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感人故事大全(经典20篇)

“只要我们不放弃、齐心协力，上面的人就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这是在王家岭矿难中被困了8天8夜的被困人员所说的感言。

在3月28日下午，在山西王建岭矿发生了透水事故，造成了153人被困井下。经过救援人员8天8夜的奋力抢救，截止到4月5日，已有115人成功获救。

他们是怎样在没有吃没有喝的恶劣情况下坚持了那么久呢?一位获救的矿工叔叔讲：“我们在井下喝脏水、咬煤块、咬纸片、吃树皮。.....到最后，很多人已经无法站立了。这时，体质好的主动照顾体质弱的;年长的照顾年幼的。还有一位老矿工，在一些年轻的矿工绝望的时候，还讲述了贵州3名矿工被困井底25天最终获救的故事，来相互鼓励打气。”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和互助，在那暗无一丝光明的矿井里，等到了救援，获得了光明。再次见到了想念已久的亲人、朋友。

看了这些感人的故事后，我想：有些困难是个人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大家团结一致。这样，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就如这次矿难一般，如果只靠你一个人，是很难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2011年7月17日晚我和妈妈一齐收看了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放的《飘扬的红领巾》，这期节目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留守儿童张玉玲的感人故事。

张玉玲小朋友是陇穷村的一个留守儿童，爸爸妈妈出去赚钱了，只有爷爷奶奶在一起，她要照顾爷爷奶奶，她很可怜，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爱爸爸妈妈，照顾爷爷奶奶，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园。

张玉玲小朋友把对父母的思念化作一股热情，助人为乐，帮助村里的老人和少儿，她可以做出一些让大家快乐的事情，让大家都很快乐。

从这个故事，我知道了，我们要勤劳、要爱自己家里所有的每个人，乐于帮助身边的同学、朋友和长辈，我们要向张玉玲小朋友学习。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转眼间，童年的大门已徐徐向我关闭。回忆往事，有苦有乐，有开心，有生气……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白天因为贪玩，到了半夜，病魔就把我从梦境里拉了出来。我感到头痛欲裂，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妈妈被我的呻吟声惊醒了，赶忙关切地问:“儿子，怎么了?”“我难受。”妈妈立刻用她那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跑到了客厅拿出温度计，塞到了我的腋下。“呦，三十九度七。”妈妈二话没说赶忙帮我穿上衣服。到了医院，妈妈就急忙给我挂号，带我看病，最后又带我到输液室输液。护士把我推到病房后，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又累又困，迷迷糊糊便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中午了，妈妈一夜没唾了，都在为我担心，我感动得忍不住哭了。

妈妈你真伟大，我爱你。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7月13日上午，“重走长征路青春心向党”上海青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红色寻访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招募选拔，汇聚了来自沪上15所高校的20名90后大学生以及25名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等青年群体参与。他们将在12天时间内跨越五省，从上海出发，寻访于都、遵义、泸定、吴起、延安等地，重访长征沿途重要地点以及长征亲历人物，追忆历史并从中发现国家在改革中发生的巨大变化，重温长征精神、开展公益活动、参与社会实践，深刻感受和学习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奉献青春智慧。

团市委书记徐未晚在讲话中指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带领上海青年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希望全市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了解长征历史,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用青春梦托起中国梦。

新民晚报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启伟指出，这批90后大学生队员将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全媒体表现手段，运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粉丝互动等丰富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展示这次活动，吸引他们的同龄人关注，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和传递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启动仪式上，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会长、曾经11次重走长征路的邓玉平老师结合自身经历，为队员讲述了她心目中的长征故事;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播雷小雪、臧熹在启动仪式上与出征的青年队员们一起朗诵了《长征组歌》。支持单位代表为队员们送上了包括药品、背包、衣服在内的统一装备和《长征》书籍，主办单位领导为出征队伍授旗。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市学联、市青基会、新民晚报社、上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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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路途遥远、假期长短，回家的心总那么坚定。在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热烈的炮竹、漫天的灯火，是我们无比怀念的“年味儿”。“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正是过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或许很多人都抱怨，今年过年只能宅在家中，缺了点年味儿。但在这个新春中，也总是充满着温暖与向上的力量，所有的泪点都可在这个“年”中得到升华。

不能团圆，我们不哭!过年想家，是一定的，但是不能与家人团圆，却不一定。从医生到记者，从军人到警察，从基层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到生产工人……在这个年关坚守岗位。我们享受国家红利，期冀国泰民安，就要接受在这个年关还要有人加班加点的事实;我们骄傲中国人疫情防控时的万众一心，就要有淡定面对居家不出门的气度与胸怀。此时，每一个坚守岗位的人，都值得在此刻自豪，因为你们追求的是一种“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认同和责任，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并肩同行，让我们笑着互道一声：“新年好”!

年味淡了，我们不怕!民谚云：“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蒸枣山;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年三十，吃饺子;年初一，躬脊儿……”从曾经满满的仪式感到如今的匆匆而过;从齐聚家乡走亲访友、天南海北家庭旅行到宅在家中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等，这就是今年的年味儿。其实我们骨子里最珍视的是深埋在这些传统习俗、旧人旧物中的人情味，只要这种温情不变，换了载体又如何?或许只需一句“新年快乐”，记忆便如涌滚滚，化作对话框里暖暖的思念。这叙旧，这思念，也许把年味儿变淡了，却把成长变浓了，岂不妙哉?

面对谣传，我们不理!蓬勃生长的互联网，堪称今日中国现代生活中一个“最大变量”，它展现出了色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和舆论生态，时而阳光灿烂，时而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最好”与“最坏”交杂的“狄更斯之叹”。网络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它成为凝聚共识的助手，而不是搅乱社会的推手，关键在于我们树立阵地意识，从汶川地震时凝聚网友热情形成救灾合力，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动态实时数据追踪，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离别，我们不伤!不要说回不了家，即使是回了家，也终将面对离别。大年初三，就和家人挥手告别，奔赴一线的那个瞬间，都是催泪弹啊!当我们的羽翼自走出家门的那刻起就开始不断丰满，我们的心因事业开阔而变大，脚步也因此越迈越远，我们无法忽视那些诗与远方的召唤，这本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当疫情防控的号角一声吹响，我们必须背上行囊再出发，向着我们的使命再前行!但我们相信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家人的理解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柔软，终将支撑我们去远方!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在这个节日与困难叠加之际，让我们用爱给予彼此相濡以沫继续前行的力量，面临再大的困难与挫折，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信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个年，我们过得有点小煽情!

井冈山之行虽然短暂，但井冈山给我的震撼是我来井冈山之前是无法想象和感觉到的。特别对江泽民总书记概括的井冈山精神内涵：“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体会到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是许多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应加倍珍惜。并坚信井冈山精神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结合，熔铸成新的时代精神，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定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现结合本人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谈谈这次井冈山之行的心得体会。

一、坚定工作立场，做到有冠涛主人翁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公司“负责、进步、和谐、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坚定工作立场，做到有冠涛主人翁精神，爱护自己的家园，也要坚持公司发展的指导思想，牢牢把握发展这“一个核心”;努力做到“两个务必”;认真践行“三个体现”;要严守“四个核心价值观念”。

二、学习井冈山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

我要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公司的一员，要一直时刻保持低调创业的心态，努力学习发展观，结合党的先进思想，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求可持续发展，希望自己能在公司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冠涛一起成长。

三、坚持实事求是，做事就要做踏实的事

经过井冈山之行我受益颇深，让我懂得做人要实事求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做事就要做踏实的事。我有责任并且必须做好的是在冠涛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为事业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先烈们的英勇捐躯，这才是对井冈山精神最好的继承与发展。

红军自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常常一次演讲就能在一个村寨里点燃革命火种，几幅标语就能动员起无数穷苦大众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掉队的小红军明道和就带领了一群放牛娃参加红军、投身革命。

明道和是皖西人，自小以放牛为生。红军来到他家乡后，他见红军为穷人办事，就积极参军，被编入红25军第73师，成为一名小战士。一次，红73师政委吴焕先在队前讲话。他说：“我们的红军队伍，好比一把紧紧扎成的大扫把，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孤零零的小竹子，没有力量。只有扎成大扫把才有力量。”深入浅出的讲话，让明道和明白了只有紧紧团结在一起才能取胜的道理，更暗下决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团结同志，奋勇杀敌。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部队经鄂北、豫西，于11月到达陕南地区。时逢隆冬季节，天气非常寒冷，粮食又供应不上，随队行军的明道和尽管有战友的多方照顾，但还是因病掉了队。他心里非常难过，一边沿街乞讨，一边悄悄打听红军的去向。

就在明道和快要绝望的时候，被陕西柞水县石榴沟口的一户何姓人家收养。明道和心存感激，尊敬、孝顺干爸干妈，爱护兄弟姐妹，一家人和和睦睦地过着清贫的日子。为了不给何家惹来麻烦，明道和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红军身份，何家人也一直把他当成逃荒娃娃照顾。就这样，他在何家整整住了2年。在何家，明道和每天都要到山上放牛，很快和周围的放牛娃结成了好伙伴。大家都很喜欢他，直夸“何家的干儿子好”。1935年初，明道和得知有红军队伍来到离他家数十里的红崖寺，心里非常高兴，也盘算着要把这些情同手足的放牛娃一起带去参加红军。趁着放牛的机会，明道和把放牛娃们叫到一起，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讲述了自己离开红军的原因和经过。在他的宣传鼓动下，放牛娃们决定和明道和一起走。腊月里，乡亲们正忙着准备过年。可明道和归心似箭，悄悄带领小伙伴们赶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了红军驻地。

在红25军军部门口，这些十几岁的放牛娃七嘴八舌地嚷着“我们投奔红军来了”“我们要当红军!”……哨兵一时摸不着头脑，拦着不让他们进。为首的明道和急呼呼地说：“我找吴焕先，你敢不让进去!”已成为军政委的吴焕先闻声从屋里走出来，问道：“小伙子，你找吴焕先有什么事?你认识他吗?”“怎么不认识?3年前，吴焕先在73师当政委……”明道和滔滔不绝地讲着，吴焕先和哨兵都笑了起来。

明道和仔细端详，这才认出了吴焕先。明道和喜出望外，“吴政委，我是明道和啊!我是73师的，听你在队前讲过话哩!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紧紧扎成的扫把!您记起来了吗?”吴焕先恍然大悟，关切地问他怎么流落到这里。明道和一五一十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吴焕先听完，紧紧握住明道和的双手，说：“好同志，这两年你受苦了!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红军战士!”这时，拥在门外的放牛娃都挤进门来。吴焕先拍了拍明道和的肩膀，说：“呵，你领来了一个‘牧童班’啊!”军部把这些放牛娃单独组成了一个班，由明道和任班长，编到学兵连去受训。训练结束后，“牧童班”的战士分别被补入战斗连队，随军继续长征。这一班可爱的放牛娃，多数人在之后的战斗岁月里相继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只有3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伟大的长征早就以其英雄的史诗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央视四套前不久重播了以长征为题材的电视剧《长征》。这是一部感天撼地的剧作。这部电视剧几年前就已经看过，这次重播，相信许多人会一集不拉地再看，会再一次地被震撼，被感动。 长征的艰难是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的，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长征途中，我们英雄的红军，每天要面临几十架敌机的侦察轰炸，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途中又没有根据地可作为依托，红军所经过的地方，又多数是贫穷落后的地区，部队要想筹集到自己所需的给养该是何其艰难。可以想象，红军是在怎样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每天还要行军打仗，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英雄红军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不仅巧妙地调动了敌人，迷惑了敌人，拖垮了敌人，而且达到了消灭敌人，使战局始终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长征途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一仗，要数飞夺卢定桥了，为了粉碎国民党妄想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我们的英雄居然在下雨路滑的山路上，在一天的时间里奔袭240里!要知道，他们是在长途行军，连续作战，是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壮举的。这该是怎样的壮举啊!如果没有这一天240里，如果国民党增援部队抢先到达卢定桥，红军的命运会如何，是人们不敢想象的。由于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有多少英雄倒在了雪山，长眠在了草地!整个长征，我们英雄的红军，由离开江西苏区时的9万多人，到长征结束时仅剩一万多人!可以说，烈士的鲜血洒满了漫漫长征路!巨大的牺牲，也从一个侧面宣示着长征的艰难。

说到长征，还不能不说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了中央的领导大权，不仅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使无数英雄的红军牺牲了生命，最终导致根据地的丢失，红军被迫长征，而且，在长征途中，又执行了一条错误的逃跑路线，搬着各种装备辎重，坛坛罐罐长征，最终导致湘江一役，红军牺牲大半!如果不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局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长征，也不能不说到张国涛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用主席的话说，同张国涛的斗争是长征中最大的危险。在同张国涛的斗争中，如果不是叶剑英机敏果敢地把张国涛欲加害中央的电报给了主席，中国革命恐怕只会是悲惨的结局。由于张国涛的错误，不仅使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三过草地，而且在其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使红四方面军八万多红军损失过半!历史的事件似乎反复说明，中国革命的危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

电视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全剧的如泣如诉的红军歌曲《十送红军》，那是一首歌吗?那是一首歌，那是一首摄人心魄，撼人心灵的歌，那是一首用鲜血写成的怀念亲人，歌颂英雄的歌，那是一首激励后人勿忘历史，奋发向上的歌。史诗般的长征，虽然已经过去八十年了，但是，我们英雄的红军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勇气，坚韧顽强的品质，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时，人们会想，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难道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富有?当然不是。因为旧中国本身就是少数人的天堂!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翻身解放，中国革命还有必要进行吗?中国革命还能够进行吗?还能够取得成功吗?显然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才是中国革命的初衷，才是中国革命不变的选择。如果这些革命前辈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中国只是少数人富有，甚至在逐步成为少数人的天堂，会不会象有的人说的那样，会被气死，有可能的，因为事物已经走向了革命初衷的反面。

伟大的英雄的红军万岁!伟大的英雄的红军不朽!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回忆起长征，廖汉生感慨地说，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是必然的。

他说:“同今天相比，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还比较低，识字不多，读书不多，讲不出好多深奥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够多。这是我们的一个缺憾，也是我们力求不断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长处，这就是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贯彻党的指示，推进工作，带动和影响部队。因而，广大政治工作干部和共产党员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说出的话大家信服，布置的事情能够很快落实，我们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他举自己为例:“我当师政治委员，给自己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战斗的模范;第二、多扩大一些人，少减员一些人，即做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模范;第三、遵守纪律，按政策办事，不脱离群众，即做联系群众的模范。这三条虽然不那么全面，却是我从我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是许多政治工作干部的共同经验。”

回忆红二、六军团，廖汉生这样说:“我师18团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团队，长征中屡屡担负重要任务，完成得都相当出色。这与该团历任政治委员是密不可分的。18团长征中首任政治委员是余秋里，在则章坝战斗中为掩护团长失去了左手;第二任政治委员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给部队筹粮牺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鲜血和生命，忠实地履行了政治委员的崇高职责，为部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的确，无数资料表明，在长征中，共产党组织切实起到了先锋堡垒的作用，党员切实起到了先锋和模范作用。下级组织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党员执行组织的决议，是一点不打折扣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共产党员，负伤最多的是共产党员，牺牲最多的仍然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也是如此。

根据统计，6师仅从出发到中甸这一段路程，牺牲了的党员人数达到360名、共青团员256名，这还没有加上最为艰难的雪山草地。

在廖汉生的记忆中，6师团以上干部党员牺牲、负伤的就不在10人以下。同时，他们还在长征中不断地发展党团员，注意吸收那些表现积极、勇敢、吃苦耐劳的新同志加入到党团队伍中，使党团员在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及时地得到补充。长征出发时，6师有党员801名，团员144名，合占全师人数不足28%;到甘孜时有党员761名，团员615名，与全师人员总数的比例上升到45%，班长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一支党团员队伍，使党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红军长征的政治任务、军事任务能够胜利完成。

长征时期，是红军历史上一个充满艰苦、充满困难的时期，是共产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时期。它保证了党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在红军中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使我们的长征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它在指战员的心中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激发出高昂的斗志，使我们的长征冲破了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战胜了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它维护和增强了红军内部的团结，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向抗日前哨。

总之一句话，廖汉生肯定地说:“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在廖汉生同志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抄录下来，从中你也许可以感悟出老将军内心深处的感受:“在长征中，我在红2军团第6师担任政治委员。凭借马灯、篝火、月光，我曾逐日记下了那一段段艰苦的历程。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长征这块用红军的血与肉铸就的革命基石和历史丰碑永远铺垫在共和国的大厦里，永远矗立在亿万人的心目中一样，长征的伟业及其精神也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长征路上，那长眠的战友身影，那鏖战的枪雨剑幕，那跨越的万水千山，那激荡的革命正气，时时扑面而来”。

在甘孜，当我们一行人经过一座静静的掩埋着九位无名女红军的烈士墓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跳出来了，那墓地上稀疏地开放着洁白的小花，被风轻轻地摇曳着，仿佛似在和我们打着招呼。她们是谁?她们当时有多大年龄?她们发生了什么······

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相信，她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告诉我。

他讲述了一个黑人白手起家不畏艰辛决心实现自己梦想的立志同时而又感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当幸福来敲门》。

这个黑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四处流浪有时甚至还在地铁站过夜，早上他一手拿着尿布，一手推着手推车……在这种艰难，连肚子都填不满的日子，依然照顾着儿子，不离不弃。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地留下了泪水，不过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又有了自己想要的汽车，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了美国第一黑人议员。

我真敬佩这个人，也真替他高兴，他用他的一生谱写了一个奇迹，这令我十分感动；他抛下自己卑微的地位，依然不放弃自己的梦想，这令我感动；生活艰苦，却依然和儿子不离不弃，这令我感动。

看完这本书后我充满了自信：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妨……”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写的，朗诵着这首革命交响曲！仿佛又回到了那时候，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杀敌声，和那嘹亮的冲锋号声，看见了红军一路上经历的艰险……是他们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我读过一本《长征故事》，里面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英勇的革命故事。我被那英勇无畏的长征精神所振奋而感动，他们挺身而出，英勇抗敌，为国捐躯令我敬佩，这更值得我们去发扬和传颂。毛泽东与刘少奇一同在内参加战斗，没有一点领袖作风；彭德怀为了不让战士们挨饿，不惜杀掉自己的坐骑；老班长为了给受伤的战士们补身子，自己甘愿天天食鱼骨；还有整整一个炊事班，为了扛起那口为战士烧水的锅，牺牲了全班士兵……

在感动中，我想到了桑兰，这位曾被国人和体操界看好的明日之星，却在一次比赛中意外受了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对一位正值年轻的美丽女孩是多么的残忍。正当大家在为她的未来担忧时，她用那一个甜美的笑容感动了周围的所有人，来告诉他们她会坚强，努力顽强的生活着。

在感动中，我想起了汶川地震，那一件件感人的事至今还记得。救援战士有的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救援着他人，让他人活下来；老师用自己的身躯护住孩子们，最后孩子得救，他却走了；在不知亲人的生死情况下，他们毅然走进了志愿者的队伍中……因为有他们使许多人生命能延续下去，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存下来的背后有着许多人的帮助，他们全更坚强、乐观的活下去。

此时，我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因历史而越发令人折服的力量。再次向我们证明了：长征精神将伴随中国华夏儿女不断缔造辉煌，我非常感谢那些先辈们，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永恒的长征精神。

来自四川的小伙子贺大彬，在长征时担任团部通讯员，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有几件苦中作乐的事情让大家开怀。

部队到了成都西边的卢山县城边，横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条河，桥被敌人拆掉了，部队前进受到了阻拦。周围的野草、树皮都被战士们吃光了，贺大彬饿得头晕目眩。就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个蜂窝，想也没想，上去就想抓一把蜂蜜吃，蜂蜜还没吃到，倒是成群的蜜蜂朝他飞来，结果满脸被蜜蜂蜇得都是包，眼睛肿得都睁不开。贺大彬只好气急败坏地往队伍中跑。回去战友们见了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笑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吃什么好吃的了，一会儿不见就吃得这么胖?”

部队一休息就漫山遍野找吃的东西，经常组织人去山林里找野牛。有一次，大家好不容易抓到两头野牛，用绳子捆好，交给贺大彬看管。野牛力气大，使劲挣扎，好几次都把贺大彬拽倒在地，终于，其中一头趁贺大彬不注意，挣断绳子跑了。没有人责怪贺大彬，大家把剩下的一头杀掉煮了吃，一人分到二两牛肉和一小块牛皮。路上饿了就把牛皮拿出来嚼一嚼，一连两三天，把那块小牛皮嚼得像棉花套一样，才吃到肚里去。

长征途中，战斗经常发生。一次，他们在一个村子附近突然和敌人遭遇，考虑到自己人数太少，只好撤退，敌人紧追不舍。贺大彬和五个战友被困在一个山坡上，脱不了身。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他们就趁机设了一计。两个战士原地瞄准敌人，准备好手榴弹，其他四个人放下枪一齐举手喊：“我们投降。”敌人一个连长带着一个班上来了，他们埋伏的两个同志一排枪结束了敌方连长，两颗手榴弹炸死3个敌人。

但到了天黑，敌人还是不退。他们就又设了一计：贺大彬在山头假装团长，另一个战士装营长，还有一个假装通讯员，另外三个战士散开监视敌人。

山上“团长”大声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通讯员”也大声反问：“你们是哪个部分?”

“团长”回答：“我们是红二团。”

“通讯员”马上报告：“前方发现敌情。”

于是“团长”命令，“一营从右边包围，二营一个连向左包围，四连从正面冲下去。”他们几个战士随即猛烈开火，把枪管都打红了，敌人一时搞不清情况，不敢进攻，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被吓跑了。

敌人跑了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头上的汗也流个不停。幸亏贺大彬当时很镇静，如果演砸了，六个战士将全部命丧黄泉。回去，大家都知道了贺大彬的光荣事件，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名字：“贺团长”。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红三十四师全体官兵生死存亡之际，顾全大局，将生命置之度外，一路喋血鏖战、浴血杀敌，在中央红军纵队的身后筑起了一道血肉屏障，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和胜利的希望。可以说，他们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拼将十万头颅血”，为中国革命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长征精神的见证。而央视播出《绝命后卫师》，无疑就是对长征精神的进一步传承和弘扬。

历史总会以悲壮的面目示人，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红军长征更是如此。在那场空前的战略大转移中，心怀豪情壮志的红军战士，无论是面对连鸟儿也难飞过的雪山，还是吞噬人的生命于无形的草地;无论是顶着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弹，还是冒着各路军阀的枪林弹雨，都体现了红军战士为了正义事业和劳苦大众，“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气魄。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时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抚今追昔，可谓感慨万千，红三十四师绝命断后，6000余名闽西儿女血洒湘江，就是“革命理想大于天”的恰当注脚，也是“不怕牺牲”的最强读白，更是在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准确选择，更是顾全大局、不辱使命的见证。

《绝命后卫师》书写铁血忠魂，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让已逝的英灵们再次闪耀在荧屏上，就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就是对忠诚与担当的阐释和解读。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经过去，而今全国人民正在中国梦的指引下奋力前行，这无疑也是伟大的出发、特殊的长征。肩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承担着民富国强的使命，这也是一种赶考。因此，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始终不忘初心、顾全大局，无论在哪一种艰难险阻的任务面前，都应该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沈洋感慨地说：“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用笔和镜头弘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刘洋说：“这次采访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河南大地的淳朴乡情和发展活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网络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宣传好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好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大家不忘初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了解历史、知悉社会，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人认为精神是飘渺的，但其实精神物化在我们身边，在前人的足迹里，在后代的传承中。青年人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一种精神指引，与时代同行，与长征精神同在。

长征永远在路上。

我站在历史的最高峰

眺望家乡的景古城

每当看到你灿烂的尊容

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最可爱的人

中国工农红军

你们在历尽劫难中风雨兼程

跟着共产党 跟着红旗

带着英勇 带着忠诚

跋山涉水来到了景古城

左倾主义的盲动

给每一个人的心中

留下了难言的愤恨

虽然来了数不清的红旗

那么多的人

天南海北的方言听不懂

家乡的亲人们

用纯朴中饱含着的热忱

更有黑夜里点亮的清油灯

温暖着大家的全身

照亮了前进的航程

干柴草的火苗

吞噬掉千山万水的风尘

五谷杂粮的芳香

治愈了一路上难言的疼痛

家乡的景古城

就是你们的加油站

给大家养足了精神

继续踏上抗日的征程

山坡上的秋风

吹响了红军队伍革命的冲锋

还有呼吸的均匀

好好地休整

放心地睡上一阵

明天还要继续在前进中消灭匪军

身体上蹭破的皮肉

就抓一把黄土轻轻地捂住

康乐的黄土地

最能消炎止痛

我们的祖祖辈辈

都是用这种方法治愈了心中的伤痛

红军在我家居住过

小时候常听到爷爷说

2016年10月19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3000多名群众共同观看演出。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辎重如山，骡马成群，1934年10月，86000人的红军队伍，从此踏上生命征程。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浩气比天，千军势如潮。

一场最辉煌最悲壮的战略转移，铸就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一支世所罕见的军队，翻越茫茫雪山，跨过泥泞沼泽，经历血与火，生与死，用热血和生命，矗立起一座历史的丰碑。

在绝地求生中锤炼意志，在跨越极限中挑战生命，他们用奉献和牺牲诠释红色基因，在战斗和前进中凝聚力量。

他们，开辟了一条创造历史的精神航道，塑造了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丰碑，也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与通向未来的闪亮名片。

跋山涉水，跨越无数天堑。长征，镌刻一段中国军队浴火奋战的时代记忆。

枪林弹雨，留下血色苍茫。长征，铸就一幅中国共产党坚贞不渝信仰图腾。

气贯长虹，创造不朽传奇。长征，谱写一首中华民族世代传唱的英雄颂歌。

在一个寒冬的上午，我在位子上削铅笔，准备下节课使用，一不小心把手划了一道口子，手上的鲜血流个不停，不便和我一起玩的李博看见了，他走过来帮我止住血，只见他迅速的用手把我地手上的伤口按住，拉着我就往医务室跑。校医做了包扎，我俩才回教室，这时他还说：“这手千万不能冻，一冻就不容易好了。”

第二天长跑时候到了，同学们都戴上了手套，来到操场上，我早上忘了戴手套，手冻得通红，李博看见我没戴手套走过来问：“李根你没带手套吗?”我点点头，他看了看我受伤的手，一边摘下他的手套，一边对我说：“来，戴我的吧!”我连忙把手插进兜里，推辞说：“不用、不用，我不冷，再说跑不了多远就回来了。”“那你的伤口怎么办呀?”他二话没说就把我手拽了过去，硬把手套给我戴上。

我们排着队，跑出校门，风呼呼地吹着。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的手暖烘烘的，看着这双手套，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我回头看看李博，他的手冻得通红，两只手握得紧紧的。他发现我在看着他，冲我笑了笑好象在说：“没关系，我结实着呢。”

回到班里，我的手一点也没事，我摸了摸李博的手却冰凉冰凉，我把手套还给他感激地说：“太谢谢你了!”他微笑着对我说：“不用谢。”看着李博那通红的双手，我感激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一股暖流进了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