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故事：岳母(推荐20篇)

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著名的厨师叫庖丁。一天，魏惠王来看他宰牛，只见庖丁手起刀落，毫不费力地把牛的骨头和肉分解开来，全身的动作和刀的声响，就像音乐一样有节奏。

魏惠王十分佩服地问道：“你的技术这样高超，是因为刀子磨得很快吧?”

庖丁笑笑说：“一般宰牛人用的刀子，一个月就得换一把，因为他们的刀刃经常碰到骨头。一个宰牛能手可以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只用刀来割肉。可是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解剖了几千头牛了，还像新刀一样锋利。为什么呢?刀刃是非常薄的，而肉和骨头中间有一条缝，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肉就会一块块地落下来。不过，碰到复杂的结构时，我也总是认认真真，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动作很慢，下刀很轻，小心翼翼，直到完成全部的工作。”

魏惠王听罢，点点头赞赏地说：“说得好，从你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游刃有余”原本是说刀刃在骨缝之间移动，还绰绰有余，用以形容庖丁技术的高超。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比喻办事很有把握，非常熟练，解决困难轻松利落。

“我们既是护士，也是母亲，当病区里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需要隔离护理时，我当起了临时妈妈……”今天下午，在团省委、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行的“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上，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护士刘胜芳用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再次将大家带进了难忘的抗疫日子。

今天下午3时许，团省委书记蒋小丽、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国胜一行来到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一科，为重症科医生郭龙飞颁发“甘肃青年五四奖章”。随后又来到日间病房，为甘肃省优秀抗疫青年志愿者集体获得者——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抗疫青年突击队送上了锦旗。

之后，主题为“绽放战疫青春、彰显时代担当”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在省人民医院多功能厅拉开序幕，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甘肃省第一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蔡辉讲述了他与队员“心系陇原，情洒楚鄂”的故事，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代表郭龙飞、支援武汉第二批护理医疗队队长宋霞、省人民医院西院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代表刘胜芬、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优秀青年代表王安奇、后勤优秀青年代表王润民、优秀青年志愿者代表马克文等一一分享了他们的抗疫故事。

团省委书记蒋小丽说，近日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分别到我省14个市州，同步开展“送荣誉到基层”青春故事分享会，将荣获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和荣获甘肃省优秀团员、团干部、团组织称号的奖章、证书、奖牌送到获奖者所在单位、生产一线，并在基层广泛开展第24届“甘肃青年五四奖章”代表、抗击疫情青年代表、脱贫攻坚代表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和座谈会，用身边的榜样引领和带动广大青年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生动实践，同时广泛听取青年意见建议。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三大富豪的财富观

洛克菲勒到饭店住宿，只开普通间。侍者不解，说：“您儿子每次来都要最好的房间，您为何这样?”洛克菲勒说：“因为他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而我却没有。”

比尔·盖茨和一位朋友开车去希尔顿饭店，发现饭店前停了很多车，车位很紧张，而旁边的贵宾车位却空着。朋友建议把车停在那儿。

“噢，这要花12美元，可不是个好价钱。”盖茨说。

“我来付。”朋友道。

“那可不是个好主意，他们超值收费。”盖茨说。

在盖茨的坚持下，他们最终还是找了个普通车位。

一次，李嘉诚上车前掏手绢擦脸，带出一元钱的硬币掉到地上。天下着雨，李嘉诚执意要从车下把钱捡出来。后来还是旁边的侍者为他捡回了这一元钱，李嘉诚付给他100元的小费。他说：“那一元钱如果不捡起来，被水冲走可能就浪费了，这100元却不会被浪费，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应被浪费。”

这三个大富豪都喜欢财富，因为热爱并珍视财富是获得财富的前提条件，他们从来不乱花钱，很重视财富应有的价值，这可以说是他们对财富的基本态度和良好习惯。但他们又不为财富所羁绊，不困于财富，为慈善事业所做的捐献是数以亿计的，他们让财富充分体现它自身的价值，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崔永元的第一课

名嘴崔永元从央视辞职后，任教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提前三个多月就开始备课，泡图书馆，查阅资料，制作教案，可谓精益求精。开课前一天，他想在网上再淘点资料以完善教案，没想到，输入关键词后，他当时就崩溃了，因为他发现网上各种观点比他想要告诉给学生的还要全面。

重新备课已来不及，崔永元只得硬着头皮走进课堂。大概讲了十来分钟，就有学生站起来提问，那是个在学术界都没有定论的问题。怎么办?是装腔作势地谈出一二三点，还是应付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次课谈及”?显然，这都不是好办法，崔永元知道，如今那个“只有你知道，学生不知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蒙混是过不了关的。相较于主持人，老师的要求高得多，主持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上个世纪有这样一件事。”但大学老师则不能，他们必须说：“一九几几年，几月几日如何如何，某某报纸怎么报道。”也就是说，主持人能够含糊其辞，而大学老师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不过，崔永元反应很快，也很冷静，在那学生提问后，没有再按教案讲课，而是对全班学生说：“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很好。一件事在历史上说法很多，哪个才是真相呢?下面，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畅所欲言，课堂气氛非常热烈。几十分钟很快过去，这堂课在大家意犹未尽中顺利结束。

从备课到授课，崔永元的第一课其实更像一种历险，他之所以能最终涉险过关，关键在于他没有用“著名主持人”的名头去唬学生，而是把自己摆在“新手”的位置上，对教学环节做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以至于面对难以解答的学生提问时，能够选择最为恰当的探究式教学法，最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

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人，不管他(她)曾经有多么“牛”，在跨界之后，都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一只“羊”。

名人励志优秀经典故事：张国立的幽默妙语

2019年，央视春晚主持“新人”张国立的幽默妙语多次赢得满堂喝彩，比如，他戏谑毕福剑时说：“一提到女演员，你的脸上就必浮贱!”仅仅是巧用谐音，即“一语中的”，让人乐不可支。张国立是大型影视颁奖典礼的主持常客，他的幽默风采早已练就。

虚实结合，回避难题

2019年1月7日下午，“把乐带回家2019年暨快乐送”启动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品牌代言人张国立、蔡依林等明星悉数出席。由于张国立是春晚团队主要成员，因此，在记者提问环节，张国立便成了焦点。看到一位事先准备好问题的记者拿出字条，张国立先发制人道：“一看你就是主办方的托，提个问还照着字条念，一点都不专业。”哄堂大笑之后，这名记者问：“有消息说，您将担任春晚主持人，是真的吗?”闻言，他先是拿出手机做打电话状，随即又放下手机说：“现在打好像不好，等一会儿我问问冯小刚，看能不能说。”逗得现场一片笑声。又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在春晚上演小品，对此，他又故技重演道：“我还没有接到确切消息，不过对网上的各种说法，我现在不能去回应。我一会儿给你冯小刚的电话，你直接打给他吧!”于是，又引来阵阵笑声。

由于张国立是冯小刚的铁哥们，既是春晚团队成员，又是主持和表演大家，因此，网上关于他的传闻铺天盖地，记者们又怎会轻易放过?但惯于幽默的张国立，练就了一副绝好的“太极”功夫，面对“主持人”之问，他虚虚实实、假痴不癫，谈笑间便将难题化解;对于“演小品”之问，他在直言“现在不能去回应”后，再次祭出挡箭牌春晚导演冯小刚，于是，难题又一次“灰飞烟灭”。

巧思妙解，表达情意

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私人订制》“优质刚材”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张国立应邀担任该场发布会主持人。一开场，张国立便给多年的好友冯小刚和葛优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青花瓷瓶，待对方询问原因，他含笑解释说：“在得知要来这次发布会当主持人的时候，我就在想，既然冯小刚‘订制’我做主持人，那我也得礼尚往来，给二位‘订制’一份礼物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小小的瓷质瓶子。”“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说头!”葛优忙不迭地插话道。“当然有说头啦!你和冯小刚相交20年了吧?20年在婚姻里叫什么婚?瓷婚!”就在观众都报以掌声时，他笑着制止道，“别急啊，还有呢!要是套用北京话，‘瓷’还能讲成什么?瓷实，也就是铁哥们!现在可以鼓掌了!”于是笑声一片，掌声四起。

此中，张国立从两个层面回答了问题。对“送礼原因”，他援引“礼尚往来”之熟语，巧取《私人订制》之“订制”，既理据充分又契合，自给人以智慧风趣之感。至于“送瓷瓶原因”，解说则更为高妙，“婚姻”之比，可见友情之深。20年“瓷婚”之际，送上一个“瓷实”的瓷瓶，岂不是意义非凡?而张是二位共同的朋友，可谓人所共知。如此，观众便能从礼物中感受到他对友情的珍视，进而由衷地为其巧思妙解而喝彩。

生拉硬扯，营造氛围

冯小刚电影作品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举行。演出串场时，主持人张国立则对冯小刚及到场嘉宾葛优等人极尽调侃之能事。在说葛优时，他先回忆起1988年：“那时候我们一起拍《顽主》，我是男一号，葛优是男二号。结果男一号没火，他却火了。我就开始研究他，发现光头的男演员容易火，我就也光头了。”一片笑声中，他又一本正经道：“拍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热门电视后，我还是不如他火呀!于是就继续研究，原来我还在拍电视剧，葛优都演电影了。但对这个研究结果，很多人不认可，理由是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呢!于是我特地研究了一番他的光头，确实不长头发。摄影机快拍他头顶!”就在笑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时，他又自嘲道：“不过，我最近脱发，很可能要火。”随之更是爆笑不止。

不长的几句话，即赢得多次笑声和掌声，其原因则是成功地运用了生拉硬扯之术。众所周知，“光头”与“火”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但张国立却一本正经地说“光头容易火”是自己研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又假借他人之口研究出“真不长头发的光头才能火”，而葛优又恰恰是个真光头。如此出人意料的生拉硬扯，能不让人乐而开怀?再加之他在说话时亦庄亦谐，赢得笑声和掌声自属情理之中。

寓庄于谐，给人教益

由南方电视台主办的“南方盛典颁奖礼”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现场揭晓的“‘剧’变50年·十大经典电视剧”中，《西游记》《红楼梦》《亮剑》《金婚》《士兵突击》《上海滩》等赫然在列。由于张国立在《金婚》中饰演的是男一号佟志，其妻邓婕在《红楼梦》众成功地塑造了王熙凤的形象，于是，夫妻二人便代表两个剧组登台领奖。

二人携手上台时，观众则狂呼“张国立，张国立”，考虑到邓婕或有些许难堪，张国立先是风趣地回应：“哎，这么老了还有人叫啊!”惹来全场大笑后，他又高声说道：“恭喜邓婕，‘十大经典’，咱家就占了两个。邓婕老师平时老问我，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那么爱拍电视剧?现在我可以当众回答她了，爱拍，就是为了喜欢我们的观众啊!”此言一出，台下掌声如潮。

作为丈夫，不能让妻子受到委屈，无疑是一种责任。于是，面对粉丝只喊自己的姓名，张国立先是以“老了”自嘲，引发笑声后，又极为机智地将观众的目光聚焦到夫人身上。如此一来，不仅赢得了夫人的欢心，而且还能借助于这番诙谐妙语向观众表白——我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你们!而这种职业操守，难道不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极为需要的吗?于是，人们在深受感动和教益的同时，自然会回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他处事公正严明，对人宽大仁厚，而且生性幽默，非常懂得运用自嘲来鼓舞别人。

二次大战期间，他到前线视察，并对官兵们演说，以鼓舞士气。不巧下雨路滑，讲完话要离去时摔了一跤，引得官兵哄堂大笑。

身旁的部队指挥官赶紧扶起他，并对官兵无礼的哄笑，郑重地向他致歉。艾森豪威尔对指挥官悄声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一跤比刚刚所讲的话更能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脾气暴烈，人人皆知。大战后期，美军因伤亡惨重，鼓励大家献血。艾森豪威尔以身作则，立刻以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当他献完血要离开时，被一名士兵发现了，士兵立刻大声说：“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

艾森豪威尔在军队任职时，就有“通情达理的上司”和“平民司令”的美称。他当上总统后温和的作风依然不改。

有一次，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走进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说：“亲爱的乔治，我注意到你的梳头方式和我一样。”汉弗抬头一看，原来艾森豪威尔和他一样，都是光头。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参加某聚会，会中有6位贵宾受邀演说，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已近午夜，全场听众在前5人的疲劳轰炸之下，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艾森豪威尔知趣地说：“演说中总有句号，就让我当那个句号吧!”他最短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彩。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

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都是把字写在竹简和丝帛上，由于承载的笨重和价格的昂贵，制约了文化的传播。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造纸术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蔡伦，东汉桂阳(今湖南郴州)人。他出身低微，很小就入宫做了太监，服侍汉和帝。蔡伦聪明勤奋，人又谨慎好学。平时他不喜欢和人交往，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思考。汉和帝即位后，蔡伦被提升为中常侍，出入宫廷内外，平时服侍皇帝，负责掌管文书，传达皇帝的命令。

当时许多外官经常和宦官结交，但是蔡伦却能坚守原则，并不随便与人交往，因此汉和帝更加信任他。蔡伦敢于指出和帝不对的地方，因此也很受和帝的器重，经常参与朝政。蔡伦是一个喜欢思考和有所发明的人，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蔡伦升任尚方令，负责掌管皇帝的手工作坊。

这个作坊是皇家的私人作坊，主要是为皇家服务。蔡伦在监管作坊期间，经常和匠人一起切磋制造器械的技术，由他监管制造的各类军械非常精良、锋利，被天下人赞叹。

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也开始逐渐显露。东汉以前，人们通常都用竹简和丝帛作为记载文字的工具，有些很长的奏章要用许多竹简，翻阅起来非常不方便，也难于随身携带，而用丝帛作为书写的载体，虽然方便，但是很昂贵，普通人家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费用。蔡伦平常喜欢读书，对于书简带来的种种不便深有感触，如何制造出一种轻便的、价格低廉的书写工具，成为蔡伦的一个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蔡伦翻阅了许多前人的资料。有一天，蔡伦看到宫女们在用蚕丝制造各种丝织品，从她们的制造过程中，蔡伦顿时有了灵感。

他连忙赶回去，和匠人们共同研究，把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混合在一起，捣碎弄烂，然后将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拌匀后晾干，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研究，蔡伦终于制造出了廉价和实用的纸张。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发明纸的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连同自己制造的第一张纸，一起奉献给汉和帝，请他过目。

汉和帝亲自试验后，非常满意，厚厚赏赐了蔡伦，并把制造纸的方法颁布天下，蔡伦的造纸术马上在各级社会阶层中传播开来，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喜爱。

为了赞颂蔡伦的杰出贡献，当时人们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从此蔡伦的名气越来越大。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

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曾经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起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意义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15年前，他与朋友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写写画画，这便是“新浪网”的雏形。13年后，这位“新浪网”三号人物急流勇退，专心拍摄纪录片。他认为，“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是社会善举”。他的目标是10年拍摄100部纪录片，“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它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

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在拍摄过程中，CNEX担任制片方，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导演与学者担任影片顾问与监制。拍摄完成后，CNEX负责影片的国际影展的参赛与市场发行。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作些投资。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盈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得奖、上院线，这样一步一步是没错的。”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动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看了这本书，我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呢！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1879年3月的一天，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但很快便被戴上了“天资愚钝”的帽子，家里的女佣称他为“小笨瓜”——一直笨手笨脚，且到3岁多时才会说话。外界的嘲笑让他产生了自卑感，同时养成了一个癖好，在对人说话之前，一定先要小声地对着自己说一遍，演练一次，直到觉得没问题，才敢说。

6岁时，他被母亲送到学校，但也因为“愚钝”和不爱听老师的话而被迫退学。后来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送进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他也因此成了该所学校70多年来的第一个犹太学生，可他的表现依然不是很好，老师们都不愿意关注他。

虽然学习不是太好，但他却有一个好品质——心地善良。10岁时，他遇到了一个叫马克斯·塔木德的哥哥，塔木德是一个家庭非常贫困的医科大学生，在学校连像样一点的饭菜都吃不起。

于是，他便请求父母让这个哥哥每周来他们家吃一次饭，算是加餐，并且要求母亲要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塔木德。

他的善心深深地感动了塔木德，作为一个穷学生，塔木德没什么东西能回报这个小弟弟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每次来都带上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给他看，这些书都是科学书籍，包括21卷的《通俗自然科学》丛书，该书强调生物和物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世界上的许多科学实验，这让他如获至宝，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似的，开始了如饥如渴地阅读了起来。

接着，塔木德又给他带来了一些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本该等他再长大些才能看得懂的，但他却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不懂的地方便向塔木德请教。

大约3个月后，塔木德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了。“因为弟弟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我！”

他便是后来享誉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得感谢塔木德哥哥，是他帮我开启了探索科学的兴趣大门，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而塔木德却说：“我不敢邀功，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在跟一个天才打交道，是他的善良和爱心，让我觉得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到底有没有用？爱因斯坦的这个真实经历，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在《中华成语故事》中，这个成语——“程门立雪”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深刻体会的成语之一。宋朝时，有一位学问的人，名叫杨时。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一向虚心好学。“程门立雪”便是他尊敬老师.刻苦学习的一段小故事。杨时在青年时代非常用功。后来中了进士，他不愿做官，继续访师求教，钻研学问。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杨时先是拜程颢为老师，学到不少知识。四年后，程颢逝世了，为了继续学习，他有拜程颐为老师。这时候，杨时已经四十岁了，但对老师还是那么谦虚.恭敬。一天，天空浓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要到。午饭后，杨时为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一起去程颐家。守门人说程颐正在睡觉。他们不愿打扰，便在门口守着。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在头上飘舞，凛冽的寒气，冻的他们浑身发抖。他们仍旧站在门口守着。过了好长时间，程颐醒过来了，这才知道杨时他们在门完雪地里等了很久，便。赶快叫他们进去。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杨时这种尊敬老师的优良品德，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义已经非产明显，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学习的优异，需要汗水的付出，才有回报。然而，现在的这个时代，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刻苦努力的精神，越来越少，希望通过这个成语，能让大家找会这种精神。

读书读到57岁了，当然有些经验可谈，希望能提供读者一些参考。

读书的方法大体上要看自己是为了什么目的，有为学习而读书，有为研究而读书，有为创作而读书，有为娱乐而读书。目的不同，方法也就不免有些差异。

为学习而读书，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一个人自发蒙以采，到学成一种技艺，养成一种人格为止，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学校的课程，大体上都是强迫性的，非读不可。进步的国家要培养健全的国民，一定有周密的国民教育课程，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个人有相对的择业的自由，但所学的课程，一经择定，便必须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课程，这是不由自主的。例如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医学，则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以及各种临床或应用医学的教科书，便非读不可，不读你便不能成为医学家。即使学校毕了业，学问也不能毕业，你必须向这方面锲而不舍地追求，然后才能进步，不然你便只好落伍了。我自己因为两耳重听的关系，大学毕业后便中止了医学，故今天不敢自命为医学家，别人也不这样看待我。

为研究而读书，这或许是狭义的读书方式。譬如研究一门特殊学问，或者特殊问题，凡关于那门学问或那个问题的一切书籍和资料，必须尽可能把它们全都搜罗，把它们读到滚瓜烂熟，这样，你对于那个问题便有了充分的把握，你就可以成为该门学问的权威。

在研究上，你自然有充分的自由，但如果你是有责任心的人，你的自由依然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例如我有研究古代史的志趣，为了完成这志趣，我下了一番苦功，把甲骨文字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完全征服了。这些都是进步人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古董家拿来消磨时日的东西，因此当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曾受过进步人士的非难，指责我为玩物丧志的人。然而我忍受着这些斥责，把我的志趣贯彻了。在今天凡是有志于古代文化研究的人，似乎都沿着我的旧路走。

为研究而读书，我的方法是：

1、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束缚。

2、搜罗一切资料，集腋成裘。

3、对于资料毫不容情、毫不惜力地加以检查，而且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研究才会有成绩。

我也是搞文艺工作的人，不自量力，差不多一切的文艺形式都尝试过。诗歌、小说、戏剧、评论，我都大胆地写过一些。为了培养写作能力，我曾耽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名人的作品。这样的读书，自可以说是为创作而读书，但在这儿我有一些体会，我想把它表白出来。

我自己在写作上每每有这样的一种准备的步骤。譬如我要写剧本，我便先把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剧本读它一两本；要写小说，我便先把托尔斯泰或福楼拜的小说读它一两篇。读时也不必全部读完，有时仅仅读几页或几行，便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而不可遏止地刺激我写作的兴趣。

别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习性，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到这的确是很有效的一种读书方法。

为娱乐而读书，这应该是人人所有的经验。那些在街头巷尾贪读公仔书的朋友们，应该都是这种类型的读书人。的确，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文体轻松的书，插图多的书，读熟了自己喜欢的书，版本好、装潢精美的书，研究有素而资料丰富的书……，在工作的闲暇，读起采的确可以使人忘却疲劳而增进生活乐趣。当然，这是应该有限制的。书本种类繁多，质素不一，必须加以选择。滥读一些无病呻吟，而又对身心有害的读物，反而会得不偿失，弄巧反拙。

我拉杂地写了这些，不愿再从这儿总结出教条来，请读者们自己去吸取吧。

有一次徐志摩带来一个神秘的人，让大家颇为震惊。此人就是著名的哲学大师金岳霖先生，他被称为中国的“逻辑学之父”，是中国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开山祖师。金岳霖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于英国、美国，还曾经游历欧洲各国，吸收了大量西式文化。他是一个生活偏于西化的人，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谈吐充满智慧和幽默，吸引了在座的不少人。他知道大家对枯燥的哲学也许没有多少兴趣，便不怎么谈论哲学，相反，他谈了很多关于文学艺术以及他知之甚少的建筑方面的话题。

从那一次被徐志摩带去参加文化沙龙，并且遇见林徽因之后，金岳霖一回来便把秦丽莲劝走，让她回美国去了。那个时候的他已经无可抑制地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如此强烈的感情，让一直以理智著称的逻辑学大师也变得不理智，甚至做出一些让人看上去丝毫没有逻辑的行为。 金岳霖卷着铺盖，拎着铁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搬到了林徽因夫妇居住的那个胡同里，与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在后面的小院，他们住在前面的大院......

直到1932年夏天，有一次，梁思成刚从外地回来，林徽因便一脸沮丧地跟他坦白道：“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林徽因在感动万分之余对梁思成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她说：“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梁思成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也便安宁许多，而且他相信妻子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他也相信金岳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既然选择了去相信他们，真的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

就这样，林徽因把她跟梁思成的对话转述给金岳霖听，他听了之后沉静地回答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又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不如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有时候,名人较一般人而言,多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那独一无二的气度,且那气度会代代延续！

赫兹1857年2月 22日生于德国汉堡。

他小时候想当一名建筑工程师，于是在汉堡学校毕业后，又到慕尼黑去继续求学。

在1878年，他偶然在柏林听了著名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的演讲，改变了原来的求学初衷，又对物理学电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进了柏林大学学物理。

1880年，赫兹从柏林大学毕业，发表了论文《电运动的功能》。

亥姆霍兹很赏识他，将他选为自己的助手。

赫兹在大学学习期间，一直探讨麦克斯韦的“电磁说”，想在电磁研究上有所突破，但因学识水平不足，只好暂时放下。

直到1883年，他在基尔时，又正式开始对电磁进行研究，但仍然没有结果。

两年后，他到卡尔斯鲁赫高等工艺学校当物理教授，继续实验麦克斯韦的电磁学说。

一次，电磁火花在赫兹长期刻苦的探索中终于偶而闪烁出了成功的光辉。

赫兹在实验室里，把两条光滑的钢球杆，各自系在两片锌板上，同时又把钥杆接触到感应圈的两端。

当锌片通电时，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两个铜杆自然相近起来，并且冒出微弱的小火花。

这一现象启发了赫兹，他赶紧用检波器来检查这些光中是否含有电磁波。

他的检波器很简单，只用一根钢丝弯成一个圆圈，然后在相对两端各系住一个小铜球，铜球上面装有螺旋机，使两球可以自由移近它们的距离。

他把这个检波器靠近锌片那端爆火花的钢球杆时，铜丝圈两端也有火花爆发出来。

赫兹的这个实验充分证实麦克斯韦的电磁说是正确的，也证明了这火花的发生是由于铜球的震动所发出的电波。

因为这是无线电发明第一步的开始，所以人们称这电波为“赫兹波”。

多少年以后，赫兹又以精密的实验，更集中精力研究这些电波。

每一次实验他都记下它们的路线、长度，它们的反射和曲折。

他发现了许多有关电磁波的有趣现象：这些神秘的电波速度极快，它和光速一样快;它可以毫无阻碍地迅速通过很厚的墙壁或高山，但却透不过金属片。

赫兹这些电磁波的巧妙实验证明了光含有电磁波的性质，因而后发了科学家们对光和电的重新认识，开辟了无线电时代的新纪元，为俄罗斯科学家波波夫、意大利科学家马科尼的无线电发明铺平了道路。

如波波夫在赫兹逝世一年后??I895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无线电接收机。

马科尼1897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电公司。

后来的无线电话、无线电广播以及整个的电讯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上帝本没有光环1961年4月12日，当加加林在太空飞完了108分钟，按下25那个神秘密码以后，东方1号飞船降至700米高空，随之，加加林跳伞平安地落回了地球。这个25岁的矮个儿上尉，代表人类圆满地完成了探索太空的第一次飞行！

几分钟后，消息在全球炸开。世界各大电台、报纸竞相报道这位一夜升空的超级明星。接着，他与火箭之父科罗廖夫并肩坐在了一起，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握手、交谈，与政要、名人拥抱举杯，大小勋章挂满胸前，军衔从上尉升至少校，接着成了茹科夫斯基军事学院学子，然后又进了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连他的微笑也有了传奇色彩，向后梳的头发也成了迷人的时尚。他走到哪里都有人硬要与他交朋友，无论到哪里都有盛宴款待。

以前，他认为赫鲁晓夫简直是神，到这时候，他发现是神的还有他，尤里·加加林！

于是，他常常无视法规，驾着国家赠送给他的伏尔加小轿车在街道上飞奔，甚至因为喜欢上了一位护士而不顾影响地从大楼窗口飞身跳下。

有一天，他又闯红灯了，这一回他的伏尔加撞翻了另一辆汽车，两辆车毁得不成样子，幸好他和另一位司机都只受了点轻伤。赶到出事地点的警察自然一眼就认出了加加林，连忙举手行礼，冲着他笑，并当即保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边上，那位受害的退休长者虽然受了伤，但见面前立着的是加加林，也赔起了笑脸。随后，警察拦下一辆过路汽车，嘱咐司机将加加林安全送到目的地，下一步，准备将全部责任记在老人身上。

加加林坐上了车子，但老人的苦笑和伤势在他的脑海中已驱赶不去，让他无法不想的是：原来，英雄也有致命的时候，也会让执法者颠倒黑白，深爱也可能让一位退休长者违心顶罪。这一刻，加加林的淳朴本性复苏了，他让司机迅速开回出事地点，在警察和老人面前诚恳地认错，帮助老人修好了汽车，并承担了全部费用。

光环本来连上帝也没有，都是周围人特别是好心人加上去的。光环加足了，再平凡的人也可能成为上帝；但只要去了光环，上帝也会发现他与凡人没有两样。

所以，不要轻易挥霍别人加在你头上的光环，否则，你会发现，当光环完全消失的时候，你的人生意义与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么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疫情，救治病人是我的职责;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面对困难，挺身而出是我的责任。”清河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张春营坚定地说。连日来，清河县人民医院198人响应号召，主动请战。在他们的“请战”申请中，总少不了“我是党员”这一坚定理由。有着近20年党龄的张春营更是身先士卒，舍弃春节期间与家人的团聚，投入到发热门诊的忙碌工作中。

2020年的春节，似乎注定就是那样的不平凡。不走亲，不聚会，不来往……这别样的节日气氛中，我们经历的其实太多。在这太多的故事、人物中，总有太多的感动，让人情不自禁地忆起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感慨：“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防控工作越来越艰巨，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是党员，我先上”依然是最响亮的口号，最豪迈的誓言。

为什么该是“我先上”，因为“我是党员”，这个因果关系显现出的是党员的本色。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能否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的困难就是试金石。面对无情的“疫情”，从个人而言，谁都希望避而远之，但是，为了群众的平安，为了祖国的明天，党员干部们就应当冲锋在前，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给群众作出表率。就像新闻中讲的，全村30名党员喊出了“我是党员，我先上”的口号，村内126名群众被党员的奉献精神所感染，主动加入队伍，分别投入到志愿服务岗位。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前行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党员干部，更随时都会面临千难万险。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正是有了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才能取得前行路上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不管是个人的人生之路，还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之路，都需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每一个困难面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是党员，我先上”就是人生的高境界。

高尔基说：“感到自己是人们所需要的和亲近的人——这是生活的享受，的喜悦。这是真理，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它会给你们无限的幸福。”是呀，这些主动“请战”的党员干部，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也许会付出许多意料之外的代价，甚至有被病毒感染的可能，但他们的内心是幸福的。“每天和数字赛跑、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这是另一场“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把安全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其中的无限幸福，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有心中有他人的勇士，才能体会得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还困难重重，但是，有广大党员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请战承诺，有一线的科技、医务“勇士”们的不懈奋斗，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必将迎来“柳暗花明”。“我是党员，我先上”，是情怀，更是担当，唯有将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和人民的人，在困难、危险面前才会说得出并做得到。同志们，行动吧!让“我是党员，我先上”蓄起“冲锋陷阵”的强大动力，伴随这飘扬的党旗奏响胜利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