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动的名人故事三个30-即可(经典20篇)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激发了灵感的导演保罗？安德森决定拍摄一部全新风格的科幻电影。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和充满张力的剧情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让他兴奋不已。可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下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行性之后，他心中炽热的激情一下子就冷却了下来。

这部电影虽然题材独特，但是市场前景非常不好预测，而且拍摄难度非常高，无论是对演员的表演还是电脑特技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标准。

拿不定主意的保罗？安德森和自己的创作团队还有影视行业里的朋友们交流了意见。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题材虽然很新颖，但是拍摄起来将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票房前景非常不明朗。

这时候的保罗？安德森虽然不是多么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导演，但是好歹也在电影行业站住了脚跟，他身边的人们都觉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拍一部电影实在不明智。

保罗？安德森自己也纠结了很久，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经过反复分析，保罗？安德森坚信这个新颖的题材肯定会受到欢迎，于是便着手组建了全新的创作团队，将剧本和人员等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又找到了电影投资方准备进行拍摄。

就在拍摄前夕，保罗？安德森将这个全新的创作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招集到了一起，希望大家提提意见。在这个剧组里，有很多人都是保罗？安德森多年的老朋友，大家都担心保罗？安德森也会走上这条老路，于是便竭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

听完朋友们的话，保罗？安德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件往事。“在我为了考取驾照而学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驾校里最出名的人物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好，而是因为我手脚太笨，学车的速度慢得惊人。后来，好不容易我才掌握了基本的驾驶技术，可随着在路上练车次数的增加，我内心里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候，我的教练和我说了一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嘿，保罗，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如果一只菜鸟不努力去尝试，那么这只菜鸟一辈子也只是一只菜鸟；如果一只菜鸟努力尝试了全新的环境和风雨的洗礼，那么就能成长为一只雄鹰。”

说到这里，保罗？安德森继续说道：“现在虽然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在事业上我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如果不进行全新的尝试，我的创作将变得枯燥乏味从而得不到人们的赞赏，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保罗？安德森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深思之中，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人们默默地起身离开，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了。不久之后，这部名叫《生化危机》的电影就投入了拍摄，并且在投入市场之后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了票房的宠儿，而且还成了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被保罗？安德森做成了系列电影，不断创造着奇迹。不久之前，《生化危机4：来生》刚一公映就成为该周北美票房的冠军，这个传奇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生命最可怕的不是面对风险和挑战，而是为了暂时的安逸而躲避在看似安全的区域里不断地重复自己。重复自己的生命会将自己的天分和灵感一点点榨干，进而丧失了吸引人的灵感和创意，从而被历史所淘汰。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雄鹰之所以能够成为雄鹰，就是因为懂得敢于在全新领域积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今天都是菜鸟，可是只要我们不断在新的领域里挑战，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振翅高飞的雄鹰！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有一位老人，在他72岁时遭受严重的挫折，他奋斗了几十年享誉全国的最大零售集团，在一夜之间破产了。人们看着这位闻名遐迩的世界级企业家迎来如此灾难性的失败，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将心随天命，穷困潦倒度过余生;有人认为他将神经受到刺激，过起老年痴呆不谈理想的晚年生活：有人认为他肯定不堪一击，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事业的大厦轰然倒地，并没有使这位老人从此倒下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他依然精神十足，匆匆行走在大街小巷上。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和几个年轻人携手合作，开办了一家网络咨询公司，向自己陌生的IT产业发起了挑战。面对新的行业，老人并没有显得缩手缩脚，反而脸上始终充满了微笑，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加上他合理地运用了过去经营零售业时积累起来的经验，没多久就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后，老人重新堆砌的事业大厦又屹立在人们面前。

当记者采访老人，问他为何能够在一年时间里反败为胜、东山再起时，老人快乐地大笑起来，久久不语。记者等了好久，老人也未给出答案，而是又忙自己的事了。记者疑惑地又重复提起这个话题，老人第二次快乐地大笑起来，他只说了短短一句“其实，我已给出答案!”此时，记者才恍然大悟——快乐心情是老人反败为胜、东山再起的法宝。

这位老人就是日本曾经最大的零售集团“八百伴”集团的总裁——和田一夫。

在商场的长期拼搏奋斗中，和田一夫悟出了这样一个简明的道理：生活就是一束阳光，你站在阳光中，迎着阳光向前看，满眼光明，身心温暖，倍增力量;转过身，俯视阴影，满目黯然，暗自神伤。面对阳光和阴暗的两种心态，完全由个人的心情来掌握。选择前者，你将积极快乐地向前走;选择后者，则沉沦悲观沮丧，举步不前。

和田一夫反败为胜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成功需要一颗快乐的心来支撑!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将终生与成功失之交臂。如果我们左冲右突难以突围，正心情沮丧之时，何不尝试一下以快乐的心情去走另一条路径呢?

海伦凯勒：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后来籍着她的导师波土顿柏金斯盲人学校老师安？沙利文（Anne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

1898年，海伦 凯勒考入了哈佛大学附属剑桥女子学校。1900年秋，再考进哈佛大学的雷地克里夫学院，这对于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可说是教人难以置信。最后于1904年，海伦？凯勒成功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而且成绩优异。一个度过88个春秋却只有19个月光明和声音的弱女子，但她不向命运屈服，经过不懈努力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立了数以万计的慈善机构。

一生共有14部作品，处女作>，被喻为无与伦比的著作．海伦？凯勒的作品还有：1908～1913著《我的天地》（又译作《我生活中的世界》）、《石墙之歌》、《冲出黑暗》。1929年著《我的后半生》（也译作《中流——我以后的生活》）。1953年美国上映海伦·凯勒生活和工作的记录片《不可征服的人》。1955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失败不能决定个人能力，更不能决定个人命运，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面对失败的态度，看看这些曾经高考落榜的名人是如何面对失败的。

落榜后成功典范——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在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但怀抱着“不断面对失败的人，成功的机会比普通人多得多”的信念，终于在1980年又一次参考，考取北京大学。他努力抓住每次得之不易的机会，终于，在他第一次被美国签证官拒签25年后，“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落榜后求职典范——汤唯

汤唯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母亲施西凤曾是浙江乐清小有名气的演员，父亲汤余铭是个画家。1997年汤唯高考落榜，父母让她进了职业模特队。但他们提出：“要想真正在演艺圈有前途，还得有文化，在考上大学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职业模特队，每天训练、表演完毕，别的女孩忙于恋爱、逛街，汤唯却捧起了书。经过3年不懈努力，2000年她终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落榜后求职典范——蒋雯丽

蒋雯丽因《牵手》、《中国式离婚》而大红大紫，但是，当年这个心怀梦想的女孩儿居然高考（微博）落榜，然后被分配到安徽蚌埠的自来水厂当工人。蒋雯丽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认命的人。”当时，蒋雯丽给厂里组织文艺演出，一个舞台总监跑过来对蒋雯丽说，我看你表现力不错，可以去考电影学院。这是蒋雯丽第一次听说电影学院。后来，她就这样“自以为是”地真的去考试了,没想到文化课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的她最后竟然考上了!

落榜后求职典范——郭晓冬

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郭晓冬笑称自己是“著名的北漂”，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前，他曾经当了三四年的“北漂”，当过雕刻工人，养过虾，当过邮递员、歌手、主持人……本来过着与娱乐圈不搭边的生活，可是机遇巧合被朋友拉去一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一试就给刷了下来了。此后的郭晓冬继续“北漂”，时隔一年后他决定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于是第二次考试郭晓冬顺利过关,正式成为北京电影学院1996级表演系本科生。多年以后，电影《暖》的导演霍建起评价说：你当演员简直就是奇迹。

复读生的典范——袁立

杭州美女的袁立，当年参加高考时第一次投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虽然通过了一试、二试，却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落了榜。但自信的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辗转北上，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参加考试。（励志电影 ）在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考老师的鼓励下，袁立不仅通过了入学考试，还取得了北京电影学院92级第一名的成绩。

宋丹丹初恋使其学习一落千丈

宋丹丹说她高考那年19岁，但却遭遇初恋。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孙红雷落榜源自太胖

《潜伏》里的优质男人孙红雷，当年可是小胖子一个，想考中央戏剧学院，戏主任一看就说：“哎呀，回去吧，太胖了。”好在孙红雷没有放弃，硬是减去了快40斤，然后通过了高考。

李安曾二度高考落榜

李安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台南一中校长。但李安却在上高一时的梦想就是当导演，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差了零点六七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

陈建斌报考北京体院失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陈建斌最初的梦想并非当演员，而是当一个运动员。“其实，当演员并不是我的梦想。我父亲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工作者，所以小时侯我在体委大院长大。”从小就想子承父业当一个运动员，但是父亲却认为他不是当运动员的料。“我也觉得没有运动员的天赋。因为我小时侯学了很多东西都无法取得优异的成绩。”陈建斌透露，他最初报考的大学不是中央戏剧学院，而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叫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系，准备当个中小学体育教师。但可惜没有考上，自己第一次高考却失败，成了高考落榜生。直到两年后，他才考上中戏的。

《苏格拉底的遗憾》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前有一个不小的遗憾——他多年的得力助手，居然在半年多的时刻里没能给他寻找一个最优秀的闭门弟子。

事情是这样貌的。苏格拉底在风蚀残年之际，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就想考验和点化一下他那位平时看来不错的助手。他把助手叫到床前说：“我的蜡所剩不多了，得找另一根蜡之后点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那位助手赶忙说，“您的思想光辉是得很好地传承下去……”

“但是，”苏拉格底慢慢悠悠的说，“我需要一位最优秀的传承者，他不但要有相当的智慧，还务必有充分的信心和非凡的勇气……这样的人选直到目前我还未见到，你帮我寻找和发掘一位这样的人。”“好的，好的。”助手很温顺很尊重地说，“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寻找，以不辜负您的栽培和信任。”

半年后，苏格拉底眼看就要告别人世，最优秀的人选还是没有眉目。助手十分惭愧，泪流满面地坐在病床边，语气沉重地说：“我真对不起您，令您失望了！”“失望的是我，对不起的却是你自己。”苏格拉底说到那里，很失意地闭上了眼睛，停顿了许久，才又不无哀怨地说：“本来，最优秀的就是你自己，只是你不敢坚信自己，才把自己给忽略、给耽搁、给丢失了……”话没说完，一代哲人就永远离开了他以前深切关注着的这个世界。

那位助手十分后悔，甚至后悔、自责了整个后半生。

哲理：只有自信，才能应对人生的艰辛，岁月的苦楚，抹去你悲伤的眼泪，燃起期望之火，用整个身心趟出一条成功的路。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人，缘何能在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具有复杂思想、规则语言的生命存在，描写名人的智慧小故事有哪些？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爱迪生测灯泡——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带他一起工作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爱迪生有点瞧不起。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于是，他拿起灯泡，测出了它的直径高度，然后加以计算。但是灯泡不具有规则形状，它像球形，又不完全是球形;像圆柱体，又不完全是圆柱体，计算很复杂，即使是近似处理，也很繁琐。阿普顿画了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也没算出来。正忙于实验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报告结果，他走过来一看，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是换种方法算吧!”只见爱迪生略一沉思，快步取来一大杯水，轻轻地往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的灯泡里倒满了水，然后把水倒进量筒，几秒钟就量出了水的体积，当然也就等于算出了玻璃灯泡的容积。这时，羞红了脸的阿普顿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胡佛入圈套——沟通也需要方法

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很讨厌记者无休止的纠缠。在胡佛就任总统之前，他坐火车外出考察时和随行的记者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有位记者想探寻胡佛的政见，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却一言不发。失望、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位专门探听政界要人言论的记者。

这时，奔驰的火车窗外出现了一片新开垦的土地。这位记者灵机一动，故意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用锄头开垦土地呢!”

“胡说!”坐在一旁沉默得可怕的胡佛终于开腔了，“这里早就用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那乱垦滥伐了!”跟着便大谈起垦殖问题来。

就这样，这位记者终于如愿以偿，满载而归了。不久，《胡佛谈美国农业垦殖问题》的消息就见报了。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钱钟书，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读字典的特殊爱好更为人们所乐道。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逐条逐条地读过，并时常读得开怀大笑。

1935年，钱钟书以留英公费生的最高分数去英国专修英国文学。数十天的海上生活，船在大海的风浪中颠簸，同行的人都苦不堪言，唯有钱钟书怡然自得，手不释卷。一位友人走近一看，原来他捧着一本约翰逊博士的《大字典》在读。钱钟书微笑着说：“字典是路途的良伴……”他的回答使友人大为叹服，对他的这种静心涵养的功夫肃然起敬。后来钱钟书由上海赴湖南兰田任教，随身也只有一本英文字典。钱钟书先生的同学邹文海先生说：“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逊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也不愿费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识，积学之深。”可见钱先生治学是很注意方法的，也非常懂得利用性质不同的空暇时间，能充分发掘出研读字典、辞典的乐趣来，既利用了旅途的时间，又减轻了旅途的车船劳顿，还从字典中获得了知识。

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字典不是查的，是用来读的。钱钟书个人的藏书并不多，有的多数是工具书。但凡他读过的字、辞典，基本都能记住。他记忆力相当好，到了能够背字典的程度。如钱钟书就背过约翰逊博士的《英文词典》。据称，钱钟书在图书馆读书，很少翻阅字典，因为这些词语都在脑海里储藏了。有的英文字典不好记，他就多次读，有人说他读破过几本英文词典。比如一本抽屉版大小的《韦氏大词典》，他竟能读三遍。他有一部上世纪40年代末流行的《简明牛津字典》，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写满批注。这种阅读习惯和照相机似的记忆力使他具备广博的知识，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钱钟书喜读字典，是对知识的渴求与积累，也是毅力和耐心的体现。他之所以能成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举世瞩目的大学者，可以说是与他对字典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分不开的。他学问的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所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了。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侯宝林抄书经典的名人读书故事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

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囊萤夜读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宋濂苦学

在中国元代时期有个叫宋濂的人，他酷爱读书，由於家中贫寒，只得借书博览，随著书越读越多，宋濂越觉得需要老师指点，於是他当掉衣服，千辛万苦来到城中，考上学馆，不料学官的脾气古怪，宋濂历经曲折，最后终於苦学成才。

台湾著名主持人、知名作家蔡康永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是观众眼中不折不扣的魅力先生。他看似人畜无害，却有着特别任性与顽皮的一面。他是圈内公认的整人高手，常常乐此不疲地策划各种整人怪招。不少被他整过的朋友，也迅速被他传染，爱上了这种游戏，其中的某些朋友还反守为攻，冷不丁地整他一下……

这种无需成本，且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游戏，让他的烦恼和压力烟消云散，朋友关系也越来越铁……以下是他的自述——

整人让生活变有趣

我的整人爱好始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研究时。作为电视节目成功案例分析的，是日本一档叫做《Laugh & Funny》的节目。节目宗旨就是“整人”。比方说在一个下坡的最高点让一个直径足有两米涂上颜色乍看像个铁球的泡沫球滚下来，然后拍下路人们惊惶失措四处躲避的场面；或是假扮成门童殷勤地为客人拉开一扇门，门外边栩栩如生的街道其实只是一张画，客人会一头撞上去……

受这个课程影响，班里曾经涌起了那么一股热衷于整人以及被整的小高潮。可惜大家都没什么独特的创意，手段也乏善可陈，使用的无外乎市售的外型像口香糖，抽出来的时候会弹出一只蟑螂，或者索性就是一条只会在第一眼把人吓一跳、完全没有成就感和回味的橡皮假蛇之类的小儿科道具。所以，这股小高潮来得快去得更快，不到半个月，就再也没人去继续这种整人的行径了。

但这件事很对我的胃口，因为那时我正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无聊的极点。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无趣的，父亲近60岁才得我，简直是把我当宠物一样养大。我一路读贵族小学、中学，本科毕业后，还必须出国读一个好大学，因为世家子弟的小孩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呢？

基本上，去美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好玩，不懂得什么叫好笑。一个饿极的人会觉得菠菜豆腐汤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无聊透顶的人，会觉得整人是一种好游戏。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在整人的爱好上越走越专业的人。

当时，在班上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叫刘锴於的香港同学，他很荣幸也很不幸地成为了我整人处女作的被整对象。一个中午，我很神秘地跟他打赌，我说我在道上有人，只需要打个电话，半小时后他就会死得很难看。他对我这话表示怀疑，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连开水都不会烧的人，跟黑道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我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半小时后，让他死得很难看的人来了，一个穿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男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个食品袋，气场很足地对他说：“刘先生，你点的两套夏威夷风情披萨和蓝色梦幻饮料，一共30元！”

当然，我也没占到他什么便宜，春假的时候，他去欧洲旅游，给我寄来了一个对方付费的航空包裹，我付了50元邮资后，很开心地把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还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说，这块石头是他在芬兰最有名的桑拿浴场挑出来的，特地寄给我，以表达他对我的怀念。

然后，我跟刘锴於之间就变成一种亦敌亦友非常微妙的关系。但凡有可能，我就会琢磨如何整他一下，而他也经常保持一种战备状态，防止被我找回场子，以及留意一切可以乘胜追击再让我吃个暗亏的机会。

跟小S一起整大S

1990年，我学成归台，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当我最终决定做《康熙来了》的主持时，我给它的定位就是一定要做成一个以整人为乐的节目。一档不正经的节目，一帮不正经的同事，我可以将他们一一变做我的被整对象。

我跟小S的私交最好，所以她第一个在劫难逃。这个女人自诩为电脑高手，并以打击他人为乐，经常取笑我只会开机关机写文章看新闻，属于最低等的使用级电脑水准。所以，一次趁她离开电脑的时候，我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桌面按print键截屏截下来，并设置为桌面背景，然后把原来在桌面上的文件统统转移到一个内存盘的文件夹里。如此一来，电脑桌面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但不管她如何点鼠标，电脑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一连关机开机了十几次，问题仍然存在。

当她最后不得不决定放弃重启重装系统时，我才告诉她是我动了手脚，并快手快脚地帮她取消了桌面背景，把桌面文件夹还原后，电脑马上运行顺畅。

虽然是被我整了，但小S对我这个招数的创意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对这种耍阴谋看热闹的玩法兴致盎然。她飞快地被我拖下了水，成为我的同谋共犯。我俩联合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大S。我整人有一个宗旨，喜欢抓对方的弱点，我觉得只有攻其要害才能奏到奇效，而大S的致命弱点世人皆知——她是个购物狂。

一天下午，姐妹俩正在一起闲扯，我拎着七八个顶级名牌的包装袋包装盒满脸兴奋地去找小S，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我刚从香港回来，走了天大的好运，赶上太古广场做答谢会，顶级大牌低至一折，门都要被挤破了——从头到尾，除了最开始跟大S打了个招呼外，我没有对她多说一句话，仿佛跟她完全是巧遇。

当我离开她们10分钟后，小S打来电话，说大S得知了这个疯狂打折信息后，一分钟都没耽搁，带着包包就直奔机场而去。

1小时后，我让小S打电话把正准备登机的大S叫了回来——因为我根本没去香港，那些包装袋包装盒都是以前购物后搁在家里的空袋子空盒子，自然，太古广场的疯狂打折也纯属子虚乌有。

更高的高潮还在后面——

当大S气冲冲地来找我问罪时，我非常无辜地说我的确说了谎话，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整一下小S，没想到射兔子的子弹打中了鹿，小S没上当，她却中了招，完全是意外的无妄之灾。这个理由非常强大，尽管大S满腔怒火，却发不出来。后来，她非常不爽地走了，临走前恨恨地说要跟我“走着瞧”。

下挑战书的结果是，我给她来了招更狠的，鉴于上次合作愉快，我依然找了小S担任搭档。

我以赔罪为名，跟小S一起把大S约出来喝下午茶。刚刚落座，小S就面露痛苦之色，捂着肚子开始轻轻呻吟。大S问她怎么了，小S说：“我要吐！”然后就是“噢——哇——”一声。有洁癖的大S脑袋飞快地别了过去，趁此机会，我以极快的速度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罐八宝粥倒在了桌子上。等大S捂着鼻子将头转过来时，我拿起一把小勺，将桌上的东西舀了一勺喂进嘴里，边吃边说：“咦，你中午吃的花生？”大S当场脸色就变了，捂着嘴直奔洗手间……我和小S大笑着击掌欢呼！

整人比骂人更高效

屡次出手均大获成功，我喜欢整人也善于整人的名声就此传开。然后我就开始有了意想不到的“新业务”——越来越多的朋友把我视为援军，希望我能帮忙策划整人方案。

节目组一个女编导一次跟我说起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叫黄记的燕鲍翅精品店非常不厚道，老板娘做生意很黑，秤动过手脚，短斤少两得厉害。在她店里买二两燕窝，复秤只有一两六钱。

不过，因为没什么证据，去跟老板娘理论占不了什么上风，而且为了这点分量大动干戈似乎也犯不着，只是，这种哑巴亏让人心里很不爽，她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教训一下奸诈的老板娘。

办法当然有。第二天我就去了黄记，挑了三盏最贵的特等血燕放到秤盘上，老板娘麻利地在电子秤上按了几下，说：“一两八钱三，零头抹掉25200元，给25000元好了。”我慢悠悠地说：“多了点。”说完把最大的那盏血燕从秤盘上拿了下来。老板娘又按按秤，说：“一两四钱，19600，给19500好了。”我掏出5500元钱放下，带着从秤盘上拿下来的那盏最大的血燕一扭头走了。回头找了台电子秤一称，那盏血燕净重39克，价值10920元，以五折的价格光明正大地拿走，老板娘吃了亏还不能说。我觉得这比跟她理论和争吵要有效得多。

我有个作家朋友，多年都没写出名，偏偏找了个比较拜金的太太，热衷于名牌，因为作家先生满足不了她享受生活的要求，她最终失去耐心，先是暗地里转移了几乎全部婚内财产，然后提出了离婚，并以自己没有正式工作为由，使得法院判处他每个月支付给她12000元的生活费。

比较欣慰的是，离婚之后，这个作家朋友总算苦尽甘来，因为一部作品而跃升为畅销书作家，3年之内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并且娶了个爱他的年轻漂亮新太太。对他而言，每月12000元是小问题，但是想起这笔钱是花在前妻身上，他多少就觉得不那么舒心。一次偶尔谈起此事，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出个主意让他出一口气。

那时台湾刚刚兴起个性支票，只需支付一定的印刷费用，就可以将支票使用者的个性签名和照片印刷在支票上。我建议这个朋友成了个性定制支票用户，让他用自己的个性定制支票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支票的背景是他提供的照片——上面是他与年轻漂亮的现任妻子情意绵绵地在埃及金字塔下拥抱亲吻的画面……

一次做完节目，一个女嘉宾专门请我吃饭，她说她已经跟前任男友分手3个多月了，但对方始终纠缠不清，隔三差五就来找她。当初热恋的时候，她一时冲动在手腕上文上了那个男人的名字，每每当她被纠缠得无法摆脱叫非礼的时候，该无赖男人会一把抓起她的手腕给旁边的人看，证明自己就是她的男朋友。

她去过文身店想遮盖掉，文身师傅说可以在名字上文个复杂的图腾给盖住，但她觉得这个方案比较消极，也问过她认识的彪悍朋友，其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在名字上文一个表示“下架”含义的条形码，但又太过艰深，她问我有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给她支了一个狠招。半个月后，那个男人再次来纠缠她时，她撸起袖子把文身亮了出来，对方顿时脸色灰白踉跄而去——她让文身师傅围着前男友的名字，文了个墓碑……

整人不仅可以娱人娱己，还可以为朋友排忧解难，这辈子，我势必要将这种好玩的游戏进行到底了。

美国加州一位六岁的小女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一个陌生的路人，陌生人一下子给了她4万美圆的现款。

一个女孩突然得到这么大金额的馈赠，消息一传出，整个加州都为之疯狂骚动起来。

记者纷纷找上门，访问这个小女孩：“小妹妹，你在路上遇到的那位陌生人，你真不认识他么?他是你的一位远房亲戚吗?他为什么给 你那么多钱?4万美圆，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那位给钱给你的先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小女孩露出甜美的微笑，回答说：“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是我的什么远房亲戚，我想......他脑子应该也没有问题!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我也不知道啊......”尽管记者用尽一切方法追问，仍然无法探个究竟。

这位小女孩努力地想了又想，约摸过了十分钟，她若有所悟地告诉父亲：“就在那一天，我刚好在外面玩，在路上碰到那个人，当时我对他笑了笑，就只是这样啊!”

父亲接着问：“那么，对方有没有说什么话呢?”

小女孩想了想，答道：“他好象说了句‘你天使般的微笑，化解了我多年的苦闷!’爸爸，什么 是苦闷啊?”

原来那个路人是一个富豪，一个不是很快乐的有钱人。他脸上的表情一直是非常冷酷而严肃的，整个小镇跟本没有人敢对他笑。他偶然遇到这个小女孩，对他露出了真诚的微笑，使他心中不自觉地温暖了起来，让他尘封了不知多少年的心扉打开了。

于是，富豪决定给予小女孩4万美圆，这是他对那时侯他所拥有的那种感觉定出的价格。

郑板桥（1693—1765）就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在山东潍县当县官时，儿子小宝留在兴化乡下的郑墨弟弟家。浪漫签名

小宝6岁时上学了。为了教育儿子，郑板桥专门给他的弟弟郑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以其道就是真爱，不以其道就是溺爱。”

他的“道”就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就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郑板桥自己就是个读书人，他并不就是看不起读书人，他看不起的就是：读书就就是为了做官。

郑板桥自己最重视的还就是儿子的品德。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便就是由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

他主张，他的孩子和仆人的儿女应平等对待。他说：“家人儿女，总就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凡鱼餐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此时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头肉乎！”

为了教育儿子“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郑板桥还抄录了使小宝且念且唱、顺口好读的四首五言绝句：

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就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

之后，郑板桥不放心小宝的成长，就把他接到身边，经常教育小宝要懂得吃饭穿衣的艰难，要同情穷苦的人。由于郑板桥的严格教育和言传身教，小宝进步很快。当时潍县正值灾荒，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出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就是你爹中午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欢跳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了这个用饥饿眼光看他的小女孩，此时立刻把窝头分给小女孩一半。郑板桥得知小宝的举动，高兴地对着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喜爱你。”

哲理：人生，幸福不就是目的，品德才就是准绳。

爱迪生小时候就热爱科学，凡事都爱寻根追底，都要动手试一试。有一次，爱迪生看到母鸡在孵蛋，就好奇地问妈妈：“母鸡为什么卧在蛋上不动呢?是不是生病了?”妈妈告诉爱迪生，这是在孵小鸡，过一些日子，蛋壳里就会钻出鸡宝宝来。”

听了妈妈的话，爱迪生感到新奇极了，爱迪生想，母鸡卧在鸡蛋上就能孵出小鸡来，鸡蛋是怎样变成小鸡的呢?人卧在上边行不行?他决定试一试。爱迪生从家里拿来几个鸡蛋，在邻居家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爱迪生先搭好一个窝，在下边铺上柔软的茅草，再把鸡蛋摆好，然后就蹲坐在上边，爱迪生要亲眼看一看鸡蛋是怎样孵成小鸡的。天快黑下来了，还不见爱迪生回家，家里的人都非常着急，于是到处去找他。找来找去，才在邻居的后院找到了爱迪生。只见他坐在一个草窝上一动也不动，身上、头上沾有不少草叶。家里人见了，又生气又好笑，问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孵蛋啊!小鸡快要孵出来了。” “孵什么蛋，快点出来!”爸爸大声喝道。 “母鸡能孵蛋，我要看看怎样孵出小鸡来。” “不行，不行!快回家!”爸爸又喝斥道。

妈妈却没有责怪和取笑爱迪生，因为她知道这孩子的性格，微笑着说：“人的体温没有鸡的体温高，你这样孵是孵不出来的。”爱迪生虽然没有孵出鸡来，但是通过这次孵蛋活动增长了知识。还有一次，爱迪生看到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心想，鸟能飞，人为什么不能飞?能不能给人加上翅膀?爱迪生忽然又想到，气球没翅膀也能飞上天，那么在人的身体里充上气行不行?于是全找来一种能产生气体的药粉，让一个小伙伴喝了下去，看看爱迪生能不能像气球一样飞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小伙伴肚子疼了起来，大声哭喊，差点儿送了命。为了这件事，爸爸狠狠揍了爱迪生一顿，还说不准他以后搞什么实验了。可是爱迪生还是不服气，说：“我不做实验，怎么会知道人能不能飞起来呢?”

张飞少年时就好吃肉，酗酒，更好打架斗殴。到了青年时，爹爹希望他有点儿营生能维持生活，也省得总酗酒惹事，便问他：“你喜欢做什么？”张飞一听便说：“我喜欢卖肉。”

于是，爹爹便拿出小本金，让他开了个肉铺。

张飞卖肉与别人不同，宰杀过牲口之后，先要用锅煮上，煮好之后便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在他喝酒的时候，是绝不卖肉的，就是来了顾客也不搭理，直到喝得醺醺大醉才卖肉。还不让顾客说了算，得他给你砍哪块你就得要哪块，他给你砍多少，你买多少。有一次，涿州的一个姓史的豪绅要招待客人，派人来买五斤肉。来人说要瘦肉，张飞把眼睛一瞪说：“娘的，什么叫瘦肉？要吃瘦肉，去吃你娘的肉吧！”

来人见他瞪起环眼，怪害怕的，肉不买了刚转身要走。张飞急了，从肉案子上跳将过来，将来人一把抓住：“你想溜？不买肉就蹲笆篱子吧。”原来，在他的肉铺前，有一口五百多斤重的大铜钟。他一手将钟提起来，一手把买肉的人扣进大钟里了。主人待客等着肉吃，派人来看，来一个让张飞给扣钟里一个。史豪绅在家等急了，怎么派去的人只去不回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来到张飞肉店问：“我派来买肉的人呢？”“来买肉的人都偷懒，钻到钟里歇着去了。”史豪绅不信，张飞说：“你不信，我把钟提起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飞到门前故意把钟提起一个缝儿，让史豪绅趴下身子往里看。史豪绅刚一趴到钟边，张飞就一脚把他也踢进钟里扣上了。然后通知史豪绅家：“不买俺吃剩下的肥肉，就不放人。”史家扭不过他，只好送来银子把肉买了，史豪绅和仆人们才被张飞放出来。

从此涿州的人谁也不敢到张飞肉铺买肉了。张飞眼看着肉卖不出去，急得又叫又跳，一瞪眼又想出了办法：凡是从他门前路过的人，他都让人来提门前的大铜钟，要是提不起来，就得买他的肉。要是能提起来的，他白送三十斤肉。可谁能提起来他的五百多斤重的铜钟？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张飞太霸道了，谁也不从他卖肉的这条街上走了。肉铺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张飞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一天，涿州城来了一个红面汉子，长着卧蚕眉丹凤眼，刚一踏上张飞卖肉的这条街，便有一个好心的老者扯住他，说：“客官，看来你是外乡人，你可不能从这条街上走呀！”接着，便把前后事情说了一遍。那红面汉子一听笑道：“我正饿得慌哪，正好去白吃他的肉。”说着便向张飞的肉铺门前走去。

张飞正在门前一见红面汉子走来，心里可高兴了，跨步上前，拦住去路，说：“朋友，从这里走，必须要提一提这口铜钟！”红面汉子问：“这是为何？”张飞便把提起来和提不起来的条件，向红面汉子说了。红面汉子一听，说：“你先供我一顿酒肉吃，吃完了之后，我要提起钟来，便天天到你这来白吃你的酒肉。要是提不起钟来，从今以后，你肉铺里的肉，我全买了。”张飞不相信这外乡人，能提起这口大钟。于是，便进屋中给他拿来五斤肉，搬来一桶酒。那红面汉子吃了五斤肉，喝了半桶酒，还没吃饱，又让张飞给拿五斤吃了，还没吃够，再让张飞给拿五斤肉。红面汉子吃过十五斤肉，喝了一桶酒之后，就到张飞门外举铜钟。红面汉子拍了拍手又拍了拍钟，先问张飞：“你叫我提它，你能提得起来吗？”张飞说：“当然我能提得起来。”说着便走近铜钟，双手一提，便把铜钟提起一尺多高，然后很得意地看了看红面汉子。红面汉子摇了摇头说：“太低，太低，我只要一只手，就会比你的提得高。你拿两条木杠，一条粗绳和一把锹来。”

张飞不相信他有这样力气，便把东西找来了。红面汉子把一条木杠埋在地下做撑木，把另一条木杠一端拴在钟环上，然后把钟环上的木杠担在撑木上。他一只手轻轻一压，那大铜钟就被提起有三尺多高。张飞哪里懂得这是杠杆作用啊，以为红面汉子真有这样神力，纳头便拜，忙把红面汉子请进屋里喝酒吃肉。

这个红面汉子是谁？他就是在蒲州为打不平杀死县令逃出来的关羽关云长。从此以后，关羽与张飞成了至交朋友，以后又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三人结拜为生死弟兄，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园三结义。

小时侯 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匡衡是西汉人，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都是要劳动，没有多少的空余时间，晚上很是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灯光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脚，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早已被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

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干活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觉得很奇怪，就问匡衡道：“你为什么自愿做工，而不要工钱呢？”

“我给您做工，不为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地、津津有味地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

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着名的大学者。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生前曾自述出身寒微。但据丹麦历史学家佐格孙表示，安徒生的生父可能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迪安八世，安徒生实际上是个“落难王子。”

据说丹麦克里斯迪安八世未登基前，曾与民间一少女私恋，生下安徒生后却被迫分手，安徒生交由一个女管家抚养。身为安徒生母校斯莱兹镇学校校长的佐格孙翻阅档案，发觉安徒生并未正式登记入学，因为他并没有出生证明书，直到17岁时才补领了一张出生证。他也不象普通孩子出生受洗，由教士签署出生证明，而是由一个警官代为签字。同时，安徒生的学习课程与专门为王室成员安排的一样，所交的学费也比普通学生高一倍。

安徒生生前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声称，他在1805年出生于奥登斯市的贫民区，那时父母才结婚两个月，父亲是个鞋匠。11岁时父亲病故，母亲改嫁。安徒生从此到处飘泊，做过多种行业的学徒。14岁时到哥本哈根谋生，在丹麦皇家剧院当临时演员，因为失声被辞退，所写剧本又被退回。幸得剧院一名导演同情，资助读完中学、大学，然后开始从事创作，24岁才有处女作在剧院演出。成名后，收入仍仅够糊口。1875年逝世。终其一生，未曾有过真正安逸的生活。

但是1975年由布斯铎写的《安徒生传记》，却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安徒生隐瞒了身世的真相。佐格孙更详细指出，安徒生并非生于奥登斯，而是生于布洛霍姆市的古堡，母亲葛洁是当时尚属王储的克里斯迪安八世之情妇。安徒生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王室暗中的照顾，5岁就与王孙一同嬉玩；他在斯莱兹镇上学时，王储经常探访他。他无权无势，成名前却被“皇家剧院”长期聘用。吃苦之说，纯粹是为掩人耳目而编造出来的。

据说，安徒生童话大部分根据他自己的见闻和想象创作。《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装》等故事，一向被认为取材于安徒生的一些亲身经历。提出安徒生是“流落民间王子”的人士，又举出一个例子：

在《安徒生童话集》里有一个故事讲述一名鞋匠与一个洗衣女工相恋，生下一个貌丑的儿子，却不能自行抚养，丑儿孤苦伶仃，幸获天使照顾，长大后发了财，成为名流。结局时丑儿的身世大白，原来他是国王的私生子。安徒生自称是鞋匠之子，由此看来这个故事确实有他本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