打乱了俄罗斯赛前部署，并且给自己留一张底牌、一个秘密武器。

郎家军连赢两局之后，头号重炮朱婷体力有所下降，俄罗斯队在科舍洛娃、冈察洛娃、谢尔班三叉戟带领下背水一战扳回一局。第四局中国队一直被对手压制，8-11落后局面岌岌可危，一旦被对手拖入决胜局，就将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郎平想到了袁心玥，这位绰号小 赵蕊蕊的副攻天才不辱使命，一上来就是一个漂亮的背飞钉地板!尽管袁心玥本届世界杯发球没发挥出来，但大赛气质决定了她越到关键时刻，越敢于下手，两次发球直接得分，帮助郎家军将比分追成12平!挽狂澜于既倒!

这个时候双方球员都极为紧张，中俄无论谁输掉，谁就提前失去了冲冠希望， 刘晓彤就在机会球手软，重扣变成了轻打，导致中国队15-17重新陷入被动。而袁心玥凸显大心脏，短平快命中，紧接着她的拦网直接摁到科舍洛娃的头上，将比分追成了17平!令俄罗斯头号重炮出洋相蒙羞，也极大提升了郎家军士气!

不甘心的俄罗斯19-17再度领先，袁心玥反击快球打长线，球落在后排空当，俄罗斯队目瞪口呆!而随后，袁心玥的近体快又将比分追成20平!最后白热化的比拼，袁心玥发球轮接连破坏俄罗斯一传，中国队奇迹般连得5分，25-20拿下!

袁心玥第四局中段才临危受命，等于只打了半局球，却收获了7分，得分效率比任何人都高!袁心玥5次扣球4次得分，1次被防起，没有任何失误，扣球命中率80%!3次拦网1次得分，两次形成阻挡，没有1次失误!8次发球2次直接名人故事：中国女排袁心玥比肩84年神迹CE球，6次破攻，没有1次失误!2次救球1次成功，1次一般，仍然没有1次失误!换句话说，袁心玥本场比赛竟然没有出现任何错误!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袁伟民换上侯玉珠，她出其不意的怪异发球，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分，赢得了金牌。而较之31年前的经典一幕，袁心玥表现更为疯狂，她发扣拦全面爆发贡献7分，让女排比分紧咬起势的俄罗斯。20平之后凭借她的发球轮，搞得俄罗斯一传兵荒马乱，从而带领中国队笑到最后

越国没有车，越国的人也一直都不懂得该如何造车。越人很希望学会造车的技术，好将车用在战场上，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

有一次，一个越人到晋国去游玩。野外空气新鲜、风景美丽，他一路走一路看，不知不觉到了晋国和楚国交界的郊野。忽然，不远处的一件东西将他的视线吸引过去。“咦，这不是一辆车吗?”这个越人马上联想起在晋国见到过的车。这东西确实是辆车，不过毁坏得很厉害，所以才被人弃置在这里，这车的辐条已经腐朽，轮子毁坏，輗(ni)也折断了，车辕也毁了，上上下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但这个越人对车本来看得不真切，又一心想为没有车的家乡立一大功，就想办法把破车运了回去。

回到越国，这个越人便到处夸耀：“去我家看车吧，我弄到一辆车，是一辆真正的车呢，可棒了，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呢!”于是，到他家去看车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想一睹为快。几乎每一个人都听信了这个越人的炫耀之词，纷纷议论着说：“原来车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看上去怕不能用吧，是不是损坏过呢?”“你不信先生的话吗?车一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我看也是。”这样，越人造起车来都摹仿这个车的形状。

后来，晋国和楚国的人见到越人造的车，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讥讽说：“越人实在太笨拙了，竟然将车都造成破车，哪里能用呢?”可是越人根本不理会晋人和楚人的讥讽，还是我行我素，造出了一辆辆的破车。

终于有一天，战争爆发了，敌人大兵压境，就要侵入越国领土了。越人一点也不惊慌，从容应战，他们都觉得现在有车了，再没什么可怕的，越人驾着破车向敌军冲过去，才冲了没多远，破车就散了架，在地上滚得七零八落，越国士兵也纷纷从车上跌落下来。敌军趁乱杀将过来，把越人的阵形冲得乱七八糟，越人抵挡不住，死的死，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兵败如山倒。可是直到最后，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败在了车上。

向别人学习当然是对的，但是应该有所选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要是连糟粕也一并纳入怀中，就会栽跟头了。

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爱国故事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在纪念京张铁路100周年之际，张家口人民永远缅怀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2005年在张家口南站广场，建起詹天佑塑像。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院士及同事陆朝阳、陈宇翱等近期在量子信息科研领域再获重大突破，他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制备了综合性能最优的纠缠光子源，首次成功实现“十光子纠缠”，再次刷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日前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了该成果，美国物理学会网站和英国《自然》杂志“研究亮点”栏目也进行了报道。

多粒子纠缠操纵作为量子信息处理基本能力的核心指标，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学界角逐的焦点。操纵的纠缠光子数目越多，量子信息处理能力就会指数级增长，但同时实验实现的难度也急剧增加。

多年来，潘建伟和同事瞄准这一战略目标，一直保持着多光子纠缠态的世界纪录，他们分别于2004年、2007年、2012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对五光子、六光子、八光子纠缠的操纵，并系统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研究方向，如今年我国发射的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实验卫星。

自2012年潘建伟小组实现八光子纠缠后，他们成功地将该技术应用于拓扑量子纠错和百公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相关成果入选了《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技亮点。

近期，潘建伟小组利用两种不同的技术途径制备了收集效率、保真度和光子全同性三个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脉冲纠缠光子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十光子纯纠缠和可提纯纠缠态的实验制备和严格验证。

据了解，这一突破表明我国继续引领国际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研究，研究成果将可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和实用化量子计算等大尺度量子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里面包括人们喜欢用的成语，如：“揠苗助长”、“黔驴技穷”、“叶公好龙”、“一叶障目”、“螳螂捕蝉”等等。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它讲的是齐宣王特别喜欢听别人吹竽，所以他着急了很多吹竽的高手来给他演奏。齐国首都临淄城外有一位复姓南郭的先生。他的生活非常拮据，经过朋友介绍进得宫中为齐宣王吹竽以养家糊口。尽管他不会吹竽，不过装模做样的也未被别人察觉。后来齐宣王去世了，新国王喜欢听独奏，便下令乐队每天一人值班为国王演奏，其余队员放假休息。他们都很高兴，只有南郭先生愁眉苦脸的，同伴们问他怎么了，他不好意思的说出了原因。原来啊，南郭先生他不会吹竽。

这篇成语故事告诉我，不要耍小聪明，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中间凑数是不行的，只会闹出笑话来。我以后一定会脚踏实地，好好学习不能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

一、萧菊芳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1916年初，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家乡四川。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二、陈玉珍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大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年当地有思想的人，经常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离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伍若兰

1928年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1929年底三次反围剿时，伍若兰去世。

四、康克清

1929年43岁的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这一对白头到老。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提笔，蘸墨，俯身。她深吸一口气，挥动手臂一气呵成，四个大字跃然纸上——“长征万岁”。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很难相信，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104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

她，15岁被卖作童养媳，20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24岁被敌人关押，25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40年脚步不停，70多岁推动长城保护，80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岁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

家人拿出王定国的书法新作——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写了不知多少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傲风斗雪的红梅，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么?

寒冬凝香，巴中红梅初绽放

1913年2月，巴中红梅开得正香。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

孩子的出生，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7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15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74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人生的寒冬，磨砺出母亲顽强的生命力。”

嫁人、生子，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但共产党带来“没有压迫、男女平等”的“新世界”让王乙香激动不已，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用行动对命运说“不”!

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剪辫子、放小脚。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脚小了，走不动;辫子被拽着，跑不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像王定国这样剪了辫子、放了小脚的女人，在统治着营山的军阀眼里，几乎与“共产党员”划了等号，随时有生命危险。

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投身革命、男女平等”时，近百名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个月后，她和16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

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能记、能讲，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开小灶”，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县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

战风斗雪，长征路上花影笑

“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80多年过去，长征中的一幕幕还时常浮现在王定国的眼前，“好像自己又要从原地出发，再尝一遍人生的苦尽甘来。”

1935年3月29日，嘉陵江。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机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哒哒哒”地吐个不停……

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毛蚌壳”的小船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已经打响。江面在摇晃，小船在沉没，战士在呐喊，大地像地震一样在抖动。左边是剧烈的爆炸，右边是横飞的子弹，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一波接一波倾泻而下……

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才倒进江中。

“她名叫石磨玉，牺牲时只有19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有玉的纯粹!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

强渡嘉陵江，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王定国的长征，是“唱着歌”走完的。

长征开始时，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行军时，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王定国和战友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野兽成群，人迹罕至。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她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她们做了当时最珍贵的白米饭。演出时，虽然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但她们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用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

过草地时，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粮食”。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乐观的歌声，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

王定国的长征，是“咬着牙”走完的。

征途上，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平均每300米就倒下一名勇士。

1936年2月，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的党岭山。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海拔5000米左右，上山下山约100公里。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

到山顶时虽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女战士们无法前行，便用棉被紧裹，抱团取暖。

暴风雪过后，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当时瘦到只有50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

采访中，王定国谈起这件事，笑着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既没流血也不疼，主要是不影响赶路……”

暖阳透过窗户，洒在王定国印有红梅图案的衣服上。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铺上了一层穿越时空的红光。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81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名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不忘初心，一片丹心向阳开

每个月，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来风雨无阻。谢亚旭说，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90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后来确因行动不便，才申请由他代交。

“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冷静、清亮而悠长。

上世纪80年代，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围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是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

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自费找砖窑烧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之后，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拍摄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

上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沙漠化十分严重，王定国坐不住了。她四处奔走，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

88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91岁重走长征路、94岁考察黄河生态、99岁还在植树造林……如今，虽然行动有所不便，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王定国必定参加。“人家请的是老红军，不是我个人。只要是宣传红军，宣传长征，我必须去!”

几十年来，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最喜欢戴八角帽，最喜欢写“长征万岁”，最喜欢画家乡红梅。

王定国画梅，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花瓣才是画上去的。一吹一画，别有风韵。看她作画，笔尖过处，朵朵红梅栩栩如生，鲜红艳丽，如火似霞。细看这些红梅，虽大小形态各异，但都朝着一个方向，那是太阳的方向。

一片丹心向阳开。这就是王定国，用尽一生，忘情绽放!

作为一名靠低保生活的女性，王兰兰长期关爱为数众多的孤寡老人、为贫困山区的孩子送温暖献爱心，开办“爱心食堂”照顾小区内的孤寡老人，用自己敬老孝亲的实际行动感染了身边无数人，彰显出了大爱无言的力量。

为爱投身公益，十年不变初心。十年前王兰兰的女儿因病去世，她也一度沉湎于悲痛中不能自拔，但发现女儿“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的遗愿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从此她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为偏远山区的孩子送去衣服和学习用品，十多年坚持如一，再苦再累也从不停歇，为爱坚持，不仅帮助了他人，更是对自己的升华。 我国目前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出现了孤寡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如何敬老养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王兰兰发现幸福家园小区里许多孤寡老人吃饭有困难后，萌生了开办食堂的想法，并立即开始行动起来，食堂开办后小区里老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爱心食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王兰兰却从未想过放弃，她依然坚持着用亏损的价格和细致周到的服务照顾着老人们。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坚持做好事。王兰兰的凡人善举感动了身边无数的人，许多人纷纷加入到她的志愿队伍中，为身边的孤寡老人出一份力、献一份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人士纷纷向爱心食堂捐赠钱物。正是因为王兰兰的坚持才让身边的平凡人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到了奉献爱心、做公益的行列中，一股爱的洪流，变成可以融化人与人壁垒的神秘力量，让温暖充溢在人与人之间。 王兰兰的感人事迹被报道之后，获得了很多荣誉，但她却并没有满足和骄傲，她还想去参加相关的培训，去当月嫂，增加收入，更好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她的爱心之路并没有到此止步，她做公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为名、为利、为赞誉，她用自己的行动、踏实的效果来践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一个人的爱心，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可以带来希望，点亮未来的道路;一个人的爱心，是一个小小的火花， 可以凝聚共识，指引志愿服务的方向;王兰兰的爱心奉献和感人事迹，令人动容、引人深思，她的坚持凝聚起人心向善的共识，让爱的火焰播撒得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