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最新20篇)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艾萨克·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于1642年圣诞节出生在英格兰伍尔斯索蒲村，这一年正值伽利略与世长辞。和穆xxx一样，牛顿也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牛顿就显示出巨大的力学天赋。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小手。他聪明伶俐，但对功课却总是粗心大意，在学校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十八岁的牛顿进入剑桥大学后，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很快就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该世纪初期望远镜的发明，使天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都极力劝告所有欧洲的科学家，再不要依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要亲自做观察和实验。培根和笛卡尔的倡导为伟大的伽俐略所实践。他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所做的天文观测给天文学带来了革命，他的力学试验建立了现在人称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和发现行星绕日运动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为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基本知识，而且纯科学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但还无法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当科学被运用到技术领域时，就会使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

虽然哥白尼和伽俐略澄清了古代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为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作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定律来把这些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发现变成可以做科学预测的统一学说。是艾萨克·牛顿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学说，从而使现代科学进入了它一直所遵循的航程。

牛顿一般不愿意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早在1669年他就在他的大多数着作里对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在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出来。他公布的第一个发现是有关光的性质的一项突破性的贡献。牛顿经过一系列认真的试验，发现普通光是彩虹所有的不同色光的混合光。他还对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的结果做了认真的分析，根据这两个定律，1668年他设计并真正制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如今大多数天文台都使用这类望远镜。牛顿29岁时把他的这些发现及其许多其他光学试验结果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

仅就光学方面的成就或许就可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数学或力学方面的成就来，那就相形见绌了。他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积分，这一成就可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做出的，这一发明是当代数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仅是许多现今数学学说产生的种子，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现代科学在随后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牛顿仅仅发明了积分而别无所获，也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排到相当高的名次。

但是牛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力学方面，力学是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伽俐略发明了第一运动定律，这一定律描述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物体都受外力作用，力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物体怎样运动。牛顿提出的最着名的第二运动定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定律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他的第二定律（其数学表达式为F＝ma）可表述为：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即速度变化率），与作用在该物体上的合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除了这两个定律外，牛顿又提出了着名的第三运动定律（这定律可表述为，有作用力即外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且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他的科学定律中最着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四条定律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所有的宏观力学体系都可以利用这一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预测，从单摆的振动到行星绕日在其轨道上运动都用得上。牛顿不仅提出了这些力学定律，而且还利用积分这一数学工具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基本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牛顿定律可以而且已被用来解决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问题。牛顿在世时，他的定律的最有戏剧性的应用是在天文学领域里。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处于领先地位。168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通常只称作《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并说明如何利用这些定律来准确预测行星绕日的运动。牛顿的这一壮举圆满地解决了动力天文学的主要问题，即准确预测星体和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因此牛顿常被认为是所有的天文学家之魁。

应该怎样评价牛顿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呢？如果我们翻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就会看到提到牛顿及其定律和发现的条目比任何其他一个科学家都要多（也许多二到三倍）。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对牛顿的评价。莱布尼兹决不是牛顿的朋友而是与他进行过唇枪齿剑之争的对手，他写道：“从有世以来，到牛顿所处的时代，他在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占了整个的绝大部分。”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一书比任何其他天才的作品都出类拔革。”拉格朗日常说牛顿是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厄恩斯特·马赫在1901年写道：“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力学在演绎上、形式上和数学上的进展。”这也许说出了牛顿的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他发现科学是一门由孤立的事实和定律构成的杂学，它能描述一些现象，但只能预测几种现象，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大量的物理现象，能用来做准确的预测。

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把牛顿所有的发明都一一包罗进来，因此他的小发明就其本身来看虽然也是重要的成就，但这里只好忽略不提了。牛顿对热力学（对热的研究）和声学（对声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他发现了数学中的二项式定理；他第一次对星体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现在读者虽然会认定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是仍然会提出为什么把牛顿排在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华盛顿这样重大的政治人物以及如耶稣·基督和乔达摩·佛伦这样重大的宗教人物之前呢？我自己的观点是：尽管政治变化是重大的，但仍有理由认为在亚历山大之死前后1000年间的大多数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就主要的日常活动而论，大多数人在公元前后3000年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的500年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与1500年的人们相比，我们的吃喝穿戴有了变化，我们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科学发现不仅仅使技术和经济发生了革命，而且使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学革命使人类所有的活动方式均有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才被列入本册。牛顿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而且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任何一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册上，他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

1727年，牛顿这颗巨星陨落了，他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是被赐予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科学家。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舜帝，三皇五帝之一，名重华，字都君；生于姚墟，故姚姓，今山东诸城市万家庄乡诸冯村人。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其国号为“有虞”，故号为“有虞氏帝舜”。帝舜、大舜、虞帝舜、舜帝皆虞舜之帝王号，故后世以舜简称之。

个人生平：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史记》说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他字都君。舜又称虞舜，据说是国号有虞，按先秦时代以国为氏的习惯，故称有虞氏。还传说舜出生于姚墟，故姓姚氏，名曰“重华”，字都君。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他在传说故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一说即今永济县境内的中条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旧说即山东济阴境内的古雷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地不详）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地不详）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舜得到了这些赏赐，瞽叟和象很是眼热，他们又想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将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躲了一段时间。瞽叟和象以为阴谋得逞，象说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分东西时要琴，还要尧的两个女儿给他做妻子，把牛羊和仓房分给父母。象住进了舜的房子，弹奏舜的琴，舜去见他，象大吃一惊，老大不高兴，嘴里却说：“我思舜正郁陶！”舜也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孝顺父母，友于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诚恳谨慎。

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尧禅位于舜，《尚书》中称为舜“受终于文祖”。又传说是舜代替尧摄行天子之政，虽有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号。与此二说差异甚大的一个传说是，舜将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舜自己做了天子，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篡权夺位。

舜执政以后，传说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行动，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他重新修订历法，又举行祭祀上帝、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群神的大典；还把诸侯的信圭收集起来，再择定吉日，召见各地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重新颁发信圭。他即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祭祀名山，召见诸侯，考察民情；还规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改绩，明定赏罚，可见舜注意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传说中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悦诚服。

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不过，传说中舜的都城与尧的都城不在一个地方。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但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故舜与尧一样，都是禅位让贤的圣王。据说舜在尧死之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

“我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别人聊天、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

鲁迅从小勤学，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字，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

长大工作以后，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就拿吃饭为例，他是喜欢吃鱼的，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就少吃鱼。鲁迅有句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留学日本，在“老虎尾巴”居住的那些年月，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常常通宵伏案工作。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他会不容气地问：“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读书非常专心，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做贼心虚，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哪知鲁迅写啊、写啊，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过了好久，鲁迅累了，伸伸腰，点支烟，抽上几口后，又开始埋头写。就这样，灯光总是亮着，小偷一直下不得手。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小偷熬不过鲁迅，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

长期的劳累，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好友们劝他多体息，注意身体。鲁迅笑着说:“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是我工作的时候，靠在椅子里看书，就是我休息的时候，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那在我是做不到的。”为了维护身体，鲁迅也吃鱼肝油，戒酒，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

有人做过统计，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平均每年三十三万，写作从不间断。除此之外，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社会工作。鲁迅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纸条颜色不一，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从这些纸条上，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身影。

鲁迅正如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小跑步”度过的。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今天，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年-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托内建立了一个政治、宗教、数学合一的秘密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很重视数学，企图用数学来解释一切，毕达哥拉斯本人以发现勾股定理（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而著名，其实这一定理早已为巴比伦人和中国人所知，但最早的证明可归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该学派还发现，若是奇数,则 构成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其实我们所称的勾股数。该学派将自然数分为若干类：奇数、偶数、完全数（即等于它的包括1而不包括它本身的所有因数之和的数）亲和数、三角数（1、3、6、10……）、平方数（1、4、9、16……）、五角数（1、5、12、22……）等，又发现从1起连续奇数的和必为平方数。

他们还发现了五种正多面体，在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上还有不少贡献，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希腊文化有巨大影响。

孩子是未来，既属于父母期望的未来，也属于社会期望的未来。父母往往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孩子并不就是父母的一切，父母心中还应有事业和属于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所有，父母要关心；但孩子的所有，父母未必都要在意。尤其是父母并不认同的孩子的那一些，父母应留出心底里的一角，求同存异吧！有道是：“理解了干，不理解的看，但不要顶着干。”我想，与儿女的关系，这种处事精神是可以借鉴的！

杨振宁强烈的民族意识缘于父母对他进行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一点一滴的渗透，以及父亲的言传身教。早在厦门居住时，杨武之就教儿子读唐诗，教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夏商周……”，天干、地支顺序：“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甚至于八卦……在清华园里，杨武之对杨振宁进行一次正规的教育——读古书、受古训。杨振宁12岁时，杨武之请专人教儿子谈《孟子》，还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又象儿时背诵《龙文鞭影》一般背诵《孟子》全文。

对杨振宁的中国情结影响最深的还是父亲杨武之。杨武之留学归来之后先后执教于厦大、清华、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他为人师表、工作认真，热爱着水深火热的祖国的教育事业。杨振宁是第一个回祖国访问的外籍科学家，之后，他几乎年年回国，给祖国科学事业出谋划策，他是祖国忠实的儿子。杨振宁常谈起中国的传统本土文化和生活，深为父亲敬业爱国的精神所感。他深知，父亲对他加入美国籍深为不满，在1983年作了这样的记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里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洋。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老先生大叫一声，让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老先生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两天后，钱被他花了个精光，这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问他“立的什么诚?”(辜鸿铭号立诚)。老先生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答应人家的事，无论如何也要做到，这涉及一个人品质的问题，辜鸿铭答应了卖票，看似就应该遵守诺言，把选票给买主，但老先生却违背承诺，不守信用。其实，这是对原则的坚守，对大是大非的明辨，不为小人守信，捍卫千秋大义，没有“拿人手短”，值得我们敬佩。

1926年11月，应厦门集美大学校长叶渊的邀请，鲁迅前去参加演讲，办学方针保守的叶渊，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对方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恕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饭。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鲁迅身处恭维、殷勤的包围圈，头脑却保持一以贯之的清醒，言论绝不受时势的左右，只说自己“要说的话”，不管别人如何枉费心机。也正因此，才使他的演讲同他的文章一样，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大师精神境界的崇高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诗人晏殊与史学家宋祁既是上下级，又兼有师生之谊，旦夕相聚，关系非同一般。有一年中秋夜，晏殊邀请宋祁赴宴，饮酒赋诗，玩了一个通宵。可是第二天，晏殊被罢相遭贬，身为翰林学士的宋祁奉命草拟罢相敕书，按说吃了嘴软，念及旧恩，该“笔下留情”吧，然而《西清诗话》说宋祁挥毫之际，昨夕余醉犹在，仍秉笔直书，指斥晏殊肆意敛财和借军事谋利。私交为私交，大义归大义，昨夜喝了你的酒，今天照样揭你的老底。后来晏殊落难，众人避之不及，唯有宋祁不避耳目，公开宴请晏殊，送行三十里，在私交和国事之间，宋祁对事不对人，不因私交违背国事，也不因国事影响私谊，光明磊落，坦荡分明，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

人是社会动物，又是感情动物，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礼尚往来，在所难免。都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不能因为是朋友，或者吃了、拿了，就不讲规矩，不顾原则，不分黑白，说一些违背底线、颠倒是非的话，做一些违反法律、道德的事，向大师学习，坚守自己的标准，只要理不短，吃了嘴不软，拿了手不短。

明代大学士徐溥自幼天资聪明，读书刻苦。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一次塾师发现他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看，以为是小孩子的玩物，等走近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手抄的一本儒家经典语录，由此对他十分赞赏。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他不断地修炼自我，完善自己的品德，后来终于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徐溥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意识，即使是在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境界，它能让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的时候仍然能够不被外物所左右，而是丝毫不放松自我监督的力度，谨慎自觉地按照一贯的道德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一如既往地保持道德自觉。

众所周知，伏尔泰是文学泰斗，那么你了解他吗？下面是文学名人伏尔泰的几个小故事，欢迎阅读了解。

伏尔泰的机智

一天，伏尔泰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上，那个年代，英国人对法国人非常痛恨。

伏尔泰的机智一群英国人认出了伏尔泰，愤怒地高声喊叫：“绞死法国佬！”

伏尔泰回应道：“英国的人们，你们因为我是法国人而要杀死我，其实我因为自己不能成为英国人而一直受着心灵的煎熬！”

那群英国人听后真是受宠若惊，他们不但停止了对伏尔泰的攻击，甚至为他的到来开始欢呼，而且伏尔泰走到哪里，他们就护送到哪里。

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人性皆然，顺乎人性，则能化险为夷。

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很受人尊敬。可是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格调不高的聚会。

伏尔泰轶闻聚会组织者认为大学问家伏尔泰的趣味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与自己是一路人。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又邀请伏尔泰再次参加聚会。

伏尔泰说：“伙计，你知道吗，我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邀请者识趣地走开了。

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伏尔泰在84岁高龄的时候。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他企盼着能平静地进入天国。

这时，一个自作多情的牧师来到伏尔泰的床前，为他祈祷。可是，伏尔泰并不领情，还追问道：“是谁让你来的？”

“伏尔泰先生，我受上帝的差遣，来为你祈祷，接受你的忏悔。”牧师说。

伏尔泰紧盯着牧师说道：“拿出你的证件让我看看，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监狱11个月之久。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哲学家知道此人冒犯不得，便去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摄政王深知伏尔泰的影响，也急于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之辞。伏尔泰说：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可是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

伏尔泰的咖啡瘾很大，一生中喝了数量惊人的咖啡。有个好心人曾告诫他说：“别再喝这种饮料了，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你是在慢性自杀！”

“你说得很对，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这位年迈的哲学家说，“要不然，为什么我已经喝了65年还没有死呢。”

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一个读者给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其仰慕之情。

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谊。从那以后，每隔十几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的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了，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几天后，那人的信又到了，上面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吃午饭与擦皮鞋

伏尔泰有个仆人，为人忠实，但很懒。一天，主人对他说：“把我的皮鞋拿来。”仆人遵命拿来了皮鞋。伏尔泰问仆人：“你今天早晨忘记擦皮鞋了吧？”仆人答道：“没有忘，先生。只是街上满地泥土，两小时后您的皮鞋又会跟现在一样脏的。”伏尔泰笑了笑，穿上皮鞋，一言不发地走了。可是仆人从背后追了上来。

“先生，”仆人说，“钥匙呢？”

“什么钥匙？”

“橱柜的钥匙，一会儿要吃午饭呀！”

“我的朋友，还吃什么午饭呀？吃了饭两小时后，你又会跟现在一样饿的。”伏尔泰笑着对他说。

都说错了

伏尔泰将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赞扬了一番。一位朋友当场指出：“听到你这样慷慨地赞扬这位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这位先生在背后经常说你的坏话，真的。”

伏尔泰耸耸肩膀说：“这样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说错了。”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音乐家鲁宾斯坦先生经常到好友画家毕加索的画室看他画画。一次，鲁宾斯坦先生在好几个月内看到毕加索不断地在画同样的东西。背景是阳台的铁栏杆，近景是一张桌子、一瓶葡萄酒、一把吉他。

当毕加索画了将近五十幅同样的作品后，鲁宾斯坦先生不耐烦地问：“每天都描绘同样的静物，难道你不厌倦吗?”

毕加索反问道：“你不觉得自己在说废话?难道你不知道，每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我，每一个钟头都有新的光线，每天虽然看同一瓶酒，但我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个性，看到不同的酒瓶，不一样的桌子，不同的世界里的不同的生命!在我的眼睛里，这一切都是不同的。”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先生在重复弹一首歌时，皆可弹出不同的韵味。

哲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请拿出虚怀若谷的胸襟，学会换位思考，你会发现，世界原本可以如此美丽，生活原本可以如此丰富，精神原本可以如此充实。

他是个倒霉孩子。

因为家里无法同时抚养5个孩子，于是很小的时候，他就被送到了孤儿院。没有亲人，孤独无助的滋味可想而知，然而让他更痛苦的是为了生活，年纪还不算大的他就要在一家加工眼镜零件的工厂打工。

年龄小身体瘦弱的他很快成了工人们无聊时捉弄的对象。他们常常毫无顾忌地拿他开玩笑，还常常让他去干一些不属于他的工作。而对这一切他都逆来顺受，从来不说什么。有一次，寻开心的工人们把他的外套抢来，几个人围成一圈互相扔着玩。他跑向左边，左边的人就把外套扔到右边;他跑到前边，前边的人就把外套扔到后边。他越着急，这些人就越开心，跑着跑着，他的眼睛红了起来，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忽然，他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这些捉弄他的人，努力控制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他的举动让那些人不知所措，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发火的时候，他却转身离开继续干起活来。这时候，一位老师傅看不下去了，走到这些人面前训了他们一顿，狠狠地把外套抢了回来给他重新披在身上。

他说了一声谢谢之后又继续低头干活，老师傅怕孩子会受到什么刺激，就在旁边劝他。“您放心吧，我不会在意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输的，还在乎别人这点捉弄吗?”老师傅没想到这孩子如此懂事，心里一酸，摸了摸他的头，叹着气离开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捉弄他的人因为被教训而收敛了很多，但还是会时不时地揶揄他一下。对于这一切，他就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只是埋头苦干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本领上。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根本不在乎别人捉弄的他因为在工作中的勤奋和努力，已经成为了工厂里最出色的工人之一。当年那些处处捉弄他的人也不敢再捉弄他了，反而因为工作上经常需要他帮忙，从而对他格外客气和尊重。

有了多年的磨炼，20出头的他已经对眼镜制造行业非常熟悉。不久之后，他就萌生了开一家眼镜制造铺的念头。当身边要好的朋友们得知他的想法之后，都不同意他的打算，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他这样一个年纪轻轻阅历尚浅的人来说，做生意的困难和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了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一个好朋友天天跑到住处苦口婆心地劝他。

“你小时候过得那么苦，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一旦眼镜制造铺失败了，你就惨了!”他告诉朋友：“我从来就没拥有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输掉的，所以我能够承担任何风险和后果。”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东西，他的心里特别放松，没有丝毫的压力和负担，反正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很快，他的眼镜制造铺就开张了。正是因为心态良好技术过硬，他的眼镜制造铺迅速接下不少生意，小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没有压力轻松上阵的他在商场大展拳脚，小小的眼镜制造铺在他的经营下，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眼镜制造商Luxottica集团，而他本人也成为了世界级的富豪。他就是莱昂纳多·德尔·维奇奥，在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他排名第71位，是眼镜制造行业里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这个农户曾经殷实，人丁兴旺。老头子养了满堂儿孙，到该走的时候就走了，而老婆子却没完没了地活着。她的可怜的、让人讨厌的存在似乎永远不会有尽头。

本来是她和老头子建立并且主宰这片家业——有打谷场、空心柳、粮仓、三栋连成一体的没有烟囱的木屋、圈满膘肥体壮的家畜而且畜粪积得很深的极其简陋的牲畜院。如今那宽敞坚固的房子早已住得塌陷下去，变成一个肮脏的安乐窝。他俩曾经年轻，漂亮，精明，厉害;后来在越来越多、翅膀越来越硬的后辈中间渐渐就不起眼了，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那件事情上向他们让步，终于完全退出舞台，衰弱了，憔悴了，驼背了，躲到高板床或者炉炕上去，起初是回避家里的人，后来是他俩互相回避，直到永远分离，各人进各人的坟墓。

老头子死了以后，老婆子觉得活在世上特别别扭，于是把自己的天地缩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个她在其中变得毫无用处的年轻强大的帝国，是她繁殖起来的。结果好像她是全家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靠施舍活着，只配冬天在炉炕上栖身、夏天管管小鸡、农忙时节看家……谁会怕她，谁会想到她啊!

最后老婆子真的病倒了，毫不虚假地缩在炉炕上，闭起眼睛，呼出烫人的热气……

她终于撒手人寰。

冬天的深夜。这一夜是老婆子在活人中间的最后一夜。外面刮着搅雪风，漆黑一片，村里的人都在睡觉。老婆子家里的人也都在睡觉一一两栋住人的木屋睡满了人，死者居于这冬夜和搅雪风、家里和村里的睡梦和寂静之上：昨天那个可怜的畏畏缩缩的老婆子变成了某种威严的，神秘的，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可怕的神灵——死者。

她在木屋中不生火的一边，躺在她的棺材中，像雪一样白，被麦秸芯枕头抬起的头垂向胸膛，白白的脸上显得突出的发黑的眼睫毛投下暗影——她已经远远地走进冥界。棺材停在桌子后面靠窗的一张长板凳上，盖着一块从教堂租来的朽薄了的织锦，上端是圣像。桌子上点着一大把蜡烛，就粘在桌面上，烛火燃得炽热而不安。窗外刮着彻骨的搅雪风，黑糊糊的窗玻璃因为外面结了冰花而闪闪发光。

圣诗由死者的小儿子一不久前才结婚的加夫里尔来念诵。他一向是家中最明理、最整洁、脾气好、爱读书爱做礼拜的人，不该他念该谁念?他很自然地来到这边冰冷的屋里，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单独与死者度过这个漫漫长夜，甚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夜晚，没有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很快就感觉到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发生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

他站在这里就着炽热而颤抖的烛光念着，不停地念着，总用一个调子——他按教堂的规矩提高嗓门，然后就用这个高调一直念下去，他念着，既不明白自己念的是什么，又停不下来。

他感觉到他已经无法逃脱，不仅在这冰冷的屋里，就是在整个世界上他也完全是一个人面对着这个可怕的东西，尤其可怕的是这个东西是他的亲娘，夜很深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无法指望哪个人来保护他、帮助他。

他出了什么事呢?是他自不量力，决定在人人都睡去的深夜到死者跟前来念经，结果吓得动弹不得吗?不是，这里发生了可怕得多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奇迹，他不是被吓呆了，而是被他亲眼看到的奇妙的神秘现象惊呆了。那个可怜的，个子小小的，因为年老，胆怯、不能自理而虚弱无力，多少年来几乎没被这个年轻力壮得粗野的大家庭中的任何人看在眼里的女人，如今在哪里?

躺在糊了一层有些白色十字架和有翼小天使头像的雪青色棉质天鹅绒的新的漂亮棺材里一声不吭的，难道就是前天还缩在炉炕上的她?不，她已经变容，世上的一切，整个世界也为她变容。而加夫里尔独自一个人在这个已经变容的世界上!

加夫里尔被魔法囚禁在这个变容的世界上，他必须在这里站到天亮，不停地念诵，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不寻常的、瘆人而庄严的语言，对于活人却是凄惨不祥的语言。他打起全副精神，以便不停地念、看、听自己的声音，坚持站下去，同时整个身心越来越深地感悟着如同某种礼拜仪式在他体内和眼前产生的使人心荡神迷得无法表述的东西。突然间，盖在死者胸部的织锦慢慢地起来了，接着又以更慢的速度落下去——是她在慢慢呼吸!烛火也升得更高，变得更亮，同时颤抖着，闪着耀眼的光，周围的一切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使人的头脑、两肩、两脚发僵。加夫里尔有知觉，他还能思考，认为是外面在刮搅雪风，寒风吹进窗来，是他的呼吸掀动了织锦，吹到了烛火。不过这风毕竟也是死者，是从她那儿来的非人间的、像死一样纯净的、冰冷的气息，是她此刻要起来审判整个世界，属于活人的整个因其和无常而可鄙的世界!

现在加夫里尔还显得年轻，一头灰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不管经营，把家务交给了兄弟们和妻子。他选择了不愁吃穿的，他不必去干的活儿，然而是他唯一喜欢的活儿——当驿站马车夫。

他总是在途中，而大路，远方，随着季节变换的天空、田野和树林的景色，大车或者雪橇的驭座，两匹忠于他的聪明的马的奔跑，车铃的叮当声，与令人愉快的乘客的长时间交谈——这些就是永远不会背叛他的幸福。

他为人朴实而亲切。他的脸干干净净的，瘦瘦的，一双灰色眼睛诚实而明亮。他不唠叨。但是乐意对投合的人讲讲那难以表达而实际上十分奇妙的像圣诞节故事一样的东西，是他母亲在活人中间的最后一夜他在母亲的棺木旁体验到的。

星期三中午放学，妈妈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叫《世界名人故事大全》。并告诉我下午放学回家把作业写完才让我看。

下午放学后，我赶紧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拿起了书，认认真真的读了起来。其中，我读到了描写曹雪芹的那篇文章时，我被感动了。曹雪芹他生于1715年，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家与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个“百年望族”。有时候有很多文士名流都与曹家有过来往，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对于提高曹雪芹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创作《红楼梦》时他家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珍藏于研究价值的奇书，为此，还有专门研究此书的学科，称为“红学”。

看《世界名人故事》，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并且使我觉得我更应该认真的去阅读它了。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我不是什么成功女性，也不是什么女强人，只不过是干电视工作的，如果说还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的话，不过是比别人多付出了一些汗水而已。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里都盛满了坎坷和踏实。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黑龙江，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我的文化底子薄，于是我报考了母校的研究生，可连续两次都名落孙山。当时我已经29岁了，不想再这样折腾了，但就这样放弃，我又有些不甘。那段时间，我一直闷闷不乐。母亲是个知识女性，她对我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真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

“什么时候都不晚”，就是这一句话，让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终于在30岁的那一年成为了北广的研究生。

入学不久，我就结婚了，丈夫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虽然有了家，但我们依然住在各自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一日三餐在食堂里吃饭，和单身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三年的苦日子熬过后，我留校任教了。一个女人在大学里当教师，工作既体面又轻松，收入也不错，而且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家庭，很多人都羡慕我，但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满意，我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更应该到一线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33岁那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来北广要人，经过面试、笔试和实践考核，我幸运地被录用了。当时来自亲友们的阻力很大，他们说我是头脑发热，都30多岁的人了，还瞎折腾什么。我想，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也许自己这辈子就会在北广做一名教师，永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那将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我又一次犹豫了，我真的还有能力面临这次新的人生考验吗?那段时间，我不断地想起母亲的话：“人要想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最后的决定是，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哪怕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就这样，我在33岁那年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竞争很激烈，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优势，只有多付出心血和汗水，才不会被淘汰，才能站得住脚。我虚心向比我年轻的同事学习，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把每一项简单的工作当做重大的使命来完成。经过不懈努力，我不仅在中央电视台有了一席之地，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辟了“一丹话题”这个专栏，这是全国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节目，观众的反映还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转眼，我就到了40岁，看到镜子里自己眼角细密的皱纹，我突然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失落感。40岁，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道迈不过去的坎，尤其对女主持人来说，更是尴尬的年龄。每天早晨起床，我第一件事就是想到自己的年龄，每天患得患失，内心充满着苦涩和忧郁。我把自己的困惑和烦恼向母亲倾诉了，母亲说：“丹啊，你不觉得这十几年来，你是越来越美丽了吗?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会变老，有的人只是变得老而无用，可是有的人却会变得有智慧、有魅力，这种改变，不是最好的么?”那一刻，我迷茫混沌的心豁然开朗。是啊，年轻女主持人的本钱是美丽和青春，而40岁的我，虽然青春和美丽已经不再，但我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学识、修养和内在的气质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年龄对一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种负担，也可以是一种财富。心态平和了，工作的热情又重新回来了，尽管我已40多岁了，但领导依然让我在栏目组里挑大梁。

我的人生，应该说没有被命运和机遇特别垂青过，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下来的。我特别感谢母亲，是她在那些关键的时刻解开了我的心结，告诉我人生的方向应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到了50岁、60岁，又有新的梦想在诱惑我，我想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朝着它走去。好的改变，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1847年3月3日，亚历山大·贝尔出生在英国的爱丁堡。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颇有名气的语言学家。

受家庭的影响，贝尔小时候就对语言很感兴趣。他喜欢养麻雀、老鼠之类的小动物。他觉得动物的叫声美妙动听。上小学时，他的书本里，除了装课本书外，还经常装有昆虫、小老鼠等。有一次，老师正在讲《圣经》的故事，忽然他书包里的老鼠窜了出来，同学们躲的躲，叫的叫，弄得教室内大乱。老师怒不可遏，觉得这样的学生不可教。

不久，贝尔的父亲就将贝尔送到伦敦祖父那儿。这位慈祥的老人虽然很疼爱孙子，但对孙子的管教十分严厉。祖父深谙少年的学习心理，他不采用填鸭式的方法，硬逼贝尔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从培养贝尔的学习兴趣入手。渐渐地，贝尔有了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优等生。贝尔后来回忆道：“祖父使我认识到，每个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普通功课，我却不知道，这是一种耻辱。他唤起我努力学习的愿望。”

一年之后，贝尔又回到了故乡爱丁堡。在他家附近，有一座磨坊。贝尔觉得这种老式水磨太费劲了，要改进改进。于是，他查阅各种图书资料，设计出一幅改良水磨的草图。这图虽然画得不规范，但构想却十分巧妙。经过工匠的加工，水磨果然变得十分灵活，比原来省力多了。从此，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发明家”。

贝尔从这里看到了发明创造的意义。每一项的发明，都将使很大一部分人受益，都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一块基石。

1869年，22岁的贝尔受聘美国波土顿大学，成为这所大学的语音学教授。贝尔在教学之余，还研究教学器材。

有一次，贝尔在做聋哑人用的“可视语言”实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电流流通和截止时，螺旋线圈会发出噪声，就像电报机发送莫尔斯电码时发出的“嘀答”声一样。

“电可以发出声音！思维敏捷的贝尔马上想到，“如果能够使电流的强度变化，模拟出人在讲话时的声波变化，那么，电流将不仅可像电报机那样输送信号，还能输送人发出的声音，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用电传送声音。”

贝尔越想越激动。他想：“这一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电学界的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然而，当这些电学专家听到这个奇怪的设想后，有的不以为然，有的付之一笑，甚至有一位不客气地说：“只要你多读几本《电学常识》之类的书，就不会有这种幻想了。”

贝尔碰了一鼻子灰，但并不沮丧。他决定向电磁学泰斗亨利先生请教。

亨利听了贝尔的一五一十的介绍后，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你会成功的！”

“尊敬的先生，可我是学语音的，不懂电磁学。”贝尔怯怯地说，“恐怕很难变成现实。”“那你就学会它吧。”亨利斩钉截铁地说。

得到亨利的肯定和鼓励，贝尔觉得自己的思路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发明电话。”

此后，贝尔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从阅读《电学常识》开始，直至掌握了最新的电磁研究动态。

有了坚实的电磁学理论知识，贝尔便开始筹备试验。他请来18岁的电器技师沃特森做试验助手。

接着，贝尔和沃特森开始试验。他们终日关在试验室里，反复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可一次次都失败了。“我想你会成功的”，亨利的话时时回荡在贝尔的耳边，激励着贝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研制工作中去。

光阴如流水，两个春秋过去了。

1875年5月，贝尔和沃特森研制出两台粗糙的样机。这两台样机是在一个圆筒底部蒙上一张薄膜，薄膜中央垂直连接一根炭杆，插在硫酸液里。这样，人对着它讲话时，薄膜受到振动，炭杆与硫酸接触的地方电阻发生变化，随之电流也发生变化；接收时，因电流变化，也就产生变化的声波。由此实现了声音的传送。

可是，经过验证，这两台样机还是不能通话。试验再次失败。

经反复研究、检查，贝尔确认样机设计、制作没有什么问题。“可为什么失败了呢？”贝尔苦苦思索着。

一天夜晚，贝尔站在窗前，锁眉沉思。忽然，从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吉他声。那声音清脆而又深沉，美妙极了！

“对了，沃特森，我们应该制作一个音箱，提高声音的灵敏度。”贝尔从吉他声中得到启迪。

于是，两人马上设计了一个制作方案。一时没有材料，他们把床板拆了。几个小时奋战之后，音箱制成了。

1875年6月2日，他们又对带音箱的样机进行试验。贝尔在实验室里，沃特森在隔着几个房间的另一头。贝尔一面在调整机器，一面对着送话器呼唤起来。

忽然，贝尔在操作时，不小心把硫酸溅到腿上，他情不自禁地喊道：“沃特森先生，快来呀，我需要你！”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沃特森高兴地从那一头冲过来。他顾不上看贝尔受伤的地方，把贝尔紧紧拥抱住。贝尔此时也忘了疼痛，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天夜里，贝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半夜爬起来，给母亲写一封信。信中他写道：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重大的日子。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未来，电话将像自来水和煤气一样进入家庭。人们各自在家里，不用出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

可是，人们对这新生事物的诞生反应冷漠，觉得它只能用来做做游戏，没什么实用价值。

贝尔一方面对样机进行完善，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电话的使用价值。

两年之后的1878年，贝尔在波士顿和纽约之间进行首次长途电话试验(两地相距300公里)，结果也获得成功。在这以后，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

冯玉祥买肉敬父的故事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日打靶。打靶可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分奇怪，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五岁。二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有趣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感悟：

不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以孝为道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托尔斯泰的忍耐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片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励志哲理故事及感悟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人被国王请到宫中，做了国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头禅，那就是：“这很好啊，是件好事。”

一天，国王的小手指头不小心被砸掉了。疼痛难忍的国王问老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止痛，老人又把那句口头禅搬了出来，他告诉国王说：“尊敬的陛下，请您大声地念；这很好啊，是件好事，您的伤痛就会减轻许多。”

国王听了勃然大怒道：“寡人的手都这样了，你还说是好事！我现在把你关进监狱里去，看你还说不说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当卫兵押老人进监狱时，他还在重复那句话：“这很好啊，进监狱也是件好事啊。”

后来，国王和大臣们去打猎，不幸被土著居民捉住了，打算把他们做祭祀品。但是根据当地规矩，肢体不全的人是不能做祭祀品的，于是国王被释放了。

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老人给放了，而且对他大加赞赏，然后问道：“我少了手指头是好事已经被证实了，那你被关了这么久，难道也是好事吗？”

“当然。”老人答道，“如果不是在监狱里，我肯定要陪您去打猎，那么现在我一定被杀掉了。”智慧老人摇了摇他健全的双手说。

感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能以乐观的眼光去看，每一朵乌云背后都会有阳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