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100个汇集19篇

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下面是语文网整理的具体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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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我的小书橱里一直静悄悄地躺着一本《红军长征的故事》。它是怎么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一见这书名就想过：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肯定没有我喜欢的童话故事有意思……所以，我一直不愿意碰它。

在妈妈一次次的“软磨硬泡”下，我终于一篇一篇地往下读，最平淡最朴实的语言简单直白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中，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战地英雄故事中，贺子珍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与机枪扫射下，不顾生命危险从安全的隐蔽处冲出掩护伤员，头部、上身、四肢被17块弹片击中。由于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她做手术时，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

一袋干粮故事中，13岁的小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因照顾伤员自己的干粮袋被河水冲走。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没告诉战友，拔了许多野菜将挎包塞得鼓鼓的装作干粮。后来她的身体不行了，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争着分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家的温暖……

现在的我无法体会红军战士当年真实的生活，我只有努力地想象着红军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啃着野菜树皮过草地;面对死亡他们无畏无惧;面对艰险他们一往无前;面对困难他们坚毅忍耐;面对战友、同志和亲人他们又体贴关爱、无私奉献……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在挖掘长征故事的同时，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采访团成员感到欣慰。昔日偏僻闭塞的贫困山区，在党的好政策的领导下，道路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越来越平坦。如今，村民们种植的果子、药材，养殖的鸡子、肉牛都能方便的卖出去了;依托青山绿水、环境宜人的优势，不少地方都搞起了景区开发，而周围的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能发展农家乐，从事旅游服务业。群众的腰包鼓了，他们笑的也就更甜了!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幅画，这又是一幅火红的画，一幅坚毅的画，一幅绵延二万五千里的历史画卷。红军面对高耸的悬崖、冰雪雨露、湍急的河流、无底的大沼泽……可每个红军从来没有退缩过，每个红军他们的大胆无私为长征这幅画卷画上凄美的一笔，这将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画卷哪!这就是长征。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信念，这又是一种顽强?信念，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坚持下来的信念。长征路上多险阻，可我们的工农红军并没有放弃，他们也想回家，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坚持了下来，靠一种信念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长达二万五千里的跋涉。这就是长征。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每人发一个红辣椒取暖，没有食物，但红军战士互相鼓励，坚持下来，最终他们翻越了雪山，这是长征顽强拼搏的信念。在红军的面前，不肯克服困难的我显得无比苍白无力和渺小。

追寻长征。长征是一种精?，这又是一种不怕苦的精神，这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这是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红军们靠着这种长征精神坚持下来，并用血和泪谱写出了这辉煌的历史篇章。这就是长征精神。

“不经一番彻苦寒，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潜心研究十多年，验算用的草稿纸竟达十几麻袋之多。终于攻克了数学上的难题哥得巴赫猜想。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在轮椅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神舟五号经过中国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的飞上了太空，让世界人民所瞩目，这不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吗?正是由于他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的精神才换来他们伟大的成功。

当我们在挑剔饭不可口时，想想我们长征英雄们，他们是靠吃难以下咽的草根、牛皮带、树皮度日的呀!当我们躺在柔软的床上酣然入梦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是怎样忍着寒冷，睡在雪地上、山谷中!当我们乘坐舒适的车辆在天地间自由穿梭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只能靠脚力一步一步越过雪山，穿过草地!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中吮吸知识的阳光雨露时，想想我们的长征英雄，得到一个带字的纸片，就是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追寻长征。重踏长征路，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前进!前进!前进!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场举世无双的远征，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更因此锤炼熔铸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确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长征是中国献给世界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什么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长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把不可想象的场景变成了伟大壮举。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史上的第一次。无论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还是色诺芬率领一万名陷入困境的希腊雇佣军撤出波斯，其面临的艰险、蒙受的牺牲、创造的伟业、打造的精神，远无法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相媲美。“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途中，红军将士面临的是：波涛汹涌的江河，巍然耸立的雪山，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武器精良的敌军，后有人数众多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工农红军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爬雪山，过草地，涉沼泽，眠雪野，食草根，艰难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1个省，终于同总兵力多达100万的敌人苦战、鏖战杀出了一条血路，闯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人断章取义、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片面肢解长征历史，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要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早在上小学时，我在课本上就读到了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等许多故事，还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对长征的论述，有些课文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从此，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和打倒反动派，不怕艰难困苦，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就深深铭记在心中。那时，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学生学习条件极为非常艰苦，常常吃粮咽菜，穿戴破旧不堪，写字没有纸和笔，只能用石板、石笔代替。在这种环境下，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向红军学习，战胜困难，学好知识，将来才能当好革命接班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红军精神，走红军道路，长大要当红军那样的人”逐渐成为我的理想信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里老人看到许多烈士家庭，都知道战争的残酷，当兵打仗必然有牺牲，不愿意让孩子去当兵。1970年，国际形势紧张，准备打仗气氛浓厚，我正好到了应征年龄，为了保家卫国，埂是说服了父母亲，毅然带头报名参军。就在入伍的同一天，我入了党，实现了当兵、入党的梦想。

红军是解放军的前身，当上光荣的解放军，就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弘扬红军长征的精神，成为一名好兵。因此，在部队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新兵训练结束后，我首先下到最苦最累的炊事班，当起了“火头兵”，除做饭外，还争着喂猪、种菜，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在野营拉练途中，我抢着背锅和炊具，每到一地，与炊事战友们支起锅就做饭，为连队做好生活保障，被部队树为毛主席著作标兵。之后，无论是教育训练，还是到农场生产，特别是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我都以红军为榜样，不怕苦累，不畏困难，积极走在前面。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被提为军官，为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96年，我调到县公安局担任副局长后，曾分管过政工、法制、信访、巡警、国保、内保、消防、交警、纪检、监察、督察和下乡包村等项工作。公安工作繁忙人所共知，遇到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和突发性任务，经常昼夜连轴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一直以老红军为榜样，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是我始终奉行的政治立场。多年来，我始终对党怀着深厚感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红军长征精神，不忘入党时的誓言，尤其在历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我都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地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从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

2012年退休以来，虽然组织上没有安排工作任务，但我没有歇脚松劲，自我加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克服年龄大、身体多病等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公安宣传报道工作，写出了大量正能量稿件，为公安事业和社会继续奉献“余热”。今年7月19日，我县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觉得在抗洪救灾中不能掉队缺席，于是在灾后一个多月里，我一上张村、汪里、二去小作、辛庄、三进贵泉、三台头等灾区采访，每天加班加点写稿、发稿，在全国各级媒体刊发抗洪救灾正能量原创件稿件200多篇次，及时报道了公安民警和社会团体抗洪救灾的情况，宣扬了一批抗洪先进典型。同时，通过及时真实的报道，刹住了网络谣言风，保障了抗洪救灾、恢复重建的顺利进行。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已到花甲之年，今后还要继续弘扬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将爱党为民、艰苦奋斗作为永恒的信仰，不忘初心，为社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尽些义务，以实际行动书写人生晚年的篇章。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