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爱国的故事简短热门20篇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人民科学家。1911年，他出生于上海，这象征着我们中国的航空、火箭、导弹事业将得到改善。毛泽东曾对钱学森说过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35年，钱学森留学于美国，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

一听到中国成立了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950年9月，美国移民局发给了钱学森一个通知：不准回国!他被退掉机票。美国海关硬说他是间谍,他们把他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看守人员隔十分钟就来开一次灯。半个月后，他的体重就下降了十几斤。

后来，经过美国人的帮助，美国移民局把他释放出来了，但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他的行为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

经过五年的迫害与挫折，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他望着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的，我现在终于回来了!”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名人爱国故事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上古时期的周朝，统治者把全国分成许多小国，由他们的子弟和功臣去治理，叫诸侯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办法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是起过作用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独自为政，不听中央的命令，相互之间又不断打仗争夺，使全国陷入分裂和动乱的状态。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到战国后期，人民都希望把全国统一起来。

公元前221年，秦国国君赢政经过10年征战，消灭了其他6国，建立了秦朝。他就是秦始皇。怎样进行管理呢?有的大臣提出，还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一个叫李斯的大臣坚决反对，说应该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理，才不致于造成混乱和分裂。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过去战争不断，百姓受苦，就是因为全国分裂、各自为政、不尊天子造成的。如果我再分封，不是等于给自己树立敌人吗?想要安宁就难了。”

于是，秦始皇决定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他又下令制定统一的法令，使用全国一致的文字、车辆，开通首都到各地的驿道，做到畅行无阻;对长度、重量、容量也做了统一的标准。他还亲自到各地巡视，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全国统一的办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中华大一统的事业中，秦始皇是有伟大功绩的。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晓连是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传奇飞行女将军。她先后飞过七种机型，是目前中国x队所飞机型最多的女飞行员。

说起刘晓连，人们都会想到她曾创造的航空史上的奇迹。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九时三十二分，刘晓连和她的机组完成转场任务后，驾驶军用运输机从张家口机场返回部队。当飞机爬升到七百米高度时，忽然受到一架歼击机的撞击，“嘭”地一声巨响，机组人员全部被震昏过去……

被震倒在中央操纵台上的刘晓连清醒过来后，第一个发现飞机已下坠四百多米。“快抢救飞机！”她大吼一声并奋力撑起身子，双手紧紧抓住驾驶盘，但由于机头底部被撞破，机体变形，机械、电器、仪表等设备严重损坏，部分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似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她强忍伤疼在机组人员的协同下，以超常的力气将飞机拉平。

此时又出现意外。正当刘晓连机组艰难地驾驶重伤的飞机降落时，她发现跑道上有歼击机在起降，假如强行在跑道上迫降，很可能与其它战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于是，她毅然决定在备降的草坪上着陆。在前起落架被撞掉的情况下，刘晓连靠平时练就的过硬的技术和临危不惧的军人品质，飞机迫降成功！

一场灾难避免了！事后专家们在检查飞机时认定，机上铆钉等连接部件已大部分断裂，再有三分多钟，飞机将在空中解体。这样的飞机能安全飞回，在航空史上是奇迹。从飞机被撞到成功迫降只有五分钟。就在这短短的生死之间的五分钟里，刘晓连创造了奇迹，保住了战友与战鹰的安全，为此她荣立了一等功，被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

“把工作当作事业来干！”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刘晓连在她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不停奋进，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和“之最”。

一九六九年，二十岁的她担任机长，成为空军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女机长；一九六九年，她担任团飞行参谋，是中国x队历史上年龄最小的女作战参谋；一九八二年，她荣立一等功，成为中国第一位荣立一等功的女飞行员。她领受任务，驾机进藏，成为第一个驾驶大型运输机进藏执行任务的女机长；一九八六年，她从空军学院（空军指挥学院）毕业，成为空军第一位由院校毕业的女指挥员；一九九一年，被空军首批授予“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

如今，刘晓连不再驾机升空了，但她仍然保留着做飞行员的标准：一切都要做到最好！身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她以四十多年来形成的独特品质和作风，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空军指挥员。同时，还在为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尽心尽力。

刘晓连简介：

刘晓连，全国妇联副主席，特级飞行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194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祖籍河北蠡县。

1965年7月从北京育才学校招飞入伍，1967年毕业于第一航空学校（现第一飞行学院），是新中国第三批女飞行员。

历任飞行员、作训参谋、团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副政委、武汉基地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间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

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3次，获得空军功勋飞行员金质奖章，所带领的机组被空军授予“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称号。先后飞过7种军用运输机，安全飞行4000余小时，是第一位驾驶国产运—8飞机的女飞行员，也是第一位执行进藏任务的女机长。曾多次参加空运、演习、抢险救灾、科研试飞等任务。

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全军先进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执委，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高高兴兴地拿起《刘胡兰》这本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20XX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一天，伟大的革命英雄刘胡兰就从一个贫困的家庭里诞生了。

20XX年刘胡兰11岁时，它加入了她们村的抗日工作，并且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尽一切所能做好坑日工作。后来，在她15岁时，一次在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过程中，不幸被敌人的阎军逮捕了，同时还抓到了她们村的几个农民，敌人逼问她：“还有哪些共产党员，仍然给共产党员办过些什么事”，她咬紧牙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敌人逼她没法子，只好用卑鄙的手须折磨她，可是刘胡兰她还是没把军情告诉敌人，敌人只好把她给杀了，刘胡兰就这样英勇的壮烈牺牲了，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用这样的话纪念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看完《刘胡兰》这本书后，被她这种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不折不扣的斗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在想：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今天，所以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昌盛英勇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默默奉献。

读了《人民英模》这本书，我感慨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众多的英模中，我最喜欢，最敬佩的便是“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

我喜欢钱学森为了祖国，抛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搞科学研究实在是困难，然而，钱学森无时无刻没有忘记祖国，无时无刻不想回到祖国，当他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抛弃了美国给予他的一切：金钱、地位、名誉，不顾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反对，经过漫长的五年，才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国，这种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的我们学习吗?

我喜欢钱学森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科学永不满足的攀登精神。历经磨难的钱学森回国后，并没有忘记自己回国的使命，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成立了火箭、导弹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的钱学森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从事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研制工作。在他的组织指导下，我国创建了自己的火箭、导弹航天事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第一枚州际导弹发射成功，“神州五号”飞天，“长征”火箭腾空……这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无疑，“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钱学森毕生的心血，也是他不断攀登、刻苦攻关的结果。我们也要学习钱学森这种不忘祖国，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怀着感恩的心去报效祖国。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

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

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看守人员每天晚上隔10分钟进室内开一次电灯，使他根本无法入睡。钱学森的遭遇，引起加州理工学院中坚持正义的同事和学生的同情，在他们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强烈抗议下，美国特务机关被迫释放了他。可对钱学森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

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钱学森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霍元甲是武术奇才，是爱国志士，是英雄伟人。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霍元甲真实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从沉寂于世到声名鹊起，霍元甲在后人的各种演绎中变得颇为传奇—有些作品中，他在有元配的情况下仍与人相爱;有些作品中，他出身大户人家，年少得志，好勇斗狠，而他父母妻儿都死于仇家报复;在2006年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版《霍元甲》中，他甚至流亡乡下，被一位婆婆和一位盲女所救。

然而，在精研霍元甲30余载的天津作家晨曲看来，真实的霍元甲，身世并不显赫，身边也没有如花美眷，性格更不像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剑拔弩张、沾火就着。他不过出生在一个七代习武的农民家庭，迫于生计走出了小南河，幸运地遇上了孙中山等人，思想发生变化。真实的霍元甲足以将传说打得粉碎。

并非世家子

影视剧中的霍元甲被塑造成大户人家的孩子。事实上，霍元甲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四，人称“霍老四”。霍家人守着几十亩盐碱地，住着四五间土坯房。

1896年春，霍元甲离乡背井去天津谋生。脚行掌柜器重他高强的武艺和直爽的性格，遂聘他做代理掌柜。随着霍元甲对这个行业的逐步了解，他发现所在行业欺行霸市，横征暴敛，无异于黑社会组织。萌生退意之时，霍元甲遭到了脚行掌柜的坑害，被陷于官非。解救他的是刚结识的药栈掌柜农劲荪。

红颜皆杜撰

在各种版本的《霍元甲》里，都有主人公婚外情的情节，其中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81版电视剧《霍元甲》中米雪饰演的赵倩男，和2006版电影《霍元甲》里孙俪饰演的月慈。这两个像陈真一样只虚拟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寄托了人们对英雄霍元甲爱情的想象。

事实上霍元甲只有一个妻子，是邻近的程村王家之女，一个裹着三寸金莲的中国农妇，此外，他还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女夭折)。

没打过擂台

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霍元甲》中，霍元甲在擂台连胜38场。“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霍元甲只有两次上擂台的经历，并都不战而胜。”晨曲说。

一次是1901年，一个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的俄国人在天津戏院张贴广告，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勃然大怒，邀农劲荪做翻译，前去赴会。不知为何，比赛前俄大力士认输了，并登报致歉。

第二次是1910年，上海来了个名叫奥皮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氏味莼园设擂，称“东亚病夫无人敢来尝试”。正在上海宣传革命的同盟会会员陈其美从天津邀请到了霍元甲。结果与上次相仿，英国大力士不战而败。

死因之谜

精武会刚刚成立时，引起日本人警觉。他们召来日本国内的柔道高手，专程到精武会“踢馆”。

那时，霍元甲正因习武劳身患了咳病，但他并没有给对方留机会，比武以精武会的胜利告终。然而，在与日本人交手后没多久，霍元甲便撒手人寰。

关于霍元甲的死因，影视剧里出现过各种版本，有说他是练内功走火入魔而死，也有说是积劳成疾患肺病致死，还有就是被徒弟出卖，服剧毒致死。

但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认为，家里那本1920年出版的正史《精武本纪》上的说法较为可信。文章的作者是精武会的第一批学员，也是当时的亲历者。书中称日本人比武失败后，提出要为霍元甲治疗咳嗽，疏于防范的霍元甲服药后没过多久，就暴病身亡。后经化验，证实夺取霍元甲生命的是日本医生所开的慢性烂肺药。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就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陆游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在陆游出生后的第二年，金国占领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第三年把徽、钦二帝掳去，北宋亡国。而当钦宗之弟赵构逃到南方，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建立了政权之后，不但不发愤图强，收复失地，反而任命臭名昭著的汉奸秦桧做宰相，一意向金人屈膝求和。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告成，赵构竞无耻到向金国皇帝自称臣子，并答应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跟金人划淮水为界。从此北方的大好河山沦为金人的领土，北方的广大人民横被金人奴役，而南宋小朝廷也只是偏安一隅，在敌人的威胁压榨下苟延岁月。后来宋孝宗赵眘与金签订的“隆兴和议”及宁宗赵扩与金签订的“开禧和议”，照旧屈辱求和。这种局面，当然是一向反对民族压迫的广大汉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代，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陆游则是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杰出代表。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期。由于幼年在敌人入侵下仓皇逃难，以及家庭和亲友的爱国言论的启发教育，陆游对当时的严重民族灾难有着极其深刻的感受，因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心灵深处埋下了爱国复仇的种子。此后无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到川、陕前线从军，直至晚年在绍兴老家闲居，这颗种子生根、发芽、挺干、开花，虽然不断遭到风雨的摧残，却也不断地成长壮大，并且终于结满丰硕的果实。清朝诗人赵翼的《瓯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十分概括，他说：

放翁十余岁时，早已习闻先正之绪言，遂如冰寒火热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义而论，亦莫有过于是者，故终身守之不变。入蜀后在宣抚使王炎幕下，经临南郑，瞻望鄠、杜，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之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后，犹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后，……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旧事》云：“乞倾东海洗胡沙”，《老马行》云：“中原旱蝗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则此心犹耿耿不忘也。临殁犹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句，则放翁之素志可见矣。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罢课，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得意助手，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的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的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的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美国的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的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