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十篇【精品20篇】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一株生长在温州中山公园一角的小草。在我的身边，生活着很多芳香四溢的鲜花，每当开花时节，她们便百花怒放，争奇斗艳，令我陶醉。

今天，玉皇大帝要召开土地颁奖典礼，我就代表咱们温州市上了天。到天宫后，我发现安徽土地大姐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身披一套白色的衣服，脚上穿一双白色的鞋子。我便急忙上前去问：“安徽土地大姐，您今天怎么一身白啊?”她垂头丧气地说：“哎!都是安徽人为我打扮的，他们总喜欢吃盒饭，吃完后又随处乱丢，安徽大地上到处可见一次性的白色饭盒。”我又看到四川土地大哥身上绑满了棍子，便奇怪的问他：“四川土地大哥，您身上怎么全是棍子呀?”他说：“那还不都是四川人给害的，他们太爱吃烧烤类小吃了，吃完了就乱扔那些小棍子，生怕我老了走不动呢，要给我那么多的拐杖。”

突然，一道美丽的影子在我眼前闪过，定睛一看，原来是香港土地妹妹。我便叫住她：“香港土地妹妹，你怎么那么美呀!都认不出来了。”她说：“那是因为这几年香港人知道要爱护环境了，他们现在不会再随处乱丢垃圾了，还会自觉地把掉在地上的垃圾给捡起来，还给我穿上一套绿色的衣衫，所以我才会越来越美丽的。真的，你不是也很美吗”我自豪地说：“是呀，现在温州要争当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也是到处搞绿化，人人讲卫生，个个爱环境呢。”

一会儿，颁奖典礼开始了，玉帝宣布评选结果：“安徽最后一名……四川第二十一……名香港第三名……”呵呵，我呢，当然是第一名了。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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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我校组织教师们学习了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王玮、付心知、刘志红、杜成露、苏元省、林声进、林金娇、赵冰洁、赵祥枝、黄仙永十位老师的先进事迹，他们的事迹传遍整个校园，深深震撼了每位教师的心灵，他们这种平凡中见不凡、普通中见崇高的精神，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最美教师”可敬、可亲的良好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学习“最美教师”的先进事迹，首先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从关爱每一个学生的生活起居做起。当然我们除了关注教师的教学水平、业务能力、学生成绩这些显性指标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关注教师的爱心和责任心。爱心和责任心都体现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点点滴滴，虽不容易量化和评估，但这却是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备和发扬的，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作为一名教师，应该力求成为一名“的教师”：踏踏实实上好每一堂课，仔仔细细批改每一本作业，开开心心组织每一次活动，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个学生。这些平凡细节的背后，需要一颗持之以恒的爱心。

我们要向最美老师学习她们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始终不渝的顽强意志。学习他们心中只装着学生，为孩子带来无限希望。学习她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奉献党的教育事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我想一个人一生中若能尽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为他人做点有益的事，这才活的更有价值。

最美老师的报道也让我重新思考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理解，我觉得每个老师都应该像他们一样有爱心，有责任心。让爱与责任同行，让更多更美的大爱从福建大地传向全国各地，并代代延续。

近日，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学术报告厅内，灯光璀璨，座无虚席。讲台中央，一位长相甜美、笑容灿烂的女孩儿正在讲述她的故事：“妈妈常说，这场病是上帝给我的一份化了妆的祝福，如果癌症是绝症，让我提早品尝了人生的苦涩，那么爱和坚持就是一剂最好的良药，让我在爱中重生，让我懂得，人生不放弃，处处有希望…… ”

这个女孩名叫王威，来自黑龙江省伊春市，现在是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宣讲员，她曾荣获2013年全国首届“寸草报春晖 共圆中国梦”演讲大赛全国总冠军，北京市“优秀网络宣讲员”称号、“最美护士”称号，被评为2014年“最美北京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候选人，荣获第29届北京五四青年奖章等多项殊荣。

站在演讲台上的王威笑靥如花，谁能想到，年仅29岁的她却已几经生死，从8岁开始与癌症病魔抗争了整整13年?

花季之年身患绝症

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那年王威8岁，却不幸被医院查出患有甲状腺癌。自打患病起，由于身体虚弱，她不能跑、不能跳、只能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台阶上，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奔跑嬉戏。

为了证明自己，她悄悄瞒着父母跑了800米，没想到却迎来母亲愤怒的训斥，“你不能跑，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你的病会扩散得很快!”从那时起，王威感觉到自己的病真的很严重，辗转在医院和家之间，一次次的化疗和大把大把的药片陪着王威度过了漫长的童年时光。

1998年，王威的父母双双下岗，家里一贫如洗，但是，无论生活如何拮据，饭桌上总有她的“小灶”，有时是一个鸡蛋，有时是父亲从河沟里捉来的小鱼，爸妈和姐姐却只吃最便宜的菜。

病魔像笼罩在头顶的阴云，脖子上的肿瘤越来越大，压得王威喘不过气来，她不止一次的自责，不想再拖累父母。

有一次，她听到邻居对她父母说：“她生下来就是来讨债的，这病这么多年也没治好，就别治了，别到时候人财两空!”晚上关上门，王威躲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为什么是我?我很听话，我爱我的家人，我也不想生病，可为什么偏偏是我!”

第二天，已决心放弃的王威睁开眼看到的是爸妈关爱的眼神和温柔的话语，此时，她才彻底明白，“如果我走了，最难过的人是我的父母，我不能放弃，不能让正在为我努力的父母伤心难过!”

一年、两年，转眼间八年过去了，小姑娘悄然长成了亭亭玉立的16岁少女。

或许是误诊了?带着一些希望，爸爸妈妈带着王威来到北京看病，然而，甲状腺癌晚期、双肺弥漫性转移、淋巴转移、骨转移的诊断结果，让一家人的希望破灭了，紧急化疗后，王威的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

一天，她感觉胃部一阵灼热，跑到厕所后，一大口鲜血喷涌而出，之后的日子，她越来越频繁的吐血，夜里常常呼吸困难，嘴唇发紫，王威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不得不休学养病，抱着一丝希望，全家辗转到多家医院为王威看病，但都因为病情过重而被拒之门外。医生说，王威的生命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

不断恶化的病情，家人绷紧的心弦，每当夜深人静时，母亲时常小心翼翼地将手指放在王威鼻孔下，偷偷试看孩子是否还有呼吸。那时，她每天都不断地祈祷第二天能够睁开眼睛，还能够再见到爸爸妈妈。那时，她总是盼着夜里灯熄了，就可以不再强忍病痛挤出笑容，让眼泪尽情地流，淹没疼痛，淹没内心的孤独和恐惧。

结缘《星光大道》绝处逢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还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20岁时，王威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她给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组写了一封信。

2008年4月12日，在《星光大道》节目中，评委口述了她的来信，并邀请她来到“周冠军”的比赛现场，站在台上的王威满脸笑容，乐观坚强。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观众，而她在《星光大道》上的表现，也被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看在眼里。王明晓辗转联系到了《星光大道》，并通过节目组联系到了王威和家人，希望王威来医院治疗争取生命的希望。煤炭总医院普外肿瘤科团队成功为她做了长达6个半小时手术，医生从王威的脖子上摘除了10余个肿瘤，这次手术不仅让王威彻底告别了13年来压在身体和心灵上的“大脖子”，还通过后续对多处转移病灶的治疗，让这个花季少女奇迹般地康复了。

有了“明天”的人生，终于可以从容规划。出院时，王威感激地说：“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像你们一样，救死扶伤，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王院长的推荐下，王威来到黑龙江鹤岗卫校学习，2012年毕业后，带着优异的成绩王威回到了煤炭总医院，如愿成为心内科的一名护士。

“过去，我是病人，被人照顾;现在，我是护士，照顾病人。这种转变多么不可思议!”王威说。

2013年初，王威进行了身体系统复检，结果很好：血液中的癌细胞没有了。医生说：“王威的状态是健康的。她创造了奇迹!”

“因为爱，我活了下来，现在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历经这么多的磨难，王威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对患者的疾苦也感同身受。所以，不管多忙，她都会给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一些身患癌症的患者，她也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只要不放弃，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王威的手机里经常收到患者的感谢短信，“王护士，谢谢你，孩子开始配合治疗了”。

“王护士，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对生活的期望…… ”

看到这些王威心里突然有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如果能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能让更多人坚强的面对疾病，让人们了解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共同目标都是“把病治好”，医患之间可以更加和谐地相处。

王威的“中国梦”

机会就是这样不期而遇，一天，王威正在准备为患者发药，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让她准备参加宣讲比赛!她在药车前竟然像小孩一样高兴地跳了起来!王威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每天下了班，为了修改自己的宣讲稿，她常常顾不上吃饭，对于别人提出的意见她认真听、仔细记。夜深人静时，她总是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反复练习自己的姿态和手势和表情，并用手机把宣讲的内容录下来，反复查找不足，只要不满意就重新再来，半个小时不行就一个小时，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威的宣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仅成功晋级为北京卫生系统“我的梦·中国梦”白衣天使宣讲团成员，跟随宣讲团到北京各单位巡回宣讲，并被遴选进入北京市“我的梦·中国梦”百姓宣讲团。她跟着宣讲团走进了中央宣传部，还参加了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境外媒体专场报告会，多家国内外媒体纷纷对她进行采访报道，王威的“中国梦”走出了国门……凭借着不凡的实力，王威还在首届“寸草报春晖 共圆中国梦”演讲大赛上拔得头筹。

如今的王威已经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现在她有着很多梦想，“因为爱我活了下来，现在我要尽己所能，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早日康复，实现自己的梦想。”

工作中，她兢兢业业，努力护理好每一个病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岗敬业、感恩、回报的精神。同时，她积极参加北京抗癌乐园各项活动，热心社会公益宣传，把她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自己的“天使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共同以“我的梦”，托起“中国梦”。

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可谓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接受寻求民族复兴的感召，倔强顽强的小女子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经历艰辛长征路;她是著名导演谢飞的母亲，养育了七位优秀的儿女。她的故事传奇而多彩，留下一个时代的感动。

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离休的王定国积极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起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进而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老年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十八大后，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这位百岁老人早已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近十年来，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见到王定国时，她刚好吃完早饭，看见记者便问“你们吃过了吗?”

2013年2月就满百岁的王定国，精神依然矍铄，潇洒是老人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看到记者给她带去的《人民画报》和画报《十八大图讯》，她马上仔细翻阅起来，看到熟悉的面孔，便会停下来，手指利落地在上面一点，报上名字。

如今，王定国依然忙碌，每天一睁眼就问生活秘书：“今天去哪?都有什么安排?”王定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们都亲昵地尊称她为王妈妈。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总共有三拨十几号人来看望王妈妈，不大的客厅里很快就挤满了来客。看到有人进来，王妈妈都会微笑地招呼，“来，请坐!”退休后她迷上了书法绘画，而且自成一派，有人向她求字，她总是“每求必应”，这让大家都十分欢喜。闲时，王定国最爱打麻将，身边的人都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

长征途中雪山上的严寒曾冻掉她的一根脚趾;河西走廊的血战敌人弹片击断了她的小腿;72岁时，一起意外车祸使她脊柱受伤;75岁时，她因患乳腺癌动过大手术……记者采访前几天，一位中医看望王定国，惊诧于老人的好身体，指着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的身体还没老人好啊!”王定国血糖高，但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提少吃糖，我们采访的时候，她还潇洒地喝上几口酸奶。大儿子谢飘说：母亲一切都看得开，没有烦心事，知足常乐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一年几乎很少生病，就算生病也不吃一颗药，生扛下来，感冒冲剂要儿女硬冲给她喝。“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不讲科学，我说，百岁老人活得健健康康，就是最好的科学。”王定国说。

对命运说，不!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贫苦家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也难逃厄运：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便要通宵为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对命运说了，不!王定国做了两件事——放脚、剪辫子。她说：“脚小走不动，大人拽着辫子我们跑不了。”

那是因为王定国舅舅的朋友“杨布客”——以卖布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她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山那边小孩上学不要钱，女娃儿不包脚，有钱人不许打人欺负人……这样的生活让王定国心向往之。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辫子、男女平等，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让王定国至今难过的是，那些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人，却都没能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激动的她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后来，王定国先后成为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在山谷巡逻清剿土匪、女扮男装混进正规部队打仗……1935年，平时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开始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一路行来一路歌

王定国描述下的长征就像一段“奇幻旅程”：

“没有吃的时候只好杀马，煮一锅马肉，我们一群女孩子就跑去‘偷’肉吃。

“随身携带的东西要看好，稍不注意，猴子就会跑来把你的食物抢跑，我们只能用扫帚头做的假枪吓跑抢食的猴子。

“行军时，每个人背上都会写着不同的大字，这是大家在学认字。

“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的时候，他骑着马在水塘边钓鱼，我们就跟在后面捉鱼，然后架锅煮鱼汤喝。

“毛主席跟我们行军的时候，也不骑马，徒步前行，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就去找能抽的树叶子，背在背上晒干给主席。主席一卷就抽，还跟战士有说有笑……”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因此，剧团相当于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长征路上王定国共翻越了五座大雪山，走了三遍草地。“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渡金沙江胜利歌》等等。《八月桂花》的舞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教的，跳得最多，走到哪跳到哪。化妆道具简陋，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成群，他们走了两天才到。“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我们做饭、烧水，并派人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呼呼地刮在大家脸上，早已冻僵的王定国，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的苦痛，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临别时，很多战士流下了热泪。

然而，在王定国的回忆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如下的片段：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一百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途中，王定国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八月桂花》时，不仅都潸然泪下……

情定“八办”

王定国也在长征途中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谢觉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位战友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西渡黄河的部队组建为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行进，联络苏联，打通国际路线。王定国所在前进剧团也改成了红西路军前进剧团。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不幸遭遇甘肃军阀马步芳部队，寡不敌众，王定国和剧团众人被俘。“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八办”。在“八办”的努力下，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也就在“八办”，王定国再度遇到谢觉哉。那时，比王定国大29岁的谢觉哉是“八办”的党代表。

谢觉哉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被俘人员中，有张掖地下党的，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才知道，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也正是在“八办”，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报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甚至通过打麻将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发展成共产党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八办”的一段佳话。

1983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王定国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痛心不已。据王定国的儿女回忆，她回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一套衣服，其他的行李全都送给了这些曾经的战友。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八十多岁还出差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1978年，王定国在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等之后，这样在儿女面前宣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在谢老走后的七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画册》、《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共五百多万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便是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时，很多长城周边的居民都拆长城砖盖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便组织人烧砖，然后用这些砖换回长城砖。她还积极各方奔走，呼吁保护长城：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出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组织长城沿线十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三十八集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发行到世界各国……“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同年，她还参加筹备与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此外，在中国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王定国还看到了老年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和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一起积极投身于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定国的社会工作不断增加。她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频繁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

一次在飞机上有人问王定国：“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啦?”

“80多了。”

“您坐飞机去干什么呢?”

“我出差。”王定国答道。

“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70岁的王定国还迷上了书法和绘画。75岁，做完乳腺癌手术第二天，她就让儿女拿来笔墨纸砚，在病床上练习书法。“她很喜欢和书法、绘画名家交流。”谢亚旭说。遇上他们时，王定国还总会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前，请名家指点一二。很多时候，王定国自己也在琢磨。她最爱画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是在挂历背面撒上墨吹出来的，王定国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别有风韵。如今，王定国家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而她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

“绿色长征”路

九十多岁的王定国开始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开始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多次向有关部委提交考察报告并亲自参加植树造林。

2004年，她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的建议。这一建议如今已被中国造纸业普遍采用，并成为一种生产模式。2005年，她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有关情况，并在生态园里种植了一棵银杏树。她写出的考察报告，促使国家林业局当年就在河南省召开了现场会。2006年11月，她到湖南省考察谢觉哉的家乡宁乡县，在畅叙乡情时说：“谢老说大树是老人，小树是孩子，我们要像爱护老人和孩子一样来爱护树林，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得更好。”

2008年，她回四川营山老家，考察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并在红军公园种植了一棵黄角树;在营山中学和师生们一起，种植了两棵银杏树。2010年，王定国与150万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并亲手栽种了一棵桂花树，“绿化长江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也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地为子孙后代造福。”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定国老人带领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共一百五十多人，在北京的西郊种下了100棵松树。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 “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之一。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王定国再一次提出建议：生态建设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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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宪法?听起来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直到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明白了看似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宪法，竟然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息息相关，而且是触手可及，无处不在。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爸爸带我到市民中心散步，在B座一楼大厅，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型新华书店——由十几个柜子构成的开放式书店。第一个柜子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堆小红本，封面上赫然写着两个烫金大字——宪法。对了，李老师不是布置了一个关于宪法征文的自主作业吗?不如乘此机会看看这位高大上的法律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红本书的封面，看到目录才知道宪法是由序言和四大章组成，共一百四十三条。爸爸看我有兴趣，不失时机地开始“上课”：“宪法是我国所有法律的“老大”，其它所有法律都是根据宪法而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因此也叫‘五四宪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宪法还真的和我们密切相关呢!

譬如，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这不就是说偷东西是犯法的吗?由此我想到前几年的一件事，出于好奇我在家门口的超市里偷偷拿了一把小锁回家玩，在爸爸的追问下我才说出实情，“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爸爸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并去超市归还了锁，至今想起来我都有点害怕和后悔。

再如，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奶奶信_，周日经常要走很远的路去教堂。而我偶尔会和她争辩，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上帝，你们那是迷信，不讲科学。今天看了宪法的规定，看来今后我应该尊重奶奶的信仰自由，不应该和她老人家争辩了。

还有，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不受侵犯、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由此，我联想到一些新闻或听到的故事，譬如强悍的学生欺负同学逼迫人家下跪、贫困地区有的父母强迫孩子外出打工赚钱不让他读书、执法人员非法进入别人家中搜查……其实，他们这都是在犯法啊。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让我们一起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用法律这把强大的伞共同维护我们美好的社会家园吧。

8月8日晚上19:19至19:21分，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时代先锋”栏目，以《王锋：几进火海舍身救人》为题，对河南省方城县青年王锋南阳火海救人的英雄壮举，进行了时长3分钟的报道，使王锋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华大地。

2016年5月18日凌晨，南阳市卧龙区光武街道西华村一栋三层居民楼突发火灾，浓烟迅速吞噬了整栋楼房。租住在一楼的方城青年王锋发现火情后，义无反顾地三次冲入火海救人，20多名邻居无一伤亡，而王锋因救人全身98%面积烧伤，后被送往南阳南石医院救治，自7月12日被转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救治，至今仍未度过生命危险期。

王锋南阳三闯火海救人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家乡方城，感动了南阳，感动了河南，感动了全国，奏响了一曲新时期高亢激昂的见义勇为英雄壮歌。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宣传王锋先进事迹的批示。市长霍好胜、市委副书记王智慧，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新会和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县政府县长段文汉等，先后到医院看望慰问王锋及其家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在全社会形成了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彰显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美德，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了崇德向善的正能量。

在英雄王锋家乡方城县，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积极开展对王锋的救治工作，动员全县社会各界为王锋捐款献爱心;县委做出了向王锋学习的决定，在全县大力弘扬英雄王锋精神，营造了“学习英雄见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

7月26日至30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记者，冒着炎热酷暑，先后深入到南阳、方城、北京等地，对英雄王锋的先进事迹进行深度采访挖掘，自8月8日陆续开始报道，让英雄王锋精神走出南阳，走向全国。

在当晚的央视新闻联播“时代先锋”栏目中，通过王锋所救出的托教老师、楼上住户的叙述，王锋妻子潘品和爱心人士的讲述，再现了当时王锋勇闯火海、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展示了王锋奋不顾身、舍身为民的大爱担当。

目前，王锋先后被中共南阳市委授予“雷锋式好青年”，被南阳市综治委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被团省委、团市委、团县委分别授予省、市、县“见义勇为好青年”，被全国雷锋文化联盟组委会授予学雷锋“爱心推广之星”，被评为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2016”第二季度网络人物，入选由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主办的2016年7月份“中国好人榜”。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20xx颁奖典礼》终于在20xx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

田惠萍：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

我无法责备这个父亲本身的残酷，但是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人们对孩子做人没有了机会，让一个家庭被剥夺了生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没有社会服务、支援体系，所以人们会对生命感到绝望。

我们呼吁社会支援，给生命尊严和机会。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社会这种情况是应该的，我们就会责备孩子是错的，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社会。

弢弢刚被诊断时，那是很远的事情了，当时我没有社会支援，感到很绝望，后来我就想明白了：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放弃生命可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可以毁掉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家长该怎么面对?我还是那八个字：

珍惜生命，享受生活。

对我来说，再绝望也不会去扼杀生命。生命之间没有差别，家长们要懂得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对生活的享受，践踏了另外一个生命，怎么活着都不是享受。

因为杨弢，我成了文明的VIP

我的杨弢今年整整三十岁，作为老一辈，我想说，有一个孤独症人在身边的生活真好，一点都没有艰难。

去年年底，我带他去西双版纳度假，下了飞机要上厕所，所有人都在排队，我带着弢弢就进了残障人士的专用厕所，不用排队。人们都看着我，心想，这人脑子怎么那么灵;我心想，我比你们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的设施，本来就是为了生活更方便，为了生命更平等而建设的。我带着杨弢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些设施，登机走绿色通道，下飞机后坐头等舱的小巴，我可沾他的光了。

因为杨弢，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VIP，如果没有他，我在旅途中也顶多就是个P。

现在杨弢的一切就像普通游客一样，非常顺利，但我还是会例行跟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说好，没问题，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请说。

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

该干嘛干嘛

就是在做倡导

因为弢弢属于好养又好带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顺利，没有特别需要帮助，而我仍然会跟别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我只想通过这样做，让只要我们出现的地方，都会多一个人听到“自闭症”，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生活习惯。

我从来不把杨弢作为一个秘密，不会去隐瞒，也从没打算改变他，实际上是杨弢改变了我，只要我和杨弢还活着，我就会一直这么做。

我的生活就是在倡导杨弢，我可以带着他出现在任何公众场所，这本身就是在倡导。

倡导不是喊着口号去游行、发表文章，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也不要因为孩子自己就不度假、不旅行、生活就没有爱好了。

天没塌，地没陷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很多年前我还战战兢兢，但现在，我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为文明做好了很多准备，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干嘛要躲着，没必要。

杨弢现在周一至周五在慧灵(注：北京一家障碍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周末回到家里跟我生活，就跟我当年上大学去了放假才回家一样。弢弢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电视、织毛衣，买菜做饭会朋友、读书旅行都行，跟身边人的生活一个样。

天没塌，地没陷，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不要认为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就变得特别不一样，我的成功就在于我和弢弢现在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孩子甚至比不是自闭症的人生活得还普通。

我讨厌中国某些孤独症家长领域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为有这么个孩子感到丢人，会觉得因为孩子，自己从此没有权利感到快乐和骄傲。

很多人都说田惠萍不是人、是神，我说，我只是认认真真坚持做一个“人”，怎么就成了神?我成为神只能说明是国家的悲剧。

我们就是在普普通通地生活，我们对孩子会有的担忧和疑虑，都不是因为他是孤独症。

因为有盲人、聋哑人、我们的社会知道了要怎么做;因为人会老，我们知道了年龄大了以后社会需要有什么。我们当然也会想六十岁以后有一天走不动了怎么办，我母亲一直到七十之前都在说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可我和我哥哥没一个是自闭症啊，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种担心，不是自闭症父母特有的。

谁都会老，这是种不定的因素，为什么非得说孩子是自闭症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件事?换句话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生老二，不就是害怕自己老吗，可是谁能保证老二将来就能养他?有几个中国人是为了爱才生孩子的?不都是因为害怕老了自己没人照顾吗?

我们对老了以后会如何产生恐惧，这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造成的，跟有没有孩子、孩子是不是自闭症没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想到：只有社会保障才是生命安全和尊严的保证，不仅是自闭症，还有脑瘫、聋哑人、肢体障碍的孩子，如果没有社会支援，一样没有保证。

我们这些孩子，首先要暖和、吃饱、穿好、要快乐，要有事情做，干干净净，不会冷着饿着脏着，不会被人嘲笑愚弄。弢弢在慧灵，有人专门为他们工作，带他们出去，带着他们唱歌跳舞，享受生活，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学得不像自闭症是吗?凭什么他们一定要变呢?

目前，好像社会所有的服务都是在要改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要变的是自己，所有想要彻底改变自闭症的人，最后一定会被自闭症打得头破血流。

如果因为想到以后怎么办，找不到答案，那现在就把孩子杀了，这合理吗?

是生命都有风险，谁能保证这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不会出意外?为什么要夸大到因为自闭症孩子可能会在将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风险后患，让家长宁愿今天就杀死孩子，或者我自己去死?这他妈的什么鬼论调!

带来威胁的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不是自闭症，全部人都一样。

为什么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人就活不了?我就不信。

自己没有对生命活下去的力量，你抱怨谁?

你对得起自己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吗?

所有的悲剧都是人们在价值观上的一念之差。而我想说的是，是杨弢成就了我的人生，因为他，我想要让自己活得好，活得健康;因为他，我特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命不待。

因此我早早就退休了，我不能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怎么怎么了，再去干些什么，我觉得生命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去精彩，我现在就生活得有滋有味的。

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咱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告诉社会，生命当中所有东西都是精彩的，只要我们尊重它!

12月7日，央视“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前20位候选人公布，郭川入围。

郭川，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亚洲人。

51岁的郭川是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创造了40英尺级帆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和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的世界纪录。

北京时间2016年10月25日15时“中国航海第一人”郭川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

郭川在中国现代帆船运动初起时走向海洋，他开创的航海事业几乎是中国现代帆船航海的缩影。在他人生经历中，实现自我的决心和改写航海史的荣誉感激励了很多人，也改变了很多人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小小少年用稚嫩肩膀挑起家庭重担

徐佳琦今年13岁，她的弟弟徐圣杰今年8岁。在2012年8月份的一天，他们的妈妈张登霞觉得心慌、气短，到医院后，经过抢救，才得知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在徐圣杰出生之后，张登霞的心脏病就经常发作。东拼西凑，家里终于凑够了做手术的钱，徐佳琦看着妈妈全身插满了管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从那时开始，徐佳琦担起了家中的重担，不仅细心地照顾着妈妈，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

本以为一切风雨都已经过去，可是做完手术的第二年，张登霞又检查出了乳腺癌，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了困境。张登霞做心脏手术借的外债还没有还完，现在还得借钱治病。这期间，有好多的好心人捐助，亲戚们也再次伸出援手，经过六次化疗，才把张登霞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2018年，张登霞的子宫又检查出了问题，徐佳琦的爸爸为了挣医药费和生活费，只能带着徐圣杰跑出租。当时年仅11岁的徐佳琦便独自陪着妈妈去北京看病，给妈妈加油鼓劲儿。最终，妈妈顺利进行了子宫切除手术。几经波折，病情终于稳定，为了养家糊口和还债，徐佳琦的爸爸不得不去外地打工挣钱，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而张登霞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开了一家小小的面筋馆，徐佳琦姐弟不仅帮着妈妈收拾家、洗衣服、做饭，为了让妈妈不要过于劳累，还在课余时间争着抢着帮妈妈打理面筋馆，做面筋、卖面筋、招呼客

人。在这对姐弟心中，妈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难，他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妈妈能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妈妈在，家就在，而他们，是妈妈最大的依靠。徐佳琦姐弟的事迹得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找20_年全国最美孝心少年”栏目组的关注，他们被选为“20_年寻找全国最美孝心少年”候选人。据了解，“寻找全国最美孝心少年”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寻找最美”系列活动中持续时间长、社会效益颇佳、收视率持续走高的全国性评选活动。活动始于2013年，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组委会挑选，再经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每年评出10名年度“最美孝心少年”和20名年度“特别关注孝心少年”。六年来，共聚焦全国各地4200余名少年，生动记录了他们不畏艰难践行孝心、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稚嫩的肩膀扛起全家希望的感人事迹。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其威力堪比北朝鲜当局刚刚施行的那枚核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是永远的痛。一贯擅长煽情的央视就不能厚道点呀，能不能不这样矫情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一边观看一边猜想，我自己梳理了一下，2016年我又被那些人和事所感动过呢?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秦玥飞，31岁，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衡山县贺家乡白云村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

央视网消息：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 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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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这里，观看了2016年的感动中国，这场长达120多分钟的视频让我很感动，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山区中为孩子们默默奉献而从不所求的这样一对山区夫妇，他们对优越的生活选择放弃，而走向了科技落后的山区生活。

曾经有这样一对夫妻，朱敏才曾是一位外交官，英语非常好。本来可以住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们却选择了山区的艰苦生活。这个山区小学有100多个孩子，代课老师却只有一人，他们的到来无疑是给山区孩子增加了兴趣，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学不到英语，那么课外知识就更别说了，但自从他们来后生活就和以前大大不同。由于每天这样过度操劳和长期吃不上营养的蔬菜的原因，自己却落得了风湿病，没动一下条件虽然苦，但他们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又一次他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这里。过了许久才脱离了危险期，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有让人激动的消息呀!他的心愿是在贵州山区当上一名英语教师，在这一刻，他的愿望果然实现了，而且非常光荣出色的完成了，难道他们得奖项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终于在2015年晚在央视播出了，昨天晚上，我特地抽观看了颁奖典礼，观看过程中，平凡的人们在不同平凡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人民。’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星期五晚上，8点零6分我们一家收看中央一台的《众里寻你最美孝心少年》的节目。这个节目足足播放了两个小时，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着，在观看的过程中我很受感动。

这期节目介绍了十多位十分有孝心的少年，其中有一位13岁的赵文龙哥哥最让我感动，他妈妈得了重病，但他每一天都会帮妈妈洗衣服、做饭，还学会了帮妈妈按摩。每次出门，他都捡一些瓶子拿去卖，卖的钱用来买点肉回家煮给妈妈吃，自我却不吃。因为妈妈的病不能吃西瓜，赵文龙也没买来吃过，那可是他最喜欢吃的水果。

我觉得赵文龙十分的有孝心，对妈妈尽心尽力的照顾，且不落下功课。相比之下，我觉得有点愧疚，平时从没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总是要求买这买那的。我们的生活条件好，就更应当懂得珍惜，在家要尊重爷爷、奶奶，多体谅辛勤的爸爸妈妈，多帮忙妈妈做些家务活。

前一个星期，叶老师推荐我们看了寻找孝心最美少年的颁奖典礼，我被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打动了。

他们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甚至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家庭的所有责任。看到这一个个场景，我的脸红了起来。我的年龄和他们差不多，平时在家里听到妈妈说：“心心，赶紧帮我来扫地。”而我却满脸不情愿地说：“我刚刚做完作业，累死了，等一下再来。”每当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自己忙起来。

我们是00后，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人，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神仙般的日子，就像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每天都是爸爸妈妈为我们服务，没有感谢不说，有时候还会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独生子女的一代更使我们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这也养成了我们不团结，没有责任意识的性格。

然而，这些孝心少年却在家里独立分担家务，即使面对困难，他们还是在这条通往孝心大门的路上勇往直前，自强不息。孝是什么?它是一种发自内心表达的情感，哪怕是一件小事。孝是什么?它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

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用生命交接的链条。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树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这种精神，如果全中国的同学们都发扬了这灿烂的名族气节，让我们每一个角落都盛开孝心之花。那我们的孝心少年还需要找吗?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趁父母健在的光阴，好好地孝敬他们。哪怕是帮他们捶捶背，帮他们炒菜，一声近在咫尺的问候，一个深情地拥抱。

星期五的上午，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颁奖仪式，这次主要颁奖给“学习标兵”和进步巨大的“进步之星”。

校长开始报名字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终于到五年级了，当我的名字从校长嘴中脱口而出时，我激动万分，因为我获奖了，当校长叫我们到国旗台上领奖时，

我既高兴又紧张，我高兴时因为我可以得到一张奖状了，而我紧张是因为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在期中考试结束后举行的颁奖仪式，另一个原因是我把这个国旗台看作是一个舞台，那下面的同学则是数百名“观众”，看着“观众”们，我的脸顿时红通通的一片，好像熟透了的番茄。接着，我们拿着红色的奖状，蔡老师把我们喜悦的一瞬间“咔擦”一声拍了下来，我们各自回带自己的班级，我看着那张红色的奖状，心里说不出的高兴，犹如刚吃了蜜糖一样，甜滋滋的。

这次的颁奖仪式，我永远铭记在心。

平凡的名字,平凡的身影,他们为什么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他们如何汇聚了温暖一座城市的荣光与力量?

“我是孙阿姨的学生。非常幸运,能在学生时代与阿姨结缘,并在阿姨的引领下走过‘三观’形成的十年。感谢孙阿姨用她的力量帮助我们承受生活之重,花费心力帮我们建设内心的精神家园,使我们的灵魂有空间成长。”于泳为助人为乐榜样孙晓兰的留言在“北京榜样”官网上循环播放。

自1998年起,北京工美集团退休干部孙晓兰开始对宏志班学生提供物质上和心灵上的双重帮助。

她带动了家人:她的儿子先后8次到北川中学支教,并用打工的钱帮助宏志班学生。她带动了宏志班的学生:汶川地震期间,宏志班拿出几万元帮助北川中学贫困生上大学。她带动了北川的学生:2012年北京遭遇特大洪水期间,北川的同学们把他们做社会工作挣到的钱捐给北京东城区红十字会。从此她有了新的名字:宏志妈妈。

当五个系列、数十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产品,和改变世界的服务项目在大屏幕上频繁切换,台下观众目不暇接,一名科技工作者谱写的攻关传奇赢得了在场学者的无声致敬。

程京,这位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奥生物集团创始人,20年前曾是美国纳米基因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曾创建世界上首个“1平方厘米超微实验室”,入选“世界十大科技突破”。

他1999年回国,为祖国研制“中国芯”。2003年,“非典”暴发,他携带用于SARS病毒检测的基因芯片冲进抗击非典第一线。2005年,他让“中国芯”走向世界,其公司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

登上光荣领奖台的平凡榜样还有很多:既有在车辆失火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救人的公交司机张宏伟,又有亲民爱民贴心服务各族群众的社区好民警黄文祝;既有卖房救母勇于担当的青年楷模密云广电中心主持人张博研,又有痴心京剧传统文化传承的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

昨晚我看了电视上播出的“2016年度最美孝心少年”节目，深受感动。在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十一个名字犹如十一朵花，绽放在我的心间。

当我们还乳臭未干，偶尔躺在妈妈怀抱里撒娇的时候，他们却早早地承受了厄运的考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当我们无忧无虑地背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他们却背着木柴艰难地行走在山路上;当我们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沐浴着知识的阳光时，他们却做着许多与年龄不符的事情：做饭、耕地、送票、卖烧烤，甚至在关键时刻把自己的骨髓献出来救母亲„„

让我最感动的是家住重庆的十四岁女孩吴林香。她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继父留下一个5岁的弟弟出外打工，妈妈患了肺癌，外婆和外公身体又不好，照顾一家的重担就落在了吴林香那小小的肩膀上。她的妈妈经常因病痛苦万分，她总是微笑着安慰妈妈，从来不让妈妈看到她哭时的样子。但病魔还是夺走了她母亲的生命。尽管命运如此坎坷，她还是坚强地面对生活。她说：“我以后要当一名医生，救许多像妈妈一样的病人。”这就她努力实现的梦想。

看完这个节目，我已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想：他们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孝心。相比之下，我自愧弗如。父母养育了我，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不仅要感恩，还要用实际行动去报答他们。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地学习，关心父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也成为一个最美孝心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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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找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最美孝心少年》这个节目。“孝”这个字人人都会写，但是否能做得到呢?让我们共同阅读“最美孝心少年”吧!

最美孝心少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家里和家里的亲人的生活。家里的亲人都很愧疚，每个家人都说：“这时候孩子本应该在家里撒娇，但却为了我们不得不做这些事。”

有爸爸瘫痪了的的黄凤，有妈妈残疾了的高雨欣，还有为妈妈献骨髓的邵帅。这都是一些13岁的少年。

这些少年的心是多么的纯洁，是多么的坚强，是多么的乐观。为了不让父母自责，他们每天乐呵呵的。

啊!他们一个个的事例都使在场人哭了。一个个帮助过他的人依次上台为他们发奖。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邵帅每天给母亲送饭都得经过黑树林，邵帅为了不害怕，就自编了一首歌：

啊!我的母亲生病了!

为了看母亲，痛苦我不怕不怕了!

啊!我的母亲生病了!

为了看母亲，黑夜我不怕不怕了!

这一句句意味深情的话语，令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再想想自己，我和他们的年龄一样，但我却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和他们相比，我是多么的不懂事。

“孝”是我们中国字，孝心是我们中国心，是我们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让我们把孝心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孝心少年们，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如：帮父母洗碗，给父母端饭倒水。这些小时都是孝心的体现。

让我们做孝心事，当孝心人，行孝天下!

4月2日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闭症，4月1日，中国第一家自闭症儿童康复机构创办人田惠萍老师，应邀来温开展“关注自闭症”宣传讲座。

以一头干练的短发示人，站在舞台中间的田惠萍，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认识自闭症，不是为了消灭，而是为了共存。这句话如同一声惊雷，让现场躁动不断。“大家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自闭症目前是无药可治的。”田惠萍说，自闭症是一种障碍，而不是疾病。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以及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原型的母亲。

讲座上，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讲述了她和儿子弢弢的故事，并鼓励家长改变自己，接纳孩子。“你们是幸运的，我儿子到了30岁，自闭症领域才有现在的发展，我相信未来自闭症领域的研究会有更大突破。”

讲座中，田惠萍为家长们详细讲解了DSM-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和DSM-IV(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区别，并明确解释了为什么说“自闭症是一种障碍而非疾病”。她希望家长们能够正确看待自闭症，真正认识自己的孩子，坚持科学的疗育方法，避免盲目的、不科学的干预和治疗手段。

讲座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4点，为时6个小时的讲座，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据了解，为了听田惠萍的讲座，温州各县(市、区)的相关培训机构都停课一天，携全体师生和家长前来取经。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长提问环节，田惠萍收到了厚达近15公分的提问纸。“这是我们第一次承办自闭症相关的讲座活动，大家的关注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活动承办方温州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负责人说，温州地区自闭症人士家长对此类讲座及培训学习存在强烈需求。

据了解，此次讲座是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发起的2015年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系列活动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开心行动公益促进会还将走进温州各大社区，普及自闭症群体知识。并在走访过程中，调查自闭症群体的人数，填补温州自闭症群体数据的空白。

他们走过半个地球，最后在小山村驻足，他们要开一扇窗，让孩子发现新的世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夕阳最美，晚照情浓。信念比生命还重要的一代，请接受我们的敬礼。

最美乡村教师朱敏才、孙丽娜事迹：他曾是一名外交官，她曾是一名高级教师，夫妻二人退休后奔赴贵州偏远山区支教。

10年前，退休的外交官夫妇朱敏才、孙丽娜并没有选择在北京的安逸生活，而是来到贵州偏远山区义务支教。

他们将义务支教作为新生活的支点，也是圆了自己未圆的梦--1965年从贵州大学英语系毕业时，朱敏才填写的志愿是到贵州山区当一名英语老师，而国家的统一分配让他成了一名外交官。本来是小学教师的孙丽娜，因为跟随丈夫常驻外国使馆而不得不放弃心爱的工作，她总觉得当老师还没当够。

把光鲜靓丽的西装和礼服留在北京，背上简单的行囊，他们来到了偏僻的尖山苗寨。寨里有200多个孩子，在他们之前，这儿只有一名代课老师。

尽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条件之艰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他们的卧室跟男厕所共用一面墙，夏天臭气熏天，孙丽娜晚上要戴着两层口罩才能睡觉。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让孙丽娜的右眼全部失明，左眼视力只剩下0.03。朱敏才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危险疾病，山区湿冷的气候又让他得上了风湿病。这里缺医少药，朱敏才干脆硬扛着。为省下钱购买教学器材和孩子的学习用品，那条大窟窿连着小窟窿的秋裤，他们都不舍得扔，缝缝补补接着穿。

这些年，夫妇俩行了上万公里，支教了5所乡村小学，不仅为学校新开设了外语、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还募集善款350多万元，为孩子们建了电脑教室和学生食堂。偏远的山寨因为他们的出现而看到了希望，他们也因为孩子们的面貌一新而感到莫大满足，整个寨子都飘着他们朗读的读书声，那声音太美了。

2014年9月，在支教的第9年，扎根贵州山区的朱敏才第一次回到北京，他和孙丽娜一起，接受最美乡村教师的颁奖。谈起未来的打算，年逾古稀的他表示只要还能动，就在那里教下去。但让孙丽娜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之后，丈夫就因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遵义县人民医院。突然见不到朝夕相处的朱老师了，孩子们总是问：朱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呀?朱老师您快点好起来吧!

穿一件充满生机的绿色上装，孙丽娜来到感动中国的舞台，含泪接过属于他们夫妇俩的荣誉。她带来了丈夫的近况：他右半边还没有知觉，但神智开始清醒，可以连着说两三个字了。回到孩子们中间，这是朱敏才最大的心愿。

当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将大爱洒向山间的时候，江苏江阴的村镇和河南郑州的陇海大院同样因为超越亲情的大爱而温暖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