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感人故事读后感(经典20篇)

上星期我读完了《棕熊的故事》这本书，书的的作者是沈石溪。

故事的内容是作者和向导强巴在野外意外捡到了一只熊崽，作者把小熊带回了家。经过作者精心喂养，小熊崽终于长大了，作者给它起名小丽丽。小熊第一眼看见的是作者，便把他误认为是妈妈了。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熊出现了，小丽丽却不跟随母熊，因为在它的记忆里作者才是它的妈妈，母熊只好把小丽丽强行带走。但小丽丽却三番五次地跑回来，这使母熊心生妒意，想把作者置于死地。直到有一天，母熊为了救小丽丽身负重伤，它奄奄一息地把小丽丽托付给了它最信任的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爱是一种无私的爱，伟大的爱，母熊就这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会想方设法地保护自己的孩子，多么伟大的母爱，多么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

读完全文后，我已是涕泪满衣襟了。伟大的母爱、无私的母爱、悠悠的母爱、柔情似水的母爱，正是这种爱保护着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一切为了孩子，并为了孩子的一切无私的奉献，不求回报。悠悠的母爱是大海里的航标，指引我的前进;是一个盾牌，时刻保护着我;更是一滴甘露，滋润 我茁壮成长，我要好好地孝敬父母，感谢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他们为我操碎了的那颗心。

星期五晚上，我看了《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十位获奖少年的故事感人至深，他们孝敬长辈、孝敬父母，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在十位获奖少年中，最让我感动和敬佩的是袁德旗。袁德旗5岁时，妈妈病逝、爸爸入狱。从此，袁德旗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边上学边照顾爷爷、奶奶。为了照顾爷爷、奶奶，他放弃了在北京上学的机会。

看了袁德旗的事迹，我感到十分惭愧，比起袁德旗，我幸福多了。我的爷爷、奶奶天天早早的做好了香喷喷的午饭，我一回家奶奶就开门迎接我，爷爷把热乎乎的饭菜端到了我手里，可我却从来没想过回报他们，更别说帮他们做点事，孝敬他们。

从今天起，我要向袁德旗学习，把他当成我的榜样，孝敬父母、孝敬长辈，成为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

中午，我和表妹盈盈躺在床上听妈妈讲故事，我选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四个便士》。

开始讲故事了。妈妈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一半，我恍恍惚惚听到了以下这段话：“您是向桑狄买了一盒火柴的那位绅士吧?绅士点了点头。哦，那么——这是一先令剩下的四个便士。桑狄不能来，他的双腿被一辆马车撞断了，医术说他活不了啦。他丢了帽子，丢了火柴，也把您的十一便士丢了。这是能够找到的给您的零钱。”

小男孩把四个便士放在桌子上，伤心的哭了。绅士把小男孩安慰了一番，然后就和他一起去看桑狄。

两个小家伙和他们肮脏、酗酒的继母生活再一起。他们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可怜的桑狄躺在一堆木屑上面，绅士一进去，他就认出了绅士。他说：“我换了零钱，正要回来，一匹马把我撞倒了，我的双腿断了。鲁比，小鲁比!我肯定活不了了。我走了，谁来照看鲁比?你怎么办，鲁比?”

绅士拉住可怜的桑狄的手，告诉他：“我将永远照顾鲁比。”桑狄懂得了绅士说的，使劲看着绅士，好像要向绅士表示谢意，然后，光彩的从他蓝色的小眼睛里消失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泪水禁不住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这个小男孩为了把绅士买火柴付的一先令的零钱找回还给绅士，连自己的生命都丢了，可见他是一个多么诚实的孩子，真感人啊!以后，我也要向桑狄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好孩子。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容易吗?不容易，它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尤其是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的8。6万多人减少为3万多人，这是多少生命和鲜血呀。

在长征的路途中，会有敌人在前面堵，后面有敌人追，天上有飞机炸，红军只好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很多人都阵亡了，有时候，红军无吃的，无喝的，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好吃野菜，吃树皮，吃泥土，甚至连自己的皮带也煮了吃。还会在爬雪山时从山上滚到山下，被冰冷的雪盖住，活活地冻死。

这么艰苦的生活，红军不像是个缩头乌龟一样，见到困难就退后。他们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阻力，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辽阔无垠的草原，这种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比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现在长征虽然过去了，可是，长征精神是永远过不去的。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长征精神就会来激励我。有一次，我在做一道数学题时，可把我给难住了，它像一座火焰山，挡住了我的去路，也像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让我难以战胜，还像是一座高大的珠穆朗玛峰，让我难以攀登。我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想出来，我正准备放下手中的笔。明天早上找个同学一抄。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长征的事：红军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来学习，没有课桌，就用石头当课桌，没有笔墨，就用树枝当笔墨，没有本子，就用沙子当本子。在一次战斗中，一位红军见一本教科书要被炸弹炸坏，他连忙扑到了书上，自己牺牲了，而书还是完好无损。我有书有笔，有纸有课桌，难道我还能输给他们，我认真的想啊，最后我终于想出了这道难题。长征精神真像是一个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也像是一位超人，帮我战胜了高大无比的巨人。还像是一架飞机，带我飞过了珠穆朗玛峰。

长征精神不仅仅是在学习上激励我，它还在生活上帮助我。有一次，我早上跑步，可我跑到半路上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想休息一会儿再跑。可我想起了红军渡黄河的情景：红军手握铁链，一前一后地攀爬过去。对面的敌人还用枪打他们，可红军并没有逃跑，还是继续攀爬，有的被子弹打中了，可他们没有松手还是一个劲地向前攀爬。我跑步难道有红军渡黄河那么累?这一点累算什么?”我双手前后的摆动着，脚使力的蹬，一边跑一边想：今天我要是跑不到家去，我就不是中国人。”我跑啊跑啊，终于跑到了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困难还有很多，我要用长征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西出成都460公里，来到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这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周恩来总理1960年为该县建县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十个红色大字。石碑旁生长着三棵茶杯粗的红柳，传说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插在这里的拄路棍“生根”了。传说已无从考证，但在离这片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牧民新村，我们见到了今年已85岁的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藏名“甲洛尔吾”)，从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上，在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深藏着一个比“拄路棍生根成红柳”更生动、更传奇的故事……

在他居住的白墙红瓦藏式小楼里，我们见到了身着藏装的侯德明老人。

侯德明回忆说，他出生在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的一个穷苦人家，祖辈和父辈们都是长工，给人种地、养猪、放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经常遭地主恶霸的毒打。全家人因无法忍受地主恶霸的百般折磨，只好外出讨饭，有时住在深山老林靠打野兽和种包谷维持生计。后来，全家人回老家认宗族，可侯家族长说他们玷污了族人，又将他们赶走了。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先后解放了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侯德明全家一起参加红军，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了长征路。侯德明那时才2岁，侯家出征的除了他的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外，还有他的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幺爷侯昌贵、姑姑侯幺妹、四叔侯清平、小叔九生。侯家9口举家长征的壮举当时闻名红二、六军团。

“过草地难于过雪山!”侯德明老人说，这片草原沼泽地险象环生，连牛羊都不肯过去吃草。当年在当地一个叫阿木柯河的小坝子上就曾发现几十具红军的遗体。

母亲刘大梅就是过这片草地时牺牲的。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六军团经贵州、云南、甘孜到达阿坝红原境内。侯德明的母亲是文艺宣传员，平时侯德明就跟着大人们为红军官兵唱歌鼓劲。部队在饥寒交迫中前进，粮食吃完后，便开始煮皮带、马具，吃草根树皮。一天，他突然得知母亲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沼泽中牺牲了。他说，记不起自己有没有哭喊悲伤，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死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侯德明的父亲当时是红军连长，走在队伍的前面，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后来因侯德明生病，组织就将他寄放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其实，差100多公里侯德明就走出草地了，但当时他年幼体弱，双脚溃烂，已实在是走不动了。此后，在气候无常沼泽遍布的草地上，侯德明的6个亲人也相继牺牲或失踪了。

格西阿谷是当地寺庙里的一个喇嘛，他心地善良，对红军十分友好。收养侯德明后，格西阿谷把侯德明长满虱子的衣服脱掉，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他学会了藏语藏文，给他取了藏名“洛尔吾”。“洛尔吾”的意思是“宝贝”。由于侯德明特殊的身世，当地藏族牧民在称呼他时，还特地在其名字前加了一个“甲”字，“甲洛尔吾”即“汉族的宝贝”。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侯家实际上只剩下他和父亲侯清芝及幺爷侯昌贵3人。新中国成立后，侯清芝回到湖南老家在人武部当了大队长，又结婚生下9个孩子，离休前任湖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侯昌贵则在甘肃省安了家。而身处千里之外草原的侯德明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侯清芝曾多方打听侯德明的下落，但因侯德明早已不叫侯德明，其生活习俗也已完全藏化，因此寻找他的人始终没有发现侯德明的“踪影”。

年轻时的侯德明聪明好学，十分勤劳，很快就赢得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喜爱。后来便与格西阿谷的侄女曲美拉姆结了婚，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虽然曲美拉姆已经离世多年，但提起自己的妻子，侯德明还高兴地询问我们:“曲美拉姆是不是汉族的文成公主?”

藏区民族改革后，侯德明一边在草地放牛，一边在当地担任仓库保管员。“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土司、头人”等富人家抄来的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由他保管。10年“文革”后，当清点那些抄家的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财物竟一件未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红军铁的纪律，也是侯德明一生中做人的要求。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散流落红军的优抚政策犹如一阵春风吹进草原，当地所有的藏族同胞都出面作证，说“甲洛尔吾”是真正的红军!后来，当地民政部门查实，“甲洛尔吾”确系失散流落红军之子，祖籍湖南大庸，汉名“侯德明”。之后，侯德明从县民政局领取了失散流落红军证，每月领30元生活补贴费。

侯德明领到失散红军证后，曾让子女给湖南有关方面寄过30多封寻亲信件，但都没有回音。而他的父亲侯清芝虽然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留在西部草地上，但由于没有确切地址，虽经多方打探终未找到名叫“侯德明”的人。1987年，侯清芝老人带着遗憾离世。临终时，他对侯德明同父异母的儿女们留下遗言: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2004年春节，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画家敬庭尧到红原县写生，得知侯德明的情况后，敬庭尧专门赶到瓦切乡，与长期生活在高原藏区的侯德明一起过了春节。中央电视台跟随拍摄制作了一期《老敬过年》的特别节目。侯德明通过节目表达了自己从湖南大庸参加红军，很想找到当年失散亲人的愿望。节目播出当天，在湖南省益阳市工作的侯家老二侯德常听到“失散流落老红军侯德明”几个字时，激动得从沙发上倏地站了起来: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的大哥!

侯家沸腾了。从姓名、地域、大致年龄，甚至形象上看，他都很像自己的大哥啊!随即，由老大侯德永带队，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名侯家亲属组成寻亲团，从湖南张家界出发来到了四川红原县瓦切乡。

见到侯德明，一行人急忙围上去，用张家界的方言向老人问好。侯德明佝着腰，吃力地为他们一一献上洁白的哈达，却始终未听懂老家亲人的问话。问他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老人都直摇头说:“记不得了。”老人忽然像记起了什么，他说:“父亲好像是大庸人，母亲是桑植人，在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

“瑞塔铺?”听到这话，所有的人眼睛都亮了。瑞塔铺正是侯清芝前妻刘大梅的出生地啊!那么，“六斗溪”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老五侯德山当即拿出手机与桑植的亲友联系。亲友证实，六斗溪就是现在瑞塔铺的新坪村。在所有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在瑞塔铺六斗溪娶了妻子，而六斗溪当年只有刘大梅一个女性参加红军。

毫无疑问，眼前这位老人就是两代人苦苦相寻半个多世纪的大哥!小小的房间里顿时泪水涟涟，哭声一片。侯德明老人饱经风霜的脸颊上也滑落出两道深深的泪痕。

2005年4月23日，红原县安排专人专车送离开故土整整70载的老人回乡。侯德明在小儿子俄巴、大儿媳阿尔基的陪同下，终于回到了湖南张家界——这片令他魂牵梦绕70载的故土。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张家界市的领导、各界群众、学生早已列队等候在街道两边，鲜花如海，掌声如潮，少先队为侯德明赠送了鲜花，给他系上了红领巾。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侯家人们用家乡的最高礼节——“三道茶”(一道茶——情茶、二道茶——蛋茶、三道茶——茶叶茶)来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晚，远在益阳、深圳的两个兄弟姐妹也赶回了张家界，全家10个兄弟姐妹及晚辈们共60多人终于大团圆了。望着自己的家人，侯德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随后的几天，侯德明参加了与家乡父老乡亲的见面会，按当地习俗到父亲墓前祭拜，磕头、点香、烧纸后，他又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轳”转动着，嘴里念念有词，为父亲祈祷。之后，他还参观了贺龙纪念馆，到张家界风景区看了家乡的美景。

在家乡，侯德明脱下穿了70多年的藏装，穿上了“唐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医生给老人做了心电图、脑电图、B超、彩超、量血压等全身检查。当侯家兄弟得知大哥血压偏高，心脏有衰竭现象时，都很关心大哥身体，为侯德明老人开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健用药。侯家按家族取名排辈的序字，给侯德明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取了汉名，并写入了侯家家谱。

之后，侯德明手捧父亲的遗像和母亲刘大梅的烈士证，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回四川红原的路。辞别亲人时，侯德明说:“母亲还在草原，我要到那里去陪伴她。我年纪大了，可能无法再回来了。你们兄弟姐妹要多帮忙，多来往，有时间你们就到瓦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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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许多人都看过《成语故事》吧！《成语故事》里有着丰富的知识和道理等着我们去学习，比如说《拔苗助长》，它告诉我们不能不顾事物发展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比如《百步穿杨》，它告诉我们不能骄傲自大。还比如说《井底之蛙》，它告诉我们不能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盲目自大。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囊萤夜读》，这个故事中的车胤因为刻苦读书，努力学习，之后成为了有名的大问学家。回想起此刻的我们，真是惭愧不已！我们有良好的环境，却要在大人的监督下才看书、读书，尽管这样，我们读书时还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女生，爱打扮，心思全在穿的、吃的上面。男生，爱打架，整天玩，大人怎样教也教不会。富裕点的孩子那个不要，这个不要，娇气得不得了，你说和车胤比我们相差多少？所以，我以后必须要向车胤学习，做个勤奋好学的人。

自从读了《成语故事》之后我深有感触，不禁对文中的诗人、文学家肃然起敬。

听到《白雪公主》这本书，我想你一定很熟悉吧！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自然不会陌生啦。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非常感动。白雪公主正是因为她的善良，而屡次受到恶毒的皇后杀害，幸运的是她那些要好的朋友们——小矮人每次都救她逃离魔掌。

传说有一位国王，他有一个富饶的国家和一位漂亮的皇后。他的皇后在一个冬天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因为这个小公主的皮肤像雪一样白，所以起名为“白雪公主”。可是没过多久，皇后就死了。接着他又娶了一位更美丽的女人做了皇后。虽然皇后虽然是绝色佳人，但却心肠狠毒。她有一面魔镜，有一天，她问“魔镜魔镜，谁是天下最美的女人？”魔镜回答道“白雪公主比你美丽一万倍”皇后非常生气，便准备杀了白雪公主。

第一次，她想用发带置白雪公主于死地，可是没有得逞。第二次她又想用梳子杀死白雪公主，可是又小矮人们识破了。第三次，她又用了毒苹果，非但没有把白雪公主杀死，还让她得到了真爱。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

看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做人要心地善良，不能做一个恶毒的人。狠毒的皇后和纯洁的白雪公主正应了一句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2、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全球化由欧洲开辟，由美国发扬光大，形成国际秩序的“西方中心论”，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陆地从属于海洋等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3、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

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

总结：“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包的精神。也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落地生根。复兴丝绸之路，一幅横贯东西、共谋发展的宏大蓝图正在铺展开来。有梦想，有追求，有奋斗，一切都有可能。中国人民有梦想，世界各国人民有梦想，这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和美好前景。

在这暖暖的午后，泡上一壶香茗，在那沁人心脾的清香中，我轻轻地翻开一本《中外名人故事》，犹如走进了名人殿堂。我看到了一位位平凡而又胸怀大志的名人，听到了他们那铿锵有力的豪言。领略了那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高尔基的认真，钱学森的爱国，诺贝尔的奉献，达芬奇的勤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高尔基是一位着名的苏联作家，他辛苦创作的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正在上演。导演却没经过高尔基的同意就把结尾改成布雷乔夫死了，观众们的反应很激动，但高尔基却硬要把结尾改回去，原因是布雷乔夫根本没有死。导演没办法，只好顺着高尔基的意思改回去，但这样一来，观众的反应差多了，而高尔基却很满意，因为他尊重了事实。

我不禁要感叹：如果人人都为了索取种种利益和效果，不分黑白，颠倒是非，那么世界将会是虚伪的。至精，至善，至诚，乃认真的最高境界。

轻轻合上书本，华罗庚的聪慧，让我钦佩，孙敬的刻苦，教我勤奋，安徒生的经历使我赞叹不已……

这本书，不仅是名人的史诗，还是一首首催人奋进的壮歌，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一步一步的走得更加稳定。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暑假里，我读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生命的故事》。

这本书是维吉尼亚·李·伯顿创作的，她是美国作家、儿童书籍绘图画家，她在这本书上花费了八年心血。这本书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人们称为“华彩丽章的生命诗篇”。

这本书以五幕剧的形式，讲述了地球上生命进化发展的故事。打开书页，一幅幅生动画面的呈现，一段段优美文字的解说，帮我们穿越时空，走过了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全新世，走进了延续到今天的全新世，帮我们去感知在那些时代里的各种鲜活的生命。从一个个大时代的演变，到人类出现的几代人的经历，再到人们经历的季节的转换、月日的更替、时日的变化，使我们有一种身在其中的感觉，感受到“我”、“我们”的存在。“春天的……草在变绿，温柔的小雨催开早春的花朵。……羊儿们欢快地啃着新鲜的嫩草。……小溪边，青蛙们在唱歌，唱着春天的歌。”生命的鲜活，美好的生命舞台，无处不在、无时不存。

一路走来，给我感触最深的是：生命不管是坚强，还是脆弱，世界万物的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只要是生命，都应该视为可贵，得到尊重！同时，我也理解了什么叫“适者生存”的道理。三叶虫、恐龙等物种的灭绝，虽然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应该是环境的改变、生物链的断绝。

这使我联想到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在现在看来好像是无比的强势，对动物能大开杀戒，对植被能滥采滥伐，而这不就是在破坏生物链吗？这不就是在蔑视生命吗？这样下去，到头来也将毁灭我们人类自己！

“生命的故事像一出永不谢幕的戏剧，常变，常新，永远令人欣悦和惊奇。”我想，我们应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注意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让我们人类扮演主角，在常变中能够常新，永不谢幕！

本文叙述的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在母亲的帮助下走出孤独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一群天真的孩子们之间的故事……

“我”

我，自卑。或许是因为天生的大脑缺陷，我愚钝，我木讷，但是我不傻，我需要你，需要朋友。望着你们一个一个的离开，自卑的我，我深陷肮脏的泥潭，无法自拔……

“你”

你。你那木讷的眼神总是盯着黑漆漆的黑板;你那结结巴巴的话语令我们无法忍受;你那迟缓的反应，跟不上我们的节拍。最可怕的是你那两行鼻血，说不定什么时间就会似瀑布般汹涌而下，我们躲着你，我们远离你……

“他”

他们，害怕你，躲着你，是年幼时的单纯，不懂事。不要害怕，勇敢地伸出手 ，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你的心意。孩子，我永远是你的母亲，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我”木讷、残疾 、迟缓并不会阻挡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内心的自卑造成的，若是能早日明白只要真心的帮助别人就一定会换来友谊。

孩子们的单纯使他们蒙蔽了双眼，他们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无法参透，我内心的感受。若是你有一双慧眼，你将会发现，在你看似无尽的深邃的眼中，其实还蕴藏着对友谊的渴望……

然而，真正痛苦的是母亲。孩子的自卑，受伤都痛击着母亲的心。对天真的同学们，只能无能为力。对于迟钝的孩子，只指出处明路，不与干涉，毕竟孩子会长大，母亲会离去。那时，母亲的爱将会成为永恒，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在寒假中读过不少好书，惟独觉得《伊索寓言》最好看。书中的一个个小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每个故事都会有一段深刻的道理，使我受益匪浅!

伊索寓言透过简短的小寓言故事来体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为咱们察觉的真理，这些小故事各具魅力，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不但读者众多，在文学史上也具有重大影响。伊索寓言是古希腊文学中的一块瑰宝，数千年以来以其独特的智慧和艺术魅力令人爱不释手，历传不衰。

其中，《狼和小羊》这一则寓言中讲得是：狼想把小羊吃掉，用各种方法和小羊狡辩。揭穿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龟兔赛跑》这则寓言，结果大家都知道，是乌龟赢了。正因他不懈的发奋，换取了胜利。而兔子却高傲、自大。低估了别人，总认为自我最厉害，其实有自信心是好的，但不能太过于自信，正因那就不叫自信了，而叫骄傲。因此，咱们必须要记住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北风和太阳》也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北风和太阳要比赛，比谁能让路人脱掉衣服。北风刮着猛烈的风，但是路人没有脱掉衣服反倒把衣服裹紧。而太阳则散发出一阵一阵的热度，让路人觉得很热，于是脱下衣服。这个故事告诉咱们，“劝说胜过强迫”。

这本书教会了咱们不好自私，不好虚荣，不好瞧不起别人。我坚信，这其中的故事，就算很久以后我仍然会记忆犹新的。世界上各种人的缺点，优点都在此书中一一展现了，如果世界上没有坏人，那也就不会有好人。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

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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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车站等车，身旁是一对等着过马路的母子。母亲在起步的一瞬间握住儿子的手，儿子却不动，转头看她，眉一皱，正要说什么，不料他此刻的神情被母亲尽收眼底，儿子转过头，撇撇嘴，轻轻把手从母亲手中挣脱，大步向前。母亲的身躯一怔，随即上前。我看到的是，她眸中掩不住的失落。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思绪纷飞。

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也像那个儿子一样，不屑父母递过来的关心。一件外衣是“不冷，拿走拿走”，一杯牛奶是“难喝，不要”，一只关怀的手，也是不着痕迹地挣开。即使是一个关切的眼神，一句询问的话语，也总是以无所谓的视线，不耐烦的神情挡回。

也不知从何时起，那个捧着书跑来跑去问东问西的身影被时光冲淡，支离破碎，渐渐清晰的是一个人翻书上网寻求答案的背影。也不再是那个在商店里一手拿一个颜色的发夹，欢快地跑到母亲身旁询问哪个漂亮的孩子，在母亲给出建议后，仍然犹豫地左看看，右摸摸，狠不下心，抬起一张哭丧的脸请求“妈妈，我选不好，两个都要行不行?”而是习惯一个人作出抉择，再一个人承受。也不像儿时受了委屈跑到父亲怀中大声哭泣并且寻求安慰，而是一个人辩解，一个人反击。

《目送》中的孩子告别母亲，一个人踏上那条每个人必经的道路。在告别的时候，母亲目送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站在斑驳小路的这一端，看着背影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眼睛里流露的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她舍不得孩子去受苦，去接受岁月的洗礼。母亲太懂得这条路上的艰辛，当年的她也向往过，义无反顾过，然而也跌倒过，流泪过，但，不后悔。如今她只能放手，让孩子自己走，因为——

这条路上的艰辛，只有自己懂;这条路上的风景，也只有自己欣赏才能会心一笑，这条路上的果实，只有自己采摘才更觉得甘美，这条路的尽头，也只有在别人最后的目送中，自己走。

但是，倘若一个人在分岔路口徘徊，在泥泞的土地上摔倒时，有一个人为你指明方向，向你伸出援手，那是何其幸运啊。跟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这条路最险峻的地段，互相扶持，互相勉励，并肩作战，时刻充满斗志;在越过高山，穿过森林，看到胜利曙光时，对酒当歌，一醉方休，分享喜悦。倘若真的遇到这样的人，就跟他结伴而行吧，毕竟一个人的旅途太过孤独寂寞，而这条路的尽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

首先要会闭气，一口气憋不住水就会倒灌进耳朵，鼻子，那滋味可不好受。还要学“打腿”，两条腿要绷得笔直地上下摆动， 一次就要摆动几百下，教练把五次合为一组，每天学游泳，都要求我们至少要做五组，每天我的两条腿都要摆动几千次，等学完回到家，真是又酸又累。

好几次，婆婆看我学得这么辛苦，很舍不得，叫我别学了。可是我不愿放弃，咬着牙坚持，坚持，再坚持。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水里轻松的漂了起来，一口气就游到了对岸，我终于学会游泳了，品尝到成功的喜悦那一刻我是多么快活啊！我想，这都是因为我和愚公，磨铁棒的老奶奶一样，有股子认准目标，坚持到底的“傻劲”吧。

淡黄色的封面，封面中右处写着“撒哈拉的故事”，题目的下方印着作者的名字——三毛，左上角印着“三毛全集”的字样，除此之外再没有多余的图案和文字。可就是这本看似平凡无奇的小书里深藏着撒哈拉的秘密，令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撒哈拉的秘密令人惊奇。

这里常年干旱，当地的居民浑身上下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到一个名为“泉”的浴场出现，撒哈拉人洗澡的秘密才被作者挖掘：他们准备好冷水，在温度极高的房间用石片来回刮去身上的污泥再用冷水清洗。那浓稠的黑汁顺着皮肤滴落地板，形成一小块污块。更加无法想象的是他们用水管伸入体内来清洗身体内部。

这种特别的洗澡方式令我感到惊奇，我难以想象住在沙漠里的居民三到四年只是洗一次澡。这儿可是撒哈拉沙漠！阳光刺眼，黄沙漫天。试想下，在炎炎烈日下全身汗湿，黄沙飘到衣服里却不能洗澡，刺鼻汗臭味终年环绕全身。别说是三到四年，就连三到四天洗一次澡，都让人难以接受。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一滴水是多么的珍贵，随随便便就把水浪费是多么可耻的一种行为。

撒哈拉的秘密丑陋无比。

这里的小女孩十岁就要结婚，父母像贩卖人口一样把女儿“嫁”出去。所谓的结婚初夜，仅仅是新郎通过暴力夺走小女孩的贞操，在女孩的心底划上一道不可磨灭的伤疤。

看到这里我感到心寒，闭塞落后的习俗下，每个人都是一副丑恶的嘴脸，就这样目睹着暴力的发生却没人阻止。也许是习惯了吧，习惯了这种事情的发生渐渐也就习以为常。这种行为已经和犯罪挂钩，但在撒哈拉，这种丑陋的习俗将继续延续下去。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我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这里和平安定，小女孩的经历不会在我的身边发生。

撒哈拉的秘密有趣可爱。

当三毛装修好她和荷西的家时，来拜访的客人源源不断——荷西的同事，周边的邻居，周边商店打工的小伙子……他们给这个沙漠带来无限的生机活力，也给三毛带来困扰。同事在家里尝到独一无二的美味中国菜，邻居无赖的借走生活用品，不仅如此还放羊踏破了三毛家的屋顶……

书中最有趣的描写是，邻居借不到东西时会故意流露出可怜的表情，那小眼睛里发出乞求的目光。但一旦把东西借出，它就如泼出去的水一样一去难回，真是无可奈何却又有趣。这本书让我认识到撒哈拉居民的可爱，他们虽然有些无赖但却充满着当地的风情。

《撒哈拉的故事》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宝藏等待着人们来寻找，每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哈姆雷特一样。对我而言，它神秘，它悲伤，它有趣，它值得一读。

1934 年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 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 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 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 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今天，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七十周年纪念日。想那七十年前，中央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翻过了一道道山，涉过了一道道水，行程两万余里，终于到达了陕北。

实事求是地说，长征，是我们党和军队，由于一错再错的错误路线的领导，迫于严酷形势的一次无奈的战略大转移。“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这是老红军萧华同志所创作的《长征组歌》里对中央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的悲壮写照。但是，正是在这个战略大转移的过程中，一次次失败的教训和血的事实，使我们的党和军队认清了错误路线的本质和危害，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洞察形势，用他那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指挥红军，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陕北，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也使中国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在长征胜利以后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着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用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又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长征，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而在坚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辉煌胜利的强大精神保证。

岁月悠悠，转瞬已经七十年过去了。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靠着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走出雪山草地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武装力量，成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威武之师。抚今追昔，让我们深深的理解到，人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的，正因为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们的红军才走出了雪山草地，才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理想和信念，或者说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那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现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千变万变，人民群众的理想和信念没有变，对党和政府的期望和信任没有变。人民群众渴望革命老传统、老作风的回归，期盼着革命老前辈为之奋斗的目标早日实现的愿望没有变。

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一辈红军战士大都作古，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和信念却留存了下来，成为了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在我们的党内，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很有一些人对长征精神，对老红军的革命精神和信念、对革命的老传统不屑一顾，有的甚至于肆无忌惮地糟蹋这些宝贵财富，这是非常令人震怒和痛心的。谁亵渎了红军的精神和信仰，谁就是人民的败类，就是人民的罪人!

现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而长征精神必将为激励和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新的长征中实现我们的最终理想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