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中国金花怒放的背后——李娜【汇总20篇】

2008年，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苏炳添收获了男子60米的金牌。并先后获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接力、全国田径冠军赛暨系列赛男子4×100米接力两块金牌。

2009年2月18日，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海站，苏炳添以6秒66的成绩获得男子60米冠军。5月15日，在玉林举行的第11届全运会预选赛暨全国田径锦标赛中，苏炳添以10秒28夺得男子100米冠军，并达到世锦赛B标;接力比赛中又代表广东队以39秒32的成绩夺得男子4×100米冠军。5月21日-5月30日，苏炳添踏上亚洲田径大奖赛苏州、昆山、香港三站赛，在男子100米和4×100米接力两项比赛中连夺5金。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代表广东队以39秒22的成绩夺冠。10月31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三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男子60米决赛，苏炳添以6秒65的成绩夺冠。12月12日，在香港举行的第五届东亚运动会上苏炳添以10秒33夺得男子100米冠军，以全年11金的成绩结束赛季。

2010年，苏炳添受伤病困扰，上半年基本上没有比赛，主要以养伤和力量练习为主。在年底的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苏炳添与陆斌、梁嘉鸿、劳义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78夺得冠军，并刷新全国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摘金后，中国接力队时隔20年再度封王亚洲。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今年是林肯诞辰200周年，美国人对这位总统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及，连他的DNA都不例外。首都华盛顿的“健康、医学博物馆”里，藏有一个玻璃盒，里面存放着林肯遇刺后留在抢救他的医生衬衣上的血迹，林肯的一些头发以及从他头部取下来的一些碎骨。有科学家提出，可以从这些血迹、头发、碎骨提取林肯的DNA，以判断他是否患有马凡氏综合征和其他疾病。

马凡氏综合征是先天的遗传性结缔组织疾病，最常见的症状是骨骼畸形。瘦削细长的身材、长脸、凹陷的眼窝——林肯的长相就是这样，很难看。林肯还可能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病变主要会累及脊髓、小脑和脑干。

一位对美国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总统，可能患有这些引起低能、残疾联想的疾病。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呢?美国人认为不会。美国马凡氏综合征基金会的人员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患有小儿麻痹症，该病因此更加受到社会重视。同样，林肯“也能极大地帮助人们认识马凡氏综合征”。明尼苏达大学基因学教授劳拉·蓝伦则认为，如果林肯患有遗传性共济失调，那是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人可以战胜生理残疾，成就伟大事业。

许多美国人都缅怀林肯这位“伟大的解放者”，但林肯并不是一位没有瑕疵的总统。2009年1月19日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让我们(国家)合为一体的人》的文章，提醒读者，在赞扬像林肯这样一位伟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历史上真实的林肯，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过于美好的国家神话。

政治领袖一旦成为国家神话，公众和历史学家就可能讳言他生前那些“不便多提的真相”。其实，又有哪一位政治人物一生只有光明而没有阴影呢?

林肯对种族问题的看法也与今天赞扬他废奴的人们所想象的不同。在1858年的竞选辩论中他声称：“我不想让白人和黑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平等。这两个种族是有实质区别的。我认为，这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地在一起生活。”他还认为：“黑人不宜成为选举者、陪审员，也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

林肯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许多美国人对他可能代表的国家主义心怀警惕。林肯深深了解霍布斯所说的雅种怪兽国家(“利维坦”)，但需要时却又有意将它引入美国的制度。

林肯与左派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更增加了他在美国的争议。1864年林肯连任总统时，马克思给他寄来了贺信，请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大使查尔斯·亚当斯转呈。信中说：“欧洲工人们本能地觉得，星条旗担负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1930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西班牙参战的美国左派组成了“林肯营”，还举行了“林肯——列宁”游行。

林肯于1809年2月12日与达尔文在同一天出生。威廉·赫登是林肯当律师时的合作人，他回忆说，林肯年轻时崇拜潘恩和伏尔泰，而且在许多人还没有听说过达尔文的名字时就阅读过他的著作了，“从此相信普世法则和进化论，再没有改变”。林肯从相信种族有天生差异到主张废奴的思想转变，是逐渐的变化，不是革命的飞跃。在林肯最不愿意谴责美国蓄奴制时，他已经知道，这个制度是“长不了的了”。

历史上的林肯不是一尊铸成石膏像的圣人，那个具体政策上有种种偏差的林肯和那个以远大眼光注视国家未来的林肯本是同一个人。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1899年底，26岁的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去檀香山开展保皇会的一些工作。檀香山属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要跟洋人沟通交流，没有翻译不行，翻译水平低了也不行。梁启超不懂英文，这就成了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障碍。何蕙珍小姐，就是此时与梁启超结识的，成为梁生命中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红粉佳人。

何蕙珍是华侨商人的子女，芳龄二十，精通英文，口语尤佳，那些本地男子都比不上她。而且何小姐有学问有见识，喜欢畅谈国事，多有见地，其16岁就为学校教师，巾帼不让须眉。那天晚上，何蕙珍父亲宴请梁启超，请他演讲，何蕙珍翻译。席间作陪的除了当地华商外，还有几十名当地西人名流，大家都仰慕梁启超之才，以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说为荣幸。梁启超本来心存顾虑，唯恐译者词不达意，谁知何蕙珍出色地完成了翻译。第二天整个檀香山的报纸，都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内容，一时间声名鹊起，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那天晚上，何蕙珍粗头乱服犹如村姑，梁启超根本没有将她打上眼。等到何蕙珍出场口译时，其目光炯炯，大放异彩，让梁启超惊为天人。梁启超演说完毕，何蕙珍跟他握手，含情脉脉地说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仅是爱而已。今生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愿来生能够跟先生相厮守。希望先生送我照片，了却我的心愿。一个女子初次跟梁启超见面，就说出这样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这不摆明了是求爱吗？梁启超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可惜他的表现却大煞风景，唯唯诺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到最后居然落荒而逃。

那时在檀香山，华人因为入乡随俗，早已经接受了西人恋爱自由的观念，因此何蕙珍这样的表白，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梁启超对何蕙珍也是心有所属，特别是知道何蕙珍在报纸上用英文与污1蔑他的造谣者论战时，更是非常感动，当即送去了照片，何蕙珍回赠了他两把扇子。

后来何蕙珍又托人前来提亲，表明愿与梁启超长相厮守的心愿，可惜梁启超以自己流亡之身，随时有生命危险，怕拖累别人又拒绝了，其后见面时更以兄妹相称，算是断了何蕙珍的念想，也给自己的檀岛之恋画上了句号。这可苦了何蕙珍，其他的男子都不能让她动心，她早就发誓此生非梁启超不嫁，从此抱定独身主义，终了一生。

鲁仲连，又名鲁连子，也称鲁连。战国时期齐国人。史书说他少有奇才，号“千里驹”，曾拜当时著名学者徐劫为师，学习辩术，刻苦认真，很受徐劫喜爱。

当时，齐国有个叫田巴的辩士，是当时明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据说此人雄辩天下，能“服狙丘，议缧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意思是说，他在狙丘、缧下一带地区发表演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将历史上的三王五帝、春秋时的五霸贬得一钱不值，也将“坚白”、“同异”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名家基本命题，说得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诡辩高手，却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鲁仲连的挑战。

有一天，鲁仲连对老师徐劫说：“田巴辩论的这些，都是一些虚妄的奇谈怪论，无济于世，有什么了不起？请老师抽时间领我去会他一会，煞煞他的锐气，也好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免得他再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徐劫说：“这可使不得，如果你输了，连我的名声也不好听。”

鲁仲连却信心百倍地说：“老师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就是了！”

其实，徐劫也对田巴不服气，更深信弟子的才华，巴不得让弟子和田巴辩上一辩；刚才那些担心的话，只不过是激将法罢了。他见鲁仲连如此有志气，也就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徐劫便带鲁仲连前去拜访田巴。田巴也久闻徐劫有个叫鲁仲连的学生，辩才很高，号称“千里驹”，也想会上一会。今天见他专程前来，急忙迎出。

徐劫来到田巴客厅，拉着鲁仲连的手对田巴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姓鲁名仲连，今年十二岁。他久闻您的大名，很想向您请教！”

田巴打量了一下鲁仲连，只见他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两眼有神，表情自若，不禁赞道：“听说你小小年纪，就号称‘千里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前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鲁仲连说：“听说田先生雄辩天下，国中无人能及。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您赐教。”

田巴说：“请讲。”

鲁仲连说：“现在我国南阳一带，有楚军压境，虎视眈眈；高唐也受赵国攻打，情况十分紧急；聊城又被十万燕军团团围住，形势更为严峻。不知田先生可想过退敌之策？”

田巴想了想，很难为情地说：“没有。”

鲁仲连说：“是啊，作为一个日服千人的辩论专家，在国家遭受侵犯的时候，想不出退敌计谋；在民众危难的时候，提不出安抚之策，那么，您的辩才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田巴听了，觉得鲁仲连说的有道理，深感内疚，低头不语。

鲁仲连又接着说：“我曾听人言，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当厅堂上的垃圾还没有清除时，您还顾得上到院子里去铲除杂草吗？在短兵相接搏斗的时候，您还去想如何防备远处射来的冷箭吗？现在面对国家的形势如此危难，您一筹莫展，却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像猫头鹰一样地哀叫。别人当面不说什么，可您走了之后，人人都在骂您啊！我以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才，应该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多解决点实际问题，少说点空话，才有价值。为此，我劝您今后少开口为妙。”

田巴听到这里，越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满脸通红地拉着鲁仲连的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尔后又对徐劫说：“你这个徒弟何止千里驹，简直是飞兔啊！”

从此，田巴闭门谢客，终身不再侈谈。

后来，鲁仲连学业期满，走上社会，周游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人排忧解难。他曾帮助赵国平原君解邯郸之围；也曾射书聊城，劝燕国占领聊城的将领认清形势，顾念当地父老的生命财产，放弃固守，书中情真意切，使燕将深受感动，以自杀来结束了这场战争，使聊城又回到了齐国手中。这就是后来有人记载的“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

齐王念鲁仲连射书救国有功，给他加官晋爵，但他坚辞不就，继续周游天下，后隐居海上，约卒于公元前238年。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

耽搁了两年学业，妈妈想让刘伟留级，他死活不干。在家教的帮助下，刘伟利用暑假将两年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他拿到班级前三名。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12岁那年，他进入北京残疾人游泳队，两年后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

“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刘伟跟母亲许诺。谁知厄运又来纠缠，过度的体能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警告说，必须停止训练，否则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与游泳说再见，走进了后来带给他成功的音乐世界。

练琴的艰辛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由于大脚趾比琴键宽，按下去会有连音，并且脚趾无法像手指那样张开弹琴，刘伟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每天七八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疼，双脚抽筋，脚趾磨出了血泡。三年后，刘伟的钢琴水平达到了专业七级。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刘伟演奏了一首《梦中的婚礼》，全场静寂，只闻优美的旋律。曲终，全场掌声雷动，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强者。去年，刘伟又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美国姑娘凯奇林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得出奇的胎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胎记逐渐变大，颜色也不断加深，胎记上还附着一些让人厌恶的毛发。很多人劝她去医院将胎记去掉，但都被凯奇林回绝了。虽然这块看起来让人生厌的胎记给凯奇林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她自己对此却毫不介意，反而把这块胎记当作与众不同的独特标签，因此每天生活得阳光自信。一路下来，凯奇林不仅实现了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还找到一个兼具才气与长相的男朋友。

凯奇林的父母都是佛罗里达州的普通教师，她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当她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很快，凯奇林在一家州立医院出生了，样貌很可爱，不过她脸上一块非常大的胎记让父母倍感焦虑。随着小凯奇林慢慢长大，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考虑到她脸上的胎记，建议先陪她去医院去掉胎记，然后再去上学。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凯奇林拒绝去掉这块胎记，因为她不认为自己脸上的胎记有什么可丢脸的。

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小凯奇林在父母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刚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学校。当她走进校门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盯着她看，有的议论纷纷，有些还捂着小脸偷偷地笑;不过小凯奇林毫不介意他们的看法，气势汹汹地走向了自己的教室。走到教室门口，别过父母后，小凯奇林在父母疼爱又有几分担忧的眼神中走进了教室。这次，她同样受到了很多小朋友惊异的目光和嘲笑，不过她依然自信十足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看到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垂头丧气，原本有些担心的父母放心地回去了。

去学校的头一个月里，班上老是有些调皮的小男孩故意逗弄小凯奇林，不过性格活泼开朗的凯奇林很快便征服了班上的同学，连那些以前逗弄她的小男孩都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就这样，小凯奇林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小学时代。当她去读中学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她面前，这次很多人还是劝她去医院把脸上的胎记去掉，不过凯奇林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脸上的胎记不会给她丢脸，反而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闪光点。凭借自己开朗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凯奇林又一次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在学校生活得顺风顺水。

由于成绩优异，凯奇林成功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美国戏剧学院。在整个大学期间，凯奇林认真刻苦地学习舞蹈和表演。一晃，几年的大学时光悄然流逝，凯奇林自信满满地去找工作。这一次她同样因为脸上巨大胎记的缘故而备受挫折，很多公司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去做整容，将胎记去掉，否则他们拒绝录用她。不过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几番努力后，凯奇林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打动了她现在的老板，成功地当上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凯奇林的自信是由内向外的，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脸上的瑕疵而逃避和悲观，她甚至没有将自己脸上的胎记当作瑕疵，所以她生活得开开心心而又自信满满。有些时候，你或许认为上帝给了你一副烂牌，但只要你认真经营，或许会打出不一样的精彩。

自从我读了这本《中外名人故事》书之后对我的影响很大，也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大人物。下面让我一个一个介绍给你们听吧！

张衡是我国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诗人。为我国发明了许多东西如浑天仪、地动仪、指南针等现在我们谈谈他的经历吧！张衡出生在河南省石桥镇。他家很穷但他很小就勤奋好学，很早就闻名乡里。

他十岁时就“能五经贯六艺”，他兴趣很广泛。张衡对天文也很感兴趣，他努力探索天文奥秘，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就。他当时发明出了一个地动仪，那个时期总是发生地震，当时皇上和百姓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认为是神造成的，可张衡最后他发明出了地动仪。

地动仪是用青铜做的，形状像个酒，四周铸着八条龙，龙头伸向八个方向。每个龙嘴里含着个小铜球，龙头下面，蹲了个大蛤蟆，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把铜球吐出来。铜球掉进蛤蟆嘴里就发出声来，这就是张衡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成就如祖冲之、沈括、李时珍……

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长大也要成为有用之才报效祖国。

宋真宗时李沆为宰相，在封邱内建起了一所住宅，厅前只够一匹马打圈子。有人嫌它太狭窄了，李沆笑着说："住宅要传给子孙，这个厅做为宰相厅堂的确太狭窄了，但做太祝奉礼之堂就宽了。"

早在李沆做参知政事为谏官时，一次，真宗皇帝有急事派人召他进宫，使者在酒店找到了他。进到宫里，皇帝问李沆从哪儿来的，他老老实实说是从酒店来的。皇上说： "你，做了有声望的谏官，怎么到酒店里去饮酒?"李沆答道："我家里没有器皿和菜肴、果品，客人来了，所以到酒店里请客人饮酒。"

无独有偶，其时有个叫张知白的人也和李沆一样，以节俭自好。张知白在宋真宗朝为宰相时，生活与他在河阳做书记官的时候一样，跟他亲近的人劝他说； "你现在的俸禄不少，生活却这样艰朴，你虽然自己相信是为了保持清白俭约，但外面有人讽刺你，把你与汉朝公孙弘盖布被的诈伪行为相比。你应当稍微随俗一些。"张知白说道：

"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然人 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

张知白的话是很对的，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要时时刻刻节俭朴素，若一味追求豪华奢侈，势必成为道德低下的人，被社会所唾弃。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爱迪生一生留下了2000多项发明成果，而每一项成果的发明过程都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以电灯发明为例，他前后一共做了2000多次实验。

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爱迪生又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中，创造出那么多的发明成果，经历着那么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查阅了有关介绍爱迪生的书籍。最近，在阅读《爱迪生传》一书时，才解开了这个谜团。书中说，从爱迪生的发明来讲，“爱迪生”的称谓，不仅仅是指爱迪生本人，而是他所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就是说，爱迪生的发明，不只是爱迪生一个人的发明，而是爱迪生率领的团队所共有的发明；爱迪生所经历的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也不是爱迪生独立完成的，而是这个团队所共同完成的。

据《爱迪生传》中介绍，爱迪生的个性“像电灯一样，照亮整个房间”，他很善于激发团队中每一位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根据每一位队员的特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所以，团队中的所有队员都乐意跟他一起工作，都乐意为他效力。

施特劳斯高超的指挥才能，凭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指挥的一个团队。1872年，“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来到美国。美国人想创造一个世界之最，请施特劳斯指挥一场由2万人参加演出的音乐会。一个指挥家一次指挥几百人的乐队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何况是2万人？

然而，施特劳斯却成功地指挥了这个由2万人组成的乐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施特劳斯是怎样指挥一个如此庞大的乐队呢？施特·劳斯说，其实他只是指挥了100人。原来，施特劳斯担任的是总指挥，下面有100位助理指挥，他所指挥的，就是这100位助理指挥。2万人的乐队，再由这100位助理指挥去指挥，每位助理指挥分摊下来，也仅仅指挥了200人。

真的没有意外，每个成功的人都是指挥家！

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遭受大大小的羞辱。如果面对羞辱?愚者把它当做是对自己的一种打击，往往耿耿于怀，自暴自弃，甚至一蹶不振。智者却把它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反省自新，锐意进取，发愤图强。

有一次，戏剧家曹禺邀请他的朋友阿瑟·米勒来家中做客。闲聊中，阿瑟·米勒暗示道：像您这样的老作家，肯定是包围在一片荣耀和吹捧中吧。曹禺笑了笑，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的是画家黄永玉给他的信。黄永玉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地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筐的隽语都消失了……”信中对曹禺的批评字字严厉，甚至有明显羞辱的味道。阿瑟·米勒非常不解，如此一封使自己难堪的信，为何还精心地裱在精美的册子里呢?曹禺解释道，正是这封信在不断地鞭策着他前进，每当他觉得懒散时，他都要阅读一下，进而激励自己继续向前。

果然，曹禺在羞辱的鞭策下，又励精图治，创作了《胆剑篇》《王昭君》等著名戏剧作品。

有一个年轻人从部队退伍时，只有高中这历，无一技之长，只好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一天，他要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某大学的7楼办公室。当他把两捆书扛到电梯口等候时，一位50多岁的警卫走过来，说：“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一人律都不准搭，你必须走楼梯。”年轻人向警卫解释：“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7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啊!”可是警卫一脸无情地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是教授，不是老师，不准搭电梯。”他们在电梯口吵了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心想：这一整车的书要搬完，至少要来回走7层楼梯20多趟，会累死人的。后来，年轻人无法忍受这无理的刁难，就心一横，把四五十捆书堆放在大厅角落，不顾一切地走人。年轻人向印刷厂老板解释事情原委，获得谅解，但也向老板辞职，而且立刻到书店买了一整套高中教材和参考书，含泪发誓，我一定要奋发图强，考上大学。我绝不再让别人瞧不起。这个年轻人在高考前半年，闭门不出，每天苦读14个小时，因为他知道，他已无退路可走!每当他想偷懒!懈怠时，脑海中就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这一被羞辱、歧视的一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年轻人终于考上某大学医学院。后来，他成一家著名医院的医这专家。他常对他的孩子说，我非常感谢那个警卫，要不是警卫的无理刁难和歧视，也许我会碌碌无为、平庸度过一生。

羞辱人生之砺。古人说，砺乃锋刃。人也一样，只有经过羞辱、困难和挫折的砥砺，才能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增长才干，步入成功之门。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著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

不久，地动仪成功间世了。

【名人简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核酸检测结果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标准之一，为了保证检验结果能够在24小时内反馈给送检方，军事医学专家组抵达武汉后，第一时间搭建核酸检测平台。今天(3月7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检测组长姜涛。

晚上9点，姜涛和团队成员正准备进入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完成核酸提取，由于当天检测样本送来时间较晚，为了能尽快把结果反馈给送检单位，他们要连夜完成样本的核酸检测。

样本提取属于高风险操作，进入实验室，他们要对几百只来自不同单位的样本试管进行清点并完成提取，这就需要检测团队在处理过程中十分的谨慎小心。

由于各单位送来的样本试管批次不同，有些咽拭子棉签的长度过长，在开盖的一瞬间，液体很容易溢洒，要迅速对溢洒部位及时进行专业处理。

专业的处理离不开姜涛曾经的经历，作为一名病毒学专家，他参与过多种疫苗的研制工作，研发出我军首个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还赴塞拉利昂进行埃博拉疫情防控等任务。

在完成3个批次的核酸提取工作后，姜涛和他的团队还要转战到另一间实验室进行核酸检测，确定样本检测结果。

目前，核酸检测组一个小时内可以完成90多份的样本核酸提取，单日标本最高检测能力达500份以上。

有一天，孔子师徒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桥上停车观赏河上风景。河上的瀑布高悬，水流旋转，鱼鳖不能游动。这时，他们却看见一个男子正要从那里泅渡过河。孔子担心，赶忙让人去阻止。男子却坚持泅渡，最后游了出来。孔子感到奇怪，问：“你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泅渡，有什么技巧吗？”男子说：“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意思是说遵循水性，顺从水流，没有任何差池，这就像用“忠信”托着身躯，在急水湍流中平稳前进一样，所以能游入水中而又安全游出。

这一场景，连见多识广的孔子都感到吃惊。于是，他告诉弟子说：“你们记住，用忠信成就自身尚且可以用来亲近水，更何况人呢？”这里的“忠信”便是掌握自然规律，顺势而为，不可不尽心竭力，不可偏离规则。这就是“忠信”的本义。

弟子谨记孔子的教诲，并在为政生涯中加以实践。子路治理蒲地三年后，孔子经过那里说：“好啊，仲由恭敬而有诚信。”进入城邑，孔子说：“好啊，仲由忠信而宽厚。”孔子到了子路的官署，说：“好啊，仲由明察而果断。”子贡拉着缰绳，疑惑地问：“夫子还没有看到仲由怎样施政，就如此称赞，说来听听？”孔子说：“进入蒲地，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治，沟渠都得到了深挖，这说明他为政恭敬而诚信，因此百姓尽力劳作。进入蒲邑，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树木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宽厚，因而百姓毫不懈怠。进入蒲地，看到官署内很清闲，手下人都听从命令，这说明他明察而果断。”子路为政，以“忠信”治理蒲地，不仅自己恭敬诚信，而且以“忠信”教化百姓，使他们毫不懈怠，尽心竭力。

意大利《机会》杂志创刊时，经主编策划，决定“抓机会”邀请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撰写发刊词。这一“高招”立即得到杂志社同仁赞同——当今世界还有谁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擅长抓住发财机会的呢？他不等大学毕业就去开软件公司，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十年来一直名冠世界首富。只有后来墨西哥的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以个人资产678亿美元取代了他。

谋划者认为：如能成功，《机会》杂志在创刊之日即可在社会上产生轰动的效果。

但“发刊词撰写”邀请函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机会》杂志社决定派专人到西雅图比尔·盖茨家，跟踪求写发刊词。

果然堵个正着。在《机会》记者一再恳求下，比尔·盖茨答应在他前往非洲的飞机上接受采访。《机会》杂志随即决定买头等舱机票同行。记者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列出采访提纲全是与“机会”有关的提问：一、你是怎么想到不等大学毕业就抓住“机会”离校创办微软？二、你对这个发展机会，有多大把握？可有什么条件来判断它就是“机会”？三、对“机会”与人生、与事业的影响，你怎么看？……《机会》就是要逼比尔·盖茨多说一些“机会”内容。

比尔·盖茨打开采访提纲就笑了。他说：根据你的提问，我谈三点。第一，当我母亲病逝时，我深感对母亲的孝顺是不能等待的；第二，我认为在爱情上也不能等待，只要你真的爱她，就不要迟疑，直接向她求爱，不然她就属于别人了；第三，就是企业要回报社会，不能等待，如慈善事业。只要你认可这是很重要的，也不要等待。投入慈善事业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记者吃惊地发现：他所要的“机会”二字，在比尔·盖茨嘴里始终没有出现。

上周，我读了《科学家故事100个》，作者关于100名科学家的104个小故事。

对于这本书，我想从几个方面讲。从总体印象来讲，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科学家们的勤奋，反对者的无情，作者的赞美，以及科学家的生活。

从人物来讲，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爱迪生。我从他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事感受到他惜时如金的品质；从他为了发明而不顾身体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作者都为之赞叹。

从章节来讲，我感触繁多。从道尔顿研究色盲、色弱，并发现自己是色盲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他的认真和细心；从人们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著作捧为信条，反对对信条不敬的人的事中，我感受到了人们的无知和无理。

当读到布鲁诺为真理而被火刑烧死的时候，我的心沸腾了，有一种想把教会的人扔进火坑里的冲动，同时也为布鲁诺的死感到可惜和无奈；当我读到中国的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时，我不禁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

联系生活，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为了我们而燃烧自己。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了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惜时如金和勤奋刻苦的精神，我要学习这些精神，并带动更多的人。

这是一本让人受益匪浅的书，让我受用无穷。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侯宝林抄书经典的名人读书故事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

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囊萤夜读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宋濂苦学

在中国元代时期有个叫宋濂的人，他酷爱读书，由於家中贫寒，只得借书博览，随著书越读越多，宋濂越觉得需要老师指点，於是他当掉衣服，千辛万苦来到城中，考上学馆，不料学官的脾气古怪，宋濂历经曲折，最后终於苦学成才。

一天，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

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显得格外高兴。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

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鼻子，美极啦！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

但她刚走出门口，忽然想起，今天上午，小珍要来学叠花篮儿。小珍和庆龄的年龄差不多，两人可要好了。

父亲见庆龄停住了脚步，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啦？”

庆龄说明了原委。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以后再教吧！”

“不行，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走了，她会扑空的。”庆龄为难地回答。

“那也不要紧，明天见到小珍，解释一下就行了。”父亲又说。

可庆龄仍然站在那儿不动：“不，你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如果我忘记了，明天见到她，可以道歉，可既然我想起了自己的诺言，怎能不守信用呢！”接着，她又向父母、姐妹挥了挥手，说：“你们去吧，祝你们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