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励志故事简短【热门20篇】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全程陪同了蓬皮杜总统在中国的访问。这既是法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元首应邀访华。它有力地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准备乘法方专机回国，周和部分官员到机场为他们送行。然而天公不作美，在飞机场送行时，下起了大雨。一大批去机场为蓬皮杜送行的群众，他们冒着磅礴的大雨，淋着雨整齐地列队站在那里。在告别时，我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准备送他们上飞机。不过，西装革履的蓬皮杜总统，冒着大雨不打伞。

当时，周的身体很差，一直被病痛所折磨。于是，警卫便想给周打伞。周一把推开雨伞，有些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而且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听了周的这番话，警卫和后面的领导都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也都纷纷把伞收了起来。

周在病痛中依然抱病顽强工作，而且非常注意外交礼节，关心、尊重群众，这让所有人都敬佩不已。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1.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人生的舞台上，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席勒

2.整个一生都在追求中度过吧，那么在这一生里必定会有许许多多顶顶美好的时刻。——高尔基

3.只有执着追求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才是成功者。——卢梭

4.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爱因斯坦

5.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爱因斯坦

6.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你要细细体味这过程中的每节，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你要认识每节的充分价值。——傅东华

7.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可能已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解放。——李卜克内西

8.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始终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鲁迅

9.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生命想象不到地短暂。——杜伽尔

10.人，就像钉子一样，一旦失去了方向，开始向阻力屈身，那么就失去了他们存在的价值。——兰道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在暑假里，我最喜欢读的书籍是《中外名人故事》，因为它让我懂得了许多大道理。

这本书讲了各个时代名人的故事，还把它们分成了各种类别：爱国的文天祥、鲁天佑、华盛顿等，奉献的诸葛亮、南丁格尔、居里夫人等，创新的黄道婆、哥白尼、伽利略等，探索的沈括、阿基米德、郑和等，拼搏的成吉思汗、李嘉诚、拿破仑……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特蕾莎修女》这一篇。特蕾莎修女，本名为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她从小就很有爱心，觉得自己未来的职业是帮助贫困的人。1937年5月，她决定成为终身制修女，并改名为特蕾莎修女。有一天，她发现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看起来快不行了，但她还是立即把她打理干净并送去医院，最后老妇人得救了，她就这样经常救济有困难的人。她的组织有很多钱，可她生活却很节俭。1997年9月5日，特蕾莎去世，全世界人民都悲痛不已。

读了这本书，我发现名人都拥有着善良、细心、认真……这些美好的品质，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才让他们向名人更加接近。相比之下，现在社会中有一些人拥有不好的品质，我想，如果人人都能拥有美好的品质，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丽。我还发现这些名人们小时候家里的情况都不太好，可是长大后能做出那么伟大的业绩，十分了不起。祖冲之废寝忘食地计算圆周率的准确数、乔丹忘记了时间似的练习篮球……我很敬佩他们。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的确是本好书，读了这些名人的故事，你就相当于走向了一条胜利的路。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1917 年1 月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胡适的父亲胡传曾经担任清廷的“淞沪厘卡总巡”，后调台湾，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病逝于厦门。胡适自小跟着母亲在绩溪老家，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家的女子，但也略通诗文，她经常教儿子背诵古典诗词，并且为他请了旧学根底很深的老师。胡适在故乡接受了 9 年的旧式教育，其间广泛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由于通过阅读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受到了运用白话文的训练，从而也确立了他的文学兴趣。

14 岁这一年，胡适曾经随三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写文章，所以就被编到五班，那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有一次，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来上海已经有 6 个星期了，胡适已大略能听懂上海话，他知道老师讲错了。等到老师讲完后，他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跟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学究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花镜向上推了推，“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

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那些书，背了多少东西，胡适都一一回答了。老师又问了他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他第二大就被升到第二班去了。

在上海，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他积极称赞维新，也有一定反清革命倾向。15 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

小说《真如岛》。19 岁那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下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游刃有余，轻轻松松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绝。这一次他的语文成绩是第一名，但是理科成绩却最差，在成绩过关的考生中，他的总分是最后一名。当年 9月份，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明朝洪武年间，适逢全国灾荒，百姓生活很艰苦，而一些达官贵人却仍然花天酒地。朱元璋决定自上而下整治一番挥霍浪费的吃喝风，只是一时又难于找到合适的时机，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了。

皇后生日那天，满朝文武官员都来祝贺，宫廷里摆了十多桌酒席。朱元璋吩咐宫女们上菜。首先端上来的是一碗萝卜，朱元璋说道：”萝卜、萝卜，胜过药补。民间有句俗话说’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愿众爱卿吃了这碗菜后，百姓都说’官府进了城，坏事出了门’。来、来、来，大家快吃。”朱元璋带头先吃，其他官员不得不吃。宫女们端上来的第二道菜是韭菜。朱元璋说：”小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得民心。”说完朱元璋又带头夹韭菜吃。其余官员也跟着夹韭菜吃。接着，宫女们又端上两碗别的青菜，朱元璋指着说：”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臣相。吃朝廷的俸禄，要为百姓办事。应该像这两碗青菜一样清清白白。”。吃法与上次一样，皇帝先吃，众官仿效，风卷残云。吃完后，宫女们又端上一碗葱花豆腐汤。朱元璋又说：”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明如日月，寅是寅来卯是卯，吾朝江山保得牢。”朱元璋动筷后，众官也就抢着吃了。吃完后，众官员以为下面可能就是山珍海味了，殊不知等了好久，宫女们就是不端菜来了。朱元璋见大家情绪有点紧张，于是当众宣布：”今后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皇后的寿筵就是榜样，谁若违反，定严惩不贷。”接着宣布散宴。

传说，自那次宴会后，文武众官宴会无一敢违例，廉俭之风倒也盛行一时。

美国著名的激励大师莱斯·布朗的左耳上结有厚厚的茧子。

布朗不是个幸运儿，他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稍大一点又被列为“尚可接受教育的智障儿童”，他实在有太多太多的理由。然而，他在中学阶段遇到了“贵人”——一位爱他的老师。老师告诉他：“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怎样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怎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彻底改变了布朗的命运。

布朗决定加入演讲会，为每一个像他一样被“瞎了眼的命运女神”无情捉弄的不幸者呐喊，让每一颗怯懦的心都滋生出进取的勇气，让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迸发出向上的力量。他咬定青山不放松。

布朗很有自知之明，他想自己没有过人的资质，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经验，要获得演讲的机会，只有一天到晚给人打电话，有时一天打一百多个电话，请求别人给他机会，让他去演讲。就这样，日久天长，布朗的左耳硬是被话筒磨出了茧子。

现在，布朗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励志演说家，他的演讲酬金每小时高达2万美元。一切都如期而至：掌声、鲜花、荣誉、金钱……

布朗笑了，他摸着左耳上的茧子不无得意地说：“这个老茧值几百万美元哩！”

我想，那茧子本身就是一篇撼人心魄的励志演说！把粗暴的拒绝记下来，把冷漠的推挡记下来，把所有泼进生命的冷水都记下来。然后，让它们沉积，凝结，最终开出了一朵离聪明和成功最近的惊世之花。

手上有茧，那是辛苦劳作的明证；脚上有茧，那是艰难跋涉的印痕；耳上有茧，那是征服命运的戳记啊！

艾萨克·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于1642年圣诞节出生在英格兰伍尔斯索蒲村，这一年正值伽利略与世长辞。和穆xxx一样，牛顿也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牛顿就显示出巨大的力学天赋。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小手。他聪明伶俐，但对功课却总是粗心大意，在学校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十八岁的牛顿进入剑桥大学后，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很快就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该世纪初期望远镜的发明，使天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都极力劝告所有欧洲的科学家，再不要依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要亲自做观察和实验。培根和笛卡尔的倡导为伟大的伽俐略所实践。他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所做的天文观测给天文学带来了革命，他的力学试验建立了现在人称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和发现行星绕日运动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为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基本知识，而且纯科学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但还无法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当科学被运用到技术领域时，就会使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

虽然哥白尼和伽俐略澄清了古代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为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作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定律来把这些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发现变成可以做科学预测的统一学说。是艾萨克·牛顿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学说，从而使现代科学进入了它一直所遵循的航程。

牛顿一般不愿意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早在1669年他就在他的大多数着作里对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在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出来。他公布的第一个发现是有关光的性质的一项突破性的贡献。牛顿经过一系列认真的试验，发现普通光是彩虹所有的不同色光的混合光。他还对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的结果做了认真的分析，根据这两个定律，1668年他设计并真正制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如今大多数天文台都使用这类望远镜。牛顿29岁时把他的这些发现及其许多其他光学试验结果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

仅就光学方面的成就或许就可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数学或力学方面的成就来，那就相形见绌了。他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积分，这一成就可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做出的，这一发明是当代数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仅是许多现今数学学说产生的种子，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现代科学在随后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牛顿仅仅发明了积分而别无所获，也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排到相当高的名次。

但是牛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力学方面，力学是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伽俐略发明了第一运动定律，这一定律描述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物体都受外力作用，力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物体怎样运动。牛顿提出的最着名的第二运动定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定律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他的第二定律（其数学表达式为F＝ma）可表述为：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即速度变化率），与作用在该物体上的合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除了这两个定律外，牛顿又提出了着名的第三运动定律（这定律可表述为，有作用力即外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且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他的科学定律中最着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四条定律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所有的宏观力学体系都可以利用这一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预测，从单摆的振动到行星绕日在其轨道上运动都用得上。牛顿不仅提出了这些力学定律，而且还利用积分这一数学工具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基本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牛顿定律可以而且已被用来解决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问题。牛顿在世时，他的定律的最有戏剧性的应用是在天文学领域里。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处于领先地位。168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通常只称作《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并说明如何利用这些定律来准确预测行星绕日的运动。牛顿的这一壮举圆满地解决了动力天文学的主要问题，即准确预测星体和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因此牛顿常被认为是所有的天文学家之魁。

应该怎样评价牛顿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呢？如果我们翻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就会看到提到牛顿及其定律和发现的条目比任何其他一个科学家都要多（也许多二到三倍）。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对牛顿的评价。莱布尼兹决不是牛顿的朋友而是与他进行过唇枪齿剑之争的对手，他写道：“从有世以来，到牛顿所处的时代，他在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占了整个的绝大部分。”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一书比任何其他天才的作品都出类拔革。”拉格朗日常说牛顿是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厄恩斯特·马赫在1901年写道：“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力学在演绎上、形式上和数学上的进展。”这也许说出了牛顿的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他发现科学是一门由孤立的事实和定律构成的杂学，它能描述一些现象，但只能预测几种现象，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大量的物理现象，能用来做准确的预测。

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把牛顿所有的发明都一一包罗进来，因此他的小发明就其本身来看虽然也是重要的成就，但这里只好忽略不提了。牛顿对热力学（对热的研究）和声学（对声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他发现了数学中的二项式定理；他第一次对星体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现在读者虽然会认定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是仍然会提出为什么把牛顿排在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华盛顿这样重大的政治人物以及如耶稣·基督和乔达摩·佛伦这样重大的宗教人物之前呢？我自己的观点是：尽管政治变化是重大的，但仍有理由认为在亚历山大之死前后1000年间的大多数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就主要的日常活动而论，大多数人在公元前后3000年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的500年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与1500年的人们相比，我们的吃喝穿戴有了变化，我们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科学发现不仅仅使技术和经济发生了革命，而且使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学革命使人类所有的活动方式均有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才被列入本册。牛顿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而且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任何一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册上，他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

1727年，牛顿这颗巨星陨落了，他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是被赐予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科学家。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

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于是，高君曼借着各种机会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在密集相处中，陈独秀被她新式女性的一切行为惊喜着。在高大众眼里，妹妹的到来也许能给这个家庭带来生机，她从不怀疑丈夫和妹妹的交往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感情是一把燎原的火，稍有风助，则不可遏制也难以浇熄。

一颗求教上进乃至产生爱慕的粉丝之心，一颗急于冲破藩篱寻找慰藉方向的自由之灵，在一来一往的碰撞中，探讨变成了约会，亲情转向了爱情，情感在一爱一慕中升华，日子在分分秒秒中难舍，等他们警觉到危险性时，彼此已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面对接踵而至的风言风语和世俗家族的压力，思想前卫的高君曼毫不在意，而乐于打破束缚的陈独秀也不顾人言，非议反而让离经叛道的两个“忤逆者”抱得更紧。各种打压扼杀无效后，高调“自由恋爱”的他们被逐出家门。

1910年，怀着对爱情的向往，他们一同来到杭州，正式同居。彼时，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打扮入时的高君曼陪伴在侧，他们出访高朋，听琴作诗，“徜徉在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新欢良宵短，旧爱寂寞长。面对丈夫的背叛，妹妹的掠夺，在老家恪守妇道的高大众饱受锥心之痛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忍辱负重，如往常一样上孝公婆，下抚子女。她没有大吵大闹，更不想家丑外扬，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被任命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高君曼陪他重回安徽。很快，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面对追捕不得不再一次逃离家乡。在辗转逃命的岁月里，高君曼不离不弃，饱经风霜，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养育子女的重任。只是动荡的生活击垮了她的身体，她患上了肺结核，整日咳血不止。但她并不后悔，真正让她心寒齿冷的，则是陈独秀对家庭关系的偏执。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大众所生的两个儿子前来谋生，作为姨母和继母，高君曼想把孩子们接到家中食宿，没料想陈独秀坚决不允，并骂她“妇人之仁”。见陈独秀如此不近人情，两人开始争吵，后来，竟然动了手。

因为长期生病，从1922年起，已转战北京的陈独秀开始对高君曼逐渐冷淡，并且外面盛传他另有红颜，心高气傲的高君曼怎受得了如此对待，心灰意冷之下于1925年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自此离别，一南一北，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1930年9月，高大众在老家走完此生的第55个春秋。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家族依旧对她鄙恨难泯。一年后，孤立无援的她旧病未愈又添新疾，最终病殒南京。

在陈独秀的一生里，一共有四段感情，高君曼离开后，他与一名女医生施芝英渐生情愫，并公开同居。晚年落魄之际，陪伴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则是一位相差30岁的女士潘兰珍。1942年，陈独秀在重庆病逝，弥留之际他也许才终于明白夫妻间同甘共苦、永不言弃的意义。只是，面对陈独秀情感的过往，那一对风姿卓绝的高家姐妹花，虽然个性截然不同，但殒灭的悲惨命运又何其相似。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这时，一对不引人注意的父子排在队伍前头。克莱德曼习惯性地拿起签字笔，客气地问他们想签到哪里。

不料，这位父亲竟然说：“我们不要签名。”

此言一出，克莱德曼一愣。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这位父亲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握一下您的手。”周围的人更加不解了，纷纷上前看个究竟。

这位父亲向克莱德曼深鞠一躬：“您是我非常尊敬的钢琴大师。”然后把儿子拽到身前，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对钢琴很有悟性，打小就苦心练琴。这两年，他接连获奖，每次比赛总是拿第一。”克莱德曼眼里流露出赞许之意，示意他说下去。“他有些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尤其是最近，他到处炫耀琴技，根本没心思练琴。我今天一是为仰慕大师风采而来，二是想让孩子明白一个道理，怎样才算真正的钢琴家。”

克莱德曼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掘天才的良机。他把自己那双与钢琴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大手伸到孩子面前，微笑着说：“来吧，孩子，你是好样的。”

看着那双手，孩子的小手迟疑地伸上前去。和克莱德曼的十指接触的瞬间，他似乎被克莱德曼指头上厚厚的老茧电到了一般，猛地一缩。那双小手就这样久久地悬在空中，孩子明亮的双眼痴痴地望着对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钢琴家，钢琴家……”

此后，这个在钢琴方面天资极高的少年又开始焚膏继晷地苦练琴技，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孩子就是郎朗。

在祖国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谁？她就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命运很不幸，可在党和人民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以顽强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病痛，用自学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一个奇迹吗？确实一个奇迹。那么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共产主义事业。”

《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乾隆弘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见父皇雍正的一位妃子正在梳妆，映在镜子里的她美眸清澈，娇艳无比。生性风流的弘历不觉砰然心动，便悄悄走过去，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吓了一跳，不知就里，下意识地用手里的梳子朝后一打，正好打在了弘历的额头上，竟然把他的额头打出血来了。

恰在这时，弘历的母后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也许皇后在心里早就对这位妃子抱有成见，便认定是该妃子调戏太子，就赐帛命该妃子自尽。该妃子被迫自尽后，太子弘历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点，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二十五年后，一位青年入宫侍驾，乾隆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像那个因自己的轻佻而冤死的妃子，验其颈项，果有一点红色胎记，与当年他给那个妃子脖颈上点的的朱砂位置一样;又问其年龄，回答二十五岁，与那位妃子死去的时间也正好一致。乾隆愈发吃惊，认定该青年就是那个冤死的妃子再世，是向自己讨偿孽债来的。

从此，乾隆便对这个年轻人关爱有加，处处袒护，使他平步青云，连连高升，一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也是赐帛自尽，与冤死的那位妃子一般无二。这个人就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和。

几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使人半信半疑，不得其解。倘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和是那个冤死的妃子转世是不是真的呢?抑或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也许，只是乾隆皇帝的负疚心理作祟，他就非得那样认定不可?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

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

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6年11月，前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市某中学校运动会拉开了战幕，女子马拉松正在进行。

其中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奥通巴耶娃，她身材中等，体形稍瘦，是三名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大家对她很期待，许多同学热情地支持她，并且在沿途设置了蓄水点，以便她可以及时补充能量。

比赛开始了。三名运动员马上分出了高低，奥通巴耶娃体力好，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同学，在跑到2/3距离时，她已经领先第二名100余米。但是在离终点还有两公里时，她感觉自己的体力下降得厉害，脚下如灌了铅般沉重，意识告诉她，今天后半程的状态欠佳。正在此时，后面的一位同学超越了她，她鼓足力气跟了上去。但还是与对手差了半臂距离。

奥通巴耶娃感觉口干舌燥，一位同学送给她一瓶水，她喝了几口后，准备扔到地上，这也是长跑运动员的一种习惯姿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竟然将那瓶水递给了跑在她前面的同学，一切发生在瞬间。

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那个同学由于及时补充了能量，破天荒地打破了校马拉松的运动会纪录。

同学纷纷责怪奥通巴耶娃不该送那瓶水给对手。她在接受校杂志采访时说：我已经体力不支，即使是补充水分也不可能战胜她，我想帮助她打破纪录，要知道，这个纪录已经20多年没被打破了。

这个叫奥通巴耶娃的女孩子，毕业后踏上政途，她先后担任过古尔吉斯斯坦外交部长、反对派领导人，并且领导过“郁金香革命”。“视对手为朋友”是她一贯坚持的原则。这让她无论在朋友中间还是在对手中间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2010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发动骚乱，奥通巴耶娃临危担任吉尔吉斯斯坦过渡时期总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名副其实的掌门人。

林语堂以幽默著称，他一生应邀做过无数次的讲演，但是他最反感的一点就是他人未经事先安排，临时要他即席讲演。他认为一场讲演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讲演者都要事先做好安排。

有一次，林语堂被邀请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后，与师生们共进午餐。这时，这所大学的校长认为林语堂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们学校，应该趁机让林语堂给学生们做个讲演，同时也是奉承林语堂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便再三邀请林语堂对同学即席讲话。林语堂觉得很突然，因为这个没在事先安排的计划内，他说这是强人所难，可是师生们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走上讲台。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候语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古罗马时代，有一个帝王暴虐成性，喜欢那些血腥的角斗的场面。他看腻了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角斗，就把人丢进斗兽场，看着猛兽把人吃掉。这一天，国王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此人虽然长得很矮小，却十分有勇气，当老虎向他走来时，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一番，老虎便默默地离开了。国王很惊讶，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之后狮子如老虎一样也悄悄地离开了。这时国王再也忍不住好奇了，便把此人放出来，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魔力，对狮子、老虎说了几句话就能让它们都不吃你？”此人回答说：“回陛下，我并没有什么魔力，我只是告诉它们，吃我可以，但是吃过以后，你要做一场讲演。”一席话让学生们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却窘得不知所措，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林语堂认为一场成功的讲演，惟有经过事前充分的准备，内容才会充实。对于一个如林语堂这么擅长讲演的学者，他都不做没有预备的讲演，可见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

正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才更应该讲究办事效率。如若事前计划，做一个预见，势必对于所要做的事情的结果能有一个了解，如若所投入的时间无法得到所希望的效果，那么可以节省做这件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宏观的掌握，岂不白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吗？

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做事情前制定一些计划，做一些准备，并不会影响事情的进度，反而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快。

凡事有预备，有预见，有计划，看明白了再做，要瞅准机会，及时果断出击，生活才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把事情搞砸。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酒的强烈的剌激作用，能焕发出人们隐蔽在内心的本真之性，所谓“酒后吐真言"正是如此。一些文艺家恃才傲世，酒后更加颠狂，言谈举止一反常态，所以，人们就给他们冠以“狂人”，顷刻而成，形象生动。然而他酒性不佳，佯狂垢污，恃酒好骂，酒后作画，画后往往毁裂而去。“富豪求画，唾骂不与”，被人称为甘疯子，他的名字反而不被人明白了。

艺术家追求真善美，他们酒后的这种追求更加强烈，更无顾忌，或蔑视权贵，或痛斥势利小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李白酒后敢于让炙手可热的杨国忠、高力士磨墨、脱靴，这种奴视权贵的狂劲，可亲!可爱!可敬!南宋的梁楷就更加狂放了。梁楷是南宋时期的减笔人物画家，平时嗜酒自乐，“醉来亦复成淋漓”，行为狂放，得了个梁疯子的绰号。《图绘宝鉴》记载：他在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皇帝赐他金带，他竟然不受，挂在了院内，把皇帝的赏赐晾了起来。在封建社会，皇帝赏下的东西务必恭恭敬敬地保存、供奉起来。梁楷此举是常人所不敢为和不理解的。明未的归庄(1613一1673〉能写行草，又善画墨竹。明亡后，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常借酒消愁，酒后悲歌，旁若无人。归庄和当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齐名，有“归奇顾怪"之称。明代的宫廷画家吴伟出入宫廷，但看不起权贵。当时的太监们权力很大。太监们专权祸国的行为既被人们蔑视，同时，也有些人慑于他们的气焰，卑躬奉迎。吴伟则表里如一，爱憎分明，内侍们求画，决拿不到片张半幅。还有些向吴伟求画的人，如果礼貌不周，他也决不动笔。只有他醉酣之时，就自动抽纸乱抹，画完就掷扔地上，任其被人取走。

酒神型艺术家的作品往往是自己本性的化身，是他对真善美认识的具体反映。作品大多都痛快淋漓，自然天成，透出一种真情率意，毫无娇柔造作之态。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江西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以纪念革命烈士赵博生。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1924年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团附升至军参谋长。期间赵博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于 1931年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赵博生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14日，赵博生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所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赵博生先后任红5军团14军、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他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黎泰等战役战斗。每战他都亲临前线，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8日，赵博生与敌人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