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梗概(推荐20篇)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程已在人们的评说中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爱思范文23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它特有的魅力就像是一部最完美的神话，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征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优秀征文

回首风雨来时路，漫漫征程，说不完的艰难困苦，道不尽的严峻险阻。冰封的皑皑雪山、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峡谷急流、有乌江天险、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加之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粮食的严重短缺，每一条都足以让人恐惧、绝望。可长征中的人，却利用自己的两只脚，长驱直至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他们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攻占腊子口……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二万五千里血与汗的洗礼。所到之处，哪里没有浸透着红军战士的不散热血?哪里没有谱写着一曲动人的壮歌?长征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才是英雄好汉。他们排除万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激烈战斗，战胜了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在一条布满荆棘和鲜血的道路上一步步艰难地走来，走向了光明和胜利。

那，是什么让长征中的人们明知征途有艰险，却毫无畏惧、万死无辞，前仆后继地奔向一个目标?是什么让他们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革命篇章?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求素、无所畏惧的前行、向着理想勇敢奋斗的精神。是老人们口中述说的长征精神。

巍峨的雪山掩盖了革命烈士的躯体，却埋藏不了他们满腔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茫茫的沼泽地吞噬了革命烈士的身躯，却掩藏不住他们的信念;如雨的子弹夺去了革命烈士的生命，却夺不去他们的精神。

岁月的年轮沉淀了斑驳的痕迹，冲天的狼烟留下了悲壮的回声。时值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不由感慨万千。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和光照千秋的缤纷异彩。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奥运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抗非典精神、神五神六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和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意志与品格的注脚;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光明与理想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坚忍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支柱。

现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行着新的长征。我们仍然需要在21世纪里，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这一现代历史主题。为此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实践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振兴。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穿越历史，辉映未来。长征那英勇的足迹镌刻在为人类追求解放的历史中，始终为中国人民铭记;长征那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成功的基础，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朝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辉煌前进。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雩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里来走湖南，宣临兰道一齐占

冲破两道封锁线，赫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来过汀江，广西军阀大恐慌，

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挡。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

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

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

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

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艰苦奋斗为那个，

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无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

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五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

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进一步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地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省纪委的党员干部们表示，作为党的忠诚卫士，要进一步强化自我修炼，坚守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一天，阳光明媚。写完作业后，妈妈同意小明到外面玩。

小明家门前有一大片草地，草地上盛开着许许多多美丽的花朵，成群结队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小明一会儿在草地上捉蚂蚱，一会儿又跑到花丛中抓蝴蝶，玩的可开心了!

一不小心，小明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扑通一声，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小明的胳膊擦破了皮，红红的鲜血顺着伤口流了出来，疼得小明哇哇大哭。

小红听到了哭声，赶忙跑过来。她扶起小明，一边安慰小明，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干净的手帕，帮助小明包扎伤口。她给小明讲解放军轻伤不下火线的故事，告诉小明不要受一点伤就哭，男孩子要学会坚强。小明听得直点头，再也不哭了。

小红还告诉小明，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学会保护自己。小明感谢小红对他的帮助，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长征胜利80年来，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长征题材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充分发掘红军长征题材的美学内涵，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手法，为世人展示了红军长征的宏伟长卷，极大地弘扬了长征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长征题材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的实践给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几点启示。

其一，应充分挖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素材，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长征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是中国当代文艺对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其独具的思想艺术魅力，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今天的文艺作品要由“高原”走向“高峰”。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或者文艺作品由高原向高峰攀进的一个坚实的基石。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些题材的思想内涵，并用精湛的艺术手段将其变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艺术精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其二，应科学分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有声有色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要讲，而且要讲得引人入胜、打动人心。缺少思想的艺术是很难有震撼力的，缺少艺术的思想也是很难有感染力的。对于长征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更应当强调深刻思想与精湛艺术及精良制作的完美结合。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创作者自说、自讲、自看，特别是当前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讯技术飞速发展，文艺产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欣赏方式、接受方式和评价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文艺生态，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既要自觉地遵循唯物史观，正确地把握历史，又要敢于创新，突破固有的套路和模式，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善于运用现代科技的新手段、新方法，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资源和创作资源、生产资源的优化组合，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思维，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其三，努力探索文艺评论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文艺批评是改进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推动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尤其需要文艺评论界和批评界的积极参与。批评应关注、重视和研究包括长征题材在内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积极探索和掌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评论的一些独特的规律。既要注重对艺术本体的衡量，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好处说好，不足处说不足，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推动作品的生产创作;又要把评价的目光超出艺术之外，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视野中对作品进行考量，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在人人都可以成为网上“评论家”的状况下，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同志要特别注意适应这样一种新状况、新变化，努力使自己的行文方式、语言风格更加生动活泼，更加适合大众审美的变化和需求，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批评既推动创作，又能提高人民大众的审美，能够引领社会的风尚。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干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

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于都结集的10天时间里，于都人民夜以继日赶制出10万多双草鞋。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的时候，每个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有两双草鞋。

今年75岁的老人叫陈罗寿，家住于都县罗坳镇步前村。步前村当年是红五军团的结集驻扎地。这个村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打草鞋。陈罗寿的父亲陈善模和母亲孙道秀都是村里打草鞋的高手。陈善模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从家乡渡河走上了长征路。陈善模参加长征不久就因负伤回到了家乡，第二年便去世了。为了生计，陈罗寿小小年纪就跟母亲学会了打草鞋。解放后，陈罗寿还一直靠打草鞋来贴补家用。

令陈罗寿感到些许欣慰的是，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每逢节假日，他和他的“红军草鞋”作坊慢慢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他们或成群结队，或一家老小，或带着亲朋好友，来到这里观看这个独特制作草鞋的过程，感受老区民间手工艺文化的源源流长，同时，也增加了对长征历史的了解。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再次朗诵毛主席的七侓诗《长征》的时候，让我不得不佩服红军们在长征时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为了心中永存的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浴血奋战到底。

光阴荏苒，一晃80年过去了。80年前的长征，红军表现的英勇是史无前例的。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副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茫茫长征路，途中的艰辛谁能体会？寒风刺骨，风如刀一般割在脸上。在冰天雪地中，一支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巨龙在云雾中蜿蜒盘旋，慢慢的蠕动，伸手不见五指，草地上坑坑洼洼，沼泽连片，没有道路，没有人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葬身泥潭。坚强的红军勇士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7天内走过了600多里的黑草地。

虽然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但红军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丰硕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她们在那种艰难困苦中对革命理想和对革命事业契而不舍的追求和无比的忠诚。英勇顽强，勇于拼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憧憬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侓，亲密团结的崇高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至今不忘的历史使命，他们高尚的品格永远是一剂催人奋进的催化剂，永远激励着我们。

现在的学生认为中国的经济发达了，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个菜不合口味就不吃了，扔掉了。这是多么不应该啊！有句名言说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或许这个还不够，那我们应该会想到在红军长征的时候，竟然还用草根，树皮来做粮食填饱肚子，而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却不好好珍惜。

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管时间流逝了多久，我们都会时刻记在心，将红军的优良美德传承下去。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途中，红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会议、报纸、标语、歌曲、戏剧等手段，向战士不断宣传部队纪律，向群众宣传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以及红军“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任务，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地了解红军，爱戴红军。红军播撒的革命火种遍及十数省，并在那里开花、结果。

而这一切构成的长征文化，集中反映了这支文明之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本报三路记者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点回望，70多年前的这支队伍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除了艰难地跋涉、艰苦地战斗，还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内外有那么多团体或个人一直热情不减地追寻着他们的故事?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饥寒中的中国革命/竟只用一把炒面一捧雪/就爬过了位于宝兴西北/懋功正南/海拔近五千米的这个/历史性坎坷” ——詹永祥《雪山》

小时候见过的“雪山”，在邀请到学校来作报告的老红军头上：苍苍白发象形的雪山，我怀疑就跟他所历经的长征有着因果。那时候，老红军嘴里的长征因为苍老的方言而含混不清;那时候，老红军被老师介绍成为“爬过雪山的老同志”;那时候，以为长征仅仅就是爬雪山，以为雪山是一枚不朽的勋章，珍藏在老红军心窝里，随岁月的堆积慢慢提升，变成红领巾眼前一头耸立的白发。微型的“雪山”，跟二万五千里烽烟失去关联。

后来，通过课堂上一首著名的诗歌，知道雪山是放在尾联的一句浪漫主义，岷山千里的积雪与三军过后的笑颜，成了牢固的历史逻辑。那时候心目中的雪山，仅仅是一种海拔，仅仅是一个路标，它指向红军的豪迈，指向革命的胜利。

然而，雪山终究是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历史坎坷。当长征渐渐沉淀成后来创业者心中的一种鞭策和激励，雪山是一个坐标，标志着民族精神的高度，革命意志的高度。在岁月的回眸中，长征中的万水千山渐渐地低下去，而雪山，成为一首磅礴史诗中的词眼，渐渐在怀念和追忆中高大起来。当更多的功绩镀亮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无数胜利前的坎坷，都在重温一幅历史图景中找到了譬喻——

“1935年的雪不断落在横放背包上的枪支上，金黄色的军号和猎猎作响的方面军旗帜上。布制的五星和八角帽下，这群反穿着羊皮的南方籍农民，像一群战争年代的食草动物，他们的饥饿是一把从喉咙里长出的锄头，渐渐挖出了埋藏在六月深处的草根与野菜……”

南飞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八十年后的小学课本，依然这样描写一个季节。如果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那个秋天，如果让一群迁徙的候鸟来描写人间的景象，肯定会有这样对应的句子——“秋天到了，一支队伍往北飞。”

在历史特定时刻，南飞的雁阵与北上的军队构成立体的画面。方向相反的运动共同把那年的秋色写进历史永恒的记忆。

然而，大地上艰难行进的红军，与天高云淡间自由翱翔的大雁，毕竟不是优美的映衬，而是一种悲壮的反差和对照：天空里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存在四渡赤水的智慧和五岭逶迤的阻拦;天空里没有险关和沼泽，不需要七根火柴的温暖和皮带虚拟的营养……

对于北上的队伍，“雁南飞”是心头回荡的一支久远的歌，一个幸福的意象。是的，梅坑话别时何叔衡相赠的绨袍，依然是林伯渠征途中战胜风雨的“雁翅”。客家女池育华跨越世纪的沧桑守望中，北上的丈夫始终都是一只行将南归的“大雁”。六盘山上的一支雁阵，是那位领袖“屈指行程二万”时的算筹。而那草地上两人爬着拖着、一人躺着望着的“三人行”中，北上的信念与南飞的雁群都一样，在征途中一点点积累胜利的曙光。

南飞雁，是革命者的仰望，给予了留痕史册的机遇。

山丹丹花

“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从赣南馥郁的桂花香，到陕北山丹丹花红艳艳的笑脸，有二万五千里。当《十送红军》的民歌犹在江西的秋风中飘荡，另一支陕北民歌已在山丹丹花枝叶间孕育，含苞未放。一支铁流的英勇，万里征途的风尘，将是这种山丹丹花一年间要红起来的原因。

一段革命的征途终于延伸到山丹丹花扎根的土地。一支队伍饱尝的困苦，被山丹丹花视作亲人遭遇的艰难。拥有革命的热情和纯朴的人民，“陕北”是长征篇幅里一个多么温暖的终端名词。是的，十一个省份之中的曲折和坎坷，万水千山间的饥寒与泥泞，无数绑腿上的疲惫和坚毅，都可以在陕北卸下来，放在窑洞里，放在米酒中。山丹丹花像陕北人民支起的火柴，等候中央红军的旗帜来擦燃，历史的天空被照红了一角，长征的队伍和盼望的百姓一时都被温暖。

山丹丹花，穷苦人民的花，站在陕北的土地上，见证着穷苦大众的革命与革命的穷苦大众互相拥抱的时刻。山丹丹花，热烈奔放的花，它所照耀的革命和被革命照耀的花枝，说出了八十年后，人们依然纪念长征的根源。

小董是个红军女战士，1935 年随红军长征来到金沙江的时候，她才13 岁。

登山前，每人除了粮食外，还发了几个小辣椒。小董她们怕辣，不愿意带辣椒。当地的一位干部告诉她们：“实在感到发冷，就嚼一口辣椒增加点儿热度……”

第二天，部队向雪山出发了。雪下得更大，还夹杂着李子那样大的冰雹。越往上走越难受，小董只觉得头晕眼花，一阵阵恶心想吐。她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向导的话响在耳畔：“多累也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

山上的风，“嘶——嘶——”地狂叫着，把地上的雪卷起来和天上正下着的雪搅在一起，如同大海里的波浪，一个旋涡一个旋涡地卷动着。由于大家穿的都是单衣，有的同志还光着脚，雪打到脸上、身上，像铁沙子打得那样疼。头上好象带着一个大酒篓一样，头重，脚轻，身子直摇晃。军团的一位首长在风雪中使劲拉着小董，边走边吓唬她说：“小鬼，好好走哇!不能坐下，一坐下可就要在这‘天国里‘成仙啦!”

到了山顶，谁也不敢停，歪歪倒倒一股劲往下走。很多人陆续在积雪很厚的雪坡上往下溜，一溜就是几十丈远。小董一见，如释重负，往地上一坐就跟着人们溜了下去……

下到半山腰，头才慢慢地轻松了些，呼吸也渐渐地均匀起来。

13岁的红军女战士小董，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胜利地随着大部队，翻越了一道又一道大雪山……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

“年轻人，你难以理解我们这些老人面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太平盛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九死一生的险境里我们始终不动摇，就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努力能换来今天的安定繁荣!”这是14岁参加红军，曾经三过草地，戎马生涯半个世纪的老红军战士，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任思忠老人的肺腑之言。说起过去的峥嵘岁月，这位83岁的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神情激动起来，双唇有些颤抖：1933年15岁的他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夜袭扇子队，一战成名。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一过草地，竹签穿透了他的脚堂。任老头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长征时留下的。二过草地，鬼门关口拣回性命。任老在和平年代练起了书法，每当朋友求字时他总忘不递上一个章，或者是“长征战士”，或者是“幸存者”，这是老人晚年给自己的定位。因为当年任老带171人参加红军，但经历历次事件，解放后任老再没能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位。他说：“战争年代，我们身边倒下了太多的好战友，比起他们，我是一名幸存者，更是一名幸运者”,”我能亲眼看到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就是最大的幸运，真正的荣誉归于那些光荣献身的烈士们。”

任老的经历是红军长征的缩影。1934年10月开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纵横十一个省份，攻占七百多座县城，进行了三百于次战斗，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跨过了千里冰封的皑皑雪山，穿过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终于胜利的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天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已经一往不复，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长征故事流传至今，为人传颂，林莽沉沉，裸山如刃，黄沙大漠，激浪长河，刻下长征者铿锵的足音;寒风刺骨，雪压冰封，矗立起长征者英勇的雕像。

80年了，整整80年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那烙印在中华儿女灵魂深处的“长征精神”，与我们党和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进程中创造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航天航空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凝聚民心，催人奋进!在近几年中一些鲜活的事例也渐渐浮现出来。

任长霞，她是中原大地上的又一个女英雄。扫恶打黑，除暴安良，她铁面无私;嘘寒问暖，扶危济困，她柔肠百转。十里长街，白花胜雪，挽幛如云，那是流动在百姓心中的丰碑!

孙必干，他于花甲之年临危受命，远离故土只为续写使命传奇。为了达成和平，他游刃于战火之间，为了挽救生命，他斡旋在死亡边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前方，是他必赴的使命;身后，是让他骄傲的祖国。

还有背妹求学的洪战辉，坚守承诺的陈键，用一个人的长征传邮万里路的王顺友……

这些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不正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长征精神在新时期的真实体现吗?

作为一名有着百年光辉历史的师大附中的莘莘学子，凝望着校园内的革命英雄纪念碑，读着碑文中先烈的赫赫功绩，红军长征途中，那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壮举，惊天地、泣鬼神、震山河、撼心灵，那一幕幕历史画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那浓浓的炮声，震天的呐喊，成为激人奋进的咚咚战鼓!长征中那无数烈士和无数动人的事件折射出来的“长征精神”，必将成为我们奋进的动力和学习的源泉，成为我们成长进步的催化剂。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长征，是一首雄壮豪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是一幅波澜壮阔，无坚不摧的历史画面;是一种独立自主，勇往直前的不朽精神。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你感觉到了吗?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你看到了吗?那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我们抖擞精神，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它就是长征的力量!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伟大的长征早就以其英雄的史诗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央视四套前不久重播了以长征为题材的电视剧《长征》。这是一部感天撼地的剧作。这部电视剧几年前就已经看过，这次重播，相信许多人会一集不拉地再看，会再一次地被震撼，被感动。 长征的艰难是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的，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长征途中，我们英雄的红军，每天要面临几十架敌机的侦察轰炸，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途中又没有根据地可作为依托，红军所经过的地方，又多数是贫穷落后的地区，部队要想筹集到自己所需的给养该是何其艰难。可以想象，红军是在怎样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每天还要行军打仗，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英雄红军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不仅巧妙地调动了敌人，迷惑了敌人，拖垮了敌人，而且达到了消灭敌人，使战局始终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长征途中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一仗，要数飞夺卢定桥了，为了粉碎国民党妄想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我们的英雄居然在下雨路滑的山路上，在一天的时间里奔袭240里!要知道，他们是在长途行军，连续作战，是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壮举的。这该是怎样的壮举啊!如果没有这一天240里，如果国民党增援部队抢先到达卢定桥，红军的命运会如何，是人们不敢想象的。由于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有多少英雄倒在了雪山，长眠在了草地!整个长征，我们英雄的红军，由离开江西苏区时的9万多人，到长征结束时仅剩一万多人!可以说，烈士的鲜血洒满了漫漫长征路!巨大的牺牲，也从一个侧面宣示着长征的艰难。

说到长征，还不能不说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了中央的领导大权，不仅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使无数英雄的红军牺牲了生命，最终导致根据地的丢失，红军被迫长征，而且，在长征途中，又执行了一条错误的逃跑路线，搬着各种装备辎重，坛坛罐罐长征，最终导致湘江一役，红军牺牲大半!如果不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局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长征，也不能不说到张国涛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用主席的话说，同张国涛的斗争是长征中最大的危险。在同张国涛的斗争中，如果不是叶剑英机敏果敢地把张国涛欲加害中央的电报给了主席，中国革命恐怕只会是悲惨的结局。由于张国涛的错误，不仅使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三过草地，而且在其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使红四方面军八万多红军损失过半!历史的事件似乎反复说明，中国革命的危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

电视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全剧的如泣如诉的红军歌曲《十送红军》，那是一首歌吗?那是一首歌，那是一首摄人心魄，撼人心灵的歌，那是一首用鲜血写成的怀念亲人，歌颂英雄的歌，那是一首激励后人勿忘历史，奋发向上的歌。史诗般的长征，虽然已经过去八十年了，但是，我们英雄的红军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藐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勇气，坚韧顽强的品质，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时，人们会想，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难道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富有?当然不是。因为旧中国本身就是少数人的天堂!如果只是为了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翻身解放，中国革命还有必要进行吗?中国革命还能够进行吗?还能够取得成功吗?显然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才是中国革命的初衷，才是中国革命不变的选择。如果这些革命前辈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中国只是少数人富有，甚至在逐步成为少数人的天堂，会不会象有的人说的那样，会被气死，有可能的，因为事物已经走向了革命初衷的反面。

伟大的英雄的红军万岁!伟大的英雄的红军不朽!

毛主席曾经写过《长征》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毛主席当时的心情。他以磅礴的气势描绘了长征途中战胜的艰难险阻，表现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怕任何艰难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热情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

说起长征精神红军们同甘共苦，意志坚决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为了救国救民红军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团结群众，与人民生死相依，这些精神人人皆知，可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这些伟大的精神呢?

艰苦卓绝的长征，它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经过了整整二年才胜利。它锻炼和严重的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党和红军的和平，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长征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今年则是纪念了长征胜利70周年，我想对那些给我们和平;温暖幸福的一个家;给我提供好的条件让我读书学习;过上快乐的日子;这一切都是用战士们的生命，同鲜血换来的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要真心的感谢那些伟大的战士们。

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的人逐渐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一代中，好吃懒做、铺张浪费现象十分突出。不过在这里我就要严重的批评那些好吃懒做、铺张浪费的人和那些不认真学习到处流浪的学生们。正所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也许在几十年后，他们会后悔的。最可恨的是那些制大量的毒品：白粉，冰毒，海洛因等流传到人类中，到处骗取大量钱财，严重危害群众，破坏一个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让人家破人亡，有家不能归，尽做一些给自己家庭、祖国丢脸，更严重的是危害了祖国的利益，且不是大大的和红军战士唱反调吗?他们为国为民，不惜付出生命。而你们是伤害人民破坏祖国利益，不过最终你们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时且有些人后悔，不过有些相反，在生命最后一刻时还不悔改，还想着发大财的白日梦等，可是他们想过有，你们的家人会因为你们而抬不起头，会受到别人的藐视，而不被人重。……

同学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想想我们现在所拥有丰衣足食的日子、富裕的生活是怎么由来的?好好的发扬那宏伟的长征精神，这样你的家人会因为你们而骄傲，祖国会因你们光荣而自豪。

现在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和平而幸福美满的家园，这可是过去乡亲们，战士们梦寐以求的所想要的家，可是当红军战士们把这一切带来时，自己却悄悄地消失了，他们并没有尝试自己的成果。我们难道不会好好珍惜吗，这一切，是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甚至是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有些人还去践踏他们的成果，这些人禽兽都不如，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一切，因为这一切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所换来的，他们同样的是人，同样的只有一条命，有亲人，可他们没有自私心，他们背景离乡还忍受着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去战斗，去给祖国创造辉煌。成功的第一步：“和平”，而我们比他们的生活，条件等好上几千倍，而我们又给祖国取得发什么成就?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用我们的心声呼唤大家吧，从那阴暗是生活中走出来吧!认真学习，继承他们的那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让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我门心中。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一切，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吧，那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这一切，让我们这一代去创造祖国，让祖国更辉煌强壮，那就让我们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学习长征精神。”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