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名人少年时期励志故事汇集20篇

2012年1月11日，一則报道在网上疯传，其中写道：“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去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名单、华丽的演出服，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空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

对此，崔永元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在1月12日的微博上回应道：“崔永元缺席慈善年会主持民工春晚更显‘慈善’这是新闻标题。抱歉了，我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尚，真实情况是，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欣然接受邀请主持民工春晚，还要从2011年10月说起。此前，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孙恒结识了来自内蒙古的打工者王德志，两人于2000年5月组建“打工青年演出队”，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义务演出，并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一举卖出10万张，拿到了7。5万元版税。他们用这笔钱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他们的事迹引起了崔永元的高度关注，邀请孙恒等人于2011年10月上了一次《小崔说事》。节目结束后，崔永元对孙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012年元旦刚过，孙恒和王德志商量筹办一台打工春晚，他们想到了邀请崔永元来主持。但他们心里直打鼓，像崔永元这样一个大忙人，春节前各种邀请肯定少不了，尤其当听说崔永元将要出席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邀请时，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但孙恒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在微博上给崔永元发了一封私信，以试探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来。”

其实孙恒和王德志心里都很清楚，崔永元能不能来确实不好说。正当两人不抱什么希望时，就在打工春晚举行的1月8日当天，崔永元来到了演出场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刚一下车，他就要求去演出地察看。虽然剧场只能容纳200人，连空调也没有，但他一走进剧场就说：“虽然我在许多大剧场主持过不少晚会，只有这个剧场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和大家办好这台晚会。”

而与崔永元一起主持打工春晚的，正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她和崔永元这个“大腕”首次合作，不免有点儿紧张。崔永元鼓励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和你一样，只要沉住气，慢慢就会适应的。如果你还是紧张，那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句话，让沈金花踏实了许多。晚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崔永元说：“全部演员都是打工者自己，整场演出特别接地气。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一名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道：“崔永元是个实在的人，也是个智慧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装大腕，而崔永元却不同，他不愿披着央视主持人这个华丽的外衣，而是敢于抛弃自己，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人，只有不以善小而不为，才是真正的行善者，崔永元当属此列。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相反，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已经三岁的爱因斯坦才“牙牙”学语。当比他小两岁的妹妹玛伽都已经能和邻居交谈了，爱因斯坦说起话来却还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被一些邻居认为是白痴。但是，担任电机工程师的父亲，却没有对儿子失去信心，他想方设法地让爱因斯坦发展智力。父亲为儿子买来积木，教他搭房子。小爱因斯坦每搭了一层，父亲便表扬和鼓励一次。在这种激励下，爱因斯坦一直搭到了十四层。

爱因斯坦长到六岁的时候，语言能力仍然很差。一天到晚也说不了几句话，七岁的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学校，学校死板的教学让他提不起精神，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老师们都认为这个学生是一个傻瓜。但是，父亲却鼓励爱因斯坦：“我觉得你并不笨，别人会做的，你虽然做得一般，却并不比他们差多少，但是，你会做的事情，他们却一点都不会做。你表现得没有他们好，是因为你的思维和他们不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某一方面比任何人都做得好。”父亲的鼓励，使爱因斯坦振作起来。

爱因斯坦的母亲贤惠能干、文化修养极高，她对自己的儿子百般呵护和鼓励。爱因斯坦小时候常常爱提出一些怪问题。如指南针为什么总是指向南方?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空间?别人都以为他是个傻孩子。可是，爱因斯坦的母亲却十分自信地认为：“我的小爱因斯坦并不傻，他将来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

就这样，在父母的鼓励和爱护下，爱因斯坦的智力迅速发展，对科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巅峰之路。

唐代大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一生写诗1000余首，他的诗雄奇豪放，把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对后世和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被后人尊为“诗仙”。

李白5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西域（ｙù）回到四川青莲地区定居。到10岁的时候，他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一年春天，岷（ｍíｎ）山山脚下有个客人前来拜访李白的父亲，恰巧他外出未归。客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要离去。李白见了，连忙拉住客人说：“伯伯，您远道而来找我父亲，累了半天也不休息一下，就要返回，这样会伤身体和精神的啊。”

客人见李白礼貌热情，能言会道，心中暗暗佩服，便坐了下来。

李白开始忙起来，他又是送茶，又是递毛巾，对客人非常尊敬。为使客人不寂寞，李白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到客厅陪着客人说话，他大大方方地说：“请问大伯尊姓大名，以便我转告父亲。”

客人有心要试试李白的才学，便咳了一声，用手指轻捻（ｎｉǎｎ）了一下胡须，大声说：“我的姓是‘有人偷’，名字是‘鸟落山头不见脚’。”

李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拱手回答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亲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客人疑惑地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白他立刻回答说：“‘有人偷’就是把‘偷’字去掉单人旁，那么就是‘俞’字；‘鸟落山头不见脚’，就是‘岛’字。您姓俞，名字叫岛！”

客人听后，十分佩服，连连拍着他的脑袋说：“童子真是奇才，可喜可贺！”

李白不到10岁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家乡。14岁时，李白来到南浦（今四川万州市），当地有个姓胡的乡绅（ｓｈēｎ）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别人，他想考一考李白。有一天，他当着李白的面就出了一副上联：“梁山栽大竹，无须淋（邻）水。”这个上联含有当地三个地名，因此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谁知李白随口答道：“南浦人长寿，何惧丰都。”这个下联前后也是三个地名，对仗非常工整。

胡乡绅很不服气，他又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大家看。那画上有个老神仙，怀抱一个大酒坛，睡在崖边，坛口朝外面流着酒。胡乡绅以画为题又出了副上联：“酉（ｙǒｕ）加卒是醉，目加垂是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月添半是胖，月添长是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堂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胡乡绅本想借联讥笑李白，谁知反被李白针锋相对嘲讽了一番，大家一看胡乡绅肥胖如猪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胡乡绅羞得满脸通红，还想找个机会再挽回面子。酒席散后，他领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里有几只小鹅浮在水上，游来游去，便灵动一动，对李白说：“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

李白心里明白胡乡绅的用意，回头向池塘中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只乌龟伸出头来，便应声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

在一座寺中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清晨，他要去担水、洒扫，做过早课后要去寺后很远的市镇上购买寺中一天所需的日常用品。晚上还要读经到深夜。

有一天，他发现，虽然别的小和尚偶尔也会被分派下山购物，但他们去的是山前的市镇，路途平坦距离也近。于是，小和尚问方丈：“为什么别人都比我自在呢?没有人强迫他们干活读经，而我却要干个不停呢?”方丈只是微笑不语。

第二天中午，当小和尚扛着一袋小米从后山走来时，方丈把他带到寺的前门。日已偏西，前面山路上出现了几个小和尚的身影，方丈问那几个小和尚：“我一大早让你们去买盐，路这么近，又这么平坦，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几个小和尚说：“方丈，我们说说笑笑，看看风景，就到这个时候了。十年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啊!”

方丈又问身旁侍立的小和尚：“寺后的市镇那么远，你又扛了那么重的东西，为什么回来得还要早些呢?”

小和尚说：“我每天在路上都想着早去早回，由于肩上的东西重，我才更小心去走，所以反而走得稳走得快。十年了，我已养成了习惯，心里只有目标，没有道路了!”方丈闻言大笑，说：“道路平坦了，心反而不在目标上了。只有在坎坷的路上行走，才能磨炼一个人的心志啊!”

这个当年的小和尚就是后来著名的玄奘法师。在西去取经的途中，虽艰险重重，他的心却一直闪耀着执著之光。

作者:汪曾祺

北京东城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絜青亲自侍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手法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上，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与人握手时动作很轻，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构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敬重齐白石，谈起来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屏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白石老人踌躇了很久，还是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他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之前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文联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北京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有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做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一些别人没有去想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过去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出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做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做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做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也感到很兴奋。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1954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

仰望历史的天空，那些优秀的人犹如天上的星星，他们伟大、高尚的精神永远在人们心中闪烁。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国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小时候的故事吧。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就变得更困难了。欧阳修还有一个妹妹，一家三口人的负担全落在他母亲的肩上。小欧阳修天生好学，聪颖过人，嗜书如命。但家里穷，怎么办呢?母亲郑氏粗通文墨，她就教儿子和女儿读书。没有纸笔，母亲就把沙土铺在地上，让他们用芦秆当笔练习写字。

欧阳修读书专心致志，10岁时已经读了不少的书。许多书根本买不起，他就到处借书来读。就这样凭借他过目成诵的本领，背了一本又一本借来的书。而他写文章的本领也有很大的进步，很快地就可以写出漂亮的诗文。母亲看到儿子的进步很是欣慰，不时鼓励他立志考取功名。

欧阳修23岁时便中了进士甲科，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伟大文学家。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骆宾王，字观光，是我国唐朝初期的著名诗人，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他出生于公元640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卒年不详。骆宾王因七岁能作《咏鹅》诗而被称为“神童”。骆宾王之所以七岁就能写出震惊后世的《咏鹅》诗，当然和他的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后天勤奋学习、刻苦努力的结果。

骆宾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一个诗赋爱好者，熟读《诗经》和《汉赋》；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善于作诗习文。特别是他的父亲骆一度，虽然主读经史，但也喜欢赋诗写文章。

骆宾王出生后，祖父见他生得皮肤如脂，眼睛有神，便预测他将来是一个做诗人的材料，对他格外注重培养。从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没有先教他识字，而是教他背诗；他的母亲虽然知道应该先教字后教诗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但她不愿意扫老人的兴，便乘老人不在时，偷偷地教他识字。

骆宾王在长辈的影响和教育下，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祖父教给他背的诗歌，只要祖父教一遍，他自己背一遍，再用母亲私下教给他的字默写一遍，便能记住，而且再也不会忘记。开始，祖父每天教他一首诗，他能记住；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两首诗，也能记住；再后来，祖父每天教他三首、四首、五首诗，他仍能记得住。父亲见儿子一天能学会四五首诗，仍精力充沛，便又夹杂着让他学古文，读经书，骆宾王同样兴趣浓厚，学习刻苦，并且开始模仿着写诗、作文章。当他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善于观察，喜欢动脑，不仅掌握了上千首诗和几百篇古文，而且写出的诗歌也意新词美，作出的文章气势豪迈，成了当地远近有名的小才子。

公元647年七月，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地选拔人才。来浙江义乌县选才的官员独出心裁，在正式举行考试之前，要召开一次赛诗大会，以进行初选。骆宾王听说后，也非要去参加不可，可是他的父亲骆一度却不同意。他认为，这次赛诗会是朝廷所派官员举办的，一个刚刚学会写诗作文的孩子也去，岂不是胡闹？万一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如何担当得起？

后来，在骆宾王的反复要求下，他的爷爷发话了：“你父亲就是这样胆小怕事。别闹了，他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可有一件，去了后能作诗就作诗，不能作就别参加，去看一看，开开眼界也是好的。”

骆宾王高兴得一个劲地点头。

七月的天气，正是骄阳似火，赛诗场不得不设在了湖边的一片树荫下。即使这样，那些考官们一人一把扇子，不停地扇着，可汗水还是顺着脸往下流。祖孙俩来到一看，赛诗已经开始了。那些报名的举子，有的年过半百，有的已近不惑之年，最年轻的也二三十岁了；可他们念出的那些诗句，不但考官听了摇头，连小骆宾王听了也感到没有味道，不由得心中着急，跃跃欲试。

正在这时，只听考官高声喊道：“还有哪位上场参赛？”

赛场上无人回答。

考官见无人应赛，便宣布说：“既然无人再来参赛，今日就此结束。”

“且慢！我可以参赛吗？”

祖父一把没拉住，骆宾王已跃人场内。

考官见进入赛场的虽然是个小孩，出语倒有胆识，眼睛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不由得来了兴致，遂微笑着说：“此次赛诗，未宣布年龄限制，你可以参加。”

骆宾王说：“那就请大人出题吧！”

考官一听，不由感到吃惊，心想：别的参赛举子，都是把准备好的诗拿来念，而他却要当场吟诗，还要考官出题，看来，这小孩有点不凡。可是，出个什么题目好呢？

考官正在思考，忽见湖的对面游来一群鹅，并且“哦，哦”地叫着，遂灵机一动说：“就以湖中的鹅为题吧！”

对鹅，骆宾王很熟悉。因为他的家乡有一条小河，天天有鹅在河中戏水觅食，他经常随爷爷去河边散步，对鹅的形象和习性做过细致的观察。所以，当考官说出以鹅为题时，他稍加思索，便随口吟道：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骆宾王的话音一落，那考官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说：“咏得好，咏得好，真是咏绝了！”

那些参赛的举子，更是一个个被骆宾王惊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

这年，骆宾王七岁。他的名字，伴随着《咏鹅》，被越传越远。

后来，骆一度去山东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任县令，骆宾王也随父来到博昌。几年后，父亲病死在任上。十七岁的骆宾王带着他的母亲，移居到兖州瑕丘县。他初试未中，公元678年，任长安主簿，后调侍御史。

华罗庚小时候，他的父亲开小杂货铺，家里穷得很。华罗庚一生下来就被装进一个箩筐里，顶上又盖一只箩筐。老人说这样可避邪消灾，所以给孩子起名为罗庚，很有些吉祥如意的意思。

华罗庚上学期间，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常常独出心裁，我行我素。而且把作业乱改一通，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他的天资聪慧。华罗庚的数学天才大大超过了他的同学们。他上初中二年级时，教数学课的是法国留学生王维克。有一次王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今有物不知其几，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过了好半天，竟没有一个学生能回答。王老师用眼扫视全班时，大部分学生都低着头，恐怕被老师喊起来回答。只有一个学生在桌上用笔紧张地算着。过了一会儿，这个学生果然举手要求回答了。他大声说：是二十三。王老师问：大家说他回答的对不对?教室里又是一片沉寂，同学们只是惊奇地看着站起来的那个学生，他就是很不起眼的华罗庚。王老师说：他答对了。接着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我国古代算学经典之作的《孙子算经》里的一道名题。

在楚汉之争中，汉王刘邦的大将韩信，还用这个方法点兵呢!西方数家尊称它为孙子定理。王老师一再表扬华罗庚是个好学的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从此，同学们对华罗庚刮目相看了。其实，这年才刚满14岁的华罗庚，根本没看过《孙子算经》。他完全是靠动脑筋，凭聪明才智计算出来的。王维克发现华罗庚是个数学天才后，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领入数学王国。经过许多年的勤奋努力，他进了清华大学，又去了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华罗庚终于成了一名自学成材的大数学家，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星期三中午放学，妈妈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叫《世界名人故事大全》。并告诉我下午放学回家把作业写完才让我看。

下午放学后，我赶紧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拿起了书，认认真真的读了起来。其中，我读到了描写曹雪芹的那篇文章时，我被感动了。曹雪芹他生于1715年，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家与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个“百年望族”。有时候有很多文士名流都与曹家有过来往，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对于提高曹雪芹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创作《红楼梦》时他家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珍藏于研究价值的奇书，为此，还有专门研究此书的学科，称为“红学”。

看《世界名人故事》，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并且使我觉得我更应该认真的去阅读它了。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1.人生是一座富矿，有待于自身去开采。——崔鹤同

2.世间的任何事物，追求时候的兴致总要比享用时候的兴致浓烈。——莎士比亚

3.世上一切真正有益的东西无一不是智者通过正确的追求所得的。——伯克

4.人生是伟大的宝藏，我晓得从这个宝藏里选取最珍贵的珠宝。——佚名

5.谁要是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歌德

6.天地万物都在追求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完美。——泰戈尔

7.人生确是无常的，不过人生的可爱处也多半就在这无常。——李霁野

8.我们一来到世间，社会就会在我们面前树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你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爱因斯坦

9.由于热切地想要躲避过错，我们却常常更易陷入荒谬。——贺拉斯

10.有了人生的价值，就不觉得黄金昂贵。——倪志兵

富兰克林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年轻时，他去拜访一位老前辈，老前辈住在一座低矮的小茅屋里，当富兰克林昂首挺胸大踏步进门时，“嘭”的一声，他的额头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青肿了一大块。老前辈笑着出来迎接说：“很痛吧?你知道吗?这是你今天来拜访我最大的收获。一个人要想洞明世事，练达人情，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低头也是做人的姿态啊!”富兰克林记住了老前辈的话，低调做人，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了他的事业。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能取代它孕育万物的地位……做人不需要解释，便成为智者的选择。低头做人，是一种姿态，一种修养，一种胸襟。

富兰克林的故事，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经历，那就是陈佩斯。20年前，陈佩斯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与朱时茂联袂演出小品，一夜之间，让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电影演员的他，成为大红大紫的笑星。当全国各地的商演邀请函如雪片般飞来时，陈佩斯并没有被名利所淹没。他认为生活本来就是一部悲喜剧，自己更需要做的是，谦虚本分地做好一个笨拙的“小人物”该做的事。在这种思想的勉励下，他辛勤地在喜剧电影和话剧这些较为荒芜的领域里开垦着、耕耘着。如今的陈佩斯在喜剧电影和话剧舞台上塑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小人物，他获得了成功。对此，他说马总是站着睡觉，姿势虽然有一点笨拙，但并不影响他奔跑的速度。

敢于在名利的峰顶，俯下身子来做普通人，做一个笨拙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风度，一种智慧，一种谋略吗?难道不是做人的最佳姿态?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容易烂。做人之难，难于从躁动的情绪和欲望中稳定心态;成事之难，难于从纷乱的矛盾和利益的交织中理出头绪。当今社会，与人相处，只要稍有点处理不当，就可能会招致许多麻烦。轻则，工作不愉快;重则，影响职业生涯。因此，要学会低调做人，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的一切。卑微时，安贫乐道，豁达大度;显赫时，持盈若亏，不骄不狂。才大而不气粗，居功而不自傲，这样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融入社会，而且可以韬光养晦、暗蓄力量，在夹缝中悄然潜行，在不显山不露水中成就事业。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拿着一本破旧的作业本问巴尔扎克：“大作家，你给我瞧瞧，这小子有没有天分，将来是不是块当作家的料?”

巴尔扎克接过作业本后，认真地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嗯，这小子天赋不高，灵气不多，凭这很难当作家。”

老太太听后，发自内心地笑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们当作家的什么都懂，没想到，你连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作文都看不出来!”

巴尔扎克也禁不住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竟是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老师。

巴尔扎克的判断显然是错了，因为他只看到了孩子的基础，却忽视了孩子将来的努力。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出世就名扬天下，誉满全球。巴尔扎克在成名之前，他写的那些文稿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困境，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是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便在桌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正是在这段最为失意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破费了700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鞭策自己的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正是这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座右铭，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后来，柳暗花明，他果然成功了，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巴尔扎克的作业和手杖，又一次证明了无数成功人士坚信的箴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成功就是一直在努力。

健康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首先是健康的平常心。假如没有健康心态，即便怎样运动，都只是形式；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坚持下来。

——朱军

健康的女人，绝对不是純粹的“瘦”，应该是适当运动和饮食均衡相结合的健康生活；与孩子的良好沟通带给母亲无比的愉悦。

——谭梅

家人之间发自内心的爱是健康家庭的基础。

——朱军、谭梅

结婚12年，从平淡到辉煌，从艰苦到殷实，朱军、谭梅相扶相守一路走来，我们说他们俩是“圈儿”里的模范夫妻。从车上走出来的两位朴素、温和，每一个眼神都是默契的，而且没有一点点“星”的架子，一如我们的老友。

“夫妻之间的健康关系，首先双方都该有颗平常心。”

说到“模范夫妻”，朱军谦虚了：“给我很深刻感动的，是歌唱家闫维文和太太！”朱军在“艺术人生”中曾采访过闫维文，他们夫妻俩是“圈儿”里经常出双入对，像朋友像兄妹更是爱人，但并非牵着拉着显得很亲密的样子，而一个递衣服的小动作透露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可事实上，多年前闫太太就得了癌症！在闫维文的爱护下，如今太太已经康复了！这个医学奇迹跟丈夫对待家庭磨难的健康心态是绝对分不开的。

“在结婚的时候，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要终一生相守，可是真正做到的能有多少呢？在疾病、贫穷面前，人是弱小的。要想维系一生的健康夫妻关系，首先要有一颗平常心，遇到什么挫折都不失去平常心。比如对方病了，那么不要把他当病人看待，要从内心里感觉他是健康的正常的，那才能真正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

“尤其是男人，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成就，拥有充分的爱和充分的物质生活，可是，如果他担当不起家庭的变故，那么他是无法拥有这个世界的。”

早就听说朱军和谭梅两人也经历过困顿的生活和事业的低谷，如今他们终于能得到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恐怕得益于他们一直拥有的健康心态。

“每当工作有压力，我就想，自己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工作压力是著名主持人和他的家庭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工作实在分不开身，我也烦！但，只是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呢？朱军有一套自己的解脱方法——

当他很烦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当初来北京，从事这样的一种行业，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嘛！现在好了，大家都认识自己了，还烦？没有理由！

朱军至今都记得，当年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别人主持节目，心理羡慕得不得了。94年10月7日，这天朱军终生难忘的，在中央台，跟陈鲁豫一起主持节目，是他的“第一次”，“这是我渴望很久才得到的！当时，我每根头发都兴奋！”

“如今，大小晚会的导演都来找我，希望得到我的‘支持，这难道不是自己一直希望的嘛！所以，我没有理由烦！”

有时候，朱军还会抽一两个小时到以前住过的地方坐坐，哪怕坐 10分钟，也能让他的思绪平静下来——看着10多年前在菜户营租的不足10平米的房子，那里依然有灯光，有人影，他会释然，会想到自己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已经得到了，真的，没有资格烦。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谭梅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拍戏、教舞蹈，变得越来越忙碌。“不管再忙，我只要看到儿子就忘记了烦恼。我会跟儿子一起到小区的健身角玩耍，或陪他爬台阶上上下下，不仅增进了母子的感情，也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所以，当妈妈的不能找理由说自己多么忙，再忙也不能忽视了孩子。”

“我没有舞蹈天份，但我支持谭梅把自己对舞蹈的感受传播出去！”

“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如果运动，我就找自己最有兴趣的项目，并不是流行瑜伽就去练瑜伽，流行网球就去打网球。我最喜欢的运动该是航模了。”在紧张的案头工作空隙或者在难得的假日里，朱军喜欢玩航模，有时候跟儿子一起玩。看着航模在天空中环绕飞行，或掉落在远处奔跑去拣拾，朱军觉得此时心胸无比开阔，还顺带活动了颈椎和腿脚。

但是，守着舞蹈演员出身的妻子，朱军对自己跳舞却很不自信。“曾经主持一场舞蹈大赛，最后我跟主持人董卿跳了一段，虽然人家都说不错，但重播了两遍我都没敢看！不过我认为孩子如果从小练习跳舞，别管是不是能成为专业舞蹈演员，都对身材和气质的塑造很有好处。”

而谭梅自己是深深体会到舞蹈的好处的，在儿子4个多月大的时候，她的体型就基本恢复了。而且，在他们居住的小区里，两年多来，她每周两次教小区的女士们跳健美操，一来二去，“谭老师”的名声就叫响了。在休息时间里，他们家的电话铃声不断，都是找“谭老师”的，大家热烈地讨论舞蹈运动带给自己在穿衣、礼仪、身材等方面的进步。有一位全职太太很开心地说：“自从练习了舞蹈，我老公说我炒菜的姿势都优美了！”

想到舞蹈的诸多好处，想到自己多年来对舞蹈教育的钟爱，有一天，谭梅想，能拥有自己的舞蹈室该多好！说干就干，她开始跟几个朋友筹划，要把热爱舞蹈的人集中起来，或许，还可以让热爱舞蹈的一家人一起来练习，更增进亲情，再比如年轻妈妈在练舞蹈的同时，让她的宝宝在旁边的游戏室里听音乐做舞蹈游戏……

最初，这个想法被朱军当成一时的“头脑发热”，但在家听他们几个“合作伙伴”热火朝天地讨论，终于按捺不住，最后竟发展为“高参”之一：“现在社会上的健美操班太多，这跟舞蹈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们都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应該给人们带来专业的舞蹈训练，不让热爱舞蹈的人走弯路才对！”连舞蹈社的口号都是他在细心琢磨：“踮起你的脚尖，触摸心灵之舞；展开你的双臂，拥抱灵动空间……”

呵，听说这个凝结了朱军、谭梅心血的“八八空间舞蹈艺术社”马上就要开张了，我们就等好消息吧！

“我们不排斥自己的年龄一天天增长，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快乐！”

谭梅给我们带来很多“老”照片，10多年前的他们也肤如凝脂，也面若桃花，也意气风发，看得真让人感慨！朱军说：“谁都知道年轻好，可是，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该做的事情。记得我刚到中央台的时候，那真是年轻啊，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可是，那张脸显得很青涩，为什么？该有的内涵和成熟都没有。如今我40多岁了，感受到了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地位，我认为自己现在挺好！曾有人让我去‘做了眼袋，我说我不需要！我40多岁了，干嘛不承认呢？”

不过谭梅说了：“从少女到女人再当妈妈，女人都希望自己在丈夫眼中是最美丽的，在朋友眼中是完美的。女人珍爱自己，甚至去做点手术让自己更年轻，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年轻可不仅仅看外表，还必须有一颗年轻的心。如果心老了，觉得自己不适合穿这个，不适合穿那个，那么她就是真的老了……”

开拍了！朱军和谭梅穿上暖色休闲服，很自然地依偎在一起笑对镜头，比舞台上的形象更有亲和力，更加可爱。都说风雨之后是彩虹，而“健康的生活从健康之家开始”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祝愿他们走过幸福的一生。

爸爸从集上卖苇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声音立刻停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土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翻开书。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

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被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儿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

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

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楞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

12岁的雨来使尽气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

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背后喀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下。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

屋子里也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軍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軍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望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軍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軍官摇摇头。两个人唧唧咕咕说了一阵。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使劲把刀刀放回鞘里。

扁鼻子軍官压住肚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小孩。那个人，你看见没有？说呀！”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直咧嘴。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牙拧。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个趔趄，后退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过来，肚子撞在炕沿上。

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还乡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

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

“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儿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缸，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豆腐啦！卖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

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

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儿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

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还乡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鬼子走了？”

“啊！”大家都高兴得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众所周知的姚明，你们都知道他的什么呢，2.6米的个子，还是他是个打篮球的体育运动员，仅此而已吗？ 查字典故事给给你分享名人“姚明”的故事：

2009年5月5日,全世界的球迷共同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更见证了一种精神,一种承担的精神。

今天,姚明带领着他的火箭队在客场挑战异常强大的洛杉矶湖人队。在比赛前,几乎没有人看好火箭队,他们的天赋并不出众,经验并不丰富,体能和速度也都不占优势。然而,这样的一只球队却在开场之后打了湖人队一个措手不及,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作为球队领袖的姚明一直被人诟病,自从进入nba开始,评论家就指责他缺少霸气,在关键时刻没有血性,所以姚明尽管个人能力非常出众,但作为一个领袖还是不被很多NBA专家认可。

然而,这次比赛让人们看到了姚明的另一面。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敌人,他用拼命的奔跑,咬牙的坚持,激烈的碰撞一次次将对手反超比分的热情浇灭。离比赛还剩几分钟的时候,双方的拼杀已经到7白热化的程度,所有的人都红着眼睛激发出全部的力量在争取比赛的胜利。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带球突破的科比和姚明猛地撞到了一起,姚明意外地伤到了膝盖,猛然倒地,表情痛苦不堪。在NBA的赛场上,激烈的冲撞随处可见,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姚明。可大家很快就发现姚明的表情非常痛苦,微微蜷起身体,双手抱着膝盖,眉头紧皱。裁判马上暂停了比赛,火箭队的队医第一时间跑到姚明身边低声询问着他的伤势。

姚明的表情仍旧异常痛苦,队医带着大家搀扶着姚明离开了赛场,缓缓走进了通向休息室的走廊。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姚明不会返回球场,火箭队已经凶多吉少的时候,美国记者在走廊里纪录下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画面。因为疼痛而咧着嘴咬牙坚持的姚明忽然停下了脚步,挣扎着要返回赛场。队医连忙拦住他,劝他要保证身体的健康,姚明无奈地转身继续向休息室走去。可两条腿向外走着,姚明的目光却一直望着赛场方向。又走了几步之后,姚明坚决地停了下来,他坚持要回到比赛场上去,队医知道自己无法劝阻姚明,就让他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在确定并无大碍之后,队医又陪伴着姚明走回了赛场。

当姚明再次走回球场的时候,所有的观众纷纷站起身来为他鼓掌。虽然这里是对手的主场,但对方的球迷还是将掌声送给了坚强的姚明。当姚明再次回到场边的时候,主教练阿德尔曼显然没有料到姚明会带伤回来。担心姚明伤势的主教练正在犹豫着是否要让姚明上场,姚明已经指着场上的队友大喊了起来,他在告诉阿德尔曼,比赛场上有他的兄弟,比赛场上有急需他的队友,他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当姚明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的刹那,一个当地的记者哭了,他哽咽着说道:“姚明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男人该承担什幺,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坚强和伟大!”

姚明再次站在比赛扬上,让场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时的比赛已经到了决战时刻,姚明受伤的膝盖已经红肿,他接到球之后仍旧在咬着牙坚持着。姚明的回归给了队友们极大的鼓舞,火箭队打出了极其强悍的气势,在顶住对手的反扑之后,最终赢得了这场让所有人吃惊的比赛。

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的胜利,不如说这是一种精神的胜利。姚明向所有人展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勇于承担,所以才会被信赖;因为被信赖,才能有凝聚力;因为有凝聚力,才能创造奇迹。

美国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乡村歌曲,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为男子汉?姚明在今天的比赛里给出了答案:一个人要默默付出很多年,并且等到他学会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走廊,这是姚明的走廊,这是一个男子汉的走廊,这是一个必将被人们铭记的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