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爱国的故事简短【通用20篇】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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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时候，皇帝明成祖为了加强国际交往，决定派大型船队出使西洋各国，也就是现在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这支船队的正使，就是人称三宝(保)太监的郑和。

郑和经过充分准备，在1405年，率领水手官兵、医生、工匠等两万多人，带着许多中国的特产出发了。他们的海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可以坐1000人，造船技巧十分高超，还用指南针定向。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各国见了这样大的船队，都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和才能。

郑和在28年内，先后七次远航，到达了现在的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半岛，最远到了非洲的东海岸。他每到一地，都拜会当地的国王和首领，赠送礼品，表示友好，邀请他们访问中国。船队和当地人民进行贸易，互通有无，所以人们都把中国的海船叫“宝船”。

和西方有些探险家掠夺财物、抢夺奴隶的作法不同，郑和远航是为了友谊和交往。他和各国人交往时，总是彬彬有礼，精神抖擞，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现在的东南亚许多国家，还有以“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和其他地名。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是最早的，为祖国赢得了友谊和荣誉。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晓连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传奇飞行女将军。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中国x队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说起刘晓连，人们都会想到她曾创造的航空史上的奇迹。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九时三十二分，刘晓连和她的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后，驾驶军用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忽然受到一架歼击机的撞击，“嘭”地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被震昏过去……

被震倒在中央操纵台上的刘晓连清醒过来后，第一个发现飞机已下坠四百多米。“快抢救飞机！”她大吼一声并奋力撑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但由于机头底部被撞破，机体变形，机械、电器、仪表等设备严重损坏，部分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她强忍伤疼在机组人员的协同下，以超常的力气将飞机拉平。

此时又出现意外。正当刘晓连机组艰难地驾驶重伤的飞机降落时，她发现跑道上有歼击机在起降，假如强行在跑道上迫降，很可能与其它战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于是，她毅然决定在备降的草坪上着陆。在前起落架被撞掉的情况下，刘晓连靠平时练就的过硬的技术和临危不惧的军人品质，飞机迫降成功！

一场灾难避免了！事后专家们在检查飞机时认定，机上铆钉等连接部件已大部分断裂，再有三分多钟，飞机将在空中解体。这样的飞机能安全飞回，在航空史上是奇迹。从飞机被撞到成功迫降只有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生死之间的五分钟里，刘晓连创造了奇迹，保住了战友与战鹰的安全，为此她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刘晓连在她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不停奋进，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和“之最”。

一九六九年，二十岁的她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一九六九年，她担任团飞行参谋，是中国x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作战参谋；一九八二年，她荣立一等功，成为中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她领受任务，驾机进藏，成为第一个驾驶大型运输机进藏执行任务的女机长；一九八六年，她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毕业，成为空军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一九九一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如今，刘晓连不再驾机升空了，但她仍然保留着做飞行员的标准：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四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品质和作风，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同时，还在为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尽心尽力。

刘晓连简介：

刘晓连，全国妇联副主席，特级飞行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194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

1965年7月从北京育才学校招飞入伍，1967年毕业于第一航空学校（现第一飞行学院），是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

历任飞行员、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副政委、武汉基地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间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

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获得空军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所带领的机组被空军授予“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称号。先后飞过7种军用运输机，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是第一位驾驶国产运—8飞机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执行进藏任务的女机长。曾多次参加空运、演习、抢险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全军先进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1937年7月7日，日晕悍然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日，赵登禹将军率部宣誓抗日，赴南苑作战，以手榴弹、大刀对抗日寇的飞机大炮，一口气将数倍于我军的日寇驱回一里路，毙敌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阵亡，赵登禹率军向大红门方向增援，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以示永久纪念。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

1931年，蒋介石为阻挠吉鸿昌抗日，逼他去英国“考察”。一日，吉鸿昌和国民 党驻美使馆的一个参赞去一家邮局寄包裹回国，邮局职员却以轻蔑的口气说：“中国?我不知道中国。”随同的参赞对他说：“你干吗要说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可以受到礼遇的。”

吉鸿昌怒不可遏地一把抓住参赞的衣领说：“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一个中国人光荣的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回到住处，当即在一块小牌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一句话清楚地道出了吉鸿昌的爱国之心!

是 是的，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因为外国人已经不敢再小瞧中国人。然而，在祖国遭受灾难的时候，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中国人。”那才是真

正的爱国之人!我们小学生也一样，不忘祖国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吉鸿昌叔叔就算是被嘲笑也不当卖国贼、洋国奴，就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十分强大。

1、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2、华罗庚毅然回国：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向祖国。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3、郑成功收复台湾：早在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就派兵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英勇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1661年，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多人，包围了台湾，经过9个月的激战，荷兰总督被迫签订投降书，带领残兵败将，灰溜溜地滚出台湾。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4、爱国英雄杨靖宇：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5、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故事发生在1958年。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此次，凤凰卫视举办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1863—1957年)赴宴作画。

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洒。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

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

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一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齐白石还嫌不够，又画了一幅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画面很特殊，一般人画翡翠时，都让它站在石头或荷径上，窥伺着水面上的鱼儿;齐白石却一反常态，不去画水面上的鱼，而画深水中的虾，并在画上题字：“从来画翡翠者必画鱼，余独画虾，虾不浮，翡翠奈何?”

齐白石闭门谢客，自喻为虾，并把作官的汉奸与日本人比作翡翠，意义深藏，发人深思。

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改革开放，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访问、投资、做买卖，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呢?一方面要有礼貌，尊重人家的国格，尊重人家的各种习惯。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国法。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都是错误的。这里讲一个冯玉祥将军对待外国人的故事。

冯玉祥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当年担任陕西督军的时候，一次接待了两个外国人。他很有礼貌地请他们坐下，谈话。两个外国人打开旅行袋。拿出一块新鲜的野牛肉，要送给冯玉祥。冯玉祥问：“哪里弄来的野牛肉?”外国人回答：“是我们在终南山打猎打来的。野牛凶得很，不好打。”冯玉祥皱起了眉头：“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领过许可证吗?”外国人忙说：“我们打的是野牛，没有主人，用不着和谁打招呼。”冯玉祥沉下脸说：“终南山在我们中国，是我国的领土。野牛生在这里，自然归我国所有，怎么说没有主人?你们不经允许，私自猎牛，这是犯法的!我作为地方官，有保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你们在中国就要守中国的规矩，不能蛮不讲理!”两个外国人理屈词穷，只得承认做了错事。

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上、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1.古代名人的爱国故事四则

2.著名文学家的爱国故事三则

3.著名科学家的爱国故事六则

4.空军战斗英雄王天保的爱国故事

5.革命先烈李硕勋的爱国故事

6.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爱国故事

7.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爱国故事

8.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爱国故事

9.“娃娃司令”萧华的爱国故事

10.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溥仪为傀儡建立满洲政府，请梅兰芳登台庆祝，梅兰芳拒绝。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之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以牙痛为由婉言谢绝。期间为摆脱敌伪的骚扰，梅兰芳留起了胡须，对外称病不能登台。而后日本又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面讲几句话，经朋友提议，梅兰芳让医生给自己打了3次伤寒预防针，发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派军医来检查，高至42度，才不得不放弃。然而此时梅家失去演唱的生活来源，生活窘困，梅兰芳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又四处借债，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困境下仍然拒绝了日本人给予优越的条件。直至改革开放后，梅兰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人民运动胜利才复出。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 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 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 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 《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 璃都挤碎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 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 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 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 “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 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 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 戏” (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 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 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 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1937年9月26日，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的铁路桥通车。眼见着列车从桥上飞驰而过，茅以升心中涌起无比自豪，那造桥的日日夜夜又闪现在眼前。

茅以升是1933年8月辞去北洋大学教授工作，南下杭州开始建钱塘江大桥，着手大桥设计。1935年4月，正式动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大桥建成，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他以水治砂，用高压水枪冲开江底坚硬的泥沙层，解决打桩困难，由一天只能打一根增至一天打30根。他用 “沉箱法”，克服水下施工水流急的困难;用“浮运法”，利用江潮涨落将巨型钢梁运到江心安上桥墩，前后共攻克80多个难题。

工程进行到最紧张阶段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多次狂轰滥炸，工程始终没停，反而加快了。铁路桥的提前通车为支援上海保卫战作出贡献。11月17日，公路桥又正式开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公路两用桥诞生，耸起铁路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当时每天乘船逃难的人多达数万，公路桥一开通，从早到晚，桥上拥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就在开通的前一天，茅以升接到密令，最高当局要炸钱塘江大桥5自己造的桥要自己炸，数万人的心血毁于一旦，他心中十分难过，而且铁路桥通车才仅仅三个月暇，他服含泪花、心如刀绞地说：“这真比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还不忍下手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茅以升知道，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造桥为中国人扬眉吐气，炸桥为阻挡日寇的侵略铁蹄。

当晚，在茅以升的指导下，埋放炸药忙了一个通宵，全部到位。也就是在公路桥通行的当天，桥下已埋下炸药，只不过对外严加保密，以免过桥群众惊慌。‘12月23日下午，日军逼近富阳，爆破人员才奉命接通100多根引线。然而，此时桥上仍涌动着潮水般的逃难群众，嫁桥人员实在不忍动手。直到傍晚，已远远看见日军骑兵扬起的尘烟了，才关闭大桥，禁止通行，实施爆破。

“轰”一声巨响，建成仅89天的钱塘桥腾起缕缕冲天烟柱，卧江长龙被从六处截断，通途瘫痪。-更多来自于亲手建造的大桥亲手炸毁，茅以升站立桥畔的山头往事浮现，悲愤交加，心潮激荡，吟出《别钱塘》三道：钱塘江上大桥横，众志成城万马奔;突破难关八十一，惊涛投险学唐僧。天堑茫茫连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桥;安桥岂是干戈事，同、轨伺文无让潮。此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注：为一联句语。茅以升曾发现“钱塘江桥”四字伯旁为金、土、水、木，独缺火，乃出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只身飞沪赴杭，投入大桥抢修。1949年5月，杭州解放，茅以升又来到杭州，翻修大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桥历经战火，又傲然屹立钱塘江上。

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中，74军曾有“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而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几乎无役不与。无庸置疑，国共内战之前的74军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否认这段历史，对于那些在疆场上甘洒热血、壮烈殉国的抗日英烈，显然是不公平的。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在陕西长安东大乡的一户农家，1923年在长安中学毕业后，回家乡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6年，张灵甫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自此开始了其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抗战期间，张灵甫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他曾在给家中兄长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名职业军人为保家卫国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凛然之气。

1937年8月，上海淞沪保卫战中，时任153旅305团团长的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在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杀红眼的张灵甫脱掉上身军服，高声喊道：“兄弟们，不怕死的跟我上，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他抱着机枪跳出战壕，带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此后，张灵甫又率领全团将士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八百多人。

1937年12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带领305团阻击日军。在与日军的殊死搏战中，张灵甫左臂中弹，匆匆包扎后继续投入战斗。部下劝他随伤兵撤过长江到后方就医，张灵甫说：“昔日项羽兵败，犹不愿渡乌江，我岂能因伤渡长江?当与敌决一生死以践誓言!”负伤后的张灵甫坚持不下火线，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305团终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拼死夺回了阵地，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当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要求他离队就医时，张灵甫“违抗”军令，拒绝离开部队。雨花台南面阵地被日军突破后，张灵甫在敌两面夹攻之下，依然坚守在阵地前沿，率部力战不退。张灵甫肃立队前，面向紫金山，对部下训示道：“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他率全团官兵挺枪举拳，向中山陵方向同声宣誓：“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此后，张灵甫率部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一带，后因伤势严重，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

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盘踞在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张古山一带的日寇进行围歼。真正让张灵甫威名远扬的，正是这次德安反击战，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之后中国军队的第三次抗日大捷(史称“德安大捷”或“万家岭大捷”)。张灵甫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头功。当时，日军106师团占领了张古山，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张古山山势陡峭，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要拿下绝非易事。而张灵甫却提出了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在夜幕中悄悄逼近张古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在这黑灯瞎火的晚上爬上鸟兽绝迹的张古山，当张灵甫的突击队“从天而降”的时候，许多日军还在睡梦之中。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张灵甫率突击队浴血死战，身中七块弹片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共歼灭日寇106师团等部六个联队，计一万七千七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