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名人故事简短（精彩20篇）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jiang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订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构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上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guo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jiang介石，就运来了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困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提起袁姗姗，她的标签除了曾经遭受"黑粉"攻击的网络暴力事件外，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称谓-"马甲线女神"!此外她自己正奔着"暑期档笑花"这个目标前进。

从被网友质疑演技，到通过《煎饼侠》突破自己的演戏瓶颈、不断发掘自己的喜剧天赋，袁姗姗一直都以正能量的面貌示人，她热心做公益、不怕接下扮丑的戏路、积极锻炼身体，从被黑"到"演技突破"的翻身仗。她甚至反转角色，在电影《所以......和黑粉结婚了》饰演一个"黑粉"。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 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李泉清回忆录《打鱼》

(李泉清)

那天，刚吃完午饭，韩光臣打来电话:“哎，老三，吃了没?打鱼去?”

“吃了，中啊，现在就走啊?”

“走啊”

“好，我在晒着被子，我拿了被子，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收拾好被子，穿上袄，出了门。

老远就看到韩光臣在道门口外，停着摩托车在等着我。

“上哪弄了辆摩托车?以前没见你骑过。”我问。

“去年他姨夫给我的，我说是我那摩托车坏了，捞不着去打鱼了，他说正好他那摩托车不骑了，没地方放，叫我骑。”

“这车还挺新，还是125，好车啊!”

“车还很好，他买来没骑几天，买了轿车，不骑了，天天在家扔着。”

“好使啊不?”我问

“很好使，就是难启动点儿，电瓶坏了，得用脚蹬，很难启动，没有二十脚起不来”

“电启动的?换上块新电瓶啊!”

“待两天着，”韩光臣一面说着，一面不停地蹬着启动杆。

终于，启动起来了。

韩光臣开车有些猛，随他的脾气，莽莽撞撞的。加上125车速又太快，风“呼呼”地从耳边飞过。

“慢点儿，开这么快咋?”我有些害怕。

“这还算快?这才跑多少啊?我自己一个人，像前面那些车，我超着当玩”

“不行，不行，慢着点儿，限速，限速40”

我劝阻他。

“好好，限速40”，他答应着，把车速减了下来。

过了牛头村不远，不再是几年前的样子了，以前是正直往北走的，现在却往西拐弯了。

“哎，路改了?”我问。

“早改了，这不是上大西环嘛!你天天在家里闷着，不出门，这都不知道!”

“自从修了大西环，没开到过这里”

跑在大西环上，感觉一切都很陌生。

以前去寇家坞，都是从牛头村一直往北走，没岔路，现在一改道，迷路了。不知道哪儿哪儿了。

车子三拐两拐，来到双皇城水库。

终于明白过来了。

双皇城水库，以前我还是来过的。

位置坐标渐渐清晰起来。

“这不是，南边是寇家坞，那是小寇家坞，那是李家坞”，韩光臣指画着。

“我知道了，来到这里我就知道了，双皇城水库，我以前来过，不过，自从修了以后我还没来过”

就他妈的二十来里路，居然还给弄懵了，丢人!

停好车，韩光臣换上雨裤，提着网进了水库周围的围挡里，我提着水桶跟了进去。

“不让进啊?”我问。

“这不用铁栅栏围着嘛，不让打，偷着”

“你以前常来啊?”

“来过几次，碰到有人来撵，就赶紧走”

头一网下去，居然就打了一条。鱼不大，大约有十来公分。不过，我俩都很兴奋。开门红嘛!

“这是什么鱼?”我问。

“梭鱼，这里净梭鱼，没别的”

韩光臣在前面抡网，我在后面跟着。

接下来一连好几网，都是空的。

“今天风大，天冷，鱼不出来”韩光臣说。

“哄哄它，用砖哄哄它?”我提议。

“别，一哄都把它吓跑了，更没了，梭鱼跑得很快”

又是一连几网，还是没有。

继续往前赶。

“前面好像有雨群，你看前边，”韩光臣冲着前面嘟囔。

悄悄走近。

“哗”，鱼网像个张开的大伞，渐渐沉入水中。

韩光臣一边轻轻拖拽，一边轻轻抖动着鱼网。

“哎!有!”我看到一条白色的鱼渐渐露出水面。

“哎，好几条!”我惊喜。

“打着鱼群了!”韩光臣咧着嘴，喜得合不拢了，“这会还差不多。”

他从网里往外摘，我往水桶里放。

一条，两条，三条，……

十八条。

好吉利的数字。

“这一网还中，就算是不打了也中了，”韩光臣满脸喜悦。

后来又打了几网，只打了一条。

起大风了，地上的碱土和杂草被卷上了天空，胡乱地飞舞，电线被刮得“呼呼”直响，挺吓人的。

“不打了，回家”韩光臣说。

收拾好家什，往回赶。

一路上，风越刮越大，摩托车都感觉有些摇晃，不大走辙了，天很冷，扶着摩托车的手都冻僵了。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可是，在他少年时代，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

他四岁失去父亲，全家就只靠他母亲一个人来维持生活。母亲不愿欧阳修失学，于是，自己当了教师。家里贫穷，买不起文具，欧阳修的母亲就想出了别的办法。她看到沙滩上有鸟兽走过的足迹，认为在沙子上面也可以写字。

于是，她就让欧阳修到沙滩上搬些沙来。她在家里选了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挖成深坑，然后，把沙倒下去铺平。这样，小小的沙坑便代替了笔墨纸砚。学习的时候，他的母亲折断一根荻草，在沙面上画出一个生字，等欧阳修学会了，便用手把沙子弄平，再写一个。欧阳修也利用这个地方来做练习。

母子两人，一教一学，教的认真，学的起劲。后来，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许多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沙坑帮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黄庭坚，字鲁直，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名字是中过进士的父亲给他起的，“庭坚”是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有追慕古代大哲之意；以“鲁直”为字，是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事后证明，黄庭坚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宗时，在司马光的推荐下，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三年后出任宣州知州。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本《神宗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负责审查的蔡卞在鸡蛋里挑骨头，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非谤。于是皇帝下诏，令他入京，等候受审。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经史官们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下32件琐碎的表述还有待查清，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的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用它在河中挖掘泥沙，效果很差，劳民伤财，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面对气势汹汹的诘问，黄庭坚淡定地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整个庭审过程，他语气中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而且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最后连过堂的人都暗地里伸起了大拇指，称赞他胆气豪壮。

结果事实没有成为问题，态度倒成了最大的问题，他因此触怒了皇帝，被贬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

贬谪的诏书下达，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睡得还格外地香。旁人看他喜形于色，好心地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即使被流放到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再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庭坚淡然处之，只是一身正气的他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他取别号“山谷道人”，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黄庭坚在《书缯卷后》一文中，道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说：“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俗，俗了便无药可医。什么是不俗呢？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然而临大事的时候，他的气节却不可剥夺，这就是不俗之人。

因为不俗，所以优秀，黄庭坚就是因此而为人所铭记吧。

20岁的年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多还在学业的门径处徘徊，闲暇时打打电脑游戏，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漫游。

而遥想当年，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从10岁学习古文开始，就已身负书写历史的责任。20岁时，他迈出了自己名山事业的第一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不无自豪地谈及年轻时的这次壮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首先是通过“上会稽”和“窥九疑”向虞舜、夏禹表示敬意。按照古籍的记载，会稽和九疑，分别是舜、禹墓葬的所在。司马迁的文化访古之举，来源于他对《尚书》和《春秋》等古史的熟习。身居史官世家，司马迁能够看到当时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典籍。据今人统计，《史记》中司马迁利用或见过的典籍，包括汉朝的皇家档案，有103种。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司马迁是实实在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者。在52万言的《史记》中，司马迁此次壮游的印记，不时出现在他对历史感慨的笔端。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特别提到自己曾南游到长沙郡，看到屈原自沉之处，想到其悲剧人生，不禁为之落泪。也是在楚国的旧地，他见到了当年春申君所拥有的富丽宫室。他南登庐山，观览大禹曾疏导过的九江。在会稽，司马迁详细了解了越王勾践的故事。此前，他已经在载籍中知道了吴越之地与中原的渊源关系。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古史传说，以及被秦王朝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

齐鲁之地，学术发达，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司马迁说自己看到孔子故里的车服礼器，流连忘返，于是专门在那里学习饮宴和射箭的礼仪。

至于司马迁说到的“厄困鄱、薛”，可能是他在那里碰上了不愉快的事儿。司马迁在写孟尝君时提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他认为，是因为战国时孟尝君广招宾客，鱼龙混杂，使当地风气大坏。到西汉时仍是如此。

秦汉之际群雄逐鹿，是司马迁实地考察的重点。在淮阴，当地人向他讲述了韩信年轻时的故事。当地人说起韩信少有大志，连他母亲的坟墓都建得与众不同。司马迁亲自去看，果然。

丰沛之地，汉初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均出身于此。刘邦曾为“沛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都是当地人。司马迁到丰沛广问当地遗老，又参观了这些汉室名臣的故家所在。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口里，司马迁听到了这些风云人物的许多逸事。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这次壮游有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此行经地极广，则非常确实。王国维曾经专门研究过司马迁的出游路线，有趣的是，司马迁的行踪，与秦始皇南游东巡的路径，多有重合。是司马迁有意追寻秦皇的足迹，还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下，这是一条经典线路，我们同样不得而知。20岁壮游之后，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新开辟的巴蜀诸郡，又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侍从武帝出行，足迹几乎遍于全国。所以，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司马迁可以说是在漫游中寻找历史的现场感，为书写历史做准备。他的写作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甚至认为，《史记》的文笔好，也和司马迁的壮游有关，“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也。”

1933年1月，希特勒一上台，就发布第一号法令，把犹太人比作“恶魔”，叫嚣着要粉碎“恶魔的权利”。不久，哥廷根大学接到命令，要学校辞退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纯犹太血统的人。在被驱赶的学者中，有一名妇女叫爱米·诺德（A。E。Noether 1882—1935），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时年5l岁。她主持的讲座被迫停止，就连微薄的薪金也被取消。这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女性，面对困境，却心地坦然，因为她一生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

诺德生长在犹太籍数学教授的家庭里，从小就喜欢数学。1903年，21岁的诺德考进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她听了克莱因、希尔伯特、闽可夫斯基等人的课，与数学解下了不解之缘。她学生时代就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25岁便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女数学博士。

诺德在微分不等式、环和理想子群等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她连讲师都评不上，在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强烈支持下，诺德才由希尔伯特的“私人讲师”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名女讲师。接下来，由于她科研成果显着，又是在希尔伯特的推荐下，取得了“编外副教授”的资格，虽然她比起很多“教授”更有实力。

诺德热爱数学教育事业，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她终生未婚，却有许许多多“孩子”。她与学生交往密切，和蔼可亲，人们亲切地把她周围的学生称为“诺德的孩子们”。我国代数学家曾炯之就是诺德“孩子”们中的一个。

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诺德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去了美国工作。在美国，她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样有她的“孩子们”。1934年9月，美国设立了以诺德命名的博士后奖学金。不幸的是，诺德在美国工作不到两年，便死于外科手术，终年53岁。她的逝世，令很多数学同僚无限悲痛。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悼文说：“根据现在的权威数学家们的判断，诺德女士是自妇女受高等教育以来最重要的富于创造性数学天才。”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时韩国人，我国古代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韩子”、“韩非子”。他博学多能、思维敏捷、善于着述，堪称当时的大手笔，但他不善言谈，这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制约个人发展的阻力。

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韩非忧国忧民，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但都不被采用。于是他发奋着书立说，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文中，他比较了各国变法的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在研究着述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观，并且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的思想理论经后人编辑整理，辑成《韩非子》一书，流传至今。

在《韩非子》一书中，寓言故事非常丰富，达340多个，风格幽默，语言浅近而意蕴深刻，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展示，这也是韩非寓言的一大成就。

后来，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得到韩非，秦国发兵攻韩，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秦国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将其下狱。不久，韩非被毒死狱中。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我国出现了许多的爱国名人，他们都是为了祖国而放弃自己的美好生活，小编收集关于爱国名人的故事，欢迎阅读。

1、 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2、吉鸿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3、华罗庚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4、茅以升

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是留学国外又回国服务的。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1916年20岁时，到美国留学，成为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研究生，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为了获得实践的机会，他晚上上课，攻读博士学位，白天到一家桥梁公司实习，亲手绘图、切削钢件、打铆钉、油漆，终于成了一个既懂理论又有技术的人才。美国人很佩服他，一份份聘书从各地寄来，请他担任工程师。

但是，茅以升没有接受聘请，而是决定回国了。美国有些人劝他：“科学是没有祖国的，是超越国界的。科学家的贡献是属于全人类的。中国条件差，你留在美国贡献会更大。”茅以升回答：“科学虽然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

1919年，茅以升带着一身本领回到国内，开始了为国造桥的事业。现在浙江省钱塘江上那座雄伟壮观的大桥，就是茅以升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5、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6、肖邦

肖邦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他在国外经常为同胞募捐演出，为贵族演出。1837年严辞拒绝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肖邦晚年生活非常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他临终嘱附姐姐路德维卡把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

7、文天祥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到土牢里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

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将军，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就死，还说什么鬼话!”于是，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慨就义了。文天祥生前，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8、詹天佑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读了《102个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被名人们的精神给打动了。如意志坚强的牛顿、无私谦虚的达尔文、拼命钻研的爱迪生和不拘小节的爱因斯坦等等。尤其是爱迪生坚持不懈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读到“车长气急了，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扔了出去，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一只耳朵打聋了。可是爱迪生钻研科学的决心没有动摇。”时，我不由得惊呆了，我想：车长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爱迪生做实验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车长已经是铁了心不让爱迪生做实验，但是爱迪生却仍坚持做实验，没有因此而放弃。在我的学习中，我为什么没有这股劲头呢?我为什么不能像爱迪生一样持之以恒地对待学习呢?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正在做一道奥数题，用了许多办法都解不出这道题，心情十分烦躁。一气之下，我躺在床上，大哭起来，心想，我还做什么奥数题，做不做都一个样，还不如不做。结果，在父母的劝说之下，我重新回到座位上，解出了这道奥数题。如果我有爱迪生这股学习的劲头，不用父母的劝说，自己能主动回到位子上该多好呀!

而更使我佩服的是，那时候爱迪生靠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不断钻研。而我现在，读书的时候需要父母催，不能主动，有时还偷懒。和爱迪生的主动学习相比，我还需不断磨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

通过读爱迪生的故事，我得到的启示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主动去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讲了许多名人的故事，深受我的喜爱。还有我们曾经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的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者，是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时的女王伊丽莎白非常喜欢他，他出版了许多有关法律的书。在他18 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使他和宫廷疏远了。1618 年，因培根严重触犯了法律，把他赶下了政治舞台。1626 年，他在雪地里做了一次冷冻试验之后，由于受寒而病倒，不久便去逝了。

啊！培根，多么伟大的哲学家啊！为了试验而失去了生命，他对科学的执着让我敬佩，让我难以忘怀。

我现在非常喜欢看《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那些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正像培根说的那样：用伟人的事迹来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从小，他就是一个命苦的孩子。父亲患有糖尿病，不能干重活。母亲患有精神病，连自己都管不好，更不用说管孩子。父母是孩子身后的大树，为他们的成长遮风挡雨，但他没有这样的大树，经常被一些同龄的孩子辱骂和追打。从记事起，没有孩子愿意和他一起玩，他们经常远远地朝他身上扔泥巴。他一边左右躲闪，一边狼狈地朝后退，结果一下子掉进身后的臭水沟里，全身又湿又臭。在孩子们的一片哄笑中，他使劲地低下头，蜷缩着身子，双手抱头，泪水混着脏水，从脸上啪啦啪啦地往下滴。这样的欺侮每隔几天就会上演，他只是别人眼中的小丑和笑料。

7岁那年，他上了村里的小学。在班上，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他就像一根孤零零的小草。孤僻的他变得更加内向，不爱说话，没有人喊他的大名，都管他叫“石头”，在别人眼中，他就是一块又傻又笨的臭石头。一天，他一个人去村上大队部看电视，一档名叫《街头霹雳舞》的节目深深吸引了他。电视上演员那潇洒而充满美感的舞蹈看得他目不转睛、流连忘返。回到家，他也开始学着模仿，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不再觉得孤单。他的内心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拥有约瑟夫·杰克逊那样魔幻传奇的“月球漫步”。

上到初一，家徒四壁的家庭再也没有财力供他继续求学。退学那天，成绩优异的他在学校四周徘徊，久久不愿离去。这时，他的班主任张老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塞给他一张纸条。看完这张纸条后，他顿时泪流满面，深深地朝老师鞠了个躬，一步一步朝家走去。从这一天起，14岁的他成为家里的“劳力”。为了多挣一些钱，身体瘦弱的他选择到县城一家煤场打工。每天抬臂上千次打制煤球，然后把这些成型的煤球用板车送到客户家。回到煤场，他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但他会想起张老师的那张纸条。读着纸条上的话，他再累再乏，也会挣扎着爬起来，带着满身的煤灰跳起舞来。工友们都取笑他：“你这只一身煤渣的黑熊，难道还想跳什么天鹅舞?”对于讥笑，他一笑而过，那张纸条上的话在他心中激荡。

就这样，他干了整整5年。冬天拉着板车送煤球，好几次他的耳朵都快冻掉了。虽然这个工作又脏又累，干起来要人命，但他觉得这里离家近，能照顾到家人，工资也不错，一天能挣50～70块钱。他在煤球厂工作时，悟到了很多好的动作，他在舞蹈里加入了很多像打煤球、铲煤一样的新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他有了自己的“粉丝”，每次在路边跳舞都能引来许多人围观并为他鼓掌。有一次他跳完舞，就有个人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河南电视台举办的“你最有才”节目。他也刚好想到一个大的舞台上检验下自己跳得到底怎么样，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

初试的时候，他穿了一身送煤球的“工装”就开始跳了，他跳完之后，评委和200多名选手都很震惊，纷纷站起来为他鼓掌，但是也有评委笑着问他为什么穿这身衣服，他说：“其实我不是不尊重评委，但是这就是原本的我，没必要伪装自己。”他从容淡定，满脸微笑。就这样，他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杀进了高手如云的总决赛，获得了大赛冠军，捧走了30万元现金大奖，成为家喻户晓的“煤球哥”，被网友誉为“河南舞王”、“中原舞神”。刘欢传媒公司和本山传媒公司闻讯，都力邀他加盟。今年5月，闻名全球的《英国达人秀》也邀请他前往英国表演这种原生态的舞蹈。

天道酬勤，苦尽甘来。他的名字叫李新义，31岁的河南鲁山县农民。接受采访时，他打开了那张贴身保存了6年的纸条。上面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话：法国最著名的石头城堡——希瓦勒之理想宫。入口处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句话：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梦想的石头能走多远。

今天,我看了《绍兴名人故事》，其中的一篇“看白书”，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

“看白书”讲的是古代王充十八岁那年到洛阳求学时，看到了讲授经文的班彪知识渊博，讲学时广征博引，思想开阔，常常令自己感到才疏学浅，所以下决心以苦读来充实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于是他每天去书铺“看白书”。后来被店主感动，有了好书主动向他介绍，偌大京城，俨然成了王充免费的图书馆。后来王充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巨著《论衡》一书。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只要我想学习，妈妈哪本书不会给我买？而我呢，多余的时间总是出去玩，不肯多学点知识，总让妈妈生气。而王充在“看白书”的情况下，却成为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果不是靠他的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哪来这样的成就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好时代，如果现在还不好好学习，那么长大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有所改进了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不到24岁的穆罕默de·阿萨夫是加沙罕尤尼斯难民营的难民。为了能参加泛阿拉伯国家的选秀大赛“阿拉伯偶像”，离开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加沙为自己找出路，他偷偷溜出加沙到了开罗，又辗转黎巴嫩去参加海选。然而，由于加沙被封锁而延误，当他抵达贝鲁特时，报名已经结束。

绝望的阿萨夫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翻墙进入选秀所在的宾馆，但组委会依旧维持原来的决定。另一位参赛的巴勒斯坦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把名额让给他，并告诉他：“我知道我到不了最后，但你能。”

最后的结局很美好，阿萨夫战胜了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名决赛对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阿拉伯偶像”冠军的巴勒斯坦人。

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热议的话题。由于时差原因，“阿拉伯偶像”的直播时间是北京的凌晨，但我八十多岁的父亲每次都会不经提醒就守在电视前。他是一个老难民，经历过1948年那段屈辱的岁月，从故乡巴勒斯坦逃难到叙利亚。

他对阿萨夫的喜爱，与其说是一种支持，不如说是找回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一种对于失去故乡的情愫。

老人的这种执着也感动了从未涉足巴勒斯坦的4个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祖国通常只是一个名词，在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表时常被用到。

孩子们拼命拨打国际长途给阿萨夫投票，相信在这个时间，在欧洲和美国、智利、阿根廷、圭亚那等等国家和地区，有着无数和我状况相同的巴勒斯坦家庭。

阿萨夫的成功让别人知道了巴勒斯坦人不只会搞政治、搞游击队，他们也有能力在不同的领域大显身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艺术，甚至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还有着其他民族没有的东西，比如监狱文化。

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以绝食要求狱管为他们提供“阿拉伯偶像”的直播信号。在写给阿萨夫的信中，他们给出了史上最壮烈的支持——“你一定要加油，我们都在为你掉肉。”

在社交网站上，阿尔及利亚人给阿萨夫留言：“我们全家昨天都没有做菜，大家全部在看你。在这个周末，你就是我们的大餐。”

巴勒斯坦人的艺术作品反映现实，压抑的生活和以色列持续的占领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同时他们也通过音乐表达对和平的追求。

1988年出现在一张标志性照片上的投石男孩Ramzi Aburedwan，长大后成了为和平奔走的游吟诗人;3个以色列阿拉伯青年组成的饶舌组合DAM，唱出了《谁是恐怖fen子》《我需要自由》等代表巴勒斯坦人心声的歌曲，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欧美国家。

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发现，音乐是比石头更有效的武器。2009年初，在遭受以色列近一个月轰炸的加沙，人们唱出了《我们不会倒下》(We Will Not Go Down)，告慰一千四百多个亡灵。

对于三代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上一代是痛苦的一代，他们亲身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浩劫;我们是失败的一代，身在海外，对民族和国家的支持有心无力;而接下来将是模糊的一代，他们对未来不确定，对过去又不甚了解。阿萨夫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符号，让三代巴勒斯坦人统一起来，把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巴勒斯坦人、组织以及派别统一起来，同时也在阿拉伯革命这个大环境下，把所有支持民主自由、渴望公平正义的阿拉伯人统一了起来。

一位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老将军，解甲归田后办了个武术培训班，还迷上了古董收藏，他对每一件古董都沉迷至极，每天擦了又擦，看了又看，总是把玩不停，兴趣不减。

有一次，一群好友来到他的收藏室欣赏他的藏品，他眉飞色舞地给他们介绍古董，在介绍他最心爱的一只古瓶时，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他赶紧将古瓶一抱，才没有落到地上，可他在这一瞬间吓得面如土色，满脸是汗。这件事使他迷惑不已：自己戎马生涯大半辈子，不知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可为什么一只古瓶的脱落就使自己吓成这样？思来想去难以得到合理的答案。

他时常做梦，梦见古瓶跌得粉碎，梦见古瓶被盗去，梦见房子倒塌砸碎了古瓶。夫人见他这样很是心疼，无意中说了一句：“那古瓶还不如摔碎算了，说不定你就不会这样了。”一句话使将军恍然大悟：因为过于迷恋，才会患得患失，这是自己制造的心魔，使自己难以解脱。于是，他一咬牙将那只古瓶砸了，这夜，他居然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他是谁？他就是教出了卢俊义、林冲、武松、岳飞的周侗将军。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著孔融小时候家里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

有一天，家里吃梨。一盘梨子放在大家面前，哥哥让弟弟先拿。你猜，孔融拿了一个什么样的梨?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爸爸看见了，心里很高兴：别看这孩子才四岁，还真懂事哩。就故意问孔融：“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哩，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

你看，孔融讲得多好啊。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好孩子，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孔融四岁，知道让梨。上让哥哥，下让弟弟。大家都很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