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梁的人物和故事作文优秀20篇

哇！终于放暑假了，我又可以去我期盼以久的动漫时代了。

本以为，动漫世界，好玩地让人发狂，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刚下了飞机，中华小当家已经迎面走来，拿起他的武器--锅碗瓢盆舞弄起来。那寒光闪闪的菜刀，吓地我一下子，躲进了候机厅。这时，突然从背后钻出来一个福尔摩斯，他那着放大镜，左看右看，突然大吼一声：“小子，你和这次失窃案，可能有关系，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妈呀！我是无辜的！

刚逃脱了警察的追捕，旋涡鸣人又盯上了我！

他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多重，幻影分身术。刹那间，N个鸣人为着手无寸铁的我，共同发射螺旋丸，要不是我闪地快，早就翘辫子了。

鸣人又来了，啊周，快救我！

[用卡通人物编故事作文

朱元璋这人，可不像别的皇帝那样少有大志。小时候，父母双亡，到处乞讨;乞讨不下去了，又去皇觉寺当一介小沙弥，木鱼经卷，阿弥陀佛。

最后，沙弥也当不成了，就木鱼一扔，佛经一烧，拿起屠刀，开始革命。这里要分享的是关于朱元璋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几十年的血雨腥风，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朱元璋的企业做大了，自己也弄把老板椅，往宫殿上一摆，朝上一坐，建立明朝，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那感觉特爽，特舒服，也特得意。尤其看到满朝大臣，顶礼膜拜，连称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高兴得险些血压升高。当然，得意归得意，仍得压在心中，仍得一脸庄重：皇帝，

得有皇帝的样儿，不能张狂。

这样憋，是能把人憋疯的。

朱皇帝终于选择了个时机，将内心的得意，狠狠地释放了一把。

那次，是去看一座未完成的宫殿。到了宫门，朱元璋手一挥，告诉警卫，都别跟着，我自己进去随便转转。于是，扔下警卫员们，背着手，走进了宫殿。

显然，宫殿还没修好，但也快竣工了。宫殿很高大，很富丽，很堂皇，朱皇帝看了，很爽气。

朱元璋一高兴，就想起自己打江山的事，两种得意摞在一块，更加得意。左右看看，警卫没来，自己一人，就捋着胡须，得意地自言自语：“我本来拿着刀子沿江剽掠，只想安安稳稳当个强

盗，没想到，一不小心，竟弄出这么大的家业。”说完，忍不住嘎嘎嘎大笑一阵。

笑完，终究不放心，抬头一看，脸色煞白。

原来，果然有人。

那个人，是个老头，就骑在宫殿梁间，正在涂漆，显然是个漆匠。此时，他目不斜视，正在聚精会神于手中的工作。朱元璋的话，他好像没听见。

朱元璋眼睛里，笑意没有了，射出白亮亮的光，刀子一样。他想，自己今天说的话，要是传出去，不等于自己承认自己的土匪出身，百姓知道今天这事，该如何看自己;大臣知道后，该如何

看待自己。

朱元璋这家伙，杀个人，于他而言，犹如碾死一只蚂蚁，他的那些大功臣，哪一个不是他举起刀咔嚓咔嚓排头砍过去的，又哪里在乎一个老头子?于是，他抬起头，对着梁上喊：“哎，那位，

你下来。”

上面的人仍没朝下望，一心一意，继续着手里的活儿。

朱元璋脸上的肉颤了两下，放大声音，对着上面大喊：“你下来。”

那人仍忙着刷漆，理也不理。

宫外的警卫们听到喊声，都跑进来，对着梁上大喊：“老头子，圣上让你下来。”众人的嗓门，犹如炸雷，老头听清了，慢慢溜下来，问：“喊什么?”

大家说：“圣上叫你。”

老头点点头，忙走到朱元璋面前跪下道：“臣人老耳聋，没听清圣上呼唤，望恕死罪。”

朱元璋听了，寡白的脸色和缓下来，心里一阵轻松，人一轻松，态度就好了，呵呵大笑，望望左右道：“如此高龄，如此辛劳，理应奖赏。”让人拿来二十两银子，赏给老人，摆出一副亲民的

样子。内心里，却长长吁了口气：这样个聋子，能听清什么?

老人接过银子，忙叩头称谢，起身后慢慢出了宫门，擦了把汗，也暗暗嘘了口气。只有他知道，朱元璋的话，他听了个十足十，一句不落。也只有他知道，自己一点儿也不聋，耳聪目明。他

更明白，今天，自己等于是在刀尖下钻过来的，捡了一条命。

老人是装聋，用自己的智慧拯救了自己。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的她，是目前仍然在世为数不多的长征老红军。她以百岁的壮丽人生，见证大国的崛起，并为伟大的时代讴歌!

如今，百岁高龄的她，脚步依然忙碌，还时常外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作了人们认为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做到的事。新年伊始，记者来到王定国位于北京北四环附近的家中，看望并采访了这位值得至深崇敬的百岁老人。

见到王定国老人时，她正在家中和子女打麻将。王老打牌，干净利落，落牌之声，清脆有力。闲时，王老爱打麻将，身边的人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记者不禁好奇百岁老人为何有如此之好的身体和精神，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道出“秘诀”：“我们老太太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对吃穿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开，没有任何要求，有时出门回家饿了，就吃包方便面，还不用水泡，就干啃。老太太常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

90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回忆长征路上的艰辛磨难，王老出奇地平静，“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2万5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就是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过往的艰苦岁月，王老不愿多谈，但长征在王老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母亲一直想去当年走过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区，看看当年的乡亲。我们知道母亲心底有重走长征路的心愿”，谢亚旭对记者说，2004年，王定国91岁，恰逢纪念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谢亚旭跟母亲商定了重走长征路的计划，“那段时间，母亲情绪非常好，很兴奋。但考虑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来的线路再走一遍，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她参加红军的地方、入党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岁的长征老战士，重新踏上了长征路。

王老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选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泸定县，红军长征时期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役就在这里发生。“到达泸定县，我们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铁索桥，那天的江水特别湍急，站在桥面往下看就直头晕。但母亲非常兴奋，站在铁索桥上不用人搀扶走了一个来回。站在泸定桥上，母亲把我们招呼过去，对我们说，‘长征中我走的不是这条路，但你们父亲是从这条铁索桥上过去的，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我这次带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让你们感受父亲他们当年的不容易’”。当时王老的三个儿子谢烈、谢云、谢亚旭陪在她身边，一起重走长征路，“像这样的话，母亲一路上说过多次，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父亲当年住过的房前，母亲也说过，并且要求我们做儿女的，要带自己的孩子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爷爷，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弹指一挥七十年，血染山河马列坚。立新革旧非常业，星火燎原乾坤传。七十年后又进川，心潮难平语万千。”这是王老200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诗。几十年来，她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军的灰军装、八角帽，最喜欢写的字是“红军万岁”，她还曾写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战火硝烟中，无数英勇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最后成就了伟大的胜利。从红军长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奋斗着。”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开始播出了，这一次又会带给我怎样的惊奇、怎样的感动。

最令我惊奇的是第三个感动人物——阿里帕—阿里马洪。她是十九个孩子的妈妈，但是这十九个孩子都不是她的亲生骨肉。“不是亲生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风霜饥寒，全部挡住，清贫劳累，一肩担当。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过了亲情。泉水最轻，母爱最真!”世上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母爱是最伟大的、无私的。阿里帕—阿里马洪给我们展示了母爱，她是伟大、无私母爱的典型。他不愧是20_年的感动中国人物!

令我最感动的是陈玉蓉。她的儿子的了一种先天疾病，为了救儿子，她把自己的肝脏移植给儿子，可是她患有重度脂肪肝，为了救儿子，她每天走10公里，七个月一如既往，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饭团，走破了四双鞋子，脚上的老茧长了就剐，剐了又长……终于在2009年11月3日，这对母子在武汉同济医院顺利地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赋予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一位母亲，为了救儿子，可以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病人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还是重度，堪称奇迹!

感动人物的感动事件并非都是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认认真真做那份小事，你也会受感动。

故事1：囫囵吞枣

古时候，有一个医生，很喜欢给别人介绍水果的吃法。有一次，他在介绍生梨和枣子的功用时，说道：“吃生梨对人的牙齿有好处，但是对人的脾脏有害处。吃枣子则恰好相反，对脾脏有好处，对人的牙齿却有害处。”旁边有一个呆子听了之后，马上自作聪明地说：“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既可以收到生梨和枣子的功效，又可以避免它们的害处。”

那位医生很感兴趣，便问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呢？”呆子得意地说：“我吃生梨的时候，只用牙齿咀嚼，而不咽到肚子里去，这不是可以让生梨有益于牙齿，而避免了它对脾脏的伤害吗？”旁边有人听了这话就问：“那么枣子怎么吃才好呢？”呆子不以为然地说：“这还不简单吗？等我吃枣子的时候，我就不用牙齿咬，一口吞到肚子里就是了。这样就可以让枣子对脾脏起到好的作用，又不至于伤害牙齿。”

医生听了反问道：“你吃生梨不咽，肠胃没有吸收，怎么能有益于牙齿呢？你吃枣子一个一个地囫囵吞下去而不咀嚼，肠胃能消化吗？又怎么能对人的脾脏有好处呢？”这个呆子无话可说了。

故事2：两败俱伤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陈轸（zhěn）的人。他非常聪明，遇事总是能想出很多好办法。有一次，他受到楚王的派遣，出使到秦国去。当时，韩、魏两国互相攻打，打了一年多，仍然没有分出胜负。秦惠王打算出兵干涉，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秦惠王知道陈轸很有见识，便向他请教。

于是，陈轸讲了卞（biàn）庄子刺虎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卞庄子的人看见两只老虎正要咬一头牛，卞庄子见了，马上拔出剑来，想冲过去与老虎搏斗。

旁边的人劝他说：“这两只老虎正在争吃一头牛，争着争着就会互相撕咬，结果一定是小的被咬死，大的也会受伤。到那时，你再去刺杀那只受了伤的，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解决了。”

卞庄子觉得这个人讲得很有道理，就远远地看着那两只老虎。不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互相打斗起来，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也受了很重的伤。这时，卞庄子冲上去，刺死了受伤的大老虎，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消灭了。

陈轸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对秦惠王说：“现在韩、魏两国长期战争，最后必然是弱国灭亡，强国受到很大的打击。到时候如果您乘机把遭到削弱的强国打垮，不就一下子灭掉了两国吗？”秦惠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果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故事3：力不从心

东汉时期，北部的匈奴不断骚扰汉朝边境，并凭借军事力量统治西域的弱小国家。公元73年，汉明帝刘庄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抵御匈奴的侵犯，就派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在西域前后生活了三十年。他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为祖国北部边境的安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朝廷将他封为定远侯。

班超年近七十岁的时候，感到身体渐渐衰弱，又非常思念家乡，便上书汉和帝刘肇（zhào），请求把自己调回玉门关以内，以免老死西域。

班超的妹妹班昭也递给汉和帝一份奏折，说：“班超现在衰老多病，满头白发，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走路必须要拄拐杖才行。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班超的力量已经不能使他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了。（原文是：‘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这不仅损害了国家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功绩，而且忠臣也无法尽力效忠，这多么让人痛心啊！”

汉和帝看到这份奏折后深受感动，于是就把班超从西域召了回来，让他安度晚年。班超回到洛阳后，由于旧病复发，不久就病逝了，终年七十一岁。

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对不起，我要告辞了。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这个说：“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那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告诉。”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4月2日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闭症，4月1日，中国第一家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创办人田惠萍老师，应邀来温开展“关注自闭症”宣传讲座。

以一头干练的短发示人，站在舞台中间的田惠萍，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认识自闭症，不是为了消灭，而是为了共存。这句话如同一声惊雷，让现场躁动不断。“大家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自闭症目前是无药可治的。”田惠萍说，自闭症是一种障碍，而不是疾病。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以及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原型的母亲。

讲座上，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讲述了她和儿子弢弢的故事，并鼓励家长改变自己，接纳孩子。“你们是幸运的，我儿子到了30岁，自闭症领域才有现在的发展，我相信未来自闭症领域的研究会有更大突破。”

讲座中，田惠萍为家长们详细讲解了DSM-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和DSM-I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区别，并明确解释了为什么说“自闭症是一种障碍而非疾病”。她希望家长们能够正确看待自闭症，真正认识自己的孩子，坚持科学的疗育方法，避免盲目的、不科学的干预和治疗手段。

讲座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4点，为时6个小时的讲座，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据了解，为了听田惠萍的讲座，温州各县(市、区)的相关培训机构都停课一天，携全体师生和家长前来取经。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长提问环节，田惠萍收到了厚达近15公分的提问纸。“这是我们第一次承办自闭症相关的讲座活动，大家的关注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活动承办方温州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负责人说，温州地区自闭症人士家长对此类讲座及培训学习存在强烈需求。

据了解，此次讲座是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发起的2015年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系列活动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还将走进温州各大社区，普及自闭症群体知识。并在走访过程中，调查自闭症群体的人数，填补温州自闭症群体数据的空白。

爱是平凡的,爱是无私的,爱是默默奉献的,爱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李丽一个在我们身边的骄傲女性,她的名字就像音符在我们耳边跳跃,就像生命的象征,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女性代表.她曾经经过40多次手术还位曾医好小儿麻痹症,可是幸运的天使并没有保护她,在2005年李丽发生了一场车祸,脸上缝了86针,身上多处骨折又再一次坐上轮椅.然而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她把自己的悲惨命运向服刑的人诉说心声,曾帮助20多个迷惘少年脱离苦海,绿色代表生命,李丽一个心灵的强者,她以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传达给身边的迷途"羔羊",我们正因为现在的人们总有一种抱怨的心声,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快乐和大家一起分享,李妈妈的 乐观的人生态度直至一直鼓舞着我，让爱感化我们身边每一个迷途的青少年.

在我们身边时常会出现军人的身影，他们是英雄的象征，是一双有力的大手将我们举起.曾经有一双"大手"为了救一位女青年而被无情的河水永远沉没在冰冷的河水中，一瞬间每一位人都沉默了，看着一个光辉的生命埋没，在军校在战场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在跳入婺江的那一刻，灿烂的光辉照在他的身上，他如同一只雄鹰好不犹豫的冲向水中，就在那时人们都记住了他的身影.

我们也要像孟祥斌一样有责任心，对待每一件事都要认真的完成，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对自己的学习有责任心，孟祥斌永远的离去，但他留给我们的是用不完的"财富".

我们要像感动中国的每一个人一样，尽我们自己的快乐去帮助身边的人，我们要把身边的人都变的快乐起来，心中要有他人，我们的身上要有责任感，每天老师布置的任务要认真完成，踏实过好每一天，用我们的真心去做好每一件事，要把感动化做行动.

多啦A梦是大家很喜欢的人物形象。 哆啦A梦全身一颤。一下子从四周蹦出了好几个黑色的影子。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几条狼。哆啦A梦吓坏了，拔腿就跑。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屋子，便冲了进去。这屋子里有一个老爷爷，他看哆啦A梦这么可怜，就允许他在这过一夜。

第二天，哆啦A梦怕再遇到野狼，就央求老爷爷把他送回家。老爷爷想了想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百宝袋，里面装有许多的高科技。不过，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哆啦A梦厉经磨难，终于在十天后抵达了山顶。只见眼前有一条如黄河般气势的江河，哆啦A梦二话不说，就吃下闭气丸，跳了下去。他游来游去，还没等他找到恶龙，恶龙就先找到了他。哆啦A梦防不胜防，只好到处乱逃。这时，哆啦A梦发现前方有两根石柱，便心生妙计。他迅速地从两根石柱之间穿了过去。恶龙见了，也游了过去，可由于它太庞大了，正好被两根柱子卡住。哆啦A梦这才脱了险。爬上来的哆啦A梦狼狈不堪，马上找了块地方躺了下来。 “唉!对呀，老爷爷不是给了我一个百宝袋吗，还说里面有好多高科技。”说着，哆啦A梦便拿出了百宝袋，翻了起来。“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咦!这是什么?!”只见哆啦A梦手里拿了个弯弯的手柄，他一摁，就从柄的头部发出了一根长长的管子，直通到水里。再一摁，那江河里的水立刻被吸到了管子里。不一会儿，就把水吸光了，恶龙也因为失去水而一命呜呼了。

哆啦A梦见了，非常开心，可他转念又想：如果我就这样回去的话，那么这里的村民就一定会因为缺水而死亡……不行，我一定要把水找回来!

就这样，哆啦A梦飞跃了好几座大山，终于来到了水的尽头，他马上把那儿的泥土都挖了。清澈的河水一下子涌了上来。

虽然，这次哆啦A梦的冒险并不很成功，但是因为拯救了村民而得到了妈妈的原谅!

林浩是汶川县小学二年级学生，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林浩和很多同学被压在废墟下。当他艰难的爬出废墟后，他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折回废墟把另外两名同学救了出来。后来有记者问林浩为什么要去救人，林浩挠挠脑袋，说：“我是班长!”今年6月，林浩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他是汶川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救人小英雄。

2008年8月8日晚8时，是我国奥运会举办的日子，精彩的节目表演完后，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入场亮相，晚11时15分，中国奥运会代表队在全场入潮水般的掌声中闪亮登场，小巨人姚明是中国代表队的一大亮点，而最让人们惊喜的，是姚明旁的那个灾区小英雄林浩。林浩穿着一件白色体恤，手上拿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奥运五环旗帜，林浩微笑着向观众们挥手致谢，丝毫没有怯场。

笑容是如此的亲切，他右边脑袋上还有一小撮头发没有张出来，“是小英雄林浩!”当场的观众惊喜地欢呼起来，“这算是奥运会开幕式带给我们的又一大欢喜!”

中国队出场，绕场走时，姚明不能牵着林浩，林浩是拽着姚明的运动裤。他拿着两面小红旗飞舞着，微笑着回报会场上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姚明突然俯下身子说：“林浩你多吃点饭吧，争取以后和我一样高!”林浩愣了一下说：“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林浩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向你学习。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著孔融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哩，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

“感动中国”节目被媒体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一群装扮有点像“天线宝宝”的少年，环绕着一个身穿白大卦的长者。“你最近长高了好多哦?”长者说话间，随手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软尺。在年轻人身上上下测量，“身高165厘米，比去年10月入院足足多出了17厘米!不错不错。”

其中一名少年名叫达瓦(化名)，来自西藏，患有极重度脊柱畸形(也称“驼背”)，他身上的东西叫头盆环，是矫正脊柱畸形的牵引设备。长者叫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他既是达瓦的主治医师，也是头盆环的专利发明者。

去年，西藏义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他们从此结缘。

事实上，每年通过各种方式，从全国各地来找梁益建看病的人不计其数。在8年的时间里，梁益建从患者身上总结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他也逐渐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130度、150度、180度……超高难度的脊柱畸形患者被治愈，像是神话般让人惊叹。其中一例脊柱三维360度螺旋畸形的患者，堪称“世界最难”，梁益建通过手术，让患者的畸形得到完全矫正，增高30厘米。其术前术后改善明显的拍片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内同行的猜疑：“扭曲成这样都能被拉直，该不会是PS的吧?”

曾因治愈高难度病例

被同行质疑电脑合成

出生在重庆一个煤矿家庭，因矿难留下残疾的父亲，让梁益建从小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

1986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更好地学好骨科造福病人，梁益建先后6年自费在全国著名医科大学进修学习。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各种颈椎疾病，他2003年考取了攻读神经病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后，他被推选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世界脊柱协会主席汉森教授处学习脊柱外科。

在进行脊柱畸形矫正时，很多极端案例没有文献可以参考，梁益建则通过自己的钻研，发明了一种可以让脊柱牵引使脊柱畸形变小的外固定架——头盆环，也因此打破了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手术矫正的“禁区”。

由于难度大，多次挑战医学禁区，梁益建的一些高难度病例术前术后对比图，曾被同行质疑为电脑合成。南京小伙肖强因180度的角形脊椎后凸畸形，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2007年起，他跑遍北上广等地知名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手术太危险没法做”。后来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梁益建的病例，“有个跟我的情况很像。”

2012年10月，费尽周折，肖强在成都找到梁益建。梁益建坦言，像他这样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有两大手术难点：一是要截断脊椎骨，但脊髓碰不得;二是病人往往心肺功能很差，难以支撑手术。“手术可以做，但风险很大。”

确定请梁益建给自己做手术后，肖强回南京办医保手续，途中犹豫了一下，带着那组和自己情况相像的病例的术前术后对比图去找了一位上海的专家。这位专家看到表示：“不可能。这片子一定是电脑合成，没人做得下这个高难手术。”“但我没有出路，不做只有等死，做手术还有活下来的希望。”肖强决定放手一搏，于次月返蓉。

梁益建先用自己研发的“头盆环”给肖强做了一个月的前期牵引，这让他的脊椎后凸畸形明显改善，肺功能快速恢复。经过多次手术，一年后肖强康复出院。

就在本周，他在梁益建的脊柱畸形患者qq群里告诉大家，“我要去上海提亲了。”

事实上，除了肖强，截至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来自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有人甚至是背着呼吸机来到医院治疗。在这些患者中，大多患者都是极重度脊柱畸形，伴极重度混合性呼吸功能障碍，早已超过脊柱外科学上的手术治疗范围。

在茶馆筹款

帮患者筹集数百万善款

医者仁心，这句话用在梁益建身上更为贴切。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重度脊柱畸形这种病，就目前国内病人分布来看，城市大大少于农村，发达地区大大少于落后地区。通常情况下，到医院求治的病人，经济条件都不那么好。

医院的医生说，梁益建博士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外，还常常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捐钱，四处化缘。钱从哪儿来?

“碰到生活中有钱的朋友，我会直接开口。”梁益建一脸地真诚。

身边经济条件稍微好的朋友，很多都收到过这样的“问候”：我们最近有个病人，没钱治病，你想不想行行善?“钱不在多，一分钱不少，上不封顶。”梁益建说，其实大多数还是愿意捐款，只是对钱的用途不明有些担忧。为此，所有朋友的捐款都是点对点直接交给病人，他从来不经手。

为了给病人筹钱，他甚至尝试过在茶馆募捐。

2009年，梁医生在凉山州木里县遇到一个年轻患者刘正富，当时即给他许诺，“你等着，我帮你找到钱就回来接你。”这一句诺言对当时的刘正富来说几乎不敢相信。为了应诺，梁益建每次到茶楼喝茶都会在墙壁上贴出患者照片，向茶友募捐。梁益建也联系了很多公益基金，寻求帮助。

1年后，梁益建驱车7小时，去木里县接刘正富，并为他实施了手术。回忆当初，刘正富有些哽咽，“当时并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梁医生真的来接我了。”

收治的病人普遍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梁益建收治的病人，治疗效果却出奇地好。靠着口碑，梁益建收治的病人遍布全国。有些已经治愈的病人在火车上、在大街上看到类似的病人，都会主动向对方推荐，“成都的梁益建医生可以帮你治好。”

梁益建帮助过的病人还有很多，他们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为了给这些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博士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公益基金合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帮助的患者接近200位，金额近500万元。

“这种情感是很温暖的，作为医生，除了要有技术，更重要的是富有爱心，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梁益建说。

自称“小医生”

每年要抽空下乡义诊

如今梁益建收治的患者已涵盖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年龄跨度从2岁到80岁。治疗的病例上千例，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突破了国际上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的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

梁益建的病人多，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大，体力消耗多，工作压力大。有时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2013年5月23日，一张手术医生枕在两把小板凳支起的“床”上熟睡的照片感动了万千网民，图片中的主人公就是梁益建，当时他刚完成一台持续5个小时的脊柱矫形手术，因为太累，他就这样睡着了。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梁益建表示，因为常年完成世界级难度的脊柱矫形手术，手术时间会比较长，精神也需特别集中，所以经常会比较疲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常态。”

如今，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梁益建仍称自己只是一个“小医生”，“只是干喜欢的事而已”。他每天的三件事：治驼背、喝茶、打太极。他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周要安排四五台手术,但却依然能够精力充沛。

即便这样忙，梁益建每年都要抽时间去贫困山区、藏区义诊。很多次与病人的相遇，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今年6月份，我们还要去青海一趟。”关于未来，他透露自己还有个目标，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打造成国家级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研究中心。

52岁的梁益建一边说，一边着急地从办公室起身，“接下来还有一个手术，医生们都等起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看了下时间，此时是12点30分，他还没有吃午餐。“有时间就随便吃点，没时间就算了。”他摆了摆手，一头扎进了手术室。

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前行，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亿万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战“疫”路上的一个个“好人”，一件件“好事”走进我们的视野，他们的事迹，他们的名字……感动着我们，凝聚起社会正能量，号召着我们必有信心和决心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护佑生命的主旋律之中，逆行者唱响了战“疫”的精神赞歌。他叫大家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自己却坐上去武汉的动车，“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召必战，战必胜”……这些平凡人的不平凡举动，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从不放弃，正是无数个平凡成就了感动，他们用实际行动，甚至有些是宝贵的生命，深刻的诠释着“白衣战士”的追求和风骨，谱写着不同的精神和独特的优秀。他们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有牵挂的家人，但是在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面前，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不抛弃不放弃，执着地追求心中的那份职业初心。他们那执着闪亮的人性光芒，如细雨涤尘，净化心灵，他们那催人泪下的感动力量，如春雷惊空，振奋精神。这些平凡的“迹”录和举动叫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汲取其正能量，倍增信心去战胜疫情。

在群防群控的大系统中，一线干部筑就了战“疫”的铜墙铁壁。“我负责的网格共有989户居民，每一户我们都进行了排查了解了具体情况……”“高兄弟，你要买的东西，我们帮你采购回来了，这是按照你的需要采购的……”这些简单的话语温暖人心，给人力量，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线干部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工作任务繁重，但是他们没有一丝埋怨，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他们耐心仔细地进行疏导和沟通。一线干部精准施策，科学防控，对防控薄弱环节越是加强力量，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一线干部勇做防疫工作的一颗“螺丝钉”，做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加强群众的防控意识，构筑起严密的防疫红线，实现全覆盖，无盲区，严防疫情入侵。夜深了，他们还坚守在岗位;下雨了，他们还行走在路上……这些战“疫”场上的先进“符号”和职业“元素”，怎能叫我们不感动，不为之震撼，让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动力倍增。

在团结鼓劲的凝聚力之中，中华儿女书写了战“疫”的壮丽诗篇。“抗疫心连心，武汉不孤单”“隔离病毒，但不隔绝爱”……这些感人的话语总能带给我们感动，这是亿万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战“疫”的生动写照。困难面前，中华儿女的激情、善良、坚强……都一一展现，他们自发捐赠蔬菜给武汉，他们主动捐款给武汉……他们的崇高，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纯粹，让我们感动。疫情面前，中华儿女跨越了年龄和性别的范畴，突破了职业和地域的界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用一个个平凡的举动相互感动，相互鼓励。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可以把感动的命题书写的这样的气势磅礴，这样动人。人民，也只有中国人民，才能感悟感动的真谛和内涵，彰显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这样的精神脊梁怎叫我们不感动，这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将帮助亿万中华儿女增强责任感去战胜疫情。

这是一个平凡人感动平凡人的季节。战“疫”路上你的平凡行动是抗“疫”的初始线和出发点，让我们串联平凡，铸造合力，增强信心，汲取战“疫路上的“感动因子”，释放正能量，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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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水平远不如我国，可是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答案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这对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每次回到国内，都会有人问起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感受，让我介绍一些美国大学教育方面的情况。说句实话，我虽然读了美国大学，但并未读过中国大学，因此难以对中美大学的教育情况进行很有见地的对比分析，何况近几年来国内大学教育的改革步伐很大，对此我又知之不多。因此只能凭自己的切身感受，对美国大学教育中可供国人借鉴之处，谈谈我的一孔之见。

首先美国大学在收本科生时就很有特点。学生们考取的往往是某某大学而非某某大学的某某专业。学生们主修哪种专业，并不是在入学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而是让你在这所学校学上一年后，再来选择。这种选择完全凭学生个人的专长、兴趣、爱好和未来择业的需要，这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兴趣是入门的最好老师，只有学习你喜欢的专业，你才能找到学习上的感觉，激发起学习的热情，才肯钻研，才能出成绩。而且大学毕业后也很少有用非所学的情况发生。我之所以选择了主修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两个专业，也主要是自己对经济的兴趣和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还有一点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生入学后是没有固定班级的。由于学生自选专业，并按规定的学科门类和学分要求自选课程、自选授课教师，因此班级是流动式的。班级学生的组合因课程的不同而变化，在一个班级里往往既有大一的，又有大四的，每个教学班的人员构成都是不同的。我把这样的组合称之为学生常换而老师不换型。比起中国大学从大一到大四不变的班级建制，这种班级由于人员不固定，缺少相对稳定的联系，从而也缺少同学间的深入了解和相互沟通，相互间很难培养起深厚的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符合美国社会对人个性化要求，完全由学生来主宰自己的学习行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和能力。我感觉这种各自为战的独立式学习，虽有某些缺欠，但它给了学生们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对于已经具有了自控能力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发展的。

美国大学的辅助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成龙配套。学校组织的各种类型的讨论课很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们独立思考，深入钻研，又可以相互学习交流。各种学生俱乐部活动内容生动活泼，刺激了个人志趣爱好的发展。各种学术讲座繁多，大都是美国学术界知名人物的报告，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美国学校的暑期比较长，一般在三个月左右。各种暑校办得十分红火，我就曾参加过日语暑校和商业暑校。暑校对申请入校学习的学生要进行考核、筛选，并不是多多益善。暑校收费昂贵，但也因人而异，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还可以得到减免部分学费的优惠。暑校的教学和考试非常正规，在暑校学习的情况都有明确的记载，对将来个人的发展是重要的一笔。我参加日语暑校时，被评为最有成就的两名学生之一；我参加达特茅斯学院商业暑校的经历，也成为大学毕业后择业时用人单位的重要参考。

在中国人眼里，似乎美国学生不大用功，这完全是一种片面认识。应该说美国的中小学生比起中国学生来要自在得多，他们的课业负担很轻，所学的知识程度也较浅，可以说美国的基础教育远不如中国。但大学生则不同，学习压力比起中国大学生来，一点都不轻松。早就听说美国大学是入学容易毕业难，这一点我在米校四年的感受很深。一是课外作业特别多。老师讲课很精，大量的是让学生课外自己去阅读、思考、写文章，完成各类作业。而且平时学习与作业情况，老师要作为评价学生每学期总成绩的重要内容，学生们是一点也不敢怠慢的。二是考试特别多。各学科几乎每周都有考试，稍不留意，考试就会出麻烦，将影响到综合成绩的高低。在美国这几年，我感觉很苦。在中国读中学时就挨累，到美国读大学也未得闲，每天都学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而美国学生往往都学到凌晨四五点钟，甚至通宵。

美国的大学是分等级的。名牌大学不仅学费较高，而且学生质量也比较好。名牌大学学生的特点就是特别有志而勤奋。米校也是名牌大学，在这个学校当尖子很难，在哈佛大学就更难。美国的一般普及类大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应该看到，美国是私有社会，它不会白白养人的。人们靠竞争生存，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所以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培养起了什么事都靠自己的习惯，读大学也是靠自己打工、借款，很自立，他们从不依赖父母活一辈子。一次，我偶然问起一位美国男同学：“你的家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没有家。”令我吃了一惊。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一旦长成大孩子，在没结婚成家之前，便认为自己没有家，这已成为一种理念。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大学对教师水平或业绩的评估，非常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每逢期末，学生们都要为给自己授课的教师打分，如果大多数学生对教师不满意，就会直接导致教师下岗。所以，在美国大学任教是很有危机感的，如何既要讲好课，又要严格要求学生并使学生满意，这的确是门学问。

来美国之前，我脑子里曾有个疑问：美国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那么差，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读过四年大学之后，我找到了答案，这便是美国的大学教育很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利于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

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仍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今天，我观看了“2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和“炎黄”张纪涛。

朱敏才，是中国外交官一位风度翩翩的一位官员，他在地球奔波，工作期间到了不少的城市。等到他退休后，人们以为朱敏才会回到北京，像老人一样与老伴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机遇后，朱敏才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与老伴孙丽娜一起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他们一起在教师这个岗位坚持了十年，期间帮助了许多孩子，他们的出现，使许多孩子改变了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朱敏才老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他得了脑出血，倒在了教学的路上。幸运的是，在妻子和学生们的期待下，朱老师战胜了死神，可他清醒后，却还惦记着上课。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感动中国给予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宁愿为了乡村里的小孩子能学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住在丑陋的房屋，也不愿住豪华的房子……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让更多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取得好成就!

在某个城市里，“炎黄”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人的名称，但大家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出钱资助幼儿园、敬老院等机构。他使用“炎黄”这个名称来掩盖自己，自己却默默地资助他人。他的真名叫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中，他在暗地默默将自己的钱毫不吝啬地捐出，张老人一生也不知道捐赠多少人，多少个机构了。感动中国给予了他五个字：涓涓见沧海。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疫情，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困难，挺身而出是我的责任。”清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张春营坚定地说。连日来，清河县人民医院198人响应号召，主动请战。在他们的“请战”申请中，总少不了“我是党员”这一坚定理由。有着近20年党龄的张春营更是身先士卒，舍弃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投入到发热门诊的忙碌工作中。

2020年的春节，似乎注定就是那样的不平凡。不走亲，不聚会，不来往……这别样的节日气氛中，我们经历的其实太多。在这太多的故事、人物中，总有太多的感动，让人情不自禁地忆起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感慨：“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防控工作越来越艰巨，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是党员，我先上”依然是最响亮的口号，最豪迈的誓言。

为什么该是“我先上”，因为“我是党员”，这个因果关系显现出的是党员的本色。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的困难就是试金石。面对无情的“疫情”，从个人而言，谁都希望避而远之，但是，为了群众的平安，为了祖国的明天，党员干部们就应当冲锋在前，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给群众作出表率。就像新闻中讲的，全村30名党员喊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口号，村内126名群众被党员的奉献精神所感染，主动加入队伍，分别投入到志愿服务岗位。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前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党员干部，更随时都会面临千难万险。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是有了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才能取得前行路上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管是个人的人生之路，还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之路，都需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是党员，我先上”就是人生的高境界。

高尔基说：“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的享受，的喜悦。这是真理，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它会给你们无限的幸福。”是呀，这些主动“请战”的党员干部，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也许会付出许多意料之外的代价，甚至有被病毒感染的可能，但他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每天和数字赛跑、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这是另一场“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其中的无限幸福，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心中有他人的勇士，才能体会得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还困难重重，但是，有广大党员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请战承诺，有一线的科技、医务“勇士”们的不懈奋斗，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必将迎来“柳暗花明”。“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情怀，更是担当，唯有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和人民的人，在困难、危险面前才会说得出并做得到。同志们，行动吧!让“我是党员，我先上”蓄起“冲锋陷阵”的强大动力，伴随这飘扬的党旗奏响胜利的凯歌!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王定国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一位十七岁中国女童子军泅水游过苏州河，勇敢护送国旗献给八百壮士的壮举，振奋了整个上海战区和租界民气军心。

中日淞沪大战中，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震惊中外，为我全国军民竖起一座不屈不挠的精神堡垒。

原来，当时八百壮士为了掩护数十万国军撤退，在四行仓库独力对抗日军，除了租界外，上海基本上都被日军所占领。这时候，女童子军杨惠敏，正在租界难民收容所服务，眼见对岸日军旗帜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于是立下决心，为英勇孤军作出献旗的壮举。

她随即奔赴上海市总商会，接过国旗，激动地说：“我……太兴奋了，我有荣幸来做这一件事!我愿意尽我的力量达成这个任务，即使牺牲!” 授旗者接着说：“好!去吧，万一你有什么……我们会转告你的家里，我们将永远纪念你。”说完，杨惠敏将外衣脱去，把国旗紧紧的缠在腰间，再穿童子军装束，入夜以后，到茶叶大楼的俱乐部，这时英国卫兵与俱乐部的人大部份都认识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夜半以后，便趁机溜出大楼。

夜空是黝黑的，远处有英军走动的影子，马路对面，她感觉四行仓库大楼像一个巨人，凛然的俯视着她，为了不让英军发现，只有沿着楼下铁丝网，爬到另一缺口，从窗子爬进去。爬过马路，她急剧跳动的心刚稳定下来，忽然听到枪声，她以为被敌军或英军发现，连忙倒在战壕里不敢动，红绿的火舌在她头上飞舞，原来是白天的广播引起敌人的敌意，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

不久，枪声沉寂下去，她又开始慢慢爬，终于爬到仓库东侧的楼下，一根绳子自楼上垂下，由于早已通知守军，杨惠敏知道这根绳子是迎接她，她拉动绳子，楼上的人迅速的吊进窗子。谢晋元团长和几位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杨惠敏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雨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团长紧拥着杨惠敏，大颗大颗的热泪滴在她的脸上，这位百战英雄，在敌人的炮火下没有哼过半声，这时却泣不成声的说：“勇敢的孩子，你送来给我们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清晨，谢团长立刻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

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 壮 的感人场面，叫人永远也忘记不了。

四行仓库的军心大振，弟兄们脸上掠过几个月来没有的笑容，当谢团长带领杨惠敏参观仓库时，许多弟兄躺在血泊中呻吟，杨惠敏问他们：“你们打算守到什么时候?”“死守!”简短有力的语调，令她感动得哭了，再说：“我求求你们，把你们的名字抄给我，万一以后，全国的老百姓也好知道你们的名字!”

将士们抄了一张名单给她，这时枪声又起了，谢团长立刻送她走，此时，杨惠敏不肯离开，说：“让我留下为你们服务!”谢团长坚持地说：“为了你的安全，为了你更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时空中枪炮声四起，谢团长立刻开了近苏州河的边门把她推了出去，说：“我们永远记得你，感激你，去吧!冲过去，跳下河!”

她一个猛冲，跃下苏州河，头上的枪声便响过不停，她知道自己已被日军发现，幸好懂游泳技术的她可以深潜入水，游至对河公共租界登岸，抬头看时，苏州河畔已站满了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着朝阳招展的美丽国旗欢呼招手!有人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国军胜利万岁!”

四周人群一齐欢呼高叫起来，响彻云霄，个个泪眼模糊。日本军机在四行仓库屋顶盘旋，企图将国旗击倒，可是始终失败，两岸的市民高声欢呼。

英国路透社记者先后将八百壮士和女童子军的英勇事迹，传遍海内外。当八百壮士完成坚守四行仓库的使命后，中央同意撤军到租界去，没有多久，杨惠敏也走到租界去为八百壮士服务。

杨惠敏不仅是中国女童军的光荣，也是中国女青年的榜样，保家卫国不是一定要持刀持枪，一面小小国旗，足以振奋战场上的军心民气。而童子军精神，就是不居功、不怕死，完全是服务人群的仁爱牺牲精神。

张继先奶奶，1966年出生，今年54岁了，医学硕士，参加工作三十余年。张继先医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刻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内科党支部书记。

抗击“非典”的故事。2003年“非典”时，37岁的张继先就是江汉区专家组的成员，每一天的任务就是下到各个医院排查疑似者。从那时起她就养成了看病要问病人的住址、职业的习惯，也正是“非典”时期锻炼出来的思维模式，使她养成了对病毒敏锐的洞察力，对疫情高度的警觉性。荣获抗击非典战役“三等功”。

“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故事。去年12月26日上午，张继先奶奶接诊了家住医院附近小区的老两口儿，他们因发烧、咳嗽就医，拍出来的胸部CT片，虽然症状看起来像是流感或普通肺炎，但CT片的结果与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儿子的CT片，肺上也有特殊表现。同一天，还有一位华南海鲜市场商户，存在同样的发烧、咳嗽和肺部表现。28日、29日，门诊又陆续收治3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张继先敏锐地意识到情景不对，向医院进行了报告。医院高度重视，立即决定上报。张继先的坚持上报，为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卫健部门拉响了警报。12月底，国家卫健委派出高级别专家组，赴武汉调查病情，迅速应对处置。张继先成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继先奶奶“像救火队员一样”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在离新冠肺炎疫情最近的地方战斗。她从网上又团购了30件帆布衣服用作防护。至于为什么团购而不是让单位配发，她说：“如果医院配发的话需要订做，而网上买能够很快到货。”她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张继先的情绪不止一次崩溃。有的病人病情发展太快，手段用尽，还是走了，她大哭;有时防护服快没有了，口罩快用完了，她大哭……“我这次把一生的眼泪流光了!”这一个月来，睡眠严重不足，体力严重透支，她说自我已竭尽了全力。

2月6日，湖北省给予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把最高的荣誉给医护人员!把最美的称赞给白衣天使!把最便利的条件给一线的战士!把最优厚的待遇给为这次抗疫做出贡献的人!

张继先奶奶在疫情面前，身经百战的，临危不惧，敢于担当，如今又一次冲在了战斗最前线。她是最美的白衣天使，也是一名抗击疫情的老兵，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值得我们每个小朋友学习，让我们向张继先奶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