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感人故事大全20篇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们好!

时间流逝，一转眼，十年过去了，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自己长这么大了!爸爸妈妈，感谢你们，给了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是你们那博大的胸怀与深沉的爱包容了我的一切优点与缺点，慷慨地送给我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感谢你们，让我的童年有了一道绚丽的风景，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们送给我一片明媚的晴空;风吹雨打的时节，你们为我撑起一把温情的雨伞。母爱有声，即使走过千山万水，却总走不出您那慈祥的目光;父爱无言，您的背影是我永生的眷恋，您的坚强指引我勇往直前!

母爱似海，纵使时光已逝，也难掩您敞开的情怀。母亲啊!您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母爱似海，任凭千山万水，也遮不住您慈祥的视线。母亲啊!您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惦念;母爱似海，尽管风雨常伴，您还是我心灵不曾折叠的雨伞。我是母亲亲手栽培的一棵树苗，母亲为我浇水施肥，含辛茹苦，待我长成参天大树，我便用自己的身躯来为母亲遮风挡雨，为母亲撑起一片爱的绿荫，来感恩母亲，奉献我一生的爱……

父爱如山!爸爸，您是平凡的，像所有城市人一样为生活而奔波;您是坚强的，像所有男子汉一样不轻易流泪;您是沉默的，像所有不爱说话的人一样不语;您是单调的，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殷切地希望我过得更好!可是，你虽平凡，却撑起了家，您是我永恒的春天，您是我毕生的依恋，您是我生命的所有!

感谢爸爸，感谢妈妈，当你们已不再年轻，当春去秋又来，你们无声的爱依然陪伴在我的旅程，当你们的双眼装满了数不清的牵挂与温情。

我终于明白：是我的父母，给了我整个世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是一本古老的书，即使我用尽一生，也无法读完……

此致

敬礼

儿子：王坦

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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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句“谁把钱丢了”的声音在261路公交车上上演。很快一位年轻小伙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

6月20日早上7:20左右，公交车261路行驶在西高新区唐延路段时，车内的一段情景让所有乘客无不拍手称好。一位50余岁的农民工模样的男士刚坐在一个座位上，发现车座位下面丢落着一沓人民币，他捡起后迅速在车内喊：“谁把钱丢了”。很快有人跟着也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位捡钱的男士把钱交给了丢钱的年轻男子。接过钱后，那位年轻男子说：“谢谢!谢谢!这钱要是丢了，我今天不但没有吃饭的钱，晚上就更没有回家的车费了”……。车还在行驶，车内很多乘客纷纷开口称赞：真了不起，一个在外打工靠吃苦力挣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真伟大。就这样被这个场面的精神感动着车内的所有乘客，车内拥挤的场景也开始消失了，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就是你的文明精神感动我，我用我的文明让大家更和谐。

捡钱这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却让很多乘客看到了农民工的伟大，看到了农民工纯朴的那拾金不昧的精神，这一行为也会使我文明、西安文明，我美丽、西安更美丽的形象语得以实现。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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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5月13日中午，救援队员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透过一堆废墟的间隙，可以看到她双膝跪地，整个上身向前匍匐着，双手扶地支撑着身体……救援队员从空隙伸手进去，确认她已经死亡，又冲着废墟大声呼喊，没有任何回应。这是震后的北川县，还有很多人在等待着救援。救援队走向下一片废墟时，队长好像意识到什么，忽然返身跑回来，他费力地把手伸进她的身下摸索，高声喊，“还有个孩子，还活着!”

一番艰难的努力后，人们终于把孩子救了出来。他躺在一条红底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三四个月大，因为有母亲的身体庇护，孩子毫发未伤。

随行的医生过来准备给孩子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一天，天气非常热，太阳好似一个大火球，放出万丈光芒。行人不得不撑起了阳伞。今天，我和妈妈要去接正在绍一中考试的姐姐。

我俩合撑一把小阳伞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走着，我感到自己快要烤焦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绍一中。“天啊，这么多人在这里等呀?”此时，我正站在绍一中大门口大叫，因为我看到了动人的一幕：校门口，人山人海，都是家长们。他们有的一手撑伞，一手焦急地望着自己孩子考试的班级，似乎想知道他有没有答错题;有的在祈祷，希望自己孩子考得好一些;还有的则在耐心等待孩子们带着好消息出来……

就这样在烈日下等了一个多小时。“叮零零”，下课铃声响了，学生如潮水似的从教室里涌出来，纷纷跑到爸爸妈妈身边，述说着考试的情况。这时，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多么得爱我们呀。无论他们曾经怎样打你，骂你，但都是为了你好啊!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弘扬长征精神，争做爱国少年。

1934年10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创革命的新天地、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兵力损失严重。1935年1月，红军攻打娄山关，占领遵义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随后，继续北上，翻越六盘山，攻克天险腊子口，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漫漫长征路上，有峡谷急流，有雪山草地，有乌江天险，有滔滔赤水，有大渡激流。红军一共爬过了18座山脉，其中 5座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300余次战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936年10月，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对革命胜利充满必胜的信念，他们历尽千难万险，一路上克服了重重困难。粮食吃完了，他们就挖地上的草根吃，草根吃完了，他们就拨树上的树皮充饥，树皮吃完了，他们就解下身上的皮带硬嚼着填饱肚子。子弹打完了，他们就靠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巧妙周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战友受伤了，他们团结互助，背着伤员翻雪山过草地。在最危难的时刻，红军战士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亡留给自己。我们的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课文就记载着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课文《金色的鱼钩》中的老班长为了照顾三个病号，把鱼汤让给战友，自己却吃着战友吃剩的鱼骨头，最后因为饥饿牺牲在草地中;课文《丰碑》中的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挨冻的战友，自己却在大雪中化作一座丰碑;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艰苦朴素、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打不烂，雪山草地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同学们，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树立起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胸怀建设美好新生活的坚定信念。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确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雄心壮志、建设祖国的崇高理想、服务人民的远大志向。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承担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责任。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承担起建设祖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你们手中实现，你们要迎接挑战，勇挑重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事业。

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70年前，红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发扬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我们继承长征精神，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勇敢面对、百折不挠，努力学习，奋发图强，要学会在失败与挫折中磨练自己坚强的意志，学习红军战士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精神。生活中要继续发扬革命先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不挑吃穿，不乱花钱。与别人相处时要学会以礼待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先人后己，互帮互助，学习红军战士们团结一心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

当个别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留连于日本动画片、连环画，不思进取的时候;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70年前二万五千里长征吧!

同学们，你们是祖国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一代人要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新的伟大长征。万里长征，始于足下。大家正处在人生的起步阶段，祝愿你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在人生的长征路上不断进步，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做长征前的准备时，“贾老婆”简直想把伙房都搬走。粮食、菜、油、盐统统装满后，还在自己的干粮袋子上缝了许多小口袋，里面装着姜、蒜、辣椒、胡椒等调味品。她一边使劲往里填一边还惋惜地唠叨说：“装不完，咋个办哟。”

有人取笑她，这是行军打仗，不是搬伙房。她说：“妹子们哟，行军打仗也要吃饭嘛。”

“贾老婆”是背上几十斤的食物和一口大铁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渡过嘉陵江，走在剑阁古道，从石崖上凿出来的小路，上是望不到顶的峭壁，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又逢阴雨连绵，脚下路滑，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加之头顶上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这时贾德福背着大锅真有点不堪重负了，一路上她总掉在队伍的最后。

为此，大家要抢她的锅背，她却打趣地说：“背这个锅好处可多着咧!像背了乌龟壳，又落不到雨，又落不到鸡(飞机)蛋!”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这一笑将紧张的气氛驱走了不少。

就这样，“贾老婆”的锅成了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一面旗帜。大家看到她的锅时，感到的是安全和希望。

过草地时一些战友因饥饿病倒了，贾德福暗下决心，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让每个病号吃上一碗“病号饭”。可当营长林月琴病倒时，她捧上一碗放了一点盐的“病号饭”，林月琴却说什么也不吃。贾德福哀求着，她的泪流出时，顺着因操劳过度而刻下的深深的鱼尾纹滑下，林月琴再也不忍心推让了。

春天的党岭山，时而大雪纷纷，时而飞沙走石。爬山前，贾德福把火烧得旺旺的，在沸腾的锅里将珍藏的辣椒和生姜倒进去。她搅着锅里辣辣的汤，边盛边吆喝：“快爬雪山啦!大家多喝一点，驱赶驱赶风寒。”大家喝过辣椒汤，身上添了热量和信心。

两翻雪山，三过草地，走在最后的永远是贾德福。可是，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贾德福的那口大锅下，血殷殷地流着，她的生命悲壮地定格在这口铁锅下。

怀着崇敬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毛泽东爷爷就出生在这里,他从小,热爱劳动关心别人,他的同学因家中贫困,所以经常吃不上饭,毛泽东知道后,就经常送饭给他吃,那个人非常感谢毛泽东.

我读到这里,心里不禁惭愧起来--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位老奶奶摔倒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扶起老奶奶来,而是在一旁幸灾乐祸,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呀.

在长征路上,红军们忍饥挨饿,艰难跋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而我呢,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不坚持到底,前几次到公园去玩,看见大哥哥,大姐姐们滑旱冰的那英姿飒爽的样子,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第二天就让妈妈给我买了一双旱冰鞋,可是滑旱冰哪有那么好学,刚一滑就摔了好几次骨碌.我没有勇气再学了,在爸爸的耐心劝说和指导下,我才坚持学了下来.和红军叔叔的坚强意志相比,我简直太渺小了.

杨靖宇为了活下去,经常吃一些棉絮,树跟和树皮,生活十分艰苦.敌人不让家属送吃的,想存心饿死他.可是过了好多天了,杨靖宇依然顽强的活着,敌人很奇怪,就剖开他的身体,发现有许多棉絮之类的东西.杨靖宇这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精神,使敌人地为之敬畏.

我们现在的生活和革命年代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我们的意志和英雄们相比,却是一个矮子,一个巨人.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我们从这些先烈身上汲取精神养料,从小励志发奋图强,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参军前，李开友靠给有钱人放牛、割草、砍柴过活。1934年，18岁的他听说参加红军有饭吃，就跟着肖克的部队走了。

那时候李开友人小，个子也小，只能给部队当通信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送信。只要有信，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要送。好在李开友聪明伶俐，每一次都能顺利把信送到。

过雪山时，李开友和其他通信员是整个部队的最后一部分，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倒在路边死去的同志。大风一刮，有的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有些战士就用雪又把尸体埋起来。一开始，看到尸体，李开友很恐惧，怕自己也走不出雪山，死在雪山里。后来，尸体见多了，就不怕了，也更坚定了他过雪山的意志。

又一次，经过了千辛万苦，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寒风吹得人站也站不稳，仿佛要把他们吹到天上去。力气小一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

过了雪山，部队的生活更是艰苦。幸运的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他们弄了点酥油，发到每个人手里。

“可是李开友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后来为了减轻行李重量，行动方便，他就把酥油都给扔掉了。他只带着点儿青稞炒面和豌豆就开始了草地行军。每次饿的时候就弄一小把炒面，(www.gs5000.cn，长征故事)加点水和在一起弄成糊吃。

草地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一层绿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可是走进去才知道，草的下面实际上都是水，人一踩下去就陷进了水里，大多数人的脚都沤烂了。如果脚上有伤口，极容易感染，许多战士都是因为感染伤口而丧命的。生病、受伤的同志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又悲痛又惋惜，但又无能为力，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旦有同志牺牲了，大家更是哭成一片。

更要命的是草地上的水，并不是都能喝。有的水黄黄的，人喝了就会中毒。中了毒的同志很快就变胖了。大家一看到某一个战士一夜之间变胖的话，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在草地里不光是没东西吃，也没东西烧。如果不下雨，还能找点干牛粪烧烧水，弄点热水喝。碰上下雨，牛粪也湿了，连热水也不能喝，大家又不敢喝生水，就只能干吃炒面。

部队原来还有马，后来首长看战士没有吃的，就把马都杀了分给大家。以前用来遮风挡雨的牛皮帐篷，或是包脚的牛皮都被收集起来，没办法的时候就把牛皮也全都烧着吃了。

粮食在一天天减少。后来，战士们不得不自己去找吃的。在草地里，找吃的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找吃的，结果全都被当地牧民武装砍死了。李开友的一个同乡也曾碰上过牧民武装，脑袋上被砍了一刀，耳朵都聋了，枪也被抢走了。

李开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行军的困难。之前自己把能吃的东西都扔了，后悔莫及。

当部队走出草地，进入哈达铺的时候，终于有了粮食。李开友一口气吃了两个锅盔，还吃了一斤肉，吃完连腰都弯不下去了，就那么一路挺着肚子，摇来晃去地跟着部队走。一天之后他开始吐，吐了好多，之后又连续吐了3次。而那些肚子鼓鼓的，没有吐出来的同志，就倒在路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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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边有很多令我感动的事，比如说：“在写作业时同学借我用尺子，在我摔倒的时候他把我扶起……”但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我8岁那年暑假，在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日子里，我和几个大哥哥到东面山上去玩，我们每个人都骑着车子，当回家时，已经到了傍晚，我们都要回家了，在下坡时，由于速度太快，车子飞一边的往下窜，我的脚都忙不过来了，还好没摔倒，但不知怎么脚万分疼痛，大哥哥们到没有事，他们都起着车子说说笑笑的走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六年级的大哥哥见我在后面停住了，赶忙汽车车子过来了，他问我：“你怎么了？”我不想连累他，所以就没有回答，但是他又问我：“欣赏风景呢？还是留恋这里呢？”因为万分的疼痛，我又不好意思的对他说：“脚疼呢。”这时，那几个大哥哥不知为什么来了，应该是因为见后头没人了吧！那个六年级的大哥哥对他们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们坐来，我坐在地上，不知怎么办是好，那个六年级的大哥哥对他们说我，脚疼，让他带着我，让其他的人推着我的车子，他们点了点头，他把车子推上来，把我扶到了车子上，他上了车，慢慢的蹬着车子，把我送到了家。

这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

今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强烈地震，震动了整个中华民族。当时看到那些悲惨的、感人的画面泪珠不禁的往下淌。当时我们也只能坐在电视机旁看那悲惨的命运看那生命的奇迹。别的也只剩下捐款了。当时我也想奔赴灾区去做志愿者去安抚那被被震碎了的心。但那只不过一相情愿吧了，事实并不允许我那样的做。当高考结束时我了QQ，我曾不只一次的加灾区同胞的QQ想了解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况，但我始终没见过灾区同胞的面。直到这一周周二我与他们有了一亲密的接触。当汶川地震的那一声巨响来临之时，这些学生的教学楼瞬间崩蹋。

幸运的是他们活了下来他们被分往全国各地的学校，夕日同窗好友没毕业就要依依的话别，但地震也让原本走不一起的人走到了一起，让原本不认识的人认识了。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些四川学生来自四川的绵竹县，这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他们在失去他们的校园之后，在一个月之后大约也就在我们高考前后来到了我们现在的这所学校。我们学校的领导很重视还专们成立了四川班让学校里最好的老师做班主任，学校还让专员带他们到常州的各个旅游景点游玩来让他们走出那痛苦的恶梦。据我观察效果也相当的明显，与我们一起参加了跳绳活动。他们个个生龙活现，精神冲沛，满面笑容，好象没有发生地震似的，这让我很欣慰也让我对他们产生深深的崇敬。

倒是我们像受了打击似的不好意思加入他们的跳绳活动。我很想找一个四川同学说话，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但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快乐的笑容中再次呈现悲痛，因为他们的眼泪已经流的够多的了。灾难已经发生那是一个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让我们忘记过去珍视这来之不易的今天，好好的活吧，我们既要为自己活也为死去的人而活，因为那灾难是永远都震不灭我们的心。现在已经到了冬天我们这很冷相信灾区那也会很冷，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不会抛弃他们，爱心捐赠的绵被仍源源不断运往灾区，这不仅送去了身体上的温暖同时也送去了心理上的温暖，让爱的暖流永远漂浮中华大地的上空抵御北方的寒流，让中国不冷。

这是一首悲壮的长征史诗，这是一段向死而生的战斗历程，这是展现闽西儿女赤胆忠心的再现……10月17日，在全国上下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与策划的、以红三十四师为原型创作的32集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登录央视与广大观众见面。

尽管这一大剧刚刚开启，但因为还原的这段历史之前鲜为人知，自然吸引了社会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闽西人民关切的目光。资料显示，《绝命后卫师》以长征期间为背景，以红三十四师为故事原型，将历史与艺术相结合，重现了当年这支由福建闽西6000余名子弟组成的红五军团浴血湘江，绝命断后，在长征路上作为红军的后卫部队，一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最终全军覆没的英勇事迹。

红三十四师全体官兵生死存亡之际，顾全大局，将生命置之度外，一路喋血鏖战、浴血杀敌，在中央红军纵队的身后筑起了一道血肉屏障，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和胜利的希望。可以说，他们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拼将十万头颅血”，为中国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长征精神的见证。而央视播出《绝命后卫师》，无疑就是对长征精神的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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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怀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之间深刻联系，更揭示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凝聚中国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英雄的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在川黔滇鄂豫陕广大地区调动敌人，击退了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学习和弘扬长征精神，对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中国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弘扬长征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使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梦强大的精神支柱。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吃草根，咽树皮，头上敌机轰炸，四周敌军围追堵截等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走上了抗日救国前线。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或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进;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实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血战到底，广大红军将士正是靠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努力，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力量源泉。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及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用长征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比较有效的一种途径。在新形势下弘扬长征精神，要不断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理想信念，经受考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二、弘扬长征精神，发扬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凝聚合力的精神，形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合力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取得长征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长征精神的核心内容。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共同为梦想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会无比强大。要实现全国13亿人的中国梦，我们每一个人就必须要有大局意识，凝聚一切正能量。大局意识，就是要看的长远，不计眼前得失，从而得到最长远，最广最多的利益。长征中，尽管各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同，但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服从大局，勇于牺牲奉献，互相配合支持，使长征形成了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长征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胜利。长征途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从革命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纪律，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可谓“军令如山重，纪律似铁坚”，真正做到了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

大局意识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做好各项工作，尤其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大局意识首先反映的是政治立场，就是高度自觉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来思考处理问题，贯彻落实上级决策指示，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树立大局意识，提高关注大局、理解大局、维护大局的能力。自觉地站在党的事业高度上，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要识大体、顾大局，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三、弘扬长征精神，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传家之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史，就是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史。万里长征中，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千里沼泽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的鼓舞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长征胜利的历史表明，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长征胜利的宝贵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弃。

党员干部的作风体现党的形象，关乎党的生命。我们今天的富裕，离不开昨天的艰苦奋斗，我们明天的更加富裕，需要今天的艰苦奋斗。因此，发扬红军长征胜利的法宝——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在大步走向富裕的时候，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不但不能丢，还应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之成为自觉。党员干部有了艰苦奋斗这个“本”，有了这个基本政治素质，就会有进取之气，在思想上、感情上热爱人民，关心群众;在工作上努力拼搏，为民谋利;在作风上，虚心倾听百姓意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生活上，力戒奢惰，克服享乐主义和娇奢之气。

四、弘扬长征精神，发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来的力量。要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党群关系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实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长征时期，党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长征途中，在物质极其匮乏，甚至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实现了战略目标的转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忠实践行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长征之路，红军所经之地绝大多数是偏辟的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作战环境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红军纪律极为严明，不侵占民宅、不违犯禁令，公平买卖、救死扶伤。并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赢得了劳苦大众的爱戴。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好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沿途各族群众帮助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饭、传递消息、掩护伤员，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作战，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长征。

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创造了优秀的工作业绩，形成了基本和谐的党群关系。但是，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曾对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流失状况进行了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密切联系群众”满意度最低，仅为35.6%，党群关系不容乐观。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及时改善，党最终就会丧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克服官本位思想，端正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秉承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群众做到思想上尊重、感情上贴近、作风上深入、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依靠，与群众同甘共苦，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切实增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为国兴利。未来的征程中，只要13亿人团结一心，这种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必将成为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强无畏的历史丰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史诗。只有理解长征，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是全国人民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只有理解长征精神，才能理解我党由弱胜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回顾长征，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新的长征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一、随军“跑反队”里的林姑娘

林月琴，原名林英琴。她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时被改名为林月琴。她的老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城以西的南溪(因街南有一条小溪而得名，又称南溪街)。十字街口，有一所林家铺子，即“林广顺杂货铺”，这就是林月琴家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底。林月琴自小就在南溪明强小学读书，校长詹谷堂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林家女儿心目中特别崇敬的革命先生。

父亲林维尹，名义上是“林广顺杂货铺”的掌柜，实际上却“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经常跑汉口”。林家的西厢房，不仅是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聚会的据点，同时也是书写和油印革命宣传品的场所。弟弟林英仲虽是个哑巴，但却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私下里，父亲把一些书写标语或刻蜡版、油印传单的秘要之事，总是交给她的弟弟去做。因为弟弟不会说话，万一被敌人发现捉去，也不会暴露党的秘密。

1929年立夏节暴动(立夏节起义)，詹谷堂率领南溪200多名农民和学生，参加了红军第三十二师。15岁的林月琴，这时也剪了长辫子，理成了新式的剪发头，从南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斑竹园，参加了妇女运动讲习班。

妇女运动讲习班的领导人名叫陈觉民，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知识女性。她的大哥就是陈绍禹(王明)。

陈觉民可以说是林月琴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不仅提倡妇女剪辫子、反对缠脚、废除封建礼教，还宣传妇女翻身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号召女同学参加红军，为创建苏维埃政权而战。在陈觉民的教育和影响下，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1931年初冬，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金寨麻埠建立缝纫兵工厂时，林月琴带领10多名青年男女前去参加。工厂领导给每个人发了个红袖标，就算是正式参加红军了。

1932年9月下旬，红军主力部队过境后，皖西北苏区到处都是扶老携幼、提包推车，仓皇逃跑的老百姓，哭喊声连成一片。此时，林月琴也投入到“跑反”逃难的人群之中，跟随在红军队伍后面向西走。她还要干革命，还要当红军。

在沿途结成的“跑反队”中，林月琴和刘百兴两人，从鄂东北就跟上了红军队伍。刘百兴个子高，胆子也大，腰里别着一支不知从哪弄来的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是“跑反队”里唯一的武器。这个家在商城县南乡又是童养媳出身的游击队员，的确也给“跑反者”壮了胆量。

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知道的革命道理也多，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工作。行军路上，尤其是越过平汉铁路以后，几乎每天都受到部队领导的劝阻。她们当然不肯回去，红军前面走，她们后面跟着走;红军途中休息，她们也就地休息;红军驻扎后，她们就主动帮助挑水、拾柴、烧火、做饭，或帮着做点针线活儿。

林月琴的另一名女伴陈映民，年方22岁，原是区、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参加红军，并由团转党，时在十二师政治部工作。陈映民之所以脱离了建制部队、与妇女“跑反队”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路拖累，跟不上部队行动，便跟在后面的“跑反队”里，一路上慢慢跟进。陈映民是陈绍禹、陈觉民的小妹子，因其丈夫吕绍文在十二师当副连长，她才抱着孩子追赶这支队伍。

她们走新野、过郑县，沿着鄂豫边的崇山峻岭，向着陕南方向行进。到了豫陕边上，将要徒渡丹江的时候，后卫部队领导被她们“坚决跟随红军”的顽强意志所感动，不忍心再阻止她们跟进，便将她们分别收编在各个单位。陈映民回十二师政治部去了。林月琴、刘百兴被收留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后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问到她们的情况时，林月琴高兴地说：“我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当的红军，就在七十三师缝纫工厂当缝纫工，现在正式归队了!”

二、担任史无前例的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

妇女工兵营，这个番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实属少见。工兵者，乃是担负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部队，主要用于构筑工事、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开设渡场、设置和排除障碍物。而冠以“妇女”称谓的工兵营，主要任务则是缝军衣、做军帽、织绑腿、打草鞋，以及担负后勤运输任务等等。妇女工兵营属于方面军总供给部编制序列，原本就是由随军被服厂改建扩编而成的，集建制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于一体的特别“兵种”。

1932年初，林月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在少共中央分局儿童局工作。这个儿童局，总共不过八、九个人，就设在城内曾家地主大院。与她一起工作的，有饶正锡中将夫人戴觉敏，还有比她小三岁的张赤民(后改名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就在此时，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在苏区“肃反”中含冤去世。接着，她的家庭被重新划定为“地主”。唯一的根据是：南溪十字街口那个林家铺子，在父女俩参加革命后，曾雇了一名伙计，故以“地主”定性。林月琴因此而受到株连，当下被遣回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而政府又将她送入“劳改队”。战事吃紧时，她被“劳改队”遣散，令其回家另谋出路。说是回家另谋出路，实际上已无出路可谋。在那赤白势力经常拉锯的苏区境内，普通老百姓也必须“一边倒”，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妇女工兵营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一个创造。当时，红军反三路围攻大获全胜，红四方面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依次扩编为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军，总兵力由入川时的1.5万人，猛增到4万余人。在此大好形势下，郑义斋也快马加鞭，把几个军需工厂集中起来，改编成妇女工兵营。1933年10月4日，妇女工兵营在川北德汉城正式组建。营长林月琴、营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百兴，以及三连连长张茶清，都是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斗骨干。除了这四名女将，全营三个连四、五百名女战士，都是当地的年轻妇女。王泽南从小就缠过脚，可她正是靠着一双解放了的小脚远走高飞，越秦岭、过巴山，到了四川。

营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后，连、排干部严重不足，只好在新兵中物色积极分子。工兵营组建时，仍在继续招收青壮年妇女。凡是自愿报名者，都一个不拉地吸收进来。

有一次，张茶清一个人就领回数十人，轰动了妇女工兵营。林月琴、王泽南一看这个阵势，忙把张茶清叫到一边，悄声地问：“你是怎么动员的，一下带回来一个连呀?”

张茶清说她去的那个地方，正好逢集日赶场，提篮、挑担、背篓的妇女不少，她就把“当红军报名处”的牌子亮了出来，接连唱了几支红军歌，把赶场的男男女女都招引到了跟前。她一边讲自己当红军的事，一边又唱起了红军歌。她以自己的现身说法，搞宣传动员，在“扩红”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副营长刘百兴很风趣。她曾找到徐向前的警卫员，讨了个手枪盒子和两发子弹，重新又把自己武装了一番，还是原来那支破手枪，重新装在盒子里面，稍许露出一角红绸子，挎在身上的确十分威风。只有两发子弹，她根本就不敢试枪，也不知能不能打响。有趣的是：她还装模作样缝了个子弹袋，将包谷细秆剁成子弹形状，以十粒为一排紧紧地缝在袋子里。

妇女工兵营集合出操、上课，都由刘百兴负责整理队伍，喊口令统一指挥。她那大块头往队前一站，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顿时噤若寒蝉。假若发现有人偷偷在笑，她就把两手往腰上一叉，怒目圆睁，大吼一声：“笑什么!哪像个当兵的样子?再笑，就站出来单个‘照相’!”

爬山头、夺红旗，每周进行一、二次，目的就在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随时随地准备执行紧急运输任务。每次在爬山之前，都由刘百兴事先插上几面小红旗。第二天清早，便以连为单位开展爬山比赛，夺得红旗者为第一名。女战士李敏个头矮，但很壮实，每次爬山爬得特快，往往超过不少大个头而一举夺得红旗。为此，刘百兴在队前作讲评时说：“我们妇女不简单，爬山赛过男子汉。大家别看李敏个子小，腿也短，可她爬山的动作不一般。你看她：腰一弯，头一低，两手好像开飞机，一口气就开上山去……李敏就是我们全营的小飞机!”李敏从此就获得个“小飞机”的绰号。

林月琴、王泽南两个军政一把手，当时主要工作是领导和管理生产，保障部队的军需供应。长征中，她们各自又带领一个连队担任运输队，执行各种繁重的运输任务。她们所领导的妇女工兵营，堪称红四方面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战旗，迎着战火硝烟飘扬了三年之久。

三、与罗荣桓喜结良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和总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共2.1万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后改称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执行打通到新疆的国际路线任务。而另一部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和红军大学等万余人，当时被留在黄河以东地区，参加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取得三军大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样，红四方面军即一分为二，形成河东、河西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当时被留在河东的女红军，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她们没有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那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惨烈的艰苦征战。在个人的终身大事上，她们也大都获得了美满和幸福。

林月琴和罗荣桓的婚恋，既保持了红军中相识又相恋的时代特色，同时也富有一种极其神秘的罗曼蒂克。她能够成为元帅夫人，完全是好友刘桂兰从中穿针引线，促成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刘桂兰，最早在独立营担任连长，后在随营女子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是随同红军大学直接抵达陕北的。1937年春节，刘桂兰跟许建国结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建立了小家庭。许建国长征中在红三军团当过侦察科长、保卫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上海两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婚后，许建国跟刘桂兰谈到、有不少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大都已过而立之年，至今没有婚配，其中就包括罗荣桓在内。刘桂兰是个热心人，一听到罗荣桓，就立即想到她的好友林月琴。于是经过一番筹划安排，刘桂兰先向罗荣桓提说婚事，并约定见面日期。

那是个星期天，刘桂兰不显山也不露水地邀请林月琴来家中做客，同时也与罗荣桓事先约定，以便在现场目测面视。谭政、张爱萍、冯文彬等人，当时也都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前往“相亲”。第一次相识，活跃分子冯文彬先与林月琴搭话，将其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情趣爱好，都像审问案情似的，从头到尾问了一遍。林月琴以为冯文彬是组织部的什么人，对他的所问都如实作了回答。与此同时，林月琴也注意到一位戴着眼镜三十四、五岁的老同志，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神色显得有点拘束。可那闪灼在眼镜后面的眼神，似乎对她的一言一行尤为关注，时而还呵呵地笑上两声。这样，林月琴便结识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林月琴年方23岁。她随红军总部卫生所到达陕北，被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了几个月，已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深造。由于刘桂兰的牵线搭桥，这一对有情人常来常往，渐渐地，两个人便单独谈起了恋爱。

1937年5月16日，林月琴和罗荣桓终成眷属。新婚之日，前来祝贺道喜的红军战友络绎不绝，欢声笑语、很是热闹。所谓“婚宴”，也只是用一位老战友从西安捎来的半袋白面，让伙房做了一大锅汤面条，拌以白菜和萝卜做成的酸菜，算是款待了前来贺喜的各方宾客，以及机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林月琴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她是当时全军43名校级女性军官之中，唯一的一名女大校。

大家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吗？它是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由江西的瑞金出发，到1936年10月19日达到陕西吴起镇的路程。

这段长征路是多么艰苦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开始了漫漫的长征之路，就在这个月，红军渡过了长征第一河——都河，11月29日，红军开始抢渡湘江了，这次战斗，为了保护领导战士们和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战后，湘江上漂起了许多红军的尸体，湘江也被血染红了，真令人伤心，1月，红一方面军做了竹排，准备强渡乌江，最后，倔强的乌江也屈服在了红军之下。突破了重要关卡娄山关的红军，又假装成了战败的敌人，智取了遵义城，还用智慧四渡赤水，战胜敌人，红军战士渡过了金沙河，又强渡了大渡河，之后，翻越了大山夹金山，来到了草地，红军三次过草地，遭到了敌人的八次攻击，可恶的敌人总想把共产党彻底消灭，经过了千辛万苦，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要向这些红军战士学习这种爱国报国、不惜自我的精神。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今年是长征第八十周年胜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八十岁生日”!回想长征那段艰苦岁月，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1934年开始了漫长的长征之旅。

长征是纪念碑,永远屹立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是火种,永远燃烧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是星星,永远闪亮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生命写就的英雄史诗;长征是明灯，照亮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长征的一个小故事吧!

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狡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一共有25师，总数超过了3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桂北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绝杀之阵，等待着一个多月中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界首防线，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

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了5个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掩护主力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18团却被敌人阻断，官兵大部分阵亡!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就是湘江之战!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所以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什么是长征精神呢?长征精神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坚持不懈!那些为了长征的胜利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尊重!我们还要努力的活着，坚强的活着!感谢长征!感谢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