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挫折的简短小故事贝多芬【优秀20篇】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曾子以为吴起会赶回去奔丧，谁知第二天吴起若无其事照常来上课，曾子惊讶地询问吴起，吴起满不在乎地回答：“母亲既然已经死去，赶回去也无济于事，还不如继续追求学问。”这让曾子很看不起，便与他断交了。

吴起被曾子赶走后，来到了鲁国学习兵法。当时齐国攻鲁，鲁国打算用吴起为将，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表示出怀疑的意思，吴起了解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妻子杀掉，于是鲁国用吴起大破齐军。吴起杀妻的行为并不为世人所认可。当年齐桓公威震天下时，易牙杀子烹成美食取悦桓公，管仲认为这种违反人伦的举动十分可疑，以为“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桓公不信，继续信任易牙。管仲死后，桓公有病，易牙作乱，桓公求一饮一食而不得，病死。

吴起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很高，和兵圣孙武差不多，被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人，少年时候家里比较有钱，大概有些虚荣心，倾家荡产谋求当官，却始终没混上一官半职。他家乡的人嘲笑他，吴起一怒之下，杀了三十几个嘲笑过他的人，奔出了卫国东门，与他的母亲诀别说：“我吴起不做卿相之类的大官，决不再回到卫国。”吴起逃出了卫国，拜大儒曾子为师学习仁义道德。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的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他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旧金山郊外住着一位83岁的老人，她靠领取社保养老金度日，不过8年来，她每年都寄给共和党国民公会一美元。这位老人名叫弗兰西丝·格林。一天，弗兰西丝收到国民公会寄来的一封筹款信，奶油色的信笺上印着金光闪闪的大字，邀请收信者去白宫与总统里根见面。老人并没有注意到一张附着的小卡片上还印着几行字，大意是回复者需慷慨捐赠才能与总统见面。而老人却以为自己真心诚意地捐款8美元感动了政府，因而受到了邀请。

弗兰西丝拿出自己积攒的全部零钱，买了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坐了四天四夜，终于来到了白宫前。人们见到的弗兰西丝满头银丝如霜，满脸似雪，长筒白袜，旧帽子上缀着白色丝网，一身白色长裙因年岁久远早已泛黄。门卫拦住了这位打扮奇怪的老人，问其姓名，发现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于是礼貌地告诉她不能进入，老人心都要碎了。

排在老人身后的福特汽车公司一位经理目睹了一切，感觉一定发生了误会，便向弗兰西丝了解情况，对她说：“你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我等你。”老人同意了。之后，这位经理与总统助理安妮·希金斯联系，请求安排老人与总统见上一面。里根总统同意了。

第二天，弗兰西丝准时到达，充满了期待。经理带她参观了白宫，路过总统办公室时，他想，最好能让老人看一眼总统。这时，几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从总统办公室走出来，几位高级将领走了进去，办公室里的里根总统向外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了弗兰西丝，总统朝她笑了笑，然后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弗兰西丝走进去，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总统说：“弗兰西丝，可恨的电脑又弄错了，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来，我一定要亲自去接你!”然后总统邀请弗兰西丝就座，他们愉快地谈起加利福尼亚，谈起她的家乡、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家人。

那天，里根总统给了弗兰西丝很多时间，超过了预先的安排。有人说，这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这些人显然对里根并不了解，总统深知老人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是总统能够给她的她却很需要。

其实，仁慈与温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呵护的。

有一次，雷锋和战友执行森林防火巡查任务，在一个深山里，有一个小山村，一条小河从村中间穿过，以前这条河上有一座木桥，可不久前被河上游漂下来的木头给撞跨了。村民就只好从水里的石头上过河。

雷锋和他的战友经过这条河时，看到河上没有桥，有只好从水里的石头上过河。雷锋正在过河的时候，河边来了一个人，一个残疾人，从地上爬过来的。

雷锋的战友看到这个人都捂着鼻子，赶紧走开。因为这个人一身猪粪狗屎，披头散发。

那个残疾人在河边停下来，嘴里喊：“解放军同志们，帮帮我，我要过河!”

其他的战友都躲，这人太脏了，只有雷锋不躲，他一把将残疾人背过河，还专门等这个人办事完，又帮忙把他背回来。

战友们都对雷锋同志竖起大拇指，说：“雷锋同志真是好样的!” 雷锋名人小故事3：苦练投手榴弹

1960年1月8日，雷锋和新战士们一起，乘火车来到营口车站。这时，月台上锣鼓喧天，口号阵阵。新战士一走下火车，团首长和老战士们就立刻迎上来，热情握手，问寒问暖，争抢背包……

雷锋被编入运输连手工艺新兵排，不久军事训练便开始了。

雷锋所在班的班长是个扎实、苦干的战士。他看雷锋个子小，力气不足，担心他的训练成绩。在开班务会议的时候，他提醒雷锋说："小雷呀，咱们革命战士最讲互相帮助，你有什么困难可得吱声，别闷着。"雷锋高兴地回答："放心吧，班长，我什么困难也不怕。"

真叫班长猜着了。练习投手榴弹，人家膀大腰园的新战士只要抓起教练弹，跑上几步，一撤手，教练弹就像燕子似的，打着旋儿飞得老远老远。可是，教练弹抓在雷锋手里，就有点沉重了。几天来，他费尽了力气，投一次，不及格，再投一次，还是不及格。班长再三向他传授动作要领，他左体会，右琢磨，整整练了一上午，胳膊甩得生疼，还是个不及格。

中午，他回到宿舍，心里十分不安。屋子里并不热，他额头上还是腾腾直冒汗。他想：一个人不及格，就影响全班的成绩，当一名国防战士，连个手榴弹都投不好，像话吗?他决定加倍苦练，把一切休息时间都搭上，达不到标准，决不罢休!他一个投来投去，一连投了几天，结果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越投越近了。这可真叫雷锋急得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

从班长的传授中，在大家的帮助下，他懂得投弹投得远，全凭臂力。因此，他投一会儿手榴弹，就练一会儿单杠。手握铁杠，刺骨冰凉。管它呢，他咬咬牙，练!练!练!，直到双手磨得再也抓不住杠子了，这才抄起手来暖一暖。他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北风吹来，寒意沁入骨髓，他都不在乎。

实弹投掷的时候，新战士们集合在靶场上，按照命令，一个接着一个，掀开手榴弹盖，投进假设的敌人碉堡。

"雷锋就位!"指导员发出命令了。

雷锋的心呀忍不住"咚咚"乱跳。最了解新战士的心情，急忙跑过来叮嘱说“可别慌，沉住气，保准成功!"指导员呢，也投来鼓励的目光，好像说："小伙子，勇敢些，功夫是不会白练的啊!"

雷锋答应一声，拧开手榴弹盖，把小铁环套在指头上，纵身一跃，跳出了堑壕，冲过一段开阔地，猛力一甩，只听"轰"的一声，手榴弹恰好投进了"敌人"的碉堡，得了个"优秀"。

靶场上所有的人都为他祝贺。他兴奋地咧着嘴笑了。他是多么高兴啊!多少天的苦练，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成果。

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书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朋友，我在书的海洋里漫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更使我的知识面也宽广了不少， 以下是“读书的名人故事”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1.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2.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3.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入了迷，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4.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5.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6.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7.匡衡凿壁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8.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9.苏东坡

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验。

10.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11.范仲淹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2.马克思

经常有针对性地阅读。每逢书中他自认为重要和有参考价值的地方，都加以摘要，并做笔记。马克思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经济经常陷入困境，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依然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读书和科研。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六岁的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的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的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的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是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文革”中，侯宝林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批斗现场设在大礼堂，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都想见识一下台上这位一流的幽默大师如何应付这样的场面。

“说，你向人民隐瞒了什么历史问题？”造反派煞如凶神。

“我，我向人民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个人问题，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侯太宝。

“交代重大问题！”

侯宝林装出一副老实认罪，痛不欲生的模样：“我万恶不赦，我罪大恶极，我犯过一件全世界人民都不能饶恕的罪行。”

众人几乎都屏住呼吸，要听他交代什么罪行。只见他极为认真地说：“希特勒是我的内弟，我们俩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台下哄堂大笑。

造反派头头挥手喝止：“肃静，肃静，不要听他胡说！”

侯宝林仍是一本正经，学着造反派挥手：“肃静，肃静，真的，法西斯的总头头盖世太宝（保）就是我。”

笑声更为激烈，连造反派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师却在笑声中直起腰，理理头发，回家了。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在妻子的鼓励以及有责任服务社会的家族信念的指引下，米特·罗姆尼在46岁时决定跟随父亲的步伐投身政治。1994年，他向美国政界最有传奇性的名人之一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发起竞选挑战。

米特的父亲当时不以为然，劝说他等6个月后再参选。“我认为他应该更具知名度才行。”老罗姆尼说。但是说归说，时年87岁的老罗姆尼不可能置身事外，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给儿子打气。

竞选刚开始时，选情比较接近，但米特·罗姆尼最终还是输了。正像他今天参选总统被质疑一样，肯尼迪质疑他在贝恩工作期间提升了工作岗位的真实性。身为米特的父亲又兼竞选导师的老罗姆尼，于1995年7月2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1998年，他的母亲勒诺也在89岁高寿时过世。

竞选参议员失败后不久，罗姆尼受邀担任2002年冬季奥运会盐湖城组委会主席一职，当时组委会正受申办丑闻困扰。罗姆尼离开了在波士顿业务正火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上任冬奥会主席而不领一文薪水。当时身体欠佳的安，最近又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支持了罗姆尼的抉择。

正是这个职位，让罗姆尼广受注目。其间他削减预算、寻找新的赞助商，恢复了冬奥会的正面形象，被冠以“白色骑士”的绰号。

受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鼓舞，罗姆尼再次在马萨诸塞州参与竞选，这次如愿以偿成功当选该州的州长。他任职期间平衡预算、提高收费，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出了覆盖没有保险的医疗改革。

因为目光瞄准了更高的职位，罗姆尼只担任了一任州长。离任一个月后，他荣归故里。2007年2月13日在他出生地密歇根州亨利·福特博物馆宣布：寻求竞逐美国总统职位。

“我总是想象某天回到密歇根。”罗姆尼说。当时安和五个儿子及孙子们围在他身边。“……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归，但是我今天回来了。谢谢你，密歇根。”

演讲台上的罗姆尼，从容不迫、富有成就感以及政治家的风度，让他在克兰中学的同学斯图尔特·怀特颇不习惯，与年少时扮警察搞恶作剧的印象相差甚远。但是，演讲完之后，热情的罗姆尼在听众中看到怀特，高声地叫起他的名字，大笑着向他挥手。怀特回忆说：“这与我记忆里的他的样子很像。”

从这次演讲时间算起，罗姆尼踏上竞逐美国总统的征途迄今已有五年多。最终结局如何?今年11月选举日就将揭晓。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贝时璋是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人处世，他友好、善良；搞研究做学问，他踏实、细致。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负责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等课程时，讲授内容详实，条理清晰，他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他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他曾自豪地说：“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不久以后简单的生命将在实验室合成。那时，生命与无生命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了。”1983年，他还拍摄了“细胞重建”的科普电影，获第五届中国电影最佳科教片金鸡奖，获得第23界国际科技进步奖和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荣誉金质奖。

2003年，正值贝时璋获得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75周年。这一年的10月10日，是他100岁生日，而这一年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9月26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召开了“贝时璋先生百岁寿辰暨建所45周年庆祝大会”。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科伊内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到会祝贺，回顾了贝时璋早年留学德国求学的经历，授予他“唯一学术公民”称号，并代表图宾根大学授予他“钻石博士”学位。正是在那次百岁寿辰庆祝大会上，国家天文台宣布，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将国家天文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贝老一直珍藏着那些记录着德国人民友谊和母校厚爱的博士证书。在德国留学期间，德国同学亲切地叫他“Paibub”（贝娃娃）。那期间，他曾先后与几位德国同学租住在德国人家里，为了省钱还一起住过汽车房。时间过去了80年，说起他的德国同学，他会随手写出一连串德文名字。几十年来，一些德国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与贝时璋一直有着书信往来。

期颐之年的贝老，思路仍很清晰，也比较健谈，尤其与人谈起日常生活和科研工作，中间都不停顿。有时，家人害怕老人话说多了会累，想让他停下来喝口水，他却极少停下来去喝。小儿子贝德常曾风趣地说：“爸爸说话刹不住车。”

2004年，在贝老家里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李妈已到古稀之年。8月间，贝老特意请来李妈的儿子接李妈回安徽老家养老。贝老深情地对李妈说：“你在我家几十年，我们相处很好，就和一家人一样。你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很是感谢。你要回家了，我们应该表示一点心意，给你拿上3万元钱，作你的养老钱。再拿上2000元作为你们母子两个的路费。你儿子专程来接你回家养老，是他的孝心，是你的福气，希望你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场面，让李妈母子和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那个时候，贝老的家，无论是从房子、家具布置，还是他的用品等似乎都不太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老却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贝老拥有一个人人称羡的家，夫人程亦明更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长期以来，程亦明是贝时璋精神上的强大后盾，为他营造了一个大后方，同时，也是他亲密的伙伴和同行。贝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老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

在离世的前一天，贝老还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如何在已有的创新课题基础上继续努力工作，热情地鼓励大家要以为国争光为己任。王谷岩是6人之一，他回忆说，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老人的心情就一直很不平静，他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贝老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年《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贝老觉得这个方向值得努力下去，特别邀请林教授过来，鼓励大家更进一步做下去。”王谷岩说，那天贝老精神很好，也很激动，和大家聊了有一个来小时，告诉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2009年10月29日上午9点30分，我国大陆唯一走进2009年的第一批（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贝时璋老先生，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107岁。

一、商鞅立木取信

商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有能把此木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搬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搬者给予五十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扛走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诚信不欺。这一立木取信的做法，终于使老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从而使新法顺利地推行实施。

解析：“人无信不立。”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言而无信则自取灭亡。

话题：“人无信不立”“诚信”“证明”

二、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季布，汉朝人，他以真诚守信着称于世。时人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季布的一句话，比金子还要贵重。后来，季布跟随项羽战败，为刘邦通缉，不少人都出来保护他，使他安全地渡过了难关。最后，季布凭着诚信，还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解析：只有诚信待人者，才能被他人诚信相待。

话题：“诚信与人生”“互助”“诚信的价值”

三、李苦禅烧画

李苦禅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他为人爽直，凡答应给人作画，从不食言。有一次，有位老朋友请他作一幅画，李苦禅因有事在身，未能及时完成。不久，当他接到老友病故的讣告后，面有愧色，即趋作画，画了幅“百莲图”，并郑重其事题上老友的名字，盖上印章，随即携至后院，将画烧毁。事后，对儿子说：“今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解析：真正的画家、艺术家都是些感情真挚而丰富的人。他的不虚伪造作，讲诚信，从不食言，真可谓画品如人品。

话题：“诚信人生”“重诺”

四、经营人心

清代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点心店主李沙庚，最初，以货真价实赢得顾客满门。但其赚钱后便搀杂使假，对顾客也怠慢起来，生意日渐冷落。一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惊喜万分，恭请题写店名。郑板桥挥毫题定“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求补写一点。但郑板桥却说：“没有错啊，你以前生意兴隆，是因为‘心’有了这一点，而今生意清淡，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感悟，才知道经营人生的重要。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市场。

解析：人心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巨大财富。对于企业、商家而言，经营人心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此事亦可看出郑板桥的智慧与幽默。

(1)、爱迪生一生有1000多项发明。这无数次试验的时间从哪里来?就是从常常连 续工作两天三天的极度紧张中挤出来的。后来不断的挤出时间，所以他永远有用不完 的实验时间。从而变成了科学家。

(2)、鲁迅以“时间就是生命”的格言律己，从事无产阶级文艺事业30年，视时间 如生命，笔耕不辍。

(3)、巴尔扎克用如痴如狂的拼劲，每天奋笔疾书十六七个小时，即使累得手臂疼 痛，双眼流泪，也不肯浪费一刻时间。

(4)、爱迪生为了科学发明，紧紧抓住每个“今天”，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除 了吃饭、睡觉、活动，几乎没有闲过。每天延长工作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生命。因此， 当地79岁生日时，便称自己是135岁的人了。爱迪生生活了85岁，仅在美国专利局登 记的发明专利就有1328项，平均15天就有一项发明。

(5)、我国国画大师齐白石，坚持每日作画，除身体不适外，从不间断。85岁那 年，一天他一连作画四幅后，又特为昨天补画一幅，并题字道:“昨日大风雨，心绪 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教一日闲过也。”

(6)、“不教一日闲过”，所有业有所成者莫不为此。请看鲁迅最后一年(1936 年)的生命历程，从一月到十月(10月26日逝世)，卧床8个月，还写杂文和其他文 章54篇，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残稿三章并作附记两则，复信270多封，并给不少青 年作者看稿，病中坚持写日记。病逝前三天，还给一翻译小说写序言。在逝世前六年 的时间，鲁迅一直住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从他的住地到公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却 从没去公园玩过。这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鲁迅。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两百多年前，德国有一个音乐家叫贝多芬，他谱写了许多着名的曲子。其中有一首钢琴曲叫《月光曲》，传说是这样谱成的。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贝多芬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公元1770年，世人最崇敬的”乐圣”贝多芬，出生在德国的波昂市。贝多芬小时候的家境清寒贫穷，全家人相处的气氛也不和谐。因为他有个脾气刚烈、个性自私、又没有责任感的父亲。贝多芬的爸爸成天不肯好好做事，只知道喝酒。幸亏贝多芬有个贤淑而吃苦耐劳的妈妈，多亏妈妈四处帮人洗衣打扫，家里的生计才能够免强维持。其实，贝多芬的爸爸并不是没有专长，他在音乐方面颇有才华，祇是不够踏实而已。他的嗓音浑厚、有磁性，曾经在宫廷里担任过好一阵子的歌手。

这份工作的待遇虽然并不怎么丰厚，至少还算安稳，但是却不能满足他爸爸心里那股过大的野心。贝多芬的爸爸总是这样抱怨，要他一辈子当歌手实在太没出息了，他一心梦想做个财富满坑满谷的大富翁。不过，想钱容易赚钱难，要不是真有两把刷子，想要赚到大钱，谈何容易哪!再说，他爸爸除了歌喉派得上用场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本领。因此贝多芬的爸爸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总是找不着一条好出路，他心里烦闷得不得了，才借酒麻痹自己。爸爸的苦闷，妈妈心理明白得很，她常常劝告爸爸，要他衡量自己的能力做事。可是爸爸根本就听不进耳朵，他坚信，凭自己锐利的眼光，一定可以为全家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只是这个愿望必须贝多芬努力配合，才能圆满实现。无时无刻不在为名利花心思的爸爸，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呢?原来，他非常羡慕和姊姊正在德、奥、义、法等国大开音乐演奏会的莫扎特，一位仅仅十八岁就被公认为出名的钢琴家，而且收入还相当可观呢!所以，贝多芬的爸爸决定栽培才四岁大的贝多芬朝钢琴演奏的生涯迈进，因为莫扎特也是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起步。

为了满足虚荣心，向来我行我素的爸爸，根本不顾贝多芬的意愿如何，只要他大声一吼：”贝多芬!快过来弹琴!”贝多芬就得乖乖就范，即使是三更半夜，照样得掀开被子立刻下床，要是动作慢了半拍，他爸爸就会拍桌叫骂，然后怒气冲冲的闯进房里，将贝多芬拖下床来痛打一番。总之，贝多芬从小就是提着心、吊着胆过日子的。有一天深夜，贝多芬的爸爸拎着一瓶酒，左摇右晃的走进家门。这时，贝多芬正躺在沙发上睡得很沉。爸爸看到贝多芬不但没有努力练琴，还躺着睡觉，一时气上心头，原本就不够慈祥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更加严肃，他冲向沙发用力摇醒贝多芬大吼：”起来!莫扎特小时候都是熬夜练琴的，你如果想要成大器，就不要再贪睡了。”

“贪睡?”对贝多芬来说，这是多么刻薄的字眼哪!他整夜陪在妈妈身旁等爸爸回家，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合眼入睡，没想到爸爸醉醺醺的一进家们就吵吵闹闹。贝多芬闷着一肚子气，本来想要大胆顶撞爸爸的，后来想想，反正爸爸是个不讲道理只讲权威的人，何必多费唇舌呢?算了，还是乖乖练琴吧!就这样，贝多芬表面上对爸爸的无理要求总是百依百顺，暗地里却打从心底排斥爸爸的独裁作风。有时候，贝多芬实在受不住委屈了，就会都着小嘴向妈妈哭诉，甚至会直截了当的告诉妈妈说：”妈，我好讨厌爸爸喔!”不过，讨厌归讨厌，爸爸总是爸爸;况且，贝多芬也是个知道轻重的孩子，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也不敢和爸爸起正面冲突的，他只是尽量避开爸爸的视线而已。贝多芬认为，只要少跟爸爸碰头，自然可以减少被迫弹琴的机会。所以，贝多芬常常一个人躲在阁楼眺望波昂街上的大广场。波昂街上的大广场很宽阔，那里是个提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每到黄昏时分，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这里玩游戏。他们有的玩跳绳，有的踢皮球，有的捉迷藏，大家都好像玩得好开心。贝多芬最喜欢趴在窗台上看小朋友天真的笑容，听小朋友开怀的笑声，感受大伙儿轻松愉快的气氛。而整天愁眉苦脸的贝多芬，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领会什么是快乐。

由于爸爸一再使用高压的手段逼迫孩子，所以”父亲”、”钢琴”、”音乐”、”压力”等…，这些东西对贝多芬来说，都是恶梦，只会带给他痛苦而已。不过，有没有兴趣是另一回事，经过了五、六年的锤炼，加上自己的优异资质，贝多芬的琴艺倒也一天强过一天;而且，在十岁那年，贝多芬的爸爸已经没办法再引领他进入更高的境界了。于是，他爸爸只好委托歌剧团的指挥尼富先生担任贝多芬的音乐教师。

尼富先生的教法很亲切，也很特别。他知道，如果要贝多芬在音乐界大放异彩，就非得要贝多芬喜爱音乐不可。所以，尼富先生不厌其烦的为贝多芬解析乐曲内容，并且想尽办法教导贝多芬，让他把感情适当的融入乐谱中，细心体会曲调的高低起伏，再着手弹琴，这样才会比较得心应手。有时候，尼富先生还会讲些音乐家苦练成名的故事来勉励贝多芬，而贝多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结果，不出半年，贝多芬对音乐的热爱，竟然像一匹谁也勒不住的野马，向前直奔。可见，兴趣的培养足以改变人的一生。

贝多芬的作品有”月光曲”、”快乐颂”、”第一交响曲”、”奏鸣曲”、”命运交响曲”、”庄严弥撒曲”等等，这些都是摆脱古典主义、展现自由、热情奔放的美丽乐章。

革命烈士丁麟章(1907-1945)，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同年年6月，在孝丰百步山反击顽军五十二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丁麟章，190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区横江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他7岁起入学读书四年，11岁时从师学篾匠。因师傅手艺平常，学艺不成，他又回家务农。

1926年夏，平江农民运动兴起后，丁麟章兄弟五人一同参加了农协。1927年马日事变后，横江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丁麟章在农民自卫队里执行监视敌人的任务，工作十分出色。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转入平江县苏维埃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1930年夏，他随县游击队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1931年，丁麟章调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警卫团一营副营长。期间，在保卫县苏维埃机关的历次战斗中，他的四个亲兄弟先后牺牲，自己亦三次负伤。但丁麟章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没有停止反抗，他将仇恨埋在心底，将悲痛化作力量，继续前进。

1933年4月，丁麟章随警卫团编入湘鄂赣独立二师，仍任副营长，先后参加了湘鄂赣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4年，秋风阵阵，落叶声声，中央主力红军撤离苏区长征后，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便进入了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这时，丁麟章奉调到中共咏生县委军事部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率领游击队巧妙地与敌军周旋，多次掩护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寻机向白区发起进攻，缴获粮食和药品，缓解了苏区干部和伤员物资、药品奇缺的困难。

1935年1月，丁麟章调任红十六军参谋。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深入到黄金洞地区，用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宣传发动，黄金洞等地先后有140多人参加红十六师。

革命战争把丁麟章锻炼成了一位勇敢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5年6月中旬，平江南江桥哨烟弥漫，枪声不断，红十六师遭到了敌人重兵围困。危急中，丁麟章根据师长命令，带一个排从敌防线薄弱处穿插出去，再回头向敌军佯攻，有效地牵住敌军，使全师成功地从麦市突出敌军重围。此后，丁麟章一直随红十六师转战于湘鄂赣苏区，坚持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6年，西安事变如一声春雷，驱散了沉沉的内战阴霾，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日趋形成。1937年秋，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后，丁麟章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次年春，他随部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岩奇地区，丁麟章调任一团三营营长。6月初，丁麟章随部突破日军芜湖至宣城的封锁线，到达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开辟江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日本侵略军第十五、十七、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皖南新四军进行大“扫荡”。由于驻守的南陵、繁昌、青阳等地相继失守，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亦受到严重威胁。丁麟章奉命率全营在父子岭协同兄弟部队抵御前来“扫荡”的2000多日军的进攻。经过8小时激战，打退了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370人，迫使日军后撤。

同年9月，日军再次向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丁麟章所在的第一团坚守在离云岭7？5公里的汀潭地域。战斗中，丁麟章率部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支援部队赶到。由于作战勇敢，同年秋，他升任新一团政委。

1941年1月，丁麟章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被顽军击中腿部。部队组织突围时，把他安置在皖南山区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里，隐蔽养伤。

伤愈后，丁麟章立即重返部队，并于1942年被任命为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兼中共横山和京芜中心县委书记。他很重视军队支援地方的工作，经请示师部批准，调三营营长去溧水县任副县长兼军事科长，进一步充实加强了地方抗日政权和地方抗日武装。

当时，日伪军在龙都镇的圩埂边修了一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伪军一个连，经常出来残害百姓。丁麟章决定首先拔掉这个碉堡。由四连组成的突击队，在丁麟章的指挥下，每人抱着一床浸透煤油的棉絮冲到敌碉堡下，然后点火塞进敌碉堡。霎时，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碉堡中的敌军被大火逼出，纷纷缴械投降。此后，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进入横山以北地区，不断地打击铜山镇、大宫坪、马家桥的伪绥靖队和维持会等反动武装，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极端复杂而残酷的敌后作战中，丁麟章表现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富有智谋。

1943年4月中旬，顽军12个团，向驻在溧水和溧阳地区的新四军十六旅发起猖狂进攻，并于4月13日占领了新四军后方阵地回峰山和北经巷村。丁麟章和团长黄玉庭率领四十六团于当日深夜11时，迂？包围了北经巷村，全歼入侵的顽军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十六旅于4月14日晚间安全转移。

1943年11月，在攻打溧阳、高淳地区伪军的战斗中，丁麟章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改强攻为智取。他率部设伏于张沛桥以西，一举生擒伪军副师长陈炎生，并令其给添桥镇油坊据点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迫使100多名伪军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4年12月，顽军七个团从浙皖交界的佐家庄、青岘岭、牛头山一线，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这次与丁麟章交锋的正好是皖南事变时的死对头。于是，他率全团士兵同仇敌忾，英勇出击，与兄弟部队一道，很快夺回了牛头山，青岘岭一线阵地，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丁麟章先后被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二和第三支队政委。同年6月，顽军又集中了28个团，向东西天目山发起进攻，并首先抢占了吉县孝丰镇。丁麟章在率部参加夺取孝丰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8岁。

任务身后

1945年，在最激烈、最艰苦的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为了反击52师对新四军的进攻，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二支队政委的丁麟章英勇作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1957年，丁麟章同志的战友吴咏湘将军不顾癌痛绝症的折磨，抱病亲自到当年丁麟章烈士牺牲的浙江孝丰，寻找丁麟章烈士的墓茔;由于长年的战乱，加之时间久远，要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找到丁麟章烈士的遗骸，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当年掩埋烈士的老乡，经过仔细辨别，丁麟章烈士的身份最终得到了完全确定。丁麟章烈士的遗骨最终被迁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功德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