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故事大全经典励志【精选20篇】

智辩，指巧辩。《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唐肃宗 流播之中，怵於邪谋，遂成 灵武 之篡，千载之下，虽智辨百出，不能为雪。”

何妥反嘲顾教官

有一天，左邻右舍的大人取笑他说：“小妥啊，你在我们地方上可算得上是没有对手的神童了，要是你到京城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去，那就可要处处碰壁，大败而归了。”

8 岁的何妥撇了撇嘴，不服气地说：“国子学又怎么?难道有三头六臂会吃人吗?”

那人说：“吃人倒不会吃人。不过，那儿都是知道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你去了只能虚心求教，否则，必定自讨没趣的。”

何妥笑道：“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我若去国子学当然是虚心学习，但如果有人恃才傲物，欺侮我是小孩，我也不会买帐的呀。”邻居听了，似信非信地摇摇头，走了。

何妥果然不服气，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国子学里去，站到教室旁虚心聆听那些学者的讲课。

忽然，某教室下课了，涌出了一批学生。走在最后的是一个教官，名叫顾良。他看见了何妥，又惊又喜他说：“嗨，你不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何妥吗!今朝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何妥恭恭敬敬他说：“顾大人，特来国子学一游，顺便恭听你的教课，得益非浅。”

顾良见他小小年纪说起话来，老成持重，刚柔相济，在暗暗佩服之余，不免生出开玩笑的想法，便说：“你这何妥的姓氏，究竟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啊。”

顾良说着，顿时就有一些大学生围拢来，嘻嘻地笑着，看何妥怎么回答。#影视

何妥略加品味，就明白了顾良玩笑之中揶揄的意味，于是应声答道：“您老先生不是姓顾吗，请问，那是‘眷顾’(照顾、关怀之意)的‘顾’，还是‘新故’(新近死去或新旧之意)的‘故’啊?”

顾良顿时面孔绯红，有些难以招架。

何妥到17 岁，凭着他的智慧和才干，给湘东王用重金聘去干事了。

隋朝杨玄感诈呼懈敌

公元613年(隋炳帝大业九年)，礼部尚书(官职名)杨玄感举兵造反，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消息传开，震惊朝野，隋扬帝忙令刑部尚书卫玄率兵镇压。

卫玄统率步兵、骑兵两万人日夜兼程，直扑洛阳，急救东都!

杨玄感军和卫玄军在洛阳附近相遇。卫玄军队人多势众，明显占了上风。

杨玄感判断了一下战场形势，火逮召集部下，说：“暴君隋炀帝派的军队锋芒正利，我们只有智取。等会儿，你们假装混乱，再让士兵高喊：‘不好啦，杨玄感已经给官兵活捉了!’这样，一定能麻痹敌人。”

众将领连连点头，纷纷领命而归。

“蓬蓬蓬”，牛皮战鼓敲响，密如雷呜。

两军人马开始厮杀。突然，杨玄感的士兵大声喊叫：“不好啦，不好啦!官军把杨玄感捉去了!”那声音似惊弓之鸟哀鸣。

卫玄的官兵本来士气极其旺盛，听到这阵阵叫喊，个个心花怒放，斗志马上松懈下来。

杨玄感见敌方中计，自知良机已到，挥剑长啸：“杀!”几千铁甲骑兵应声扫向敌方，一下子搅碎了敌阵，把卫玄军队打得大败。

卫玄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回头惊望，只剩下了8000名垂头丧气的部下。

李嘉诚的祖先原为中原人士，因灾荒而南迁至福建莆田。后又因战火连绵不断而由世祖李明山带领全家迁至粤东潮州府海阳县，定居于潮州城内北门面线巷。从此李氏家庭同大批因战乱而南迁的中原人一起成了潮州各部落、各家族中的一支。李氏家庭可以说是书香世家。李嘉诚的曾祖父李鹏万曾经是清朝每12年选拔一次的文官八贡之一，一时传为佳话。李氏祖居门前用于插贡旗的碑座，就是历史的见证。因其家族人士治学风气甚浓，知书识礼，学问渊博，在乡村之中颇有名望，颇受村民尊重，故地位极高。

大凡有志之人，无论年长年幼，只要心里一旦有了宏大的目标，就会有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永不气馁的行动。所以李嘉诚一有时间就躲在小书房里，如痴如醉地看书，海阔天空地去考虑问题。即使有很多书他不能看懂或似懂非懂，但他仍能凭他的天赋和聪颖努力去领悟。在书房的小小天地里，李嘉诚常常做着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好梦，他对那些精忠报国的有识之士敬佩不已。

然而美丽与祥和却是暂时的。

1939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这片宁静的土地。整日整夜，日本的飞机对潮州地区狂轰滥炸，宁和而美丽的潮州城成了一片废墟。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一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香港。一家人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祸不单行，这时候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地温习功课。他知道父亲是给累病的，因此，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以取得好成绩，让生病的父亲能获得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的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全家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嘉诚的父亲身上，希望他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能度过这一难关。父亲没能熬过那年冬天，还是撒手归西了。作为长子，李嘉诚从此不得不眼含热泪，无奈地结束他的学业出来打工，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死后，14岁的李嘉诚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用他还很稚嫩的肩膀，毅然挑起赡养慈母、抚育弟妹的重担。

李嘉诚先在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李嘉诚到这里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功夫就是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他每天总是一个到达公司和最后一个离开公司。

辛苦而困难的3年过去了，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已经长成精瘦但结实、英气十足的小伙子了。17岁的李嘉诚在一家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行街仔"的推销生涯。

当今世界很多杰出的企业家都从事过推销工作。推销是一门十分复杂而且不容易学会的工作。李嘉诚酷爱读书。每天白天工作之后，晚上他还要买些旧书来自学，学完的旧书再拿到旧书店去卖，再用卖掉的钱买"新"的旧书。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节省了很多钱。最初，李嘉诚向客户推销产品之前，心情总是十分紧张。于是他就在出门前或者路上把要说的话想好，反复练习，从而成功地克服了紧张的心理。渐渐地，李嘉诚发现自己不仅推销有术，而且大有潜力。他那与生俱来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十分适合于做推销员。他总是能凭着直觉看出客户是什么类型的人物，并且能马上了解客户的心理和性格，从而定好相应的推销策略。

李嘉诚认为，在从事推销工作的时候，必须充满自信，而且要熟悉所推销的产品，尽最大努力，设法让客户感到你的产品是廉价而且优秀的。很快，李嘉诚成了全公司的佼佼者。但李嘉诚从来不喜欢高谈阔论，他认为从事推销工作，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勤劳，二是创新。由于出色的推销成绩，李嘉诚18岁就做了部门经理，两年后又被提升为这家塑胶带制造公司的总经理。

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不仅初步形成了李嘉诚的商业头脑，丰富了他的商业知识，而且也使李嘉诚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教会了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同时，在推销过程中，也使他学会了宽厚待人、诚实处世的做人哲学，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4年冬天，美国加州沃而逊小镇来了一群逃难的流亡者，好的的人信给这些流亡者送去饮食，他们个个狼呑虎咽，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来不及说。

只有一个年轻人除外，当镇长杰克逊大叔把食物送到他面前时，这个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逃难者问："吃你这么多东西，您有什么活让我干吗?"杰克逊说："不，我没什么活需要你来做。"为个年轻人目光立刻暗淡下来，说："那我不能没有经过劳动便平白吃您的东西!"杰克逊想了想说："我想起来了，我家确实有一些活需要你帮忙。不过，要等你吃过饭后，我才给你派活。""不，等做完了您的活，我再吃这些东西!"杰克逊只好说道："小伙子，你愿意为我捶背吗?"于是这个年轻人弯下腰，十分认真地给杰克逊捶背。

后来，这个年轻人就留下来在杰克逊的庄园里干活，并成为一把好手。两年后，杰克逊又把女儿玛格珍妮许配给他，且对女儿说："别看他现在一无所有，可他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他有尊严。"果然不出所料，20年后，这个年轻人真成了亿万富翁，他就是美国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哈默。

司马相如是汉代着名文人，他写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长们赋》，关于他的婚姻，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

“绿绮”是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故事》这一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有的名人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的则是一开始就是在贵族家庭出生并受到良好教育的。

我喜欢“经天纬地，旷世奇才——诸葛亮”。诸葛亮一生博闻强记，深谋远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很小的时候便父母双亡，于是他便和叔父流落异乡。后来，诸葛亮的叔父客死他乡，他便在襄阳隆中定居下来。接下来，又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他死去后，留给后世的只有神话一般的人物和机智。

我最喜欢的是“软件大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是第一个软件大王，世界首富。他从小精力过人而且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当他15岁时，他的电脑才能已远近闻名了。

这本书收纳了很多名人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坚持不懈，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样才可以成大事。

克洛克的家境并不富裕，下课的时候在一家快餐店打工。起初老板安排他专门擦桌子，他毫无干劲儿，当天就溜回了家。

克洛克向父亲诉苦：我的理想是做老板，不是擦桌子。父亲没有反驳他，而是叫他先把自家的餐桌擦干净。克洛克拿来毛巾，在桌子上随意擦了一遍，然后看着父亲，等他验收。父亲拿来一块崭新的白毛巾，在桌面上轻轻擦拭了一下，洁白的毛巾立即脏了，分外刺眼。父亲指着桌子说：孩子，擦桌子是很简单的活儿。可是你连桌子都擦不干净，还能做好什么，凭什么做老板？克洛克羞愧难当。

克洛克回到了快餐店，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次擦桌子都要准备5条毛巾，依次擦s遍，而且每次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擦，为的是不让毛巾重复污染桌面。

最终，克洛克得到老板赏识留了下来，并接管了那家快餐店，做了老板。10年后，他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麦当劳。

有人向克洛克讨教成功秘诀，他总是自豪地说：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父亲，他教会了我怎样才能把桌子擦得最干净。

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胜于自信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

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应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最终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必须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先，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景下，能否坚持自我的正确主张。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随声附和权威们的意见而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而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其实和你一样：他出身卑微。却身怀远大理想。多年前，他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那个宋兵乙，为增添一点点戏份，他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之“只能被一掌打死”。这个年轻时被称做“死跑龙套”的卑微小人物，第一次当着导演的面谈到演技的时候，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哄堂大笑；但他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向导演“进谏”，直至2002年自己当上导演。那年，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其实和你一样：上世纪90年代，在一趟开往西部的火车上，梳着分头、戴着近视眼镜的他看上去朝气蓬勃，内心却带有微微的彷徨。那时的他严肃乏味，常常独坐好几个小时不说话。后来转行做主持人，1998年他第一次主持的电视节目播出时，他发现自己说的话几乎全被导演剪掉了。他让身为制片人的妻子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在主持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哪怕是最细微的毛病都不、肯放过，然后逐条探讨、改正。即使今天其身价已逾4亿，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持人，他仍未放弃面“本”思过。

其实和你一样：10年前，他是大学里的“小混混”，由于经常逃课而被老师责备。毕业后被分到当地的电信局当小职员，面对冗杂的机关工作，他感到既劳累又苦恼，后来他勇敢而果断地辞了职，然后自创网站。从而走向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浪尖，他在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居第一位。

其实和你一样：5年前的他是一个防盗系统安装工程师，依他的说法“就是跟水甘工差不多的工作”，“有时候装监视系统要先挖洞。一旦想到歌词就赶快写一下！”当年的他就是这么边干活边写词，半年积累了200多首歌词，他选出100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到各大唱片公司。“我当时估计，除掉柜台小妹、制作助理、宣传人员的莫名其妙，减半再减半地选择性传递，只有12.5份会被制作人看到吧，结果被联络的几率只有1％。”其实那1％就是100％！1997年7月7日凌晨，他正准备去做安装防盗工作，有人打电话给他，那个人叫吴宗宪，同时走运的还有另一个无名小卒——周杰伦。从他和周杰伦合作的歌没人要，到要曲不要词，慢慢地曲词都要。之后单独邀词，但还会有三四个作者一起写，直到最后指定要他的词。

可能你已经猜到他们是谁了，一个是周星驰，一个是李咏，一个是丁磊，一个是方文山。他们是目前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人中的一部分。

他们在成名前和你并无多大不同。不要抱怨贫富不均，生不逢时，社会不公，机会不等，条理繁复，伯乐难求，要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明天，或者明年，同样会诞生像他们一样成功的人，就看是不是今天的你。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半途而废是一个成语，形容半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名人也有半途而废过。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因此被称为“化学之父”。

李比希曾经试着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泡，再往里面通氯气，这样就能提取出海藻里面的碘。但是他发现，在剩余的残渣底部，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液体，收集起这些液体，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重复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种液体是什么呢？李比希想，这些液体是通了氯气后得到的，说明氯气和海藻中的碘起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化碘。于是，他在盛着这些液体的瓶子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氯化碘”。

几年后，晋中之窗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论文——《海藻中的新元素》，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读完懊悔莫及。原来，论文的作者，法国的青年波拉德也做了和李比希同样的实验，也发现了那种褐色的液体。

和李比希不同的是，波拉德没有中止实验，他继续深入研究这褐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当时已经发现的元素有什么异同。最后，他判断，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元素。波拉德为它起名“盐水”。

波拉德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了巴黎科学院，科学院把这个新元素改名为“溴”。

春秋末年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为替父阖闾报仇，富国强兵，终于一战败越，本来已经要灭了越国了。却半途而废，后来放虎归山，自己则贪图享乐，不再励精图治。而越王勾践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终于20年一举灭吴，夫差身死国灭。

你知道第一部电话机是谁发明的吗？不错，是英国的科学家贝尔。

当贝尔宣布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不料，就在贝尔申请这项发明专利后，科学家莱斯却向美国最高法院对贝尔提出控诉，声称电话机的发明权应该归他所有。

事关一项重大发明的发明权和当事人的名誉权，法院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

并请有关科学家对贝尔和莱斯各自的申诉进行鉴定。

调查和鉴定结果证明，在贝尔之前，莱斯确实已研制成功一种利用电流进行传声的装置，这种装置能把声音传到1000米以外。但是这个装置仅能单向传送，不能双方互相交流。对此，莱斯确认不讳。于是：法院和科学家都断定，这种装置还不能被称为电话机。

贝尔面对法院和科学家调查组，也直言不讳，他曾借助过莱斯的实验。但他比莱斯更加细心，他发现了莱斯装置的不足。他将莱斯装置所用的间歇电流改变为连续的直流电，这就解决了话声短促多变的问题。

然后，他又将莱斯装置上的一颗螺丝往里拧了半圈，仅仅5丝米，于是话声就能互相传递了。仅仅这5丝米，就使电话机诞生了，这种结果使莱斯瞠目结舌，使科学家震惊万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法院最后判决是莱斯败诉，电话的发明权归贝尔。贝尔感到他利用了莱斯的实验，同意发明专利为他和莱斯共有。莱斯感慨地说：“我在离成功5丝米的地方失败了，我将终生记取这个教训。”他坚决拒绝与贝尔共享专利。

我们为贝尔的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坚持，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努力，最终获得成功而庆幸。我们为莱斯的少了一点耐心，少了一份坚持，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努力，最终半途而废，与成功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是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时失败与成功的距离仅在咫尺之间乃至毫厘之间。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人类每一努力的领域中，有些微小的差距，便把赢家与输家分别出来。

赢家之所以赢得这些微小的差距，往往不是决定于天才、资源或者脑子，而在于用心度的深浅。在探索的征途上，往往再多加一把劲，再多走一步路，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跃上成功之巅。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名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情感的人。他们同样有过多彩而快乐的童年，同样经历过痛苦和挫折的考验。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向着成功的目标前进。

大家都知道孔子吧！下面我来讲讲孔子的故事吧！孔子三岁时，他母亲就叫他读书写字。有一天，母亲问孔子：“你能把我所有教的字，都背出来吗？”孔子说：“今天不行，明天再背。”晚上睡觉时，孔子虽然上了床，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问旁睡的哥哥：“明天娘要考了，你都会了吗？”哥哥说：“娘教的那些字都很简单，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孔子说：“我在你肚皮上写，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好吗？” “好”，哥哥回答。当孔子通过时，孔子才安心睡觉。第二天一早，母亲考他，孔子一下就通过了考核。母亲惊奇地说：“孩子你真聪明！将来一定会做个大官。”看到母亲那么高兴，孔子心理也喜滋滋的。

看了孔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孔子是一个自幼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也正因为严格要求自己，才有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的称号。

名人，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勤劳、勇敢、顽强等各种优良品质。他们像一颗明珠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十二岁就有了功名，少年时便名冠一时，很受当地人们的尊重。

有一天，镇上一位老绅士病故，丧主特派家人去请少年汤显祖写祭文。可偏偏另一个村子里有位老农做寿，其子女也来请他去写寿联。显祖一想，按理说，死者为大；可按情论，死者停灵多日，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殡前写毕就可，而做寿却只能在当天宴宾客时使用，何况眼下寿星家生活艰难，拿不出什么润笔费，我小小年纪，不可势利。就回答那家丧主，他迟一天到，肯定误不了事的。说完，汤显祖先去了寿星家把寿联写完，这才连夜往镇上赶。

再说镇上那家，因为家产富有，来吊唁的亲朋众多。其中一位远亲狂生，自恃有些文才，听说要等个什么汤显祖来写祭文，不由冷笑道：“一篇祭文，区区小事，拿什么架子。”他吩咐仆人笔墨伺候，铺开宣纸，洋洋洒洒，直写到次日天明。

正自鸣得意呢，汤显祖来了。狂生没料到这么小的孩子也敢舞文弄墨，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好事的就怂恿汤显祖也写一篇。汤一看狂生的文章，都是些陈词滥调，矫揉造作，全无真意，心中很不以为然。也是年轻气盛，便不客气，只见他略一思索，拿起笔来，几乎是一气呵成，惊得众人一片叫好！那狂生见了，自知技不如人，只好甘拜下风。

狂生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写成的东西，请汤显祖评点。满以为汤多少会夸赞几句，也多少挽回些面子。哪知道汤显祖只是在结尾空白处写了一句曲词：“他去也，怎把心儿放。”狂生起先以为汤显祖是补充去世人心态的，好在他不算太笨，细一琢磨，才悟出原来人家写的是一字谜，这一字就是对他文章的评价，那脸刷地就红了，心想，幸亏没求人家说出来……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包公人称包青天，一生廉明清正，铁面无私，深受百姓爱戴。这年，包公告老还乡，他吩咐家人悄悄收拾了行囊，连夜雇了一条船，顺流而去。

走到半路，包公的船被一条大船追上。大船上下来一位身着簇新官服的少年，见了包公跪倒在地，说：“孩儿拜见父亲。”原来这少年是包公的二公子包催。今年包催上京应试，中了金榜三甲，被委任为县令，即刻上任。走到半路，包催得知父亲告老还乡，便赶来相送。

包公见了很高兴，说：“你与为父正是顺路，咱们不妨一同乘船上路，也省下一半路费。”

包催只好打发走自己乘坐的官船，与包公同乘一条船前去赴任。路上，包公问起包催的为官之道，包催毫不含糊，说自己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清官。包公沉吟道：“做清官可不容易啊！”

父子俩一路走，一路聊，不觉船行到清江口。一位渔翁听说包公告老还乡路经清江口，死活要送他一条清江鲫鱼。包公见渔翁态度坚决，只好收下，但悄悄吩咐下人临走时留下几钱银子，算是买鱼钱。

清江鲫鱼味美肉鲜，天下闻名。包公命下人拿去厨房炖上，不想过了半天，去厨房端鱼的下人慌里慌张地跑进来，说他刚才去厨房端鱼，不料却发现鲫鱼不知道被谁偷吃了，只剩下一堆鱼骨鱼刺。

包催一听，勃然大怒：“这一定是下人们馋嘴，偷吃了鲫鱼。”可是下人们都说自己没有偷吃。包催一时无法，望着包公。谁知包公却平静地说：“你身为县令，如果连一个偷鲫鱼的案子都断不清，还能去治理一方吗？”

包催面露羞色，他在船舱中踱了一会步，便命令下人们一一接受询问，要讲清在鲫鱼被窃的半炷香工夫里，他们都在哪里，有谁为证。结果，包催发现有三个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个是炖鱼的厨子，一个是丫鬟小柳儿，一个就是端鱼的下人。

厨子说他一直在厨房做菜，只在鱼快熟时离开了一小会去方便。丫鬟小柳儿则说她有些晕船，那会儿独自一人在船头透气。而端鱼的下人说自己一直侍侯在船舱外，去端鱼的时候发现鱼已经被人偷吃了。

包催一时犯了难，三人均有作案的时间：厨子可以利用他一个人在厨房的便利，从容偷鱼；丫鬟小柳儿有可能利用厨子出去方便的时候进厨房偷鱼；端鱼的下人更别说，他完全可以在端鱼的时候偷吃。包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思忖半天，想不出办法，一时性急，命令随从：“给我打，我看是他们的嘴巴硬，还是板子硬。”随从不顾三人的哀求，刚想举起板子下手，就听一声怒喝：“住手！”

只见包公黑着脸，怒气冲冲地走进来，他训斥包催：“我以为你有何高明手段，原来不过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用板子审案的官全是昏官庸官，你连一件窃鱼案都要借助板子，以后如果遇到大案，岂不是每次都要动大刑？与其让你留下无数冤案，给我包家丢脸，还不如不去做这个县令。”说着，包公拿起包催的官印，就要丢进水里。

包催赶紧上前跪倒：“父亲，我错了，是我一时性急，请父亲放心，我在一天之内定要断清此案，否则我自己把官印归还朝廷，脱下官袍，回家种田。”

包公见包催言辞恳切，才收起怒气：“也好，就看你一天之内如何了断此案。”

包催来到厨房，翻看了盘中剩下的鱼骨，思忖半天，突然眼前一亮，急忙端着盘子来到包公房中，说：“父亲，我找到了一处疑点。”包公忙说：“说来听听。”

包催指着盘里的鱼骨说：“常人吃鱼时，要十分留心鱼刺，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鱼刺卡住喉咙。但是看看这个盘中，鱼刺根根不少，上面鱼肉皆无，鲫鱼被偷前后不过短短半炷香工夫，什么人有如此本事，能在眨眼间把这么大一条鲫鱼吃得干干净净、骨肉分明？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想，这盘子里的鱼根本不是渔翁送的清江鲫鱼，偷鱼的人一定是先把鲫鱼偷走，再用早先吃剩下的鱼骨冒充。”

包公听后，捋须点头说：“不错，你的洞察力还不差。”

包催说：“既然偷鱼的人还没机会吃掉鲫鱼，我想鱼一定还藏在船上。”他立即下令让随从搜船。不料把船翻了个遍，仍没有发现鲫鱼的影子，包催又被难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被一条小小的鲫鱼弄得灰头土脸。包催心里烦恼，一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砚台。这时正巧夫人进舱，见砚台翻倒在桌上，便问：“是哪个丫鬟如此粗心，打翻了夫君的砚台？真是该打。”

“夫人不用生气，砚台是我自己打翻的……”包催心不在焉地说着，突然，他脑海里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心里一阵亮堂。

包催兴奋地赶到包公舱内，说：“父亲，我已经找到了偷鱼的人。”

“哦，是谁？”包公问。

包催微微一笑：“请父亲恕罪，那个偷鱼的人，就是父亲您。”

“为什么说是我？”包公饶有兴趣地问。

包催胸有成竹地说：“刚才我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砚台，夫人便怀疑是丫鬟打翻的，这使我想到，我们总是责怪下人犯错，却不想我们自己同样会犯错。其实鲫鱼失窃当时，除了三个下人，还有一个人也有作案的时间，这人就是父亲您。当时您曾经出去过一会，可我却根本没有怀疑您。搜船时，全船也只有父亲您一人身上没有被搜。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父亲您穿的是宽袍大袖，平时您都是垂着袖子，可自从丢鱼后，父亲却一直把袖子拢在一起，因此我断定，鲫鱼一直都藏在父亲的袖子里。”

包公听完哈哈大笑：“不错，鲫鱼是我偷的。”说着，他垂下袖口，一条半熟的鲫鱼从袖子里掉了出来。

原来，包公见包催虽然志向远大，却有些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于是他临时想了个主意来考验包催的断案能力。如果包催断不清此案，包公将会上书朝廷，收回包催的县令之职，免得天下又多一个昏官。

包催明白了父亲的苦心，上任后勤勉自爱，善治政事，终于成了像包公一样的清官。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张飞少年时就好吃肉，酗酒，更好打架斗殴。到了青年时，爹爹希望他有点儿营生能维持生活，也省得总酗酒惹事，便问他：“你喜欢做什么？”张飞一听便说：“我喜欢卖肉。”

于是，爹爹便拿出小本金，让他开了个肉铺。

张飞卖肉与别人不同，宰杀过牲口之后，先要用锅煮上，煮好之后便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在他喝酒的时候，是绝不卖肉的，就是来了顾客也不搭理，直到喝得醺醺大醉才卖肉。还不让顾客说了算，得他给你砍哪块你就得要哪块，他给你砍多少，你买多少。有一次，涿州的一个姓史的豪绅要招待客人，派人来买五斤肉。来人说要瘦肉，张飞把眼睛一瞪说：“娘的，什么叫瘦肉？要吃瘦肉，去吃你娘的肉吧！”

来人见他瞪起环眼，怪害怕的，肉不买了刚转身要走。张飞急了，从肉案子上跳将过来，将来人一把抓住：“你想溜？不买肉就蹲笆篱子吧。”原来，在他的肉铺前，有一口五百多斤重的大铜钟。他一手将钟提起来，一手把买肉的人扣进大钟里了。主人待客等着肉吃，派人来看，来一个让张飞给扣钟里一个。史豪绅在家等急了，怎么派去的人只去不回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来到张飞肉店问：“我派来买肉的人呢？”“来买肉的人都偷懒，钻到钟里歇着去了。”史豪绅不信，张飞说：“你不信，我把钟提起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飞到门前故意把钟提起一个缝儿，让史豪绅趴下身子往里看。史豪绅刚一趴到钟边，张飞就一脚把他也踢进钟里扣上了。然后通知史豪绅家：“不买俺吃剩下的肥肉，就不放人。”史家扭不过他，只好送来银子把肉买了，史豪绅和仆人们才被张飞放出来。

从此涿州的人谁也不敢到张飞肉铺买肉了。张飞眼看着肉卖不出去，急得又叫又跳，一瞪眼又想出了办法：凡是从他门前路过的人，他都让人来提门前的大铜钟，要是提不起来，就得买他的肉。要是能提起来的，他白送三十斤肉。可谁能提起来他的五百多斤重的铜钟？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张飞太霸道了，谁也不从他卖肉的这条街上走了。肉铺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张飞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一天，涿州城来了一个红面汉子，长着卧蚕眉丹凤眼，刚一踏上张飞卖肉的这条街，便有一个好心的老者扯住他，说：“客官，看来你是外乡人，你可不能从这条街上走呀！”接着，便把前后事情说了一遍。那红面汉子一听笑道：“我正饿得慌哪，正好去白吃他的肉。”说着便向张飞的肉铺门前走去。

张飞正在门前一见红面汉子走来，心里可高兴了，跨步上前，拦住去路，说：“朋友，从这里走，必须要提一提这口铜钟！”红面汉子问：“这是为何？”张飞便把提起来和提不起来的条件，向红面汉子说了。红面汉子一听，说：“你先供我一顿酒肉吃，吃完了之后，我要提起钟来，便天天到你这来白吃你的酒肉。要是提不起钟来，从今以后，你肉铺里的肉，我全买了。”张飞不相信这外乡人，能提起这口大钟。于是，便进屋中给他拿来五斤肉，搬来一桶酒。那红面汉子吃了五斤肉，喝了半桶酒，还没吃饱，又让张飞给拿五斤吃了，还没吃够，再让张飞给拿五斤肉。红面汉子吃过十五斤肉，喝了一桶酒之后，就到张飞门外举铜钟。红面汉子拍了拍手又拍了拍钟，先问张飞：“你叫我提它，你能提得起来吗？”张飞说：“当然我能提得起来。”说着便走近铜钟，双手一提，便把铜钟提起一尺多高，然后很得意地看了看红面汉子。红面汉子摇了摇头说：“太低，太低，我只要一只手，就会比你的提得高。你拿两条木杠，一条粗绳和一把锹来。”

张飞不相信他有这样力气，便把东西找来了。红面汉子把一条木杠埋在地下做撑木，把另一条木杠一端拴在钟环上，然后把钟环上的木杠担在撑木上。他一只手轻轻一压，那大铜钟就被提起有三尺多高。张飞哪里懂得这是杠杆作用啊，以为红面汉子真有这样神力，纳头便拜，忙把红面汉子请进屋里喝酒吃肉。

这个红面汉子是谁？他就是在蒲州为打不平杀死县令逃出来的关羽关云长。从此以后，关羽与张飞成了至交朋友，以后又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三人结拜为生死弟兄，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园三结义。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110岁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典型地体现在其晚年精心结撰的学术随笔上。在85岁那年，周先生离开办公室，走出“专业的深井”，开始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起航。他以读书为帆，以思考为舵，以写作为桨；他心无挂碍，目光如炬，跨越横蹊，脱离窠臼，对陈规戒律犁庭扫穴，对真知真理热情推介；他融汇文史哲经，吸纳古今文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并赢得“周百科”的称誉。

周老拥有比无数老年人和中青年更为清醒的思想。周老的学术随笔，纵论今古，时空交错，叙评结合，臧否人物，叙述从容，论理透彻。他说：“历史像一条河一样，河的上面有波浪，这个波浪受风的影响，一下子往东，一下子往西。你在这个波浪里面生活，弄得眼花缭乱，弄不清楚。我现在不研究河流上的风浪，我研究河流下面的潜流，潜流比较稳定，它的方向比较明白。我就是研究这个潜流，根据潜流，我假定一个理论，就是我自己认为可以讲清楚的，就是整个人类前进轨道是怎么回事。”

2007年，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自此每年1月我都与学会领导一起，前往名誉会长周有光先生的寓所，为老人贺寿。后来，又先后数次陪同外地友人前往探望。每次拜会，我都被百岁老人的睿智谈吐、和蔼音容及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一次利用在北京开会间隙去探望周先生，先生微笑着说：“以前，都是从国家的角度看世界，所以观点各不相同。现在，应该从世界角度去看国家。光从中国角度看也是看不清的。”老人娓娓道来的这段话，絮絮如话家常，但认真回味，却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这就是知识老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文化启蒙。我当时心中蓦然浮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意图画——百岁老人高瞻远瞩的目光与安详淡定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多年来，我尽量搜集并力求系统地研读周公关于社会文化的著述，俯读仰思，反复品味，常有豁然开朗的感受。随着阅读的深入，思想渐入佳境，视野、胸襟渐次开阔，视角、思维、逻辑以及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评论，第一跳出僵化的窠臼，第二不再拘泥于微观枝节，而尽力在历史长河和世界范畴时空交叉的维度着眼、联想、比较、探研……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吧。自身的文化开蒙和思想升华，完全归功于周老“授人以渔”的思想点化和润物无声的文化推力。

1899年底，26岁的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去檀香山开展保皇会的一些工作。檀香山属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要跟洋人沟通交流，没有翻译不行，翻译水平低了也不行。梁启超不懂英文，这就成了开展工作的一个很大障碍。何蕙珍小姐，就是此时与梁启超结识的，成为梁生命中一个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红粉佳人。

何蕙珍是华侨商人的子女，芳龄二十，精通英文，口语尤佳，那些本地男子都比不上她。而且何小姐有学问有见识，喜欢畅谈国事，多有见地，其16岁就为学校教师，巾帼不让须眉。那天晚上，何蕙珍父亲宴请梁启超，请他演讲，何蕙珍翻译。席间作陪的除了当地华商外，还有几十名当地西人名流，大家都仰慕梁启超之才，以能亲耳听到他的演说为荣幸。梁启超本来心存顾虑，唯恐译者词不达意，谁知何蕙珍出色地完成了翻译。第二天整个檀香山的报纸，都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内容，一时间声名鹊起，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

那天晚上，何蕙珍粗头乱服犹如村姑，梁启超根本没有将她打上眼。等到何蕙珍出场口译时，其目光炯炯，大放异彩，让梁启超惊为天人。梁启超演说完毕，何蕙珍跟他握手，含情脉脉地说道：我万分敬爱梁先生，可惜仅仅是爱而已。今生也许不能在一起，但愿来生能够跟先生相厮守。希望先生送我照片，了却我的心愿。一个女子初次跟梁启超见面，就说出这样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这不摆明了是求爱吗？梁启超何等聪明之人，岂能不知？可惜他的表现却大煞风景，唯唯诺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到最后居然落荒而逃。

那时在檀香山，华人因为入乡随俗，早已经接受了西人恋爱自由的观念，因此何蕙珍这样的表白，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梁启超对何蕙珍也是心有所属，特别是知道何蕙珍在报纸上用英文与污1蔑他的造谣者论战时，更是非常感动，当即送去了照片，何蕙珍回赠了他两把扇子。

后来何蕙珍又托人前来提亲，表明愿与梁启超长相厮守的心愿，可惜梁启超以自己流亡之身，随时有生命危险，怕拖累别人又拒绝了，其后见面时更以兄妹相称，算是断了何蕙珍的念想，也给自己的檀岛之恋画上了句号。这可苦了何蕙珍，其他的男子都不能让她动心，她早就发誓此生非梁启超不嫁，从此抱定独身主义，终了一生。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