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动的名人故事三个30-即可（通用20篇）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一次青年电视公开课上，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小故事。

19xx年，十六岁的王健林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部队正在积极开展野营训练。战士们每个人背一个粮袋、背包，就拉出去训练，负重至少也有二十来斤。野营训练的环境很恶劣，积雪很厚，没过了膝盖，野外宿营，什么也没有，需要自己挖个雪洞，钻进去过一晚上。每天平均要走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如果你受不了了，可以坐后面的收容车，但这意味着你当年的五好战士就评不上了。

天气寒冷，加上每天的训练强度很大，战士们的饭量大增，而粮食供应却没有增加，大家普遍都吃不饱。当时的老班长看见王健林岁数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好心告诉他说：“小王，我给你说个事，首先你要承诺保密，我教你吃饱饭的招。”王健林连忙说一定保密。当时，部队吃饭用的是搪瓷缸，老班长告诉他说：“你呀，上去先盛半缸，等吃完这半缸，你再上去盛一缸满的，这样你就能吃饱了。千万别傻傻地先去盛一满缸，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上去先盛满，等吃完了再来，就没第二次了。”王健林就靠着老班长教他的这招，在野营训练中吃饱了饭。

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王健林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深刻体会到：做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勤于思考、懂得取舍，把眼光放长远，才能有所为。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意大利的卢兹（1907-1982）并不是一位非常着名的心理学者，他只写过一本自传式心理学阐述性作品，将自己的经历与一些心理学观点结合起来。这本形象而有趣的小册子里，提到卢兹儿时的一件事：卢兹的母亲擅长烹制Pizza。卢兹家境并不富裕，经常出现在饭桌上的是蔬菜Pizza。但不定时的，卢兹盘子里的那块Pizza下，会出现美味的腌肉，这是母亲偷偷留给卢兹的。卢兹回忆说那块薄薄的腌肉让平淡的童年充满期望和惊喜。

卢兹根据这个回忆，在自己开的餐厅内对顾客进行了一次不动声色的试验。卢兹在每份Pizza里面都藏了一张写着祝福的话的纸条，几乎所有的顾客都表现出惊喜，没有人质疑这张纸的卫生状况，而这种内藏了祝福话语纸条的Pizza被称为“卢兹Pizza”，并成为意式的一道文化大餐。

卢兹通过这些印证了心理学上的“表层心理”和“转折点”两个理论。所谓“表层心理”指的就是个体最初看到的事情或者物品的表面现象以及最直观的原因等，例如上面提到的Pizza。“转折点”指的是出乎意料出现的事物，并能够改变由表层心理带来的心理感受，即腌肉和小纸条。

在我们完成一张试卷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解答不出来的试题。绕过它们，我们会发现其他擅长的题目。如果绕不过这些，我们就会被表层心理迷惑：这么难啊！我一定做不出来的！完了完了，这次考试我肯定挂了！

在我们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不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小麻烦、小误解、小波折。如果绕不过去，它们将影响我们对一段感情的审视。

工作上也是如此。可能某一个环节的失误，会对心理产生很强烈的影响。说不定会自我否定得过早，失去了一位宝贵的客户，以及一些提高自身的机会。

“表层心理”比较容易带给我们忐忑不安的情绪，不利于生活和工作。不少心理学研究者提出找出“转折点”这种自我调整的方法。即在“转折”出现的前后，为自己也给别人找一些理由。比如当发现笔下的试题很难做，我们不妨给自己找理由，有些地方复习得不好，但是只要认真做就没有问题啊！在感情和工作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想：“感情上的小矛盾两个人都有责任啊！”“虽然我有了失误，但是也许在客户的眼里不算什么！”这样，就很容易稳定我们的心理，并克服心理逆差。

李嘉诚简介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教子

如果说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做人方面更是成功的，这一切大家也都耳闻目睹了。同样地，他在教育两个儿子方面更是如此，他常对儿子说：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在今天的李家，每逢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分别坐在李嘉诚的两旁，经常性地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活跃，似乎总有说不完的有趣话题，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则不然，她一声不吭地专心吃着饭。无论工作有多忙碌，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须在深水湾家或去外婆家吃上一顿团圆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很清淡。这一习惯在李嘉诚创业之初到今天一直坚持着。在众人的眼里，李嘉诚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商业巨子，懂得如何赚大钱。

但在他的两个儿子的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上的追求，感觉很温馨。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所悟教育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十四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炼，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怕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去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孟轲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与他母亲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孟轲小时候也很贪玩。一天，孟母正在织布，还未到放学时间，小孟轲却逃学跑回家。孟母见了，气得浑身发抖。她把小孟轲叫到跟前，说：“孩子，穷人无本，力气是钱。娘每天没日没夜地辛苦织布，赚钱供你上学。可是，你却逃学。”说着，孟母拿起剪刀，“咔嚓”一声，把织布机上的绫子一刀剪断。

小孟轲见娘生这么大的气，都吓坏了，连忙央求说：“娘，我错了！我一定改！”

孟母见小孟轲知错，舒了一口气，指着机上的断绫说：“孩子，不管做什么事，功到才能成。你不好好上学，就跟这些断绫一样，怎么能成材呢？”

明白了娘的一片苦心，小孟轲赶快回到学堂。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逃过学。

孟轲在孟母的循循善诱下，勤奋学习，成了学堂里有名的好学生。

今天清晨，天气凉爽，我心情愉快，拿着一本［名人故事］专心致致地读着。

［名人故事］中有一则［孔子学琴］的小故事让我百看不厌。因为，孔子刻苦学琴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他认真求学的决心使我敬佩不已。孔子真了不起啊！可惜故事太短了，对他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但我不甘心，便跑去问爸爸：“孔子是那国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我国古代春秋时候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人们尊称他为“孔圣人”。爸爸认真地说。

为什么称他为“孔圣人”呢？我疑惑的问。

“孔子的学问特别大,智慧十分高。他有三千多名有成就的学生，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爸爸看我一本正经 地听着，又继续讲下去：“同时孔子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写的［论语］是中华文化十分重要的宝典。所以人们尊称孔子为‘圣贤’。

我想了想说：“孔子应该还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吧？”“这我就不清楚了”，爸爸眨了眨眼说。我拿起［名人故事］，翻到［孔子学琴］那一页，递给爸爸。爸爸拿着书仔细阅读后说：“你说得对，孔子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啊！”

哈哈，和博学的爸爸同读一本书，真有趣。

一天夜里，窃贼把摩拉·纳斯鲁丁的驴从厩棚里偷走了。第二天早晨，摩拉发现自己的驴子丢失的时候，四处寻找，并问邻居们看到没有。

邻居们了解事情的原委后，纷纷责备摩拉。一个人说：“你为什么敞着厩棚的门呢?”

另一个人说：“你为什么不一直睁着眼睛，让窃贼不敢偷走它呢?”

第三个人说：“你睡得仿佛一根木头，这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听到厩棚的声响然后捉住窃贼的原因。”

听了这些话，摩拉义愤填膺地说：“好吧，你们全了解。如你们所言，都是我的错，而窃贼完全无辜!”

不用责备的雨点敲击受害者的心，这是为人该有的良知、慈悲心和文明底线。

小时候，我的家乡很穷，没有地方可以买书。即便有买书的地方，我也没有钱，所以，借书成了我主要的阅读方式。我像一只警觉的猎犬一样，无论大人和孩子，只要我能闻到那股特有的书香味道，我一定会软磨硬泡把人家的书借来不可。因为别人催得紧，所以我看书速度很快，差不多是一目十行，估计我的快速阅读法就是借书养成的。

有一次，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他正坐在苹果树下的小桌子上读书，那是一本发黄的很厚很厚的书。

“什么书，我看看!”不容分说，我就从他的双肘之下将书抽了出来。

同学很不高兴地说：“我正看得带劲呐，是《红日》。很好看。”

我说：“我先看，我看得很快的。”

他说：“不行不行，我也是借来的。再说，我正看到精彩处，不看，难受。”

我说：“我家里正炸麻花，我带你去吃。先借我看吧!”

我这么一说，他就动心了。毕竟，物质的诱惑远远大于精神诱惑，我看他很贪婪地咽了一下口水，喉结那里一动。我们谈妥了，三根麻花换三天先看书的权力。

《红日》这本书，差不多像砖头一样厚。发黄以后，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膨胀了许多，就显得更厚了。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看起来了。而那个同学，差不多每天都要问我看了多少页，催命鬼似的。

我从小和爷爷、奶奶、弟弟睡在一张炕上。电灯的绳子被爷爷接了一根布条，长到可以放在爷爷的枕头边上。爷爷每天晚上负责熄灯，催促和监督我们睡觉。那天夜里，我看得入迷，爷爷说：“快睡，我要关灯了。”我说：“等等，还有几页，马上就好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嗒”一声，爷爷把灯关了。屋子里黑乎乎的，我没脱衣服，就钻进了被窝，但是，那看过的故事情节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现，而故事的发展又牵动着我的神经。我睁着眼睛，注视着窗外的夜色，直到听见爷爷的鼾声，我又悄悄地拉亮了点灯。

“明天还上不上学啊，啊!”突然，爷爷大喝一声，吓得我一哆嗦，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的。他的声音很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显得格外响亮。

我赶紧又钻进被窝，脱掉衣服，这一次，假装真的要睡的样子。

灯熄灭了。爷爷的鼾声像摩托车发动机的声一样响起来了。

我突然感到腿边有个冰凉的东西，顺手一摸，呀，手电筒。我欣喜若狂，看来可以继续阅读了。

我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缩作一团，开始看书。我不时要掖掖被角什么的，怕手电筒的光亮暴露我的秘密。但这样的小心，总不能持久，因为故事太迷人，书太好看，所以警惕性就渐渐放松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的被子被人揭开了，很冷。爷爷哈哈大笑几声说：“你跟我玩捉迷藏呀。”我说：“我睡不着啊。”这一次，爷爷没有生气，而是慈祥而又关切地说：“天都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啊，天快亮了?可不是吗，窗外天空中的黑色像海水退潮一样慢慢远去。我赶紧丢掉手里的书，合上了眼睛。

多年后，我一直保持着躺在被窝里看书的习惯。看书累了，睡梦会格外香甜。

在印尼居住时，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20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母亲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

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郑渊洁的一位小读者长大后，开了一家餐馆。他让郑渊洁给他的餐馆取名，郑渊洁笑着说,你是不是想用“皮皮鲁”。他说，当然想，但是不能。郑渊洁问为什么。他说，皮皮鲁是中国几代孩子的童年象征，用“皮皮鲁”作为餐馆的名称，不妥。郑渊洁说,有人已经未经郑渊洁授权就拿“皮皮鲁”作为西餐厅的名字了。他说，拿皮皮鲁当西餐厅的名字，是对皮皮鲁的亵渎，皮皮鲁是中国本土原创最著名的童话人物。用皮皮鲁作为西餐厅的名称，不是亵渎是什么?

这位小读者的餐厅已经经营了3年，在北京已然是赫赫有名的餐馆，每天就餐的人要预约。

郑渊洁有时到他的餐馆坐坐。一次，正逢他检验采购的鲜肉。郑渊洁就向他请教最好的肉用来做什么菜。他说猪排牛排。郑渊洁又问最差的肉用来做什么。他说丸子。

一块一块的肉端上餐桌，必须要经得起食客的检验。只有丸子这种混杂在一起的肉才可以滥竽充数鱼龙混杂。

1992年，美国书评家盖瑞·威尔斯问美国总统克林顿，除了《圣经》，哪本书对他影响最大。克林顿回答是《沉思录》。据说,温的枕边书也是《沉思录》。《沉思录》的作者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奥勒留的《沉思录》这样开篇：“从我的曾祖父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时常出入公共学校，而是在家要有好的老师。”在家里单独学习是当“牛排”，到了公共学校,就是当“丸子”了。为什么?在公共学校，所有学生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一样的，知识结构完全一样，是灾难。

个性差异是人类得以进步的基础。千人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导致停滞不前。老虎都是一只一只的，豺狼才是一群一群的。

“和别人不一样”是所有杰出人物的特征。

李嘉诚买股票的一个秘诀是：大多数人买什么，他就不买。大多数人不买什么，他就买。

经营人生也是这个道理。成功者都是独辟蹊径，失败者都是随波逐流。

不要当丸子，因为你不是最差的肉。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2006年度世界超级富豪排行榜，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以500亿美元的身价蝉联世界首富。从退学建立微软，到成为世界首富，盖茨只用了20年的。此后，这个被美国人誉为“坐在世界巅峰的人”就再也没有从这个位子上下来过，一坐就是12年。

互联网仍然充满魅力

其实，盖茨作为世界首富的日子也是波折不断。在1998年股票市场的互联网泡沫出现前，盖茨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00亿美元。

2000年网络股热潮开始消退，微软股价下滑了近63％，盖茨的身价也随之缩水了近一半。尽管盖茨依然保持着全球首富的位子，但是与第二名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小，那时人们纷纷预测，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盖茨迟早要让出“天下第一”的宝座。

然而事情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2003年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了互联网业的回暖。且不说屡创奇迹的Google等后起之秀，微软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也很抢眼，盖茨的财富重新水涨船高。在过去一年里，盖茨的财富增加了近8％。

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沃伦·巴菲特曾评价比尔盖茨说：“如果他卖的不是软件而是汉堡，他也会成为世界汉堡大王。”言下之意，并不是微软成就了盖茨，而是其商业天赋成就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人。

对于理财，盖茨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微软公司前途的信心使盖茨仍然把财富的绝大部分投在公司股票上，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公司的CEO，但是作为微软的首席架构师，他仍然主导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不过精明的他也会在好的价位适当地套x一些股票。股市交易记录显示，上个月盖茨就在公开市场出售了100万股微软股票，获得收入近2700万美元。

当然，像盖茨这样的聪明人是决不会把“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具有远见的盖茨早在网络股泡沫破裂之前就开始分散投资了。盖茨在1995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据了解，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1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入了收入稳定的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库券。

“啄木鸟行动”开始了！听到这个新名词你或许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吧？告诉你啄木鸟专除害虫，咱们的“啄木鸟行动”呀，是上街找错别字。（

飞呀飞，啄木鸟来到一家雪糕店，那里没有一个人来买，而别的雪糕店却有许多人买，啄木鸟十分纳闷，觉的这里一定有害虫在搞鬼，于是它看了看雪糕店的大牌子，原来是把雪糕的“糕”写成了羊羔的“羔”，落了一个“米”字旁就会让大家疑惑，不认是这种东西，因此谁也不回来买，啄木鸟加上了一个“米”字旁，不一会儿就有不少人来买雪糕，店主挣的钱是越来越多了。

啄木鸟又来到了一家武道馆，不少女孩子都进去想学舞蹈，但是馆长确实教舞刀的，所以减去的人都出来了，声调别馆长搞错了，因此字也写错了，馆长在馆内自言自语，：“为什么我是舞刀的却吸引了一大群女孩子来学舞蹈的呢？”啄木鸟马上把舞蹈的“舞”改成了舞刀的“刀”了，不久不少人都来学习舞刀，不少人都成了馆长的徒弟。

在动物园里，把大猩猩写成了大星星在一个牌子上，使得许多人嘲笑，动物园园长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啄木鸟马上把所别字给改正了过来。

他又来到了一家理发店，把理发的“理”写成了里面的“里”，使得店主挣的钱十分少，啄木鸟吧错别字改正了过来。

接着啄木鸟又去了许多地方，改正了许多错别字：车库的“库”写成了裤子的“裤”，衣服的“衣”写成了依靠的“依”，厕所的“厕”，写成了测试的“测”，网吧的“网”写成了来往的“往”，居委会的“委”写成了尾巴的“尾”，学校的“校”写成了孝敬的“孝”，教师的“教”写成了交流的“交”，超市的“超”写成了炒菜的“炒”，啄木鸟把这些错别字都一一改正了过来。

今天的“啄木鸟行动”收获可真不小，我们找到的错别字不下20个。错别字满街都是，严重地影响了市容。恳请叔叔阿姨们规范地书写，早日使祖国的文字规范化。

曹操烧信

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激战。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袁军数倍于曹军，曹操部将大多认为袁军不可战胜。但是曹操最终以少胜多，大败袁军。袁绍弃军逃跑，全部的辎重物资、图册兵藏被曹军缴获。

在清点战利品时，曹操的一名心腹发现了许多书信。这名心腹拆开其中一封，看了几眼，立刻脸色大变。他把所有书信收齐封好，然后抱着信件去向曹操汇报：“主公，这些都是袁绍与人来往的密函！”曹操接过信件，拆开看过几封后，对心腹说：“你去把这些信都烧了吧。”“烧掉？主公，您不该照着书信把这些叛徒全部抓起来吗？”心腹惊疑道。曹操摇摇头：“当初，袁绍兵力远胜于我，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能自保，更何况是他们。与袁绍勾结只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啊。”

曹操烧信原来，这些信件都是在许都的官员和曹操军中的部将写给袁绍的，其中不乏示好投诚之语。曹操命人当众把信件全部焚烧。那些私通袁绍的部将，原本惊慌不定，见曹操此举，惭愧不已，同时也愈加感激，军中士气更盛。

曹操趁势进击，冀州各郡纷纷献城投降。曹操实力大为增强，为此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海拉蒂今年四岁半了，在萨尔马多城上幼儿园，最近她在学习有关植物方面的知识。海拉蒂迷上了植物，她觉得那些花草实在是太美了，便苦苦地哀求爸爸给她买一盆鲜花。

爸爸同意了海拉蒂的请求，趁周末带着海拉蒂到花卉市场买了一盆小花。父亲希望海拉蒂看到小花生长的整个过程，并且能够自己照顾它。于是，父亲和海拉蒂约定，由海拉蒂负责照顾鲜花，给它浇水和施肥。

最初几天，海拉蒂非常兴奋，每天耐心地给小花浇水，还根据日照的情况，不断给花盆挪动位置，并拿出本子，歪歪扭扭地在上面画出花卉生长的情况。

海拉蒂的父亲看到小海拉蒂这么有责任心，十分满意。可是，没过多久，海拉蒂的父亲发现小海拉蒂给花浇水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甚至好多天都不给小花浇水，也不做记录，似乎她已把养花的事给忘了。结果，小花慢慢枯萎了，叶子也开始泛黄，生长的速度减慢了，再过几天，盆花快死了。

吃过晚饭，海拉蒂父亲把海拉蒂叫到阳台，说：“你给花浇水了吗?”

海拉蒂低着头说：“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

“我们在买这盆花的时候，是怎么说的?由谁负责给这盆花浇水?”

海拉蒂沉默不语。

“你看，这盆花多么地伤心、悲哀!她失去了美丽的叶子变得枯黄，而这都是因为你。”

以后的日子里，海拉蒂每天坚持给花浇水，小花不久又恢复了以往漂亮的颜色。

种花养草、养小动物，能培养孩子的爱心，增长知识，同时还能增进孩子的责任心。

作为家长，一旦我们决定将某件事情交给孩子负责，就要“监督”孩子的行为，而不能采取“不管”或“无所谓”的态度，这样只会滋长孩子的不负责任，使孩子缺乏责任心。

范仲淹苦读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很穷，没有依靠。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范仲淹长大以后，明白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五年中，竟然没有以前脱去衣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之后又立下了造福天下的志向。他常常自己讲道：“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最近，我翻开了《世界名人故事全知道》系列丛书，一看到其中的《华罗庚》，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了解关于他的故事。

华罗庚是19XX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一个小商人的家庭。他天资聪慧，自幼酷爱数字。19岁那年，他凭着自学的数学功底，指出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有错，并写出了《苏家鸲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后来他长大后去了美国。月薪达20000美元，有小汽车和洋楼。但他常说：梁国虽好，非久居之乡！后来他回到回到祖国，于19XX年去世，享年75岁。

读完他的故事后，我被他的故事给吸引住了。他小小年纪，就能指出一位大学教授论文中的错误，说明他的数学基础很扎实，，才会指出错误，否则一定会弄得啼笑皆非。而他的爱国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在美国，薪水很高，但他没有忘记祖国母亲的恩惠，一定要回到祖国发挥他的数学特长，为祖国争光，他这种数学造诣和爱国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啊！

在我小学的五年生活中，我一直以华罗庚为目标，每天我都做上十几道奥数题，以此增长我的题量。因此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这是因为奥数开拓了我的思维，也是因为我的勤奋。这都是我按照华罗庚写在书上教给我的人生道理。

是呀，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聪明是在于平时的勤奋练习，成为天才是在于平时的积累，我们按照华罗庚的讲述，好好学习，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张良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军师，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在秦灭韩后，张良立志为韩国报仇。有一次，因刺杀秦始皇未遂，受到追捕而避居到下邳。张良在下邳闲暇无事。有一天他到下邳桥上散步，碰到一个老人，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旁边，故意把他的鞋子掉到桥下。然后回过头来冲着张良说：“孩子！下桥去给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听了一愣，很想打他一下，但一看他是个老人，就强忍着怒气，到桥下把鞋拾了上来。那老人竟又命令说：“把鞋子给我穿上！”张良一想，既然已经给他拾来了鞋子，不如就给他穿上吧，于是就跪在地上给他穿鞋。那老人把脚伸着，让张良给他穿好后，就笑嘻嘻地走了。

张良一向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去向。那老人走了里把路，又折回身来，对张良说：“你这个孩子是能培养成才的。5天以后的早上，天一亮，就到那里来同我会面！”张良跪下来说：“是。”第五天天刚亮，张良到了下邳桥上。不料那老人已经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就生气地说：“和老人约会，怎样迟到了？以后的第五天早上再来相会！”说完就离去了。到第五天早上，鸡一叫，张良就赶去，但是那老人又等在那里了，见了张良又生气地说：“怎样又掉在我后面了？过了五天再早点来！”说完又走了。到第五天，张良没到半夜就赶到桥上，等了好久，那老人也来了，他高兴地说：“这样才好。”然后他拿出一本书来，指着说道：“认真研读这本书，就能做帝王的老师了！过十年，天下形势有变，你就会发迹了。以后13年，你就会在济北郡谷城山下看到我那儿有块黄石就是我了。”老人说完就走了。早上天亮时，张良拿出那本书来一看，原先是《太公兵法》（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姜太公的兵书）！张良十分珍爱它，经常熟读，反复地学习、研究。

10年过去了，陈胜等人起兵反秦，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响应。沛公刘邦率领了几千人马，在下邳的西面攻占了一些地方，张良就归附于他，成为他的部属。从此张良根据《太公兵法》经常向沛公献计献策，沛公认为很好，常常采用他的计谋，之后成了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刘邦称帝后，封他为留侯。张良始终不忘那个给他《太公兵法》的老人。13年后，他随从刘邦经过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并把它取回，称之为“黄石公”，作为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祀。张良死后，家属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