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爱国的故事简短通用19篇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轰隆隆”一声巨响震憾着大地，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七点四十九分，位居我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洲发生7.1级的大地震，霎那间，所有建筑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摧毁，变为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也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中发生了一个个民族团结，令人落泪的感人的故事。

地震不过四十分钟，兰州人民解放军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救援现场，因为没有救援工具，他们只有徒手去救援……救援人员的手被划破，他们也顾不上这么多，还有从广州来的救援人员也顶着高原反应的困难，不畏恐惧，坚持在救援的第一线上，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两个字：救人。玉树是一个藏族自治洲，多数是藏民，可我们的救援人员从不没有一丝的民族歧视，总是竭尽全部的力量以“决不放弃，一定要在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里多救人”的信念来支撑着早以疲惫的身体，终于成功的救出了一千四百五十五人，从电视里我知道了有多少人累倒甚至殉职，他们是电工杜金玉，义工黄福荣……很多，很多!

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捐款和捐物来帮助玉树的同胞们，把当地的一个小藏民才仁旦周给感动的都哭了，他是在地震中失去父亲，他就把救援人员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帮救援人员看东西和给伤病员做小翻译，帮助询问每一个伤病员的病情，当起了最小的志愿者。

在这场地震中，灾难考验了我们，使我们更加团结了，藏族同胞与我们手牵手，肩并肩，共度难关!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1977年的一天，陈景润收到一封国外来信，是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给他的，邀请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参加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陈景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对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大有好处。

陈景润没有擅作主张，而是立即向研究所党支部作了汇报，请求党的指示。党支部把这一情况又上报到科学院。科学院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着。

院领导回答道：“你是数学家，党组织尊重你个人的意见，你可以自己给他回信。”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他在答复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信中写到：“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陈景润牺牲了个人的利益。

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普林斯顿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好，陈景润为了充分利用这样好的条件，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时间，拼命工作，连中午饭也不回住处去吃。有时候外出参加会议，旅馆里比较嘈杂，他便躲进卫生间里，继续进行研究工作。正因为他的刻苦努力，在美国短短的五个月里，除了开会、讲学之外，他完成了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一下子把最小素数从原来的80推进到16。这一研究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在美国这样物质比较发达的国度，陈景润依旧保持着在国内时的节俭作风。他每个月从研究所可获得2000美金的报酬，可以说是比较丰厚的了。每天中午，他从不去研究所的餐厅就餐，那里比较讲究，他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的，但他都是吃自己带去的干粮和水果。他是如此的节俭，以至于在美国生活五个月，除去房租、水电花去1800美元外，伙食费等仅花了700美元。等他回时， 共节余了7500美元。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从国外买回些高档家电。但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给国家。他是怎么想的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我不能只想着自己享乐。”

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谦虚、正直的人，尽管他已功成名就，然而他没有骄傲自满，他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个小山包，真正的高峰还没有有攀上去，还要继续努力。”

公元223 年，蜀汉皇帝刘备病逝。临终前，他拉着丞相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远远超过了魏国皇帝曹丕，一定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是个明白道理的好皇帝，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就废掉他，自己做皇帝吧!”诸葛亮听后，痛哭着说：“陛下放心吧，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我一定会忠心耿耿地辅佐新主，一直到死。”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负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全国上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一点也不懈怠。在他的努力下，蜀国很快变得强盛起来。

为了完成刘备生前统一天下的愿望， 诸葛亮于公元228 年春天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由于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失败了。公元228 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刘禅同意了诸葛亮的出兵计划。随后，诸葛亮带领大军开始北伐……

从公元228 年到234 年，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诸葛亮六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他统一天下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这时，诸葛亮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他积劳成疾，终于卧床不起，在遗憾中离开了人世。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名句演变为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为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成为人们表达忠贞之情的名言。

1937年7月7日，日晕悍然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日，赵登禹将军率部宣誓抗日，赴南苑作战，以手榴弹、大刀对抗日寇的飞机大炮，一口气将数倍于我军的日寇驱回一里路，毙敌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阵亡，赵登禹率军向大红门方向增援，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以示永久纪念。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镇)。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后独立经营菠萝罐头厂、米店和橡胶园等。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陈嘉庚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故倾资兴办教育公益事业，以尽国民天职。早于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业等校，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自选择校址，校长，主持建筑校舍，以及高薪聘请师资等，设文科，理。法。商，教育等五院十七个系，为海内外培养高等人才。在侨居地新加坡亦倡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形成陈嘉庚广泛的开放型教育体系。尽管迂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经营未能转机，他仍多方筹措校费，百折不挠维持办学。1932年，当外国财团答应以停止支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为条件保护其企业经营，即遭他断然拒绝。直至1937年春无力支持，遂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政府。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他极为关注其发展。1940年回国慰问期间，还特地到迁往内地长汀的学校视察;1949年归国亦来校访问;1952年定居集美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他不但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而且具有卓越的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要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全面发展，倡办职业技术教育，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以及重视校长、教师在办学中的决定作用等等。他还推行社会教育，亲建集美鳌园“博物大观”和倡建厦门华侨博物院等。

陈嘉庚赤诚爱国，振兴中华。1909年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闽省光复后，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保安会会长，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被选为主席，领导支援祖国抗日救亡。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他严电声讨。1940年3月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视察各战区和重庆、延安等地，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将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反对蒋介石独裁，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马来亚，他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避居印尼爪哇，赋诗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他安全返回新加坡;各界集会庆祝，众望所归。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于1952年2月回国定居。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他已逾古稀之年，仍不辞劳苦到祖国各地视察，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临终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七岁，国家给予以国葬的哀荣，灵柩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於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前期，因为蒙古族当权者和明朝政府有矛盾，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的关系疏远了，传统的贸易往来也停止了。这样，明朝不安宁，蒙古族百姓也得不到内地的产品，生活上受到很大影响。

后来，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重新和明朝和好，服从明朝的统一管理，蒙汉关系改善了。俺答去世后，他的夫人三娘子掌权，更是坚持与明朝的友好关系。在三娘子的促进下，蒙汉的互市贸易又恢复了。每当大集的时候，蒙古族百姓都到集市上购买和换取内地的丝绸、茶叶和各种生活用品，他们的皮毛等产品也是汉族商人喜欢要的。场面十分热闹。三娘子经常亲自骑马到集市上巡视，发现有纠纷的，都秉公处理，尤其注意保护汉族商人的利益。她还主动到宣化城，拜访明朝官员，交流情况，关系非常密切。明朝封她为忠顺夫人。遇上有的蒙古贵族想用武力侵扰内地，三娘子总是坚决反对，加以制止。

三娘子掌权时期，为蒙汉友谊做了许多好事，使双方好多年没动干戈，促进了民族团结。

读了《人民英模》这本书，我感慨万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众多的英模中，我最喜欢，最敬佩的便是“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

我喜欢钱学森为了祖国，抛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搞科学研究实在是困难，然而，钱学森无时无刻没有忘记祖国，无时无刻不想回到祖国，当他听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抛弃了美国给予他的一切：金钱、地位、名誉，不顾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反对，经过漫长的五年，才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国，这种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难道不值的我们学习吗?

我喜欢钱学森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科学永不满足的攀登精神。历经磨难的钱学森回国后，并没有忘记自己回国的使命，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成立了火箭、导弹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的钱学森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从事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研制工作。在他的组织指导下，我国创建了自己的火箭、导弹航天事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第一枚州际导弹发射成功，“神州五号”飞天，“长征”火箭腾空……这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无疑，“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钱学森毕生的心血，也是他不断攀登、刻苦攻关的结果。我们也要学习钱学森这种不忘祖国，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怀着感恩的心去报效祖国。

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南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他所上奏章公文，必亲自动手削稿。

嘉庆八年(1803年)二十三岁时考取武庠生，历任把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副将等军职。道光六年(1826年)任太湖营水师副将，同年以督押海运漕米船自吴淞到天津，途中虽遇惊涛骇浪，仍能安全抵达，因之受到特别嘉奖。

1827年提升为江南苏松镇总兵。道光十三年(1833年)署江南提督，1834年授广东水师提督。自接任后，即致力于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其后，他倾力于虎门要塞威远、靖远炮台的改建，设法加添了火力强大的“洋炮”200多门以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挑衅。而当英国军舰在珠江口穿鼻洋开炮攻击中国水师时，关天培亲临火线指挥，带伤督饬水师反击，迫使英舰受重创后遁去。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广东地方官吏大多改持与侵华英军“和谈”的态度，而关天培却不为所动，仍然坚决主战。为此，他特意在大战前夕，派专人将自己的旧衣与遗齿送回故乡与家人作诀念明示死志。是年十二月初十，虎门要塞的沙角、大角炮台均被英军攻陷，守将陈连升等战死。关天培坐镇虎门，仅剩数百名将士随其坚守要塞。他历次向两广总督请援，但均无法取得有力的援助。

关天培知道难以挽回战局，遂决心以战死报国。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六，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关亲临镇远炮台指挥，负伤十余处尚亲自开炮还击敌军。至傍晚时英军攻入炮台，关天培持刀奋战被砍伤左臂，后被枪弹击中，口中仍然大呼杀敌。他在靖远炮台率孤军英勇奋战，致创痕遍体而战死。他的英烈事迹被广为传颂，誉之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著有《筹海初集》。

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的这年，正是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兵船蛮横闯入广东省河之后，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调他到这个当时是全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关天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为了专心致志搞好海防，先令妻子奉老母归里，自己带着三个家丁到广州赴任。就任后，他“亲历重洋，遍观厄塞”，根据虎门的险要形势，进行严密设防，设置了三重门户：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并将其中的南山炮台加以改建，加筑石基，增设月台，改变炮位过高的弱点，改称为威远炮台;狮子洋口的大虎门炮台为第三重门户。这三重门户也就是三条防线，紧紧地把守住珠江口的南大门。

他一方面在第二、三防线之间，威远、镇远与横档的适当地段设置大铁链和木排，以阻拦敌闯入内洋;另一方面又亲自监督铸造大炮八千斤、六千斤者四十尊，六千斤以下者数百尊，分置各炮台，以加强防守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加紧训练水师部队，亲自驻扎在虎门督军操练，每年二月末、八月初，“分饬本标将备，率亲兵五百余名，分赴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六处，练习炮准，其大角、沙角炮台等处，共兵六百四十名。每次操练可十日为度”。他还将建设虎门要塞的经验和汇集的有关资料，编成《筹海初集》四卷并附有许多详细的地图和训练图、表等，以资参考。

这时鸦片烟流毒全国，英、美的鸦片趸船源源不断东来，鸦片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关天培积极协助两广总督邓廷桢进行侦缉。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到广东后，关天培更是尽力支持和配合禁烟运动，取得了迫使义律缴出二万余箱、袋鸦片，并在虎门全数销毁的伟大胜利。在林则徐的赞助下，他又在武山上的威远炮台和镇远炮台之间新修筑起一座大炮台，名为靖远，炮洞六十八个，配炮六十位。其建筑之坚固与火力之充沛，为虎门各炮台最。

当时关天培除自铸铁炮外，还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大力支持下，从澳门等地购进洋炮二百多尊，并严格训练大批招募来的水师兵勇，改革编制，将大鹏营由营改为协，拨副将驻扎那里，与香山协相呼应，又雇用一批米船、红单船、拖风船，利用有利地形与军民在海上与陆上的紧密协作，切实做到严阵以待，以迎击来犯的敌人。林则徐对关天培这些整顿防务的努力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殚精竭虑，寝食以之”。

今天，我读了《文天祥的故事》，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文天祥吧。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他，一个视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为钱的人;一个恪守--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人，是他使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梦得以实现。他就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次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他始终眷恋着自己的祖国。1949年中秋之夜，月圆夜静，在美国的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周围共度中国的传统佳节。他们怀念故国，传递着新中国诞生的喜迅，一个个归心如箭。当夜，他们悄悄地商议了回国的计划。

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然而，阻力在于他来说便是动力，疯狂的迫害，百般的阻挠更激起他归国的意志。1955年10月1日，坚持了五年回国斗争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国后，钱学森撰写了《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作品。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的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高考改革最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也想凑凑热闹，谈谈关于我们现行的高考录取。

在谈高考录取之前，我们不妨先重温一下“钱学森之问”。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老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大师，而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我们不妨仅从高考录取一个方面来做一个对比。

先看看民国时期几个比较典型的高考录取事例吧。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数学成绩仅为15分，英语、国文成绩却均为第一名，其中英文成绩为满分。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定，只要有一门课不及格就不能被清华大学录取。但校长罗家伦亲自批阅了钱钟书的试卷后，认为钱钟书是个奇才，遂打破常规录取了钱钟书，钱钟书后来果然成为饮誉学界的“文化昆仑”。

1930年，臧克家报考山东大学，数学成绩为零分，国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随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当时的录取老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从这三句杂感中发现了青年臧克家的才气，素以阅卷严格著称的闻一多破例给了臧克家国文98分的好成绩，并破格录取了他，现代诗坛大师臧克家就这样戏剧般地诞生了。

还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当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成绩仅为4分，最后竟然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回头再看看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吧。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省都会根据当年大学录取人数，划出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这个分数线极其严格，那怕是只差一分，招生办公室都不会给大学提供该生的学籍档案。而没有学籍档案，该生当然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这种严格的高考录取制度毫不留情地把高考录取过程中的人情关系拒之门外，分数不够，考生父母权力再大、钱再多也无法敲开相应批次的大学校门;同样只能达到某一批次的分数线，考生父母那怕是农民，甚至讨饭吃的，同样可以进入相应批次的大学进行深造，从而充分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高考录取工作的公平与公正。

然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必有弊，如果当年清华校长罗家伦、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同样严格按照高考录取标准来录取，钱钟书、臧克家等人无疑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中国历史上也因此必然少了一个著名作家，少了一个诗坛大师，少了一个国学大师。我常常在想，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把像钱钟书、臧克家、季羡林等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考生拒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高考录取工作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同时也注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一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全才，尤其是当他在某个方面特别突出的时候，其他方面很可能糟糕得一塌糊涂，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如何才能在保证高考录取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把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突出才能、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师的青年才俊吸收到高等院校里进行深造，为我们国家培养出各个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这应该是高考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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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后期，幼小的亨利六世无法亲理国政，英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再度展开权力斗争。法国原王储查理乘机在法国南部封建主的支持下自立为王，称查理七世。争夺王位的战火再度燃起。挟亨利五世的余威，英军很快又取得了优势。此时，一个拯救法国的英雄出现了，她就是被法国人民千古传颂的奥尔良姑娘———圣女贞德。

贞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农家少女，整天牧羊，连最简单的字母都不认识。但是，国家的危急和各地人民保卫祖国的消息使这个偏远农村的小姑娘异常激动，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多难的祖国。1429年初，贞德17岁时，英军围困了巴黎南面的奥尔良城。这是法国南北交通的战略重镇，一旦失守，南方就可能全部失陷。消息传来，贞德感到这正是自己为祖国献身的时刻。她一再请求父母和叔叔带她去见当地的法军队长。叔叔为她的热诚所感动，带她到了军官面前。

“你这个小姑娘，连怎样戴头盔都不知道，怎么能上战场呢?”军官问她。“我有决心和勇气，我能学会战斗。”贞德以坚定的口气回答。

“你一个人怎么和英国军队作战呢?”

“我有祖国和人民，还有国王。我要先解救奥尔良城，然后让国王正式加冕。”

贞德的话使军官大吃一惊。他派7名士兵陪她去见国王。国王查理七世被贞德坚不可摧的意志感动，同意让她带一支三四千人的军队去解救奥尔良城。

贞德的武器只有一把剑和一面旗帜。在战斗中，她总是高举旗帜，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她和她的旗帜在哪里出现，法国士兵就奋不顾身地跟上去。经过无数次战斗，贞德和她的部队来到了奥尔良城下。守城的法军却不肯开城迎接，他们不相信贞德这个女孩子能带兵打败英军，有人甚至认为她是妖怪巫女。贞德也不申辩，她巡视一周，看到城的另一边还有一座最坚固的英军堡垒，便指挥法军攻击敌堡。她首先跃过深壕，架起梯子爬上城堡，但摔了下来。不一会儿，她高举战旗又冲了上去。守城的官兵亲眼看到这一切，大为感动，立即开门出击。被英军围困长达209天的奥尔良解围了。捷报传开，整个法国一片欢腾。

奥尔良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法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危难局面，战争从此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接着，贞德又率军收复了许多北方领土，并在兰斯大教堂举行了查理七世的加冕礼。

但是，宫廷贵族和查理七世的将军们却不满意这位“平凡的农民丫头”影响的扩大，便蓄意谋害贞德。

1430年，在康边城附近的战斗中，当贞德及其部队被英军所逼、撤退回城时，这些封建主把她关在城外，最后以4万法郎将她卖给了英国人。贞德宁死不屈，她说：“为了法兰西，我视死如归!”1431年5月29日，贞德备受酷刑之后在卢昂城下被活活烧死，她的骨灰被投到塞纳河中。死时，贞德还不满20岁。

贞德之死激起了法国人民极大义愤和高度爱国热情。1436年法军攻取巴黎，1441年收复香槟，1450年夺回曼恩和诺曼底，1453年又收复基恩。1453年10月19日，英军在波尔多投降，战争至此结束。

拿破仑对贞德有着很高评价，贞德贞德认为是法国的救世主。贞德死后法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出现了很多关于贞德的史料编写和研究，法国爱国主义运动以她的伟大形象进行宣传。并有大批作家和作曲家歌颂她，包括伏尔泰、席勒、威尔第、柴可夫斯基、马克·吐温、萧伯纳和布莱希特都创作了有关她的作品，而大量以她为题材的电影、戏剧、和音乐也一直持续发展直到今天。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发明了两弹一星，于1911年出生，2009年逝世。

他在出国以前读过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然后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最后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学生。

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当新中国诞生以后，钱学森便和妻子商量提前回国，他们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将其扣留，当时的美国官员次长丹尼.金布尓称道：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顶的上五个师的兵力。他不仅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还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当中国知道了钱学森被美国政府迫害，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这种处境十分关心，周总理对此事则更加着急。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了父亲的好友陈叔通，陈叔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陈叔通写信求救。陈叔通收到信后，就以这封信作为证据，证明钱学森想回国。

中国代表秘书王炳南于1954年6月5日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向中方提供了一份被中国拘留一些美方军事人员名单，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中方也释放了美国4名飞行员，但美国还是无理拒绝，因为中方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在1955年的时候，经过周恩来与美国谈判的不懈努力后，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他回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带着自己的妻子蒋英和一儿一女，登上了“克里夫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踏上了回国的路。

今天，我来给你们讲一讲爱国者钱学森吧!

钱学森从小就十分爱国，为了报效国家，他努力学习，当他学有成就时，动荡的社会却没有他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到美国留学。几年之后，人在美国，心

在中国的他，听说新中国成立了，就义无反顾地要快点回国，美国人为了不让他回国，使尽各种手段，想要打消他回国的念头。钱学森还是不畏诱惑，还是回到了祖国

温暖的怀抱。钱学森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决不能放弃我的祖国。”他要回国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呀!他这一腔爱国热情难道不令人敬佩吗?钱学森回国后，学以致用，发明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国际技术交流会上，他被光荣地评为了“小罗克伟尔奖章”，就在这世界获奖者的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他的智慧为中国人争了气，为祖国争了光。

读了这篇短文，我感受到：钱学森这一伟大举动，惊动了所有人，而且，深深打动了我，我一定要向钱学森学习，做一个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