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动的名人故事三个30-即可（合集20篇）

美国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你热爱生命吗？那末你就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诚然，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但这种创造的价值却是随时间的延续来实现的。试想，历史上那些为人类创造出许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科学巨匠文艺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惜时”把自己的人生体现得丰富而有意义呢？这里我们还是先听听他们自己的体会吧。歌德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他的自述是他对时间的认识和感情的最好注脚：“时间是我的财产，我的田地。”

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日语、英语、世界语等几门外语，完成了《海边诊所》的翻译。一个身体的三分之二都失去知觉的高位截瘫患者，一个残疾者的生命为何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异彩？原因之一不是由于她抓紧了分分秒秒的富贵时光，增中了生命的活力吗？

鲁迅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珍惜时间。鲁迅十二岁在绍兴城读私塾的时候，父亲正患着重病，两个弟弟年纪尚幼，鲁迅不仅经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助母亲做家务；为免影响学业，他必须作好精确的时间安排。

此后，鲁迅几乎每天都在挤时间。他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总是有的。」鲁迅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又喜欢写作，他对于民间艺术，特别是传说、绘画，也深切爱好；正因为他广泛涉猎，多方面学习，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实在非常重要。他一生多病，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不好，但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罢休。

在鲁迅的眼中，时间就如同生命。「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因此，鲁迅最讨厌那些「成天东家跑跑，西家坐坐，说长道短」的人，在他忙于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唉，你又来了，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聚萤读书

车胤，生于晋朝，本是富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变得一贫如洗。可是，他在逆境中却能自强不息。

车胤年轻时就很懂事，也能吃苦耐劳。他因为白天要帮家人干活，就想利用漫漫长夜多读些书，好好充实自己；然而，他的家境清贫，根本没有闲钱买油点灯，有甚么办法可以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呢？最初，他只得在夜间背诵书本内容，直到一个夏天的晚上，他看见几只萤火虫在飞舞，点点萤光在黑夜中闪动。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他捉来许多萤火虫，把它们放在一个用白夏布缝制的小袋子里，因为白夏布很薄，可以透出萤火虫的光，他把这个布袋子吊起来，就成了一盏「照明灯」。

车胤不断苦读，终于成为著名的学者，后来还成了一名深得人心的官员；那时候，每逢举行甚么集会或庆祝活动，如果车胤没有到场，大家就觉得扫兴。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谜："世界上哪样东西最长又是最短的，最快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又是最值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这是什么？众说纷云，捉摸不透。

有一名叫查第格的智者猜中了。他说："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远无穷无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它使许多人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对于在等待的人，时间最慢；对于在作乐的人，时间最快；它可以无穷无尽地扩展，也可以无限地分割；当时谁都不加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时间可以将一切不值得后世纪念的人和事从人们的心中抠去，时间能让所有不平凡的人和事永垂青史?

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时间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时间是生命；对于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来说，时间是金钱；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时间是资本；对于无聊的人来说，时间是债务；对于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来说，时间是财富，是资本，是命运，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头几次见面便发生激烈争吵，关系不温不和。

直到那一次，关系彻底破灭。

托尔斯泰听到咚…的门声，这是谁啊？我可没有约谁见面？难道是女人，不会是今天有一个穿着黑色性感衣服的女人一直盯着我跟过来了？靠，老婆还在家里。怎么办？托尔斯泰心里忐忑起来了。托尔斯泰小心翼翼打开门，一只手直接握在托尔斯泰手上。随后看清楚了模样。托尔斯泰诬蔑的说：“哎呦喂，稀客啊。”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托尔斯泰。

”今天你来，有什么事情。“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随后坐在沙发上。

”老兄，今天想跟你谈谈我女儿的慈善事业，我女儿在慈善活动可是大放异彩啊。屠格涅夫咬着烟说。屠格涅夫心里想“这次来，可是专门搞好关系啊”。谁知道，托尔斯泰对上流社会的慈善活动是最为恼火的。托尔斯泰说“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女，膝上放些肮脏不堪的破衣服，是在演一场出言不由衷的戏。”争论愈演愈烈，屠格涅夫气坏了。

“我真想抽你几个耳光子。”屠格涅夫威胁地说，还摆个抽耳光的姿势。

托尔斯泰直接跑了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一把步枪要求决斗。（托尔斯泰当过几年士兵）好挽回自己的名誉。

屠格涅夫看到步枪，“自己是文人斗不过他，屠格涅夫心里想。屠格涅夫只好指着托尔斯泰说”好，你给老子的等着。“屠格涅夫被托尔斯泰用枪指到他逼到家门口。临走时，屠格涅夫还竖起中指指着他，然后撒腿就跑。

这件事，屠格涅夫后悔不迭，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道歉信。但托尔斯泰好不原谅。直到二十年以后，托尔斯泰才写了回信，表达了歉意。屠格涅夫哽咽着把信放在嘴里咬啊咬，流下了海水般的泪水。谁知道屠格涅夫在这二十年之间像契诃夫的《小公务之死》得了忧郁症，每天担惊受怕，那么的可怕。直到托尔斯泰回了信，才解救了他。

孙膑与庞涓斗智斗勇，本来按三局两胜，孙膑已经赢了。但，庞涓为找回点面子，坚持比赛，坚决要求鬼谷子出第三道题。

万般无奈，经不住庞涓的死缠硬磨，鬼谷子除了第三道题。第三道很简单，就是把鬼谷子从谷雨洞骗出来，谁把师父请出来，就算谁赢。

庞涓迫不急奈地抢先说：“我先来，我先来”。

庞涓说：“师父你快出来吧，外面很热闹，有吹笛笛的，有打鼓的，又敲锣的，有大姑娘坐花轿，娶媳妇结婚的。”

鬼谷子想：“骗人，热闹也不出去”。

庞涓见师父不出来，又说：“师父，你快出来吧，有只大老虎来了，要上山洞里吃你去”。

鬼谷子想：“你在洞口，有老虎也会先吃你”。

庞涓想了很多法儿，始终没把师父请出来，万般无奈，说：“孙膑你来吧，我骗不不出来，你也骗不出来，顶着咱俩比个平手”。

孙膑自言自语地说：“庞涓都把办法想绝了，都没把师父请出来，我也请不出来。不过，师父，我有办法，把你从洞口请进洞内。”

鬼谷子想：“你们没办法把我请出去，肯定也没办法把握请进来”。于是，就走出洞来，坐好，说：“请吧”。

孙膑微微一笑，说：“师父，我也没办法把你请进去，不过，我已经把你请出来了”。

鬼谷子顿悟，自己上当了。

江泽民在百忙中看望老师

江泽民同志只管工作很忙，但一直惦念着曾教导过自己的老师。1990年9月13日上午，江泽民同志乘车到当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去看望老师，牢牢握住严格教授的手说：“严老师您好!”并讯问了教师们的身材状态、工作和生活情况。学校的钟教授住院期间，他屡次到病院看望。1995年，当江泽民同志得悉老师沈教授逝世的新闻，心情非常悲哀，立即请沈传授的妹妹传达他对老师支属的亲热慰劳。江泽民同道访美时，在百忙中，带着可贵礼物，亲自登门去看望拜会他的老师顾教学及师母。

足见，尊师重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十分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务必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但就是，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十分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１匡衡听后十分气愤，但就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我所掌握的知识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此刻大户人家门前。他

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就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能够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梁冬：31岁，经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现职：百度公司副；追求：要自己想要的状态

百度副梁冬有两次哭得很伤心。

第一次哭得有些尴尬。毕业的分别，们抱头痛哭，挥泪校园，在倒车镜里梁冬还看到自己的泪光，但忽然想起毕业证还放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第二次却哭得痛快淋漓，那是在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梁冬泪流满面，他说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隅居”在百度10平方的办公室，显然比不了凤凰卫视几百平方米的演播厅，这里没有绚烂华丽的灯光，没有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没有响当当的名望，但梁冬把他的办公室叫做自己的“阁楼”。

虽然梁冬对于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依然令人觉得担心。哪个工作一年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周游世界，而且还能轻松地获得凤凰卫视百万年薪？恐怕这是很多上班一族到死也难以实现的追求，而梁冬却把它们统统丢弃了，这不免令人想到钱钟书笔下《围城》的味道。

梁冬有他自己的理由：“任何事情都有轮回，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所以人总要走到冬天，因此，你会更加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收场是必须的过程。”

梁冬的悲观让人透不过气来，可他却说，“正因为你懂得了终极的悲观，才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尽情的生长、体会、享受。”他不愿意见到被迫的收场，不愿意见到冬天的到来。

一夜成名

梁冬祖籍广东，因是军人，小时候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梁冬说他呆在爷爷身边，只是在思念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学生通讯社风起云涌，梁冬被好友董家耀拉着加入了广州学生社（广州当地的一家学生通讯社），后来又和董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而正是当初学生记者的那个机缘了梁冬的。

毕业后，梁冬很幸运地进入了凤凰卫视，更在1998年来到了香港凤凰总部，至此开始了他的凤凰之旅。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昔时，齐国有管仲，字夷吾；鲍叔，字宣子，再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举荐管仲为首相，位在已上。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谈论，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

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可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再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畏三分。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永远的遗憾l878年，l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见如故，把他当做—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l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O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个比她大2O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l88O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l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lO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l883年9月ll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证明。纳莉妮的名字—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l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l9O2年ll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次—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ll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叠信札。她把这看作—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样……

少年时代对日月星辰的观察，激发了张衡探索天文奥秘的决心。后来他两度出任中央政府专管天文的太史令，在这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辞海》所记：他首次正确解释月食是由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观测和记录了中原地区能看到的2500颗星星，并且绘制了我国第一幅较完备的星图;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候风地动仪;创造了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和能飞行数里的木鸟。

渴求知识的张衡总是感到知识的不足，不满17岁时，他辞别独身一人到外地访师求学。在古都长安，他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考察了周围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和世态人情。在当时的京都洛阳，他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其中有一个叫崔瑗，精通天文、、历法，还是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张衡登门向他求教。正是由于他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使得他在各方面获益匪浅。除了在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外，在地震学的研究上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比欧洲相类似的仪器问世早1700多年。他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他写的《二京赋》“精思博会，十年乃成”，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人，缘何能在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具有复杂思想、规则语言的生命存在，描写名人的智慧小故事有哪些？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爱迪生测灯泡——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带他一起工作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爱迪生有点瞧不起。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于是，他拿起灯泡，测出了它的直径高度，然后加以计算。但是灯泡不具有规则形状，它像球形，又不完全是球形;像圆柱体，又不完全是圆柱体，计算很复杂，即使是近似处理，也很繁琐。阿普顿画了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也没算出来。正忙于实验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报告结果，他走过来一看，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是换种方法算吧!”只见爱迪生略一沉思，快步取来一大杯水，轻轻地往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的灯泡里倒满了水，然后把水倒进量筒，几秒钟就量出了水的体积，当然也就等于算出了玻璃灯泡的容积。这时，羞红了脸的阿普顿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胡佛入圈套——沟通也需要方法

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很讨厌记者无休止的纠缠。在胡佛就任总统之前，他坐火车外出考察时和随行的记者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有位记者想探寻胡佛的政见，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却一言不发。失望、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位专门探听政界要人言论的记者。

这时，奔驰的火车窗外出现了一片新开垦的土地。这位记者灵机一动，故意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用锄头开垦土地呢!”

“胡说!”坐在一旁沉默得可怕的胡佛终于开腔了，“这里早就用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那乱垦滥伐了!”跟着便大谈起垦殖问题来。

就这样，这位记者终于如愿以偿，满载而归了。不久，《胡佛谈美国农业垦殖问题》的消息就见报了。

她出生在福建山城永安一个普通的穷人家庭，在山区里长大。小时候，她发现每次哥哥从山上回来，篮子里的果果都比其他伙伴多。她问哥哥为什么，哥哥用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告诉她：“我在树上摘的和其他人的差不多，但下树后，其他人急着回家，而我会把树下、草里的每一个果果捡起来，这样就会得到更多一些了。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她用清水洗去山果上的泥土，放进嘴里，真脆，真甜。“捡起每一个小果果，拾到篮里的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从此种到了她幼小的心灵中，慢慢向上吐芽，向下扎根。

1994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福州师范艺术学校幼师美术班。在学校里，她努力地学好每一门课，她觉得这些课都是自己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幼师毕业后，她的心中有了更大的梦想，毅然辞去幼儿教师的工作，选择了北漂。她租住在由潮湿的防空洞改成的地下室里。有时晚上下大雨，早上起来，鞋子就在水上漂着。最窘迫时，她一天只吃一包方便面，饿得直发晕。无论多么苦，她都没有哭过，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懂得，所有的苦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梦想：进入演艺圈，成为一个演员或导演。每一天，她都在为这个目标默默地努力。困窘中的她没有想过放弃，始终有坚定的信念在内心，梦想不灭，希望无垠。

天道酬勤，凭借扎实的根基和不懈的努力，她纵身一跃，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除了用心学好自己的专业课程外，她还经常去旁听表演系的课程，表演课、形体课、台词课，还有语文、政治、外语等必修的文化课，每一节课她都当成是一个个甜滋滋的山果果捡起来。为了学好英语，她一到暑假就去北京新东方英语学校苦学英语，她相信外语也是一个小果果，不管以后做什么，学好它，终究会用得着。

一有机会，她就去参与演戏，锻炼自己。不管角色大小、台词多寡，她都全心投入，把自己融入角色中。她觉得能演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对每一个到手的角色都兢兢业业，这为她赢来了许多意外的加分和机会。命运之神终于将更多的青睐给了那个准备最充分的她。2005年11月2日，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行字：命运让我和“姐姐”狭路相逢，我终于踩着点儿了。这一年，她主演了著名导演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在《孔雀》里，她的角色是内心安静淡定却又为了爱情热烈奔跑的痴情“姐姐”。这部影片在参加柏林电影节时，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接受多家国外媒体的采访，无需翻译，毫不怯场。媒体兴奋地评价她为“章子怡之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明星潜质的女孩”，有人甚至开始叫她“小章子怡”。她微笑处之，她知道出色的谈吐只不过是原来努力捡起来的一个果果对自己的回报而已。

一次次准备，一步步努力，捡起成功路上的一个个小果果，她开始成为大银幕上炙手可热的演员。她是《七剑》里灰头土脸的村姑，是《花腰新娘》里媚惑的彝族姑娘凤美，是《紫玉金砂》里的曾家大小姐，是《门徒》里鬼魅一般的吸毒者，是《证人》里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律师，是《红河》里的智障少女小桃……

她就是张静初，这个而立之年的女子，外表虽然娇柔，内心却异常坚强，有梦想，肯坚持。谈到成功，张静初一脸微笑：“成功没有捷径，我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及时将每一个果果捡起而已。对我来说，梦想才是人生最甜的果子。”

5岁时梅西开始为当地的格兰多里俱乐部踢球，教练就是他的父亲。7岁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在纽维尔老男孩队倍受称赞。但梅西在11岁时被诊断出发育荷尔蒙缺乏，而这会阻碍他的骨骼生长。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由于他的天赋被巴萨的雷克萨奇看中，在2000年将他带到诺坎普，梅西举家搬迁到欧洲。

在2000年9月，年仅13岁身高只有140cm的梅西去了巴塞罗那试训。在试训期间，梅西的表现征服了巴萨青年队教练，他们迫不及待的与梅西签订了一份2012年才会到期的工作合同，却忘记国际足联相关规定，未满20岁的球员不得和俱乐部签定5年以上的工作合同。

巴塞罗那俱乐部在帮助西成长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俱乐部所安排的治疗下，梅西在2003年身高已经达到1米7。加泰罗尼亚人毫不犹豫的就给他在俱乐部注册并安排他去医疗部接受治疗。2008年这名来自罗萨里奥的21岁小伙子已经长到了170cm。

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但他比谁都懂事！

我记得，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拿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天。当时天特别冷，当时我们在街上，梅西没有任何表情，非同一般的冷静，我知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没有任何能力让他治疗。站在梅西的身边，父亲豪尔赫眼眸中总是透着快乐抑或得意，但他内心的酸楚又有多少人能读懂？

作为父亲，我最清楚梅西的病源于营养不良。阿根廷盛产世界上最好的牛肉，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奶酪，但那不属于我们。梅西是吃着土豆和胡萝卜长大的，是喝着那些没有油沫的汤后去踢球的。

梅西的父亲豪尔赫回忆当年只有11岁的梅西患上生长激素缺乏性侏儒症时，不禁仍有些伤感，甚至当梅西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之后，他从不抱怨，他年纪轻轻就比谁都懂事，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有一天，孔子师徒从卫国返回鲁国，在桥上停车观赏河上风景。河上的瀑布高悬，水流旋转，鱼鳖不能游动。这时，他们却看见一个男子正要从那里泅渡过河。孔子担心，赶忙让人去阻止。男子却坚持泅渡，最后游了出来。孔子感到奇怪，问：“你在如此湍急的水流中泅渡，有什么技巧吗？”男子说：“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意思是说遵循水性，顺从水流，没有任何差池，这就像用“忠信”托着身躯，在急水湍流中平稳前进一样，所以能游入水中而又安全游出。

这一场景，连见多识广的孔子都感到吃惊。于是，他告诉弟子说：“你们记住，用忠信成就自身尚且可以用来亲近水，更何况人呢？”这里的“忠信”便是掌握自然规律，顺势而为，不可不尽心竭力，不可偏离规则。这就是“忠信”的本义。

弟子谨记孔子的教诲，并在为政生涯中加以实践。子路治理蒲地三年后，孔子经过那里说：“好啊，仲由恭敬而有诚信。”进入城邑，孔子说：“好啊，仲由忠信而宽厚。”孔子到了子路的官署，说：“好啊，仲由明察而果断。”子贡拉着缰绳，疑惑地问：“夫子还没有看到仲由怎样施政，就如此称赞，说来听听？”孔子说：“进入蒲地，看到田地都得到了整治，沟渠都得到了深挖，这说明他为政恭敬而诚信，因此百姓尽力劳作。进入蒲邑，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树木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忠信宽厚，因而百姓毫不懈怠。进入蒲地，看到官署内很清闲，手下人都听从命令，这说明他明察而果断。”子路为政，以“忠信”治理蒲地，不仅自己恭敬诚信，而且以“忠信”教化百姓，使他们毫不懈怠，尽心竭力。

他常年在外面拍电影，有时在本地，有时在外国，有时则是在飞机上度过。有一天，他因病在家里躺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妻子高兴地拿着一个大花瓶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要给你颁发奖杯！”他问为什么，妻子神秘地一笑，说：“因为你今天全天都没有出门！”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忙碌到什么程度的人；可想而知，他的儿子跟他见面的机会能有多少。但是，那时儿子毕竟还是个孩子，有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虚荣心。一天，他的助手向他转达了儿子的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父亲能亲自开车去接他放学。

这天，风尘仆仆地下了飞机以后，他看看手表，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于是开着车直奔学校，连脸都没来得及洗一下。他想给儿子一个惊喜。他打电话告诉孩子的司机：“今天你在家里歇着吧，我现在正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放学铃声响了。他热切地打量着从门口走出的每一个学生。但直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他也没有见到孩子的身影。终于，司机给他打来电话：“先生，你的儿子正在学校门口等你呢，怎么你还没有到？”他说：“我也在学校门口。”司机问：“你在哪个学校门口？”他说出某某小学的名字。司机说：“先生，你的孩子已经读中学了！”

等他赶到那所中学的时候，孩子已经要步行回家了。他把儿子叫上车，儿子好半天都没有理睬他。他默默地开着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快到家的时候，儿子带着哭腔说：“爸爸，我的同学都走光了！你来接我还有什么用！”

他叫成龙，一个出色的电影人，一个能为儿子提供优裕物质生活的人。而他的儿子是个普通的儿子，一个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来接自己放学的儿子……

我从来都以为皇帝都是继承父业的，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的朱元璋聪明、可爱、坚强勇敢、坚忍不拔。这篇文章生动的描写了朱元璋的悲惨童年。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在地主家放牛，地主不但不给吃的，还抽鞭子。在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今安徽风阳）遇上了百年大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几天过去后，一滴雨没见到，却迎来了一群铺天盖地的蝗虫，一会功夫，庄稼被吃了，人被饿死了，还流行着可怕地瘟疫。朱元璋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哥的大儿子被夺去了生命。仅仅只用了半个月，一家九口人就去了四人，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大嫂王氏及她的一双儿女五口人还活着。最后两兄弟决定分头外出逃荒、，自谋生活。可是，他的二哥放心不下朱元璋，最后，两兄弟之后挥泪分别了。吉人自有天相，朱元璋终于找到了吃的东西，总算饱餐了一顿。

几年的漂泊时间，铸就了朱元璋坚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也练久了他强健的体魄。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义军见一人到城下，以为朱元璋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准备问斩。幸好郭子兴听到报告后，赶到了城下，见朱元璋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一副轻松、从容地样子，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老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可能是天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非常喜欢他，最后才知道他来做义军，郭元帅大喜，收他做了一位步兵，从此，朱元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原来帝王也有这样悲惨的童年，我和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呢？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喜欢小提琴，他梦想自己能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只要一有时间，就会练琴，尽管他很勤奋，也很用心，但却没什么进步。爱因斯坦的父母认为他没有音乐天赋，但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一向没有阻止他学琴。

有一天，爱因斯坦去请教一位小提琴老师，老师对他说：“你先演奏一曲让我听听。”爱因斯坦就演奏了他的偶像帕格尼尼的一首曲子，但却漏洞百出。曲子拉完后，老师问爱因斯坦：“孩子，你为什么个性喜欢拉小提琴呢？”

爱因斯坦说：“我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老师又问：“那你快乐吗？”

“我十分快乐。”

老师继续说：“孩子，你十分快乐，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难道非要成为帕格尼尼才算成功吗？我认为，快乐就是成功。”

爱因斯坦听了老师的话后深有感触，他明白了快乐比当帕格尼尼更重要。之后，爱因斯坦仍然喜欢拉小提琴，虽然他拉得并不算很好，但他却在其中收获了很多快乐。

快乐是世间最容易取得的成功，只有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