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普通而又杰出的季羡林汇集20篇

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如果问：1946年，徐悲鸿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时，教几年级？你也许答不出。但要问：现在名校中的名师教几年级？你一定脱口而出——毕业班。且不说大学，就说一窝蜂扩招的名中学，师资匮乏，便让高二老师教高三，高一老师教高二，初三老师晋高一，依此拆低补高，最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初一。

但当年徐悲鸿反其道而行之。他亲授一年级课，教新生起稿、观察、修改、乃至铅笔、纸张、油彩等工具的用法，还到学生宿舍指导写生。二年级由吴作人等名家任课。三年级，待学生好规矩养成，才交给青年老师带班。新师应该得到尊重，可教育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新生刚起步，如果名师执教基础，新生的起点一定更高更稳。名师影响一生。

悲鸿大师用心良苦，大师何以如此？一是心有学生，尽力对学生的一生负责。二是教学理念崇高，不浮躁，不急功近利。这也许是那时既不扩招收费、也不以“升学率”为考评标准的缘故。由名师开启智慧，乃三生有幸。当代人唯有羡慕的份了。

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妙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财产。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职务。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76岁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尊师重教的故事——孔子尊师

公元前521年春，孔子得知他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觉得这是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与宫敬叔同行。到达京都的第二天，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正在书写《道德经》的老子听说誉满天下的孔丘前来求教，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孔子见大门里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料想便是老子，急趋向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子礼。进入大厅后，孔子再拜后才坐下来。老子问孔子为何事而来，孔子离座回答："我学识浅薄，对古代的#39；礼制#39；一无所知，特地向老师请教。"老子见孔子这样诚恳，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尊师重教的故事——汉明帝敬师

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召到太常府，向桓荣行弟子礼。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进门后，往往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乃去。当朝皇帝对桓荣如此，所以"诸候、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

数学家华罗庚：修炼成名不忘师恩

华罗庚，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他成名之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老师的栽培。”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马上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才能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克老师。华罗庚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上主席台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下首。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的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乾隆弘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见父皇雍正的一位妃子正在梳妆，映在镜子里的她美眸清澈，娇艳无比。生性风流的弘历不觉砰然心动，便悄悄走过去，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吓了一跳，不知就里，下意识地用手里的梳子朝后一打，正好打在了弘历的额头上，竟然把他的额头打出血来了。

恰在这时，弘历的母后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也许皇后在心里早就对这位妃子抱有成见，便认定是该妃子调戏太子，就赐帛命该妃子自尽。该妃子被迫自尽后，太子弘历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点，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二十五年后，一位青年入宫侍驾，乾隆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像那个因自己的轻佻而冤死的妃子，验其颈项，果有一点红色胎记，与当年他给那个妃子脖颈上点的的朱砂位置一样;又问其年龄，回答二十五岁，与那位妃子死去的时间也正好一致。乾隆愈发吃惊，认定该青年就是那个冤死的妃子再世，是向自己讨偿孽债来的。

从此，乾隆便对这个年轻人关爱有加，处处袒护，使他平步青云，连连高升，一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也是赐帛自尽，与冤死的那位妃子一般无二。这个人就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和。

几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使人半信半疑，不得其解。倘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和是那个冤死的妃子转世是不是真的呢?抑或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也许，只是乾隆皇帝的负疚心理作祟，他就非得那样认定不可?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由杨幂和黄子韬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谈判官》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收视稳居前列。

除了明星的号召力外，这部剧的火爆也缘于这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加之节奏轻快，趣梗频出，让这部剧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谈判"内涵深入精神和心灵层面

近年来行业剧的火热势头，让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成为影视剧的首选题材。而涌现的这些行业剧一改往年过度集中于医疗、律政、刑侦等的状况，诸如消防兵、猎头、高级翻译等相对陌生的新鲜题材陆续进入观众视野。《谈判官》，则是国内首部聚焦谈判领域的电视剧。

该剧讲述了高级谈判专家童薇与商业奇才谢晓飞因缘相识相爱的情感故事。剧中的几位谈判专家认真专业的形象扎实而接地气，主角的谈判内容，有效推进剧情发展，并非只是成为剧作背景框架，再加上杨幂、黄子韬二人互怼互宠引发的一连串爆笑段落，有梗有笑点的设计，给这部剧增添了娱乐化看点等，这样落地的行业剧更加新鲜好看。

谈判，并不是只体现在商业职场上的技能使用，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长长的谈判过程。落脚于此，《谈判官》将"谈判"的内涵深入了精神和心灵层面。剧中不仅聚焦了都市精英男女与职场、情场、家庭的"谈判",更一次次展现了角色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沟通与关系调适。

制片人高琛说："谈判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我们故事里面并不是单纯表现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谈判，更多还有人与人之间，父子之间、恋人之间的谈判，亲情，友情，都会在这部剧里面看到很多。"编剧费慧君也表示："我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个电视剧里面不仅看到美好的爱情，也能够看到大江大河，心向大海。"

黄子韬自认入戏特别深

在《谈判官》中，由杨幂饰演的童薇是国际商谈机构中最年轻耀眼的谈判专家，因极高的专业功底和素养在商务谈判领域无往不利。而黄子韬饰演的谢晓飞则是在美国长大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心高气傲且具有超高的商业天赋。俩人邂逅于一场意外，并在一次商业并购项目中展开了电光火石的"切磋".最终，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逐渐从互不认同到彼此欣赏，在相爱相虐中情定"谈判桌".

早在《翻译官》里，杨幂就展示过都市职业轻熟女的风采，此次饰演才华与颜值兼具的女谈判官童薇，不仅驾轻就熟地将人物特质展现得精准而贴切，还将自身魅力与角色结合，塑造出一位魅力十足的女谈判官。杨幂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之前算是菜鸟的成长，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比较职业、比较精英的女强人形象。但她还有一颗脆弱的心，每天回到家可能还是会打打游戏，自己消化一下小情绪，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那么坚强的女孩子。"

而饰演桀骜不驯的家族继承人的黄子韬，也成为本剧的一大看点，不仅形象气质与角色贴合，其才华满溢和傲娇的性格特质也在黄子韬的精彩诠释下，让人物与角色高度一致，给观众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黄子韬接受媒体群访时坦言："我入戏特别深，甚至无法自拔。每天在剧组里，我的代入感都很强，可能这也就导致了我有时候比较累，很压抑。"他说，《谈判官》是他的一个开始，希望能因为这部戏开始越来越低调，慢慢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再浮躁。

[导读]王永庆成功的例子说明，不要以为创造就非得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把一粒米这样细小的工作做好同样也是一种创造。

王永庆早年因家贫读不起书，只好去做买卖。16岁的王永庆从老家来到嘉义开一家米店。

那时，小小的嘉义已有米店近30家，竞争非常激烈。

当时仅有200元资金的王永庆，只能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承租一个很小的铺面。他的米店开办最晚，规模最小，更谈不上知名度了，没有任何优势。在新开张的那段日子里，生意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刚开始，王永庆曾背着米挨家挨户去推销，一天下来，人不仅累得够呛，效果也不太好。谁会去买一个小商贩上门推销的米呢？可怎样才能打开销路呢？王永庆决定从每一粒米上打开突破口。

那时候的台湾，农民还处在手工作业状态，由于稻谷收割与加工的技术落后，很多小石子之类的杂物很容易掺杂在米里。人们在做饭之前，都要淘好几次米，很不方便。但大家都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王永庆却从这司空见惯中找到了切入点。他和两个弟弟一齐动手，一点一点地将夹杂在米里的秕糠、砂石之类的杂物捡出来，然后再卖。一时间，小镇上的主妇们都说，王永庆卖的米质量好，省去了淘米的麻烦。(励志文章)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米店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王永庆并没有就此满足。他还要在米上下大功夫。那时候，顾客都是上门买米，自己运送回家。这对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一个大大的不便了。而年轻人又无暇顾及家务，买米的顾客以老年人居多。王永庆注意到这一细节，于是主动送米上门。这一方便顾客的服务措施同样大受欢迎。当时还没有“送货上门”一说，增加这一服务项目等于是一项创举。

王永庆送米，并非送到顾客家门口了事，还要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旧米倒出来，把米缸擦干净，再把新米倒进去，然后将旧米放回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存放过久而变质。王永庆这一精细的服务令顾客深受感动，赢得了很多的顾客。

如果给新顾客送米，王永庆就细心记下这户人家米缸的容量，并且问明家里有多少人吃饭，几个大人、几个小孩，每人饭量如何，据此估计该户人家下次买米的大概时间，记在本子上。到时候，不等顾客上门，他就主动将相应数量的米送到客户家里。

王永庆精细、务实的服务，使嘉义人都知道在米市马路尽头的巷子里，有一个卖好米并送货上门的王永庆。

有了知名度后，王永庆的生意更加红火起来。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资金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便自己办了个碾米厂，在最繁华热闹的临街处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做铺面，里间做碾米厂。

就这样，王永庆从小小的米店生意开始了他后来问鼎台湾首富的事业。

最终：他把台湾塑胶集团推进到世界化工业的前50名。(名人故事)

1948年的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在“杜鲁门总统注定连任失败，共和党必胜”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

众多新闻媒体、政治家、政治评论家之所以会如此认为，是因为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优势非常明显：从1933年开始，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长达13年，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该换由共和党执政了;在任总统杜鲁门个人魅力缺乏，性格过于倔强，难以赢得民主党同僚以及选民的认可，而民主党也无法推出其他有强大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竞选经费充裕，志在必得，而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并且竞选经费严重不足;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众多席位，所以来自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很难赢得国会的支持。

面对“败局已定”的局面，很多人劝杜鲁门不要再参与下届总统竞选了，而倔强的杜鲁门却认为不战斗就认输是懦夫所为。要竞选总统，就要先过“被民主党选为总统候选人”这关，杜鲁门利用党内的分裂，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使自己的亲信控制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又分化拉拢了党内对手之一华莱士的较多民主党人。经过艰难的斡旋，杜鲁门勉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几乎所有其他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根本无法赢得大选。

共和党内角逐总统呼声最高的是纽约州州长杜威，他出身名门，有名校学历，温文尔雅，被新闻媒体普遍认为是“杜鲁门的继任者”。有的报纸甚至报道：“大选其实已经提前结束了，杜威州长无疑是明年的美国总统！”

杜鲁门也知道自己连任总统希望渺茫，因为缺乏竞选经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他的广播演说经常因为没钱而“缩水”。而杜威有大财团的支持，竞选经费充足，所以能够在广播里频繁地发表演说，在许多报纸上刊登竞选广告。

在竞选启动后不久，一家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发布报告称，杜威的支持率超杜鲁门近20%，杜威胜出几乎无悬念。

到了9月初，距离大选仅剩2个月，杜鲁门的支持率仍远远低于杜威。《纽约客》杂志刊登了杜威乘坐游艇出游的照片，标题竟然是《美国当选总统正在出游》，完全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杜鲁门做了个决定——进行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选远征”，许多人认为杜鲁门又是在做无用功，可是，杜鲁门不为所动。杜鲁门靠在白宫举行筹款晚宴，才勉强凑够了“远征”所需的最低标准经费。而后，杜鲁门开始了美国历史上地域最广、时间最长、最接近选民、最激动人心的“大选远征”。

不管城市大小，只要有火车站点的地方，杜鲁门都会停下来发表演说。杜鲁门发表的多是即兴演说，演说前很少准备，他的演说平易近人，其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充分顾及到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关键的一点是他是在知道自己“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表的，所以极富感染力。杜鲁门的支持率快速攀升。

可是，两个月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检测后发现，杜威的支持率还是超过杜鲁门5%。所以，这家机构认为杜威肯定能当选总统。

大选日当晚，《芝加哥论坛报》已抢先印刷了印有“杜威击败杜鲁门”重磅消息的号外，等着第二天向全国发行。共和党人已经把希尔顿饭店布置一新，准备庆祝杜威当选。而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败局已定，连庆祝地也未预订。

第二日一大早，广播里却播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杜鲁门以49。5%的支持率超出杜威45。1%的支持率，击败杜威，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

最终的投票结果为何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最后一次测算的结果相差如此悬殊？原来，这个民意测验有个致命的弱点——未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统计在内，而通过“远征”，杜鲁门在这些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经获得压倒性优势。

对于杜鲁门的当选，第二天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一篇社论写道：“杜鲁门之所以能连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度依然爱戴那些不畏艰难、不屈不挠、敢于战斗的人！”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用心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以前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齐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好处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音乐家鲁宾斯坦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就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就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不耐烦地问：“每一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就是不一样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一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能够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个性，看到不一样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一样的世界里的不一样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就是不一样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一样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此时世界原本能够如此美丽，生活原本能够如此丰富，精神原本能够如此充实。与人相处之道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美国人克里斯托弗·里夫在电影《超人》中扮演超人而一举成名。但谁能料到，一场大祸会从天而降呢?

1995年5月27日，里夫在弗吉尼亚一个马术比赛中发生了意外事故。他骑的那匹东方纯种马在第三次试图跳过栏杆时，突然收住马蹄，里夫防备不及，从马背上向前飞了出去，不幸的是，摔出那一刻他的双手缠在了缰绳上，以致头部着地，第一及第二颈椎全部折断。

五天后，当里夫醒来时，他正躺在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医生说里夫能活下来就算是万幸了，他的颅骨和颈椎要动手术才能重新连接到一起，而医生不能够确保里夫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那段日子里夫万念俱灰，许多次他甚至想轻生。他用眼睛告诉妻子丹娜：“不要救我，让我走吧。”丹娜哭着对他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里夫变得越来越害怕。一次他3岁的儿子威尔对丹娜说：“妈妈，爸爸的膀子动不了呢。”“是的，”丹娜说，“爸爸的膀子动不了。”“爸爸的腿也不能动了呢。”威尔又说。“是的，是这样的。”

威尔停了停，有些沮丧，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爸爸还能笑呢。”威尔的这一句话，让里夫看到了生命的曙光，找回了生存的勇气和希望。10天后的手术很成功。尽管里夫的腰部以下还是没有知觉，但他毕竟克服了剧烈的疼痛而顽强地活了下来。

他充满自信，每天坚持锻炼，以好身体和好心情迎接每一天。后来，他不仅亲自导演了一部影片，还出资建立了里夫基金，为医疗保险事业做出了贡献。里夫坚信他会在50岁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他要做一个真正的“超人”。

在克里斯托弗·里夫的自传里，他郑重地记下了儿子的那句话：“但爸爸还能笑呢。”是的，不管灾难有多严重，都要记得，我们还有微笑。

著名科学家高士其上小学的时候，是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同学们都爱和他在一起。

可是有一天，他的同桌突然嘟着嘴，气呼呼地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莫名其妙地回答：“咱俩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他的同桌悄悄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叠起青蛙来了。叠了一阵子，他觉得一个人玩不带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由于正专心听课，没有听见同桌的话。这位调皮的小同桌有些生气了，使劲拉丁拉高士其的衣服。高士其这才歪过头来，并从同桌的手势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然而，他一点也没动心，狠狠地白了同桌一眼，又继续专心听课了。

高士其没有想到，因为这件小事，竟得罪了要好的朋友。他诚恳地对同桌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的时候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他 凡事喜欢和解，与人能友好相处，对任何事情都努力持乐观的态度。这些习惯的养成，对于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克林顿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后他随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但是他的继父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而且喜欢酗酒，喝醉酒后经常在家里大吵大闹。克林顿的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对于丈夫不断制造的暴力和麻烦事只有忍气吞声。

在克林顿未满6岁的那年，醉酒归家的继父同母亲争吵时开了抢，闻讯而致的警察把他带走了。这件事在街坊邻据中引起轰动，迫使克林顿一家不得不搬迁到外地安家落户。14岁那年，克林顿在也无法忍受继父的家庭施暴行为， 有一次他气冲冲地冲进继父的屋子，向他挥拳显威。继父受到了震动，从此再没有虐待过他们母子二人。 而克林顿为了唤起继父的亲情，把自己的姓由布莱思改为克林顿，随继父的姓，以求家相安无事。

读书时克林顿成绩优良,同时也热爱社区服务活动， 乐于幇助他人，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他曾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给动乱地区一个教堂送食品， 也曾去酒鬼收容所为他们演奏，还曾在家乡出现种族关系紧张时在市中心组织演奏会。 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好，而他的母亲则说：“他比大人还大人。”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来源：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来源：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xx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20xx年9月初，由宁财神导演、编剧的《龙门镖局》展开新一轮播出浪潮之际，剧中女主角、盛秋月的饰演者袁咏仪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利落短发、一身素黑衣服，没有化过妆面容却几无瑕疵，年过四十的袁咏仪，依然不负她“靓靓”的美称。

普通话说得很好，笑起来很大声，兴致一高就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勾肩搭背，看谁不顺眼也会立马指出来。笔者面前的袁咏仪，还有那个嚷嚷着“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盛秋月的影子。问现实中的她，和盛秋月是否有相似之处？袁咏仪沉静片刻后大笑：“我可是公认的绝世好妈妈！”顿了顿，她说，“但是，我刚当妈妈那阵，倒是也像盛秋月一样疯狂和彪悍。”

20xx年，袁咏仪生下了和张智霖的爱情结晶：儿子张慕童。经受十月怀胎的种种艰辛，而且还因此身材爆肥的袁咏仪，曾多次向张智霖抱怨高龄怀孕太辛苦，咬牙切齿说，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减肥然后去拍戏。但儿子出生后不久，经纪人去医院看她，袁咏仪却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当妈妈，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儿子，别想我给你挣钱了！”为了儿子无限期休假不再拍戏，袁咏仪差点和经纪人解约。

当然不演戏对袁咏仪来说没什么，因为张智霖答应会养她和儿子。只是，让张智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生下孩子后的袁咏仪性情大变，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主动提出了离婚。

虽然信心满满要带孩子、陪伴孩子长大，但生完孩子后，身材爆肥、天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袁咏仪，变得特别敏感多疑，得了产后抑郁症。张智霖开玩笑说“你好肥”，换作以前，袁咏仪会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她却暴跳如雷，悲哀地想东想西，然后对张智霖抱怨：“我这么肥是为了什么？你怎么能嫌弃我？”诉苦、责骂、哭泣地闹腾半天，如果张智霖有半句反驳，她的坏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袁咏仪是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让张智霖把孩子抱给她看，可他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根本不敢抱。他对她解释道：“突然多出个孩子，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自然又会遭到袁咏仪的一通责骂。她把儿子视为宝贝，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地看着他。可老公却对自己说：孩子是“多出来”的，他很不适应！从那以后，张智霖只要说到“儿子”，袁咏仪会马上挤兑他：“是多出来的，你还是别管孩子好了！”

儿子一个多月大时，袁咏仪去冲奶，让张智霖把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他踌躇了半天，弯腰去抱孩子，但一不小心，儿子却从襁褓里掉了出来，幸好小家伙掉在床上并无大碍。但袁咏仪却疯了似的跑过去，一把推开张智霖，然后抱起了儿子，说：“张智霖，你以后再也不能碰我的儿子了！”张智霖既委屈又惊讶：“儿子也是我的，再说我也没摔着他！”但袁咏仪手一挥对他说：“滚出去！”

她不仅不让张智霖碰儿子，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谁也不能碰儿子。“直到有一天，我妈说我的世界里，好像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人了。装不下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但是不能把爱人完全踢出去。”可那时的袁咏仪根本不当回事，哪个女人做了母亲不是像她这样，疯狂地爱着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除了不让别人接触儿子，在教育问题上，袁咏仪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犯错后，妈妈会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书，让她双手托书，平举15分钟；她贪玩看电视，妈妈就会让她背对电视，把她喜欢的节目开得很大声。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袁咏仪对儿子的教育。儿子6个月大时，她已经安排他“上学”了，请了专门的家教，每天55分钟给儿子讲故事、放音乐。张智霖说：半岁的孩子就“上学”太夸张了。袁咏仪却坚持：“半岁的孩子也是人，我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你不要管！”

从此，袁咏仪把张智霖从儿子的世界里完全排斥出去，也把他从自己心里踢了出去。儿子8个月大时，张智霖对袁咏仪说：“我们分手吧。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害怕，而且，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不爱你，会和你恋爱那么多年，还为你生孩子吗？”袁咏仪歇斯底里，想起两人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哭得不能自抑。

袁咏仪与张智霖是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1992年，两人在北京拍摄《边城浪子》，感情从戏里走到了戏外。恋爱多年一直感情甜蜜，袁咏仪认定了张智霖就是携手一辈子的人。但转眼两个人都30岁了，张智霖却从未提过结婚。袁咏仪忍不住，上演了“女求男”的戏码，2001年某天突然问张智霖：“我们俩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是不是该结婚了？”张智霖想了想，说：“我不想结婚，哪里有时间结婚？”

这个回答让袁咏仪委屈尴尬，朋友见她很受伤，就建议她，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不愿娶你的男人。她想了几天后，说：“离开他，我也未必会再恋爱，即使再恋爱了，也未必能结婚。那就再等等看吧。”但她并没有等太久。

因为袁咏仪并不知道，这一次她“求婚”时，张智霖其实正考虑结婚。当时他说没时间结，是想看看袁咏仪的失望表情。不久以后，她去新加坡探班，张智霖在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袁咏仪激动地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对珍珠耳环。失落可想而知，袁咏仪不情愿地说了“谢谢！”

张智霖问：“不开心吗？”袁咏仪不看他，说：“哪有。”“那这个可以吗？”他再次递来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枚戒指。“但他没有下跪，也没有求婚，他本来就是个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但有戒指就够了，况且他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重要的是，他很帅！”担心自己嫁不掉的袁咏仪，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智霖的求婚。

不久，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日子和结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人都忙着事业，聚少离多，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每天，袁咏仪都会给张智霖打电话、发短信，叮咛、问候，诉说想念。两人在一起时，制造浪漫气氛或者小惊喜的，也多是袁咏仪。常常有人说，张智霖之所以一直逆生长，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不老神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像妈妈宠着、爱着他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当她做了母亲，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儿子，完全将丈夫置之度外的“疯狂”妈妈了呢？正是因为袁咏仪眼中只有儿子的疯狂和不可理喻，让张智霖对爱情产生了失望和畏惧。他提出“离婚”让袁咏仪震惊又难过，从相识到孩子出生，两人在一起携手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期间袁咏仪提过分手。这一次，是张智霖头一次提出分手。

哭过之后，袁咏仪突然在心底问自己：“还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当然还爱他。这个处处包容自己，每次她大吵大闹都在一旁沉默不语地看着她的男人，袁咏仪不想放手。想到这里，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约张智霖出去坐坐。“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有你的问题。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地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吗？”袁咏仪说，她知道夫妻要维系感情，最重要的是沟通、理解和相互宽容。妈妈告诉过她：“只有好太太才能成为好母亲。”袁咏仪还对张智霖保证，从现在起，她会一一改正自己。

袁咏仪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让家人接触儿子。她手把手地教依然还不敢抱孩子的张智霖，只要他有空，就拉他一起陪孩子玩。“只要你用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我说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张智霖对她说。袁咏仪突然豁然开朗，把老公也当成孩子来对待，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在袁咏仪的悉心调教下，张智霖很快就会带孩子了，而且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地更像他，张智霖自己也变成了特别黏儿子的爸爸。孩子一岁半时，身材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袁咏仪，趁张智霖休假在家的空当，接拍了电视剧《沧海一粟》。在横店拍了两个多星期，袁咏仪开始疯狂地想念儿子。剧组同事常听到她拍戏之余念叨“很快的很快的”，原来是在安慰自己：戏很快就拍完了，可以回家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回到家，看儿子张开双臂朝自己跑过去，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袁咏仪的心都要化了。

那一刻，她突然问张智霖：“接下来，我可以不再拍戏，直到孩子不需要我吗？好戏年年都会有，孩子的童年却只有一次。”张智霖说：“但是，我希望你是个理智的妈妈，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个家还有个男人叫张智霖。”

袁咏仪的父亲是警官，从小对她和哥哥、姐姐都很严厉。所以她在儿子面前也是“严母”，做错事就惩罚、吃饭必须自己来而不能让大人喂、不能用哭闹要挟大人等等，决定做全职妈妈的袁咏仪给儿子列了很多规矩。

但是，张智霖对儿子却严格不起来。“儿子做错事了，我让他去教训，他会蹲下身来，轻声说：不能这样哦。我教训儿子时，提醒他配合一下，但结果是我对儿子发飙，他依然温柔地说：不能这样哦。”袁咏仪说，儿子一点都不怕爸爸，因为爸爸一点原则都没有。“比如我每周日都会替儿子安排，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做什么，我老公有时就说想带儿子去玩，儿子就问我能取消吗？我说不行，这是你早就答应妈妈要完成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去做。”

在儿子眼中，妈妈严格得让他畏惧，爸爸才是永远不发脾气的温暖港湾。所以，袁咏仪和张智霖吵架时，儿子总护着爸爸。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平常黏爸爸，但碰到害怕的事，总是第一个找妈妈。对儿子而言，妈妈就是保镖，是小小的他能找到安全感的保护伞。

听到家人和朋友夸赞儿子时还夸她：“你很了不起，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儿子！”袁咏仪也会“谦虚”：“其实我老公也有付出，在教育儿子方面，他唱白脸我唱黑脸，他是慈父我是严母。没有他的付出，儿子不会这么优秀懂事！”

她一天天陪伴和见证儿子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做妈妈之前，袁咏仪的性子很直，对谁有意见就会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的袁咏仪婉转、玲珑了许多。以前她喜欢到处旅行、购物，尤其喜欢买车，但做了母亲后，袁咏仪非常“抠门”。她不再喜欢购物，而是很有计划地存钱，为儿子将来留学、谈恋爱和结婚做准备。袁咏仪和很多普通妈妈一样，希望能为儿子多攒钱，让他的未来可以幸福无忧。

袁咏仪说，如果没有经历张智霖提出分手那件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做了母亲后，不能忘了身边还有个男人。为了不让张智霖吃醋，觉得自己被妻子忽视，每隔一段时间，袁咏仪都会专门“讨好”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给他买一样他早就想买的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原来总觉得老公不浪漫，也不轻易被感动的袁咏仪，现在会觉得，张智霖开车带她和儿子去吃个大排档，也是很浪漫快乐的事。

在袁咏仪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慕童渐渐长大了。他开朗乐观、聪明礼貌，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有爱心和责任心。比如袁咏仪曾叮嘱他：“和妈妈出去时，有人拍照你要用手挡着脸。因为拍照的叔叔都是坏人。”但是后来有人拍，小家伙却主动面对镜头，人家照完还说“叔叔拜拜！”他对妈妈说：“他们不是坏叔叔，他们都有对我说‘拜拜’。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坏人！”从那以后，袁咏仪不再刻意让儿子躲避镜头，也不再为了儿子被拍和记者吵架。

转眼，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开始不再那么黏妈妈，有时会因为要和朋友聚会而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我渐渐地显得多余了，和儿子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这让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做自己了。”袁咏仪说，在亲自为儿子物色了不错的小学后，她决定复出。

朋友说：“儿子成长中的最重要阶段，你都没有错过，是时候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了。”袁咏仪对经纪人说，接戏有两个条件：剧本好、喜剧。当了母亲后，不能再去接那种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戏了，袁咏仪担心自己会把坏情绪带回家让儿子看到。她希望儿子看到妈妈演的戏是正面的、开心的，而等他慢慢长大了，完全看得懂电视和电影了，再考虑去接其他的角色。而这，也是袁咏仪最终接拍《龙门镖局》的主要原因。

《龙门镖局》热播时，慕童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英俊聪明、善良又有爱心的孩子。袁咏仪欣慰地说：“我从没有想到我这个疯狂妈妈，会把儿子培养得善良和大气。而我作为妈妈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大半。”

问现在的袁咏仪，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她脱口而出：“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不是，是和儿子、老公在一起的时光。”尽管，一家三口在一起时，儿子和老公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她。换成以前，袁咏仪肯定会委屈、落泪甚至大哭大闹。但现在，她觉得幸福满满。在她眼中，丈夫和儿子都是她的孩子。而一个人管两个“儿子”，像《龙门镖局》里的盛秋月一样，靠疯狂和发飙是做不来的。理智、智慧和耐心，是袁咏仪的“妈妈经”。

《龙门镖局》热播时，7岁的儿子慕童天天都会上网追着看。看完后他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很有名？你是不是拿过很多奖？”袁咏仪告诉他：“我和你爸爸，常常会去演某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形象出现，是我们饰演的某个人很有名，我们只不过从事了一份常常会上电视的职业。当然，妈妈也拿过一些奖，但是，你才是妈妈最好的奖杯！”

她出生在福建山城永安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庭，在山区里长大。小时候，她发现每次哥哥从山上回来，篮子里的果果都比其他伙伴多。她问哥哥为什么，哥哥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她：“我在树上摘的和其他人的差不多，但下树后，其他人急着回家，而我会把树下、草里的每一个果果捡起来，这样就会得到更多一些了。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她用清水洗去山果上的泥土，放进嘴里，真脆，真甜。“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从此种到了她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向上吐芽，向下扎根。

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福州师范艺术学校幼师美术班。在学校里，她努力地学好每一门课，她觉得这些课都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幼师毕业后，她的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毅然辞去幼儿教师的工作，选择了北漂。她租住在由潮湿的防空洞改成的地下室里。有时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鞋子就在水上漂着。最窘迫时，她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饿得直发晕。无论多么苦，她都没有哭过，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懂得，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梦想：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或导演。每一天，她都在为这个目标默默地努力。困窘中的她没有想过放弃，始终有坚定的信念在内心，梦想不灭，希望无垠。

天道酬勤，凭借扎实的根基和不懈的努力，她纵身一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除了用心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外，她还经常去旁听表演系的课程，表演课、形体课、台词课，还有语文、政治、外语等必修的文化课，每一节课她都当成是一个个甜滋滋的山果果捡起来。为了学好英语，她一到暑假就去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苦学英语，她相信外语也是一个小果果，不管以后做什么，学好它，终究会用得着。

一有机会，她就去参与演戏，锻炼自己。不管角色大小、台词多寡，她都全心投入，把自己融入角色中。她觉得能演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对每一个到手的角色都兢兢业业，这为她赢来了许多意外的加分和机会。命运之神终于将更多的青睐给了那个准备最充分的她。2005年11月2日，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命运让我和“姐姐”狭路相逢，我终于踩着点儿了。这一年，她主演了著名导演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在《孔雀》里，她的角色是内心安静淡定却又为了爱情热烈奔跑的痴情“姐姐”。这部影片在参加柏林电影节时，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无需翻译，毫不怯场。媒体兴奋地评价她为“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女孩”，有人甚至开始叫她“小章子怡”。她微笑处之，她知道出色的谈吐只不过是原来努力捡起来的一个果果对自己的回报而已。

一次次准备，一步步努力，捡起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她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炙手可热的演员。她是《七剑》里灰头土脸的村姑，是《花腰新娘》里媚惑的彝族姑娘凤美，是《紫玉金砂》里的曾家大小姐，是《门徒》里鬼魅一般的吸毒者，是《证人》里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律师，是《红河》里的智障少女小桃……

她就是张静初，这个而立之年的女子，外表虽然娇柔，内心却异常坚强，有梦想，肯坚持。谈到成功，张静初一脸微笑：“成功没有捷径，我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及时将每一个果果捡起而已。对我来说，梦想才是人生最甜的果子。”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他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义堂镇一个农民家庭。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高中毕业后，他来到青岛一家中西餐厅当了一名传菜工，月薪800元。当看到酒店的大厨每天只工作五六个小时，月底领到10000元工资时，他暗下决心：一定学好厨艺，成为一名拿高薪的大厨。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便在下班后给店里的大厨跑腿、和人家套近乎，趁机请教烹饪技巧。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菜品的做法，但苦恼的是，他做出的菜与师傅做出的菜口味大相径庭。为了训练自己的味觉和嗅觉，他干脆自己买来辣椒、胡椒等十几种香料，下班后不停地闻和品尝，常常被熏得眼泪直流。可是，这样艰苦训练了半年多，不但没有成效，他反而连一些基本的香料也闻不出来了。考虑到自己的嗅觉和味觉太迟钝，再努力也不会有好结果。他只好放弃了当大厨的梦想，瞅准机会转行。

2003年的一天，一位顾客因为所点的菜肴与酒店菜谱上的宣传图片相差悬殊，和老板发生了争吵。事后，老板为避免顾客误会，要求大厨把一些菜肴做出样品，放到酒店大厅里供顾客参观选择。但这些样品菜容易变质，过不了几天就要重做，成本太高。老板苦恼地说：要是有一种不容易变质又保鲜的假菜多好呀!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灵机一动，我不是做大厨的料，炒不好真菜，要是我能做出这些假菜，说不定就能发大财呢!说干就干，晚上下班后，他接连几天查阅资料，发现日本早在几年前就有这样的假菜，称为“菜模”。他又走访了许多酒楼饭店的老板，大多数人表示愿意尝试，这让他信心大增。为了掌握“菜模”做法，他花了800元通过邮寄方式从日本买回一盘“菜模”，他还不厌其烦地向青岛大学一名专业教授请教。待掌握了“菜模”基本制作技术后，他毅然辞职，借了3万元钱买来仿真材料和设备，专心致志地做起了假菜。

毕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对“菜模”需要的雕刻、镂刻、着色等工艺技术，他都要一一学习和反复练习。尤其是在学习着色技巧时，他每天晚上都脱得光光的，对着镜子，在自己身上涂抹颜料，掌握不同温度下颜色的变化。时间不长，他就掌握了着色技巧，但颜料属化学物品，身体奇痒无比，用手一抠，就会流血。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身体上血迹斑斑的代价后，他硬是凭着农家子弟那特有的韧劲和钻劲，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就做出了一盘以假乱真的“菜模”。

但“菜模”做出来后，由于价位高，不少酒店老板并不感兴趣。他只好先把“菜模”放在一家酒店免费试用一个月。谁知，一个月后，酒店老板主动付给他5000元钱，要求再预定10个“菜模”。他终于掘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此时，他雇了4个工人，开始批量生产，并免费让酒店试用。半年后，他又赚了20万元，又招了10多名员工，添加了10套设备，并在青岛注册了公司。他不断钻研，开发出了市场需要的婚宴、生日宴等主题“菜模”。在2007年3月广交会上，他一口气签了300万元的单子，仅其中一个“菜模”就卖到1万元。他还针对外国人研发了中国式的“菜模”，在2008年上海美食节上，受到不少东南亚国家客户的青睐，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2009年5月，他又在广州注册了一家分公司。如今，他不仅拥有千万元的资产，开上了宝马汽车，住上了200多万元的别墅，还娶了一个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漂亮女大学生。

他，就是“青岛艺凡食品模具有限公司”的老板张一凡。

张一凡曾经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月薪上万元的大厨，但梦想破灭后，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另辟蹊径，及时“转弯”，完成了从普通传菜工到身家千万老板的“华丽转身”。他的经历启迪人们：要想成功，必须学会转弯。其实，生活中许多事情往往都要转弯。转弯是一种变化与变通，生命将因转弯而精彩。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