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名人少年时期励志故事【20篇】

人人都知道珍惜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可又有多少人知道珍惜时间，往往都是到老的时候，或者刚踏入社会，不知深浅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时间过的飞快，转眼就该成家了，而自己呢，还是一小毛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该叹息，时间如果能倒转的话，那该多好啊！”下面就讲一则关于珍惜时间的鲁迅。

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名人故事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列宁让路

有一次，列宁下楼，在楼梯狭窄的过道上，正碰见一个女工端着一盆水上楼。那女工一看是列宁，就要给列宁让路，准备自己退回去。列宁阻止她说：“不必这样，你端着东西走了半截，而我现在空着手，请你先过去吧!”他把“请”字说得很响亮，很亲切。然后自己紧靠着墙，让女工上楼了，他才下楼。列宁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却不因自己地位的高贵而无礼，这更显出了他伟大的品质。

“忍气吞声”的林肯

有一次，美国总统林肯和儿子罗伯特驱车上街，遇到一列军队在街上通过。林肯随口问一位路人：“这是什么?”林肯原想问是哪个州的兵团，但没有说清楚。那人以为他不认识军队，便粗鲁地回答：“这是联邦军队，你真是个他妈的大笨蛋。”林肯面对着一个普通路人对自己的斥责，只说了声“谢谢”，毫无怒容。

总理道歉

霍克就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有一次在一家商场内与一位老人就养老金问题发生争执。霍克一时冲动，骂那位老人：“愚蠢的老家伙。”老人因此把他告到法院。霍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就自己不文明的语言，公开向这位老者道歉。他说：“那天我非常烦恼，但这不能成为我使用那种措辞的理由。如果我确实伤害了他的话，我愿意就此向这位先生道歉，诚请宽容我的不逊。”

教授

有记者访问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教授，您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儿学到的呢?”，“在幼儿园。在那里，我学到了令我终身受益的东西，比如说，有好东西要与朋友分享，谦让，吃饭前要洗手……”我们完善自己的文明修养也一样，并非一定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举措，而是要从身边吃饭洗手这些小事做起。养成文明的习惯，使文明的观念从意识层次进入无意识层次，使文明贯穿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从小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很多同学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文明礼仪。可是看见校园中随处丢弃的饭盒，饮料瓶，听着某些同学口中吐出的脏话，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呢!难道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人”么?明代大学者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自己却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社会教育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实践社会文明，就要从这“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自己的坐言起行上下功夫，就要告别不文明的行为。

李白（701-762）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开口成文，挥翰霞散"，写出数以千计为人民传诵的诗篇，主要是他长期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结果。当然，与家教也是不无关系的。

李白的父亲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李白刚刚懂事的时候，有一次听到父亲在书房里朗读《子虚赋》，那优美动听的文词，使李白人迷人神。开始，父亲以为他听不懂，后来父亲发现每当他朗读诗文的时候，李白便到父亲跟前，眼睛盯着父亲，认真聆听。有时竟随着父亲感情的起落表示悲欢。于是，父亲便留他在书房里一块学习，一块朗诵。幼时的李白几乎每天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在父亲的教育下，李白"五岁诵六甲"（指推算生辰年月的六十甲子），"十岁观百家"（指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十五岁开始学写文章和诗歌。他最早写的《惜余春赋》、《明堂赋》、《大猎赋》都曾受到文豪的重视。

李白的进取精神特别强，他甚至有超过司马相如的抱负。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下了很大决心，同一位好朋友住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里去，专心攻读，博览群书，钻研诗文书法。他在青城山，一连苦读了好几个年头，都不曾进城去闲逛一次。

但是，少年时的李白，在学业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动摇的。他在四川眉州象耳山读书的时候，一度对学习的艰苦和紧张适应不了，曾想中途放弃学业，做一个自由自在、随意飘游的浪子。一天，他离开象耳山，正走到山下小河边时，遇见一位头发花白姓武的老大娘蹲在河边磨铁杵。李白好生奇怪，走上前去问大娘干什么。武大娘指着铁柞说："我要把它磨成针。"李白以为老大娘在拿他开心，不相信老大娘的话，问道；"这么粗的一根铁杵，能把它磨成针吗？"老大娘意味深长地对李白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白听了心里不觉一怔，顿时感慨万分，独自一人在河边沉思了很久，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于是，他又坚定地往山里走去，决心继续归山终业。

从此，"铁杵磨成针"成了李白的座右铭。他始终以这种精神来要求自己"读破万卷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后来做的诗，都能达到有如信手拈来、妙语天成的程度。

乔。吉拉德—世界吉斯尼汽车销售冠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员，他连续12年荣登世界吉斯尼记录大全世界销售第一的宝座，他所保持的世界汽车销售纪录：连续12年平均每天销售6辆车，至今无人能破。乔·吉拉德，因售出13000多辆汽车创造了商品销售最高纪录而被载入吉尼斯大全。他曾经连续15年成为世界上售出新汽车最多的人，其中6年平均每年售出汽车1300辆。

乔。吉拉德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演讲大师，曾为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精英传授他的宝贵经验，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们被他的演讲所感动，被他的事迹所激励。

三十五岁以前，乔。吉拉德是个全盘的失败者，他患有相当严重的口吃，换过四十个工作仍一事无成，甚至曾经当过小偷，开过赌场；然而，谁能想象得到，象这样一个谁都不看好，而且是背了一身债务几乎走投无路的人，竞然能够在短短三年内爬上世界第一，并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虚心学习、努力执着、注重服务与真诚分享是乔。吉拉德四个最重要的成功关键。

销售是需要智慧和策略的事业。但在我们看来，信心和执着最重要，因为按照预测推断没人会想到乔吉拉德后来的辉煌！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你的出身比乔吉拉德强，没有偷过东西，如果你不口吃，那你没有理由不成功，除非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除非你真的没有努力过，奋斗过！

[关于自信的名人励志故事

尊师重教的故事——孔子尊师

公元前521年春，孔子得知他的学生宫敬叔奉鲁国国君之命，要前往周朝京都洛阳去朝拜天子，觉得这是个向周朝守藏史老子请教"礼制"学识的好机会，于是征得鲁昭公的同意后，与宫敬叔同行。到达京都的第二天，孔子便徒步前往守藏史府去拜望老子。正在书写《道德经》的老子听说誉满天下的孔丘前来求教，赶忙放下手中刀笔，整顿衣冠出迎。孔子见大门里出来一位年逾古稀、精神矍铄的老人，料想便是老子，急趋向前，恭恭敬敬地向老子行了弟子礼。进入大厅后，孔子再拜后才坐下来。老子问孔子为何事而来，孔子离座回答："我学识浅薄，对古代的#39；礼制#39；一无所知，特地向老师请教。"老子见孔子这样诚恳，便详细地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尊师重教的故事——汉明帝敬师

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博士桓荣是他的老师，后来他继位作了皇帝"犹尊桓荣以师礼"。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让桓荣坐东面，设置几杖，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召到太常府，向桓荣行弟子礼。桓荣生病，明帝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敬。进门后，往往拉着老师枯瘦的手，默默垂泪，良久乃去。当朝皇帝对桓荣如此，所以"诸候、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了妥善安排。

数学家华罗庚：修炼成名不忘师恩

华罗庚，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在他成名之后，不止一次说过：“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靠我老师的栽培。”1949年，华罗庚从国外回来，马上赶回故乡江苏金坛县，看望发现他数学才能的第一个伯乐：王维克老师。华罗庚在金坛作数学报告时，特地把王老师请上主席台就座，进会场时让老师走在前面，就座时只肯坐在老师的下首。

由于青年时代受到过伯乐的知遇之恩，华罗庚对于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他发现和培养陈景润的故事更是数学界的一段佳话。

前些时，热闹非凡的“超级女声”轰动了大半个中国，节目空前火爆，“偶像”红得发紫，这绝对与一大帮子铁杆“粉丝”有关。虽然他们自称“新新人类”，其实，追根溯源，这“粉丝”也是古已有之。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可以说是最早的歌坛偶像，他的“粉丝”，也是历史上最狂热最忠诚也最具规模的“粉丝”。

中国最早的歌坛偶像柳永论数量，当时民谣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柳永的“粉丝”到处都有，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多得不计其数。如果那时就有发短信技术，恐怕支持柳永的“粉丝”，又要让电信局赚个钵满盆溢，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

论狂热，柳永的“粉丝”也丝毫不输于“超女”的“粉丝”。由于他写得一手绝妙好词，随便给哪个歌妓写上几句，她就会身价倍增。于是，歌妓们对他爱得发狂。

柳永又称柳七，能和柳七亲热唱和，哪怕是倒贴银子，就成了歌妓们的最高愿望：“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这顺口溜不知怎么传到宫里，仁宗醋意顿生，气得差点儿吐血，心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让这个小瘪三抢了我的头彩？但碍于身份，自己又不能和一个风流文人争风吃醋，只好闷在心里发恨。

论铁杆，柳永的“粉丝”更是忠心不二，无人可匹。柳永死时家无余财，是他的那帮歌妓“粉丝”集资安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认识不认识的“粉丝”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以至于相沿成习，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哪像现在的“粉丝”们，朝秦暮楚，这一阵几追张三，过几天又捧李四，追时奉若神日月，弃时甩若敝展。

论影响，柳永的“粉丝”也是不得了的。连宋仁宗都成了他的最大“粉丝”，虽然他羞于承认，还对柳永有几分嫉妒，可是他的“追星”记录，从他对柳词的熟悉程度便可略见一斑。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仁宗看到柳永的考试卷子，就不假思索信手批道：“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这一下子，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的“**巨星”了。

论“副作用”，柳永的“粉丝”也闹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追捧偶像，总难免有一定副作用，“超女”的副作用，除了使许多孩子迷恋唱歌外，湖南还有一个15岁的女“粉丝”，为参加“超女”比赛减肥过度成病。相比较而言，柳永的副作用似乎更有诗意，气魄也更大一些。

柳永名词《望海潮》中有佳句称赞杭州之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想不到被他千里之外的一个著名“粉丝”金主亮看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此词传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惊人的“副作用”，差一点儿被人当成汉奸了，是柳永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也充分说明柳词的巨大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柳永及其“粉丝们”早已作古，随风远去，愿我们今天的偶像与“粉丝”都能比柳永们更精彩、更健康、更洒脱，也更有品位，同时也能更少一点“副作用”。

读完《名人传》这本书，我感到名人的精神是震撼人们的心灵的。这本书里的英雄，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这里面的英雄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的生命力，使他们勇敢地与困难作斗争。

在这三位伟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贝多芬。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贝多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躁而古怪。他对音乐有火一般的热情，先后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的作品深邃而辉煌壮观，充满了幻想。但灾难还是无情的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1802年，他意识到自己的听力障碍已经无法治愈，并且会很快恶化。那意味着他可能再也不能进行创作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但他却能顽强的和命运抗争，这也许是他后期能写出那么多不朽作品的原因吧。这种对生活对命运永不妥协的精神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伟大不屈的灵魂让黑暗的世界有了光芒，让生活有了希望。

作为21世纪的一名中学生，社会的竞争更加的激烈，我们的功课越来越多，学习上的困难也随之增多，面对重重的困难与压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这种精神呢?是!在遇到难题时，在学习成绩下降时，让我们“借着贝多芬的光芒，再一次擦亮我们的眼睛。”用坚定的信念去面对挫折，用顽强的毅力去实现理想。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好老公”。

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吊丝”战士，很单纯

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

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

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

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

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

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

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

被抛弃，却不放弃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

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xx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

“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xx的爱情故事。

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

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

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

死角之后，便是光明

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

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

《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

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陆琇，字伯琳，代（今山西北部）人。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保陆馥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一个“巧言解父忧”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陆琇九岁那年，父亲陆馥很是为自己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精力不济，必须尽早在六个儿子当中选一人来继承家业。可大儿子忠厚有余，而智力不足；二儿子虽然精明，却不喜读书；三儿子体弱多病，不能为业；四儿子性情鲁莽，难以统揽全局；五儿子呆痴，更无指望。看来，只有六儿陆琇比较合适。可是，陆琇现在只有九岁，年龄实在太小，难以支撑大业。为此，他忧心忡忡，一连几日寝食不安。

父亲苦恼，做儿子的陆琇非常担心，遂问道：“父亲，我看您近日来愁容不散，必有心事。不妨说给儿子听听，我或许能为您分忧呢！”

陆馥见陆琇发问，长叹一声道：“唉，想你祖父有十二个儿子，我为长子，以才学继承了家业。如今，我已老矣，而你的几个哥哥都难撑大业。你勤奋好学，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你尚年幼，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陆琇听罢，不禁一笑，回答说：“父亲，继承家业不是比力气大小，您又何必为儿的年幼担心呢？”

陆馥听儿子如此一说，自感眼力不错，心中释然，于是放心地让陆琇接替了自己的爵位。

陆琇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他在继承爵位以后，越发勤奋读书，专心事业。由于政绩卓著，很受朝廷赏识。他在父亲死后袭封建安王，历任侍御长和光禄大夫，后又转任祠部尚书和司州大中正等重要职务。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1960年，他出生于台中市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公务员，还经营着一家舶来品店。从小就喜欢唱歌的他，梦想着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著名歌手。但有着传统观念的父亲认为当歌手是不学无术的表现，因此他禁止儿子接触任何与音乐有关的东西。

但父亲实在太忙，根本没时间管他，母亲也沉溺于牌桌之间，这让他有机会去接触音乐。那个时候，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跑到同学家里，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流行音乐，在熟悉了旋律之后，再改唱自己创作的词。

不久后，父母婚姻破裂，受到刺激的父亲脾气大变，动不动就毒打他，他只好经常逃家，一逃就是好几天，头两天跑去同学、朋友家住，之后住不下去了，就跑去车站、公园露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很多街头混混，并与他们来往密切。

父亲开始还骂他几句，久而久之，也就爱理不理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一年，他出事了，因为喝醉了酒，他去帮别人追债，三更半夜踢人家的铁门，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抓住，判了三年刑，进了感化院。

父亲知道后气得要死，托信来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他感到了绝望，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只是他觉得对不起姐姐。自从他进感化院后，姐姐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风雨无阻。在姐姐如水般的关怀下，他慢慢地恢复了斗志。有一次，姐姐把他带到他劳动的地方，指着一株鲜花说：“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梦想就好比是栽花，从播种到发芽再到开花，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你现在只是一粒种子，如果你想成功，你就得播种，浇水，你必须学会坚持。”

为了激励他，姐姐还把当时颇有名气的李泰祥先生请到了感化院，在李泰祥的鼓励下，他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感化院出来后，为了继续追梦，他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就去餐厅“敲门”，给顾客唱歌。他唱过的地方很多，有一天，他在翔声餐厅唱歌，唱了一首《你说过》，中场休息时，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你有没有兴趣出唱片？”当时，他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对方掏出名片，他才相信。

第二天，他来到对方的公司签约，成了一名真正的歌手。之后，一首电影主题曲《就是溜溜的她》，让他一炮而红。

他就是齐秦。在回忆过去时，他不止一次提到姐姐的名字，他说：“就在我快放弃人生理想的时候，是姐姐拯救了我，她让我明白了坚持的重要。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因为各种挫折，没有去播种，所以结果只能沦为空想；有的人一直在坚持，所以才把自己开成了一朵最美的花。”

是的，给梦想一个播种的时间，你才能收获芳香一片。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关于节约的名人小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粉笔诗》】

徐特立，字师陶，湖南长沙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有《徐特立教育文集》传世。他注重品德修养，平生俭朴。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写过一首《粉笔诗》抄在黑板上，公布在校园里：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为余是算细人。

他在每天巡视全校时总是把别人抛弃的粉笔头捡起装在口袋里留给自己上课用。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又称稻田师范）的几年里，差不多没有用过一支新粉笔。有些学生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太“小气”。因此徐特立特写诗教育学生。

【房梁挂钱】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

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但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约也回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欧洲文艺中，不得不提荧幕上四大吝啬鬼的形象，其中最盛名的要属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生前处处算计，临死还不忘叫掐灯省油，真叫人欲罢不能！各位朋友，勤俭固好，但不必要的勤俭往往会造成人性上的缺陷，这是值得注意的。

【列宁的大衣】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俄罗斯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俭朴伴随着他传奇的一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他穿一件退色的旧大衣。在这件大衣上还留有三个弹孔。

1918年，列宁就穿这件旧大衣，去工厂演说，遭到反对势力的刺杀，在大衣上留下三个弹孔。伤愈出院后，他谢绝更换新大衣，将旧大衣补了再穿，一直穿到他1924年1月逝世。

他的格言：“节约每一分钱，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约翰洛克菲勒投宿】

有一次，美国大企业家约翰到纽约一家旅店投宿，要求一间最廉价的房间。

旅店的经理认出是洛克菲勒后，问他：“您为什么选择这样廉价的小房间呢？您的儿子来这时，总是选择最贵的房间。”

“没错，”洛克菲勒说，“我儿子的父亲是百万富翁，而我的父亲不是。”

半途而废是一个成语，形容半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名人也有半途而废过。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因此被称为“化学之父”。

李比希曾经试着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泡，再往里面通氯气，这样就能提取出海藻里面的碘。但是他发现，在剩余的残渣底部，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液体，收集起这些液体，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重复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种液体是什么呢？李比希想，这些液体是通了氯气后得到的，说明氯气和海藻中的碘起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化碘。于是，他在盛着这些液体的瓶子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氯化碘”。

几年后，晋中之窗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论文——《海藻中的新元素》，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读完懊悔莫及。原来，论文的作者，法国的青年波拉德也做了和李比希同样的实验，也发现了那种褐色的液体。

和李比希不同的是，波拉德没有中止实验，他继续深入研究这褐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当时已经发现的元素有什么异同。最后，他判断，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元素。波拉德为它起名“盐水”。

波拉德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了巴黎科学院，科学院把这个新元素改名为“溴”。

春秋末年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为替父阖闾报仇，富国强兵，终于一战败越，本来已经要灭了越国了。却半途而废，后来放虎归山，自己则贪图享乐，不再励精图治。而越王勾践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终于20年一举灭吴，夫差身死国灭。

你知道第一部电话机是谁发明的吗？不错，是英国的科学家贝尔。

当贝尔宣布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不料，就在贝尔申请这项发明专利后，科学家莱斯却向美国最高法院对贝尔提出控诉，声称电话机的发明权应该归他所有。

事关一项重大发明的发明权和当事人的名誉权，法院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

并请有关科学家对贝尔和莱斯各自的申诉进行鉴定。

调查和鉴定结果证明，在贝尔之前，莱斯确实已研制成功一种利用电流进行传声的装置，这种装置能把声音传到1000米以外。但是这个装置仅能单向传送，不能双方互相交流。对此，莱斯确认不讳。于是：法院和科学家都断定，这种装置还不能被称为电话机。

贝尔面对法院和科学家调查组，也直言不讳，他曾借助过莱斯的实验。但他比莱斯更加细心，他发现了莱斯装置的不足。他将莱斯装置所用的间歇电流改变为连续的直流电，这就解决了话声短促多变的问题。

然后，他又将莱斯装置上的一颗螺丝往里拧了半圈，仅仅5丝米，于是话声就能互相传递了。仅仅这5丝米，就使电话机诞生了，这种结果使莱斯瞠目结舌，使科学家震惊万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法院最后判决是莱斯败诉，电话的发明权归贝尔。贝尔感到他利用了莱斯的实验，同意发明专利为他和莱斯共有。莱斯感慨地说：“我在离成功5丝米的地方失败了，我将终生记取这个教训。”他坚决拒绝与贝尔共享专利。

我们为贝尔的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坚持，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努力，最终获得成功而庆幸。我们为莱斯的少了一点耐心，少了一份坚持，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努力，最终半途而废，与成功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是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时失败与成功的距离仅在咫尺之间乃至毫厘之间。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人类每一努力的领域中，有些微小的差距，便把赢家与输家分别出来。

赢家之所以赢得这些微小的差距，往往不是决定于天才、资源或者脑子，而在于用心度的深浅。在探索的征途上，往往再多加一把劲，再多走一步路，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跃上成功之巅。

李嘉诚的领带

1994年8月的一天，李嘉诚外出谈生意。在公司总部门口，一位员工拦住了他：“老板，我觉得你今天的这条领带有些问题。”李嘉诚愕然：“有什么问题？”员工说：“老板您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不应该系红色的领带，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协调，而且，还可能影响到您谈生意的效果。”李嘉诚看了看胸前那条红色的领带，思考了片刻，朝员工投去嘉许的目光：“你说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说完，李嘉诚转身回到办公室，换了一条黑色的领带。

李嘉诚的领带当他再次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位员工还在那里，看到了李嘉诚换了一条领带，他才满心欢喜地离去。可是，等到员工离开，李嘉诚从手包里拿出原来的那条红领带，重新换上，而将黑领带放回了包里。

这个举动被一旁的保安看在眼里。保安走上前来问李嘉诚：“老板，你为什么又要换上红领带？”李嘉诚笑着说：“我今天会见的是一位老朋友，每次与他见面，我都会系一条红领带，而他每次都会称赞我系红领带显得更精神。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红色的领带，而不是黑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刚才那位员工呢？”保安又问。“虽然他不知道我那位生意伙伴的喜好，但他能细心地发现我身上领带与服装搭配不协调，并热心地告诉我，所以我必须用我的行动来保护他的热情。”

员工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的前提下，向李嘉诚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但李嘉诚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保护了他的热情和积极性。李嘉诚之所以会取得非凡的成就，是因为他懂得，员工都希望自己在老板面前有尊严，被老板重视，被老板尊重。因此，善于给下属留得尊严，这既是李嘉诚的管理秘诀，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交际之道。

鲁仲连，又名鲁连子，也称鲁连。战国时期齐国人。史书说他少有奇才，号“千里驹”，曾拜当时著名学者徐劫为师，学习辩术，刻苦认真，很受徐劫喜爱。

当时，齐国有个叫田巴的辩士，是当时明辩学派的代表人物。据说此人雄辩天下，能“服狙丘，议缧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意思是说，他在狙丘、缧下一带地区发表演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将历史上的三王五帝、春秋时的五霸贬得一钱不值，也将“坚白”、“同异”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名家基本命题，说得一模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诡辩高手，却遇到了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鲁仲连的挑战。

有一天，鲁仲连对老师徐劫说：“田巴辩论的这些，都是一些虚妄的奇谈怪论，无济于世，有什么了不起？请老师抽时间领我去会他一会，煞煞他的锐气，也好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免得他再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徐劫说：“这可使不得，如果你输了，连我的名声也不好听。”

鲁仲连却信心百倍地说：“老师不必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就是了！”

其实，徐劫也对田巴不服气，更深信弟子的才华，巴不得让弟子和田巴辩上一辩；刚才那些担心的话，只不过是激将法罢了。他见鲁仲连如此有志气，也就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徐劫便带鲁仲连前去拜访田巴。田巴也久闻徐劫有个叫鲁仲连的学生，辩才很高，号称“千里驹”，也想会上一会。今天见他专程前来，急忙迎出。

徐劫来到田巴客厅，拉着鲁仲连的手对田巴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姓鲁名仲连，今年十二岁。他久闻您的大名，很想向您请教！”

田巴打量了一下鲁仲连，只见他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两眼有神，表情自若，不禁赞道：“听说你小小年纪，就号称‘千里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前来见我，有什么话要说吗？”

鲁仲连说：“听说田先生雄辩天下，国中无人能及。不过我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您赐教。”

田巴说：“请讲。”

鲁仲连说：“现在我国南阳一带，有楚军压境，虎视眈眈；高唐也受赵国攻打，情况十分紧急；聊城又被十万燕军团团围住，形势更为严峻。不知田先生可想过退敌之策？”

田巴想了想，很难为情地说：“没有。”

鲁仲连说：“是啊，作为一个日服千人的辩论专家，在国家遭受侵犯的时候，想不出退敌计谋；在民众危难的时候，提不出安抚之策，那么，您的辩才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田巴听了，觉得鲁仲连说的有道理，深感内疚，低头不语。

鲁仲连又接着说：“我曾听人言，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当厅堂上的垃圾还没有清除时，您还顾得上到院子里去铲除杂草吗？在短兵相接搏斗的时候，您还去想如何防备远处射来的冷箭吗？现在面对国家的形势如此危难，您一筹莫展，却还在滔滔不绝地演讲，像猫头鹰一样地哀叫。别人当面不说什么，可您走了之后，人人都在骂您啊！我以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才，应该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多解决点实际问题，少说点空话，才有价值。为此，我劝您今后少开口为妙。”

田巴听到这里，越发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满脸通红地拉着鲁仲连的手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尔后又对徐劫说：“你这个徒弟何止千里驹，简直是飞兔啊！”

从此，田巴闭门谢客，终身不再侈谈。

后来，鲁仲连学业期满，走上社会，周游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人排忧解难。他曾帮助赵国平原君解邯郸之围；也曾射书聊城，劝燕国占领聊城的将领认清形势，顾念当地父老的生命财产，放弃固守，书中情真意切，使燕将深受感动，以自杀来结束了这场战争，使聊城又回到了齐国手中。这就是后来有人记载的“鲁仲连射书救聊城”的故事。

齐王念鲁仲连射书救国有功，给他加官晋爵，但他坚辞不就，继续周游天下，后隐居海上，约卒于公元前238年。

著名元曲专家王学奇教授九十岁了，还在工作着。前不久，我登门求教，看到他的案头摊放着《宋元明清曲辞通释》书稿，旁边是高及天花板的卡片箱，里面是他数十年辛勤搜集整理的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小抽屉都可以形成数篇论文和一部专著。王老告诉我：“这部书出版好几年了，需要修订，我要再补充一百万字。”

“一百万字”！王老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助手帮忙，完全要靠手一笔一画地写，这对于我们壮年人来说，尚是畏途，何况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呢？但王老却表现得自信而轻松，他说：“明年就可以出书了，到时送你一部。”

不久，王老在一封复信中，示以他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做的一首《自嘲铭》：

钱不求多，够用就行。名不在高，务实是崇。我虽愚鲁，不甘认命。下定治学心，笑对斥责声，迈开两条腿，一路向前冲。可怜半世纪，扑个空！如今两鬓斑斑，枉叹一事无成。幸喜傻气在，还想战一程，唯乏经验敢复命。

王老的退休金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节俭，他不雇保姆，不请小时工，买菜、发信，都是自己动手。他的钱大多都买了书。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满了书，除了书，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潜心治学者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王老屡遭批判、指责，但坦然面对，终于闯过重重关口，取得了丰硕成果。

他的《元曲释词》、《元曲选校注》和上面提到的《宋元明清曲辞通释》在学界颇负盛誉。最近，他又主编了《笠翁传奇十种校注》，达150万字，对清代李渔的剧作做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在治学上，王老主张单篇论文和成本著作结合进行，即“两条腿”走路，认为这样做可以互相促进。对此，王老也戏称为“轻、重工业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