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梗概(精彩20篇)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词句，描述了长征的艰难，抒发了决心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新胜利的豪情壮志。

8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它是红军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奇迹。长征是举世无双的，正如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远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然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不管你对长征的描述是悲壮的还是伟大的、是艰险的还是苦难的，也不管你从理论上对长征理解得多么深刻、对长征路线有多么的熟悉，如果你没有实地走一走，亲身去感受、去体验，那你的理解总是不全面的，你的认识总是肤浅的，你永远感受不到红军长征的艰险与苦难。

重走长征路，红色圣地游，吃一碗红米饭，喝一碗南瓜汤，成为近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参观旅游的一大热点。其间我也先后赴陕、渝、黔、赣等地区参观学习，走了部分长征路，实地感受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透过长征路线上的遗址、标牌、陵墓、纪念馆，我看到了革命先辈们留下的长征印痕。苍莽险峻的娄山关、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瑟瑟萧寒的泸定桥、荒无人烟的沼泽地、白雪皑皑的大雪山……

每个难关，都是一座丰碑，铭刻着红军先辈们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光辉业绩。

在这些红色“丰碑”中，更有令我留连忘返的赤水河。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驾驭战争、指挥作战的神来之笔，他满腹韬略，沉着镇静，指挥红军时而北渡，时而南涉，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之中，穿插迂回，犹入无人之境。令军事专家叹为观止的四渡赤水之战就神奇地发生在这里。当我来到元厚、土城、太平渡、二郎滩和茅台等渡口，站在岸边，仰望群山，我仿佛听见了马达声、马蹄声、脚步声、吼叫声和隆隆的炮声在山谷回荡;俯视河面，又仿佛看到了波涛汹涌的江水冲击着红军的竹筏、木船、浮桥，凛冽的寒风吹打着湿透衣衫的红军战士。我仿佛看见红军先烈殷切的目光，那目光里充满着期待和勉励，仿佛在告诉我们：打江山难，守江山难，建设江山更难。

战争年代的长征永远地完结了，但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建设伟大祖国的新的长征已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高科技条件下，面对着“信息化”、“太空战”、“数字链”、“一体化”等深奥而又陌生的名词，我深深地感悟到：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要走好新长征之路，打赢未来战争，必须像先辈们一样付出更多的艰苦和努力。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在新长征路上记载下我们创业的足迹。

说起红军，大家一定能想到毛主席的那首七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期以来，“艰苦奋斗”，“视死如归”，“勇往直前”……这些词语我们已耳熟能详。而我觉得最能将这些词语发挥极致的就只有我们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段风雪如晦的岁月，30万红军经过长征，只剩下了3万，爬雪上过草地的艰苦程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这个国庆，我再次读了这本书——《红军长征》。书里，红军战士那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大无畏精神让我感动落泪。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趁树湘率领部队为红军垫后，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后，他们只剩下四五百人了。

等到他们撤退时，湘江已被国民党封锁，他们又饿着肚子退回山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中中了敌人的子弹。但他依然坚持到底，命令其他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最终被敌人抓住，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么可敬的人啊!多么可爱的战士啊!如果没有了陈树湘这样的战士，这场战役如何能取胜?如果没有了千千万万个陈树湘，长征能胜利吗?正因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大无畏精神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我们的长征才能胜利。要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红军精神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收益匪浅。

在我心里，红军是可爱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让我们永远传承红军的精神，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丽。

下了一天一夜的雪，房子、树上、地上一片白。兔妈妈要出去找吃的，她堆了一个漂亮的雪孩子，让它和小兔一起玩。

看着可爱的雪孩子，小兔真高兴，她和雪孩子又唱又跳，玩得很高兴!小兔玩累了，就回家休息。屋子里很冷，她往火里加了一些柴，就上床休息了。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小兔睡得正香，一点儿也不知道着火了。雪孩子看见小兔家着火了，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雪孩子从大火中救出小兔，自己却融化了。

他去哪儿了呢?原来雪孩子飞到了空中，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云儿……

点评：

这是一篇较好的故事梗概。基本上保留了原故事的情节，用概括性的语言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的清清楚楚。

前不久，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发起在四川甘孜县举办的一个药品物资捐赠活动。从成都乘车大约17个小时，也就是说行车要日夜兼程一天一夜。然而，这段长途跋涉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其意外的回报。美丽的甘孜，如果把她比作人间的天堂，一点都不过分。我甚至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就是红军长征的会师之地，一个充满了传奇的地方!不能想象，实在不能想象，这里就是亲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廖汉生将军曾经讲给我听的甘孜，那个令他一生梦魂牵绕的地方。

记得在我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同志时，他曾经对我谈到过长征，其中曾谈到过甘孜。今天，只有到了今天，当我们亲临过当年牺牲过无数烈士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地甘孜城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座座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留下的居住遗迹的时候，对于革命前辈廖老那言语铿锵、充满感情的回忆，才有了真切并且深刻的理解。是啊，那一段段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岁月，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永永远远都不可能忘怀······

廖汉生同志的谈话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长征留给后来人的应该是不朽的精神，是长征精神。今天，我想把深埋在廖老心中的长征告诉给读者，让我们共同缅怀那段无法忘却也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吧。

“捐躯赴国难，视死念如归”，当我读到《中华传统美德格言》这句格言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地想到行军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我会想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美德就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其实“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70年过去了，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要是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

是什么样的精神让我落泪?那就是宁可牺牲自我，去保全集体的团队精神。还记得当年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为红军殿后。掩护主力队伍撤退以后，他们只剩下四五百人。等到他们撤退的时候，湘江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他们又饿着肚子翻山越岭退回到湘西打游击。撤退途中，陈师长腹部中了敌人的子弹，他命令其他的战士撤退，自己来掩护，不幸被敌人抓住。敌人非常得意，在抬着他去邀功的时候，陈师长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个故事使我感动至深，难以忘怀。

长征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大部队的安全，牺牲了自己。如果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拥有这种精神，那就无坚不摧了。

长征精神就是一个宝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让我们受益匪浅。七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受命于危难之际，转战于生死之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纵横神州十一省，长征二万五千里，铁流三万北上抗日，其悲壮历程，感天动地。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的时间长，活动的范围广，面临的环境艰险，进行的斗争艰苦，创造的业绩丰富红军过草地，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

如果一不留神，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山上的冰雪还没有融化，残冬的威严仍然统治着大地，但是，红军战士，万里长征考验了他们的意志，锻炼了他们的性格他们要坚决地走出去。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排除万难，胜利到达陕北。

时光飞逝，如今长征的胜利已经80周年了，在80周年前，那一支英勇的队伍在革命史上写上了光荣的一笔。它好似一副画卷画着气壮山河的英雄画面：在冰天雪地里，风似刀般割在英雄们的脸上，但他们却宛如一条巨龙，蠕动着、蜿蜒着它庞大的身躯，穿越着那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

长征中的艰险是我们在平和年代所不能想象的，英雄们顽强不屈，抵御自然灾害，长途漫漫和粮食短缺问题。前辈们穿着草鞋在雪地、在沼泽中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我们要把他们身上坚持不懈地优良美德传承下去。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些在长征中的英雄是怎样克服困难，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能挺过来了，我们这些小困难为什么就不能解决呢?

现在的学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菜不符合口味就不吃了，扔掉了。这是多么不应该的阿!有句名言说过：“谁只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或许这个还不够，那我们应该会想到在红军长征的时候，那些英雄们在面对粮食短缺的时候，竟然还用草皮，树皮来做粮食填饱肚子，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却不好好珍惜。我们应该好好像那些红军叔叔们学习啊!

但在社会上也有像红军叔叔面对困难从不喊苦的人。就像造隧道的工人们，他们在一个温度达到40度以上的空间里面工作，而且在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已经够高的了，可以想象他们里面的温度会让人受不了。甚至有时他们在切割金属的时候与火接触，更是火上浇油。当他们的头上冒出如豆粒般的汗珠时，他们却从不喊苦，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那份准备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的心，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还坚持着自己的岗位，他们是伟大的，是无私的。

最近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各项创新，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也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所以就不折不扣地走群众路线，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护好、发挥好。国家领导人也继承了长征奋斗的精神，为我国人民考虑周到，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正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红军长征的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因此，我们回忆长征、纪念长征，就是要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军长征精神，把红军长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胜利。

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管时间流逝的多长，我们都会时刻紧记在心，将红军长征的优良美德传承下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干山只等闲”这是毛主席在《七律.长征》中写到

的诗句，体现出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追杀，以弱胜强，直至取得革命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时光飞逝，长征胜利虽已过八十载，但长征精神永在我们心中!

1935年10月， 30万红军开始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缺衣少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军追剿，他们斗志斗勇，厉经千辛万苦，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到达陕北，到了陕北会师时只剩下了3万人。据统计，平均每走300米就牺牲一位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国庆放假的时候，我和妈妈去叁观了黄镇纪念馆，通过馆内陈列的物件和图片，了解红军长征道路上的艰辛。黄镇是我们安庆桐城人，是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画家。我进入了展览馆，看见了黄镇生平的许多物品，其中有几样物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是许多树叶和小瓶子里面装的各种种子，粉末等，这是黄镇收集的植物标本吗?一看说明，原来这是红军在长征时吃的野菜，树叶和观音土等。这使我想起课本上《金色的鱼钩》中老班长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无私精神。使我越发不好意思，因为我有时吃饭时还挑三捡四，浪费粮食。我以后一定要珍惜每一粒粮食。

从展览馆中我了解到黄镇随军长征，那时红军以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当时作画的条件非常的差，一块完整较好的纸张都不易找到。黄镇没有什么纸张，拿到什么就画起来，完成的画稿战争年月多半都丢掉，最后仅存24幅，成为长征唯一史料。

在他的《飞夺泸定桥》画中，描述的是泸定桥只剩下了光秃秃的铁链，桥上的红军英雄们爬着光秃秃的铁索，冒着敌人的炮火，冲破了敌人的封锁钱顽强战斗的情景。他的画既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越泸定桥的情景，也有反映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感人场面，还有对长征途中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的描绘。

在这些画中，我看到了红军的英勇和顽强，艰苦和朴素。在这一幅幅画中我看到的是军民团结一心，荣辱与共。他们吃的是草，树根，穿的是布衣草鞋，却能爬雪山过草地，战胜比自己强数倍的敌人，这是多大的勇气。正因为对革命坚定的信念，对胜利必胜的决心才推动他们不断前进，最终取得胜利。

如今在和平年代生活和学习的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快乐，我们在学习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的去面对，去挑战自我，不断前进。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那是在过草地的时候。草地上的泥沼非常多，稍微不小心就会陷下去，几秒钟就能把人吞没。当时大家都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双腿发软，走着都能睡着。正当大家都想办法唱歌互相鼓劲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身后不远处，一声马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回过头的时候，战士们看到有一匹马，掉进了泥沼里，已经淹了半个身子了，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那匹马还想挣扎着蹬腿，可是它越使劲，陷得越快，马背上的行李和物品也加快了它陷下去的速度。这匹可怜的马，它知道自己要永远留在草地了，眨了眨眼睛，流下了一行泪水，战士们看到这个场景，也禁不住哭了起来。

突然，有几个饿红了眼的战士拿着刀，朝那还没完全陷下去的马背上割肉。大家已经一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能吃的都吃了，皮带、鼓皮，甚至连羊毛褂子都被大家分着嚼烂了。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反正这匹马要死了，为了革命，远处就有篝火，仿佛他们已经闻到了马肉的香味。这时，他们疯狂地在马背上用刀划、挖，鲜血淋漓，没有人能感觉到马在颤抖……

可是，有更多的战士，他们的肚子也饿得像打鼓一样。他们冲上来，去打那些割马肉的人，甚至还扇耳光。他们一边抚摸那矗立着鬃毛的马，一边含泪痛声骂道：“这帮没良心的，你们有没有人性啊?它从长征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默默地给我们背东西，驮伤员，你们都忘了吗?饿疯了吗?”

他们并没有饿疯，也没有失去人性。只是，这饥饿的魔爪使许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都倒下了。吃马肉，不是没良心，是没办法呀!

刹那间，泥水弥合了，马彻底淹没了。这一刻，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没有吵闹，只是静静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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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这部长篇小说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写。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祖籍江苏涟水人，后徒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他好奇闻，阅读了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摩写情物”的唐人《传奇》，从中汲取营养。这些阅读对《西游记》的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游记》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神话小说，充满了浓郁、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瑰丽的魔幻世界。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他是东胜神州花果山顶上的一块仙石，受天地精华而化作石猴。他因为帮助众猴找到安身之处，而被称作美猴王。一日，他因不能与天地同寿，而去拜师学艺，从此便有了个法名——孙悟空。孙悟空回到花果山后，去龙宫取来金箍棒，去阎王那儿销了自己的名号。龙王和阎王都去天上告状，面对这样一个“泼猴”，玉帝选择降服他，便封他为“弼马温”，谁知他却因官职太小打回花果山。后被二郎神抓住，被太上老君放进炼丹炉。没想到孙悟空又逃出来了，却逃不过五指山，被如来佛祖压了五百年。最后被去西天的取经人所救，路遇小白龙、猪悟能、沙悟净等人，一起保护唐僧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后取得真经，修得正果。

今年是长征第八十周年胜利，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八十岁生日”!回想长征那段艰苦岁月，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在1934年开始了漫长的长征之旅。

长征是纪念碑,永远屹立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是火种,永远燃烧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是星星,永远闪亮在全国人民的心里。长征，生命写就的英雄史诗;长征是明灯，照亮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长征的一个小故事吧!

这是红军长征路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

狡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一共有25师，总数超过了3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桂北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布下绝杀之阵，等待着一个多月中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界首防线，拉开了湘江血战的序幕。

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了5个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掩护主力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18团却被敌人阻断，官兵大部分阵亡!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这就是湘江之战!这就是战争的残酷!

所以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什么是长征精神呢?长征精神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坚持不懈!那些为了长征的胜利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值得我们尊重!我们还要努力的活着，坚强的活着!感谢长征!感谢红军!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进忽退，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四处兜圈子，弄得蒋军晕头转向。但同时，在红军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红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打仗不多，走路不少，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基层官兵有之，高级干部也有之。其中，林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在场的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即王家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毛、周、朱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

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被聂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来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是毛主席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尽管这封信遭多方反对，但林彪还是设法递了上去。

广大红军将士的苦，毛泽东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比一般官兵更加辛苦劳累，他不仅要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艰苦跋涉，还要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外，还要忍受妻伤子别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居然要唱对台戏，甚至要威胁自己的指挥权，这使毛泽东极为难过和恼怒。史称的中共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1935年5月12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脚的铁场，中央决定立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档案馆仍保留一份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聂荣臻“于今午14时到铁场”参加会议的通知。

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十分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洛甫、彭德怀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出提出让我来干，更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但是，林彪本人并不服气，思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表面上低头认输，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包括辽沈战役初期，林彪还与毛泽东对着干。直到最后妄图篡党夺权，自取灭亡。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80年前，外国学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媒介。80年后，“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中，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跟着采访团重走长征路，记录新长征故事，见证中国沧桑巨变。

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在北京工作5年，他选修中国历史，但对长征了解并不多。“长征很艰苦，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低潮期，毛泽东在长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Tyler对长征的印象。

这次采访活动地点主要在湖南湘西、怀化、张家界等地。“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我从没有来过中国这些贫困的地方。”正如Tyler在他的稿子里面写到，不了解长征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贫困区。

随着采访行程的推进，他看到许多贫困山区修起了水泥路，建起了洋房，一个个家庭脱离了贫困，Tyler说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在十八洞村，龙德成老太太拉着tlyer的手，跟他讲脱贫故事，Tyler觉得特别感动。

“老太太住在这样封闭的大山里，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人生，在这种条件下还很乐观，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Tyler觉得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新的理解，长征精神就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中国人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做到，经历地震等灾难都能挺过去。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种坚韧的精神，但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坚韧达到了极致。”Tyler说，长征的先烈们，为了理想，为了生存，那么艰苦的条件也没放弃，最后完成目标。

Tyler很期待中国的扶贫政策，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给村民，教村民养殖技术。“跟长征一样，脱贫也是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他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脱贫比喻成新长征。

“多传递一些正能量。”Tyler希望自己有机会深入群众去了解在这场脱贫新长征路上的发生故事，并把他铭记在心，像斯诺那样写书。

6月28日，为纪念建党92周年，弘扬“长征精神”，会宁所全体党员参观了位于宁夏固原市境内六盘山主峰之上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此次活动以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当会宁所党员到达宽阔的纪念馆广场上时，眼前赫然竖立着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军旗组成的影壁墙，在阳光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的八个题字显得更为闪亮。拾级而上进入的是长征纪念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分别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红旗漫卷西风”、“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四部分内容。这些内容通过红军长征中的遗物、图文资料，以及行军路线图……一一展示出来，带给每一位党员的不仅仅是长征途中生命谱写胜利的震撼，也让党员们身临其境的进行了一场身与心的洗礼。

今天的我们只能从图片、文字和讲解中了解那段艰苦而又雄壮的历史，观者自可以云淡风轻、“置身事外”，走到群楼街道中又是一种为现实的生活，但是半个世纪前祖辈所经历的战争与磨难是应当一遍遍去重温，那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接力。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那些熠熠生辉、充满力量的字眼——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严守党的纪律、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在今天的时代里同样值得我们坚持和发扬。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我们值得怀念于颂扬的精神，更是一面洗涤和净化心灵的“镜子”，教会每一个党员如何“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真正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警示。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我的长征》这部电影是一位老爷爷回忆他当年长征所写的一部回忆录。

当年老爷爷只有十一岁，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不任人欺凌，小小年纪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大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红军战士身穿单薄的军衣，脚穿草鞋，他们不但要忍受饥饿和严寒的折磨，还要堤防敌人的飞机的轰炸和后面敌人的追赶。

看到这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用青春和生命造就了今天安宁幸福的生活。

我们生长在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的枪声，没有战争的硝烟，我们穿着皮鞋，坐在温暖的教室里听老师，可是有的同学上课时还嬉皮笑脸的做小动作，这和红军爷爷当时的处境相比，难道不应反思?我们对得起他们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吗?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路上又一次激烈和惊险的战斗，中我印象最深的片断。泸定桥是大渡河唯一的一座铁索悬桥，横跨在波涛汹涌的河水上，敌人为了防止红军北上，事先拆除了桥上的木板，所以，桥上只剩下了13根粗大冰冷的铁链子，为了使所有的战士尽快渡过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下午，红军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手攀脚踏着晃晃悠悠的铁索，边爬边铺木板，向对岸一点一点地艰难地匍匐前进。英勇的突击队员忍受着烟熏火烫，冒着枪林弹雨，终于拿下了桥头，使后面的部队及时地冲进了泸定城，赢得了红军北上决定性战斗的胜利。

这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使我感动不已，我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和平与繁荣来得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只有认真读书，学好本领，长大了才能报效祖国，只有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才是对红军爷爷最好的回报。

2016红军长征电影观后感二

这学期的一次班队活动里，学校统一放映了一部红军长征影片，影片主要描绘的是红军度过天险大渡河前后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体现了我们革命先烈的一种精神，每个故事都有发人肺腑的感动。其中，那个老渔夫对红军战士们说了一语话：“虽然在大渡河上行驶的船十有九船翻，但还有不翻的一条船呀!”正是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

是呀!那不翻的一条船便是革命，便是共产党，便是新中国呀!想想我们学过的课文：《金色的鱼钩》――老班长为了让三位小红军活着走出草地，宁愿自己只吃鱼刺骨。《丰碑》――为了让其他战士不被冻着，军需处长自己不穿棉衣，直至冻死。《飞夺泸定桥》――不怕大渡河的天险，不惧敌人的威胁，在只有13根铁链的泸定桥是与敌人展开拼死搏斗。终于一举歼灭敌人，获得又一次胜利……这些不都体现了红军战士们的一种舍己为人、勇往直前的精神么?

这些精神在影片中也反映了许多。战前，我们大家团结一心，乐观向上，认真思索着渡过大渡河的最佳方案。而国民党呢?凭借着大渡河的天险，妄想将我们共军消灭在桥头。他们不仅骄傲，而且军官之间还勾心斗角，这样的军队不失败，那才叫“天理不容”!

就说两军共同向老渔夫借船一是吧!国民党那人简直是土匪，有时打人，有时威胁，还比枪!这像是在借船吗?倒是更想再抢船。而我们共产党的那位女同志，和颜悦色的讲道理，告诉渔夫共产党的好处，真切希望让他与共产党合作。最终，渔父被感动了，答应了借船。而躲在角落了的国民党士兵，却向我们的女同志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故事中阿姨为一条船而牺牲，有时一件催人泪下的事。当国贼向我们的阿姨放枪时，阿姨奋不顾身的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渔夫面前，并打死了那国贼，自己却中了枪弹，最后牺牲了。想想看，我们的女同志为什么要用身子挡住渔夫，保住那条船呢?那是因为她心中想着集体，想着她的战友还等待着那条船……因此，他要护住渔夫，让渔夫驾驶着船帮助红军战士们过河，最终获得胜利，解放全中国!这是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呀!而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路上，这种忘我的献身事例太多太多。可见，我们的革命先辈们是多么英雄呀!他们都舍小家，为大家，使革命成为不凡的那条船!

而我们，作为祖国的未来接班人，要努力做好自己应做的一切，要学习并继承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为发展中的祖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祖国永远成为不翻的那条船!~

长征途中，有位女战士叫小董，才13岁。爬雪山是每人发一个辣椒，怕冷的人就嚼一口。小董怕辣，没带辣椒。小董刚爬到山半腰，就冷的瑟瑟发抖。队员一直喊："同志们千万别坐下，坐下就起不来啦。到了山腰，小董实在又冷又累，但还是坚持着，终于到了山顶，小董看队员们都滚了下去，一滚就是几十丈，她也一屁股坐了下去，一滚，100多丈。终于成功的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

有名的长征故事五：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 6 师 18 团 9 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 16 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刚出发时，他每天都马前马后跑来跑去，不知道什么是累似的，可这一段，他不光不大跑了，而且走路急一些都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指导员让小吴爬坡时抓着马尾巴，小吴总是笑笑，坚持自己走。尽管他老是帮作笑容，可指导员却看出他在瞒着什么。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天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 16 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肖指导员能批评小吴什么呢?他放下小锅，一把将小吴紧紧地抱在怀里......

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老红军梁天文来到现场，寻找自己当兵时政委的后人。今年已经104岁高龄的老红军秦华礼，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通信事业，前半生坚持通信建设，在艰难的红军长征途中，负责传递重要情报，后半生建设通信教育，培养了十几万通信人才。

1933年初梁天文在四川省巴中县(现巴中市)，穿着自己的棉衣和草鞋参加了童子团。儿童团解散后，到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勤务员，卫生所跟着师部行动，14岁的梁天文被分给师首长杨政委(杨朝礼)当勤务员。长征途中，环境条件十分恶劣。

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1937年2月，杨政委在梨园口作战时牺牲。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梁天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33年，受革命志士的感染，梁天文在四川老家加入了童子团，1935年，年仅13岁的梁天文成为一名勤务员，负责杨政委的饮食起居。杨政委待他如自己的孩子，二人同甘苦，共进退，为了减轻梁天文的负担，杨政委就和他共用一套生活器具。3年的时间里，杨政委既像个父亲一样照顾梁天文，同时作为一位老首长在长征途中表现出了坚强刚毅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当年的小战士。

杨政委的墓地被立在梨园口烈士陵墓，昔日的小战士想要寻找曾经无微不至照顾和教导自己的杨政委的后人，同他们一起祭奠缅怀烈士，祭奠英魂。今晚昔日的小战士能否找到杨政委的后人来共同缅怀他心中永远的首长呢?

非常遗憾，我们没能找到杨先烈后人的具体线索，但是我们帮您请来了三位红军的后人，对于寻找红军后代的事情，他们都很积极地参与。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同样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三位老人站在一起，见证了一段80年前的光荣历史。今后，我们将沿着他们所走过的路，继续长征。

随后，我们找到了杨先烈的侄孙女，并促成了她们和梁天文的见面。梦随万里长征路，凭吊忠魂觅旧踪，梁天文终于实现了八十圆年未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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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