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感人故事大全（实用19篇）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容易吗?不容易，它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尤其是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的8。6万多人减少为3万多人，这是多少生命和鲜血呀。

在长征的路途中，会有敌人在前面堵，后面有敌人追，天上有飞机炸，红军只好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很多人都阵亡了，有时候，红军无吃的，无喝的，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好吃野菜，吃树皮，吃泥土，甚至连自己的皮带也煮了吃。还会在爬雪山时从山上滚到山下，被冰冷的雪盖住，活活地冻死。

这么艰苦的生活，红军不像是个缩头乌龟一样，见到困难就退后。他们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阻力，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辽阔无垠的草原，这种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地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比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现在长征虽然过去了，可是，长征精神是永远过不去的。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长征精神就会来激励我。有一次，我在做一道数学题时，可把我给难住了，它像一座火焰山，挡住了我的去路，也像一个高大无比的巨人，让我难以战胜，还像是一座高大的珠穆朗玛峰，让我难以攀登。我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想出来，我正准备放下手中的笔。明天早上找个同学一抄。就在这时候，我想起了长征的事：红军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来学习，没有课桌，就用石头当课桌，没有笔墨，就用树枝当笔墨，没有本子，就用沙子当本子。在一次战斗中，一位红军见一本教科书要被炸弹炸坏，他连忙扑到了书上，自己牺牲了，而书还是完好无损。我有书有笔，有纸有课桌，难道我还能输给他们，我认真的想啊，最后我终于想出了这道难题。长征精神真像是一个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也像是一位超人，帮我战胜了高大无比的巨人。还像是一架飞机，带我飞过了珠穆朗玛峰。

长征精神不仅仅是在学习上激励我，它还在生活上帮助我。有一次，我早上跑步，可我跑到半路上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我想休息一会儿再跑。可我想起了红军渡黄河的情景：红军手握铁链，一前一后地攀爬过去。对面的敌人还用枪打他们，可红军并没有逃跑，还是继续攀爬，有的被子弹打中了，可他们没有松手还是一个劲地向前攀爬。我跑步难道有红军渡黄河那么累?这一点累算什么?”我双手前后的摆动着，脚使力的蹬，一边跑一边想：今天我要是跑不到家去，我就不是中国人。”我跑啊跑啊，终于跑到了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困难还有很多，我要用长征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很多感人的故事不一定惊天动地，很多感人的故事常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些不经意的事情，也能感动你我。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感动了我。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放炮，图个喜庆。过完年，家家户户还放炮，除去旧一年的疲惫，用崭新的精神，来迎接新的一年。小区的院子里，难免会有些炮屑。放炮的人不会注意到这点，往往是放完炮就完了事。那些炮屑在院子中，像一片红花，为院子增添了一些节日的气氛，但久而久之，天天看着，就会觉得这炮屑很碍眼，而且不方便小区居民们停车。总是有一些炮墩“屹立”在路中间，很是麻烦。有些人就把那挡住去路、碍事的炮墩踢开，然后就完事的走开，继续做事。

我刚看完书，便趴在阳台上四处张望，换换眼睛小学生关于身边感人的故事作文小学生关于身边感人的故事作文。那一天刮风，基本上没有人出来放炮。

有两个老大妈头戴丝巾，双手戴着手套，正拿着大扫把在扫地。她们两个说笑着，在寒风中打扫着小区的院子。她们把一个又一个炮墩和满地的炮屑都扫到一块儿，。两人顶着寒风，在院子里用手中的扫把，在地下划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

我肯定她们不是清洁工，第一，她们没有穿制服，第二，我们小区的清洁工我认识，而且这还是在春节假期之间，清洁工是不会来上班的吧。不管她们是不是清洁工，我都很感动。

她们在寒风中出来扫地，这精神!可是她们扫完了，默默的回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第二天天气很好，晌午过后，有不少居民出来晒太阳。可是他们谁都没有发现，小区的院子已退去了红妆，又重新换上了朴素的衣裳。我真后悔当时没跟她们说声谢谢，就是没这勇气。

这小小的感人的故事，就在我的身边，感动着我。我也要学习这两位老大妈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的精神，不能光说不做，要行动起来。

事情虽小，但是深深地感动了我

鉴于丰富的长征故事已有众多的影视表现，如果同类题材的纪录片不能在前人基础上大胆创意和努力创新，那么将很难实现更有效的传播价值。基于这种考虑，《隐秘征程》纪录片立项之初，就明确了“以体验还原历史、以数据验证奇迹”的创作方向，以实地体验进行原真性模拟，以详实的数据参数传达事实真相，最终推动故事的生动与严谨表达，提升当代受众的观赏体验。

为了极尽真实地实现这一目的，本片的拍摄调动了各方力量，其中特别组织了216位武警官兵和民兵战士，努力遵循80年前的自然地理等相关条件，重现了翻越雪山，穿行草地，飞渡索桥，舟船横渡，标语篆刻等重要历史场景……

穿越80年时光体验长征， 216位体能强健的武警民兵们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层面，真实去感受二万五千里穿行的艰难凶险，他们挑战了沼泽险恶、高海拔严寒、行军体能极限……

煮食土豆、皮带，赤脚行走雪地，踏破几百双草鞋，在冰水里挣扎过，在雪山晒伤，遇高原反应，车辆爆缸，拍摄设备进水长焦镜头被冻得一碰就断……

这是最具有“挑战性、还原性”的长征拍摄，以肉躯体验过二万五千里的艰与难凶与险，从精神上深切感知由坚定信仰成就的伟大征程!

数据就是铁证，真实就是力量， 最真实的体验过长征路，才能懂得那种肉体、意志的极限，非坚定的信仰支撑难以完成!这是《隐秘征程—红军长征在四川》最独特最打动人的特点，以同甘苦共患难的拍摄历程来完成对伟大长征的崇高致敬!

纪念长征八十周年，学习长征精神的活动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进行着。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作为一段历史，长征已渐渐远去，但作为精神丰碑，长征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激励后人。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征文的内容，欢迎查看!

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所铸造的长征精神具有亘古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辉煌色彩，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丰碑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

八十年过去了，或许在80、90后的年青人心中，长征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部电影，只是一段经历……然而他们不曾想象，长征亲历者正带着他们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一个个离去，但他们所创造的伟大精神，早已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震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翻看中国精神的动人篇章不难发现，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长征精神。

目前，纪念长征八十周年，学习长征精神的活动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进行着。全市青少年演讲比赛以此为主题，各类思想教育培训以此为主题……但同时也有些青年困惑：“80年前那么遥远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作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丈量的不仅是两万五千里的距离，更是一种精神，这就是民族精神和信念。长征精神要学习，更要坚持学习!环顾周围，部分青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不思进取，游戏人生，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学。其实这些青年思想上“缺钙”，缺的就是远大革命的坚定理想信念，缺的就是战胜困难的不懈勇气。青年医疗卫生人员是卫生单位的中坚力量，是卫生行业的希望和未来，是一个具有显著优势，又有明显缺点的群体，那么，在新形势下，我们就需要用长征精神来引导青年，为他们补钙是当务之急。我们要通过长征精神的宣传教育，从以下几方面感染和引导青年，使其从迷惑和困惑中解脱出来，重新扬起思想的风帆，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的导向作用，激励卫生青年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长征中，面对“左”倾错误以及张国焘分裂行径的影响和干扰，面对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以及自然条件的极限性挑战，红军将士最终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人间奇迹，其原因就在于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把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凝聚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今天，固然没有雪山草地、战火硝烟，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进航程的风平浪静。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范围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带来了人们价值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这一方面扩展了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体现为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维度上的扑朔迷离，甚至于原本清晰的思想观念、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也变得模糊了。有人不辨真伪，有人不知所从，也有人或显或隐地表示认同。对此，要教育广大青年坚定“救死扶伤”的职业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卫生青年的“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的大卫生梦相结合，把促进医院蓬勃发展的满腔热情与个人成长成才的理想抱负有机融为一体，努力实现属于时代、属于青春的光荣与梦想。

二是大力倡导艰苦奋斗的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在挫折与磨难面前永不言败。

《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经感慨：“人类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他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长征途中，红军历尽磨难，许多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正是凭着这种艰苦奋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红军赢得了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目前，在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中，院领导带领大家励精图治，迎难而上，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在医改的大潮中奋发前行。医院儿科综合楼的拔地而起，西院建设的伟大构想，信息化建设的科学理念，与北京同仁医院、西京医院等知名医院的友好合作，与各县区医疗卫生单位的互联互动。这一系列明智决策已经为医院的蓬勃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制约发展的一些长期性、深层次矛盾还很突出。比如在年青年中还存在贪图安逸的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的不愿吃苦、不敢吃苦和拼搏意识不强的现实，作为医院的青年一代，我们应该在医院的发展征程上，大力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像当年红军那样，勇于正视困难、迎接挑战，以激情、理性和智慧诠释新时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在工作中，我们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过硬的本领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青春誓言来践行医院的发展决策。

三是强化集体主义观念，帮助青年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团队意识。

长征中，红军将士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维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与分裂主义行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各路红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行军途中，官兵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不仅如此，红军时时处处关心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团结，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毋庸讳言，青年队伍中还存在着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强调和张扬个性、漠视团队力量和集体荣誉的现象，仍然有很多年轻人只看重自身利益，只纠结于付出后的回报，并不关注自己的付出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社会价值，能否为医院的发展贡献力量?医院绩效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蛋糕效应”，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心存将蛋糕作大、将医院做强的集体主义观念，那我们人医的跨越发展将指日可待。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挖掘和利用长征素材中的育人资源，用实实在在的事例撼动心灵。要让大家切实懂得，个性的表达必须以学会遵守规则和尊重他人为前提，个人的得失成败只有和集体的荣誉、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才真正有意义。

四是要勇于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感悟出真谛。青年朋友们，我们应积极投身实践，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应该用红军长征胜利的生动历史和英雄壮举来警醒和激励自己，把长征精神内化为自身的品格和素质。当然在实践中不见得总是会一帆风顺，困难、挫折在所难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用积极乐观的情绪来鼓舞自己的斗志，增强自己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红军将士当年“随意坐地堪露宿，卧看行云逐浪翻。帐月席茵刀枪枕，谈笑低吟道明天”，靠着这种以苦为乐、奋发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缔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神话。在医疗改革日益发展的今天，医患关系的错综复杂，社会舆论的负面效应等不良现象，在给予卫生青年机会与挑战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失败与挫折。而青年人的情感丰富，情感发展变化迅速，经常会出现较大的情绪落差。但我们要坚信，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忠于职守、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总会有被认可、被尊重、被理解的那一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艰难困苦都将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要有积极勇敢面对困难和挫折的乐观主义精神，努力摆脱迷茫和困惑，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以昂扬的斗志创造自己美丽的人生。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作为一段历史，长征已渐渐远去，但作为精神丰碑，长征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激励后人。当年的战火已经散去，新的长征依然山高水长。青年朋友们，面对严峻的困难、复杂的考验，让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凝聚起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心怀崇高的卫生梦想，扬起青春的风帆，坚定无畏地勇敢前行!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 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 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 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哲人说：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读懂长征，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于回望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长征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也是复兴之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穿越抗战的烽火，迎来天翻地覆的巨变，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迈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80年来，复兴征途穿越历史风云不断延展，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一次次出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续奋斗，闯出了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长征永远在路上，那一条永不褪色的地球红飘带，串联起多少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路标。

前程万里，不改初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当沿途的风景从荒芜变成繁华，我们依然行进在新的长征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繁重，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时不我待，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任在肩……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新的历史赶考的考场中，硬仗会应接不暇，难题会接踵而至。拿出当年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坚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我们前进的步伐才会铿锵有力，才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不断抵达梦想的远方。

走好新的长征路，团结才有力量。众志成城，无惧山高水长。万里长征千回百折，没有全党的上下一心，红军“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紧密团结以及始终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可能赢得胜利、创造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尤其需要凝心聚力，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弘扬长征精神，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万众一心，奋力跨越前行中的“雪山草地”，征服改革进程中的“娄山险关”。

走好新的长征路，实干成就未来。长征是走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在浴血奋战中开拓向前，在攻城拔寨中闯出生路，红军长征所展现的奋斗精神惊天动地、永不磨灭。今天，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肩负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无论是践行新发展理念，还是实现“十三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归根结底要靠真抓实干。新的长征路上，始终保持勇毅笃行的定力、艰苦奋斗的干劲，以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一步一步朝前走，我们必能积小胜为大胜，以实干为阶梯不断抵达新的发展境界。

十月的江西，秋意正浓。当年红军搭起浮桥开始长征的于都河上，一座座现代化大桥横跨两岸，连通着人们脚下的幸福之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重温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让我们不忘初心、团结奋进，用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写下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

看着书架上的小兔爷，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位朴实而又令人尊敬的姐姐，她那颗执着坚守的心，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

那天，我和妈妈去逛老北京庙会。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依稀可见许多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绝活。忽然，我在许多摆摊的老人中竟发现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姐姐，我拉起妈妈向她的摊位挤去，可是身后人一拥，我一下子摔在她的摊位上，那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小泥人全被我压扁了。

这下我慌了，看着这一堆扁了的泥人，我的心头蒙上了一片阴云——她一定会漫天要价的!不想，姐姐只是关切地问：“没受伤吧?”我边摇头边不知所措地看着妈妈。妈妈赶忙不好意思地掏出钱包，紧张地说：“给您添麻烦了!”可她却嫣然一笑：“小妹妹又不是故意的，我重做就好了!”

我决计要买一个小泥人。我挑了一种最贵、最复杂的，她二话不说做起来。只见她专注地盯着手中的活，那粗糙的手，竟如此灵巧。她可以一手捏兔子的身体、一手捏兔子的耳朵。然后她从袋里揪出一小点黑泥用指甲划两下，粘在小白球上，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就生动的出现在小兔子的脸上。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的手，可总是跟不上她手的速度。妈妈好奇地问：“你这手艺是从哪儿学的?”“我爷爷，我们家世代都是干这行的。”“可这也赚不了多少钱啊!”“不是为了赚钱，一个最多20元，我只想留住咱老北京的手艺，这可不能失传呐!”她笑着说。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令我肃然起敬。是呀，正是她以及更多的“她”，才使得这些绝技保留至今，展现在我们面前……

放眼望去，繁华的京城高楼林立，现代的高科技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许多精彩绝伦的老北京绝活儿，却似乎与人们渐行渐远。但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做泥人儿的姐姐的不离不弃的坚守，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无限精彩。

有一天，我在书上看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至今使我记忆犹心、难以忘怀。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到公园玩。当时，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正在准备将黑熊搬到室内过冬，已经将笼子外侧的铁丝网拆除了一部分。当这位母亲带着儿子走到饲养黑熊的铁笼前时，调皮的儿子趁母亲不注意，竟迈过刚刚卸下的铁丝网!而后，他走近内侧铁笼，将手中的一块糖果隔着铁笼伸到黑熊的嘴里。在那千钧一发的关头，母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只手喂给狗熊，然后用另一只手来护住儿子的小手。尽管旁边的工作人员急忙奔上前来救助，用木棍将黑熊击打开了。但是，那位母亲的双手仍被咬得惨不忍睹，一只手的肌腱已经断裂，而儿子的手因为有了母亲的保护，伤得较轻。

故事中的那位母亲因为用了自己的双手保护了儿子，所以儿子才脱离危险。世上有许多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不顾自己危险的感人故事。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危险的时候，都会有含辛茹苦的母亲用她那弱小的身体给了我们最有力的守护。纪伯伦说过，“人的嘴唇所能发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亲，最美好的呼唤，就是“妈妈”。母爱是无私的，她将永远罩临着我们，伴随我们一生。母爱是多么的伟大啊!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长征胜利80年来，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长征题材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发掘红军长征题材的美学内涵，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为世人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宏伟长卷，极大地弘扬了长征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长征题材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实践给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几点启示。

其一，应充分挖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素材，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长征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是中国当代文艺对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其独具的思想艺术魅力，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今天的文艺作品要由“高原”走向“高峰”。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或者文艺作品由高原向高峰攀进的一个坚实的基石。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些题材的思想内涵，并用精湛的艺术手段将其变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精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其二，应科学分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声有色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要讲，而且要讲得引人入胜、打动人心。缺少思想的艺术是很难有震撼力的，缺少艺术的思想也是很难有感染力的。对于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更应当强调深刻思想与精湛艺术及精良制作的完美结合。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创作者自说、自讲、自看，特别是当前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飞速发展，文艺产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欣赏方式、接受方式和评价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文艺生态，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既要自觉地遵循唯物史观，正确地把握历史，又要敢于创新，突破固有的套路和模式，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善于运用现代科技的新手段、新方法，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和创作资源、生产资源的优化组合，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思维，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其三，努力探索文艺评论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文艺批评是改进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推动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尤其需要文艺评论界和批评界的积极参与。批评应关注、重视和研究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积极探索和掌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评论的一些独特的规律。既要注重对艺术本体的衡量，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推动作品的生产创作;又要把评价的目光超出艺术之外，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对作品进行考量，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人人都可以成为网上“评论家”的状况下，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同志要特别注意适应这样一种新状况、新变化，努力使自己的行文方式、语言风格更加生动活泼，更加适合大众审美的变化和需求，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批评既推动创作，又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能够引领社会的风尚。

长征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空前危机、抗日救国成为中华民族最现实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将中国革命引到胜利发展前进的崭新道路上，其特有的伟力不但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而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惊涛裂岸，浊浪排空，大渡桥横铁索寒。“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长征途中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开国大将杨成武于1980年所作的一首诗，记录了他与战友们在泸定桥的长征记忆。

在这样的生命纪录下，历史，就从泸定桥13根晃悠悠的铁索上渡过去了。半个世纪后，一位叫谢伟思的美国军官，在泸定桥边慨然长叹：“在近50年之前克服种种艰难而夺取这座桥的伟大红军战士面前，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军队伍从20万人锐减至5万人，是将士们用生命热血谱就的悲壮史诗，矗立起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永恒雕像。

美国人威廉?莫尔伍德形象地指出，“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1938年，30岁的索尔兹伯里首次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读到长征，立即就被红军那段传奇般的征途深深吸引。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万山朝宗，万川归海，挽住云河洗天青。无论走得多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从长征中走来的红军队伍，极其珍视血火间铸就的军民情。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祖国才变得坚挺，我们的炎黄子孙才在灾难到来时更加坚强。他们永远都压不倒，折不弯，打不败，在寒风中傲然挺立，这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中国人!

看了《长征路上的故事》后，我浑身的血液都僵硬了。红军战士一路上竟然就那么点干粮，吃完了，只好啃树皮，挖野菜，把皮带煮一煮就吃。然后还要翻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上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此时的战士们体力透支，究竟他们凭的是什么在打仗啊?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爱国情怀和一种精神，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这些勇士们为了让我们有幸福的生活，一个新中国,而承担了这一切责任。他们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儿女，有自己的父母。可这些战士们竟能勇往直前地上战场与敌人厮杀，这真的很可贵!就算他们战死在沙场上，那也虽死犹荣，因为他们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牺牲的，值得我们尊敬!

在长征的路上还有许多的艰辛，他们几乎饿的都要走不动了，可是精神战胜了肉体，他们挺过去了;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他们也都挺过去了。一切一切的苦，他们也都挨过来了。因为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们一定要胜利。”这样朴素的话语。正是这样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信仰陪伴着他们走过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信仰啊!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挖野菜，喝雪水。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不顾一切，与敌人对抗。正是这个信仰使他们为国捐躯也无怨无悔。不过也正是这个信仰，给予了他们光明与正义!

中国的战士们就是有这样的一股劲儿，一股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劲儿。这股劲儿是那些侵略者所不能蔑视的，他们反到会为此而对我们中国的战士肃然起敬。抛头颅，洒热血算得了什么!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是用灵魂来打仗的!在长征路上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继续支撑下去。还有哪个民族是这样的呢?要不是这样，我们能抵抗住那么多的侵略者吗?阻止他们的野心?这就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不息，他预示着不管中华民族有多少风风雨雨，我们民族的威严都不会扫地，我们祖国永远都会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巍然屹立。哪怕闪电雷鸣，狂风暴雨都不会动摇，就像是那积极向上团结紧凑的白杨树那样坚定不移!

八年，八年呀!这场八年战争的胜利，容易吗?因为这场战役，战士们受了多少苦多少罪，死伤了多少人才换来的啊!没有理由不胜利的，真的没有理由!

一轮明月，见证了沧海桑田的时过境迁，见证了西风古道上的时事沧桑。一轮明月，照遍了大江南北的喜怒哀乐;看遍了古今中外的悲欢离合。随着岁月的扭转与变迁，长征路上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他换来的是我们太多的享受不该享受的幸福;太少的承担应该承担的痛苦。我们必须得向这些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记住这段历史，记住我们华夏儿女所受的一切痛苦。

忘却苦难，苦难就会重扣国门;不思未来，未来就会弃我们而去!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胜利8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前人的事业，进行着今天的奋斗，更要开辟明天的道路。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发愤图强、奋发有为，继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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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3日上午，“重走长征路青春心向党”上海青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寻访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招募选拔，汇聚了来自沪上15所高校的20名90后大学生以及25名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等青年群体参与。他们将在12天时间内跨越五省，从上海出发，寻访于都、遵义、泸定、吴起、延安等地，重访长征沿途重要地点以及长征亲历人物，追忆历史并从中发现国家在改革中发生的巨大变化，重温长征精神、开展公益活动、参与社会实践，深刻感受和学习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

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在讲话中指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带领上海青年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希望全市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了解长征历史,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用青春梦托起中国梦。

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启伟指出，这批90后大学生队员将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全媒体表现手段，运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粉丝互动等丰富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展示这次活动，吸引他们的同龄人关注，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和传递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启动仪式上，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会长、曾经11次重走长征路的邓玉平老师结合自身经历，为队员讲述了她心目中的长征故事;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播雷小雪、臧熹在启动仪式上与出征的青年队员们一起朗诵了《长征组歌》。支持单位代表为队员们送上了包括药品、背包、衣服在内的统一装备和《长征》书籍，主办单位领导为出征队伍授旗。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市学联、市青基会、新民晚报社、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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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的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要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有一个人被冻死了”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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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上的泥沼非常多，稍微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几秒钟就能把人吞没。当时大家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双腿发软，走着都能睡着。正当大家都想办法唱歌互相鼓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身后不远处，一声马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回过头的时候，战士们看到有一匹马，掉进了泥沼里，已经淹了半个身子了，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那匹马还想挣扎着蹬腿，可是它越使劲，陷得越快，马背上的行李和物品也加快了它陷下去的速度。这匹可怜的马，它知道自己要永远留在草地了，眨了眨眼睛，流下了一行泪水，战士们看到这个场景，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突然，有几个饿红了眼的战士拿着刀，朝那还没完全陷下去的马背上割肉。大家已经一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能吃的都吃了，皮带、鼓皮，甚至连羊毛褂子都被大家分着嚼烂了。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反正这匹马要死了，为了革命，远处就有篝火，仿佛他们已经闻到了马肉的香味。这时，他们疯狂地在马背上用刀划、挖，鲜血淋漓，没有人能感觉到马在颤抖……

可是，有更多的战士，他们的肚子也饿得像打鼓一样。他们冲上来，去打那些割马肉的人，甚至还扇耳光。他们一边抚摸那矗立着鬃毛的马，一边含泪痛声骂道：“这帮没良心的，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它从长征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默默地给我们背东西，驮伤员，你们都忘了吗?饿疯了吗?”

他们并没有饿疯，也没有失去人性。只是，这饥饿的魔爪使许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都倒下了。吃马肉，不是没良心，是没办法呀!

刹那间，泥水弥合了，马彻底淹没了。这一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吵闹，只是静静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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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