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坐敬亭山的创作背景故事（精选19篇）

1902年4月，鲁迅22岁，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去日本留学，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1904年9月，转赴仙台，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藤野先生这时正在该校任解剖学教授。鲁迅在此认识了这位日本学者，并且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抱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这篇散文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鲁迅正遭受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从北京南下，来到厦门大学任教，作者作此文予以怀念藤野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冰心作为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她的诗名是和《繁星》、《春水》连在一起的。《繁星》共由164首小诗组成，《春水》由182首小诗组成，主要发表于1922年的《晨报副刊》上，小诗均无单独标题，只按序号编排。1923年两组诗歌先后结集，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心的小说和散文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众多的赞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文坛新秀具有诗人的天份。而她自己立意做诗，还是因为受到了《晨报副刊》的记者孙伏园的鼓励。他把冰心一篇饶有诗趣的杂感，分行放在诗栏里，使冰心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打开自己心中文栏与诗栏的界线，专门做起了诗人，用诗的形式来探索人生。

冰心在后来回忆了自己当初写诗时的情景。在她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课上课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也把自己随时随地的杂感和回忆写上去，日子多了，数量也就相当可观。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但这三五行背后，总有些与亲身经历有关的事，看到这些字，便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舍不得丢掉。

这时她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 郑振铎译的 泰戈尔的《 飞鸟集》连载，都是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记在笔记本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录出来。在抄的时候，她选择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命名为《繁星》。

当时的许多评论家也认为，冰心受了泰戈尔的影响。但也许说她在泰戈尔的启示下，发现了自己的诗才更准确些，真正的源头还在于她自己那些“零碎的思想”。

郑振铎的看法更全面一些，他认为，除了泰戈尔以外，冰心还受到了古典诗词上绝句、小令的影响。冰心10岁的时候就读了《论语》、唐诗，“发疯似的爱了诗”，看诗韵，学对对联，还在课外做了两首七绝，执拗地送给先生“改削改削”，深厚的诗词功底是她成功地创作小诗的原因之一。另外当年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流传极广，对冰心的影响也不少。

《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灵光闪动的汇合，里面包含着她对生命真谛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丰硕的哲理。捕捉灵感的闪光，凝成短诗，这就是《繁星》和《春水》。后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发表,并结集为《繁星》和《春水》于1923年先后出版。这 300余首无标题的格言式自由体小诗，以自然和谐的音调，抒写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人生哲理的思索，歌颂母爱、人类之爱和大自然，篇幅短小，文笔清丽，意蕴隽永，显示了女作家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在“五四”新诗坛上别具一格,很有影响。被茅盾称为：“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周代的祖居之地 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 生民》、《公刘》、《 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 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9]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的。

这部书的遭禁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因为雨果思想活跃，既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又同情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因此保守顽固的沙皇下令在俄国禁止出版雨果的所有的作品。

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四百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小说中的反叛者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卡西莫多是作为真正的美的化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人们在副主教弗罗洛和贵族军人弗比斯身上看到的则是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连缀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小说的发表，使雨果的名声更加远扬。

阿尔伯特·霍布代尔是曼彻斯特市格雷大街中学的校工，尽管薪水只有每周5英镑，他工作却十分尽责，总是把校园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因为他觉得:既然自己没有机会读书识字，多干点事，为孩子们提供好的学习环境也是不错的。

谁料那一年，他敬佩的老校长退休了，来了一个叫约翰逊的自命不凡的新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宣布全体员工每天必须签到并注明时间。周五，他把考勤簿拿来查看——情况好极了!当他满意地正准备把签得密密麻麻的簿子合上时，却发现一处空白，显得很不协调。他立即命人去把那个不服帖的人找来。

“听着，阿尔伯特，我已规定所有员工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到，你知道吗?”

“知道，先生。”

“那么，你签了没有?”

“没有，先生。”

“我一旦订下制度，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照办，谁不照办，就得请便——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签?”

阿尔伯特涨红了脸，半晌不说话，最后只好以实相告:“我签不好，先生”

“什么?签不好?天啊!下一句话，你该不会说，你不识字吧?”

“确实不识字，先生。”

“太可怕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在教育机构(这个词他觉得比‘学校’好听)工作的人竟不识字……够了!你知道我这儿不容许低效率，给你一周时间，另谋生路吧!”

“可是，先生，我在这儿已经干了20年，校园里处处整齐干净，从来没有谁挑出我的错儿，为什么要辞退我?再说，作为校工……”

“噢，那倒不假。但是，无论如何，堂堂教育机构里，总不能容忍一个文盲员工存在，这是原则。你走吧!”

阿尔伯特走出学校时，天已黑了。他是单身汉，平时生活简单，早餐不用说了，就是中饭，也经常是面包加奶酪，带到学校吃，只是晚上回家才“享受”一下，也不过是泡杯浓茶，加三块方糖，再来一条腌鲱鱼，一小听鲑鱼罐头，外带几片腊肉。而最少不了的，则是一盘炒香肠，它对阿尔伯特来说，不仅是一种佳肴，还有祛病镇疼的功效。因此，在今天这个20年来最倒霉的日子里，他提醒自己一定得买半磅香肠带回家。

猛地，他打了一个冷战——记起自己常去买香肠的那家小食品店店主威格丝太太前天死了，店门至今还关着，附近再没有卖香肠的店。

“真该死，为什么整个街区没有第二家香肠店呢?”阿尔伯特情绪坏到了极点，直觉得眼前漆黑。倏地，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晃进他的脑子:既然如此，何不自己开一家呢?这些年好歹攒了一些钱，何况现在又失了业……对!就把威格丝太太的店盘过来，作为谋生之路吧!

他兴奋得把失业的烦恼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星期后，食品店重新开张，阿尔伯特做了店主。

生意不坏。阿尔伯特心想:把香肠做熟再卖不更好吗?于是，他开始加工香肠，并在一大早就把热气腾腾的香肠端出去。正值11月份，天冷又多雾，热香肠诱人的香味，吸引来一批又一批顾客。

为了应付店前“长龙”，阿尔伯特想出了新点子:削制了许多小木筷子，把香肠夹在半切开的面包里，串在筷子上卖。这种早点经济又方便，一面世就大受欢迎，结果，“长龙”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长了。阿尔伯特一个月内接连雇了两个帮手，仍然忙不过来，顾客把店门都快挤破了。

他灵机一动，雇了一个半大的孩子，让他蹬着三轮车到街头流动出售，这果然减轻了店门前的拥挤，但生意也因此做得更大。

随着“霍布代尔香肠”的名声越来越响，他的小吃馆变成了大饭店，还开了两家分店。为了保证货源，他开始自己制作香肠，而不再依赖批发商。

入夏了，这是一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没有多少人愿意吃热香肠——实际上，任何热食都勾不起人的食欲。阿尔伯特转念一想:“既然天热得大家都不愿下厨，也不愿挤饭馆，何不把香肠做熟晾凉，然后把凉香肠送货上门呢?说干就干!3个孩子一齐出动，蹬着车子穿街走巷，专卖串在竹筷上的“面包夹香肠”。这个夏季的销售量竟比冬季还要多!

以下的蓬勃发展就不用细说了，只须告诉你:自打开店那天起，阿尔伯特就再没怀念过以前的日子。5年以后，任何人到曼彻斯特市，不管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蹬车叫卖香肠的孩子。又过了几年，就连最繁华的大街上，也有了“霍布代尔香肠店”的分店，且是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随着事业发展，阿尔伯特感到需要提高新工人的技术水平。他与学区教育委员会联系，申请创建一所“香肠制作技术学校”。

这位实业家的想法得到了学区教委的大力支持，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双方商定:由学区委派正、副校长，而教师，则主要从高、中级职员和技术工人中选聘。

不久，副校长打来一个电话说:“霍布代尔香肠制作技术学校”不久即可开学，特请董事长题写校名。

阿尔伯特哑然失笑，回话说:“副校长先生，真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中间哪一位代劳吧，我写不好。”副校长有点不悦，说:“霍布代尔先生，不要推辞了，像您这样卓有成就的实业家，不是出自‘剑桥’、‘牛津’，就是在国外深造过。生意再忙，写这样几个字还是抽得出时间的吧!”

阿尔伯特只好以实相告:“副校长先生，我真的写不好。说来也许您不相信:10多年前，我还是个‘老粗’——既不会写、也不会读，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是经商以后学会写的。”

副校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阵。最后说:“霍布代尔先生，您真了不起，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条件下，竟然做出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我想倘若您10年前就能读会写的话，那今天又该是怎样的人呢?”

阿尔伯特放声大笑:“格雷大街中学的校工——一周挣5英镑，先生!”

“啊——”电话里传来一声惊呼，原来，那副校长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把阿尔伯特赶出校门的约翰逊先生。

作者创作《简·爱》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但英国妇女的地位并因此而得到改变，依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即便不能生在富贵人家，也要努力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和地位，女性职业的惟一选择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以作家为职业的女性会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女性气质，会受到男性的激烈攻击，从夏洛蒂姐妹的作品当初都假托男性化的笔名一事，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作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而《简·爱》就是在这一被动的背景下写成的。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与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汉族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

大山总是站着，很累!大山很想有一张软软的大床，躺下好好地睡一觉。可是怎么可能呢?躺下就是倒下了，大山是不能倒下的，倒下了就不叫大山了。大山就只能整天站着，它把头伸进云层，靠着软软的白云打盹儿。

山的不远处就是海了，海喜欢唱歌和舞蹈，海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它不停地唱着跳着。好静的大山就好恼怒：“没完没了地唱，叫人好好地睡一觉也不行。烦死啦!”

不唱歌还能叫海吗?那就只能是死海了，海可不想当死海，海照样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没有谁能阻止它唱歌跳舞的。

“还唱是吧?我要把你填了，看你还唱不唱?”山对海说。

“好呀!你来吧!欢迎你来。因为我会把你吞到肚子里。”海笑嘻嘻的。一点也不怕。还故意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我要把你噎死!”山就真的跳进海里。可是山并没有把海填平。而海也没有把山吞下。而是青青的山中有蓝蓝的海，蓝蓝的海里有青青的山。

“山中有海，海中有山。真美呀!”每一个旅者看到山海共存的奇观都会由衷地赞叹。

听到旅者的赞叹，山看看海，海看看山。

“真的，山和海在一起真的好美!”山和海都笑了。

海照旧唱它的歌、跳它的舞。而山就舒舒服服躺在海的怀里，海浪轻轻地摇着，山就陶醉在海的歌声里。嘿!真好听!

1.作为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被视为男女双方关系确认的象征，对于维持婚姻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一些地方，彩礼男方当负担不想给、女方认为是面子必须要的情况还有不同程度存在。“城南城西产粮区，万紫(1万张5元钞票)千红(1000张百元钞票)一片绿(若干50元钞票)”——小品《彩礼》，曾这样形容某地年轻人结婚所需彩礼钱，大致估算，礼金超过10万元。

2.甘肃平凉一个小伙子上门提亲时说到彩礼，没想到老丈人摆了摆手：“日子是你们的，咱不管那一套，表个心意就行。”象征性地给了8888元后，新婚之夜，彩礼又被岳母放在了小两口新房的床头。“一座大山从背上卸了下来”，这份宽容与理解，激起了众多网友心中的暖意。

【拼音】jī shān zhī jié

【出处】昔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于林，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颖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  《吕氏春秋·求人》

【解释】箕山：古代传说唐尧时的隐士许由、巢父隐居的地方。节：名节，节操。指归隐以保全节操。旧时用以称誉不愿在乱世做官的人。亦作“箕山之志”、“箕山之操”。

【用法】作宾语；用于人的节操

【结构】偏正式

【相近词】箕山之操、箕山之志

【同韵词】不知不觉、庄生梦蝶、内外有别、口耳之学、赶尽杀绝、竹杖芒鞵、才貌双绝、迟徊不决、惊才绝绝、君射臣决、......

【年代】古代

【成语故事】西汉末年，小有才气的薛方一度担任郡椽祭酒，朝廷多次想起用他，他都不愿离开。后来，王莽用豪华大车高标准去迎接薛方。薛方客气地谢绝使者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

【示例】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  《汉书·鲍宣传》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

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

贝多芬走近茅屋，琴声突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贝多芬听到这里，就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瞎了。

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

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来。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完了，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

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来，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穷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琴键来。

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光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苏醒过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工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李白游泾县(在今安徽省)桃花潭时，附近贾村的汪伦经常用自己酿的美酒款待李白，两人便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历代出版的《李白集》、《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注解，都认定汪伦是李白游历泾县时遇到的一个普通村民，这个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今人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研读了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确知“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知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按此诗或为汪伦已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李白于天宝十三载(754年)自广陵、金陵至宣城，则此诗当不早于此前。

另据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南下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欣喜万分，写信给李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到了泾县，李白问汪伦桃园酒家在什么地方，汪伦回答说：“桃花是潭水的名字，并无桃花。万家是店主人姓万，并没有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

李白要走的那天，汪伦送给李白名马八匹、绸缎十捆，派仆人给他送到船上。在家中设宴送别之后，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送行。主人的深情厚谊，古朴的送客形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立即铺纸研墨，写下此诗给汪伦。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 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一个导火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尼摩船长这个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高大形象，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创作小说之初，凡尔纳和出版商赫泽尔(Piere-Jules Hetzel)之间就书中的主人公鹦鹉螺号船长尼摩的特征展开了一场争论。赫泽尔认为该把尼摩描写成为奴隶贩卖交易的死敌，为他对某些海上船只的无情攻击提供清晰而理想的辩护。但凡尔纳却希望尼摩是位波兰人，他永不宽恕地把仇恨直指向俄国沙皇(他曾血腥镇压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不过赫泽尔担心他引起外交上的分歧，使该书在有利可图的俄国市场上遭禁。最后，作者和出版商逐渐相互妥协了，他们认为尼摩的真正动机应当弄得模棱两可才有吸引力，尼摩应当被大致定位为自由的拥护者和反压迫的复仇者。 在《神秘岛》中，这才公布他是印度达卡王子。

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上山的和下山的擦肩而过。上山的虽汗流浃背，却兴致勃勃，并主动地和下山的打招呼：“山上好玩吗?”下山的疲惫不堪，连连摇头：“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上山的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说完擦上把汗，继续向上攀登。过了一段时间，这拨上山的下来了，又碰上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山上好玩吗?”“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但上山的仍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山”上，不断地有人上去，也不断地有人下来。说婚姻是个“城堡”的人，都是结过婚的人;说山上“没意思”的人，都是从山上下来的人。

其实，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不在于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过什么，征服过什么。因为快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认准的山，就无论如何都要爬上去，不管路有多么险，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首诗是李白青年时期出蜀至荆门时赠别家乡而作，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具体作年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三种：一说作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二说作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三说作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根据郁贤皓的说法，李白是在开元十二年(724年)辞亲远游。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远渡荆门，一向在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这次离别家乡，发青溪，向三峡，下渝州，渡荆门，轻舟东下，意欲“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这是诗人第一次离开故乡开始漫游全国，准备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天，那时杜甫52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在四川。他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到和平、安定的家乡。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05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