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岳母【20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要用心灵去感受，就能领悟出其中的快乐。书像风尘仆仆的流浪汉，又像走南闯北的旅行家，肚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和天涯海角美丽诱人的风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名人读书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名人读书小故事一：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名人读书小故事二：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21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被称为“最博学的人”。他的很多观点被西方人奉若神明，他本人也被奉为绝对权威，他凭着“自信的直觉”，做出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的观点，这种观点统治了西方学术界将近2000年。

1590年的一天，年轻的比萨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邀请比萨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来到斜塔下面，他和他的助手登上斜塔，让一个重一百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由塔上自由下落，轻的和重的几乎同时落地。

伽利略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仍然相同。伽利略的实验，动摇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臆断，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伽利略发现了真理，但却触怒了比萨大学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信徒，他们攻击伽利略胆敢怀疑亚里士多德，必定是圣教的叛徒。伽利略被赶出了比萨大学，但他由于这个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当时他刚26岁，是他当教授的第二年。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1581年考入比萨大学，遵从父命学医。在大学里，伽利略深深地爱上了数学，在宫庭数学家里奇的悉心辅导下，他把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结合起来，获得了精密的测量方法，发明了用以测定合金成分的“液体静力天平”，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589年夏天，他受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年仅25岁。离开比萨大学后，伽利略来到学术空气自由的帕图拉大学。每逢他上课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远至瑞典和苏格兰的学生也慕名远道而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伽利略给学生们讲宇宙，并告诉他们，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正好相反。他还告诉学生，所有东西、所有原子、所有星球都在运动。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他通过别人的一点描述，凭着自己独特的天赋，经过刻苦钻研和实验，成功地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放大倍数为33倍的天文望远镜。在这架天文望远镜的帮助下，伽利略探索了深邃神秘的天空，在一年之内他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月球表面并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平滑，而是呈现不规则的凹凸起伏。银河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银白的云彩，而是由千千万万颗暗淡的星星所组成的。木星旁边有四颗运转着的卫星;地球并不是各个天体旋转的唯一中心。太阳上面有黑子;土星周围有光环……所有这些结果，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日心说”)：即地球和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运行。

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星际使者》，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上述发现。人们惊讶地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1611年，伽利略在《关于太阳黑子的通信》中，肯定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维护哥白尼的“日心说”。他竭力想分清宗教和科学的界限，认为前者属于人们的道德行为范围，后者属于自然界和人的关系的范围。他指出，天体的永恒，只是相信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教士们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然而，当时势力强大的教会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动，而地球是不动的。因此教会在1616年给伽利略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的学说。伽利略为此烦恼不已。1623年，伽利略冒险开始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之间的对话》的写作。

同时他6次请求教皇乌尔班接见他。他小心翼翼地向教皇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书籍，教皇同意他把对“日心说”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一起写出来，但不允许他得出地球是绕着太阳旋转的结论。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杰作。在书中他巧妙地阐明了自己支持哥白尼学说的证据，而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人的辩解却愚蠢而无力。伽利略把哥白尼的学说当作“一种纯数学假说来叙述”。

1632年，这本书得到了教会监察吏的许可后出版发行。但是，教会的权威人士很快就发现了伽利略仍在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押上宗教法庭。当时的伽利略已年近七旬，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在宗教法庭上，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1633年6月22日，他被迫双膝跪地发誓，哥白尼的理论纯碎是一派胡言乱语。他要“放弃、诅咒、痛恨”过去的种种错误，并保证以后永不宣传和谈到它，违犯了甘愿受死。伽利略刚宣布完他的誓言，就大声喊道：“不管怎么说，地球毕竟是在运动着的”。

这说明伽利略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的学说。伽利略被判处终身监禁，监外执行。但他没有放弃科学，经过3年的顽强拚博，他又完成了一部巨著《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和数学证明》。在书中，他大胆叙述了物体的各种运动和动力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部书被偷运到荷兰出版时，伽利略已双目失明。伽利略的晚年境遇极为凄凉，只有他的女儿在他身边照料他。

1634年他的女儿先他而死，他更加孤独和痛苦。1642年1月8日这位终身为科学真理而斗争的伟大巨人含冤离开了人世。1983年，罗马教会终于为伽利略冤案公开平反，为此在罗马成立了一个由不同宗教信仰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它的宗旨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伽利略案件的科学方面以及伽利略学说对现代科学的贡献。”

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时间过得真快，寒假已经接近尾声。这个寒假，我用心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作《名人故事》。从书中，我了解了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故事中的道理也让我记忆犹新。

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墨池的故事里，王羲之从小不停的练习书法和清洗毛笔砚台，最终原本清澈见底的池塘竟变成了墨池。他在书法上之所以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这与他坚持不懈的勤学和苦练是分不开的。所谓熟能生巧，做任何事亦是如此。我们在学习上更应该做到勤勤恳恳，千万不能心浮气躁。

另有古人祖冲之，大家一定不陌生，就是最早算出圆周率的数学家。祖冲之小时候就对所有的事情都很感兴趣，不懂的地方都会拉着他的祖父问个不停，而且对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都非常感兴趣。经过多年的实验与研究，终于算出了圆周率。他从小就敢想敢问并努力寻找答案，最后才会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也应该多想多问，勇于探索新知识。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向比自己职位低或者学问差的人求学，并不可耻。好学是一种美德，学习上就是在知识海洋里的不断寻求和探索，面对学习的困难和疑惑绝对不能敷衍和逃避。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因为从小妈妈就给我讲过。勇敢的司马光在小朋友掉进水缸里的时候并没有吓呆，而是急中生智拿起大石头就砸向水缸，救出了小朋友。比起身边的一群小朋友，司马光的沉重冷静确实值得敬佩。故事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能慌张，一定要静下心来想办法，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读了这么多的名人故事，我受益匪浅。自古英雄出少年，很多的伟人都是从小就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端正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学习方法。还有那些勇于挑战自己，面对困难不畏惧，机智勇敢的小名人们。我们一定要向这些名人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在祖国的西北部，有一个被蓝宝石般河水簇拥着的美丽自治区——新疆。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静静地躺在西北边陲。而我就在愉快的暑假中，投入了她的怀抱。虽然过了这么久，但她的美丽依旧在我脑海中不断呈现。

在新疆的高原——巴音布鲁克草原中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马“野”。在草原中，雄马个个英俊潇洒，身材魁梧，好似一位整装待发的军人。记得那次，我刚骑上一头棕色骏马的马背，那匹烈马就一下子成了盯上猎物的豹子一般，脚下生风，朝远方的森林奔去。但刚过完一座绿色的小丘，马又变成了个顽皮捣蛋的猴子，马蹄一刹，抖抖身上的毛，头一扭，又往回跑。待我缓过神来，马已经把我甩下自个儿闹去了。

那整个新疆留给我什么印象呢?要我说，风是“野”的。走进喀纳斯森林深处，微风带来了树木的清香，带走了小道的喧哗。整个森林显得异常幽静。但不过多久，原本清爽的微风一下子就变成了铺天盖地的龙卷风。风吹得原本平静温顺的河流变得狂躁起来，用力击打着岸边。狂风还使得那些生活在深山密林的动物们吼叫，好似打扰了它们的午觉。风像个婴儿，不过多久，又渐渐平静，山谷又恢复了原貌，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

新疆的野，让我看到了一种无拘无束的美，这种美，让你感到清新，感到愉快，感到自由。这就是那美丽的新疆。这种美是只有在新疆才能体会到的，虽过了这么久，但它的野还是一遍一遍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钟爱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

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领悟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仅学习并领悟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习并领悟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

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最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之后，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赛马是当时最受齐国贵族欢迎的娱乐项目。上至国王，下到大臣，常常以赛马取乐，并以重金赌输赢。齐国的大将军田忌多次与国王及其他大臣赌输赢，屡赌屡输。一天他赛马又输了，回家后闷闷不乐。他的知己孙膑安慰他说：“下次有机会带我到马场看看，也许我能帮你。”

当又一次赛马时，孙膑随田忌来到赛马场，满朝文武官员和城里的平民也都来看热闹。孙膑了解到，大家的马按奔跑的速度分为上中下三等，等次不同装饰不同，各家的马依等次比赛，比赛为三赛二胜制。孙膑仔细观察后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相差并不远，只是策略运用不当，以致失败。孙膑告诉田忌：“大将军，请放心，我有办法让你获胜。”田忌听后非常高兴，随即以千金作赌约请国王与他赛马。国王在赛马中从没输过，所以欣然答应了田忌的邀请。

比赛前田忌按照孙膑的主意，用上等马鞍将下等马装饰起来，冒充上等马，与齐王的上等马比赛。比赛开始，只见齐王的好马飞快地冲在前面，而田忌的马远远落在后面，国王得意地开怀大笑。第二场比赛，还是按照孙膑的安排，田忌用自己的上等马与国王的中等马比赛，在一片喝彩中，只见田忌的马竟然冲到齐王的马前面，赢了第二场。关键的第三场，田忌的中等马和国王的下等马比赛，田忌的马又一次冲到国王的马前面，结果二比一，田忌赢了国王。在双方条件相当时，对策得当可以战胜对方，在双方条件相差很远时，对策得当也可将损失减低到最低程度。

在现代的奥运比赛中也需要运用相应的策略才能取得成功。许多项目的比赛都需要经过数次小组赛，才能最后开始金牌的争夺。如果在预赛中成绩出得太好，作为运动员来说很难在接下来决赛中马上达到另一个巅峰。在体操跳水等项目中，以何种动作来迎战对手也是需要经过仔细考量，再比如一些团体项目，往往教练的策略和指导决定一个团队的命运。

巴尔扎克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巨匠。他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之间，曾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拿着一本破旧的作业本问巴尔扎克：“大作家，你给我瞧瞧，这小子有没有天分，将来是不是块当作家的料?”

巴尔扎克接过作业本后，认真地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嗯，这小子天赋不高，灵气不多，凭这很难当作家。”

老太太听后，发自内心地笑道：“好小子，我以为你们当作家的什么都懂，没想到，你连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作文都看不出来!”

巴尔扎克也禁不住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竟是自己30多年前的小学老师。

巴尔扎克的判断显然是错了，因为他只看到了孩子的基础，却忽视了孩子将来的努力。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出世就名扬天下，誉满全球。巴尔扎克在成名之前，他写的那些文稿不断地被退了回来，他陷入困境，负债累累。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吃点干面包，喝点白开水。但是他挺乐观，每当就餐，便在桌上画上一只只盘子，上面写上“香肠”“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样，然后在想象的欢乐中狼吞虎咽。

正是在这段最为失意的日子里，巴尔扎克破费了700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鞭策自己的字：“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正是这句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座右铭，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后来，柳暗花明，他果然成功了，成为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巴尔扎克的作业和手杖，又一次证明了无数成功人士坚信的箴言：“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成功就是一直在努力。

书法大师启功面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很少拒绝。但启功在题字时有两件事一直非常慎重，不敢马虎。

一件事是在给别人题字时，他总要先问一下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直到对方确定了才下笔书写，写好后并让对方也检查一下有无疏漏。有人不明白，于是问启功：“启先生，你想写简体就写简体，你想写繁体就写繁体，何必麻烦呢？”启功说：“写别人喜欢的才让别人更喜欢，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第二件事是求字之人要启功题写书刊或牌匾时，启功必定不问对方“你要简体还是繁体字”的征求意见，直接写简体字。对方想让启功写“繁体字”，启功也不写。有人不理解，问他：“启先生，你是不是爱写简体字？简体字好看？”启功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爱写不爱写、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汉字规范化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我就得执行。”

问与不问，体现了启功先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十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十日打靶。打靶但就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就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就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十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十分个性，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就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就是偷的，二不就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十五岁。此时二十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搞笑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哲理：不论处在怎样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此时以孝为道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就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就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就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就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林语堂以幽默著称，他一生应邀做过无数次的讲演，但是他最反感的一点就是他人未经事先安排，临时要他即席讲演。他认为一场讲演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讲演者都要事先做好安排。

有一次，林语堂被邀请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后，与师生们共进午餐。这时，这所大学的校长认为林语堂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们学校，应该趁机让林语堂给学生们做个讲演，同时也是奉承林语堂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便再三邀请林语堂对同学即席讲话。林语堂觉得很突然，因为这个没在事先安排的计划内，他说这是强人所难，可是师生们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走上讲台。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候语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古罗马时代，有一个帝王暴虐成性，喜欢那些血腥的角斗的场面。他看腻了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角斗，就把人丢进斗兽场，看着猛兽把人吃掉。这一天，国王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此人虽然长得很矮小，却十分有勇气，当老虎向他走来时，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一番，老虎便默默地离开了。国王很惊讶，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之后狮子如老虎一样也悄悄地离开了。这时国王再也忍不住好奇了，便把此人放出来，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魔力，对狮子、老虎说了几句话就能让它们都不吃你？”此人回答说：“回陛下，我并没有什么魔力，我只是告诉它们，吃我可以，但是吃过以后，你要做一场讲演。”一席话让学生们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却窘得不知所措，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林语堂认为一场成功的讲演，惟有经过事前充分的准备，内容才会充实。对于一个如林语堂这么擅长讲演的学者，他都不做没有预备的讲演，可见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

正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才更应该讲究办事效率。如若事前计划，做一个预见，势必对于所要做的事情的结果能有一个了解，如若所投入的时间无法得到所希望的效果，那么可以节省做这件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宏观的掌握，岂不白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吗？

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做事情前制定一些计划，做一些准备，并不会影响事情的进度，反而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快。

凡事有预备，有预见，有计划，看明白了再做，要瞅准机会，及时果断出击，生活才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把事情搞砸。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就应就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这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务必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好处的高尚。

1

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妈妈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妈妈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在读书方面，钱惟演确实是一个奇人。在洛阳为官时，钱惟演曾经告诉欧阳修等属官：“平生最爱读书。坐的时候经史，卧的时候读小说，上厕所的时候看小词，手中一刻也没有放下书卷呢。”钱惟演的话说的很好，读书不仅仅要勤奋，对待不同门类的书还需要不同的态度。经史乃是先贤所言，是经过治世的大道，只有端坐才能静心阅读，才能体现对先贤的尊敬。小说诗词则可以随意一些，躺着读也可以，上厕所读也可以。一个人若仅仅为了工作，为了升职加薪而读书，未免乏味，失去了读书的乐趣。

欧阳修很欣赏钱惟演的读书观，多年之后，欧阳修也成了文章大家，文坛领袖。当人们问起欧阳修成功的秘诀，欧阳修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大都在‘三上’。所谓马上、枕上、车上啊。”白天要上班，要处理公务，自然没有时间考虑写文章写诗词，只有利用一点点滴的时间。宋代入朝多骑马，于是马上构思。睡觉前回顾下一天所得，也可以构思。上厕所时反正也不能处理公务，写诗作文，正是充分利用。可以说，欧阳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堪称北宋最勤奋的读书人。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2

牛顿一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妈妈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妈妈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妈妈种田过日子。妈妈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妈妈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妈妈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大舅看见。大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大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大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大舅竭力劝说牛顿的妈妈，让牛顿弃商就学。在大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3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

伽利略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因此，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小学，他学问是靠母亲教导和自修得来。他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谅解与耐心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贡献。 “浪费，最大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时间办更多事情。”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助手脸红了。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