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茨菰咸菜汤(汇编19篇)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故乡的元宵》，希望对你有帮助。

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

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有几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个乡下的汉子，一个举着麒麟，——一张长板凳，外面糊纸扎的麒麟，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格炸炸”：

格炸炸，格炸炸，

麒麟送子到你家……

我对这“格炸炸”印象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状声词?状的什么声呢?送麒麟的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送麒麟的来了，一点也不叫人兴奋，只听得一连串的“格炸炸”。“格炸炸”完了，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

街上掷骰子“赶老羊”的赌钱的摊子上没有人。六颗骰子静静地在大碗底卧着。摆赌摊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膝盖发呆。年快过完了，准备过年输的钱也输得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大家都没有赌兴。

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

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

到天地坛看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拉得很响，天嗡子蛮牛似的叫。

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

※选自：《人间草木》※

这本《汪曾祺散文》，处处流露出一个有趣的老人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这个世界的唯美动人。汪曾祺老人是以讲故事的亲切口吻来叙述的，语言生动通俗。这一个个有趣的小事，真正打动了我内心。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都体现了自己对家乡深切的思念和热爱。这本散文集有一大部分都是关于汪老的家乡。高邮是水乡，在南方。那里有许多有历史的建筑、有趣的习俗和独特的吃食。随意但又严谨的语气，平易但又高雅的语言，还有那深沉，充满了爱意的眼神将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传递了出来。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一篇美食杂谈里说的两句话：“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多少回忆与思念，让我产生了共鸣。咸菜汤本不好喝，可如果增加一味故乡情，它就变了副模样。这不禁让想起我的故乡……

小时候，我和姥姥住在陕西农村老家。后来，来北京上幼儿园了，我就不能经常回去了。近年疫情严重，我已有两年多没回去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举家团圆的春节里，我越发的思念那个村子，包括那些曾经被我嫌弃的种种……印象中，我那时候经常坐在小凳子上看着姥姥用大柴火锅做饭，饭香诱人，但添柴口的热气常会把我赶跑。呛得我连连咳嗽，也就不敢靠近了。那时，我特别不喜欢这种灶，现在想起却是那样温暖。此刻，我竟有点想念那个烧火的老灶。那是家乡的感觉啊……

除了家乡，这本书中还描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地方。它们都是那样充满爱与阳光，洋溢着甜和笑。最打动我的还是汪老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敬重。

如果每天都能像汪老一样，用散发着爱与希望的，发现美的一双眼睛去看世界，享受生活。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有意义，会洋溢着幸福，也向别人，传递一份快乐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百索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角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坎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寄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么?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有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 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

腌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细而油多， 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 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

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中国味”，这篇《端午的鸭蛋》则充满了“江苏味儿”。“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

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除了怀念著名的“高邮咸鸭蛋”，汪曾祺还在文中回忆了他小时候过端午的情形，其中“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送符送扇”、“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抹王字”、“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端午要吃十二红”等习俗均在文中有所提及。还写了他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这也是孩子心爱的饰物。

沽源县，大约6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沽源县就开始有人类居住，沽源县地处河北省北部，闪电河上游，邻内蒙古自治区。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沽源》，希望对你有帮助。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台。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这地方冬天很冷。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虽则是伶仃萧瑟，它还是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谢谢你，波斯菊!

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我大概吃过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据我的品评，以“男爵”为最大，大的一个可达两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有一种马铃薯可当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个鸡蛋大不了多少。

沽源盛产莜麦。那一年在这里开全国性的马铃薯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提出吃一次莜面。研究站从一个叫“四家子”的地方买来坝上最好的莜面，比白面还细，还白;请来几位出名的做莜面的媳妇来做。做出了十几种花样，除了“搓窝窝”、“搓鱼鱼”、“猫耳朵”，还有最常见的“压饸饹”，其余的我都叫不出名堂。蘸莜面的汤汁也极精彩，羊肉口蘑潲(这个字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子。这一顿莜面吃得我终生难忘。

夜雨初晴，草原发亮，空气闷闷的，这是出蘑菇的时候。我们去采蘑菇。一两个小时，可以采一网兜。回来，用线穿好，晾在房檐下。蘑菇采得，马上就得晾，否则极易生蛆。口蘑干了才有香味，鲜口蘑并不好吃，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曾经采到一个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盖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则菌盖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贵的，不易遇到。年底探亲，我把这只亲手采的白蘑带到北京，一个白蘑做了一碗汤，孩子们喝了，都说比鸡汤还鲜。

一天，一个干部骑马来办事，他把马拴在办公室前的柱子上。我走过去看看这匹马，是一匹枣红马，膘头很好，鞍鞯很整齐。我忽然意动，把马解下来，跨了上去。本想走一小圈就下来，没想到这平平的细沙地上骑马是那样舒服，于是一抖缰绳，让马快跑起来。这马很稳，我原来难免的一点畏怯消失了，只觉得非常痛快。我十几岁时在昆明骑过马，不想人到中年，忽然作此豪举，是可一记。这以后，我再也没有骑过马。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出去，走得很远。忽然变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来，云头在天上翻滚，堆着，挤着，绞着，拧着。闪电熠熠，不时把云层照透。雷声訇訇，接连不断，声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浑厚沉雄，威力无边。我仰天看看凶恶奇怪的云头，觉得这真是天神发怒了。我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我一个人站在广漠无垠的大草原上，觉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点。

我快步往回走。刚到研究站，大雨下来了，还夹有雹子。雨住了，却又是一个很蓝很蓝的天，阳光灿烂。草原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

天凉了，我没有带换季的衣裳，就离开了沽源。剩下一些没有来得及画的薯块，是带回沙岭子完成的。

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

※选自：《草木春秋》※

刘瑞侠坐的小塑料凳子，腿部已经断裂，外面包了塑料胶带。她舍不得花几块钱买个新的。

她说，孩子能有现在的学习环境，都靠她节省。全家有4亩地，全租出去了，每年有2000元租金。“鑫鑫的爸爸在外地打工，每月2000元，得租房，还得养活媳妇和闺女，不容易，实在不能再为难他了。

祖孙俩的房租是每月280元，加上水电费和孙子在学校里的饭钱，每月支出近500元，一年下来就得6000元。

刘瑞侠说，她一直在算账，越来越感觉吃紧。她原来的想法是省钱，早上保证孙子有个鸡蛋吃，她就喝稀饭;中午孙子在学校吃，她就带一个馒头干吃，或者吃点咸菜;晚上放学路上，她只买一样最便宜的素菜回家炒一个菜。

但是，就是这样算着过，还是解决不了钱的难题。刘瑞侠打算看看谁家的孩子没有时间接送，她想找个帮人照顾孩子的活，哪怕每月只有几百元，一年下来，钱的缺口也能补上了，最起码接下来还得这里上个八九年学，早点找到活早点挣到钱，才能保证孙子完成学业。

在读《汪曾祺散文》之前，汪曾祺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但仅知道他是个作家。估计是在《读者》《小说选刊》等杂志上读到过他的文章，至于写了些什么，不是很有印象了。

2015年寒假，我读完了《汪曾祺》散文，通过他的文字，对汪老有了一个较全面、较细致的了解。

汪老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在艺术上给予汪老启蒙和熏陶的，是他的“绝顶聪明”的父亲：是画家，会摆弄、改良各种乐器，会养蟋蟀、金铃子，养花，会给孩子们制作各种精巧美观的玩具；在学业和为人处事上给予汪老深远影响的，也是他的兄弟般的父亲：关心学业但不强求，培养爱好但不强迫，汪老小时候的绘画、书法、作文，均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启发。

去图书大厦是奔着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去的。可惜没找到，却意外发现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这让我更加惊喜。一直特别喜欢汪曾祺的散文，收集了他所有的集子，前不久网上一位朋友求他1985年的散文集《晚饭花集》，我有，牛吧，买的时候1.4元。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分析他的散文风格，不买书分析什么呢?

他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连起来就有味道。“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放在一起就像“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喜欢的地方就在此：简单、流畅，不娇柔，一气呵成。

汪曾祺作为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已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他执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而我从知道他的名字起就把他当做散文家，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大淖纪事”，说不出的散淡、精致，就连青石板的苔藓都滑爽地让人想念。

《人间草木》从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最早的写于四十年代，大部分写于后半生，风格依然朴实，技巧臻于至境，很多文章我第一次读到。分别写了花草景致、各地风物、故乡美食、游记采风、难忘岁月、故人师长、平淡人生，篇篇都是精品。

写景是汪曾祺的长项，不枯燥、不艰涩，伴随着时代的印迹，老宅的每个角落都有奇特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其声音、颜色、气味都已归于平静，但我们仍从字里行间看到从手心里滑过的岁月，想得起来都是温暖，怀旧的调子不可阻挡的在陷逸的老房子里漫延。汪曾祺写景怀旧的文章节奏缓慢，情景交融，叙事方法有点像旧小说。由于他熟读古文，文中比喻、怀旧、信手拈来，时不时跳出一些奇句、古句、拗句，风格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

写人的文章却情绪活跃、调子轻快，是一种极简的水墨摹写人物传统模式。一个个至亲人物出场，链接了他背诗、临贴、品茶、作画、写文的成长足迹，并理解其淳厚文学功底的源泉。

最喜欢他写美食和各地小吃的章节。偏偏他好象知道女性读者的爱好，只要提到美食，一定要细细介绍味道和制作过程，然后将成品认真形容一番，不但色彩斑斓还有立体感。

汪曾祺曾自谦地说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的长篇散文。他也不写抒情散文，觉得这个岁数感情过于洋溢，有点像老年人写情书，“不好意思”，所以他的散文都不长，“歪打正着”适应这个“快餐年代”的阅读习惯。短短的，散淡的小美文，读着不累，尤其适合春日午后散淡的阳光洒在身上，多数时候读着读着睡着了，在梦中体验“字字矶珠，句句灼灼”的意境。

好的文章是托着读者一路读下来“哟，完了，后来呢?”意犹未尽是也，这本散文集就有这效果。

汪曾祺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葡萄月令》，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稍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

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

不大一会，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绿了。

三月，葡萄上架。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

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

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

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硬的。

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食心虫;梨，梨有梨食心虫。葡萄不用疏虫果。——果园每年疏虫果是要费很多工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疏”掉。

七月，葡萄“膨大”了。

掐须、打条、喷药，大大地浇一次水。

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

汉朝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汉朝没有硫铵。

八月，葡萄“著色”。

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著色”。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糊糊地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

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

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瘪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

葡萄装上车，走了。

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我们还给葡萄喷一次波尔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十一月，葡萄下架。

把葡萄架拆下来。检查一下，还能再用的，搁在一边。糟朽了的，只好烧火。立柱、横梁、小棍，分别堆垛起来。

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

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其余的，连枝带叶，都用竹召帚扫成一堆，装走了。葡萄园光秃秃。

十一月下旬，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

这是个重活。把老本放倒，挖土把它埋起来。要埋得很厚实。外面要用铁锹拍平。这个活不能马虎。都要经过验收，才给记工。

葡萄窖，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墩墩。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的排列着。风一吹，土色发了白。

这真是一年的冬景了。热热闹闹的果园，现在什么颜色都没有了。眼界空阔，一览无余，只剩下发白的黄土。

下雪了。我们踏着碎玻璃碴似的雪，检查葡萄窖，扛着铁锹。

一到冬天，要检查几次。不是怕别的，怕老鼠打了洞。葡萄窖里很暖和，老鼠爱往这里面钻。它倒是暖和了，咱们的葡萄可就受了冷啦!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汪曾祺先生是我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半白话、半古文，风趣而幽默；他才华横溢，曾是沈从文等知名作家的学生；他的文字朴实而无华，组合在一起却使人回味无穷。在他的笔下，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有趣。在他的散文中，有关于吃的不在少数，而几乎每一篇都会引起人的食欲，恨不得做起来吃一吃。今天我就要谈一谈汪曾祺在吃上的造诣。

要说关于吃的文章，这本散文集中的《宋朝人的吃喝》这一篇，我印象最深。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分析得可谓有理有据。他先从发明了东坡肉的苏轼开始，分析了东坡肉的特点，而又从《韩熙载夜宴图》中寻找线索，甚至运用放大镜来观察食物。他更是从《东京梦华录》、《会仙楼》、《水浒传》……等前人的作品中总结。在不同的书籍中对比之后，他得出了结论：宋朝人的吃喝较为清淡，种类也不多，大多是分开各自吃，而基本不吃海味。

当我在看完这些文字后，我颇为感触。以前我偶而会想到一些好奇的事情，却没有去查证。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能学习汪曾祺先生，应该会有不小的收获。汪曾祺先生在他感兴趣的事情上，总会花大功夫去研究、去了解。在他的文字中总会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悠闲，给人们带来轻松。他的文字总有一种无形的魅力，或许这也就是“纯粹的文人”的原因吧。我们也更应该学习汪曾祺先生跳脱的人生态度，在遇到困难时也要跳脱出来，自己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最打动人的是他的语言文风。他的文字质朴简练，却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反而让人感到一种亲切、一种情调，含蓄隽永，极简却有洒脱诗意。他写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可爱；他写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每一寸山河的热爱;他写美食的时候，你仿佛也能感觉到那舌尖上的快乐。

他所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等，他所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物——山丹丹、枸杞、槐花、栗子、马铃薯等。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事物，在他的笔下，也都变得活波、可爱、生动起来。

《我的家乡》中有一段描写：“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扳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都伸出一枝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似平铺直叙的白描，却构成了一幅极富动感的风景、风情和风俗画面，栩栩如生。

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质朴的语言，如话家常，读来让人十分放松。在这喧嚣的城市里，沉浸在他所描绘的悠然闲适的场景中，就像阳光明媚的午后，品一茗新茶，听一位老朋友缓缓叙旧般，让人放松。忙碌高压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安慰，一种来自文化层次的休息。偶尔停下来，欣赏这个世界的细微之美。

花草树木，悲欢离合，一切寻常的小事构成了生活绚丽多彩的画卷。汪曾祺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细腻的感受让他的散文散发别样的魅力，它清新，有趣，吸引着我读下去。其中我最喜欢《寻常茶话》这一篇。

茶，是深受北京人喜爱的一种饮品，在我的家中亦是如此，所以我才对《寻常茶话》这篇文章产生了一些共鸣。汪曾祺在这篇文章中写了关于茶的很多奇事小事，其中他说到他祖父好喝龙井，这恰好和我姥姥的喝茶习惯爱好一样。姥姥退休前是教师，平时为了缓解嗓子不适，就爱喝茶，而且还就爱喝龙井茶，一年四季都喝，这习惯已经伴随了姥姥一生。姥姥会在每天早上沏上一杯龙井茶，喝到中午换一次茶叶，再喝到晚上。因为我经常去姥姥家，所以自然也喝惯了龙井，而且龙井好坏，一“品”便知。姥姥烧水、挑茶、洗茶、沏茶这个过程，我更是看会了学到了，如今，我也开始了“喝茶之旅”，也成了“品茶大师”。汪曾祺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到了老北京爱喝花茶，恰巧我姥爷就是这样一位喝了一辈子花茶的老北京人。自打姥爷参加工作以来，便每天早上一碗花茶喝到晚上，姥爷喝茶很淡，每次只放一点茶叶，但他只认准“张一元”的茶叶，这个习惯延续至今。汪曾祺在一次“西湖品茶”中得知好茶需好水，水好，茶才香。我姥姥泡茶的水也从来不用自来水，都是用买来的矿泉水泡茶，因为她也坚信好水出好茶。汪曾祺散文中的语言是那么的灵动，自然和亲切，以至于每一个小故事都让人读起来是那么的有趣。

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我们不仅能学到他对文字巧妙的运用，更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他是一个乐观，开朗，热爱生活生灵，心灵细腻，善于发现生活美好的人，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喜爱。我们应该像他一样过好每一天，留心每一件生活中发生的趣事，这样你的生活方可更美好。

一间古朴的屋舍中，一张桌，一把藤椅，一位老人坐于藤椅之上，微仰着头，意态悠远。

他在回忆往事，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有对家乡美食美景的无限眷恋，有对母校西南联大的光辉追忆，更有对风俗文化的悉心寻探……这，都是纯粹的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我最喜欢《我的家乡》这篇文章，汪曾祺的家乡是水乡，碧波荡漾的水上，偶尔有一只，两只打鱼的小船划过，只需两点竹篙，便可到达。汪老那时看打鱼、看船、看西堤美景，不亦乐乎。黄昏时，最打动人的是天空上的紫。傍晚时分，江边一带的船，都点起橘红色的灯，星星点点地分布着……正如沈从文说的那样，这里真是一个圣地！好山好水好风光！

汪曾祺的散文中总有水，那水是平静而雅致，欢快并无拘束的，平平淡淡却又令人回味无穷，正如他家乡之水。他的文章就如清澈之泉，饱含了那些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美，令人读起来舒雅闲适……

或许我们都是匆匆生命中的过客，在办公室中两眼紧盯着电脑，接打着无休止的电话，开着无穷尽的会议……这些，竟将人与自然隔离，无法留心那些纯粹的美。但无论怎样，请保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一颗纯粹自然的心！

不觉间，耳边传来了慈祥的声音：看，孩子！那吸附在青草上的露珠，多美啊！摸摸它，像不像天上撒下来的甘露？好美，好美……。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跑警报》，希望对你有帮助。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地回来。这样的人不多。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

联大有一个姓侯的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常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望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住在翠湖迤北的，多半出北门或大西门，出大西门的似尤多。大西门外，越过联大新校门前的公路，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这条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常见的是驮着盐巴、碗糖或其他货物的马帮走过。赶马的马锅头侧身坐在木鞍上，从齿缝里咝咝地吹出口哨(马锅头吹口哨都是这种吹法，没有撮唇而吹的)，或低声唱着呈贡“调子”：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放呀放放牛，

妹那个在至花园那个梳那个梳梳头。

哥那个在至高山那个招呀招招手，

妹那个在至花园点那个点点头。

这些走长道的马锅头有他们的特殊装束。他们的短褂外部套了一件白色的羊皮背心，脑后挂着漆布的凉帽，脚下是一双厚牛皮底的草鞋状的凉鞋，鞋帮上大都绣了花，还钉着亮晶晶的“鬼眨眼”亮片。——这种鞋似只有马锅头穿，我没见从事别种行业的人穿过。马锅头押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项铃哗棱哗棱地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

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这条铁道不知起讫地点，从来也没见有火车通过)，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所以雷先生才会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愿意上哪里。大多是找一个坟头，这样可以靠靠。昆明的坟多有碑，碑上除了刻下坟主的名讳，还刻出“×山×向”，并开出坟茔的“四至”。这风俗我在别处还未见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古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另一个集中点比较远，得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大概是哪一年地震造成的)，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这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要紧，沟的两壁是死角。这道沟可以容数百人。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

人生几何

恋爱三角

一副是：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前一副也许是有感而发，后一副却是记实。

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侯，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写(姑且叫做“写”吧)那副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抗战期间，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无法统计。自然也死了一些人，毁了一些房屋。就我的记忆，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田地里死的人较多。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此外似无较大伤亡。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小时候，我总是很挑吃，有时甚至不爱吃饭。每当我撒娇不吃饭时，奶奶就会拿出她的美味小吃——腌咸菜。

腌咸菜无非就是梅干菜、菜脯、福菜、荀干、酱瓜、咸冬瓜等，因为它口味咸重，下饭时令人十分开胃。虽然我爱吃腌咸菜，但爸爸妈妈却不让我顿顿吃，因为腌咸菜含盐高，人吃多了对身体不大好，尤其是小孩。

但我就是喜欢吃奶奶腌的咸菜。我有时在想，我那个没有读过书的奶奶却有如此巧手，会腌制各种菜？奶奶告诉我说，她从小就看大人腌制菜了，看多了自然就会，也不用多教。我问奶奶，为什么我们的客家人家里都会藏有腌菜，都会做腌菜，而镇里我的另外一些讲白话的亲戚、朋友家里却没有藏有腌咸菜，他们也不怎么会做？奶奶说，客家人喜爱制作腌咸菜，是因为客家人习惯了。在很久以前，乡亲们几次大迁移，他们在途中饥寒交迫，为了方便携带及保存食物，发明出许多加工食物的方法，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腌菜及酱菜。她还说，客家人人情味很浓，十分好客，亲朋邻里之间互相来往得多，有时客人上门吃饭，怕菜不够吃，因此随时准备腌制的东西，以应一时之需。其实客家人很勤俭朴实的，他们吃饭不一定大鱼大肉，用一些腌菜来搭配其它食材，采取蒸、炒、煮，就可以做成一道道美味的客家菜了。就是煲汤也不一定要贵的药材，用腌菜烹调的汤一样味道鲜美、可口。如：福菜肉片汤、菜脯鸡汤、咸冬瓜龙骨汤等，都是我们平时爱喝的好汤。

是的，奶奶制作的腌咸菜的确好吃，我就是喜欢吃奶奶腌的咸菜。

读完《昆明的雨》后，意犹未尽，遂买汪老的《人间有味》一读。

再读汪老的文字，感觉有所不同。此处的他，反而少了些《昆明的雨》中的严肃，若只看文字不识其人，那么他就是一位穿行于城市角落寻找美的普通行人。但能写出如此文章的，又岂会普通？汪老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所到之处的著名美食、当地风俗和怡人美景，善于观察的他将一切都记录下来，诸如热气腾腾的清茶、甜蜜滋润的糖水、飘落水面的叶子，别有一番风味。

汪老不似其他作家，长篇大论地讲述人生大道理，而是用生活琐事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如他所说的“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强化对生活的信心”。他的文章总给人美好的感受，使人内心安定，正是如此，我才会这般喜爱他淡而有味的文字。

他是一位乐观，爱好生活的美食家，作家——汪曾祺。他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美食的经验全都倾注在了笔尖上，写在了我读过的这本书上。

在他的家乡，高邮，承载了他对美食的最初看法。在我读完“端午的鸭蛋”的那段后，想着那蛋壳泛着淡青色；入口如嚼石灰；蛋白柔嫩，蛋黄如朱砂般的鸭蛋，我拿着书就让我妈妈买一些高邮的鸭蛋。当我尝了几口后，果真如此！后来几天，我学着汪曾祺去探索美食的世界。慢慢的，我便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在吃完小龙虾后要把指头上的油嗦掉，或者是吃大棒骨的时候一定要把骨髓吸出来。就算看似可笑，但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美食的趣味。

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篇章还是“跑报警”，这一段写的是他在上学时躲避日军轰炸的场景。文中说到，跑报警的时候，人们都是往水渠里跑，但是汪曾祺却每次都往松林里跑，因为那里有买松子的。虽然面临着日军残忍的轰炸，但是汪曾祺却能闲逸地磕着松子，去乐观的面对。虽说幽默，但这绝对是常人少有的。

汪曾祺时常在文章中把美食与家乡连接到一起。在《咸菜慈姑汤》中，从小时候厌恶慈姑，到因为久违了家乡的感觉而开始对慈姑有了感情，这些事情其实都说出了汪曾祺思乡的心情。

这位幽默，乐观的老作家用朴实无华的语句去征服了我们的心，但那些句子又仿佛充满了色彩，流光四溢。这些色彩，便是他对生活的看法。

冬天

冬天的早晨不太舒服。空气很寒冷，床边的墙体如同大冰块，刚走出温暖的被窝，就被刺骨的空气激醒。冬天的早晨真不舒服。

到了中午，阳光彻底唤醒大地。冬日里的阳光可谓舒适绵柔，难怪人们说：“母爱是冬日里的阳光。”但大片大片地投在地上，晃亮之极。有人受不了那般刺眼，竟至厌弃。太阳说：“我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么亮，亮得痛痛快快的，你们他妈管得着吗？”

人们往往把太阳、月亮相提并论，其实冬天的太阳更美好。它无私的光和热照遍树木、房屋、大地和人们的笑脸。

在冬日的阳光下，最幽静的便是小花、小草。它们成群结队，一丛丛、一簇簇，扎堆在一起，随着风摇动，又互相掩映，默默地度过这个冬天。

当然，与这小花、小草一起装饰冬天的还有三角梅。三角梅长不太高，却能花开满枝头。三片粉红色的花瓣，里面藏有三根黄色的花丝。成片的，把枝干上的绿叶都掩盖住了。

到了月亮出来，天地就十分清静。除了西风吹得草木沙沙作响，便再没有声音。相比夏天那蝉鸣不绝，冬天“拒寒风于外”的温室便更令人感到温馨。

这时正是家人聚在一起就餐的好时机。围炉而坐，无论是吃面、吃饭、吃汤圆，有一碗热腾腾的汤，寒冷便被驱散，由身暖到心。

冬去春来，时间飞逝。冬就快过去了，只给人留下冬日的回味与对下一个冬天的期待。

周六，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在家傻待，谁约我”结果本来在和同学约会的女儿放弃约会，给我回了条微信:“我约你”就和女儿来到东方广场。来到东方书城一个新开的书吧。买了杯饮料开始了我们的周末约会。当时女儿拿起一本汪曾祺散文《随遇而安》说:“我喜欢看汪曾祺的散文”，“为甚”?女儿说:“他有几本是全是写吃的”——汗，又暴露了我的女儿是个吃货。顺着女儿的推介我就拿汪曾祺散文《随遇而安》看起来。

看了几页就吸引了我， 他的文字里透着浓浓的“中国味”不乏味，且蕴含着民主心灵和性灵的美质。 却又淡淡的，时而把带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大街小巷;时而把我带回了童年月光下妈妈在大树底下给我们讲述那些年她做过的“牛鬼蛇神”;时而又把我带进了舌尖上的中国那大川南北的中国民间美食景象。看他书令你身在烦嚣的闹市却犹如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样写作风格。我自己一直也有像他这样写写自己的生活，写写自己的感想以及看到一些事的所见所闻。但当我看到同事们在博客上写的都是专业的，高水平的大作，总觉得自己的文章不适合登大雅之堂。所以一直不敢在这大雅之堂丢人，但为了 ——你懂的。

表面上看这书其实是一本茶余饭后的消遣书籍，但慢慢品味却也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书中我感受到了 他从容，他淡然，他身处逆境却不以为苦，他达观潇洒，随遇而安! 其中我最喜欢他的这一段:

“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

所以说 做人一门学问， 做事更是一门学问。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做事。 看了这本书似乎令我有所感悟。

放下书，天已黑了，找吃的，谢谢女儿给了我一个充实的周末!

一旦立秋，民间用吃炖肉的办法把夏天身上掉的“膘”重新补回，此称之“秋膘”。以下是小编带来的汪曾祺散文《贴秋膘》，希望对你有帮助。

人到夏天，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芝麻酱面(过水，抓一把黄瓜丝，浇点花椒油);烙两张葱花饼，熬点绿豆稀粥……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北京人所谓“贴秋膘”有特殊的含意，即吃烤肉。

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日本人称烤羊肉为“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中华腌菜谱》里提到)，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西。但我看《元朝秘史》，并没有看到烤肉。成吉思汗当然是吃羊肉的，“秘史”里几次提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吃了一只“双母乳的羊羔”。羊羔而是“双母乳”(两只母羊喂奶)的，想必十分肥嫩。一顿吃一只羊羔，这食量是够可以的。但似乎只是白煮，即便是烤，也会是整只的烤，不会像北京的烤肉一样。如果是北京的烤肉，他吃起来大概也不耐烦，觉得不过瘾。我去过内蒙几次，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那么，这是不是蒙古料理，颇可存疑。北京卖烤肉的，都是回民馆子。“烤肉宛”原来有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写得明白：“清真烤肉宛”，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嵌在镜框里，字写得很好，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诸书无烤字，应人所请自我作古。”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家朱德熙，是不是古代没有“烤”字，德熙复信说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看来“烤”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了。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都没有见到如北京烤肉一样的烤肉。烤羊肉串是到处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种。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时，原是哪个民族的，已不可考。反正它已经在北京生根落户，成了北京“三烤”(烤肉，烤鸭，烤白薯)之一，是“北京吃儿”的代表作了。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劈材，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着烤，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鄧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地吃肉，一边喝白酒，很有点剽悍豪霸之气。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

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刘。烤肉宛在宣武门里，我住在国会街时，几步就到了，常去。有时懒得去等炙子(因为顾客多，炙子常不得空)，就派一个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买几个烧饼，一家子一顿饭，就解决了。烤肉宛去吃过的名人很多。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梅兰芳题了一首诗，记得第一句是“宛家烤肉旧驰名”，字和诗当然是许姬传代笔。烤肉季在什刹海，烤肉刘在虎坊桥。

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玉渊潭就是个吃烤肉的地方。一边看看野景，一边吃着烤肉，别是一番滋味。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过去一到秋天，老远就闻到烤肉香味。

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务员代烤了端上来，那就没劲了。我没有去过。内蒙也有“贴秋膘”的说法，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或说汉语的蒙族干部这样说。蒙语有没有这说法，不知道。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调查材料。别人就会说：“哪里是去考察，调查，是去‘贴秋膘’去了。”呼市干部所说“贴秋膘”是说下去吃羊肉去了。但不是去吃烤肉，而是去吃手把羊肉。到了草原，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有客人来，杀一只羊，这在牧民实在不算什么。关于手把羊肉，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入《蒲桥集》，兹不重述。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大概要到阴历九月，羊才上膘，才肥。羊上了膘，人才可以去“贴”。

载一九九三年《中国美食家》试刊号

※选自：《人间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