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求婚的历史典故(精选20篇)

退避三舍就是主动退让九十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下面是小编分享的退避三舍历史典故，一起来看一下吧。

【出处】(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历史典故】

晋文公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把晋国治理得渐渐强盛起来。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做个中原的霸主。

这时候，正好周朝的天子周襄王派人来讨救兵。周襄王有个异母兄弟叫太叔带，联合了一些大臣，向狄国借兵，夺了王位。周襄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他发出命令，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洛邑去。列国诸侯有派人去慰问天子的，也有送食物去的，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打狄人。

有人对周襄王说：“现在诸侯当中，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狄人，别人恐怕不中用。”襄王才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护送他回朝。

晋文公马上发兵往东打过去，把狄人打败，又杀了太叔带和他那一帮人，护送天子回到京城。

过了两年，又有宋襄公的儿子宋成公来讨救兵，说楚国派大将成得臣率领楚、陈、蔡、郑、许五国兵马攻打宋国。大臣们都说：“楚国老是欺负中原诸侯，主公要扶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这可是时候啦。”

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他就扩充队伍，建立了三个军，浩浩荡荡去救宋国。

公元前632年，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把两国国君都俘虏了。

楚成王本来并不想同晋文公交战，听到晋国出兵，立刻派人下命令叫成得臣退兵。可是成得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不肯半途而废。他派部将去对楚成王说：“我虽然不敢说一定打胜仗，也要拼一个死活。”

楚成王很不痛快，只派了少量兵力归成得臣指挥。

成得臣先派人通知晋军，要他们释放卫、曹两国国君。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君，答应恢复他们的君位，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曹、卫两国真的按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成得臣本想救这两个国家，不料他们倒先来跟楚国绝交。这一来，真气得他双脚直跳。他嚷着说：“这分明是重耳这个老贼逼他们做的。”他立即下令，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去。

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往后撤。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啦，说：“我们的统帅是国君，对方带兵的是臣子，哪有国君让臣子的理儿?”

狐偃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还不迟。”

晋军一口气后撤了九十里，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才停下来，布置好了阵势。

楚国有些将军见晋军后撤，想停止进攻。可是成得臣却不答应，一步盯一步地追到城濮，跟晋军遥遥相对。

成得臣还派人向晋文公下战书，措词十分傲慢。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贵国的恩惠，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所以退让到这儿。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那末只好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啦。”

大战展开了。才一交手，晋国的将军用两面大旗，指挥军队向后败退。他们还在战车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战车后退时，地下扬起一阵阵的尘土，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

成得臣一向骄傲自大，不把晋人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后地直追上去，正中了晋军的埋伏。晋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把成得臣的军队拦腰切断。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军又回过头来，前后夹击，把楚军杀得七零八落。

晋文公连忙下令，吩咐将士们只要把楚军赶跑就是了，不再追杀。成得臣带了败兵残将回到半路上，自己觉得没法向楚成王交代，就自杀了。

晋军占领了楚国营地。把楚军遗弃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凯旋回国。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周襄王和大臣都认为晋文公立了大功。周襄王还亲自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践音jiàn)慰劳晋军。晋文公趁此机会，在践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订立盟约。这样，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成长心语】

进与退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如果面前是一条康庄坦途，你便可以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但如果面前是一条荆棘小道，你大可不必硬闯，在踏上征途之前，先后退一步，也许反而会海阔天空。正如列宁说的：“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退避三舍便体现了这种智慧，这里的退，不是消极地退、被动地退，而是主动地退，通过退让而寻找进的机会，积累进的力量。后发制人应相机而动，不可拘泥于一法。所以，适度退让不仅能够让自己在道义上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而且能够挫败敌人的锐气，从而取得胜利。

元朝后期，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饿死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

在这种情况下，刘福通遂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暗暗串通穷人。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农民15万人挖黄河河道。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刘福通派了几百名教徒作民夫，在工地活动，传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暗中凿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埋在工地。民工挖出后，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阜阳)人。他与白莲教另一首领、河北永年人韩山童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下生”，以吸引群众。石人挖出，时机成熟。在韩山童、刘福通领导下，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准备起义，因事前泄密，遭到敌人包围，韩山童牺牲。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起义者以红巾裹头，一鼓作气占领颍(今安徽阜阳)、罗山(今河南罗山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真阳(今河南正阳县)、确山(今河南确山县)等地。

“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的政治理想。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聚众，亦称“香军”。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风阳东)的郭子兴部等。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1355年，刘福通率军攻下亳州(今安徽亳州)，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其后数战后，击败答失八都鲁的军队，并展开反攻，甚至逼近大都，南方红军则在湖南、湖北获得胜利，朱元璋则继承了病逝的郭子兴的地位，并渡长江占领集庆(今南京)。至元十七年前(1357)前后，在北方以以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为首的元军将领(但当时已不听中央号令各自为政)开始对北方红巾军展开反攻，红巾军内部也发生争执分裂，势力渐弱，1363年，北方红军在安丰之役中败给新兴并降元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南方红巾军则将领

东汉时，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叫马援，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字文渊。有一次，马援在外作战凯旋回京，许多人前来欢迎慰劳。在这些欢迎的人中间，有一个叫孟冀的，也随同众人向马援道贺。马援说：“我总以为你要和我说什么大事，怎么也这样随波逐流地一味夸奖我呢?”孟冀笑了笑，没说什么。马援说：武帝时代的伏波将军路博德，开拓了七郡的地方，不过封了几百户的侯爵。我现在倒封了这样大的地盘，赏过于功，能够保住长久吗?现在匈奴、乌桓还不时侵扰北方边境，我想自告奋勇前去讨伐。作一个好男儿，就应当准备把生命牺牲在疆场上，用马革裹尸而归，怎能躺在床上死在妻子、儿女的身旁!

孟冀听了马援的话，不胜佩服，说：“这不愧是一个大丈夫呀!”后来，马援担任了陇西太守一职，率军击破先零羌，并一直在军中征战，直到六十三岁，病死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诺言。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有美人名虞”，但是并没有以后世流传的“虞姬”其名称唿;直到唐《括地志》等书才出现“虞姬”其名。当然，“姬”只是代称，并非虞姬的本名。五代时期的词牌名则干脆以“虞美人”唿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中《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着，至南宋时亡佚。毫无疑问，司马迁着《史记》时参考过《楚汉春秋》一书：“盖司马迁撰《史记》据《楚汉春秋》，故其言秦、汉事尤详。”(王利器)可是，《楚汉春秋》中记载的“美人和之”的和歌，注重细节兼好奇的司马迁却没有录入《史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和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这首和歌是后世的伪作，理由是秦汉没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但是，《汉书·外戚传》记录的戚夫人哀歌却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录的秦时民谣也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因此，《楚汉春秋》所录的这首和歌并非伪作，应无问题。

《楚汉春秋》和《史记·项羽本纪》是“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二书都没有涉及虞姬的结局。以常情度之，虞姬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就不会有民间口耳相传的虞姬自刎情事，就不会至唐时尚有“项羽美人冢”的地望方位。垓下一战，四面楚歌声中，饮剑楚帐只能是虞姬唯一的结局。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

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项羽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

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

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

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

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

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

赵武灵王是一个眼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边有燕国，东边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做好些事情。我打算先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

楼缓说：“服装可怎么改呢?”

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大。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事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去，说：“还费衣料。”

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儿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儿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风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儿的短褂，腰里系(jì)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地走也就办不到了。”

楼缓听得很高兴地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灵便，是不是?”

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

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义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种种理由把他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

然后赵武灵王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部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方便得多，反倒时兴起来了。

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工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族，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林胡、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

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由谁管呢?他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废了，传位给小儿子，就是后来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改称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之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察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

赵主父打扮成个使臣，自称为“赵招”，带了几十个手下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察看山水要道，画成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

秦昭襄王问他：“你们的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手里。”

秦昭襄王跟这位“使臣赵招”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招”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约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招”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里去了。

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招”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招”不见了，他的随从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留下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招。

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秦昭襄王跟前。秦昭襄王问他：“你既是使臣赵招，那么上次见我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

真赵招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

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三千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三天了。”泾阳君白跑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儿，把那个真赵招也放回去了。

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大探险家、大外交家张骞在汉武帝初年做郎中时，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他们说敦煌（在今甘肃敦煌西）和天山当中有个月氏（ｒùｚｈī）国，恨匈奴，想报仇。汉武帝想跟月氏联合起来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他下诏征求精明强干的人去联络月氏，张骞应征了。有个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堂邑父，还有一百多个勇士都愿意跟着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公元前１３８年，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带着一百多人从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陇西外面就是匈奴地界。张骞他们走了几天，终于给匈奴兵围住，做了俘虏，只好住在那边，一住就是十多年。别人都分散了，只有堂邑父跟张骞在一起。日子久了，他们说话、做事，跟匈奴人没有什么不同，匈奴人对他们的看管也放松了。

有一天，张骞和堂邑父带着干粮，趁着别人不留心时，骑上两匹快马逃了。他们要到月氏去，又不知道月氏在哪儿，只往西走。他们跑了几十天，逃出了匈奴地界，闯进了一个叫大宛（在今中亚细亚）的国家。

大宛在月氏北边，是出产快马、葡萄和苜蓿（ｍùｓù）的地方。大宛是匈奴的邻国，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大宛人向国王报告，大宛王早就听到过在很远的东方有个中国，地方很富庶，吃的、穿的、住的讲究得没法说，金银财宝、绸缎布帛多得用也用不完，这会儿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连忙欢迎。

张骞见了大宛王，要求国王派人送他们去月氏。大宛王就派人送张骞他们到了月氏。张骞见了月氏王，说汉朝愿意跟月氏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匈奴。

可是，月氏王不想这样。原来月氏老王被匈奴杀了以后，月氏人立他的儿子为王。新王率领着全部人马和牲畜往西逃，一直到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月氏人打败了大夏，就建立了一个大月氏国，月氏王不想再去跟匈奴作战，只是很有礼貌地招待汉朝使者。

张骞和堂邑父在月氏住了一年多，没法叫月氏王去打匈奴，只好离开了月氏回国，经过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和大宛，到了匈奴地界，又给匈奴逮住了。他们只好又在那边过了一年多。匈奴的太子和单于争夺王位，国内大乱。张骞同堂邑父就逃回来了。汉武帝见了十三年未见的张骞，拜他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还想再到西域去。他向汉武帝说：“我在大夏看见邛（ｑｉóｎｇ）山（在今四川）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大夏人说是买卖人从身毒（ｊｕāｎｄǔ）——天竺（今印度）买来的。大夏在长安西边一万二千里。大夏人从身毒买到蜀地的东西，可见身毒离蜀地不远。我们要是从蜀地出发，走西南那条道儿，经过身毒到大夏，就不必经过匈奴了。”

汉武帝听了，打算用礼物和道义去跟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匈奴。他再一次派张骞为使者，从蜀地出发，带着礼物去结交身毒。这次，张骞把人马分成四队，从四个地点出发，走了两千里地，有的给当地的部族打回来，有的给杀害了。往南走的一队人马绕过昆明，到了滇国（今云南南部）。滇国的国王原来是楚国人，很客气地招待使者，愿意帮助使者找道儿去身毒，但昆明人不让过，张骞只好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这次在南方结交了一个从没听到过的国家，也很满意。

后来西域一带有许多国家看到匈奴被汉朝打败，就不愿意再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张骞说：“匈奴西边有个乌孙国（在今新疆）。皇上不妨先结交乌孙王，跟他和亲。乌孙以西的国家，像大宛、康居、大夏、月氏，就容易结交了。”

汉武帝派张骞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一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了。

到了乌孙，乌孙王出来迎接。张骞把一份很厚的礼物送给他，对他说：“要是大王能够搬到东边来，皇上愿意把那边的土地封给大王，还把公主嫁给大王做夫人，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这对咱们两国都有好处。”

乌孙王请张骞暂时休息几天，自己召集大臣们商议商议。乌孙王和大臣们都害怕匈奴，商议了好几天，决定不下来。张骞就打发他的副手们拿着使节，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古代波斯）、身毒、于阗（ｔｉáｎ）（今新疆和田一带）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许多使者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就打发张骞先回去，他借着送张骞回去，派了几十个人到长安去探看一下。

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来见汉武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乌孙王送给他的几十匹高头大马，喜欢得了不得，格外优待乌孙的使者。

过了一年，张骞害病死了。又过了几年，张骞派出去的那些副手们都带着各国的使者陆续回来了。汉武帝非常高兴，他知道了西域有三十六国，他们害怕匈奴，只好把自己的奴隶和财富交给匈奴。这会儿汉朝跟这些国家交好，他们不必纳税，都很很乐意地跟汉朝结交。

乌孙王不愿意搬到东边来，汉武帝就在那边设立了两个郡，一个叫酒泉郡（今甘肃酒泉），一个叫武威郡（治所在今甘肃民勤东北）一年到头有官员和兵士守卫着，不让匈奴南侵。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三十六国都知道张骞心眼好，够朋友。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汉朝和西域的友好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汉朝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西域各国从中国得到了丝和丝织品，学会了耕种、打井和炼铁，发展了生产。张骞走通西域的这条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后来人们就叫它“丝绸之路”。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诗人莫不与酒结缘。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红楼梦》，写饮酒的场面最多，也最精彩。这缘于作者本人也是嗜酒如命，自称"燕市酒徒"。酒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主题。

建安三曹，无一不喜欢饮酒作诗，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就说自巳是"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他的《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佳肴不尚，旨酒停杯"，表达了他盼望的"佳人"未到，不能举杯尽欢的急切心情。曹植也有"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的诗句。到于曹操，作为政治家他主张禁酒，而作为诗人他很喜欢喝酒。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表达了他慨叹人生，寄情于酒、于诗的心境。

东晋诗人陶渊明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我介绍说："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各情去留"。他早年作过祭酒、县令等小官，后因不堪"心为形役"而辞官归隐，终生不仕。他生活一直很贫困，但即便断炊，也少不了酒，友人周济他的钱，也拿去买酒喝，就连他的诗作也"篇篇有酒"。

唐代是中国诗歌繁盛的年代，诗人多，嗜酒者也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海量、贺知章、王之涣、元稹等个个喜欢，且都饮酒而诗兴大发，创作出不朽之作。有人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饮者八百首"。王安石评李白的诗道："十句九句妇人、酒耳"。其实，李白的诗除《乐府诗》外，言妇人的少，言酒的多。他一生写饮酒的就有一百七十首，著名的酒诗有《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对酒》等等。诗人们的许多优秀作品是靠酒激发出的灵感，在微醉中创作出来的，白居易那首脍炙人口的长诗《琵琶行》就是在醉酒之后，听了歌伎裴兴奴演奏琵琶，诉说她的身世后，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连夜写成的。李白醉后赋诗的佳话就更多了。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对诗人创作与酒的关系的理解和高度概括。

酒催诗发，诗助酒兴。酒使人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高度活跃状态。这是酒的魅力所在。对诗人来说，酒能产生异常的创作冲动和丰富的联想，催化出灵感。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将进酒》里的诗句。诗仙李白，不但是位诗人，还是一位酒仙。酒成就了他的豪放不羁、洒脱乐观的诗情和张扬自我的浪漫主义情怀，他的饮酒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永远散发着不容忽视的芬芳。

想必，李白当年定是一袭白衣，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于酒酣之际，引出一首首千古绝唱。起吟之时必是抑扬顿挫，长髯亦随清风摇动。是李白的豪迈给酒增添了几分魅力，还是酒的清冽越显了李白的几分放荡。不饮酒的李白，我无法想象。李白肩负了太多华夏的文明，没有他，便没有中国诗歌的全盛。而没有酒，便没有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痛苦的，儒家的用世济时与道家的神游求仙，纵横家的汲汲于功名与侠士的不矜其功，高远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一对对矛盾左右着诗人的命运，真是“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也因此，诗人饮酒当歌、对抗命运，这种激烈的碰撞是惊心动魄的。

诗人可以在酒的世界里忘记伤痛，得到片刻满足。于是我们看到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得;看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更有“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的狂放;然而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与尔同销万古愁”和 “举杯消愁愁复愁”的压抑给内心的苦闷。他知道醉酒之乐是短暂的，于事无补的，可是如果不醉，就连这短暂的快乐也会成奢侈。诗人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酒醉与清醒之间徘徊。

现在马鞍山采石矶风景区内，伫立在江边的李白雕像的位置传说正是李白醉酒后入水捞月亮溺水而死的地方，酒把他浪漫的一生推到了最高潮。他那“大鹏飞兮”的情状仿佛在采摘天上的月亮，又似在“举杯邀明月”。诗人是痛苦的，于是他便在醉酒的世界里，把如月般的理想化为了水中的月亮，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诗人走了，乘着一叶扁舟，荡着满波清流，浩然归去，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如酒般清醇刚烈的诗歌，还有诗人那浪漫如酒的人生传奇。试想，历史的长空中，诗人是不是还在推杯换盏、邀月对歌?

姽婳将军，明朝末年人。本是秦淮歌妓，后又成了衡王朱常庶的宠妃，虽然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争，却因此而被人们称为“姽婳将军”。姽婳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位年轻貌美的姽婳将军，在那次艰难的战争中香消玉殒，然而她那不散的芳魂，又在世间留下一段神奇的故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典故：姽婳将军，欢迎阅读！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贾政讲述了“姽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当年一位恒王出镇青州，他“好武兼好色”，令一班美女习战斗攻拔之事，其中林四娘“姿色既冠，武艺更精”，恒王让林四娘统辖诸位美女，称为“姽婳将军”。

当然了，这位恒王是一个真正的“须眉浊物”兼草包，竟被“流贼”杀死。文武官员纷纷要献城，“不期忠义明闺阁”，林四娘带领众美女夜袭贼营，力战不支，殉王报国……有人考证，曹雪芹并非杜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林四娘是明末崇祯年间的秦淮歌妓，后成为衡王朱常庶的宠妃，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在战斗中香消玉殒，被人们称为“姽婳将军”。

到了清代，蒲松龄还把林四娘写进了《聊斋志异》。

此事的考证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是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姽婳将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系明珠系宝刀，艳李浓桃临战场，让婀娜和娇媚在刀光剑影里亮丽着。她们上马杀敌，就是将军；下马后娴静美好，是为“姽婳”，称之为“姽婳将军”，用《红楼梦》中的说法，是“妙极神奇，更觉妩媚风流”。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姽婳将军”是妇好，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甲骨文中有关她的记载有二百多条，她曾率领一万多人的军队去攻打前来侵略的鬼方，并大胜而归，因功勋卓着而深得国民的爱戴。

后来，她的墓中出土了带有“妇好”铭文的“钺”，是妇好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重八点五公斤。另一件虎纹铜钺重九公斤。妇好使用如此重的兵器，可见她武艺超群，力大过人。

在历史中，虽然这些巾帼英雄不让须眉，屡立功勋，但正式被皇帝册封，列入国家编制的女将军只有一位，她就是明末的女帅秦良玉，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将军。

秦良玉是一位苗族姑娘，她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自幼从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战功卓着。她统帅的“白杆兵”更是威名远扬，这也是她自己独有的一支部队。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兵绕道喜峰口，直抵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匆忙下诏征调天下兵马勤王。秦良玉闻讯，火速“出家财济饷”，率“白杆兵”兼程北上。当时各地赶来的十余万官军互相观望，畏缩不前。唯独秦良玉率先奋勇出击，收复永平、遵化等四城，解除了清兵对北京的威胁。

为此，崇祯皇帝召见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秦良玉，封其为一品夫人，充总兵官，加封少保。崇祯感慨万千，写下四首诗赐给了秦良玉，夸赞她的功绩。其中“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这一句是非常值得体味的。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崇祯皇帝对男人们也许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们是靠不住的。明末的男人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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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二十四桥是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那么大家知道扬州二十四桥的历史典故是怎样的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二十四桥”的芳名，之所以流传千载，得益于杜牧的一首名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说到扬州二十四桥，就无法回避一个千古之谜：它究竟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至今未能解得开。

二十四桥得名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唐代有人在一个月光如水、清风徐徐的夜晚，见到24个风姿绰约的仙女，身披羽纱，酥手托箫，鼓着粉腮，轻启红唇，飘上一座小石桥，于是那舒缓柔美的旋律，便从24支箫管中缓缓地流淌出来。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扬州出西门向北行3-5里处，有一石桥和一木桥，两相近桥头的距离约24步，村里的长者都认为这儿就是“二十四桥”。在他们幼小的时候，都有被长辈牵着小手“数数过桥”的经历：跨过一座桥，从一个桥头走向另一个桥头，“一步、二步……”一般都是二十四步。照这种说法，“二十四桥”是两座桥的统称。

二十四桥猜测

其实从宋代起，“二十四桥”便成了一宗众说纷纭而无定论的疑桉：有人说是一座桥，有人认为是指二十四座桥。历代的辞典、诗词注解也都兼收两派之说，而不敢轻易取舍。

南宋词人姜白石在一个初冬来到扬州，写下了《扬州慢》这一千古绝唱：“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从词的具体语言环境来看，“二十四桥”似乎是指一座桥。

有人认为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唐代扬州桥梁的总称。最早对此作出解释的是宋朝大科学家沉括，他认为“扬州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五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并在卷中从城区的汶河茶园桥起，到东面的山光桥止一一列出了桥名，但算来算去仅有21座桥的名称。也有人认为杜牧诗中的“何处”二字，清楚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念：二十四桥绝不是一座桥。

二十四桥争论

二十四桥的姿那麽美？二十四桥的月那麽妙？历史上有没有二十四桥？二十四桥究竟指的是什麽？古往今来，多少风雅人士试图探个究竟，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综合起来，大致有如下种种：

1、“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只因传说隋炀帝时，有24个美人月夜在桥上吹箫，故名“二十四美人桥”，简称“二十四桥”或“廿四桥”。到了清代，人们逐渐倾向于那原是一座桥的名称。清代扬州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

近来，扬州的一位青年作家，从语言上、地理位置上对“二十四桥”作了大量的论证：扬州“二十四桥”为“阿师桥”的谐音，并考证沉括记载的阿师桥，为今城北的螺丝湾桥。根据《汉语音韵学导论》一书拟唐音“二”、“十”、“四”、“桥”分别与“阿师桥”音同。若从扬州方言观之，“二十四桥”与“阿师桥”之古音也相近。因“阿”古音为a(见王力的《汉语语音学》)，“二”古代的北方方言也为a。

2、“二十四桥”就是遍布扬州地区的24座桥梁。沉括对二十四桥循名责实一一以求，但只凑成21座。南宋的王象之在《舆地记胜》中则记载：“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

3、“二十四桥”是古代扬州桥梁的编号。在古诗中以序号称桥的不乏其例，就唐代扬州而言，对桥的编码也是有桉可稽的。唐朝施肩吾《戏赠李主簿》诗有“不知暗数春游处，偏忆扬州第几桥”之句。唐人张齐《寄扬州故人》诗中有“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

4、“二十四桥”在诗文中是虚指而非实指，故“二十四桥”既非24座亦不是一座，不过是泛指扬州小桥多罢了。杜牧常常喜欢用数字入诗。如《江南春》绝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赠别》一诗中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谴怀》的诗句中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等。由此可见，杜牧喜欢用数字，又特别喜欢用约数。因为它为约数，即不是实数，更不是专名。

当然，也有人指出“二十四桥”借指扬州，泛指扬州的繁华或是专指扬州美人，这些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二十四桥”的最终解释权，恐怕还得归杜牧。

扬州二十四桥现状

今天，念四路中段东面，五亭桥西边的景区就叫二十四桥景区。其主建筑熙春台东面有毛手书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碑。在熙春台东北80米的地方，有一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公园中常见的那种小卑桥，宽2.4米，两头各有二十四层台阶，两边各有二十四根栏杆，叫它二十四桥。桥的西北有一座简洁的亭子，宛在水中央，叫吹箫厅。这算是为外地游客建的，就好比今人在鲁迅故居百草园里种了一块菜来和散文对应一样。建这么一座“二十四桥”，也表明比较可信的是指一座桥。这座现代的“二十四桥”不是古代的二十四桥的复制，品味不怎么高，有些俗气。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关于扬州二十四桥的历史典故

子贡的真实名字端木赐，因为他的字子贡，所以别名叫做子贡，子贡不但在成绩和政绩方面有着不小的成就。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子贡的历史典故，希望对你有帮助。

子贡的历史典故

子贡在理财和生意上也有着卓越的成绩，但是他的性格十分的古怪。孔子学术授于老子，他经常带领子贡去周游列国。

子贡那张嘴能言善辩，所以为自己争取了不少的机会，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而且子贡对孔子十分的谦虚，每当孔子拿他跟颜回比较的时候，由于子贡对颜回有着较深的了解，也知道孔子很得意颜回，所以每次孔子说这个问题，子贡总是谦虚地听教。

有一天子贡对孔子说，我的柜子里有一块美玉，我是继续把美玉收放起来呢?还是找一个有眼光的买者把美玉卖掉呢?孔子不懂得经商，为什么子贡还要问孔子这种问题呢?子贡的心里认为，像孔子这样学术渊博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贪的官，但是却不愿意出来做官，不愿意为天下人付出，古代的君子个个都配有美玉，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子贡就借物喻人。孔子回答子贡说卖掉吧，要是打算把它卖了的话，一定要等遇到欣赏他的人再卖。于是子贡明白了，孔子并不是不愿为天下人做事，而是在等待欣赏他的人，不要遇到不识货的人，把好好的美玉看成了玻璃。

在孔子的回答中，子贡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明白了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其意思就是，不管你再怎么优秀，等遇到欣赏你的人，再去为他服务，如果是不懂欣赏的人，大可不必着急，等待合适的时机即可。

子贡赎人的典故

子贡赎人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便是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他善于经商，是一位大商人。当时的鲁国很多人都沦为其他诸侯国的奴隶，于是鲁国颁布了这样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见到自己国家的子民沦为奴隶，便可以自己先垫钱将他们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回到鲁国后，鲁国便会从国库里面拿出大笔钱作为赎人的奖金。子贡有一次赎回一个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他却拒绝接受奖金。子贡是成功的商人，根本不在乎这点奖金，他觉得救人是做善事，不求回报。可这件事被他的老师孔子知道了，却批评了他，说他做了一件错事，告诉他人做好事，是为了能改变周围的风气。要所有人都能做到，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做到就可以。然而当时鲁国有钱的人少，贫穷的人多。如果再有人赎人回来，领奖金，会显得自己品格不高。但不领奖金，又会让自己蒙受损失，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去赎人了。

子贡赎人的故事中，子贡虽然做了好事，帮助了他人。但他把原本的道德标准提高了，让很多人都难以达到此标准。这让道德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让人们害怕道德反而离得更远。其实道德是人人都能达到的，是既不损伤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的典故

某一天，子贡碰到孔子后问到：“我这里有一块不错的美玉，我是把它藏到柜子里放起来呢?还是说找一个懂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孔子沉思了一下说道：“把它卖掉吧，我也是在等待懂货识货的商人呢。”这个对话就是对子贡曰有美玉于斯的通俗说法，古代的中国，很多事物都不明说的，经常会用物用事来做一些含蓄的比喻。子贡这个关于美玉卖和藏的问话，真的不是问孔子这玉是卖了还是收藏。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的话里还有别的话，说起做买卖子贡可是比孔子在行多了。子贡的话真正意思是他自己就是一块美玉，他是等待真正的伯乐认识他重用他呢，还是回归山林隐居终老一生呢?孔子回答他的话自然就是说希望能有真正的伯乐能够发现并重用子贡。

这样的一番话也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要求有用的人才要进入人世间，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尽可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贡献才华和智慧。虽然说孔子的一生都颠沛流离的，但是他和他的弟子都明白什么是责任，他们都在期盼能遇到真正圣明的君主，发挥自己的作用。

公元前359年(周显王10年，秦孝公3年)，卫鞅起草了一个初步变法的法令，他把新法令一条一条地写出来，呈给秦孝公看。秦孝公完全同意，叫他去发布告，让全国的人都依着做去。卫鞅唯恐人家不信任，不遵守新法，就先做个准备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出了个命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十两金子。”

一会儿工夫，南门口围上了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说：“这大概是一种玩意儿，成心跟咱们开玩笑。”有的说：“这根木头，我小儿子也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金子?”大伙儿瞧瞧木头，又瞧瞧别人，都想瞧瞧谁有这傻劲去上当，卫鞅一听净是瞧热闹的，没有一个敢扛的。他一下子就加了五倍的赏，说：“谁能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五十两金子。”这么一来，更没有人敢碰了。

大伙儿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人群里钻出一个人来。他是专门给人家取笑的，上了当也不知道生气，得了个“冤大头”的外号。大伙儿一见他愣头愣脑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逗他，跟他说：“喂，大头!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一会儿国君就赏给你五十两金子呐!”这个冤大头乐了乐，打量着那根木头有多沉，就说：“扛得动，扛得动!”他真把木头扛起来就走。大伙儿闪开一条道，好像小孩儿们看耍猴儿似地嘻嘻哈哈地跟着他，一直跟到北门。卫鞅叫人传话，对他说：“你听从朝廷的命令，真是个好人。”当时就赏给他五十两金子。瞧热闹的人一见他真得了赏，一个个都愣了。他们后悔刚才没扛，错过了机会。要是明儿个再有这事，傻蛋才不扛呐!这件新闻一传出去，一时全国都知道了。人民都说：“左庶长真是说到哪儿应到哪儿，他的命令就是命令。”

第二天，大伙儿要学冤大头的样儿，又跑到城门口去看木头。这回换了个新花样。木头没有了，张着一个挺大的告示。他们都不认得字，看了半天也不懂。有个小官念给他们听。念出来的东西也有听得懂的，也有听不懂的。可是他们知道“左庶长的命令就是命令”，都得服从。新的命令一共有下面几条：

(一)实行连坐法。每五家人家编为“一伍”，十家人家编为“一什”。一伍一什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应当告发。不告发的，十家连坐，受腰斩处分。告发的和杀敌人同样有功。私藏罪人的和罪人同样有罪。每个居民必须领取凭证。没有凭证的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二)奖励建立军功。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拿打仗立功为标准。杀一个敌人记一分功，升一级。功劳大的地位高，田宅、车马、奴婢、衣服，随地位的高低分等级使用、穿戴，没有军功的就是有钱也不得铺张。贵族的远近高低要看打仗的功劳而定。凡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贵族名单。不论有道理没有道理，凡是为私事打架殴斗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受罚。

(三)奖励生产。凡人民努力于“本业”[耕种和纺织，是根本的事业，叫“本业”]，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经营“末业”[做买卖挣钱是末流的勾当，叫“末业”]和为了懒惰而贫穷的，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概没入官府为奴婢。谁要是把灰土扔在道上的，就把他当作懒惰的农民处理。一家之中有两个成人的儿子就应当分家，各立门户，各交各的人头税。不愿分家的，每个成人加倍付税。

新法令公布之后，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军功的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他们即使有钱，也不过算是富户。立军功的有赏，最高的赏赐是封侯，但是封了侯也只能在自己的食邑内征收租税，不能直接管理食邑内的人民。这么一来，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以后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了。这么巨大的改革不引起贵族领主的反抗才怪呐。大夫甘龙和杜挚代表了旧势力起来反对。卫鞅不愿意把他们赶尽杀绝，只把他们革了职，罚做平民。老百姓要是反对新法，除了连坐法以外，还有砍头、腰斩、抽筋、凿头顶、下油锅、车马分尸等等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他们。这一来，可把人们都吓坏了，有的人在梦里还老发抖呐。

这么过了三年，老百姓开始觉得新办法倒是好。生产增加了，生活也有所改善。父子兄弟各立门户，免发一家人互相依赖，劳逸不均，做儿子和儿媳妇的可以不受大家庭的气，也是件好事情。分家以后，做父亲的要使用儿子的农具，得向他借，还得感激他的好意。做婆婆的没经过儿媳妇的允许就使用她的扫帚、簸箕，给儿媳妇责备了，她也不敢回嘴。家族制度下的父权和公婆的威风大大受到了限制。这些都不说，老百姓最满意的是增加生产可以免除官差这一条。大家宁可努力于耕种和纺织，多增加生产，谁也不愿意离开家庭、田园、妻子、儿女，被征发到远地去当差。将士们呐，因为提高了待遇，立了军功，就能升级，谁都愿意做个勇敢的战士。公无前354年(秦孝公8年)，秦国趁着魏国正在攻打赵国的机会，发兵去打魏国。在元里[在陕西省澄城县西]打了个胜仗，而且占领了魏国的少梁[在陕西省韩城县南]。这是卫鞅变法以后第一个大胜仗。

接着在公元前352年(秦孝公10年)，卫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卫鞅趁着魏国跟别的中原诸侯打仗的机会，亲自率领着大军进攻魏国的西部，从魏国的河西一道打到河东，把魏国原来的都城安邑也打下来了。同时在北边又占领了魏国的固阳[在内蒙自治区包头、固阳一带地区]。逼得原来算是头等强国的魏国也不得不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12年)跟秦国讲和。秦国为了要进一步变法，而且魏国还有力量，就在头一年，中原十二个诸侯还都向魏国朝见呐。因此，在东边不受魏国的威胁的条件下，秦国也愿意让些步。这么着，秦孝公和魏惠王[魏武侯击的儿子]在彤[tong二声，在现在陕西省华县]相会，订立了盟约。秦孝公把河西大部分的地方和安邑退还给魏国。魏惠王认为秦孝公心眼好，很是感激，也不再担心西边的侵犯了。

卫鞅变法的初步计划在生产上和军事上都得到了成功。就从跟魏国和好那一年起，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下列几项：

(一)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南北通车的道路叫“阡”，东西通车的道路叫“陌”。阡陌就是供兵车来往的田间的大路。战国时代，各国打仗都用步兵和骑兵，兵车是极少用的，因此，东方各国早已陆续开了阡陌。这会儿秦国除了田间必要的道儿以外，把宽阔的阡陌一概铲平，也种上庄稼。“封疆”是封建领主作为划分疆界和防守用的大片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池等。现在把这些土地也开垦起来，作为耕种的土地。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六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标准计算亩数，按照亩数交纳地租。

(二)建立县的组织。除了领主贵族所占据的封邑以外，在没有建立县的地区，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为大县。每县设置县令[相当于县长]和县令的助理县丞，主管全县的事。县令和县丞都由朝廷直接任命。这种由朝廷直接统治的地方组织一共建立了四十一个。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在陕西省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这一次新法令出来，当然也有人反对。秦国既然实行了霸道，自然得用严厉的手段。据说有一回，在一天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人，渭河的水都变红了。

第二次的大改革已经实行了四年了，没想到太子驷犯了法，他居然也批评起新法来了。这真叫卫鞅为难。他认为这是考验法治的紧要关头。他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在上的人不遵守，底下的人对朝廷可就不信任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替他担当罪名。”秦孝公叫卫鞅瞧着办去。卫鞅就把太子的两个老师都治了罪：公子虔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刺了字。这一来，其余的大臣更不敢批评新法了。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自己有生产能力的人，对于卫鞅的变法，有不少人是拥护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有两条：一条是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一条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实行了这两条，有些农民也得到了一些小块土地，主要的是：新兴的商人地主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可以向农民征收实物，从农民的剩余劳动中榨取财富，但是对农民并没有统治权。这么一来，过去封建领主的公田制转化为税亩制。这种改变在当时大大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到几年工夫，秦国人，每家都能自给自足，国家的粮食堆得满满的。别说没有土匪，连个小偷儿也找不出来。要是有人在半道上丢了什么，回去一找，准保还在那儿。秦国又把那些杂乱无章的尺寸、升斗、斤两，规定了一个标准，整个秦国都用统一的度、量、衡。

秦国土地广，人口不太多，邻近的三晋，土地少，人口密。卫鞅认为无论哪里的老百姓，要求最迫切的是田地和住宅。他就出了赏格，叫邻国的农民到秦国来种地，给他们田地和住宅，为了优待外来的人，只要他们一心一意耕种和纺织，完全免服兵役(其实秦国也不放心把兵器交给外来的人)。秦人必须服兵役，但是轮流应征，兵力还是有富裕。秦国变法之后，仅仅十几年工夫，就变成了挺富强的国家。周朝的天王[周显王]打发使者去慰劳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诸侯倒也实事求是，人家既然富强了，不能再把人家当做戎族看待，就全都去朝贺。那些存心要做霸主的诸侯眼见秦国用了一个卫鞅，变了法就变成了强国，他们也学起秦国来了，都到各处去搜罗人才。

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讲学，宣扬儒家思想。一天，他正在坐车赶路，发现有三个小孩正在玩，其中一个小孩用沙土堆成了一座城。这个小孩就是项橐。

车被城挡住了，走不了了。可是这个小孩仍然在玩着，兴致勃勃，就象没有看见一样。孔子下车，微笑着说“你怎么不知道车来了要让路呢”项橐这才抬起头来拿起大人的口气说：“从古至今，只听说车要绕城而过，那有城要避开车的道理?”孔子听了非常诧异，小孩如此能言善辩，而且象成年人一样镇定自若。

孔子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兴趣，决定要考考他，就问道：“你知道什么山上没有石头?什么水中没有鱼?什么门关不上?什么牛没法生牛犊?什么马不能生马驹?什么刀上没有环?什么活没有烟?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妻子?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丈夫?什么时候白天短?什么时候白天长?什么树不长杈?什么样的城没有使者?什么人没有孩子?。。。。。。”孔子一口起提了40多个问题。

项橐认真听完，不慌不忙地回答：“土山，井水，空门，泥牛，木马，砍刀，仙人，仙女，冬天，夏天，枯树，空城，小孩。。。”

这些问题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内容，内容广泛，项橐都能对答如流，滴水不漏。孔子佩服，连说六个“善哉”

项橐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人们所尊敬的孔子，就反问了几个问题，结果孔子一个也答不上来。连叹到：“后生可畏也”。

孔子又说：“我车中有棋，咱们赌一盘吧。”谁知项橐一本正经地拒绝，振振有辞地说：“我不赌博，天子好赌，天下就不能太平，天公也不作美，诸侯好赌，就无心思治理国家;官吏好赌，就会耽误处理文案;农民好赌，就会错过耕种庄稼的好时机，做学问的好赌，就会忘了诗书礼仪，小孩子好赌博，该挨揍。赌博原来是无聊、无用的事，学它做什么?”

孔子听了这些话，由赞赏变成了敬佩，他拜项橐为师。七岁的孩子从此名声远扬，而孔子以圣人之身，不耻以孩童为师，其举动也为天下人称赞。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释义】原指战国时齐军用围攻魏国的方法，迫使魏国撤回攻赵部队而使赵国得救。后指袭击敌人后方的据点以迫使进攻之敌撤退的战术。

【历史典故】

齐威王三年，魏惠王想一泄失去中山的仇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如直接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既能解旧恨又能削弱赵国，可谓一举两得。于是，魏惠王调拨五百战车，由庞涓率领，直奔赵国。

庞涓治军有方，军队战无不胜，很快便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形势危急。第二年，赵国迫于无奈只得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领兵前往救援。

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田忌本来打算领军直接去赵国与魏军作战，孙膑制止说：“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魏国的国都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军备空虚的地方，魏国国都被围困，魏王肯定会下令庞涓放弃攻打赵国而回兵自救。我们再在庞涓回师的必经之路，中途伏击他，必定可以大获全胜。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一举解救赵国之围，而且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成果。”

田忌听取了孙膑的意见，出兵围困魏国的都城大梁，魏王果然下令庞涓回军自救。庞涓收到魏王的命令后，丢掉粮草辎重，星夜从赵国撤军回国。孙膑预先在魏军回国的必经之地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过时，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齐国军队大胜，赵国的危机也相应解除了。

【成长心语】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的定理在科学研究领域，是成立的，但它并不一定适用于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身陷困境时，与对手发生正面的冲突，以此来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方法，不过绝不是最聪明的方法。身处困境之中，只要我们不被自己的处境吓倒，静下心来，认真寻找对手的软肋，绕过对手的正面攻击，从其软肋下手，一样可以摆脱困境，甚至还有可能转败为胜。所以，有些时候，两点之间“曲线”最短。

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中元节。中元节本是祭祀地官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天官生日，故定为上元节(即元宵)，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水官生日，故定为下元节。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鬼节”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兰盆节”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 《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或许，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左传》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混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子产，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柏拉图的《斐多》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基督教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汤一介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搞怪，有的猥琐，有的凶残，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阮瞻的人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郑玄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老东西，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老东西”，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对《幽明录》里一个故事的概括：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钱神论》，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他的更牛，威胁说如果不给，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牛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甚至斗争。毛泽东在建国后曾让何其芳等人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而干宝《搜神记》中著名的《宋定伯捉鬼》更是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这里讲一个大诗人阮籍的故事。阮籍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西窗都成了此生的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20世纪诗人聂绀弩，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小玉、聂小倩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宁财神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毛泽东说《聊斋》一书是“借鬼狐说教”，这一评价可谓吃透了古人，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干宝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晋纪》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理性化”。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孔子的“敬而远之”，毛泽东的“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敬而远之”的基础上还应该“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

一九三五年元宵节过后的一天，井塘村的老俵们还在梦乡里，嘀嘀达的达的军号声却响了起来，老俵以为这是红军又要开始的例行早操训练，怎么也没想到是红军要离开井塘村奔赴新的战场。

当时，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这天，驻扎在井塘村有些时日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将房东钟伦扬叫了起来：“老钟，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在这里打扰乡亲们好多时日了，这口行军锅送给你”说着，笑盈盈地叫人将一口大行军锅端在老钟的面前。老钟说：“谢谢项主席，我家才几口人，用不上这样大的锅，红军还是把它带走吧。”项英说：“红军这次出发要轻装行军，锅就不带了，你家人口少用不了这样大的锅，可是你家养了猪啊，可以用这锅来煮猪食嘛。”老钟心想，项主席真替老俵想得周到啊，就高兴地将锅收下了。

红军离开井塘村后，老钟还真的用这口锅来煮猪食。没想到过了不久，国民党军来到井塘村，把全村的老俵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集中训话：“你们听着，谁家收留了红军的伤病员马上交出来，还有谁家保留了红军的物品也必须交出来，一旦查出来，那就格杀勿论。”

老俵们一个也不吭声，更不用说主动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来。国民党兵只得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

钟伦扬想起那口红军留下的铜锅正在家里煮猪食，要是被白狗子查出来就不好办了。他趁白狗子不注意，偷偷地溜出来跑回家，把猪食倒进桶内，也顾不上锅热烫人，背上锅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站住，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国民党兵发现有人往山上跑，举枪就朝钟伦扬“啪”地打了一枪。幸好这枪打在铜锅上，只听“当”的一声，子弹穿过铜锅没有击中老钟的要害，只使他受了点轻伤，老钟背着锅跑进了大山，藏进了山洞里，才幸免于难。

他在洞内躲藏了好几天，始终也没将锅的秘密告诉任何人。解放后，老钟把铜锅从山洞里背回家，可惜好端端的行军锅被白狗子打了个洞，没法再用了。不久，县博物馆派人来征集革命文物，当时老钟己经去世，他的儿子钟正予就把这行军锅捐献了出来，如今还摆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供人们参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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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阳大战以后，刘縯和刘秀名声越来越大。有人劝更始帝把刘縯除掉。更始帝借口刘縯违抗命令，把刘縯杀了。

刘秀一听到他哥哥被杀，自己知道力量敌不过更始帝，就立刻赶到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向更始帝赔不是。有人问起他昆阳大战的情形，他也一点不居功，说全是将士们的功劳。他也不敢给他哥哥戴孝，照常吃饭喝酒，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流露出他忧伤的心情。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他的仇，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是毕竟不敢重用。后来，长安攻下来了，王莽也给杀了。更始帝到了洛阳，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河北郡县。

这时候，各地的豪强大族有了武器，有的自称将军，有的自称为王，也有自称皇帝的，各据一方。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去，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他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一面消灭了一些割据势力，一面镇压河北各路农民起义军。整个河北差不多全给刘秀占领了。

公元25年，刘秀和他的随从官员认为时机成熟，在鄗(音hào今河北柏乡县北)自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光武帝。

更始帝先建都洛阳，后来又迁到长安。他到了长安以后，认为自己的江山已经坐定，开始腐败起来。他滥封官爵，自己不管政事，成天在皇宫里喝酒作乐，还纵容他手下的兵士抢劫。原来一些绿林军将领，对他十分不满。

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眼看更始帝不行了，就率领二十万人进攻长安。更始帝派兵抵抗，接连打了几个败仗，急得他不知怎样才好。绿林军中有些将领劝更始帝离开长安，反而遭到更始帝的猜疑、杀害;还有一些起义将领投奔了赤眉军。更始帝内部一乱，赤眉军就顺利地打进了函谷关。

赤眉军决定推翻更始帝，但是樊崇他们不能摆脱汉朝旧贵族正统观念的影响，定要找个姓刘的做皇帝。当时赤眉军姓刘的一共有七十多个，其中有个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跟西汉皇族的血统最近，就硬把刘盆子立为皇帝。

赤眉军打进长安，更始帝逃到城外，樊崇派使者限令更始帝在二十天内投降。更始帝没法，只好带着玉玺向赤眉投降。

赤眉军进了长安，声势浩大。可是几十万将士的口粮发生了困难。富商和地主趁机屯积粮食，长安天天有人饿死。这样一来，长安的混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

樊崇带着军队离开长安向西流亡。但是别的地方的粮食也一样困难;到了天水(郡名，在今甘肃)一带，又遭到那里的地主豪强的拦击。樊崇只好又带着大军往东边来。

汉光武帝趁着赤眉军进长安的时候，占领了洛阳。他们一听到赤眉军向东转移，就带领二十万大军分两路埋伏在那里。

汉光武帝派大将冯异到华阴，把赤眉兵引向东边来。冯异用计把一队赤眉军包围在崤山下。他下了战书，跟赤眉军约定时间和地点决战。老实的樊崇不知道敌人的计策，派了一万多赤眉军发动进攻。冯异先派出少数兵士对敌。赤眉军看见汉兵人少，就全军出击。没想到冯异的伏兵上来了，打扮得和赤眉军一模一样，双方混战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赤眉兵，谁是汉兵。

赤眉军正在为难的时候，打扮成赤眉军的汉兵高声叫嚷着“投降!”“投降!”赤眉军兵士一看有那么多人喊投降，没了主意。军心一乱，这一支赤眉军就被缴了武器。

公元27年1月，樊崇带着剩下的赤眉军向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方向转移。冯异火速派人报告汉光武帝。汉光武帝亲自率领预先布置好的两路人马截击，把赤眉军围困起来。到了这步田地，樊崇只好派人向汉光武帝求和。

汉光武帝把刘盆子他们带回洛阳，给他们田地房屋，让他们留在洛阳。但是不到几个月，就加上谋反的罪名，把樊崇杀害。

鲁孝公薨，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鲁惠公的元配没有生子就死了，妾室声子倒是帮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做息(一作息姑)。后来，惠公听说宋国有个女子生来手掌就有“鲁夫人”的纹状，于是就把她娶回鲁国，是为仲子。仲子为惠公生了个儿子，名叫做允(一作轨)。因有“鲁夫人”的纹状而娶之，隐隐有立她为夫人的意思，则她的儿子允就有可能当太子。

惠公没有立太子就死掉了。年长的公子息颇得鲁人的拥戴，于是他学当年周公旦那样，摄行君位。但是又担心其他人不服，于是立公子允为惠公太子，说是等他长大后就把政权返给他。历史上把公子息称作“隐公”，谥法：“不尸其位曰隐。”

隐公时期，卿大夫羽父位高权重，逐渐掌握实权。但是羽父权力权力欲太重，渴望与国君平起平坐，何况隐公甚至还不是名义上的国君。羽父就对隐公说，要不您立我为太宰吧(所谓太宰，那就是周天子的王室正卿，就地位而言，跟诸侯平起平坐。)隐公不答应，推托说自己又不是鲁侯，不能做主。羽父说，其实太子允没什么势力，您德高望重，不如顺势就即位好了，我帮你解决掉障碍。隐公震怒，“我之所以当这个家，是因为看到允年幼，担心人心不稳才勉强顶着众人的唾骂来做这件事。本想等到允长大了，我就到菟裘之地养老去。你瞧你说的什么话啊!”

羽父被弄得一愣一愣，敢情人家不想夺位?他担心太子允知道这件事，于是急匆匆跑到太子允跟前，来个恶人先告状，谗言隐公想要霸占权位，不会让他允掌权之类的话。太子允心想这还得了，于是授命羽父把事情给解决了。羽父就派人弑杀了隐公。

惠公太子允即位，是为鲁桓公。

导语：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代代流传的佳话。朋友是一种相遇，朋友是一种相互认可，朋友是一种相助，朋友是一种关爱。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管仲传》。

【释义】管：管仲;鲍：鲍叔牙;交：交情。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

【历史典故】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对好朋友，一个叫管仲，另一个叫鲍叔牙。管仲家里很穷，又要奉养母亲。鲍叔牙知道了，就找管仲一起做生意。赚了钱以后，管仲分到很多，鲍叔牙却分到很少。人们纷纷议论管仲是个贪财之人，不讲情谊。鲍叔牙知道后，便替管仲辩解说，管仲不是不讲情谊，他家里情况不好，而且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的。

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每次进攻的时候，管仲都躲在最后面，大家都说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鲍叔牙听说后，向人们解释说，管仲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他得留着命回去照顾家中的老母亲啊!

后来，公子诸当上了国君，他每天吃喝玩乐，任意妄为。鲍叔牙和管仲都预感齐国将会发生内乱，就分别带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逃到莒国和鲁国去了。不久，诸被人杀死，管仲想让纠顺利地当上国君，于是便在暗中对付小白，可惜把箭射偏了，小白不仅没死，还当上了齐国的国王，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决定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对齐桓公说：“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强，应该请他来当宰相才是!”齐桓公惊讶地说：“管仲曾经想要杀我，你居然叫我请他来当宰相?”鲍叔牙却说：“这不能怪他，他是为了帮他的主人才这么做的呀!”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便请管仲回来当宰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管仲在谈到他与鲍叔牙之间的往事时，曾说：“我曾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钱财，自己多拿，鲍叔牙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亲。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成长心语】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代代流传的佳话。朋友是一种相遇，朋友是一种相互认可，朋友是一种相助，朋友是一种关爱……但是，朋友最为可贵的还是相互信任。一旦成为知己，一定是彼此了解的，或许细节并不熟悉，但观念必定是了然于胸的，对于对方的行为总是可以作出最符合其初衷的解释。

管仲在鲍叔牙的坟前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管仲一生因为有这样一个知己，显得更加有意义了。

传说，华山脚下有一座雪映宫，雪映宫里供奉着一位三圣母娘娘。三圣母娘娘有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这盏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它有无穷的法力。

以前华山脚下的百姓经常受瘴雾危害，每年都要死不少人和牲畜，自从三圣母娘娘来到华山，用她手中的宝莲灯驱散瘴雾，人们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三圣母在雪映宫住了下来，她为人们驱除瘴雾，求签问卜。华山脚下的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雪映宫求签解忧。雪映宫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求签问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