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普通而又杰出的季羡林【汇集20篇】

鲍博·戴蒙德精力充沛，热情十足，他喜欢冒险，意志坚定：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他勇敢无畏，面对自己毫无经验的工作岗位，他欣然上任。他说话（相对）简洁。他爱发脾气。他十分贪婪，总想得到更多。

我从未见过他，但根据我一直以来看到的有关他的材料，我断定他执掌英国巴克莱银行后会干得很出色。因为他完全遵循一套全新的领导力理论。这是一套出人意料、激进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蹒跚学步的孩子无异。

我原来一直以为，最差劲的首席执行官才会与两岁孩童有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爱摇摇摆摆地阔步走路，嘴上经常叫喊“这是我的”，也都极其不善于和人分享。他们做事都只有3分钟热度，缺乏常识，听不进别人的话。而且，首席执行官和初学走路的儿童，都经常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把他们当作摆设。他们都会让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油然而生畏惧之心。见过飞机上小孩子怎么闹腾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说首席执行官出行还是坐私人飞机比较好。

然而，前不久有人发给我一条信息，纠正了我的观点。对方指出，蹒跚学步的孩童不但不是坏榜样，而且简直具备管理上市公司的全套本事。

上述发现来自尼古拉斯·布莱恩，这位前银行家的第3个孩子就快要开始学走路了，而他一直在担心这个阶段的到来。为调整好心态，他坐下来列了张清单，逐一列举出幼儿身上的美好之处。写完后，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他家前两个孩子在蹒跚学步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良好品性，在他以往效力过的几位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身上都能找到。清单内容如下（戴蒙德先生想必拥有其中许多性格特征）：

1.刚学走路的小孩精力充沛，热情十足。当他们真正迷上某件事情，全心投入其中时，你是拗不过他们的。

2.刚学走路的小孩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以最英勇无畏的架式，爬上楼梯扶手往下溜。

3.刚学走路的小孩做事持之以恒。跟他们说别把果酱涂到ＤVＤ上，他们会安静几分钟，然后接着涂。

4.刚学走路的小孩充满好奇心。俗套的答案打发不了他们，他们会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

5.刚学走路的小孩富有创造力。他们在墙壁和沙发上信手涂鸦，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6.刚学走路的小孩具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他们扑上来就抱，吻得人满脸口水，最硬的心肠也会融化。

这个头开得不错，但我觉得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与两岁孩童之间，还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固执己见，非常善于说“不”；任何阻碍也无法挫伤他们的热情；他们会直接走到人家跟前，问“你是谁”；他们擅长作决定；他们不需要他人来告诉自己要相信本能。

我知道这不过是抓住了皮毛——这方面的素材可以炮制出许多领导力书籍。想到有那么多书籍取材于部落战争、乐队、拳击、登山，甚至是养蜂，就让人纳闷儿：怎么就没人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呢？

蹒跚学步的孩童可以为首席执行官树立好榜样的最后一点是语言。他们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且说得简单明了。他们才不去理会什么词形变化或起承转合。

苦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定会倍懂珍惜,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名人人生哲理小故事精选。

名人人生哲理小故事精选1: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第一次见到卢斯卡教授，还是在1993年。当时，我正在重庆攻读硕士，由于一个中法合作的科研项目，在那一年的秋天，卢斯卡教授——法国图卢兹大学城市与环境工程学院的终身教授，来到中国，就有关技术问题与中方课题组进行交流、讨论。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科技合作，绝大多数是由外方提供关键技术，中方则组织力量消化和吸收，我们那个项目同样采取的是这种模式。也正有鉴于此，加之卢斯卡教授本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全体中方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对他怀有一种很强的敬畏心理，而我这个资历最浅的学生，更是暗自抱定了这样的初衷：只做一个认真的听众，绝不开口参与问题讨论。

大家都抱着与我类似的心态，因此注定学术交流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均衡态势——向卢斯卡教授提出问题，中方课题组事先要做精心的准备，被推举的代表发言时更是小心翼翼，唯恐言语有失贻笑大方;而卢斯卡教授感兴趣主动提出的问题，中方课题组又无人肯出头做全面阐述，被“点将”不得不发言的，也往往三言两语稍作阐述，接着便以“仍需我们进一步研究”画了句号。结果，一场学术交流很快演变成了卢斯卡教授单方面“答疑”的独角戏。坐在会议室的一角，我发现，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默契，卢斯卡教授几次摇头苦笑，脸上也露出了深深的无奈与失望。

为打破这种颇为尴尬的氛围，学院科研部的领导陪在一旁，立即显出国人好客的一面。他满脸堆出笑意，建议卢斯卡教授抽出一点时间，前往重庆的大足石刻、缙云山等名胜古迹浏览参观。翻译将这番美意译作法语的过程中，卢斯卡教授却开始耸动肩膀，并几次将双手摊在胸前，嘴里也在小声嘀咕什么。

会议室沉寂了好一会儿，卢斯卡教授的脸上才重又浮现出一丝笑意，客气谢绝主人好意之后，他清清嗓子说道：“其实，通过刚才的交流，我发现各位同行对流化床工艺还是颇有研究的，而我们的讨论之所以不够深入，恕我直言，是因为大家在交流过程中选择了太多的妥协，这不由让我想起一句法国谚语来。”说到这里，他略作停顿，接着缓缓提高了声量，“在我的国家，这句谚语是：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卢斯卡教授把这句谚语说了两遍，也特意请翻译加以重复。待翻译的话音第二次落下，会议室里顿时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大家不约而同将头低下，有的人甚至脸上涨得通红。

又过去难捱的几分钟，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个主动站了起来：“卢斯卡教授，我想就反应器的进水方向，谈点儿自己的看法……”

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季，由于中法双方的精诚合作，那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到了实践应用，而我作为课题组一员，也沾上项目的光，在一项“新型斜螺旋沉淀装置”的国际专利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是这项专利，它对我毕业后的求职帮助多多，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妥协是把好伞，但却是个可怜的屋檐。”这句短小精炼的谚语，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生活中于人于事的交锋，适当的妥协固然必要，但开诚布公的沟通与交流，更应作为双方最初的选择。

名人人生哲理小故事精选2:他找到了上帝的秘密

斯科特上校是世界上第二个到达南极的人，我想，再也没有比他的故事更动人、更悲惨的了。斯科特上校和他的两个同伴在南极罗斯冰川的惨死，至今还令人痛惜不已。

1913年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蕃红花正在皇家花园里热烈地开放，斯科特上校的死讯传到了英国。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英国。在此之际，只有纳尔逊海军大将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阵亡的消息，让英国人如此震惊过。

在斯科特上校死后22年，英国人为他建了一个永久的纪念馆———极地博物馆，这也是全球第一家极地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开幕的时候，全世界的极地探险家们都赶来了。在这个建筑的顶端，有一幅献给罗伯特·斯科特的题词，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他去探寻南极的秘密，找到的却是上帝的秘密。”

斯科特上校去南极探险，乘坐的是“特拉诺瓦”号船。这艘船进入南极圈的冰洋后，他就屡屡遭遇厄运。巨浪怒吼着，不知疲倦地击打着船身，将船上的货物扫荡一空，冰冷的海水涌进了船舱，锅炉里的火被浇灭了，抽水机停止了转动，但这艘无助又无畏的船还是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了许多天。其实，斯科特的厄运才只是刚刚开始。

他曾带了几匹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奔跑的强壮小马，但它们到了极地却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它们的腿踏进冰窟中折断了，它们在大雪中徒劳地挣扎着，无奈之下他们只好用子弹结束了它们的痛苦。斯科特上校从爱斯基摩人那里带来的能拖雪橇的狗，也在冰川的裂缝里跑散了。

斯科特和他的四个同伴只好丢下马和狗，拖着一辆约1000磅的雪橇，继续向南极前进。一天又一天，他们拉着雪橇，在海拔9000尺的稀薄、严寒的空气里，在坚硬的冰地上挣扎着前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冻得喉头梗塞。然而，谁也没有抱怨，因为他们相信在最艰难的行程尽头，南极的秘密正在等着他们。从创世纪以来，那里就没有被人打搅过。那里没有任何会呼吸的东西，连一只海鸥也没有，到处是一片死寂。

14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南极———但是等待着他们的只有震惊和失望。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冰天雪地里，立着一根木杆，上边有一块破布在呼啸的寒风中飘摇。是国旗!挪威的国旗!原来挪威探险家阿蒙森比他们早了一步———他们没想到自己经过多年的精心筹划，数月的拼死挣扎，历经了千辛万苦，却被阿蒙森捷足先登了———他仅比他们早到五个星期。

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他们怀着失落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实际上，他们在返回文明世界时，才真正经历了奥德赛式的巨大磨难。凛冽的寒风在他们身上裹上了一层冰，甚至连胡子都冻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地向死神走去。

最先遇难的是强壮的军官埃文思，他不小心脚下一滑，头在冰块上撞碎了。接着是队长奥茨，他的脚冻坏了，一步也不能再走。他知道这会连累他的同伴，因此在一个夜晚，他做了一件神圣而悲壮的事———为了保全他的同伴，他从帐篷里爬出来，在漫天风雪里冻死了。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动人的表演，他只是平静地说;“我想到外边走走，过一会儿就回来。”然而，他却永远没有回来。人们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尸体，现在，人们在他失踪的地方竖起了一个纪念碑，上边写着“一位无畏的绅士死在附近”。

斯科特和剩下的两个同伴继续挣扎着往回走。他们已经被冻得面目全非了。鼻子、手指、脚都冻得一碰即碎。1912年2月19日，他们在离开南极后的第20天，最后一次支起了帐篷，他们的粮食只够吃两天了，剩下的燃料也只够煮两杯茶。他们以为自己肯定有救了———他们距来时埋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地方只有11英里了。只要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他们应该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悲剧发生了。他们遭遇了猛烈的狂风，这场风暴竟然能把冰块砍碎，地球上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抵挡这种飓风的袭击。斯科特和两个同伴在帐篷中被困了11天，但狂风仍在怒吼，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这时，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一条很好走的路。他们出发时带了不少，是为这样的危急关头准备的。他们只须多吃一些，就可以安然入睡，永远不再醒来。但是，他们不想走这条路，他们决心以英国人的尚武精神和命运抗争到底。

斯科特在临死前一个小时，给著名作家巴里爵士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们临终前的情形。他们的食物已经全部吃光。死神马上就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然而，在这样的时刻，斯科特却写道： “如果你能听到我们在帐篷里唱着愉快的歌儿，你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

8个月后，温暖的阳光又重新普照着南极大地，一支搜索队找到了他们冻僵的尸体。队员们就地埋葬了他们的尸体，并用两根雪橇板做了一个十字架。在他们的墓碑上，写着英国诗人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中的名句：

几颗英勇的心，

虽然被时间和命运摧毁，

但坚强的意志仍在前进，

永不屈服。

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从前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远行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的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做“每桶四美元”，而他的真名反倒没有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传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一起进晚餐。

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成了第二任董事长，这是一件谁都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只有阿基勃特一个人去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乐此不疲。嘲笑他的人中，肯定有不少人才华、能力在他之上，可是最后，只有他成了董事长。

2005年4月3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北京落下帷幕，18岁的台球“神童”丁俊晖为中国体坛书写了一个神话：仅有2年职业球龄的他，以9比5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亨德利获得冠军，成为首个在国际顶级台球大赛中夺冠的中国人。一夜间，“丁俊晖”这个名字震惊了世界台球界。

“替父从军”，台球“神童”要用“玩”讨生活

1987年愚人节这天，江苏宜兴个体经营户丁文钧和陈习娟的儿子丁俊晖诞生了。丁文钧给儿子起名丁俊晖，是希望他长大后与日同辉，可是儿子从小就非常叛逆，行为总是和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如此，丁文钧并没有对儿子实行高压政策，对他的贪玩好耍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丁文钧的这种管教方式，让母亲陈习娟非常着急：“溺爱儿子，会毁了他的。”丁文钧安慰道：“这不是溺爱，是在自由发展他的兴趣爱好。” 由于生意不忙，比较空闲的丁文钧经常玩台球。一来二去，他竟成了宜兴少有的几名高手之一。丁文钧对台球的嗜好，也渐渐辐射到了儿子身上。起初对游戏着迷的他，迅速把喜好转移到了台球上。每次丁文钧玩台球的时候，他都跟在身后，怎么都赶不走。后来，丁俊晖不仅仅满足过眼瘾了，个儿不高的他竟然把凳子搬到台球桌下，过起了台球瘾。

1995年，丁俊晖8岁了。这年的一天，一个一向对丁文钧台球技艺不服气的台球高手找到了他，坚持要和他来一场“生死战”，说丁文钧如果输了，就要在所有围观者面前认输。对自己非常自信的丁文钧接受了挑战，然而，一番你来我往的大战到了最后，丁文钧渐渐落了下风。大战中，丁俊晖一直跟在父亲身后，不时对他怎样打指指点点，但是丁文钧对儿子的指点不屑一顾。为了让自己从激战中冷静下来，丁文钧借故去上厕所。在他上厕所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围观者说：“你爸爸看来是顶不住了，不如你上吧。呵呵，这样即便输了，也不是你爸爸的过啊。” 不服输的个性，让丁俊晖果断地拿起了台球杆“替父从军”。由于个头矮小，丁俊晖虽然只好站到一个箱子上打，但几乎没有给那位挑战者任何机会。输球后，那位挑战者心服口服地对丁文钧说：“我服气了，为你家有这样一个台球‘神童’。你只要悉心培养，他一定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丁文钧没有想到儿子竟然是位深藏不露的台球高手。自此，父子二人在玩台球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只要有机会出战，就瞒着陈习娟出击。一次次出战宜兴的大小台球场，丁俊晖竟然被公认为宜兴的台球第一高手。其实，这些出战，都是丁文钧为培养儿子的球艺，主动去找的。对于父子二人近乎疯狂的举动，陈习娟很难受，因为儿子的学习在出战台球的过程中，越来越荒废了。周围的人也对丁文钧指指戳戳：“自己不思进取不说，还带着儿子一起学坏。”对这些指责，丁文钧也进行过反思，但是他坚信一个人成材的道路千万条，玩台球也不失为一条路子。丁文钧顶住了来自妻子和周围的压力，决定背水一战，让儿子依靠打台球养活自己。为了让儿子能够有更多时间玩台球，丁文钧投入全部家产买了7张台子开了一家台球房。随后，他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举动：让儿子退学，专门玩台球。

为了让儿子的球艺继续上升，丁文钧带着他到南京参加了一次比赛。作为唯一一名未成年的球手，丁俊晖在这次比赛中一举夺魁。 兴高采烈地捧着1000元奖金，丁文钧对妻子说：“谁说玩台球不能成材，我要培养儿子成为世界冠军。”看着疯了般的父子二人，陈习娟很无奈地摇摇头：“谁叫我贪着了这对活宝呢？我也豁出去了。”从此，这家人在周围人异样的目光里同心玩台球了。

南京归来的第二年，丁文钧认为儿子在江苏已经很难找到对手了，决定要找个更加适合他练习的地方。经过四处打听，丁文钧得知东莞有很多台球高手在那里训练，于是丁文钧举家搬迁到了东莞。经过在东莞的打磨，丁俊晖逐渐在国内赛场上崭露头角，获得2002年世界业余选手冠军赛亚军，随后拿到2002年亚洲锦标赛冠军，并有机会参加2002年世界斯诺克青年赛。

丁俊晖的进步让丁文钧激动，可是随后又心生忧虑：国内的斯诺克水平一般，想提高水平，唯一的办法似乎就只有到国外训练，而最佳地点只有斯诺克的发源地英国。

英国作为斯诺克的发源地，不仅有着奖金最丰厚、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4大赛事，而且还诞生了一大批引领世界斯诺克的顶尖选手。到英国学习训练，成了丁俊晖父子二人共同的愿望。可是，远赴英伦，每年都要支付数10万元的学习生活费用。支付这笔费用，对于几年来一直挣扎在经济困境里的丁家来说，显得相当困难，但丁文钧豁出去了。

坚守梦想，面对坎坷不言放弃

2003年，丁俊晖和父亲一起奔赴英国。到了英国，丁俊晖进入了北安普顿一家叫威灵布勒的斯诺克学院练习打球。刚到英国，由于父子二人没有什么英语基础，和人交流就成了一大难题。丁俊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没有朋友的生活让他觉得很是压抑。为了缓解压抑，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台球训练中。 丁俊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上午10点开始训练，除了休息吃饭外，他要一直训练到下午6点。训练结束后，他就听听音乐，游游泳。丁俊晖有些想家了，想念他在国内的朋友。丁文钧看出了儿子的思家情绪，他明白如果任其发展的话，肯定会影响儿子的训练。因此，他狠心道：“难道你想灰溜溜一事无成地回去吗？你不要忘记自己曾经说过什么！”

克服了无聊中的思家情绪，另外一大困难又呈现在了面前。由于丁俊晖初来乍到，他的名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除了在学院里正常的学习训练外，他很难找到高水平的陪练人员。台球这一运动，无论你的训练学习有多么系统，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对手对其思想产生高压，个人技艺很难突破。 一次，丁俊晖主动邀请一位水平不错的选手对练。对方看了看还满脸稚气的他，不屑一顾地说：“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不想浪费时间。”丁俊晖看着那位狂妄的英国选手没有说什么，只在内心告诉自己：“你必须用实力征服别人。”

为了让技艺得到提高，克服没有高水平对手的尴尬，丁俊晖在训练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这位来自东方的少年选手所表现出的坚韧，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渐渐地，一些人主动邀请丁俊晖一起较量。丁俊晖的球艺得到了迅速提高，也引起了经纪人凯特沃伦的注意。凯特沃伦是一个很成熟很有经验的职业台球选手经纪人，他坚信这位东方少年一定可以成为世界台球界的领军人物。因此，凯特沃伦对丁俊晖多了关注，给他开小灶，让俱乐部的一批高水平球员与他一起练球。就是在这样的磨练之中，丁俊晖的球艺开始在斯诺克高手云集的英国崭露头角。

为了培养他，丁文钧一家几乎倾家荡产，生活非常拮据。为了减少开支，丁家父子除了房租和伙食开销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花销。陪同儿子的丁文钧，除了精心地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外，还不时到中餐馆打工，尽可能地多挣些钱。后来，两个人的压力实在太大，丁文钧便回到了国内，和妻子一起为儿子打工。

“玩”出冠军 ，天才少年技惊世界

2003年9月，台球技艺突飞猛进的他转成了职业选手，这样他就可以参加英国的职业巡回赛。台球手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参加职业巡回赛，依靠胜绩获得奖金。在英国的职业巡回赛中，他脸上表现的沉着冷静，都让对手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每次胜利后，丁俊晖第一个要告诉的人，就是远在中国的父母，但是他很少打电话，一般都采取发短信，因为这样他觉得节省些——他想用这根球杆为为了他几乎舍弃所有的父母再挣回一个家。

丁俊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非同一般的冷静，让一些人感到很奇怪：究竟是什么铸造了这位少年选手的冷静呢？有人问丁俊晖：“除了台球以外，你还喜欢什么？”“台球。”“和朋友在一起都干什么？”“打台球。”一切都是为了台球，造就了丁俊晖内心的坚毅。

从成为职业选手一年内，丁俊晖表现出的非凡球艺，促使他两度战胜了当时世界台球界排名第一的马克·威廉姆斯，世界排名也由最初的128位飙升至了56 位。而这时，这位当初连陪练都找不到的少年选手，在威灵布勒台球学院成了抢手货，所有的训练选手都希望能够和丁俊晖一战，世界排名第9的埃伯顿甚至花钱请丁俊晖一起训练。

2004年年底的英国职业公开赛，丁俊晖从资格赛一直杀进了16强。这种战绩在以往的英国公开赛里，是很多老辣的职业选手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夜之间，几乎所有关注台球的人都知道，有个来自中国的少年选手纵横在英国职业巡回赛场上。2005年2月，持外卡参赛的丁俊晖在6:3击败世界排名第16位的乔· 派瑞后，更是直接杀入了温布利大师赛的8强。

成熟起来的丁俊晖知道，仅仅依靠这些战绩，是无法真正站稳脚跟的，他必须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冠军。

机会在这个天才少年的期盼中来到了！

2005年3月，丁俊晖回到了中国，参加于本月27日在北京海淀举行的中国斯诺克公开赛。28日晚，在中国球手不断失利的被动形势下，丁俊晖不负众望，分别在第三、第六、第七局打出3杆“野枪”，以5比2的较大优势战胜了世界排名第38位的马克·戴维斯，成为继梁文博之后第二个闯进中国斯诺克公开赛正赛的中国球手。

在丁俊晖比赛的时候，他的父亲一直捏了把汗。为了不给儿子增加压力，他悄悄地坐在赛场一角注视着儿子。儿子的每一次成功击打，都让他兴奋地捏紧了拳头。一场比赛下来，丁文钧发现妻子的手被他捏得红红的。4月3日，一路过关斩将的丁俊晖顺利杀进了决赛，和世界排名第二的苏格兰选手亨德利争夺冠军。然而，在万千观众面前，被寄予厚望的丁俊晖却在第一阶段的前5局比赛里连失4局，以1:4落后。几乎所有人认为丁俊晖必败无疑，丁文钧对儿子说：“不要想得太多，只想着进球就行了，一个一个地去拼。”看着父亲信任的目光，丁俊晖给了他曾经的偶像亨德利以有力的回击，最后9局竟然赢了8局。虽然亨德利最后扳回了一局，但是丁俊晖最终还是在第14局以单杆103分结束战斗，获得了一场显赫的胜利。

战胜亨德利之后，丁文钧兴奋地抱住儿子说：“我知道你能行”，而母亲陈习娟更是兴奋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成了4月3日晚全世界最幸福的父母。 尽管这次拿到北京站排名赛冠军，使丁俊晖职业台球生涯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但他内心的目标早已经锁定：3年内，直指世界冠军。

丁俊晖的成功告诉我们，只要你坚守梦想，成功就不会离你太远。

我们欣赏高考满分作文的时候不难发现，这些作文大多都用了恰当的名人故事作为论据素材，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高考满分作文名人故事素材，快来看看吧。

1、《梁实秋：机智的幽默》

着名作家梁实秋擅长演讲，他的演讲独具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北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演讲。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场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校长有令，只好走上讲台，挂着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2、《董建华为自己定长远目标》

董建华1937出生于上海，10多岁时移居香港。因不会讲广东话，同学们又听不懂他的上海话，常常被取笑。董建华人小志气大，主动与同学们交谈，一字一句地学习广东话，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除了语言障碍。17岁时又到英国读书，父亲寄给他的钱仅够学费及生活支出，所以到了暑假，他还得去打工，如到餐厅服务、去煤气公司铲煤等。董建华在回忆学生时代这段经历时说：“不会说广东话要学，不会说英语要去英国，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喜欢为自己定下一个长远的目标。定下目标，我便会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从小就培养出这样的个性。达到一个好的目标，是人生的乐趣。”

3、《南丁格尔——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

1854年，英、俄在克里米亚开战，南丁格尔亲自奔赴前线。她替伤员清洗、清毒、包扎、按时换药、改善伙食，还经常跪在地上擦洗地板，洗涤伤员带血的衣裤。每天晚上她都要提一盏灯，在4公里的巡诊线上，挨个查看病情，给伤员唱歌，送去安抚和爱心，从无间断。为此，她经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累得头掉光仍然坚持不懈。由于她的努力，伤员的死亡率从60%降为0·3%。后来，直到英、俄停战，最后一名士兵离开战场，她才回到家园。英国人民为她立起了手持油灯的巨型铜像，“提灯女郎”南丁格尔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正是她对医护工作的尽心尽职，才改变了整个世界对护士的看法。

4、《艾伦：做好了，就是机会》

有一个名叫艾伦的孩子，9岁时在祖父的农场时里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赤手去捡牧场上的牛粪饼。一般的孩子嫌这份活儿脏，都不愿做，而艾伦却干得好极了。由于他捡牛粪饼表现出色。祖父给了他一个向往已久的工作——放牧马匹。这件事深深影响了小艾伦，使他坚信这样一则人生信条：手头的工作无论多么低贱，只要做好了，就是机会。

长大后，他从每星期挣1美元的肉铺帮工做起。这份工作虽然低微且工作条件恶劣，但他干得很出色，因为他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人生信条：做好了，就是机会。

后来，他成为每星期可得50美元的美联社记者。

再后来，他又成为年薪150多万美的首度执行官。

5、《尤努斯：“穷人银行家”造福穷人》

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的饥荒，经济学博士尤努斯来到这里试验高产种植的办法。1976年，在一次调查中，他碰到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这位妇女因受到放贷人的盘剥，一天连两美元分都挣不到。他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女人，希望她们能借助这笔贷款摆脱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命运。1979年，他以此为目的成立了格莱珉银行。1998年，受洪灾影响，格莱珉银行陷入困境，但在尤努斯的不懈努力下，银行于2004年完成了从“经典模式”到“格莱珉二代”的转型，尤努斯的默默奉献造福了无数穷人，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6、《萨科齐：必须成为总统》

法国总统萨科齐， 1955年1月28日 出身于法国巴黎的一个移民家庭，从小就遭受别人的歧视和嘲笑。10岁那年的一天，他骑着自己心爱的山地车在郊外潇洒地穿梭。正当他得意时，几个小孩拦住他，一把夺过他的山地车，猛地摔在地上，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外来的小崽子，不配骑山地车！”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我不是想成为总统，而是我必须成为总统。”

15岁时，因家庭贫困，萨科齐告别了学校。以后的几年间，他放过羊，当过乐队号手，做过泥瓦匠，糖厂工人等。他哭过，泄气过，但从没有退缩过。后来，他通过半工半读考上了巴黎政治学院。结业后，又与校友一起做生意。在生意场上打拼了10年后，他毅然离开，走上了从政之路。

1983年，年仅28岁的萨科齐当选巴黎郊区讷伊市市长，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2007年5月，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萨科齐胜出，当选为新一任法国总统。他也终于圆了心中的总统梦。

7、《陈安之：把梦想贴出来》

他12岁随亲戚到美国读书，后来边工作边读书。他曾经做过18份工作，卖过菜刀，卖过汽车，当过餐厅服务员……在他20岁的时候，他的存款还是零。

一次，他在看车展时，一辆奔驰S600令他艳羡不已，他站在车子旁边，让太太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并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

后来，他经商不断走向成功。他的助理向他讨教成功的经验时，他说：“你要成功的话，就给自己贴个梦想板。”说着他从一个牛纸袋里拿出那张自己和奔驰S600的合影，照片上有被钉过的小孔。他接着说，以前一直觉得它实在太贵，不敢想，不敢买，后来，就把它钉在梦想板上，天天看，并朝这个目标奋斗，最终梦想实现了。

他说，一直把梦想贴在自己的房间里，实现一个，收起来一个，放到抽屉里。从小目标到大目标，最后他所定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现在他成功了，身价已数亿。他的着作，他的录音，他的课程内容都被人疯狂地收藏。他就是当今华人中最着名的成功学专家陈安之先生。

8、《球王乔丹》

篮球上帝乔丹在一次中国之行中，拒绝乘坐主办方为他提供的奔驰、宝马，而是点名要了美国的道奇山羊。原来乔丹有一条重要的商业原则，那就是“做广告从来只做美国货”，因为，座驾事件与“尊严”息息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球场外的乔丹给崇拜他的那些青少年们上了堂很好的思想品德教育课，这才是一个“星”真正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相反，我们的各种“星”们，同样作为青少年们顶礼膜拜的偶像，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有的歌星歌唱得不怎么样，却热衷于把奇形怪态遁入极端；有些影星不在表演上下功夫，却老是以绯闻来炒作自己；还有那些所谓的足球明星，球踢得极烂，可酗酒、打架等丑闻不断。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的“星”们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好好学学人家乔丹呢？

9、《田家炳：拿矿泉水的富翁》

一位记者随同一所受捐助的学校教师迎接一位捐助者，在机场为了解渴，大家买来矿泉水。刚喝几口，飞机到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手中的矿泉水扔掉。这时他们看到大富翁从飞机上走下来，手中拿着的似乎是一只空瓶子——瓶底只有一口水。大富翁下飞机后和大家谈笑风生，随着他手的晃动，矿泉水发出轻微的声音，直到他坐上前来接他的车子，还没有扔掉瓶子。车里有水，有人就递给他一瓶，可他摆摆事实手，直到喝完那瓶中剩下的最后一口水，才放下瓶子，接过满瓶的矿泉水。这位大富翁就是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20年来为慈善事来捐款10亿元人民币。

10、《丹尼斯·海斯：地球之父》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是 1970年4月22日 ，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刚满25岁的学生——地球之父在校园发起和组织的。他因此被誉为“地球之父”

丹尼斯·海斯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环境幽美的哥伦比亚河峡谷，他从小养成了爱好大自然的个性。到了大学时代，他虽然就读于法律专业，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环境问题的关心。鉴于丹尼斯·海斯在环保事业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曾荣获联邦野生动物协会，美国慈善协会，美国太阳能协会，远离战争组织的最高荣誉奖项，并被国家奥杜邦协会评为“100个最杰出的环保人士”之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的时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 凡事喜欢和解，与人能友好相处，对任何事情都努力持乐观的态度。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克林顿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他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继父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而且喜欢酗酒，喝醉酒后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克林顿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对于丈夫不断制造的暴力和麻烦事只有忍气吞声。

在克林顿未满6岁的那年，醉酒归家的继父同母亲争吵时开了抢，闻讯而致的警察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在街坊邻据中引起轰动，迫使克林顿一家不得不搬迁到外地安家落户。14岁那年，克林顿在也无法忍受继父的家庭施暴行为， 有一次他气冲冲地冲进继父的屋子，向他挥拳显威。继父受到了震动，从此再没有虐待过他们母子二人。 而克林顿为了唤起继父的亲情，把自己的姓由布莱思改为克林顿，随继父的姓，以求家相安无事。

读书时克林顿成绩优良,同时也热爱社区服务活动， 乐于幇助他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曾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给动乱地区一个教堂送食品， 也曾去酒鬼收容所为他们演奏，还曾在家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时在市中心组织演奏会。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而他的母亲则说：“他比大人还大人。”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于谦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志存高远，曾写过一篇借物述志的《咏石灰》诗：

千锤百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 “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

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

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壁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有关励志的名人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刺股悬梁战国时的苏秦，夜以继日地读书，实在太累了，就用锥子刺腿来使头脑清醒；汉代的孙敬，为了防止读书时瞌睡，便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头发系在房梁上，只要一打磕睡就会被扯醒。这就是历史上“刺股悬梁”的故事。

凿壁偷光晋朝的车胤、孙康、匡衡，家里都很穷，连点灯的油都买不起。夏天的晚上，车胤用纱布做成一个小口袋，捉一些萤火虫装进去，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光亮看书；孙康在严寒的冬夜坐在雪地里，利用白雪的反光苦读；匡衡在墙上凿了个小洞，“偷”邻居家的一点灯光读书。成语“囊萤映雪”和“凿壁偷光”所讲的就是这几个故事。

墨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自幼苦练书法。他每次写完字，都到自家门前的池塘里洗毛笔，时间长了，一池清水变成了一池墨水。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池塘称为“墨池”。王羲之通过勤学苦练，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被人们称为“书圣”。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好老公”。

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吊丝”战士，很单纯

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

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

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

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

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

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

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

被抛弃，却不放弃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

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xx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

“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xx的爱情故事。

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

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

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

死角之后，便是光明

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

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

《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

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引用名人故事来论述论点，是我们在写议论文时常有的手法，下面是小编搜集的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快来看看吧。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一、辛弃疾忧国忧民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分析："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国分忧，是每一个华夏儿女义不容辞的义务。

话题："责任""爱国"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二、严复的担忧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分析：严复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良苦用心在当时能有几人明晓?爱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只从一种角度、用一种眼光来看问题!

话题："看待事物的角度""目的与形式"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三、张伯苓的理想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分析：只有祖国的富强，个人才有尊严。为此，张伯苓不余遗力地创办学校，希望能以教育培养振兴中华的人才，其爱国热情让人感动。

话题："教育与爱国""人生的目标"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四、于右任的临终诗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作于1964年公开发表，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分析：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是华夏儿女永恒的愿望。于右任的临终诗之所以能打动无数人的心，还在于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引发了人们的共鸣。

话题："故乡情""月是故乡明""殷殷爱国情"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五、李宗仁的民族情

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分析：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李宗仁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民族大义，将永远激励着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

话题："心中的丰碑""祖国的呼唤"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六、肖邦的遗愿

1830年11月，费列德利克·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决定到外国深造，为祖国争光。出发前，朋友们为他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肖邦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可爱的祖国。肖邦辗转于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活动，增进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难的波兰人民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他得了重病。1849年秋天，肖邦临终时告诉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

肖邦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到华沙，埋葬在曾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分析：叶落归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祖国的眷念，是每一个爱国者的共同期望。

话题："遗愿""爱国--永恒的话题"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七、华罗庚立志回国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早年在美国很受学术界器重。有人想和他签订合同，把他留在美国，给予优厚的待遇，但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回国。途经香港时，他发表了一封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满怀热情地呼吁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分析："富贵不能淫"，物质再丰厚也不能阻挡爱国者回归祖国的脚步。

话题："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八、梁实秋的演讲

著名作家梁实秋擅长演讲，他的演讲独具风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师大任教期间，当时的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演讲。有一次，主讲人因故迟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于是，刘真便请在座的梁实秋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实秋本不愿充当这类角色，但校长有令，只好以一副无奈的表情，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话不寻常，引起全场哄堂大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分析：幽默，流于俗套就成了无厘头;而恰到好处的幽默，则是智慧的闪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话题："语言的妙用""幽默人生"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九、瞿秋白的风趣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婚礼采用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结婚人的双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于是去信请瞿秋白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原来三章共刻12字，润格应为24元;急件加倍，则为48元;边款2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分析：大才华者，大幽默也;大幽默者，大才华也。如此才情逸致，当为一时佳话。

话题："才华与幽默""风趣"

写作素材名人小故事十、林语堂上课请学生吃长生果

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一次，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分析：林语堂，一位大师级语言大师。性格幽默、风趣，听其谈话，如沐春风，获益多多。

话题："春风化雨""为师之道"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旧金山郊外住着一位83岁的老人，她靠领取社保养老金度日，不过8年来，她每年都寄给共和党国民公会一美元。这位老人名叫弗兰西丝·格林。一天，弗兰西丝收到国民公会寄来的一封筹款信，奶油色的信笺上印着金光闪闪的大字，邀请收信者去白宫与总统里根见面。老人并没有注意到一张附着的小卡片上还印着几行字，大意是回复者需慷慨捐赠才能与总统见面。而老人却以为自己真心诚意地捐款8美元感动了政府，因而受到了邀请。

弗兰西丝拿出自己积攒的全部零钱，买了一张去华盛顿的车票，坐了四天四夜，终于来到了白宫前。人们见到的弗兰西丝满头银丝如霜，满脸似雪，长筒白袜，旧帽子上缀着白色丝网，一身白色长裙因年岁久远早已泛黄。门卫拦住了这位打扮奇怪的老人，问其姓名，发现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于是礼貌地告诉她不能进入，老人心都要碎了。

排在老人身后的福特汽车公司一位经理目睹了一切，感觉一定发生了误会，便向弗兰西丝了解情况，对她说：“你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我等你。”老人同意了。之后，这位经理与总统助理安妮·希金斯联系，请求安排老人与总统见上一面。里根总统同意了。

第二天，弗兰西丝准时到达，充满了期待。经理带她参观了白宫，路过总统办公室时，他想，最好能让老人看一眼总统。这时，几位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从总统办公室走出来，几位高级将领走了进去，办公室里的里根总统向外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了弗兰西丝，总统朝她笑了笑，然后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弗兰西丝走进去，总统从座位上站起来，总统说：“弗兰西丝，可恨的电脑又弄错了，如果我早知道你要来，我一定要亲自去接你!”然后总统邀请弗兰西丝就座，他们愉快地谈起加利福尼亚，谈起她的家乡、她的生活以及她的家人。

那天，里根总统给了弗兰西丝很多时间，超过了预先的安排。有人说，这是在浪费时间，不过这些人显然对里根并不了解，总统深知老人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但是总统能够给她的她却很需要。

其实，仁慈与温情是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呵护的。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生于明朝末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张溥自幼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每次读书，定要先亲手抄一遍，抄完后朗读一遍，然后焚化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焚，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才肯罢休。因为每一篇文章张溥都要抄七遍，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头手掌都结成厚茧了。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时，手指皮受冻干燥而裂开，他就用温水暖一下手再抄，一天总要用温水暖好几次。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一生的著作也称为《七录斋集》。

对于当代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是太熟悉了。从地方报刊、中央媒体到普通读物、学术杂志，对他的报道、介绍和研究比比皆是。他的形象出现在银屏中，他的学术业绩登载在报刊上。人们这样评价他：融会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中国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之一……

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

胡适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说： “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 “季羡林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不可磨灭的劳绩”。

刚刚过世的国学大师张中行也曾说过： “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可是这‘实’，我不想说，也不能说。因为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说： “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

著名学者谢冕说： “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说： “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的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成果”，“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的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梁披云为季羡林题写了这样的条幅： “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题写的对联是：“德寿无量，日月长明。”

2005年8月6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举行季羡林研究所成立暨揭牌仪式，汤一介教授、郝斌教授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季羡林对中国人文学术的伟大贡献。郝斌教授深情地指出，季羡林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北京大学的“镇校之宝”。著名诗人臧克家不无深情地歌颂道：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有几个能够赶上?

季羡林自己说： “我向不敢以名人自居，我更没有什么名作。”“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对于自己一生的学识，季羡林一向都非常谦虚谨慎，自我评价十分低调。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不要提什么‘国学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

初次和季羡林接触的人，从他身着的中山装往往会得出他又像一个农民的印象。季羡林自己也曾多次说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土包子”。

两种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谜”一样的季羡林。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农民的儿子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名闻遐迩、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又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留学德国十载的学者，没沾染上一点洋味而终生保持着一种朴厚的农民气象?有人说岁月把季羡林塑造成北京大学的“元老”和“活字典”，塑造成高等院校内硕果仅存的文科大儒，但他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岁月积累的结果，而是他一生勤奋的结果，还有他那爱国主义情怀激发的结果。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深情地写道：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伟大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爱国情怀使他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爱国情怀使他中学、东学、西学学学贯通。成为著名学者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激发，终生保持农民气象也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激发。

解开季羡林这个“谜”，对于卑微者来说，他们能从季羡林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的成才之路;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能从季羡林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对于任何人来说，季羡林都是可圈可点的。阅读季羡林，会给人以很多。

季羡林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包括治学经验，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一些近乎怪话的意见。我们看季羡林的经历，视点截然不同。他丰富的人生，是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非凡人”的“非凡经历”。他的一生，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20世纪的一个缩影。它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命中注定要当农民的，然而靠社会的造就，靠自己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最后成长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艰难历程。成才后的季羡林不谋名利，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一生重精神轻物质，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丰富内涵。

季羡林的历程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季羡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他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羡林的历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季羡林的历程还给人们另外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地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季羡林的历程，将会让人们真切地发现，它浓缩的是百年人生，再现的是泰斗风范。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