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最新端午节的名人故事汇总精选七篇 作文题目【精选20篇】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张良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向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那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样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但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样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先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之后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齐。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公元前686年的冬天，齐襄公被手下将士杀死，他的弟弟公孙无知被立为齐王。没几个月，公孙无知又被手下大臣给杀掉了。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和寄居在鲁国的公子纠得到消息后，都觉得自己继承王位的机会来了，急忙打点行装回国。

管仲是公子纠的军师，他提醒公子纠说：“公子小白所在的莒国离齐国很近，如果他抢先一步回到齐国，我们就没戏了。”于是，管仲先带一队快马去拦截公子小白，让鲁国大将曹沫带另一队人马赶往齐国。

管仲带着人马赶到莒国和齐国的交界处，正碰上鲍叔牙从莒国带了一队人马，护送着公子小白而来。

管仲上前拦住去路，问道：“敢问公子要去哪里？”公子小白回答说：“我回国办丧事去啊！”管仲撒谎说：“您的哥哥公子纠已回到齐国操办此事了！”

鲍叔牙喝斥管仲：“如果公子纠真的回到齐国，你干嘛还带人来拦截我的主公呢？”命令部队火速前进。

管仲见状，搭弓取箭，朝公子小白射去。小白大叫一声，栽倒在车上。管仲带着人马飞逃而去。

没想到，管仲这一箭恰好射在公子小白的带钩上，没伤到人，公子小白是装死。这个公子小白，史称齐桓公，春秋时期五位霸主之首。

管仲自以为射死了公子小白，回到公子纠身边，与曹沫一起护送公子纠继续向齐国进发。到齐鲁边界时，齐国使者拦住了他们的车马，说：“齐国新君公子小白已登基，请你们离开齐国。”

管仲一听，才知自己没把事情办好。他杀了齐国使者，公子纠命令大将曹沫攻打齐国，结果大败，公子纠和管仲又逃回了鲁国。

公子小白命鲍叔牙领兵30万攻打鲁国，鲁国连连败北，鲁庄公派人与齐国讲和。公子纠与齐桓公本是一母同胞，齐桓公不便亲自杀掉公子纠，就请鲁国代为执行。公子纠的辅臣管仲和召忽是齐桓公的仇人，要带回齐国处置。鲁国于是杀掉了公子纠，将管仲、召忽二人交给鲍叔牙。召忽不愿返齐受罪，自杀身亡。管仲作为囚犯随鲍叔牙返齐。

到达齐鲁边境时，鲍叔牙放了管仲。回国后，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乃天下奇才，您不可不得，我可以助您治理齐国，然而管仲可助您称霸天下。”齐桓公不计前仇，亲自出城迎接管仲，任命他为相国，从此齐国走上了称霸之路。

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二人的友情，为千古称颂，而这其中又与鲍叔牙知人善谏、齐桓公胸怀大度是分不开的。

今天是个好日子：“端午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每个家庭肯定有许多有趣的事!下面我来说一说我的事：

今天上午我起床后，刷完牙洗完脸后，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子上开心的吃粽子，突然我想到了楚国一位伟大的好人：屈原。屈原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好的教育，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许下了：一定要报效祖国。后来他长大了，看到老百姓有的屈辱，便决心保护、帮助他们。因为自己的力量始终不是很大，而且社会上的捣乱分子又在抓他，自己本可以乘船过江，还是跳江而死。

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便去捞屈原的尸体，捞了很久始终没捞到屈原的尸体，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鱼儿不咬屈原的尸体，只有把粽子扔入江内，让鱼儿吃粽子，这样才能保全屈原的尸体。后来每年这一天老百姓们都吃粽子，都往江里扔粽子。因此每年这天就是端午节。

在幻想完这件事后，我便讲给爸爸妈妈听，我们都沉重的低下头去。

他是一个私生子,因为父亲作为一个占卜者无法养活他,母亲不得不嫁给已经有了11个孩子的男人。11个孩子加上他,继父的境况可想而知。他的童年,泪水远多于欢笑。

11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外出打零工。14岁的时候,他到一家罐头厂做童工,每天工作长达十个小时,仅仅能得到一美元。不久,他想方设法借了一些钱,买了一条小船,参加偷袭私人牡蛎场的队伍,结果被渔场巡逻队抓获,罚做苦力。出来以后,他决定去远东当水手,结果境况并未好转。18岁的时候,他又因为领导失业者组织向华盛顿出发而被以“践踏国会草坪”拘捕……监狱、警察局几乎成了他的家。

尽管如此,他对生活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始终相信,自己能亲手推开生活紧闭的门扉。在他20岁那年,他考进了加州大学。但因为交不起学费,一年后他被迫退学,去阿拉斯加淘金。然而,黄金没有淘到,他却染了一身重病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他萌发了写作的愿望。这时,他丰富的生活经历,铸就了他第一篇小说—《给猎人》。

第一篇小说发表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两年后,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狼之子》。至此,这个和生活拼搏了20多个年头的年轻人,终于为自己打开了生活的一扇小门。到他33岁的时候,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马丁·伊登》。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是主人公伊登依靠个人奋斗功成名就的故事,但是成名之后的他得到的不是欢乐,而是可怕的空虚,结果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一生。

他就是“世界四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的杰克·伦敦。

成名的杰克,赚到了很多的钱。他曾花大笔钱建造一艘游船和一座别墅。不幸的是,落成不久,别墅忽然起火焚毁。看着十万美元化成的废墟,这位自称为了钱而写作的作家只是轻轻地摆了摆手,宣布另建一个庄园。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写出了许多粗制滥造、背离信念的低劣之作,沉沦到了极端个人主义深渊。到他40岁时,他也像他代表作中的主人公一样,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十几年来,他留下了鱼龙混杂的49部著作。

杰克·伦敦短暂的一生,像一部生动的人生教材,他告诉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推开面前的门固然重要,但关上身后的门更为重要。我们在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更应该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拒绝的。

这座老房子被分成两半，中间只隔了层薄薄的板壁，声音可以轻易地穿透过去。北面住着伦纳德一家，南面住着哈格一家。

伦纳德家的夫妇俩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他们刚搬进来没多久，不过已经发现了板壁的秘密，所以这会儿他们正用友好的态度讨论晚上是否能把孩子——保罗，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没事。”保罗说。他是个安静敏感的孩子，比同龄人更高更瘦。“在这儿能发生什么?我会没事的。”

保罗的父母走了没多久，哈格家那边的收音机响了起来。起初音量很低，低得保罗都听不出播音员在说什么，音乐声断断续续，朦朦胧胧。

保罗故意努力去分辨音乐声，而不去听隔壁男女的吵架。

男人和女人的声调越来越高，盖过了收音机的声音。女人开始尖叫，男人则咒骂着一些可怕的话。突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只有收音机仍在响着。

接着争吵声又起，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激烈。女人又开始尖叫，叫声尖利刺耳恶毒。

保罗摇晃着站起身，他害怕地想喊。必须阻止他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

保罗听见女人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咔咔地响过，收音机音量突然变大了。保罗觉得自己好像被关进了。一面鼓里，男低音在他耳边隆隆作响。

“现在，”收音机在轰鸣，“如果你有什么心愿，记得拨打9—3000，告诉夜间节目的山姆。”

音乐声充斥了整座房子，摇撼着它。

隔壁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是摇门声。保罗感到皮肤上一阵刺痛，他必须面对现实了，如果他不阻止他们，这对男女会杀了对方。

他用拳头砸着墙。“哈格先生，停下!”他哭叫着，“哈格太太，停下!”

隔壁传来瓷器破碎的声音。收音机的声音静了—下，接着又铺天盖地地淹没了一切。

保罗靠在墙上无力地颤抖着：“哈格先生!哈格太太!求求你们!”

“记住电话!”夜间节目的山姆说，“记住9—3000!”

保罗茫然地走到电话前拨通了这个号码。

“我有一个心愿，”保罗说，“莱米奥·哈格要对太太说：‘我爱你，让我们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开始吧。’”

女人的叫声盖过了收音机里的嘈杂。

保罗把话筒搁回支架上。音乐声停了，他的汗毛立了起来。

“各位!总是有人打电话给我，想和他或她的另一半重归于好。”山姆说，“我猜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婚姻开玩笑，但生活不会永远甜蜜顺利，—定会有些磕磕绊绊，有时人们会伤害到自己所爱的人。”

保罗被山姆睿智的话语所折服。隔壁打开了收音机简直就是天意，因为山姆就像上帝派来的使者。现在万事俱备，奇迹即将出现。

“如果说，”山姆继续说，“我从你们这些了不起的听众那里学会了什么，那就是，只要人们愿意抛开他们的骄傲，真诚地向对方说声对不起，世界上就不会有离婚这件事了。”

他和山姆刚刚合力导演了多么感人的一幕，保罗的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现在，莱米奥·哈格先生要对他的太太说：‘我爱你!让我们忘掉过去的不愉快，重新开始吧。”

隔壁的收音机关掉了，周围安静下来。

一种自豪的情绪流遍保罗全身。

隔壁响起脚步声，缓慢拖沓的脚步声。

“这么说，”女人说道，“你想让你太太回来?好吧，我不会碍事的，我把你还给她。”

枪声响起。

保罗扑到床上，用床单蒙住头。在一团漆黑闷热中他放声大哭。

东汉末年，七岁的华佗到一位姓蔡的医生家里去拜师学艺。见过师傅之后，华佗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静听老师的吩咐。

蔡医生技术精湛，前来拜师的人很多。蔡医生想收一个聪明的孩子为徒弟，决定先考考他们。

他把华佗叫到跟前，指着家门前的一棵桑树提了一个问题：“你瞧，这棵桑树最高的枝条上的叶子，人够不着，怎么才能采下桑叶？”

“那就用梯子呗！”

“我家没有梯子！”

“那我就爬上去采！”

“不！你能够想出别的办法吗？”华佗找来一根绳子，在绳子上系了一块小石头，然后将它往最高的树枝上抛。绳子将那根树枝拉了下来，华佗一伸手就把桑叶采下来了。

“好，很好！”蔡医生高兴地点点头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院子里有两只山羊在打架。几个孩子去拉，结果都没有拉开。

“你能让那两只羊不再打架了吗？”

华佗围着桑树转了一圈，拔了一把鲜嫩的绿草。他把草送到山羊面前。这时，山羊的肚子也饿了，见了草就顾不上打架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很高兴当你的老师！”

后来，华佗成了一代神医。

凡事善于开动脑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若是知难而退，只会使自己变的更加平庸。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他学问是靠母亲教导和自修得来。他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谅解与耐心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贡献。 “浪费，最大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时间办更多事情。”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助手脸红了。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潘刚时的一位老师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学生：“行为举止温和，做的事却锋芒毕露”。纵观潘刚在伊利的一系列管理轨迹，似乎应验了这位老师的评价。

35岁，如果放在网络圈子里，这个年龄不值一提。但对于伊利这样一个有着国有控股背景、员工万人的乳业企业，在包括原董事长在内多名高管被刑拘的危机下，一名35岁的当家人挑起的这副担子，足以让投资者、上下游的供应商和商以及员工捏着一把汗。

35岁的内蒙古伊利集团公司总裁潘刚用一年的交出了一张优秀的答卷。2005年伊利成为2008奥运会赞助商，获得最佳企业称号、公民称号等多项荣誉，潘刚本人亦当选CCTV年度经济人物。2005年公司收入高达121.75亿元，创造了公司和行业的最佳业绩。

潘刚高高的个头，壮实而匀称的身材，戴着细细的金丝边眼镜，身着白衬衣、深色长裤，表情温和甚至带有些许腼腆，看来有点像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潘刚耐心认真听完记者的每一个问题，回答时语调平和、清晰，既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引经据典。

关键时刻显锋芒

潘刚时的一位老师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学生：“行为举止温和，做的事却锋芒毕露”。温和是所有和潘刚打过交道的人说起他时最容易总结出的特点，但锋芒毕露却只有和潘刚一起工作过的人才能够有的感受。

出生在教师之家的潘刚，从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一个县里考入内蒙古农业。因为学的是食品专业，毕业后的潘刚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回民奶制品厂，从一线工人到集团董事长潘刚用了12年的。

2004年12月，因涉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用于个人营利，内蒙古伊利集团公司前董事长郑俊怀等5名高层管理人员被公安机关刑拘。该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伊利股份也被上交所紧急停牌。一，伊利危机引发全国注目。

危机一发生，全国各地纷涌而至的投资者和媒体记者大有围剿伊利之势，让上至奶农、供应商，下至消费者、经销商以及广大职工和投资者惊惶不安。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三大富豪的财富观

洛克菲勒到饭店住宿，只开普通间。侍者不解，说：“您儿子每次来都要最好的房间，您为何这样?”洛克菲勒说：“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比尔·盖茨和一位朋友开车去希尔顿饭店，发现饭店前停了很多车，车位很紧张，而旁边的贵宾车位却空着。朋友建议把车停在那儿。

“噢，这要花12美元，可不是个好价钱。”盖茨说。

“我来付。”朋友道。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超值收费。”盖茨说。

在盖茨的坚持下，他们最终还是找了个普通车位。

一次，李嘉诚上车前掏手绢擦脸，带出一元钱的硬币掉到地上。天下着雨，李嘉诚执意要从车下把钱捡出来。后来还是旁边的侍者为他捡回了这一元钱，李嘉诚付给他100元的小费。他说：“那一元钱如果不捡起来，被水冲走可能就浪费了，这100元却不会被浪费，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被浪费。”

这三个大富豪都喜欢财富，因为热爱并珍视财富是获得财富的前提条件，他们从来不乱花钱，很重视财富应有的价值，这可以说是他们对财富的基本态度和良好习惯。但他们又不为财富所羁绊，不困于财富，为慈善事业所做的捐献是数以亿计的，他们让财富充分体现它自身的价值，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崔永元的第一课

名嘴崔永元从央视辞职后，任教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提前三个多月就开始备课，泡图书馆，查阅资料，制作教案，可谓精益求精。开课前一天，他想在网上再淘点资料以完善教案，没想到，输入关键词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因为他发现网上各种观点比他想要告诉给学生的还要全面。

重新备课已来不及，崔永元只得硬着头皮走进课堂。大概讲了十来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那是个在学术界都没有定论的问题。怎么办?是装腔作势地谈出一二三点，还是应付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次课谈及”?显然，这都不是好办法，崔永元知道，如今那个“只有你知道，学生不知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蒙混是过不了关的。相较于主持人，老师的要求高得多，主持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上个世纪有这样一件事。”但大学老师则不能，他们必须说：“一九几几年，几月几日如何如何，某某报纸怎么报道。”也就是说，主持人能够含糊其辞，而大学老师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不过，崔永元反应很快，也很冷静，在那学生提问后，没有再按教案讲课，而是对全班学生说：“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一件事在历史上说法很多，哪个才是真相呢?下面，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畅所欲言，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几十分钟很快过去，这堂课在大家意犹未尽中顺利结束。

从备课到授课，崔永元的第一课其实更像一种历险，他之所以能最终涉险过关，关键在于他没有用“著名主持人”的名头去唬学生，而是把自己摆在“新手”的位置上，对教学环节做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以至于面对难以解答的学生提问时，能够选择最为恰当的探究式教学法，最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

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他(她)曾经有多么“牛”，在跨界之后，都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一只“羊”。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张国立的幽默妙语

2019年，央视春晚主持“新人”张国立的幽默妙语多次赢得满堂喝彩，比如，他戏谑毕福剑时说：“一提到女演员，你的脸上就必浮贱!”仅仅是巧用谐音，即“一语中的”，让人乐不可支。张国立是大型影视颁奖典礼的主持常客，他的幽默风采早已练就。

虚实结合，回避难题

2019年1月7日下午，“把乐带回家2019年暨快乐送”启动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品牌代言人张国立、蔡依林等明星悉数出席。由于张国立是春晚团队主要成员，因此，在记者提问环节，张国立便成了焦点。看到一位事先准备好问题的记者拿出字条，张国立先发制人道：“一看你就是主办方的托，提个问还照着字条念，一点都不专业。”哄堂大笑之后，这名记者问：“有消息说，您将担任春晚主持人，是真的吗?”闻言，他先是拿出手机做打电话状，随即又放下手机说：“现在打好像不好，等一会儿我问问冯小刚，看能不能说。”逗得现场一片笑声。又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在春晚上演小品，对此，他又故技重演道：“我还没有接到确切消息，不过对网上的各种说法，我现在不能去回应。我一会儿给你冯小刚的电话，你直接打给他吧!”于是，又引来阵阵笑声。

由于张国立是冯小刚的铁哥们，既是春晚团队成员，又是主持和表演大家，因此，网上关于他的传闻铺天盖地，记者们又怎会轻易放过?但惯于幽默的张国立，练就了一副绝好的“太极”功夫，面对“主持人”之问，他虚虚实实、假痴不癫，谈笑间便将难题化解;对于“演小品”之问，他在直言“现在不能去回应”后，再次祭出挡箭牌春晚导演冯小刚，于是，难题又一次“灰飞烟灭”。

巧思妙解，表达情意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私人订制》“优质刚材”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张国立应邀担任该场发布会主持人。一开场，张国立便给多年的好友冯小刚和葛优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青花瓷瓶，待对方询问原因，他含笑解释说：“在得知要来这次发布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冯小刚‘订制’我做主持人，那我也得礼尚往来，给二位‘订制’一份礼物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瓷质瓶子。”“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说头!”葛优忙不迭地插话道。“当然有说头啦!你和冯小刚相交20年了吧?20年在婚姻里叫什么婚?瓷婚!”就在观众都报以掌声时，他笑着制止道，“别急啊，还有呢!要是套用北京话，‘瓷’还能讲成什么?瓷实，也就是铁哥们!现在可以鼓掌了!”于是笑声一片，掌声四起。

此中，张国立从两个层面回答了问题。对“送礼原因”，他援引“礼尚往来”之熟语，巧取《私人订制》之“订制”，既理据充分又契合，自给人以智慧风趣之感。至于“送瓷瓶原因”，解说则更为高妙，“婚姻”之比，可见友情之深。20年“瓷婚”之际，送上一个“瓷实”的瓷瓶，岂不是意义非凡?而张是二位共同的朋友，可谓人所共知。如此，观众便能从礼物中感受到他对友情的珍视，进而由衷地为其巧思妙解而喝彩。

生拉硬扯，营造氛围

冯小刚电影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演出串场时，主持人张国立则对冯小刚及到场嘉宾葛优等人极尽调侃之能事。在说葛优时，他先回忆起1988年：“那时候我们一起拍《顽主》，我是男一号，葛优是男二号。结果男一号没火，他却火了。我就开始研究他，发现光头的男演员容易火，我就也光头了。”一片笑声中，他又一本正经道：“拍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热门电视后，我还是不如他火呀!于是就继续研究，原来我还在拍电视剧，葛优都演电影了。但对这个研究结果，很多人不认可，理由是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呢!于是我特地研究了一番他的光头，确实不长头发。摄影机快拍他头顶!”就在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时，他又自嘲道：“不过，我最近脱发，很可能要火。”随之更是爆笑不止。

不长的几句话，即赢得多次笑声和掌声，其原因则是成功地运用了生拉硬扯之术。众所周知，“光头”与“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但张国立却一本正经地说“光头容易火”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又假借他人之口研究出“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而葛优又恰恰是个真光头。如此出人意料的生拉硬扯，能不让人乐而开怀?再加之他在说话时亦庄亦谐，赢得笑声和掌声自属情理之中。

寓庄于谐，给人教益

由南方电视台主办的“南方盛典颁奖礼”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现场揭晓的“‘剧’变50年·十大经典电视剧”中，《西游记》《红楼梦》《亮剑》《金婚》《士兵突击》《上海滩》等赫然在列。由于张国立在《金婚》中饰演的是男一号佟志，其妻邓婕在《红楼梦》众成功地塑造了王熙凤的形象，于是，夫妻二人便代表两个剧组登台领奖。

二人携手上台时，观众则狂呼“张国立，张国立”，考虑到邓婕或有些许难堪，张国立先是风趣地回应：“哎，这么老了还有人叫啊!”惹来全场大笑后，他又高声说道：“恭喜邓婕，‘十大经典’，咱家就占了两个。邓婕老师平时老问我，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那么爱拍电视剧?现在我可以当众回答她了，爱拍，就是为了喜欢我们的观众啊!”此言一出，台下掌声如潮。

作为丈夫，不能让妻子受到委屈，无疑是一种责任。于是，面对粉丝只喊自己的姓名，张国立先是以“老了”自嘲，引发笑声后，又极为机智地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到夫人身上。如此一来，不仅赢得了夫人的欢心，而且还能借助于这番诙谐妙语向观众表白——我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你们!而这种职业操守，难道不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极为需要的吗?于是，人们在深受感动和教益的同时，自然会回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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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处变不惊

1991年7月，李咏刚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就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招聘考试。面试当天，中央电视台把内部的闭路电视全部开通，台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面试现场的画面，考场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初出茅庐的李咏有点儿慌，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随着面试的进行，他逐渐适应了这种场面。

当时正打海湾战争，考官问海湾战争参战国都有哪些国家？李咏搜肠刮肚说了一些，惟独少了伊拉克，台下马上就有人质问，李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联合国正制裁呢，那是‘敌’国呀！”一句话让台下的人全乐了，李咏由此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利地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为日后成为综艺节目“一哥”奠定了基础。

毕福剑：不落窠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福剑从部队退伍到地方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家待业。一天，他在街头看到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招生的广告，便抱着“玩一把”的心态花4元钱报了名。之后，他参加了导演系组织的集体面试。考官给毕福剑所在的6人小组出的小品题目是《公共汽车站》，要求在5分钟之内设计构思，3分钟表演完毕。6人中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主动做了临时头目，组织牵头落实了剧情，并给其他人分配角色：司机、售票员、逃票者、劝架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没有给毕福剑分配角色。小品表演的场面很热闹：车到站，逃票青年要下车，被售票员死死拽住，并告知司机不要开车门，以防逃票者逃跑……毕福剑只是在一旁看热闹。

3分钟的表演时间很快结束，考官愣是没看明白毕福剑演什么角色，便问他：“你在小品中演什么角色？”毕福剑回答说：“我演的是观众。有司机、有售票员、有逃票的，没观众可不行。”凭借不落俗套的回答，毕福剑顺利进入了复试，从而最终被导演系录取。

没想到近千名应聘者只有他笑到了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毕福剑感叹道：“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么幸运的事会落到我头上。当初我若知道最终只招一人，打死我也不敢报名啊！”

刘忠学2000元车费找到好工作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校许多同学躺在屋子里睡大觉，也有的同学苦于经济困难，不愿四处奔走，只是放任自流地听天由命。

刘忠学，湖北人，我校机械学院毕业生。他是当时的机械学院记者站站长，经常请我去给小记者们传授新闻写作知识。这个学生脑瓜灵活，我平日里闲聊中的许多话他都一一牢记在心。毕业的时候，他借了不少钱用于跑全国各地的人才市场。后来听他说，他去过重庆、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深入到用人单位求职。因为他口才好，具有相当的文字水平，重庆的一家部队科研单位和北京清华大学一家企业都看好他。后来，他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离他老家较近的湖北省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那里做报纸编辑工作。当他的工作定下来之后，很感慨地对我说：“都说工作不好找，你不去找当然不好找了。我光火车票就花了2000多远，其实很多用人单位还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田雨死缠硬泡进了一家研究所

田雨，也是机械学院学生，和我关系很近，经常到我家里玩。这个孩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实在的很。毕业的时候，我为他笨嘴拙舌的样子担心，怕他气质、形象欠佳，找不到好工作。没想到，由于他的韧性，竟然也会心想事成。

当时天津市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到我们学校招聘，等田雨知道消息的时候，人家名额已经招满了。记得当时我为此事还很着急。可是后来田雨告诉我，他被录用了，我奇怪，问怎么录用的？他说：“人家是招满了，我怎么说也不行。可是我不死心，就跑到人家单位软磨硬泡，他们被我的执着感动了，就请示了领导，愣是增加了一个名额，把我录用了。”看着孩子喜笑颜开的样子，我这个当老师的别提多高兴了。

老约翰·洛克菲勒在他33岁那年赚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到了43岁，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垄断企业———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那么，53岁时他又成就了什么呢？

不幸的是，53岁时，他却成了忧虑的俘虏。充满忧虑及压力的生活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传记作者温格勒(Winkler)说，他在53岁时，看起来就像个僵硬的木乃伊。

洛克菲勒53岁时因为莫名的消化系统疾病，头发不断脱落，甚至连睫毛也无法幸免，最后只剩几根稀疏的眉毛。温格勒说：“他的情况极为恶劣，有一阵子他只得依赖酸奶为生。”医生们诊断他患了一种神经性脱毛症，后来，他不得不戴一顶扁帽。不久以后，他订做了一个500美金的假发，从此，一生都没有脱下来过。

洛克菲勒原本体魄强健，他是在农庄长大的，有宽阔的肩膀，迈着有力的步伐。可是，在多数人的巅峰岁月———53岁时，他却肩膀下垂、步履蹒跚。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却只能靠简单饮食为生。他每周收入高达几万美金———可是他一个星期能吃得下的食物却要不了两块钱。医生只允许他喝酸奶，吃几片苏打饼干。他的皮肤毫无血色，那只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他只能用钱买最好的医疗，使他不至于53岁就去世。

为什么？完全是因为忧虑、惊恐、压力及紧张。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逼近坟墓的边缘。他永远无休止地、全身心地追求目标，据亲近他的人说，每次赚了大钱，他的庆祝方式也不过是把帽子丢到地板上，然后跳一阵土风舞。可是如果赔了钱，他会大病一场。一次，他运送一批价值4万美金的粮食取道太湖区水路，保险费需要150美元。他觉得太贵了！因此没有购买保险。可是，当晚伊利湖有飓风，洛克菲勒整夜担心货物受损，第二天一早，当他的合伙人跨进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正来回踱步。

他叫道：“快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投保。”合伙人奔到城里找保险公司。可等他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洛克菲勒的心情更糟。因为他刚刚收到电报，货物已安全抵达，并未受损！于是，洛克菲勒更生气了，因为他们刚刚花了150美元投保。

事实上，是他自己把自己搞病了，他不得不回家，卧床休息。想想看，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50万美元，他却为区区150美元把自己折腾得病倒在床上。他无暇游乐、休息，除了赚钱及教主日祈祷，他没有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

他的合伙人贾德纳(GeorgeGardner)与其他人以2000美元合伙买了一艘游艇，洛克菲勒不但反对，而且拒绝坐游艇出游。

贾德纳发现洛克菲勒周末下午还在公司工作，就央求他说：“来嘛！约翰，我们一起出海，航行对你有益，忘掉你的生意吧！来点乐趣嘛！”

洛克菲勒警告说：“乔治·贾德纳，你是我所见过最奢侈的人，你损害了你在银行的信用，连我的信用也受到牵连，你这样做，会拖垮我的生意。我绝不会坐你的游艇，我甚至连看都不想看。”结果他在办公室里待了整个下午。

后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他或者选择财富与忧虑，或者他的生命。他们警告他：再不退休，“就死路一条”。他终于退休了，可惜退休前，忧虑、贪婪与恐惧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

医生竭尽全力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要他遵守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终其一生，他都牢牢记住。这三项原则是：

(1)避免忧虑，绝不要在任何情况下为任何事烦恼。

(2)放轻松，多在户外从事温和的运动。

（3)注意饮食，每顿只吃七分饱。

洛克菲勒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因此他捡回一条命。

他退休了，他开始学习打高尔夫球，从事园艺，与邻居聊天、玩牌，甚至唱歌。他开始想到别人。

这一生他终于不再只想着如何赚钱，而开始思考如何用钱去为人类造福。总而言之，洛克菲勒开始把他的亿万财富散播出去。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你我都应该为盘尼西林和其他数十种使用他捐赠经费完成的发明，而真诚地感谢洛克菲勒。以前儿童患脑膜炎的死亡率曾高达五分之四，现在我们子女的生命不再受脑膜炎的威胁，这也是洛克菲勒的功劳。

洛克菲勒开心了，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使自己成为毫无忧虑的人。事实上，后来当他遭受事业重创时，他也不肯因此而牺牲一晚睡眠。

这个重创是他一手创办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罚款，这是美国当时最大的一笔罚款。美国政府裁定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直接违反了美国反托拉斯法。诉讼持续了五年，全美最杰出的法律精英都加入了这场历史最冗长的法庭战争，但最后，标准石油公司败诉了。

当法官宣判时，辩方律师都担心洛克菲勒无法承受———他们显然并不了解他的改变。

当天晚上，一位律师打电话通知洛克菲勒，他尽可能平静地叙述这个判决，接着他说出了心中的顾虑：“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判决而难过，洛克菲勒先生，希望你今晚能安心睡觉。”

洛克菲勒立即回答：“约翰森先生，不要担心，我决心好好睡一觉。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晚安！”

这几句话居然出自一位曾为150美元而失眠的人口中———洛克菲勒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克服忧虑。

53岁时，他差点丧命，最后却能活到98岁。

爱迪生一生留下了2000多项发明成果，而每一项成果的发明过程都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以电灯发明为例，他前后一共做了2000多次实验。

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爱迪生又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和精力中，创造出那么多的发明成果，经历着那么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查阅了有关介绍爱迪生的书籍。最近，在阅读《爱迪生传》一书时，才解开了这个谜团。书中说，从爱迪生的发明来讲，“爱迪生”的称谓，不仅仅是指爱迪生本人，而是他所率领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就是说，爱迪生的发明，不只是爱迪生一个人的发明，而是爱迪生率领的团队所共有的发明；爱迪生所经历的极其艰难而又复杂的实验过程，也不是爱迪生独立完成的，而是这个团队所共同完成的。

据《爱迪生传》中介绍，爱迪生的个性“像电灯一样，照亮整个房间”，他很善于激发团队中每一位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善于根据每一位队员的特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所以，团队中的所有队员都乐意跟他一起工作，都乐意为他效力。

施特劳斯高超的指挥才能，凭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指挥的一个团队。1872年，“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来到美国。美国人想创造一个世界之最，请施特劳斯指挥一场由2万人参加演出的音乐会。一个指挥家一次指挥几百人的乐队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何况是2万人？

然而，施特劳斯却成功地指挥了这个由2万人组成的乐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那么，施特劳斯是怎样指挥一个如此庞大的乐队呢？施特·劳斯说，其实他只是指挥了100人。原来，施特劳斯担任的是总指挥，下面有100位助理指挥，他所指挥的，就是这100位助理指挥。2万人的乐队，再由这100位助理指挥去指挥，每位助理指挥分摊下来，也仅仅指挥了200人。

真的没有意外，每个成功的人都是指挥家！

如果说 贝多芬通过不懈的奋斗而努力接近上帝的话，那么莫扎特就是天使在人间。

莫扎特出身于萨尔兹堡宫廷乐师家庭，很小就显露出极高的音乐天赋，即兴演奏和作曲都十分出色，六岁即创作了一首小步舞曲，并在欧洲旅行演出获得成功，被誉为“神童”。1773年任萨尔兹堡大主教宫廷乐师，1781年不满主教对他的严厉管束而愤然辞职来到维也纳，走上了艰难的自由音乐家道路。

莫扎特学起音乐来就如同别的婴儿学说话一样发自天然。他有一个姐姐叫玛丽安娜（marianne）。当沃尔夫冈刚会走路时，在父亲给小玛丽安娜上音乐课的时侯，他就听着。然后他蹒跚着走到拨弦古钢琴那里把教材从头到尾弹得一点不差。到他四岁时，他不仅能弹拨弦古钢琴，而且开始写作小巧的小步舞曲，甚至为乐队写一部协奏曲。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得到了一把小型的小提琴并且学着拉它。有一天，当他的父亲和三个朋友正在花园的凉亭里弹奏一部弦乐四重奏时，小沃尔夫冈把那第二小提琴分部一点不错地拉了出来！他们都大为惊讶，他又同样把那第一小提琴分部拉完。他是出色的钢琴家，可视谱演奏协奏曲，能即兴演奏。从六岁开始作曲：八岁时写下第一首交响曲，十一岁写下第一首清唱剧，十二岁写下第一部歌剧，十四岁指挥了该歌剧的十二场演出。他在1773年听了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后，同年首次写出自己的六首四重奏，时年十七岁。

起初，莫扎特的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到德国的音乐城市慕尼黑。在那里，他们使所有的人都高兴得发狂。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市镇停下来，在贵族们的宫殿里开音乐会。在一个寺院里，孩子们在管风琴上以娴熟的技能使那些善良的修道士们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过去从来也没有试过这样演奏这个乐器。不久他们就常被邀请到公爵和王子们的家里演奏。后来，他们渴望已久的时刻来到了：他们接到邀请，到皇帝的宫殿里去演出。孩子们在皇帝和皇后以及他们的整个宫廷面前演奏。小沃尔夫冈被要求作各种不同的测验：他视奏了宫廷作曲家一首难弹的协奏曲，那作曲家为他翻着乐谱，看着他在主题上出色的即兴演奏；他用一个手指弹琴，又在蒙着一块布的键盘上弹奏。最后，皇帝称他是一个小魔术家。皇后送给每个孩子一个钻石指环，给玛丽安娜一件白色丝绸服装，给沃尔夫冈一件镶着宽金边的淡紫色的丝绸服装。

莫扎特全家乘坐公共马车在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旅行了三年。每到有公爵或王子掌管宫廷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开音乐会。那些贵族夫人们对这个小男孩宠爱得这样厉害，以致父亲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真希望她们给这孩子的金币象她们给他的亲吻一样多。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这个孩子出于本能懂得的音乐比许多大教堂教师钻研了一辈子所学的还多。”当莫扎特全家回到萨尔兹堡的时候，他们带的许多有装饰图案的精细纺织品、披巾、绸缎、鼻烟盒、戒指和其它礼物足够开一个铺子，但却没有多少钱，他们在音乐会上挣来的钱都在旅途中花光了。他的父亲意识到：假如让这孩子在萨尔兹堡呆得太长，他很快会被世人忘记。于是他又计划了一次旅行演出，这次是去意大利，一个当时在音乐上非常重要的国家。那时，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有歌剧院，它的歌剧作曲家和歌唱家到全世界都很吃香，往往挤占了当地音乐家们的工作。父亲认为假如沃尔夫冈能够在意大利赢得名誉的话，他在世上的道路就容易走了。父子二人开始了在意大利各城市的旅行演出，自始至终都是一项胜利凯旋。富有的夫人们把各种礼物倾泻到他身上，人们委托他为米兰的大歌剧院写歌剧。在拿波里，他的演奏使单纯的老百姓吃惊得以为他的钻石戒指一定有魔术，要求把它脱下来看看。在罗马，他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到西斯廷大教堂去听一个圣乐作品。合唱班对乐谱戒备森严，从来都不准许别人把它抄下来。沃尔夫冈回到自己房间里，仅凭记忆就把它写出来了！

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从小就喜爱菊花。唐代风俗，在重阳节这天，亲友相约登高，饮酒赏菊。黄巢的爷爷因为自家满园菊花盛开，便在园中摆下家宴，邀子侄们一起来赏菊。酒过三巡，老爷爷一时兴起，提议以菊花为题，大伙儿联句赋诗。谁知轮到他联句时，竟一时想不出佳句来。坐在爷爷身旁的黄巢等得不耐烦了，就抢先脱口吟道：“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

清脆的童音刚落，顿时赢得全场喝采。可唯独黄巢的父亲神色惶恐，连连摇头说：“这赫黄衣是老天赐给皇帝的，你怎么敢随便乱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说着，就要动手教训黄巢。老爷爷一看不好，连忙挡住，说道：“恕他年幼，不要打了，就罚他重做一首吧!”

不等父亲表态，黄巢立即应声：“遵令!”只见他略加思索，立成一篇：“飒飒西风满园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李一处开。”

诗的大意是说：在飒飒的秋风中，满园菊花一齐开放，但因秋天逐渐寒冷，所以蜂蝶不来。将来我如果做了春天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李花同在春天开放。

这首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举座的人都为他的诗才惊叹不已。

后来，黄巢赴京赶考。虽然他抱负远大，才华横溢，但由于科场黑暗和朝廷腐b，结果却名落孙山。此时，他深感自己像开不逢时的菊花，又做了一首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这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他要砸碎旧世界、重奠新乾坤的豪情壮志。

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入学考试。

坐在主考席上的几位教授，被一个中国肯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无论是和声、赋格还是作品分析，成绩都属优秀。而且，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经过一番品评，主考教授当即宣布，正式录取这位中国考生进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并且说，由于他考试成绩优异，校方决定给他颁发荣誉奖。按照学校的惯例，受奖者有权选择奖品，就看他最需要什么?

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站在主考席前，当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后，才如梦初醒。又听说让他自由选择奖品，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踌躇了半晌，才羞涩而惭愧地说:“我需要饭票。”

是啊，此时此刻，对于冼星海来说，饭票是他最需要的……

一九O五年六月十三日深夜，星海诞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珠江边的一条小船上。脸色苍白的母亲取出一件破衣，用颤抖的手将他裹起来。他的父亲因终年在海上捕鱼，积劳成疾，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小星海靠母亲给人家做苦工拉扯着长大。为求生计，他们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

一九一八年秋，星海被人推若进了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学生特别班。一边学习，一边当校役，负责上下课摇铃、擦黑板等工作，以维持读书和日常生活。在这期间，星海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音乐。他不分寒暑，坚持不懈地弹奏钢琴，练习提琴和其它乐器，阅读了大量的音乐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初步显示出了音乐才能，被师生们誉为“南国箫手”。

星海并不满足于己有的成绩。他迫切要求提高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后又到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学习音乐。可是在旧中国(编辑注：在伟大的新中国情况更加严重)，一个穷苦孩子要学音乐，真比登天还难，他的幻想被现实击玻了。但他并不甘沉沦，他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用音乐艺术为祖国服务。一九二九年，当他二十五岁的时侯，为了求得深造，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毅然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巴黎去学音乐。

美丽的巴黎，是《国际歌》的故乡，这里的巴黎音乐学院，是世界许多着名音乐家的摇篮，为各国有志于音乐的青年所向往。可是，巴黎，这世界音乐的首府，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冼星海。

冼星海踏上巴黎街头时，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个法郎，而在那样挥金如土的城市，就连最简朴的一顿饭，也得花十二个法郎呀里冼星海流落在凄风苦雨的巴黎街头，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饭馆找到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把牛奶、士豆和牛肉运回来，接着便擦刷店堂地板，然后又忙着挑菜，等侯开门营业。开店之后就更忙了，跑来跑去，紧张地为顾客报菜送菜。他任劳任怨地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终于领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他立即给在祖国的母亲寄了一半，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每天深夜，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就赶紧收拾好锅盆碗盏，把厨房打扫干净。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开始练习小提琴。拉到实在拉不动了，就在厨房里用桌凳临时搭个床浦睡一会儿。早晨天亮前，再在厨房里拉一阵琴，然后开始干活。中午饭店休息，他又抓紧时间读音乐理论书籍。甚至在报菜送菜时稍有空隙，他也要从碗柜里取出小提琴，争分夺秒地拉上一首练习曲，听到电铃一响，他立即收起琴，快步前去给顾客端送饭菜。

冼星海如痴如迷的练琴，引起饭店老板不满意，有些同事也产生了误解，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讽。每当星海想练琴的时候，有的人就指手画脚地故意找些事让他做，或者说:“快把这一堆碗盆洗出来。”或者说:“再把厨房打扫一遍”不能练琴，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

后来，冼星海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间住房，这是一撞七层高楼顶上的一间小阁楼。房间只有一人来高，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房顶有个透气的叫做“牛眼”的天窗。每天凌晨，冼星海就起床，打开天窗，站在桌子上，将身子探出窗外，向着广阔的巴黎上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拉过琴再赶到饭店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再回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累，使得他情疲力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盘，为顾客勾划菜单，然后又捧着一大叠碗盆赶回厨房抢时间洗刷。刚开始洗，上菜的铃又响了，他扔下手中的活，赶忙端上菜盘去送菜，刚迈几步，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哗啦”一声，连人带菜一起摔在楼梯口。

老板暴跳如雷，将冼星海臭骂一顿之后，就把他开除了。冼星海从碗柜里拿出提琴，愤然离开了饭店，他又失业了。

夜巴黎的街道，灯红酒绿。饥肠辘辘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着，最后，他象是下了大决心似的，挟着小提琴，鼓足勇气向一家大餐馆走去。

馆子里除了法国男女顾客外，靠墉一角还坐着两个穿着特别时髦的中国官费留学生。他们正在喝着高级香槟酒，谈论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容貌和巴黎的桃色新闻。

冼星海走进餐厅，神情尴尬地开始了第一次拉琴卖艺。他拉了一曲圣·桑的《天鹅》，又拉了一曲比才的《哈巴涅拉》舞曲，人们不理会他。他硬着头皮，拿着盘子走过两个中国官费生面前，这两个官费生拉住他，非要他拉当时巴黎流行的黄色歌曲，他坚决不拉，两个官费生不但不给钱，反把他谩骂、侮辱了一顿……

饥饿、羞辱天天折磨着星海，但他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一天夜甩，寒风呼号，星海没有棉破，和衣躺在床上，冻得直哆嗦，实在没法睡一F去，只得爬起来点着煤油灯写作。忽然，风猛烈地从窗户吹进来，灯灭了，点着又灭了，一连点了好儿次。寒风猛烈地嘶吼着，星海的心也跟着激烈地颤抖起来，他不禁挥笔疾书，借着风声的呼号，倾诉痛苦的人生和对多难祖国的深切思念。

一首非凡的乐曲《风》诞生了，并幸运地得到了音乐大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由于奥别多菲尔的推荐，《风》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立即轰动了巴黎。巴黎音乐学院的杜卡斯等着名音乐家，都深深为星海的苦学情神所感动，他们欢迎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

洗星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扎饭票，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但那昂贵的学费书费仍然压得星海喘不过气来，他一面象‘饿汉”一样地拼命吞食学校的每一堂课，一面还得在晚间出去做工，挣几个法郎交学费和房租。

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学校再次给他颁发奖品。他毅然放弃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不朽的乐曲，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位奠基伟人。

与巴菲特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中国人赵丹阳愿意出211万美元，并于 2009年6月24日“正式吃成”。2010年巴菲特某顿午餐也拍卖出去了，有人愿意出168万美元。

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22年，首次给出A+的成绩就被他的得意门生巴菲特摘得。不过，1951年，当巴菲特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落魄了：为了毕业后能继续追随自己的偶像，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似乎无法拒绝的要求：不要薪水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结果，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原因是：当年犹太人被华尔街拒之门外，格雷厄姆更想把一些机会留给犹太人。

将老师奉为神明的巴菲特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

还好，巴菲特有一个混得不算太糟的老爸，他来到父亲开办的巴菲特·福尔克证券经纪公司工作。

可是巴菲特嘴巴很笨，他只能怯生生地向自己最熟悉的人开口，他开始打电话给自己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喜欢的股票。要命的是，他还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亏了钱。

而那些大客户们并不把他当回事。都是先从巴菲特那里得到股票推荐，再拿着这样的信息向更资深人士验证，并在其他经纪人那购买股票。

巴菲特开始憎恨这份工作，他要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工作少点儿依靠。他一直都喜欢做生意，于是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下一个加油站。

《巴菲特传》作者认为，巴菲特在父亲的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并不在投资上，而是去听了戴尔·卡内基的公众演讲课。上完卡内基的演讲课以后，巴菲特来到奥马哈大学，听他讲授“投资学原理”的课程。一学一用，巴菲特的“演讲技巧”进步神速。

毕业后的3～4年间，巴菲特一直与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往来，还定期从奥马哈到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传》中记述道：“像他一样执著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巴菲特最终被聘用了，他激动万分，当即飞往纽约，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报到日期提前了一个月。

两年后，巴菲特已经感觉导师的池子太小了，基金规模只有500万美元的公司已经无法给他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了。

到1956年春天，巴菲特不再为父亲或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打工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联合有限公司倾尽全力。

当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一位投资者向格雷厄姆提了一个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谁将继承你的衣钵？”格雷厄姆提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叫霍默·道奇的投资者，到西部度假时途经奥马哈，他和巴菲特简短地谈了几句，就向巴菲特的公司注资12万美元。

从此，巴菲特第一份工作历程结束，事业真正起步。

其实和你一样——他出身卑微，却身怀远大理想。多年前，他在xxxx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扮演那个宋兵乙，为增添一点点戏份，他请求导演安排“梅超风”用两掌打死他，结果被告之“只能被一掌打死”。这个年轻时被称作“死跑龙套的”卑微小人物，第一次当着导演的面谈到演技时，在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哄堂大笑。但他依然不断思索、不断向导演“进谏”，直至20xx年自己当上导演。那年，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其实和你一样——上世纪90年代，在一趟开往西部的火车上，梳着分头、戴着近视眼镜的他看上去朝气蓬勃，内心却带有微微的彷徨。那时的他严肃乏味，常常独坐好几个小时不说话。后来转行做主持人，xxxx年他第一次主持的电视节目播出时，他发现自己说的话几乎全被导演剪掉了。他让身为制片人的妻子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在主持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哪怕是最细微的毛病都不肯放过，然后逐条探讨、改正。即使今天其身价已过4亿，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持人，他仍未放弃面“本”思过。

其实和你一样——10年前，他是大学里的“小混混”，由于经常逃课而被老师责备。毕业后被分到当地的电信局当小职员，面对冗杂的机关工作，他感到既劳累又苦恼，后来他勇敢而果断地辞了职，然后自创网站，从而走向中国互联网浪潮的浪尖，他在20xx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居第一位。

其实和你一样——5年前的他是一个防盗系统安装工程师，依他的说法，“就是跟水电工差不多的工作”，“有时候装监视系统要先挖洞，一旦想到歌词就赶快写一下！”当年的他就是这么边干活边写词，半年积累了两百多首歌词，他选出一百多首装订成册，寄了100份到各大唱片公司。“我当时估计，除掉柜台小妹、制作助理、宣传人员的莫名其妙、减半再减半地选择性传递，只有12.5份会被制作人看到吧，结果被联络的几率只有1％。”其实那1％就是100％！xxxx年7月7日凌晨，他正准备去做安装防盗工作，有人打电话给他，那个人叫吴宗宪，同时走运的还有另一个无名小卒——周杰伦。从他和周杰伦合作的歌从没人要，到要曲不要词，慢慢地曲词都要，之后单独邀词，但还会有三四个作者一起写，直到最后指定要他的词。

可能你已经猜到他们是谁了，一个是周星驰，一个是李咏，一个是丁磊，一个是方文山。他们是目前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人中的一部分。

他们在成名前和你并无多大不同。不要抱怨贫富不均，生不逢时，社会不公，机会不等，制度僵化，条理繁复，伯乐难求。要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明天，或者明年，同样会诞生像他们一样成功的人，就看是不是今天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