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最新端午节的名人故事汇总精选七篇 作文题目【最新20篇】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风俗。但你知道端午节是怎样来的吗？你又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吗？那么，下面就让我来说说端午节的故事吧！

要说端午节，我们就要从一个伟大的人物屈原说起。屈原是我国古代楚国的一位大夫，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时深受楚王的信任。后来，楚国逐渐衰落，又受到强大的秦国的侵犯，人民生活非常的艰难，国家有随时被灭的危险。屈原非常焦虑，不断向楚王献计、献策，希望楚王能够接纳自己建议，实现楚国的强大，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是，屈原建议威胁到了一些楚国官员和贵族的利益，他们就排挤屈原；而昏庸的楚王不但没有接受屈原的建议，反而逐渐疏远屈原，直至到后来将屈原赶出了朝廷。屈原日夜忧国忧民，但是，他的理想确始终无法实现，无奈之下，在农历五月初五那天，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投进了汨罗江自尽了。楚国人民听的屈原投江自尽的消息都很悲痛，他们为了保护屈原的尸体不被江中的怪物和鱼虾吃掉，就用糯米做成了粽子撒在江中，想以此封住怪物和鱼虾的嘴，保护屈原的尸体不被吃掉。

后来，人民为了纪念屈原，就把这种活动保留了下了，只是把往江里撒粽子，改成了吃粽子，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那就是端午节吃粽子。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其实，当时的粽子只是用糯米做成的，后来，人们在里面加入了红枣、蔗糖等食品，让粽子变得更加可口。到了现代，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富有，粽子的品种也越来越丰富，粽子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美味的食物。但，无论何时，人们吃粽子是都不会忘记屈原。

[端午节的由来的故事作文

姓名：巴甫洛夫

出生地：前苏联梁赞

生卒年：1849-1936年

历史评价

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苏联科学院院士。1870年，在圣彼得堡大学学动物生理学。 1875年，转入军事医学院学习，188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开始时研究血液循环和消化功能，在1904年，因消化腺生理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金。

1849年9月26日，巴甫洛夫出生在梁赞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1870年，入彼得堡大学学习化学及生理学，1883年，获帝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后赴德国师从C-路德维希及R-海登海因。1890至1924年，任生理学教授。其研究工作可分为3个阶段：1888年至1890年，研究循环系统生理，探索药物及情绪对血压的影响，阐明左、右迷走神经对心脏活动的影响；后研究消化生理，设计了巴氏小胃等手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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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试验

巴甫洛夫做了一个相当著名的实验，他利用狗看到食物或吃东西之前会流口水的现象，在每次喂食前都先发出一些信号（一开始是摇铃，后来还包括吹口哨、使用节拍器、敲击音叉、开灯……等等），连续了几次之后，他试了一次摇铃但不喂食，发现狗虽然没有东西可以吃，却照样流口水，而在重复训练之前，狗对于“铃声响”是不会有反应的。他从这一点推知，狗经过了连续几次的经验后，将“铃声响”视作“进食”的信号，因此引发了“进食”会产生的流口水现象。这种现象称为条件反射，这证明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刺激，将刺激的讯号传到神经和大脑，神经和大脑作出反应而来的。

法，可对未麻醉的动物的消化液分泌等功能进行终身观察。1897年出版《消化腺机能讲义》；继而又从唾液腺的精神性兴奋出发，转移到对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创立了条件反射学说，1890年至1930年间研究了大脑皮层及皮层下中枢活动的生理机制、皮层的功能镶嵌式、睡眠、神经症的病因等。证明言语功能为人类所特有，是以语词作为刺激的条件反射。1930年，开始用他的理论解释及治疗精神病。1936年2月27日逝世。

与其他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巴甫洛夫并不愿意做一名心理学家，相反，更愿意做一名严谨的自然科学家。巴甫洛夫十分反对当时的心理学，反对过分强调“心灵”、“意识”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仅凭主观臆断推测而得的东西。他甚至威胁说，如果有谁胆敢在他的实验室里使用心理学术语，他将毫不留情的开枪将他击毙。

然而，这样一个如此鄙视心理学的人，却在心理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虽然那并不是他的初衷！巴甫洛夫在心理学界的盛名首先是由于他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却始于他的老本行——消化研究。正是狗的消化研究实验将他推向了心理学研究领域，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严谨的治学态度终于还是使他冒着被同行责难的威胁，将生理学研究引向了当时并不那么光彩的心理学领域，而后来，该项研究成果——条件反射理论又被行为主义学派所吸收，并成为制约行为主义的最根本原则之一。

——传世佳言——

决不要想你已经知道一切，无论别人怎样看重你，你应当常常有勇气对自己说：“我是无知的”。

巴甫洛夫对心理学界的第二大贡献在于他对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划分，而这同样始于他对狗的研究。他发现，有些狗对条件反射任务的反应方式和其他狗不一样，因而他开始对狗进行分类，后来又按同样的规律将人划分为4种类型，并和古希腊人提出的人的4种气质类型对应起来，由此，他又向心理学领域迈进了一步。

到老年的时候，巴甫洛夫对心理学的态度有了松动，他认为：“只要心理学是为了探讨人的主观世界，自然就有理由存在下去”，但这并不表明他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位心理学家。直到弥留之际，他都念念不忘声称自己不是心理学家。但尽管如此，鉴于他对心理学领域的重大贡献，人们还是违背了他的“遗愿”，将他归入了心理学家的行列，并由于他对行为主义学派的重大影响而视其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

如今的赵薇绝对是一位成功女性，从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到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她所向披靡。但是，当赵薇谈起自己的初恋时，她的心里都是遗憾与“挫败”。

赵薇在一次采访中说，相对于别人美好的初恋来说，她的初恋用单恋来形容更为合适。在赵薇十八九岁的时候，她遇到了她认为的一生至爱。对方是一位在赵薇的眼里成熟稳重又有才华的男人。那个时候赵薇还是无名小辈，两个人不在一座城市，为了与心仪的人对话，赵薇强迫自己读不爱读的书，听深刻的音乐，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成长，而这一切只为与“大叔”找到共同话题。

虽然经常与“大叔”打电话、通信，但是在接下来三四年的时间里，“大叔”对赵薇并无爱慕之情。对于年轻的赵薇来说：“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病态的幻想里面，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老是幻想整个恋情是多么美好。”即便两个人并没有谈恋爱，但是年少的赵薇还是会在幻想中完成自己的恋爱，“我会幻想我们曾经去过这里，我们去做了浪漫的事情，我们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挺有病的”。但是这段“有病”的初恋对赵薇是珍贵的。

“大叔”并没有直接拒绝赵薇，或者是出于对小女孩的爱护，他对赵薇很关心，却又保持距离，像对待小孩子一样。这让赵薇沉浸在自己的单恋里，直到自己放弃这段“恋情”。

对于赵薇来说，她非常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对方有没有喜欢过她，有没有爱过她。这个机会直到赵薇出演《还珠格格》之后才有。那时候的赵薇已经出了名，这似乎给了她无尽的勇气，在一次演出中，两个人相遇了，在赵薇的眼里，“大叔”依然是那么有魅力。或许少年时的单恋需要一个正式的结语，赵薇找到了“大叔”，她问：“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爱过我?”“大叔”回答：“对不起，小薇，我真的没有。”而对于赵薇来说，她也释然了。在得知自己只是单恋时，赵薇并没有过于伤心，因为年少时的单恋已是过往云烟，但是对赵薇来说，与其说恋上了“大叔”，不如说她恋上了那份才华。那份成熟男人散发出来的气质，那是赵薇不了解的世界，而正是这个人，为赵薇打开了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年少时，会生起莫名的情愫，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因你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把爱恋寄予对方。年少时的爱恋，无论单恋、暗恋还是两情相悦，待到成长，再次想起，都会成为记忆里最隽永的一幅画。那是来自青春的印迹。

有3个人到一家建筑公司应聘，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最后他们从众多的求职者当中脱颖而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对他们说了一句“恭喜你们”，然后将他们带到了一处工地。工地上有三堆散落的红砖，乱七八糟地摆放着。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他们，每人负责一堆，将红砖整齐地码成一个方垛，然后他在3个人疑惑的目光中离开了工地。甲对乙说：“我们不是已经被录用了吗?为(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什么将我们带到这里?”乙对丙说：“我可不是应聘这样的职位，经理是不是搞错了?”丙说：“不要问为什么了，既然让我们做，我们就做吧。”然后带头干起来。甲和乙同时看了看丙，只好跟着干起来。还没完成一半，甲和乙明显放慢了速度，甲说：“经理已经离开了，我们歇会儿吧。”乙跟着停下来，丙却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节奏。人力资源部经理回来的时候，丙只有十几块砖就全部码齐了，而甲和乙只完成了1/3的工作量。经理对他们说：“下班时间到了，下午接着干。”甲和乙如释重负地扔掉了手中的砖，而丙却坚持将最后的十几块砖码齐。

回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郑重地对他们说：“这次公司只聘任一位设计师，获得这一职位的是丙。甲和乙为什么落聘，你们想想在工地上的表现就知道答案了。作为最后一次考试的监考官，我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呢。”

甲和乙落聘的原因，自然是他们缺乏对工作的责任感，接到任务后不能立即投入执行，看到经理不在身边就开始藏奸耍滑。而丙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虽然对经理的安排感到疑惑(一般人都会感到疑惑)，但(本文来自博锐邓正红专栏)还是马上执行任务，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始终如一，特别是最后没有因下班时间到了就结束工作，而是坚持将任务完成。丙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任何时候都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这样的员工是每个公司都热切希望得到的。

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生前曾自述出身寒微。但据丹麦历史学家佐格孙表示，安徒生的生父可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迪安八世，安徒生实际上是个“落难王子。”

据说丹麦克里斯迪安八世未登基前，曾与民间一少女私恋，生下安徒生后却被迫分手，安徒生交由一个女管家抚养。身为安徒生母校斯莱兹镇学校校长的佐格孙翻阅档案，发觉安徒生并未正式登记入学，因为他并没有出生证明书，直到17岁时才补领了一张出生证。他也不象普通孩子出生受洗，由教士签署出生证明，而是由一个警官代为签字。同时，安徒生的学习课程与专门为王室成员安排的一样，所交的学费也比普通学生高一倍。

安徒生生前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声称，他在1805年出生于奥登斯市的贫民区，那时父母才结婚两个月，父亲是个鞋匠。11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安徒生从此到处飘泊，做过多种行业的学徒。14岁时到哥本哈根谋生，在丹麦皇家剧院当临时演员，因为失声被辞退，所写剧本又被退回。幸得剧院一名导演同情，资助读完中学、大学，然后开始从事创作，24岁才有处女作在剧院演出。成名后，收入仍仅够糊口。1875年逝世。终其一生，未曾有过真正安逸的生活。

但是1975年由布斯铎写的《安徒生传记》，却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安徒生隐瞒了身世的真相。佐格孙更详细指出，安徒生并非生于奥登斯，而是生于布洛霍姆市的古堡，母亲葛洁是当时尚属王储的克里斯迪安八世之情妇。安徒生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王室暗中的照顾，5岁就与王孙一同嬉玩；他在斯莱兹镇上学时，王储经常探访他。他无权无势，成名前却被“皇家剧院”长期聘用。吃苦之说，纯粹是为掩人耳目而编造出来的。

据说，安徒生童话大部分根据他自己的见闻和想象创作。《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装》等故事，一向被认为取材于安徒生的一些亲身经历。提出安徒生是“流落民间王子”的人士，又举出一个例子：

在《安徒生童话集》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鞋匠与一个洗衣女工相恋，生下一个貌丑的儿子，却不能自行抚养，丑儿孤苦伶仃，幸获天使照顾，长大后发了财，成为名流。结局时丑儿的身世大白，原来他是国王的私生子。安徒生自称是鞋匠之子，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确实有他本人的影子。

以下是一个人一生的简历：5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他从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是处处不顺心；18岁时，他娶了个媳妇，可只过了几个月，媳妇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不久又放弃了；后来，他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

人到中年，他成了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因政府修公路而拆了那家餐馆，他又失业了；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而他仍一无所有。65岁那年，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用这105美元保险金创办了自己的一份崭新的事业；88岁高龄时，他的事业终于大获成功。他，就是肯德基创始人——哈伦德·山德士！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威廉·史坦哈已经结婚18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从早上起来，到他要上班的时候，他很少对自己的太太微笑，或对她说上几句话。史坦哈觉得自己是百老汇最闷闷不乐的人。

后来，在史坦哈参加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中，他被要求准备以微笑的经验发表一段谈话，他就决定亲自试一个星期看看。

现在，史坦哈要去上班的时候，就会对大楼的电梯管理员微笑着，说一声“早安”；他以微笑跟大楼门口的警卫打招呼；他对地铁的检票小姐微笑；当他站在交易所时，他对那些以前从没见过自己微笑的人微笑。

史坦哈很快就发现，每一个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他以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满肚子牢骚的人。他一面听着他们的牢骚，一面微笑着，于是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史坦哈发现微笑带给自己了更多的收入，每天都带来更多的钞票。

史坦哈跟另一位经纪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对方的职员之一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史坦哈告诉那位年轻人最近自己最近在微笑方面的体会和收获，并声称自己很为所得到的结果而高兴。那位年轻人承认说：“当我最初跟您共用办公室的时候，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闷闷不乐的人。直到最近，我才改变看法：当您微笑的时候，充满了慈祥。”

人生智慧：你的笑容就是你好意的信使。你的笑容能照亮所有看到它的人。对那些整天都看到皱眉头、愁容满面、视若无睹的人来说，你的笑容就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尤其对那些受到上司、客户、老师、父母或子女的压力的人，一个笑容能帮助他们了解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也就是世界是有欢乐的。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幸福，有一个可以得到幸福的可靠方法，就是以控制你的思想来得到。幸福并不是依靠外在的情况，而是依靠内在的情况。记住：微笑能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微笑，那怎么办呢？那就强迫你自己微笑。如果你是唯独一个人，强迫你自己吹口哨，或哼一曲，表现出你似乎已经很快乐，这就容易使你快乐了。

骆宾王，字观光，是我国唐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他出生于公元640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卒年不详。骆宾王因七岁能作《咏鹅》诗而被称为“神童”。骆宾王之所以七岁就能写出震惊后世的《咏鹅》诗，当然和他的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后天勤奋学习、刻苦努力的结果。

骆宾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个诗赋爱好者，熟读《诗经》和《汉赋》；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善于作诗习文。特别是他的父亲骆一度，虽然主读经史，但也喜欢赋诗写文章。

骆宾王出生后，祖父见他生得皮肤如脂，眼睛有神，便预测他将来是一个做诗人的材料，对他格外注重培养。从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没有先教他识字，而是教他背诗；他的母亲虽然知道应该先教字后教诗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但她不愿意扫老人的兴，便乘老人不在时，偷偷地教他识字。

骆宾王在长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祖父教给他背的诗歌，只要祖父教一遍，他自己背一遍，再用母亲私下教给他的字默写一遍，便能记住，而且再也不会忘记。开始，祖父每天教他一首诗，他能记住；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两首诗，也能记住；再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三首、四首、五首诗，他仍能记得住。父亲见儿子一天能学会四五首诗，仍精力充沛，便又夹杂着让他学古文，读经书，骆宾王同样兴趣浓厚，学习刻苦，并且开始模仿着写诗、作文章。当他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善于观察，喜欢动脑，不仅掌握了上千首诗和几百篇古文，而且写出的诗歌也意新词美，作出的文章气势豪迈，成了当地远近有名的小才子。

公元647年七月，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来浙江义乌县选才的官员独出心裁，在正式举行考试之前，要召开一次赛诗大会，以进行初选。骆宾王听说后，也非要去参加不可，可是他的父亲骆一度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次赛诗会是朝廷所派官员举办的，一个刚刚学会写诗作文的孩子也去，岂不是胡闹？万一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当得起？

后来，在骆宾王的反复要求下，他的爷爷发话了：“你父亲就是这样胆小怕事。别闹了，他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可有一件，去了后能作诗就作诗，不能作就别参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骆宾王高兴得一个劲地点头。

七月的天气，正是骄阳似火，赛诗场不得不设在了湖边的一片树荫下。即使这样，那些考官们一人一把扇子，不停地扇着，可汗水还是顺着脸往下流。祖孙俩来到一看，赛诗已经开始了。那些报名的举子，有的年过半百，有的已近不惑之年，最年轻的也二三十岁了；可他们念出的那些诗句，不但考官听了摇头，连小骆宾王听了也感到没有味道，不由得心中着急，跃跃欲试。

正在这时，只听考官高声喊道：“还有哪位上场参赛？”

赛场上无人回答。

考官见无人应赛，便宣布说：“既然无人再来参赛，今日就此结束。”

“且慢！我可以参赛吗？”

祖父一把没拉住，骆宾王已跃人场内。

考官见进入赛场的虽然是个小孩，出语倒有胆识，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不由得来了兴致，遂微笑着说：“此次赛诗，未宣布年龄限制，你可以参加。”

骆宾王说：“那就请大人出题吧！”

考官一听，不由感到吃惊，心想：别的参赛举子，都是把准备好的诗拿来念，而他却要当场吟诗，还要考官出题，看来，这小孩有点不凡。可是，出个什么题目好呢？

考官正在思考，忽见湖的对面游来一群鹅，并且“哦，哦”地叫着，遂灵机一动说：“就以湖中的鹅为题吧！”

对鹅，骆宾王很熟悉。因为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天天有鹅在河中戏水觅食，他经常随爷爷去河边散步，对鹅的形象和习性做过细致的观察。所以，当考官说出以鹅为题时，他稍加思索，便随口吟道：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骆宾王的话音一落，那考官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说：“咏得好，咏得好，真是咏绝了！”

那些参赛的举子，更是一个个被骆宾王惊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这年，骆宾王七岁。他的名字，伴随着《咏鹅》，被越传越远。

后来，骆一度去山东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任县令，骆宾王也随父来到博昌。几年后，父亲病死在任上。十七岁的骆宾王带着他的母亲，移居到兖州瑕丘县。他初试未中，公元678年，任长安主簿，后调侍御史。

高尔基，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正因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钟爱读书，在任何状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我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一天从早晨干到半夜。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

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正因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能够理解的。”

由于高尔基生命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发奋，他写下了超多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生命》、《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除此之外，还写了剧本和超多的政论、特写、文艺评论等。

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可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再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畏三分。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用心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以前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齐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好处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开创印象派画风的伟大艺术家毕加索。时至今日仍然为人们所推崇，他所作的画是世界各地人们趋之若鹜的珍藏品。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无限风光的大画家，也曾经有过不堪回首的岁月。

毕加索初到巴黎，谁都不认识他。在巴黎夹着一块画布为生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而画店的老板却大多数只是附庸风雅，在大堂中摆放当时的名家名作。尚未成名的毕加索四处碰壁，贫困潦倒。

他身边只剩下了15个银币。如果再不能卖出自己的画，那他只能离开巴黎回到老家。在巴黎最后的日子里，毕加索孤注一掷，做出了他人生之中最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策划。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中，整个巴黎的画廊老板都快发疯了。每天至少会有一两个人来画廊转悠，左看右看，却什么都不买。可是临走之前，他们都这样问道：“请问，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

“请问，这里有毕加索的画吗?”无数次的询问，使得毕加索的名字犹如明星般在画商的圈子里炸开了。“谁是毕加索?有谁看过他的画?”人们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四处打探着。直到一个月之后，毕加索带着他那些许久无法卖出的画出现了。

他的出现好比是一场旱灾之后的及时雨。画商们很快将他的画一买而空——于是，这个被巴黎主流画界一直拒绝于门外的艺术家一举成名。

原来，毕加索用那15个银币雇佣了几个大学生，成功地将自己生涩的身份进行了掉转，从而使人们更早地欣赏到了他那天才般的艺术才能。

然而，另外一位伟大的画家梵·高，却苦苦地等待主流画界的接纳，而不得不在饥寒交迫的岁月中向自己开了枪。他的作品，一直到他死后才慢慢地开始大放异彩。

你能说梵·高的作品不及毕加索吗?如今，热爱艺术的人们对这两位大师都投以崇敬而热切的目光，因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最精彩的答卷。可是，我们不能不说，毕加索的人生策划，真正地改变了他一生的命。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他曾经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成为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棋手，打破了“日本九段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亲创的“中国流”布局，现今仍流行于世界棋坛。这是他为众人熟知的一面——“棋王”。

他身患胃癌，在病床上与癌症斗争32年，并完成自传名作《超越自我》。这是他的另一面——“抗癌斗士”。

他就是“围棋教父”陈祖德。

2011年，陈祖德患胰腺癌并再次接受手术，在病房坚持撰写《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一书。2012年11月1日，病魔还是无情地将他带走，享年68岁。

4月的一天，27岁的亚伦·拉斯顿只身来到位于犹他州东南部的布鲁庄峡谷攀岩。

出发前，他将手机留在了家里，并决定不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儿，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是一个令他后悔的决定。

就在他攀上一块重达800磅的大岩石时，岩石突然松动了，拉斯顿的手顿时失去了抓攀点，惯性把他一下子甩到岩壁上。与此同时，大岩石迅速向他滚来，压在了他的右臂上，然后戛然而止。

那一刻，除了剧痛，还有恐惧。一开始拉斯顿就意识到，靠自己绝不可能把手臂弄出来，因为不管他怎么摆动身体，大岩石就是纹丝不动。在随后的几十分钟时间里，拉斯顿拼命用自己的身体去顶撞大岩石，希望大岩石能挪动一点点。但这一番挣扎除了使得他精疲力竭外，没有丝毫作用，拉斯顿就这么被困在那里整整5天，靠身上所带的少许食物和水维持着生命。

为了防止脱水，他还喝了自己的尿。

第六天，食物与水都已经耗完。拉斯顿看着那块巨石，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用刀子切断胳膊。只有切断自己的胳膊，才能有生还的机会。

为防万一，拉斯顿打开数码摄像机，给家人记录下他最后的信息。“真对不起……”他说，“你们每一个都让我感到骄傲。”然后，他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做杠杆，使劲往下拧胳膊，越拧越低。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耳边响起了“啪”的一声。那声音就像一声枪响，在山谷里回荡。拉斯顿知道他的骨头断了。那一刻，他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钻心的痛。

接着，拉斯顿小心翼翼地切臂肉。在开始切手臂前，他先拽下水囊的软管塞子上的绳子当止血绷带，牢牢扎住血管。然后迅速把血管切断，再切断大动脉。那一瞬间，拉斯顿觉得自己就像被人活生生放进了炽热的岩浆中。但是，伴随着剧痛的，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痛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获得自由之后所产生的美好感觉。然而拉斯顿远没脱离危险，因为要走出峡谷，他还要走将近4个小时的山路。

血，一直不停地顺着他的双腿往下流，湿透了他的鞋子。拉斯顿靠着坚强的意志力一步一步往外走。终于，他碰上了一个徒步旅行的家庭。这家人在上山时曾碰到了正在峡谷入口搜救拉斯顿的搜救队。看到拉斯顿，他们马上帮他联系搜救队。前来搜救的直升机迅速赶到。搜救队长查看了拉斯顿的伤势后，马上对驾驶员说：“他把自己的手臂切断了，我们必须赶快把他送往医院。”

伤愈出院后，拉斯顿把这次痛苦的经历按时间顺序写成了一本书，起名为《生死两难》一这本书于2004年出版，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他也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在一场场演讲中，他把自己从那场苦难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和感悟传播给更多的人。

“我必须下决心勇往直前，尽管不知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拉斯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在关键时刻战胜恐惧而断然采取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拉斯顿还在继续新的行动。他已安装了度身定做的假肢，前不久还登上了位于阿根廷的海拔高达23000英尺的阿空加瓜山的最高峰。

汉文帝、汉景帝两代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六十多年内，除了短时期的七国叛乱，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因此，社会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说，到了景帝的后期，国家仓库里的钱不知道积了多少万，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一年年地堆积上去，都满到露天的地上来了，有的甚至霉腐了。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但是，强盛的汉朝却常常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从汉高祖在白登受包围以后，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这种“和亲”，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不但要把汉朝皇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得送给匈奴许多财物。即使这样做，匈奴贵族还是经常侵犯中原，杀害百姓，掠夺粮食和牛羊，使北方地区不得安宁。

汉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刘彻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心要想改变这种屈辱的地位。

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又派使者来要求和亲，汉武帝要大臣们议论一下。有个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匈奴老是不守盟约，侵犯边界，我们应该发兵打击他们一下才好。”

许多大臣都反对王恢的建议，汉武帝自己觉得没有把握，只好暂时答应匈奴和亲。

过了两年，马邑地方有个大商人聂壹来找王恢，说：“匈奴在边界经常侵犯，总是一个祸根。现在趁刚跟他们和亲的机会，把匈奴引进来，我们来一个伏击，准能打个大胜仗。”

王恢问他：“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匈奴引进来？”

聂壹说：“我经常在边界上做买卖，匈奴人都认识我。我可以借做买卖的因头，假装把马邑献给单于。单于贪图马邑的货物，一定会来。我们把大军埋伏在附近地方，只要等单于一到马邑，将军就可以截断他们的后路，活捉单于。”

王恢把聂壹的主意告诉汉武帝。汉武帝决心采用聂壹的计策，派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广等将军带领三十万人马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里。

聂壹故意逃到匈奴，跟军臣单于说：“我有办法混进马邑，杀死那里的官吏，这样可以稳稳当当拿下马邑。”

军臣单于听了很高兴，但是到底有点怀疑，先派几个心腹跟聂壹一起到马邑去，只等聂壹真的把官吏杀了，再发兵进去。

聂壹回到马邑，按照事前和王恢商量好的办法，杀了几个已经定了死罪的犯人，把他们的头挂在城头上，骗匈奴使者去看，说这就是马邑县官的脑袋。

匈奴使者见了人头，信以为真，立刻回去报告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亲自带领十万骑兵去接管马邑，到了离马邑大约一百多里地的武州地方，只见草原上放着许多牲口，却没放牲口的人。军臣单于一边走，一边犯了疑。这时候，他见到前面有一座亭堡，就决心打下这座亭堡，问个明白。

他们打下亭堡，抓住守在那里的亭尉。军臣单于威胁他说：“你把情况老实告诉我！要是说半句谎话，我马上把你的头砍了。”

那亭尉吓得要命，就把汉兵布置的埋伏全都告诉了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一听，大吃一惊，赶快命令全军撤退。出了武州地界，他才喘口气说：“幸亏我抓到亭尉。真是好险哪。”

埋伏在马邑的汉军，得到匈奴逃回去的消息，赶快带大军追上去，可哪儿再追得上？只好空手回来。

汉武帝的诱击战没有成功。但是，打那以后，汉朝和匈奴的和亲关系破裂，接连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对于名人的故事，我不曾了解，所以看不到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作了多少，所以，我利用假期时间，看了这本从妈妈学校借来的书---《大名人小故事》。

你知道飞机之父莱特兄弟吗？那我来给你们讲讲他们的故事：莱特兄弟小时候喜欢放风筝，也喜欢做风筝。一次，他们发现老鹰会飞，是因为它有翅膀，而且是曲线的。他们也想装上翅膀飞起来。父亲送给它们一只纸做的蝴蝶，右手旋转藏在腹部的橡皮筋，朝天空一放，竟飞了起来，他们开始在他们的小仓库研究。他们的父母也相信一个数学家和一个发明家会搞出一点名堂的。

莱特兄弟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嘲笑他们，没有谁会嘲笑他们当年那看似不可能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人幻想着自由的飞翔，然而，只有莱特兄弟首先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单单这样想，更努力的尝试着去做了。勤奋、认真是成功的发动机；想象、创新是成功的桨。

你可知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吗？林肯作为美国的第16任总统，为我们找到了答案。看到这篇文章，给我感触颇大：一次，林肯参加一群年轻士兵的讨论，有的士兵认为，战争中最大困难是钱，有的则认为人才才最重要。然后讨论如何消灭敌人，有的认为使用先进武器，而有的则是摧毁敌方阵地。而林肯并未评论，他说：非常简单让敌人成为你的朋友。

我终于知道：消灭一个敌人的确少了一个对手，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少了一个伙伴。真正的胜者不是能打败敌人的人，而是能使敌人成为自己的朋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