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爱国小故事六则（实用20篇）

一、能不能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点?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

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工作人员想到他吃饭的费力，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

"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工作人员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到一个角落里，大哭了一场……

二、巧拒老部下的礼物

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总是以“碍于情面”为由，欣然接受下属的“土特产”。周总理巧拒老部下礼物的故事，他们该好好学学。

有一次，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三、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四、不许到小卖部买东西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工作人员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 后，我们开始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改革开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 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有一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琳，考试准备好了没有?”学习委员梅子一脸天真。班长琳一脸不屑：“你紧张什么?还有两个星期呢!”沉默。

4月份校园里的丁香争奇斗艳地开放了。琳站在丁香树下，一朵丁香花落了下来。让琳的头发上多了一个饰品。“你在干什么?”梅子的出现让她吃了一惊。“没……没什么，我们回教室吧。”琳咬紧了嘴唇。

时间就像流箭，两个星期很快就快要过去了。琳和梅子走在灯火通明的大街。“班长，明天就要考试了，你紧张吗?”梅子吃着刚买的肉串。“呃……还行。”琳摆弄着玫瑰公主玩偶，心里却紧张的要死。

“琳大班长，一会儿就要考试了，嗯，这道题B人不会，您开恩帮我讲讲。”杨志拿着琳最爱吃的QQ糖，讨好地说。“嗯，这么做…。。”甜美而清脆的声音。其实，琳是个不太外向的人，可她的学习和外貌都无可挑剔，尤其是学习。自从琳上学以来班长这个称号从来都没丢过。瓜子脸，大眼睛，小嘴和调皮的往上翘的鼻子的琳简直仙女下凡。

监考老师严肃地走进教室……

考场上，一片死寂。

琳不太紧张了——题目她都做过而且相当熟练，她悄悄地撇了个眼坐在自己斜前方的梅子，梅子正在思卷子上的一道题。她用笔尖不停地敲打着脑门……

“叮铃铃……”清脆的下课铃传来，琳顿时觉得无比轻松，把卷子交过后，她问梅子：“怎么样，还不错吧?“嗯，还行，就第三大题的其中一个小题目不会，别的题都挺顺利的。”有些俏皮又透着几分可爱的声音…。。

一周后，成绩榜公布出来了，琳是班里第一名，年级第二名;梅子是班里第二名，级第五名。考试过后，琳一下子开朗了许多，周五晚上，梅子开心地说：“琳大班长，为了庆祝我们共同的优异成绩，我请你吃KFC吧!“好!”甜美的笑声。

到了肯德基分店后，琳兴奋得快要跳起舞来。走出来，抬起头，满天繁星好像美丽的焰火花一样耀眼地开放。回过头，琳给了梅子一个大的微笑。

夜风中，飘来了一阵阵丁香花香，沁人心脾。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近日，已经“消失”了许久的疫情又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而这轮疫情反扑的“祸根”是境外输入我国本土的德尔塔病毒。

不同于以往的新冠病毒，它的变异导制了传染性的极剧增强，传播率提升了近一倍，而且，它的潜伏期以及传代间隔都缩短至了3一4天，所以，现在的防控难度将会加大。而且，输入地点是流通量巨大的南京国际机场，人员流动密集，输入时间也恰巧赶上了暑期旅游季，正值盛夏，许多城币客游量巨大，人员密集，极易发生连续性的传染。所以，国家对此进行了紧急防控。

“说走就走的旅行”完全泡汤了。许多景点关闭、城市劝返游客……可能许多人“玩得正嗨”，却被“赶”回了老家”，或是已制定好详细的旅行计划却一下“备感失落”……疫情形势又变得严峻，国家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选择将人们的活动范围缩小。而且，即使是小范围的游玩也不被允许，出市之前是要通过批准才能出去。为了自身的健，口罩又要备上咯!虽不用在家“闭户”，但日常出行需要戴上口罩，给别人一份、也给自己一份安心。

又一轮“疫情”来袭，希望大家可以、我自己也会做到：不为国家添乱。但风波过后，再去“补偿这些天缺失的“旅行”!

理想是心灵之花的怒放，在那一瞬间将会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最灿烂的怒放之光。理想是指路灯，带你走向光明之路;而在这一路上，你要为理想而奋斗，为理想而快乐，为理想而坚强。 ideal is the blooming of the flower of the soul. At that moment, there will be extremely powerful power, the most brilliant blooming light.The ideal is the street light, taking you to the road of light; and on this way, you must fight for ideals, be happy for ideals, and be strong for ideals.

趴在白色的窗栏上前，仰望这无边无际的天空，看着那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感觉那扇回忆的大门内的尘埃也被冲洗掉了，渐渐地浮现出一幅幅忧伤的画面

那是一个忧伤的背影，雾，散了。小家伙疯狂地跑着，摔了一跤，又站起来了;它那双忧伤而有恐惧的眼神一道我这儿，它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快乐，但是，从它的眼神中有它那坚不可摧的理想要找到它的同类，找到属以它的快乐。

那是一只受了嘲讽挫折而又坚不可摧怀揣理想的小鸭子。它为了理想而不怕艰险，为了理想绝不放弃一丝希望。它相信有了自由定能找到快乐，它相信奋斗了定能实现它的理想。终于，它找到了它的朋友，更找到了属于它的那份快乐。当它在水中看着自己美丽的样子，当它展开那双洁白的翅膀飞向蓝天的时候，便是理想的怒放，心灵之花的怒放，它成功了。

是的，丑小鸭为了它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了。在它飞向天空的瞬间，让我不得不为它尖叫，为它呐喊。为了理想为奋斗，我相信理想必然会成为现实。青春是怒放的雨季，此时的我不是更应该像丑小鸭一样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时常对理想感觉很渺茫，但在我一次次一遍遍回忆丑小鸭的故事后，我明白了其实理想一直就在我心里。渺茫是因为我跟本不为理想而奋斗，或是奋斗去实现理想，理想在我心中淡化了，理想就遥不可及。当我为理想开始奋斗时，理想就又开始渐渐出现了，而且对我而言十分重要。也让我突然之间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也是美好的。

世上最美的莫于理想之花，世上最灿烂的绽放莫于心灵之花的怒放。我相信为了理想而奋斗，理想中有一天会实现;在你开始为理想而奋斗时，理想也不再渺茫。为了理想而奋斗!

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飘?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正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地从水上飘回来了。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哪!

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昏倒：不会吧，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

博士生也内急了。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

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两所长相视一笑：“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

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严厉批评基辛格

过家鼎(前驻马耳他、葡萄牙大使)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中法建交破常规

张锡昌(前驻法国使馆参赞)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三次披上缅甸服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岁岁有夏，我们不知能在这个人世间度过多少个夏天。有人说，夏天太热了;也有人说，夏天的气候才好，当然这群人多半是来自高海拔地区的人。而今天我会说夏天太迷人了。 In the summer, we dont know how many summer we can spend in this world.Some people say that summer is too hot;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climate in summer is good. Of course, most people are from high altitude.Today I would say that summer is too charming.

夏日的早晨，刚走出大门便也能看见深蓝的天色和呼吸到夏日特有的空气，时而还会听得到鸟儿们欢快的鸣唱。当太阳爬出山头之后，我开始了我的夏眠。或许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夏眠，其实夏眠是夏天一大不可或缺的享受。在烈日的烘烤下，人们总有一种想睡觉的感觉，然后顺从这种感觉睡着，这其实就是夏眠了。

这种感觉我们只能在夏天这季节才能享受于其中。傍晚，太阳又开始西落了，白天的温度也降了下来。此时，室内还有大量的热还未散去。所以便开始了下面的生活。天是我的被，地是我的床，尽情地在野外感受自然、谈论自然。

夏天不仅有迷人的自然，当然也还有迷人的人文。夏天因为热，所有的人已经脱去冬天里厚重的服装，凸显出原来的面目。所以，在这时你能够很好的欣赏人的本色。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是一年之中最适合去看清一个人的身形的季节。当然，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样的季节而在人文上一无所获。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小巷里，你都能看见那些性感的男性或女性。因此，我们不如给夏天一个更好的名字——最性感的季节。

夏天，因为它赋予人和自然夏天的特色而迷人。

我想到了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说过的话：“我只是遗憾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而想起这句话，又使我陷入沉思，从中受到启示。

建国60周年来，纵观古今中外，多少爱国人士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苏武，文天祥，董存瑞，邱少云……。不管他们的生命是长是短，贡献是多少，他们的献身是悲壮是慷慨，都以成为过去。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却奉献得如此伟大，永远都在人们的心中闪光，美国总统林肯，由于领导废权运动被杀害，革命者方志敏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献出了生命，并留下《可爱的中国》以表达他死而无憾的心情。所有一切，不都表明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与无私吗？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奉献的伟大。

不错，生命赋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然而这“一次”却又不尽相同，就说现在的社会，虽有许多人都忠心效力于国家如杨利伟等航天英雄。

但仍有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心中主要的。“什么爱国？值几个钱？”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在深圳，不就有人把外国人刚扔下的人民币捡走用吗？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留美学生被人家的豪华生活所迷，一去不复返。我不禁要说，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正需要每个人将自己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放在祖国建设上。像他们那样，又怎能好好地利用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呢？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书，渐渐的，我从被动变成主动，我深深的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从此，我和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那以后我就不停地缠着爸爸妈妈买书，整天沉浸在书的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读书欲望越来越强，读书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于是我的爸爸为了让我的“好朋友”有一个舒适的“家”，就给我买了一个大书架，为此我高兴得一夜没睡，以后我读书的时候方便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看书看得太投入，就连外公和我说话我也没听见，到最后，外公猛地合上了我的书，把我从书的海洋里强行捞了上来，我才惊醒，外公生气地对我说：“你干脆把书当饭吃吧!”我一脸疑惑的看着外公，外公见我这副模样，不禁笑起来，说：“好啦好啦，继续看你的宝贝书啦!”我听了立刻从外公手里抢过书，又一次跳进了书的海洋。

我不仅喜欢我的“好朋友”还特别的爱护它。每次买来的书我都用纸把它擦了又擦，最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它的“新家”。别以为我只是刚开始对“好朋友”这样好。我每次读书，要把“好朋友”从它的“家”里请出来时也十分小心，生怕弄疼了它。我不仅取书这样小心，就连读书翻页时也小心翼翼，从不让它折起一个角。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寂寞时，书为我驱走孤独的心情;在我疑惑时，是书让我茅塞顿开，解除疑问……是书让我懂得分辨善与恶，是书让我辨析是与非。总之在我需要我的“好朋友”——书时，它总是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为我排忧解难，真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对全世界说：“我相信我与好朋友——书的不解之缘会持续到永远永远!”

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住着一户人家，在他家的书房里有一盏电灯和一根蜡烛。

有一次，男主人要写一篇论文，于是拉亮了电灯，顿时整个房间变的亮堂堂的。电灯骄傲地对蜡烛说：“你看我的用处多大！你呢？”蜡烛劝告他说：“电灯哥哥，你不能太骄傲了……”“哼”还没等蜡烛说完，电灯就扭过头，不理睬它了。

正在这时，停电了，整个房子变的一片漆黑。男主人慌忙寻找蜡烛，终于男主人找到了蜡烛，并点燃了。烛光照亮了房间。男主人高兴地说：“还真亏了这根蜡烛！”接着又心满意足地写论文去了。电灯看了，羞愧地说：“对不起，蜡烛弟弟，你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有长处也有短处，要吸取别人的长处，改正自己的短处。”

从此以后，电灯和蜡烛友好相处，互帮互助，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轮流为人们带来光明，得到了别人的尊敬。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三十多年前，能与理想关联起来的想法唯有读书。父亲是教书先生，薪水不多，倒也足以养家，有时候还能接济一下隔壁邻友，因此颇受村民们的敬重。“做个读书人”几乎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有的理想，至于读了书后能做什么，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大家只知道好好读书，会有出路。

在农村，能见到的书籍非常有限，除去卷了角的几本教材，再无别的阅读资料可看。相对而言，我是幸福的。主修中文的大哥后来也当了老师，父亲和他搁置在书架上的许多书很快成了我的精神大餐，诸如《中文自修》《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水浒传》之类的书目都曾被我囫囵吞枣地翻看。有了这份“夜草”，原本瘦弱的“小马驹”逐年健壮起来——代表村学参加乡镇教委组织的比赛时，能够拿到作文和“百科知识”类竞赛的某些奖项。当我将汗津津的小奖品拿给母亲看时，得到的赞许与鼓励让自己恍然有了“读书人”的一些幻觉。

中学时代，我的理想仍旧是“好好读书”，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个什么样的大学根本不在自己的设想之内。稍大一点的变化是，和老师一起创办了“雏鹰”文学社，并热衷于蜡纸刻印刊物，一些豆腐块文章和短诗开始见诸报端。高一时，非常幸运地成为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首届刊授学员——所有成员人手一册《作家通讯》，都有一位指导老师，完成的作业择优刊发于《作家通讯》，配发老师的点评。很多年以后，当我以青年作家的身份走进鲁迅文学院，成为高级研修班的学员时，一种恍若昨日的欣喜感油然而生——经历过落榜复读的苦痛，品尝了铁杵磨针的艰辛，终于来到了大学中文系，如愿走进了鲁迅文学院。我知道，我的理想一直都在，与之前相比，有了略微清晰一些的轮廓：从此不再学习令人头疼的数学，专门读书，读文学书。这些年，当我在不同场合与鲁迅先生的肖像对视时，关于理想的认知似乎多了一层含义。

原来读书本身并不具有理想的内核，实质上它只是抵达某一理想的有效途径。譬如鲁迅先生读书写作，为的是唤醒民众的觉醒;史铁生读书写作，为的是获取精神的救赎与超越;更多有良知和见识的读书人写作，为的是真善美的发现与传递。而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也写过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其意义何在?汉代大儒扬雄曾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思忖再三，茅塞顿开——于读书人而言，最高远的理想非“义”莫属。

“义”字从“羊”从“我”，本意为“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这不正是历代仁人志士穷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社会法则吗?儒家倡导“仁义并行”，在我来看，“仁”强调的是伦理道德，“义”更看重普遍的存在和存在的合宜性。同为牺牲之意，“杀身成仁”多少带了点目的性，而“舍生取义”更显自然、率真的一面。回望自己读过的书本，写过的文章，绝大部分显然囿于自我的小天地，或沾沾自喜，或故作深沉，与扬雄所言的“义”，与鲁迅选择的“义”相距甚远。这可能与自己生性绵软、懦弱有关，更与自己读书不多、眼界狭窄关联。

义心孤剑直，学海怒涛深。当我终于决定将“义”作为今后的理想追寻时，蓦然看到自己无处不在的空洞和无力。这样的发现并不使我难过——我似乎更加明白从此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尽可能避免“妄”和“装”的存在。据此，我也相信，“义”的达成，必将是一个充满未知和美意的过程。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当年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刚到法国时，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后加入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张若名作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张若名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疾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斗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她的党性一直受其他同志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才高气盛。

而周恩来认定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在跟国内的那位“小超”一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愈来愈发现“小超”有更多的优点。周恩来主动与张若名谈心，最终做出了自己慎重的选择，表明两人之间只谈友谊，不涉爱情。

1923年，和周恩来分手后的张若名从巴黎来到里昂，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最后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接着，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又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李峙山、谌小岑也凑过来看信。邓颖超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不禁奇怪起来。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把明信片拿过去，看着、看着，李峙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呀!”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李峙山像大姐姐似地拍拍邓颖超的肩膀，笑着说：“小超，这是伍豪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啊!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们先走啦。”

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为什么对自己这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然后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当时，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翻开一本装满了回忆的相册，我看到了一张童年的照片，回想起那个时候当“花猫”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我五岁过生日的时候拍的，那时我一脸全是奶油，连头发上也有，这时我嘟着嘴，皱着眉头，我像是一个小老太婆在假装生气，其实内心是美滋滋的。

那天，我的爸爸拿着蛋糕，我的妈妈拿着糖果，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一起冲进了我的班级，也就是中(1)班，我的同学一看到蛋糕和糖果，就冲了上来把我和爸爸妈妈围了个水泄不通。我的老师说：“今天是我们班蒋涛五周岁生日，我们一起来祝贺他吧!”“哗哗哗……”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了，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开心。

开始分蛋糕，每个人的蛋糕上都有一根蜡烛，点上火之后，我们班每个人都呼了一口气，对着面前的蜡烛吹了过去，这个时候就如龙卷风来了似的，所有的蜡烛都灭了，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言地问：“你许的愿望是什么?”我笑了笑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我的同桌趁我不注意，他往他手上抹了一点奶油，“啪”一个手印就留在了我的脸上，你一下，我一下的都往我的脸上抹奶油，这时我变成了一个“大花猫”。就在这个时候，妈妈用照片定格了这一刻，我被“偷拍”了。

这时，我的心情无比得开心，我收到了大家对我的祝福与关爱。

有一只猎豹正在吃一头鹿，一只鬣狗闻着气味赶过来了。鬣狗先是小心翼翼地看看猎豹，然后一步一步挪过来。它每进一步，猎豹就退一步。

最后鬣狗占有了那头鹿，大口大口地撕咬起来。猎豹只能远远地看着，眼神里满是无奈。那只鬣狗虽然健壮，但体形较小，若正面交手，猎豹是有优势的。但从猎豹的神情看，它显然不愿或不敢这样做。

除了豹子的矫捷，我们还希望看到它的凶猛。遗憾的是，它的战斗力并不强。这一切源于猎豹进化得太专一。它有超强的速度和爆发力，却也因此身体柔软、骨头长而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跟其他动物互相撕咬，猎豹也不一定会输，但它总会多多少少受点伤。

它把鬣狗咬死，自己受伤，两相比较似乎不吃亏，其实细究起来是很不划算的。受伤是什么概念？就是从此变为残疾。一只猎豹腿瘸了，或者爪子被咬坏，它便无法再捕猎，只能一瘸一拐地去偷其他小型动物捕获的猎物，从叱咤风云的草原之王变成小偷。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实上，一旦受伤，光靠偷食根本填不饱肚子，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活活饿死。可以设想，为了一顿美餐，付出如此代价何其惨痛，猎豹很清楚事情的后果。

对于某些动物来说，伤痕是一种资本，每一个伤口都能让它的皮肤更坚韧，骨头更结实，绒毛更柔滑，智力得到大幅提升；但对于另一些动物来说，每个伤口都是致命的，它们面对斗争，第一选择是保证自己不受伤，第二才是勝利。

“天王巨星”苏东坡

苏东坡才华出众，加上长得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因此拥有大批的粉丝。虽然苏东坡“星途坎坷”，但这些忠实的粉丝却一直追随，对他不离不弃。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喜欢到西湖游玩。有一天，苏东坡游览西湖时，忽然着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驾船追了上来。苏东坡不知其来意，一时愕然。女子激动万分地说，她自小就仰慕苏东坡，但一直无缘相见，现已嫁为民妻，今日亲眼看见自己的偶像，也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之后，美女粉丝给苏东坡弹奏了一曲古筝，便驾船翩然而去。苏东坡无比感慨，为此，他写下一首《江神子》。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有一个叫李琪的粉丝，非常想要苏东坡的签名墨宝，但一直没有机会。多年过去了，李琪仍拿不到偶像的签名墨宝，眼看苏东坡就要调离黄州，她心急如焚。离开当日，黄州官员设宴为苏东坡饯行，宴席就设在李琪所服务的酒店。真是天赐良机，李琪决定豁出去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东坡酒兴正酣。看到时机成熟，李琪便捧着酒杯跪拜在偶像面前，随即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苏东坡签名墨宝。苏东坡倒也爽快，让李琪取来笔墨，挥手便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到此，即掷笔袖手，复与宾客谈笑。只写两句?这可把李琪急坏了，于是她再次跪拜，求苏东坡再续。苏东坡大笑，接着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无不击节赞叹，李琪也了却多年心愿，激动得流下眼泪。

苏东坡59岁时被贬至惠州，当时，他的邻居温氏有个女儿叫温超超，年方16岁，貌美如花。在当时，16岁已经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温超超的眼光极高，任提亲的踏破门槛，她就是不肯嫁人。直到苏东坡被贬谪到惠州，她才算是找到了意中人，她高兴地对人说：“嫁人只嫁苏东坡!”于是，每天晚上，温超超不顾其淑女形象，愣是翻过高墙，来到苏东坡窗前听他吟诗诵读。一个晚上，窗外的温超超被苏东坡发现了，慌乱之中，温超超马上就翻墙跑回家中。苏轼跟踪寻到温家，问其缘故。温父无奈地告诉了苏东坡实情。苏东坡并不是好色之徒，他答应温父，要给温超超找到一个好归宿。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苏东坡就又被贬到海南儋州去了，此事也因此不了了之。到苏东坡遇赦放还，途经惠州时，温超超已经抑郁而终。

在京城的皇宫里，苏东坡的粉丝也不在少数。当时，皇宫中的皇太后、皇后、公主和不少宫女都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她们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非常愤慨，但始终无能为力。北宋元丰年间，“乌台诗案”案发，苏轼被逮捕下狱。宋神宗当时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入狱，神宗为此闷闷不乐。后来，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搬出了当年宋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最终，宋神宗决定对苏东坡从轻处理。所谓的“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其实就是前任皇帝宋仁宗对苏东坡爱戴有加的一个体现。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一回，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苏辙惊奇地发现，辽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后来，苏辙在给苏东坡的信中写道：：“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由此可见，苏东坡在辽国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当时高丽国有两个兄弟，也是苏东坡的忠实粉丝，他们分别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轼和辙，正是苏东坡兄弟的名字，由此又可见，苏东坡被外国人崇拜的程度。

盼春归

陈一仪

春天的气息总是那么惹人醉。昨晚睡得特别香，一早醒来，我揉着惺忪的双眼，还没缓过神，就被告知——停课了!我当时大吃一惊，今天不是周一吗?怎么会停课呢?原来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撼动了整个北城。

妈妈在家里把我安顿好，就上班了。谁知她刚走，情况就有变化，所有人员要做核酸检测，小区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天空不停地下着雨，透过窗户，只见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警报声响彻社区的每个角落，让我的耳朵无处可躲。今天的天气是阴冷的，而我的心更冷得颤抖。已经过了中午，家里就我一个人，没粮没菜的。我慌了，连忙打电话让妈妈买点菜，可谁知妈妈买好菜之后却被堵在了路口，进不了小区。雨一直下着，时间在我的焦灼等待中一点一滴过去。直到下午四点多，妈妈才背着米拎着菜回来。妈妈告诉我，外面的形势很不好，路口全部被封了，接下来可能就出不去了，我们要做好打算。

由于防控紧急，居民物资短缺以及天气恶劣，我们小区开始出现了片刻的慌乱。特别是医护人员紧缺，做核酸的队伍越来越长，人们焦灼不安。妈妈说她要和邻居去社区帮忙，让我在家不要乱跑，好好写作业。当我写完作业，站在阳台上，看到带着袖章的志愿者，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还有门卫大叔，在风雨中不知疲倦地奔忙着，我真希望自己走下去，能够尽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可是为什么我还这么小呢?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危难来临，在抗击疫情的战线上，最打动人心的，正是这些平凡世界中平凡人的一个善举，一份爱心，一种责任与担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处在困难之中的同胞，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

大雨依然，小区里的防控在经历了片刻慌乱后，已然开始有序。我轻轻告诉自己，雨总会停的，醉人的春天很快就会归来，不是吗?

雅安最美志愿者

廖智的命运是在地震中改变的。她曾是绵竹市汉旺镇一名舞蹈老师，汶川地震中，她失去了女儿和双腿，也几乎失去了一切希望。对舞蹈的热爱唤起了她重生的渴望。灾后她组建了残疾人舞蹈团，戴着假肢站立在舞台上。

时隔5年，雅安发生地震。廖智在灾难当天加入重庆鑫源摩托越野救护队，奔赴灾区一线救援。她在偏远灾区发放救援物资、帮助灾民搭建临时帐篷，劳动强度之大几乎让人忘记她的“弱者”身份。有人拍摄下廖智在救灾间隙休息的美丽身影，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她被称为“雅安最美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