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的历史名人是谁【实用20篇】

明朝洪武年间，适逢全国灾荒，百姓生活很艰苦，而一些达官贵人却仍然花天酒地。朱元璋决定自上而下整治一番挥霍浪费的吃喝风，只是一时又难于找到合适的时机，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了。

皇后生日那天，满朝文武官员都来祝贺，宫廷里摆了十多桌酒席。朱元璋吩咐宫女们上菜。首先端上来的是一碗萝卜，朱元璋说道：”萝卜、萝卜，胜过药补。民间有句俗话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愿众爱卿吃了这碗菜后，百姓都说’官府进了城，坏事出了门’。来、来、来，大家快吃。”朱元璋带头先吃，其他官员不得不吃。宫女们端上来的第二道菜是韭菜。朱元璋说：”小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得民心。”说完朱元璋又带头夹韭菜吃。其余官员也跟着夹韭菜吃。接着，宫女们又端上两碗别的青菜，朱元璋指着说：”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臣相。吃朝廷的俸禄，要为百姓办事。应该像这两碗青菜一样清清白白。”。吃法与上次一样，皇帝先吃，众官仿效，风卷残云。吃完后，宫女们又端上一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明如日月，寅是寅来卯是卯，吾朝江山保得牢。”朱元璋动筷后，众官也就抢着吃了。吃完后，众官员以为下面可能就是山珍海味了，殊不知等了好久，宫女们就是不端菜来了。朱元璋见大家情绪有点紧张，于是当众宣布：”今后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皇后的寿筵就是榜样，谁若违反，定严惩不贷。”接着宣布散宴。

传说，自那次宴会后，文武众官宴会无一敢违例，廉俭之风倒也盛行一时。

白居易(772-846)，唐代大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其祖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的东北)。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贞元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任左拾遗和左赞善大夫，曾因故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历任杭州、苏州刺史，官至刑部尚书。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着名的“新乐府”的倡导者。早期的讽喻诗，有不少篇章能较广泛尖锐地揭发当时政治上的黑暗现实，也反映出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除讽喻诗外，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很有名。着有《白氏长庆集》。

那一年，杭州大旱，一旱旱了九九八十一天。西湖旁边的几千亩农田，地皮都干裂了口，稻禾枯黄，象火烧过一样。老百姓天天到衙门里去请求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可是，那些官府大老爷，只知整天在西湖上寻欢作乐，却一直不理不睬。

有一天，百姓们又熙熙攘攘地赶到衙门里来，要求大老爷放西湖水，有的喊：“青天大老爷，赶快放西湖水，救救农田吧!”有的喊：“大老爷，再不放西湖水，我们百姓都活不下去啦!”闹得那位大老爷睡也睡不安，吃也吃不香，只好亲自到衙门口，怒气冲冲地对百姓说：

“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湖里的鱼龙就没有地方栖息啦!”

这时，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长着五绺长须的老汉，不慌不忙地反问道：“鱼龙与百姓的性命相比，哪一个要紧?”

大老爷一听，又气呼呼地说：

“谁说放西湖水?把西湖水放了，那菱角就不能生长了!”

老汉冷冷地一笑，又反问道：

“菱角与稻米相比，哪一种重要?”

大老爷一听，更加气急败坏：

“谁说放西湖水?放了西湖水，对皇上洪福不利!”其实，这位大老爷想说的是对自己的官运不利，怕说得太露骨了，触犯众怒，就把当今皇上抬了出来，吓唬吓唬老百姓。

谁知那老汉一听这话，更生气了，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道：

“皇上与百姓相比，哪一个要紧?假如没有百姓种稻谷给他吃，做衣服给他穿，他还当得成皇帝吗?”

周围的百姓们，听了大老爷的话，条条无理，早想大骂他一顿;现在听了这位老汉的话，驳得句句有力，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说得对!他说得有理啊!”

大老爷早已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是哪一个?胆敢当众顶撞老爷，煽动百姓!”

那老汉又微微一笑，说：“问我哪一个?我就是白居易!”

大老爷一听，原来新上任的白居易到了。这老头儿，当今皇上也怕他三分，不好硬顶，连忙打躬作揖地说：“原来是新任的刺史白大人到啦!下官有失远迎，当面谢罪。请，请到衙内休息一下。”

老百姓听说这老汉就是白居易，有的还读过他关心百姓的诗篇，都说：“白居易来做我们的父母官，我们的农田有救了!”

果然，第二天，碧绿绿的西湖水，哗哗地流进了附近的农田，干枯的稻禾，象喝上了甘露，“唰”地一下子直起了腰。百姓们望着哗哗的湖水，流进自己的农田，兴奋得掉下眼泪来。

后来，白居易又访问了附近农家，在钱塘门外，修了一条堤，造了一座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他又恐怕后代的地方官不了解堤坝对人民的利害关系，亲自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当时西湖又叫钱塘湖)刻在石碑上，详细写明堤坝的用处，以及蓄水、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

百姓都围拢来看这块石碑。当看到上面写着：放一寸湖水能够灌溉多少顷田时，大家都为白居易深知百姓疾苦，精密设计了这个水利工程，感动得热泪滚滚。大家纷纷议论，觉得这大老爷不错，要为他向朝廷请功。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忙阻止，还沉痛地做了一首诗。

税重多贫户，

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

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对这一湖水，平时管理得可严啦。

有一次，白居易去游湖。看到南面的湖边上，有人在挑土填湖，建造亭台楼阁。白居易就传问是哪一家造的?当差的回来说：“这是衙内二爷的老丈人在造一座花园!”

白居易就把二爷的老丈人传来，说：“西湖，是百姓的西湖，你一个人为什么要占用?现在，罚你开田一百亩。”

那位二爷的老丈人没办法，晓得刺史说一不二，只好雇了一批百姓，挖了一百亩湖泥。

又有一次，白居易从白沙堤上散步回来，看见有人从山上砍了两株树，背回来当柴烧。白居易就对那人说：“山上的树砍光了，山泥就会流到西湖里去，积聚起来，那怎么行?罚你补种十株树!”

那人就只好到山上去补种了十株树。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占湖造屋，上山砍树了。这样，白居易在杭州三年，把西湖整治得水绿山青，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可是，白居易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吏们。他们把白居易看做眼中钉，偷偷地把他写的《醉后狂言》等诗篇，加油添醋地送到皇帝面前去告发他。皇帝一看，这还了得，就把他贬到另外地方做官去了。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手下佣人把他剩余的俸钱装好箱子，准备带走。白居易看见了，说：“把它存到库里吧，今后治理西湖好用!”

白居易要离开杭州了，杭州的老百姓，心里好不难过。他们打听好白居易上路的日子，纷纷提了酒壶，托了糕点，站在西湖边来送别。

百姓们在西湖边等啊等啊，没听到鸣锣喝道的声音，也没看到抬着满箱金银、满筐绸缎的行列，只见白居易从天竺山骑着马缓缓而来。后面两个佣人抬着两块天竺石跟随着。一路走来，一路与百姓们话别。百姓们跪着拦住白居易，许多人都哭了。

白居易看了，心中十分感动。当即在马上吟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在杭州三年，惭愧没有什么功绩，只不过是脱不了诗人的习气，做了十多首诗歌，临走还带走了两块天竺山的石头，这怕也有伤清白吧!

白居易离开杭州后，杭州百姓一直亲切地呼他为“白舍人”。有的人画了他的像，供在家里;有的人把他的诗抄写了贴在墙上。白居易在西湖修的堤，早已经没了。但是，千百年来，杭州人一直把原来的一条白沙堤，叫做“白公堤”，来纪念这位关心民瘼的诗人!

由于刘邦出身无赖，以行伍定天下，轻慢儒生，诛杀功臣，因而很少赢得历代正直文人的好感。历代文人更是耿耿于怀：“世无英雄，遂使胥子成名!”“原来刘项不读书”;“偶因乱世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在他们看来，刘邦平定海内，称雄天下，并不是靠品德和真功夫，而是由于他品性奸诈和历史提供的机遇。其实历史地看，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和领袖魅力，并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企及。刘邦毕竟不是一位草莽英雄，前人对刘邦最终获胜，成为汉高祖的原因多有分析。刘邦驾驭全局、举重若轻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因时而动的精确的判断能力，能屈能伸、趋利避害、出生入死、大厦倾于前而不惊的大将风度，不拘一格的用人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纵观刘邦的一生，其成功的经验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自从盘古开天地，揭开了人类历史，便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历史是由男人写的，也有不少女人涌现在其中，娲皇，也就是女娲氏可说是我们中国千古第一的英雌。

她生在承注山(现山东济宁县四十里)，虽然是个女子，但也是个极奇怪的人，她的相貌尤为难看，牛首蛇身赤发，本领又极大，一日之中，可以有七十种变化。她是伏义氏的妹子，又叫女希氏。她在伏义氏的时候，就已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制定嫁娶之礼。

太古时，男女之间不但交际公开，自由恋爱，甚至是随意匹配，女子遇到男子，没有一个不可使他为人之夫，男子遇到女子，没有一个不可使她为人的妻子，即人尽可夫，人尽可妻。到后来，生出的孩子，问他的父亲究竟是谁，连他母亲自己也莫名其妙。于是女娲氏提出男女两个配做一对夫妻，有一定的住所，永不离开，假定男子得到女子，叫做宝;女子得到男子，叫做家;这“家宝”两字，就是一对夫妻的永远往所了。在男女的结合中，必须是女子到男子那里去。因为要能够谋衣食，要能够抵抗仇敌，将男子和女子的体力比较起来，当然是男子强，女子弱，再加上女子生理上的缘故，有时不但不能够供给男子，保护男子，反而必须受男子的供给和保护，既然如此，女子就应该服从男子，住到男子那边去。女子必须住到男子那边去，但嫁娶的时候，还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正姓氏，因为夫妻的配合，是要他生儿育女，传种接代，但是同一个祖宗的男女却配不得夫妻，因为配了夫妻之后，生出来的子女，不是聋，就是哑，或者肢体不全，或者成白痴，即使一个时候没有，到两三代之后终究要出现，“男妇同姓，其生不蕃”，是血份太热造成的。第二个条件是通媒的，这是郑重嫁娶的意思，现在男女的结合太随便，可以说全是由于情欲的冲动，而没有另外的心思。男女的情欲，本来是极易冲动的，青年男女的情欲，尤其容易冲动，凡是情欲冲动结合的，一旦情欲冲动的热度低落，就不免冷淡起来，结合得太容易，分散也一定极容易，而夫妻的结合应享受永远的幸福，通过媒妁，靠自己的亲眷朋友，或者邻里年高德劭，靠得住的人从中牵线，反复考虑，既免了男女情欲的刺激，又免了奸诈鬼蜮的行为，减少夫妻的离异。第三个条件是要男子先行聘礼，这是专为男子设的，大凡天下世界，女子对不住男子的少，男子对不住女子的多，女子住到男子那边去，又服从男子，就会有些不明道理的男子，骄傲起来，凌辱女子，欺侮女子，或者竟以女子为供我娱乐的玩物，行聘就表明一种诚心求恳的意思，也表明一种尊重礼貌的意思，这个婚姻才算确定，男子应该知道，夫妻的“妻”字是“齐”的意思，是同心合意，相敬如宾。

女娲氏是和他的哥哥伏羲氏商定这婚嫁之礼的，当时伏羲氏就笑道：“只怕你这几个方法定得太凶，剥夺人家的自由，制止人家的恋爱，只怕几千年以后的青年男女，也要大大地不依，骂你是罪魁祸首。”女娲氏相当看得开，笑道：“随便什么方法，断没有历久不衰的。果然那个时候，另有一个还要好的方法来改变我的方法，那也是大大的好事，况且我的方法能推行几千年，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自此有了固定的婚姻制度，于是有了紧密结合的家庭关系，有了相互依赖的宗族体系，构成了互助合作的社会结构，并逐渐扩大为民族团结与国家生存发展的胶合剂。所谓“建功立业，固然可使一世之人享受其福贵，建立一项可大可久的良好制度，则可使万世子孙受惠无穷。”神话中讲女娲氏捏土造人大概就是寓指此事。

诗书礼乐是人类由愚昧进入文明的明显标志，远古时期似乎还谈不上诗书创作及吟咏，但是女娲氏创造了婚姻制度，也就是制定了礼德的原始面貌，开始了有礼法的概念，可分出人类与禽兽的不同之处，使得人类在宇宙万物之中蓦然间跃到领导的地位，后世尊女娲氏为帝，为皇，都是出自对她的德泽的一片感激之情。

女娲氏为了美化人类的精神生活，还发明了笙簧乐器，能把风嘶鸟语，虫鸣溪唱，丝丝入扣地吹奏出来;男贪女爱的喁喁情话，水乳交融的心灵恋歌，也能曲曲传神地表达得淋漓尽致，于是人与人之间增添了无限的祥和气氛，特别是男女之间，由于音乐的滋润，许许多多幸福快乐的恋情，都被优美的音乐旋律激荡起来。

后来伏羲氏死了，女娲氏代立，没有儿女，因为年纪渐老，便退休到美丽的地方，即现陕西蓝田县女娲谷。那知来了一个康回，专用水害人，女娲氏老大不忍，于是再出来与康回斗争。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 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主要作品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在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名人屈原的生平故事

屈原，芈[mǐ]姓屈氏(与楚王同姓不同氏，楚王为芈姓熊氏，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名平，字原，生卒年未见正史记载，史学界尚有争论，(约生于前353年—前335年，死于前283年—前269年)，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的爱国诗人。他被世人称为“诗歌之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为人性格耿直，却因在修订法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的话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

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mì)罗江自杀。老百姓听到噩耗很悲痛，争先恐后的来打捞他的尸体，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有人用苇叶包了糯米饭，投进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祭祀活动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渐渐成为一种风俗。 定于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是关于端午节其中的一种说法)。对于屈原的忠而见疏，后世诗人阵志岁遥为郁结，其诗《屈原》云：“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此不仅对爱国者屈原，也是对历代“王之荩臣”(《诗·大雅·文王》)的由衷忾惜;不只对当时楚王，也是对其他昏暗君王的一种深刻批判。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了楚国国都郢都。当年五月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端午节，据说就是因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着名人士联合发起了“世界保卫和平大会”。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他。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魏文侯讲诚信

战国时代，魏国的第一个国君叫魏文侯，由于他处处诚信待人，无论当官的还是普通百姓，都敬重他，魏国因此迅速强大起来。

有一次，他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定，次日下午到郊外去打猎练兵。到了次日，下朝后举行宴会，魏文侯准备在宴会一结束，就去打猎练兵。可是，宴会快结束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看快到中午了，雨还是不停，而且越下越大，魏文侯起身对席间的众臣说：“对不起，我要告辞了。赶快准备车马，我要到郊外去打猎练兵，那里已有人在等我了。”众臣一见国君要冒雨出门，都走上来劝阻。这个说：“天下这么大的.雨，怎么能出门呢?”那个说：“去了也无法打猎练兵!”魏文侯看看天色说：“打猎练兵是不成了，可是得告诉一下那位管理山林的人哪!”众臣中有一位自告奋勇的人说：“那好，我马上去告诉。”魏文侯把手一摆说：“慢，要告诉得我自己去。昨天是我亲自跟人家约定的，如今失约，我要亲自跟人家道歉才行。”说完大步跨出门外，顶着大雨往管理山林人的住处去。

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小时候，既爱习武，又迷读书。可是，他的父亲、福建总兵邓芝龙，却一心一意要把他培养成武将，以便将来能承袭爵位。

一次，邓芝龙父子在幕僚宾友的陪同下，乘着一只官船，在五马江上游览。船内吹箫弹琴，猜拳行令，好不热闹!郑成功却无心玩赏。他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读书。郑芝龙看了，不便直说，吆喝一声：“升帆!”

帆升起来了，风儿将它鼓得满满的，船就像一支离弦之箭，“嗖嗖”地向前飞去。邓芝龙又叫了声儿子，说：“我出个对子，你对对看。”

“请父亲出上联。”郑成功抬起头来。

“你看对面那只舢板，尽管渔民拼命摇橹，可怎么也赶不上我们，所以我以为：‘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这就是上联。”

邓芝龙出的这个上联，实在不好对呀!原来他语带双关，表面上说是拼命摇橹不如升起船帆，实际上“橹速”是影射周瑜的谋士鲁肃，“帆快”是隐喻刘邦的参将樊哙，其真意是“文官不如武将”。要找到两个历史人物，又利用谐音，完成这个对偶句，实在不易呀!但郑成功聪敏过人，很快就想出了下联：“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语音一落，满座叫绝。原来这也是个双关语，表面上说是笛声清脆但比不上萧声和谐，实际上“笛清”暗指宋仁宗驾下的大元帅狄青，“箫和”暗指协助刘邦治国平天下的丞相萧何。其真意是“武将难比文官”。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邓芝龙暗暗感到自己以前的做法似有不妥。从此，他再也不干涉郑成功攻读诗书了。郑成功一边读书，一边习武，终于成为赫赫有名的文武全才。

唐朝有个写诗很多的少年天才——白居易。

白居易五六岁便开始作诗，九岁时对诗的声韵就非常熟悉了。母亲是个慈爱、严格又有文化的妇女，充当白居易的启蒙教师。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她总是拿着诗书教导儿子，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也有偷懒的时候。这时，母亲不去打骂他，而是讲道理，督促他把漏下的学习任务一点一点补上。

就这样，白居易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

有一次，他拿着自己的几首新作，来到在当时很有名望的诗人顾况俯前，顾况漫不经心地瞟了一下名帖，等他一翻开，眼神就像被磁石吸住了，禁不住韵味十足的吟诵起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哇，好!能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想在任何地方住下去，都不是难事!快请进!快请进!”

看到写诗的人竟然是一位少年，就高兴的与他谈起作诗来，不知不觉的就谈到了天黑!这一年白居易才16岁。

从此这个会写诗的少年天才的名字，一下子在长安城传开了。

白居易写的诗，生动流畅，连没有什么文化的老婆婆都能明白。可是谁能想到，他那里是什“天才”，他学写诗花了多大的心血啊。

成名后，白居易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他还是一天天不停的读了写写了读......白居易给后世留下了3千多首诗歌，成为唐代写诗最多的诗人之一。

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音xū)

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yìn)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约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查理斯·“查理”·卓别林爵士生活在咆哮的二十年代，他最为人所知的大概就是他所主演的喜剧电影，而关于他的故事却不得不讲。卓别林的父母并非他的好榜样——他的母亲因婚外情生下两个私生子，而父亲又在卓别林年纪尚轻的时候离开了家庭。他的母亲由于梅毒和营养不良变得疯疯癫癫，最终死于肝病。

他的成年生活也并不令人神往——他曾经甚至被强迫抚养一个并非他亲生的孩子。一个年轻女人声称她的孩子是卓别林的，但血液检测显示这个孩子并不是卓别林的，可法官在法庭上拒绝承认这份验血结果，因此卓别林不得不为这个孩子支付巨额抚养费。即使在他死后，他也未能获得安宁。1977年，卓别林的遗体被盗，盗匪以此为筹码来索要赎金，但约在两个月后他的遗体就被找到了。

孟尝君本名为田文，是齐国贵族，他继承了其父田婴的爵位，得号孟尝君，封地于薛。他先后任秦、齐、魏三国相国，其门下亦有食客数千，是闻名于各诸侯国的贤能之士。

秦王仰慕他的贤名，多次邀请他前去秦国。孟尝君知道秦国的险恶用心，于是多次拒不前往。公元前299年，孟尝君奉齐王之命，迫不得以前往秦国。秦王想要将他收为己用，就将他封为相国。但是考虑到孟尝君乃是齐国宗室，若在秦国执掌大位，恐对秦国不利，所以就想将其除去。

孟尝君知道秦王的意图，所以暗中讨好秦王宠妃，让其为自己求情。于是，秦王将孟尝君放回齐国。然而秦王后又后悔纵虎归山，当他派人追杀孟尝君的时候，孟尝君已经在其食客的帮助之下，逃之夭夭了。

由此，孟尝君与秦国结怨。

孟尝君归齐之后，就开始担任齐国相国，执掌国家大事。他联合韩、魏两国，共同击败了秦国和楚国。后来，贵族田甲谋逆，孟尝君被齐王所疑，为了避难，孟尝君称病归隐。

不久之后，孟尝君离开齐国，投奔魏国，在魏国担任宰相，他联合秦、赵、燕共同伐齐，直到齐国新君继位，孟尝君才开始与齐王亲近起来，但他从此以后都保持着中立的立场，不为任何国家效力。

孟尝君去世后，齐、魏就灭掉了孟尝君的封地，也没有给他留下后嗣。

“天王巨星”苏东坡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翻墙跑回家中。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苏轼是个悲剧人物。他重气节、有志向。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21岁那年中进士，没想到刚刚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

苏轼做主簿、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苏轼反对“新法”。他写了几篇文章如《商鞅论》、《拟进士廷试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而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则是公开的全面攻击了。

王安石是敬重苏轼的，认为苏轼“乃当今奇才”。虽然，苏轼和他政见不同，但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问“可用苏轼时”，王安石说：“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苏轼”。苏轼呢，也感到京城难呆，便再三请求外调。之后几年，他做过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罢相，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越来越多地混入变法派。严肃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谏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他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过了七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虽未能完全消除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但又不满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旧党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于是又请外调。到宋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难过，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后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

苏轼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他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他对王安石有意见，对司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献媚取悦，以谋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时机已到，或说苏轼非议新法、讥蔑王安石，或说苏轼不满旧党，痛骂司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皇上将信将疑，命人查办，均无所得时，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了结。可惜，苏轼无辜蒙冤，闭门待罪，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

苏轼才高德重，却不善走“钢丝”，那样为求活而求活，对他来说很难活着，就算勉强活着，也会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开端和相同的归宿，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这其中，有崇高、有伟大、有卑劣、有渺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这豪迈雄放的词，出自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词一经出现，就一扫北宋词坛一百多年的靡丽风气，开创了一代新词风。他创立的宋词豪放派，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方式和内容，打开了宋词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使词终于成为一种与诗一样流芳百世的文学体裁。

苏轼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还是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后人把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为“三苏”。

苏轼二十一岁那年，和弟弟苏辙进京考试，结果两人同时考中了进士。

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他一心想选拔一些有才能的读书人。他在试卷中看到一篇论文，题目是《刑赏忠厚论》，写得非常精彩。他本想把这个考生定为头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怕别人说长道短，就定为第二名。直到发榜以后，他方才知道原来这篇论文是眉山来的应试青年苏轼写的。

苏轼考取以后，去拜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与他交谈了好一会儿，更加喜欢这个才华横溢、气度不凡的青年了。事后，他感叹地对人说：“苏轼这青年可说是善于读书，善于用书了，将来他的文章一定独步天下。”又说：“我应该赶快退避，让他出人头地。”“出人头地”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人们听到了欧阳修这番话，开头很不服气。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诗文，不得不信服了。

苏轼考上进士以后，开始做官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接连两次上书朝廷，认为变法有问题。当时，正是王安石当政。苏轼不愿留在京城，就请求去外地做官。

苏轼为官，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曾在徐州、湖州、杭州等地当过地方官。每到一地，他总要为当地百姓办一些好事。

他在徐州的时候，黄河在澶州决口，洪水滔天，淹了很多州县。大水很快冲到了徐州，徐州百姓慌了手脚，富人纷纷出城逃命。苏轼担心富人一跑，民心动摇，就对富人说：“有我太守在，决不让洪水进城!”

把人心安定以后，苏轼请官兵一道抗洪，筑了一道长堤。大雨日夜不停，洪水不断上涨。苏轼在城头搭了一间小屋，日夜住在里面，指挥抗洪，即使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回家探望。他派官吏分段防守，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他在杭州的时候，发现西湖淤塞。他奏报朝廷，疏浚西湖。他用了二十万民工，深挖河床，用挖出的泥，筑成一条长堤，这就是著名的苏堤。

长堤筑成了，苏轼又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一来，西湖的景色更美了，简直像一幅图画。他曾写了一首诗，形容西湖在晴雨两种不同天气中所表现的不同风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第一句写晴时的水，第二句写雨后的山，写出了晴雨时的不同景色。三、四两句把古代美女西施(西子)来比西湖，说不管她如何打扮，总是那么美丽动人。这首优美的小诗，历来被认为是歌咏西湖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以后，人们又把西湖称为“西子湖”了。

苏轼一生做了四十来年的官，在朝廷中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怎么得意，经常遭到排挤打击。他曾经多次被贬官。有一回，他还遭人诬陷，被押到京城，在大牢中关了上百天。他在晚年还被贬逐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他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好不容易恢复官职，迁还内地，第二年(公元1101年)，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就在常州病死了。

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文豪。前面说到，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当时，欧阳修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宋神宗尤其爱读他的文章，进餐时，侍奉的人送上饭菜，神宗却读得忘了用餐，口中还连声称赞说：“天下奇才!天下奇才!”那时的读书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把他的文章作为学习的范本。他们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苏轼一生留下了四千多首诗。他诗思敏捷，诗写得又快又好。有一回，他从老家去京城，坐船沿江东下，途中诗兴勃发，一下子写了四十多首。他的不少诗作都很出色，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富有哲理，已成为人们传诵的名句。

苏轼还是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我国古代楷书最重要的流派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等，在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苏(轼)、黄(山谷)、米(芾)、蔡(襄)”，苏轼都列名其中。直到现在，还有人写他的书体。

苏轼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他善于画枯木怪石，自成一体，传世的不过两三幅，已都是稀世奇珍了。他自己评价他的画说，有一幅《寒林竹石》，“已入神品”。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苏轼还通晓医药学。后人把他这方面的论著和大科学家沈括的医药书合在一起出版，称为《苏沈良方》。

苏轼可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孔融让梨”是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一个道德教育故事，是中国古代东汉末文学家孔融的真实故事，教育人们凡事应该懂得谦让的礼仪。《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即出于此。

原文：孔融，字文举，东汉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孙，泰山都尉孔宙次子。融七岁时，×月×日，值祖父六十寿诞，宾客盈门。一盘酥梨，置于寿台之上，母令融分之。融遂按长幼次序而分，各得其所，唯己所得甚小。父奇之，问曰：他人得梨巨，唯己独小，何故?融从容对曰：树有高低，人有老幼，尊老敬长，为人之道也!父大喜。

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铁腕反腐”的先锋，他制重典，用酷刑，严厉打击官员腐败行为，使明朝初期出现了可喜的“洪武之治”局面。不过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惩治腐败，朱元璋竟然连驸马都杀了。

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饱受元朝官吏的盘剥敲诈，对官员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行为深恶痛绝。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便开始大举反腐。他制定出台了《明大诰》等律令，发明了“剥皮楦草”的酷刑，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清，吏治清朗达百余年。

之所以取得这样显着的反腐成就，与朱元璋“铁腕反腐”是分不开的。在整治吏治过程中，朱元璋始终坚持铁腕冷面，绝不手软，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他亲自下令斩杀驸马欧阳伦便是其反腐历程中最精彩的一笔。

朱元璋共有16个女儿，其中他最宠爱的便是聪明伶俐的安庆公主。因此，朱元璋在为爱女遴选驸马上费了很大心思。最终，朱元璋看中了欧阳伦。史书对欧阳伦的记述不多，只介绍他是进士出身，生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做主，将爱女安庆公主嫁给欧阳伦。欧阳伦做了皇家的驸马后，对公主温柔体贴，百般恩爱，所以深得公主的欢心，加之他官至驸马都尉，于是，便仗着皇亲国戚的权势和威望，生活开始腐化起来。他先是花巨资装修了驸马府，装得比皇宫还富丽阔气;接着又到处搜集奇珍异宝，一时间门庭若市，各地官员争相登门“献宝”。但是欧阳伦对钱财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很快就发现了一条“暴富”之路，那就是走私茶叶。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了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就用中原地区产的茶叶去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因此茶叶便成了明帝国的战略物资。朱元璋颁布了《茶马法》，严禁走私茶叶。但在利益驱使下，欧阳伦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手中的特权，开始委派家奴周保，私下里动用官府车辆和征集民间车辆，大肆走私茶叶，“数遣私人贩茶出境”，从中牟取暴利。周保仗着主人的权势，骄横异常，指挥着庞大的走私茶叶车队擅闯关卡，不纳税、不下马，但凡有地方官员阻拦，非打即骂，其主子欧阳伦更是蛮横无理，甚至亲手暴打蓝田县河桥司巡检税吏。被打官员气愤不过，便将驸马走私茶叶之事告了“御状”。

朱元璋闻讯大发雷霆：“朕才行一法，乃首坏之!”——我刚刚颁布一部《茶马法》，你作为驸马就带头违犯，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朱元璋命人将欧阳伦捉拿问罪。马皇后和安庆公主母女俩一听朱元璋要斩杀女婿、驸马，急急忙忙跑进宫来，为女婿和驸马求情。

对于驸马欧阳伦的罪行，朱元璋已经全部审清，地方官员所奏情况全部属实，欧阳伦也对自己走私贩茶、违反国家法令一事供认不讳，所以朱元璋决定依法处死欧阳驸马。朱元璋深知处死驸马的后果——爱女安庆公主将成为孤苦伶仃的寡妇，他和马皇后也将失去爱婿，皇家的脸面也将丢失。但他冷静下来一想：不杀驸马，何以服众;驸马不死，国祚怎安?于是，朱元璋毅然决然地处死了驸马欧阳伦及周保一干人等。此举令全国震惊!官吏们从朱元璋处死驸马一事中看到了皇帝反腐的决心，于是，全国震悚，腐化贪污之风骤然遏止。

朱元璋大义灭亲，不但巩固了明初的基业，也成为朱元璋依法治国、铁腕反腐的一则范例，流传后世。只是到明中后期贪腐盛行，从这一点上来说，反腐最终还是需要制度和监督来彻底解

【1】 《屈原放逐沅、澧的故事》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诽谤、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应该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今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必须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意义的高尚。

【2】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3】 《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

法国作家雨果中学时代是个“诗歌迷”。在他的书桌抽屉里，藏着一大摞写满诗歌的笔记本。他视这些笔记本为宝贝，每当离开教室的时候，总要给抽屉上好锁，唯恐笔记本会“不翼而飞”。

在雨果读书的中学里，有两个思想保守的人物。一个是校长高底埃，另一个是数学老师德高特。他俩都反对学生写诗，认为这是“非分”的事。尤其是那个德高特，经常偷偷监视学生的行动。只要发现哪个学生稍有“不轨”，准要到高底埃校长那儿告上一状。

有一天晚上，雨果突然发现自己书桌的锁被人撬开，笔记本一本也不见了。他大惊失色，急得直跺脚，心想，这事准是讨厌的德高特干的。

雨果果然没有猜错。第二天，他被人叫进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只见高底埃和德高特正襟危坐，脸色阴沉，桌子上放着一摞笔记本。没等雨果开口，德高特先质问起来：“学校曾三令五申，学生不准写诗。你怎么胆敢违抗呢?”

“可谁允许你撬别人的锁?”雨果反问一句。

德高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没想到小小的雨果竟敢和自己顶嘴。

“你想被学校开除吗?”“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高底埃和德高特面面相觑。他们心中火冒三丈，但又不想把矛盾激化。“拿走你的笔记本吧!”高底埃无可奈何地说，接着，又讲了一套学生应当循规蹈矩的大道理。但雨果仍然认为，学生写诗是没有错的。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校长办公室。

哲理：人的一生总该有自己的坚持，这是一种信仰，是生活给予的勇气。

【4】 《邱吉尔的长寿秘诀》

邱吉尔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着名人物，而且是英国历任首相的长寿者，他整整活了90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善于睡眠。

邱吉尔精力充沛，一向是大干、酣睡。在其任职期间，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极不稳定，瞬息万变，国事极其繁忙。他日理万机，每日睡眠时已精疲力尽，躺下便睡着，从不失眠。他常对记者说：“我每天大约在半夜三点睡眠，上床时如释重负，睡得很香。”

早八点左右，邱吉尔醒来后，先是躺在床上看看报纸、电报和其它急件，然后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直到中午才起床。邱吉尔在介绍长寿经验时说：“如果有地方坐着，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着，我决不坐着。”

邱吉尔每天还保持一个多小时的午睡，以便养精蓄锐，使晚上精神充沛。他常常向周围的人们宣传午休的好处，劝他们向自己学习。因而效法他的很多，据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等就曾模仿过他的午睡方法。

除此之外，邱吉尔还十分喜欢运动，常常在午睡前后和晚饭前后骑马、打棒球、画画、观赏动植物，有时还砌一会墙，做到动静结合、劳逸结合。

哲理：能让内心保持宁静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人。“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一个人心浮气躁时，方寸已乱，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进退无据，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反之，心静神定，泰然自若，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为人处世就不会失于轻率。每临大事有静气，方为大家风范。

【5】 《毕加索：时间的光线》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个性，看到不同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同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不同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同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美丽，生活原本可以如此丰富，精神原本可以如此充实。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诸多领域都很有成就。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三苏”，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天资聪颖，在父亲苏洵的耐心教导下，他小小年纪就已经读了很多书，经过几年的奋发努力，苏轼的学业大有长进，亲朋好友都称他是一个难得的神童，说他以后一定是文坛的奇才。

苏轼在一片赞扬声中变得有些骄傲了，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有一天，苏轼写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并把对联贴在了门前。也就是说，苏轼说自己认识所有的字，而且读完了世界上所有的书。

一天，一位白发老翁路过苏轼家，看到了这副对联。看过之后，老翁觉得苏轼过于自信，于是笑了笑就走了。

两天后，老翁拿着一本书来到苏家，要见苏轼。他说自己才疏学浅，特来向苏轼请教。苏轼满不在乎地接过书，结果翻开一看，上面的字他竟然一个也不认识，顿时红了脸。老翁见状，不动声色地对苏轼说：“请你赐教。”苏轼非常着急，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鼓起勇气告诉老翁，这些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老翁听了这话，捋着胡子大笑道：“苏公子，你不是已经‘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一个字也不认识呢?”说完，老翁拿过书扭头就走了。

苏轼感到非常惭愧，他绞尽脑汁，终于从老翁的话中悟出了真谛，于是提笔来到门前，在那副对联上加了四个字，使对联变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苏轼发誓要活到老，学到老，最后终于成为文学界和书画界的佼佼者。

学海无涯，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只是凤毛麟角。我们要用永不满足的态度来对待学习，一旦骄傲自满，必定会使前进的脚步停止。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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