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名人少年时期励志故事【精品20篇】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

张之洞 （1837-1909）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在兴办民用工业方面颇多建树。他先后创办了湖北织造局、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创办了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的两广书院。

张之洞生于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颇有学识。据传，同治二年（1863年），他参加殿试对策。当时，他掘弃一切格式和忌讳畅论时事，很得阅卷官赏识，欲点他为状元，后因慈僖干预，得了个第三名。

张之洞常年宫居高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有一位布政使颇有点名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也不为张之洞尊重，张多次对他失礼。这位布政使对张十分不满。有一次，他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官还有儿旬话要告诉你。”张之洞认为布政使另有重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还不见布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己走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布政便有点得意地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在大人既以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说完长揖施礼而去。张之洞听罢，气得说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这位布政史所为符合清代官场礼仪的。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骆宾王，字观光，是我国唐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他出生于公元640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卒年不详。骆宾王因七岁能作《咏鹅》诗而被称为“神童”。骆宾王之所以七岁就能写出震惊后世的《咏鹅》诗，当然和他的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后天勤奋学习、刻苦努力的结果。

骆宾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个诗赋爱好者，熟读《诗经》和《汉赋》；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善于作诗习文。特别是他的父亲骆一度，虽然主读经史，但也喜欢赋诗写文章。

骆宾王出生后，祖父见他生得皮肤如脂，眼睛有神，便预测他将来是一个做诗人的材料，对他格外注重培养。从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没有先教他识字，而是教他背诗；他的母亲虽然知道应该先教字后教诗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但她不愿意扫老人的兴，便乘老人不在时，偷偷地教他识字。

骆宾王在长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祖父教给他背的诗歌，只要祖父教一遍，他自己背一遍，再用母亲私下教给他的字默写一遍，便能记住，而且再也不会忘记。开始，祖父每天教他一首诗，他能记住；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两首诗，也能记住；再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三首、四首、五首诗，他仍能记得住。父亲见儿子一天能学会四五首诗，仍精力充沛，便又夹杂着让他学古文，读经书，骆宾王同样兴趣浓厚，学习刻苦，并且开始模仿着写诗、作文章。当他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善于观察，喜欢动脑，不仅掌握了上千首诗和几百篇古文，而且写出的诗歌也意新词美，作出的文章气势豪迈，成了当地远近有名的小才子。

公元647年七月，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来浙江义乌县选才的官员独出心裁，在正式举行考试之前，要召开一次赛诗大会，以进行初选。骆宾王听说后，也非要去参加不可，可是他的父亲骆一度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次赛诗会是朝廷所派官员举办的，一个刚刚学会写诗作文的孩子也去，岂不是胡闹？万一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当得起？

后来，在骆宾王的反复要求下，他的爷爷发话了：“你父亲就是这样胆小怕事。别闹了，他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可有一件，去了后能作诗就作诗，不能作就别参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骆宾王高兴得一个劲地点头。

七月的天气，正是骄阳似火，赛诗场不得不设在了湖边的一片树荫下。即使这样，那些考官们一人一把扇子，不停地扇着，可汗水还是顺着脸往下流。祖孙俩来到一看，赛诗已经开始了。那些报名的举子，有的年过半百，有的已近不惑之年，最年轻的也二三十岁了；可他们念出的那些诗句，不但考官听了摇头，连小骆宾王听了也感到没有味道，不由得心中着急，跃跃欲试。

正在这时，只听考官高声喊道：“还有哪位上场参赛？”

赛场上无人回答。

考官见无人应赛，便宣布说：“既然无人再来参赛，今日就此结束。”

“且慢！我可以参赛吗？”

祖父一把没拉住，骆宾王已跃人场内。

考官见进入赛场的虽然是个小孩，出语倒有胆识，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不由得来了兴致，遂微笑着说：“此次赛诗，未宣布年龄限制，你可以参加。”

骆宾王说：“那就请大人出题吧！”

考官一听，不由感到吃惊，心想：别的参赛举子，都是把准备好的诗拿来念，而他却要当场吟诗，还要考官出题，看来，这小孩有点不凡。可是，出个什么题目好呢？

考官正在思考，忽见湖的对面游来一群鹅，并且“哦，哦”地叫着，遂灵机一动说：“就以湖中的鹅为题吧！”

对鹅，骆宾王很熟悉。因为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天天有鹅在河中戏水觅食，他经常随爷爷去河边散步，对鹅的形象和习性做过细致的观察。所以，当考官说出以鹅为题时，他稍加思索，便随口吟道：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骆宾王的话音一落，那考官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说：“咏得好，咏得好，真是咏绝了！”

那些参赛的举子，更是一个个被骆宾王惊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这年，骆宾王七岁。他的名字，伴随着《咏鹅》，被越传越远。

后来，骆一度去山东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任县令，骆宾王也随父来到博昌。几年后，父亲病死在任上。十七岁的骆宾王带着他的母亲，移居到兖州瑕丘县。他初试未中，公元678年，任长安主簿，后调侍御史。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年-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建立了一个政治、宗教、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学来解释一切，毕达哥拉斯本人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而著名，其实这一定理早已为巴比伦人和中国人所知，但最早的证明可归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该学派还发现，若是奇数,则 构成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其实我们所称的勾股数。该学派将自然数分为若干类：奇数、偶数、完全数（即等于它的包括1而不包括它本身的所有因数之和的数）亲和数、三角数（1、3、6、10……）、平方数（1、4、9、16……）、五角数（1、5、12、22……）等，又发现从1起连续奇数的和必为平方数。

他们还发现了五种正多面体，在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上还有不少贡献，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希腊文化有巨大影响。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曾经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起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意义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考基亚是土耳其的机智人物。有一次，考基亚与一队马帮住在一起。晚上，大家与他一起载歌载舞，欢笑谈说。马帮的弟兄们一边听着他讲的风趣幽默的笑话，一边又轮番给他敬酒。因为高兴，又因为不便折了新结识的朋友们的一片情意，考基亚开怀畅饮。终于，大家都因饮酒过度醉倒了。

第二天早晨，考基亚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东升了。

“啊呀!我还有一位朋友相约要去山北办事呢。”他一翻身，披衣出门，急匆匆地赶到马棚里，准备牵马赶路。

可是，昨晚他把自己的马与马帮的马拴在一起了。他大睁着双眼去寻找自己的黄鬃矮脚马。然而他的眼中看到的黄鬃矮脚马有好几匹。这匹看看也像，那匹看看也像，真是伤透脑筋了。

“究竟如何从那么多匹马中，寻出自己的马来呢?倒是时间不等人，上午还要赶儿十里山路呢。”考基亚想着想着，突然眼睛一亮：“对，去请马帮的朋友帮我找。”

他一转身，赶回栈房，对着那些还在酣睡的朋友们大声喊道：“伙计们，你们谁把马丢了?”

马帮子们一听喊声，纷纷起床去牵自己的马。最后只剩下一匹马了，考基亚终于认出这匹正是自己的马。

他一下跨上马背，笑呵呵地对朋友们说：“对不起，打扰了你们的好梦。谢谢朋友们帮我找到了马。”

看着笑呵呵离去的考基亚，马帮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一下子也都乐了：“这个考基亚，这个鬼精灵呀!”

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年轻时，他去拜访一位老前辈，老前辈住在一座低矮的小茅屋里，当富兰克林昂首挺胸大踏步进门时，“嘭”的一声，他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青肿了一大块。老前辈笑着出来迎接说：“很痛吧?你知道吗?这是你今天来拜访我最大的收获。一个人要想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低头也是做人的姿态啊!”富兰克林记住了老前辈的话，低调做人，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了他的事业。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它孕育万物的地位……做人不需要解释，便成为智者的选择。低头做人，是一种姿态，一种修养，一种胸襟。

富兰克林的故事，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经历，那就是陈佩斯。20年前，陈佩斯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与朱时茂联袂演出小品，一夜之间，让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电影演员的他，成为大红大紫的笑星。当全国各地的商演邀请函如雪片般飞来时，陈佩斯并没有被名利所淹没。他认为生活本来就是一部悲喜剧，自己更需要做的是，谦虚本分地做好一个笨拙的“小人物”该做的事。在这种思想的勉励下，他辛勤地在喜剧电影和话剧这些较为荒芜的领域里开垦着、耕耘着。如今的陈佩斯在喜剧电影和话剧舞台上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小人物，他获得了成功。对此，他说马总是站着睡觉，姿势虽然有一点笨拙，但并不影响他奔跑的速度。

敢于在名利的峰顶，俯下身子来做普通人，做一个笨拙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风度，一种智慧，一种谋略吗?难道不是做人的最佳姿态?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容易烂。做人之难，难于从躁动的情绪和欲望中稳定心态;成事之难，难于从纷乱的矛盾和利益的交织中理出头绪。当今社会，与人相处，只要稍有点处理不当，就可能会招致许多麻烦。轻则，工作不愉快;重则，影响职业生涯。因此，要学会低调做人，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卑微时，安贫乐道，豁达大度;显赫时，持盈若亏，不骄不狂。才大而不气粗，居功而不自傲，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融入社会，而且可以韬光养晦、暗蓄力量，在夹缝中悄然潜行，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事业。

有一天，孔子师徒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桥上停车观赏河上风景。河上的瀑布高悬，水流旋转，鱼鳖不能游动。这时，他们却看见一个男子正要从那里泅渡过河。孔子担心，赶忙让人去阻止。男子却坚持泅渡，最后游了出来。孔子感到奇怪，问：“你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泅渡，有什么技巧吗？”男子说：“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意思是说遵循水性，顺从水流，没有任何差池，这就像用“忠信”托着身躯，在急水湍流中平稳前进一样，所以能游入水中而又安全游出。

这一场景，连见多识广的孔子都感到吃惊。于是，他告诉弟子说：“你们记住，用忠信成就自身尚且可以用来亲近水，更何况人呢？”这里的“忠信”便是掌握自然规律，顺势而为，不可不尽心竭力，不可偏离规则。这就是“忠信”的本义。

弟子谨记孔子的教诲，并在为政生涯中加以实践。子路治理蒲地三年后，孔子经过那里说：“好啊，仲由恭敬而有诚信。”进入城邑，孔子说：“好啊，仲由忠信而宽厚。”孔子到了子路的官署，说：“好啊，仲由明察而果断。”子贡拉着缰绳，疑惑地问：“夫子还没有看到仲由怎样施政，就如此称赞，说来听听？”孔子说：“进入蒲地，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治，沟渠都得到了深挖，这说明他为政恭敬而诚信，因此百姓尽力劳作。进入蒲邑，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树木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宽厚，因而百姓毫不懈怠。进入蒲地，看到官署内很清闲，手下人都听从命令，这说明他明察而果断。”子路为政，以“忠信”治理蒲地，不仅自己恭敬诚信，而且以“忠信”教化百姓，使他们毫不懈怠，尽心竭力。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里约奥运会，奶奶级选手丘索维金娜又登场了。

41岁。七次参加奥运会。这在20岁就被称为“老将”的体操界，真心是个绝无仅有的神话。

丘索维金娜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时，她如今的对手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而她为儿子而战的故事，更是感动过全世界。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作文素材里认识她的。他们背诵过她的传奇经历，甚至在中考或高考作文里写过她。

所以，当她鲜活地出现在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奔跑、腾空、旋转，无数网友都震惊了：天呐，她居然还在！

是的。她还在。而且依然强大。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7岁开始体操训练，16岁就在世锦赛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17岁，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金牌。

乌兹别克斯坦训练条件比较滞后，几乎是体操的荒漠，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丘索维金娜一个人在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门面。

虽然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丘索维金娜从1993年到2006年，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70块奖牌。

当年见过她的记者至今仍记得，她当年“很漂亮，很可爱。”“身材矮小，但有力，跳马尤其出色，像个弹簧一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21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功成身退，结婚生子。

她老公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也参加过奥运会。

做了几年幸福小女人后，丘索维金娜的平静生活戛然而止：她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噩梦开始。

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要竭尽全力去救儿子的命。可之前做运动员的那点积蓄，完全不足以支撑十几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她选择复出。因为她能赚钱的手段，只有体操。她老公则放弃了热爱的摔跤运动，在家照顾儿子。

26岁，丘索维金娜朝重回赛场，并朝着全能型发展，艰苦训练，到处比赛。

有时候，她会在一场巡回赛中参加全部女子项目的比赛，而不是专注于一两项，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她参加所有比赛的理由，都是为了钱。对于这一点，她从不回避。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懈怠，不停地比赛。赢得奖金，为孩子治病，是她生活的全部。

因为儿子的病，在乌兹别克斯坦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辗转带他去了德国医院。这回治疗费用更高。夫妻俩卖掉了小公寓和汽车，四处筹钱，依然付不起。

为了拿到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加入了德国国籍，为德国征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为德国斩获了一枚宝贵的跳马银牌。就在那一次，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而三个月后，她在又一次国际比赛中，不幸跟腱断裂。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当时所有人都推测，这名33岁的老将一定是要退役了。

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她再次出征。并在两场国际比赛中，都获得跳马银牌。面对世人的惊叹，她平静地说：“只要儿子还没病愈，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这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曾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幸运的是，在这位英雄妈妈的全力以赴下，孩子的病大为好转，如今已经不必接受治疗，只需要每年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好。

不必再为儿子奔命，但丘索维金娜依然没有离开体操赛场。她重新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着她热爱的体操事业。

她状态依然很好。现在，她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战了。

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赛场上，身边的对手，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小姑娘。她显得有点另类。她不漂亮了。皮肤松弛，皱纹显露，腰肢略粗。

但是，这又怎样？她说，“我不觉得我老，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十八岁。”“年轻的对手不会给我压力，她们有压力才对，因为我有经验。”

她应该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值得敬佩的选手。她的人生，是个大写的赞。我们给她多少掌声和敬意都不为过。

也许你跟我一样，喜欢说“我老了”。

二十岁想学钢琴，会说，我老了，手指僵硬，学不了了。

三十岁没结婚，就很焦虑，想着自己这么老，一定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四十岁要换工作，也不敢——一把年纪了，难道要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吗？

五十岁想创业，更胆怯。心里再悸动，也还是放弃了——这么老了，还是别瞎折腾了。

因为自己设定的“老”，我们不知错过了多少美好。看看丘索维金娜，也许你会对横亘在自己心头的“老”，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你未必真的老。你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动力，足够盛大的热爱，足够强韧的坚持。

“我老了”，只是你对人生懈怠的借口。

或许，我们更该像丘索维金娜那样，对自己和世界说：我不服。我想再试一次。我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身体里，可能也藏着洪荒之力。

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必将有所不同。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一饭千金

韩信小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虽然用功读书、拼命习武，然而，挣钱的本事却一个也不会。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家吃“白食”。为此常遭别人冷眼。韩信咽不下这口气，就来到淮水边垂钓，用鱼换饭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上有个老奶奶为人家漂洗纱絮，人称“漂母”。她见韩信挨饿挺可怜，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吃。天天如此，从未间断，韩信发誓要报答漂母之恩。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对漂母分食之恩始终没忘，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以千金相赠。这就是“一饭千金

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梅止渴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使苏秦"刺股"的故事。

从孙敬和苏秦两个人读书的故事引申出"悬梁刺股

郑渊洁的一位小读者长大后，开了一家餐馆。他让郑渊洁给他的餐馆取名，郑渊洁笑着说，你是不是想用“皮皮鲁”。他说，当然想，但是不能。郑渊洁问为什么。他说，皮皮鲁是中国几代孩子的童年象征，用“皮皮鲁”作为餐馆的名称，不妥。郑渊洁说，有人已经未经郑渊洁授权就拿“皮皮鲁”作为西餐厅的名字了。他说，拿皮皮鲁当西餐厅的名字，是对皮皮鲁的亵渎，皮皮鲁是中国本土原创最着名的童话人物。用皮皮鲁作为西餐厅的名称，不是亵渎是什么?

这位小读者的餐厅已经经营了3年，在北京已然是赫赫有名的餐馆，每天就餐的人要预约。

郑渊洁有时到他的餐馆坐坐。一次，正逢他检验采购的鲜肉。郑渊洁就向他请教最好的肉用来做什么菜。他说猪排牛排。郑渊洁又问最差的肉用来做什么。他说丸子。

一块一块的肉端上餐桌，必须要经得起食客的检验。只有丸子这种混杂在一起的肉才可以滥竽充数鱼龙混杂。

1992年，美国书评家盖瑞?威尔斯问美国总统克林顿，除了《圣经》，哪本书对他影响最大?克林顿回答是《沉思录》。据说，温总理的枕边书也是《沉思录》。《沉思录》的作者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奥勒留的《沉思录》这样开篇：“从我的曾祖父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时常出入公共学校，而是在家要有好的老师。”在家里单独学习是当“牛排”，到了公共学校，就是当“丸子”了。为什么?在公共学校，所有学生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一样的，知识结构完全一样，是灾难。

个性差异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基础。千人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导致停滞不前。老虎都是一只一只的，豺狼才是一群一群的。

“和别人不一样”是所有杰出人物的特征。

李嘉诚买股票的一个秘诀是：大多数人买什么，他就不买。大多数人不买什么，他就买。

经营人生也是这个道理。成功者都是独辟蹊径，失败者都是随波逐流。

不要当丸子，因为你不是最差的肉。

从前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里，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远行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的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四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做“每桶四美元”，而他的真名反倒没有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传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于是邀请阿基勃特一起进晚餐。

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成了第二任董事长，这是一件谁都可以做到的事，可是只有阿基勃特一个人去做了，而且坚定不移，乐此不疲。嘲笑他的人中，肯定有不少人才华、能力在他之上，可是最后，只有他成了董事长。

他是一个傻傻的人。自记事起，他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却很讨厌这种生活。他以读书为名，逃得远远的。

他来到瑞士，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快乐而知足。当他正打算一辈子这样过下去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国王被刺杀了，他必须马上赶回去继承皇位。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恩赐，可是他的傻劲来了，他竟然拒绝了。“国不可一日无主，祖宗遗训不能弃，否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使者跪在门口，苦苦乞求。他听到最后一句，心不由自主地灼痛一下。

一个专做傻事的国王1946年，当他坚毅果敢的身影出现在这块广袤辽阔的大地上时，国家一下子安定下来了。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平息了叛乱，国家重新进入正常秩序。

几乎可以肯定，谁都没有见过这样傻的国王：他不喜欢待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却常常跑到贫瘠荒凉的乡下去，在田间和农民们交谈，和他们一起割草、除虫，亲如兄弟。洪灾期间，他更是不顾安危，深入灾区，成天浸在污水中，对灾民们嘘寒问暖。他傻傻的行为把大臣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然而，他傻傻的行为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他得知国家居然还有很多麻风村时，他再次做出一个傻傻的决定：亲自到麻风村看望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随后，他成立麻风病研究中心，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麻风村，把药物亲自送到病人手中，让他们从肉体和精神上都得到救治。

这个专做傻事的人叫普密蓬·阿杜德，现任泰国国王。六十年来，他一直为民众做傻事，乐此不疲。当世界上大多数的首脑们，每天都在为挽救自己的威望而发愁时，他却默默接受着民众潮水般的爱戴和祝福。

[好看励志经典的名人故事

伏尔泰说得好：“要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坚持到底——剑至死都不能离手。”下面这个美国人的故事，正是成功从“必要性”走向“必然性”的真实写照——

他的父亲是一个赌徒，母亲是一个酒鬼。父亲赌输了，又打老婆又打他;母亲喝醉了也拿他出气发泄。他在拳脚交加的家庭暴力中长大，常常是鼻青脸肿，皮开肉绽。

因此，他面相很不美，学习也不好。高中辍学，便在街头当阿混。

直到他20岁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刺激了他，使他醒悟反思：“不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下去，和自己的父母岂不是一样吗?成为社会垃圾，人类的渣滓，带给别人、留给自己的都是痛苦——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下定决心，要走一条与父母迥然不同的路，活出个人样来。

但是做什么呢?他长时间思索着。从政，可能性几乎为零;进大企业去发展，学历和文凭是目前不可逾越的高山;经商，又没有本钱……他想到了当演员——当演员不需要过去的清名，不需要文凭，更不需要本钱，而一但成功，却可以名利双收。但是他显然不具备做演员的条件，长相就很难使人有信心，又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没有经验，也无“天赋”的迹象。

然而，“一定要成功”的驱动力，促使他认为，这是他今生今世唯一出头的机会，最后的成功可能。决不放弃，一定要成功!

于是，他来到好莱坞，找明星、找导演、找制片人……找一切可能使他成为演员的人，四处哀求：“给我一次机会吧，我要当演员，我一定能成功!”

很显然，他一次又一次被拒绝了。

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失败定有原因。

每被拒绝一次，就认真反省、检讨、学习一次。

一定要成功，痴心不改，又去找人……

不幸得很，两年一晃过去了，钱花光了，便在好莱坞打工，做些粗重的零活;

两年来他遭受到1000多次拒绝。

他暗自垂泪，痛哭失声。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难道赌徒、酒鬼的儿子就只能做赌徒、酒鬼吗?

不行，我一定要成功!

他想，既然不能直接成功，能否换一个方法。

他想出了一个“迂回前进”的思路：先写剧本，待剧本被导演看中后，再要求当演员。幸好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刚来时的门外汉了。

两年多耳濡目染，每一次拒绝都是一次口传心授，一次学习，一次进步。

因此，他已经具备了写电影剧本的基础知识。

一年后，剧本写出来了，他又拿去遍访各位导演，“这个剧本怎么样，让我当男主角吧!”

普遍的反映都是，剧本还可以，但让他当男主角，简直是天大的玩笑。

他再一次被拒绝了。他不断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成功，也许下一次就行，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在他一共遭到1300多次拒绝后的一天，一个曾拒绝过他20多次的导演对他说：“我不知道你能否演好，但我被你的精神所感动。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我要把你的剧本改成电视连续剧，同时，先只拍一集，就让你当男主角，看看效果再说。如果效果不好，你便从此断绝这个念头吧!”

为了这一刻，他已经作了三年多的准备，终于可以一试身手。

机会来之不易，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全身心投入。

第一集电视剧创下当时全美最高收视纪录——他成功了!

现在，这个人是世界顶尖的电影巨星。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史泰龙。

史泰龙的健身教练哥伦布医生这样评价他：“史泰龙每做一件事都百分之百投入。他的意志、恒心与持久力都是令人惊叹的。他是一个行动家。他从来不呆坐着让事情发生——他主动地令事情发生。”

如果史泰龙当初只是“想”成功，在茶余饭后做做明星梦，消遣一下，他就绝不会有今天。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会付出，不会拼命。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世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

[名人励志故事史泰龙不惧失败的励志故事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张旭是一位草书大家。他十分爱喝酒，经常喝得酩(mǐng)酊(dǐng)大醉，并呼喊着奔跑，然后他才拿起笔来作书。他所书写出来的作品都是狂草。有时他还发疯般地用头蘸墨写字，清醒以后，他反复观赏自己书写的作品，世人称他为“张颠”。张旭真草兼擅，他的书法为时人所喜爱。

有一年，他被派到常熟当县尉。上任后十多天，有一个老人拿着状纸来告状。张旭了解案情后，作了判决，老人走了。过了几天，老人又来了，张旭生气地问老人：“你怎样能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再来麻烦我呢?”老人说：“其实，我不是来告状的。因为看到你写的字是那样美妙，想收藏它作为珍品!”张旭听了，觉得不寻常，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十分喜爱书法，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张旭请老人拿来作品观看，的确是天下难得的佳作。于是，他反复学习、研究，从中明白了许多书法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