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名人故事【实用20篇】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时间一旦有了坐标，就过得特别快。

我每个月剪一次头发，每周做一次指甲，隔上三四天就去超市逛一圈。家里的琐事胡阿姨过来料理。她勤快又环保，床单浴巾四天一换，脏衣服凑够一缸才塞进洗衣机里。我的日常生活就被这周而复始的一天天填满，日子，也在不知不觉间匆匆滑过。

工作至今还是我的主旋律。我一个月至少有十天在演播室里度过，进棚前要开录前会，出棚后要开录后会。

除此之外，我每周总会接到几张请柬。就像上星期，某品牌亚洲最大的旗舰店在香港开业，另一个品牌在中环举办前卫的艺术展览，我也想去看。还有下周，一个女性论坛请我去演讲，我还在犹豫。越来越怕被当做成功女性的典范，越来越怕一本正经和别人分享我的成长历程。

我不是奥普拉，不是希拉里，不是我远在美国的另外两个女同行KatieCouric和BaharaWaters。我曾经想成为她们，今天却害怕成为她们。她们位高权重，她们一言九鼎，可她们丧偶，遭遇羞辱和背叛，独身或离婚。我不要这样的人生。

小时候，我幼稚地认为，只有忙碌于事业，才意味着丰盈的人生。偶尔看到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蔬菜水果匆忙回家做晚饭的主妇，总会流露出惋惜怜悯的神情。反正，我不要这样的未来。当过去的未来成为现在，我却真心地渴望着曾经不屑的柴米油盐。

常常有女孩子对我说：“鲁豫，我看你的书，看你的节目。我也要考广院，去学国际新闻，做电视，周游世界……就像你一样。”

我总是感动地笑一笑，心里有种想拥抱她们的冲动。

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曾经渴望外面的世界，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不是榜样。我只是你们成长中的一个坐标。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女孩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女孩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一本散发着墨香的语文书放在我的面前，我好奇地拿起来翻阅着。呵，一篇篇文章多么生动、优美！特别是爱迪生这篇课文更深深地吸引了我。

爱迪生只上了三个月的学，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饥饿、流浪的痛苦，有数不清的令人沮丧的失败，可他一心热爱科学，凭借信心和执着踏踏实实地前进。每次试验，爱迪生几乎废寝忘食。肚子饿了，忘食。肚子饿了，就胡乱吃点东西，眼皮重得撑不起来了，就在桌子上打个盹儿，是呀，山是一步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我从中悟出了这个深深的道理，而我，虽然有过美好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但惰性大于了我的斗志，学习上遇到难题，我从不刻苦钻研，有时拿同学们的作业抄袭，以敷衍了事。我对所学的知识不能牢固掌握，考试成绩总不理想。我曾有过苦恼，掉过眼泪，但是始终找不出真正落差的原因。此时此刻，我才深深的体会到，水滴集多成大海，读书集多成学问，更深深地懂得汗水是把愿望变为事实的条件，不付出血汗，就不会有智慧和灵感，也不会产生天才。

我要向爱迪生学习。记得爱迪生说过，天才是99%的血汗，加上1%的灵感，我将把它铭记在心，它将激励着我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用勤奋创造成功，这，就是我的理想。

武则天时代有个丞相叫娄师德，他是个很有度量的人。他的弟弟当上了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对弟弟说:“我担任丞相，你现在又管理一个州，受皇上的宠幸太多了。这正是别人妒嫉的，你打算怎样对待这些人的妒嫉以求自免灾祸呢?”娄师德的弟弟跪在地上，对哥哥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朝我脸上吐唾沫，我也自己擦去，绝不叫你为我担忧。”娄师德却优虑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忧的。人家向你吐唾沫，是对你恼怒。如果你将唾沫擦去，那不是违反了吐唾沫人的意愿了吗?别人会以为你在顶撞他，这只能使他更火。所以要是人家唾你，你就要笑眯眯地接受。唾在脸上的唾沫，不要擦掉，让它自己干。”

后人对娄师德教人“唾面自干”的这种忍耐，总是嗤之以鼻，认为十分迁腐可笑。事实上，娄师德式的忍，是在训练一个人的韧性，教人知道如何收敛自己，而非以忍耐为目的。娄师德在武则天时代出任相位，总管边疆事务三十年，他在兼河源(今新疆于田)军司马时，和吐蕃大战，八战八捷，像这样勇毅不挠的精神和气魄，岂是一个畏缩者能够具有的?富弼是北宋仁宗时的宰相，字彦同。因为大度，上至仁宗，下至文武官员都称他品行优良。富弼年轻的时候，因聪明伶俐，巧舌如黄，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一些人。事后，他自己也深为不安。经过长时期的自省，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宽厚谦和。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某某在说你的坏话时，他总是笑着回答:“你听错了吧，他怎么会随便说我呢?”

一次，一个穷秀才想当众羞辱富弼，便在街心拦住他道:“听说你博学多才，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富弼知道来者不善，但也不能不理会，只好答应了。

众人见富才子被人拦在街上，都涌过来看热闹。

秀才间富弼:“请问，欲正其心必先诚其意，所谓诚意即毋自欺也，是即为是，非即为非。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样?”

富弼想了想，答道:“我会装作没有听见。”

秀才撇嘴说道:“竟然有人说你熟读四书，通晓五经，原来纯属虚妄，富彦同不过如此啊!”说完，大笑而去。

富弼的仆人埋怨主人道:“您真是难以理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怎么您却装作不知呢?”

富弼笑道:“此人乃轻狂之士，若与他以理辩论，必会言辞激烈，气氛紧张，无论谁把谁驳得哑口无言，都是口服心不服。书生心胸狭窄，必会记仇，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又何必争呢?”

仆人却始终不理解自己的主人为何如此胆小怕事。

几天后，那秀才在街上又遇见了富弼。富弼主动上前打招呼。秀才不理，扭头而去;走了不远，又回头看着富弼大声讥讽道:“富彦同乃一乌龟耳!”有人告诉富弼那个秀才在骂他。

“是骂别人吧!”

“他指名道姓骂你，怎么会是骂别人呢?”

“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名同姓之人吗?”

他边说边走，丝毫不理会秀才的辱骂。秀才见无趣，低头走开了。

退让忍耐是中国传统的生存哲学，富弼的“胆小”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如果他跟秀才争执起来的话，只会得罪对方，对自己实在无益。用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对方的无理取闹，却能逐渐改变对方的态度，使矛盾得到缓和。

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冲突，如果你事事都要去争、去计较，那就会惹许多闲气、得罪一大批人，这样一来，你的人缘又怎么好得了!当然，这里的退让忍耐也并非是让你变成一个软弱可欺的人，只是说在面对一些无谓的争执时后退一步，但如果是处理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寸步不让的。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贝克勒尔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发现了放射性现象，并与居里夫妇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贝克勒尔与射线接触还是很偶然的事情，在早之前，贝克勒尔是主要研究荧光和磷光方面的专家，他们家族研究这一领域已经有六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当他第一次知道了伦琴发现x射线，对此有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想X射线可能跟荧光属于同一机理，那是不是希望找到X射线与荧光之间有什么关系，荧光物质是不是也能产生这种射线呢？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贝克勒尔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贝克勒尔选择了硫酸双氧铀钾作为实验材料，它能在阳光下发出荧光，荧光不会穿过黑纸使胶卷底片曝光，而x射线却能穿透黑纸使底片曝光。他采用通常的办法，把铀盐放在用黑纸包严阳光透不进的底片上，在日光下曝晒，铀盐就发出荧光，荧光不会穿透黑纸，但是如果同时发出x射线，底片就会曝光。他把经过太阳暴晒黑纸拿到暗房，冲洗底片，结果出现了铀盐的黑影。说明底片确实已经感光，完全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他非常高兴地把结果告诉了同是科学家的父亲。一向严谨的父亲觉得这个实验似乎还有不够严谨的地方，需要反复论证才行。

贝克勒尔遵守父亲的教诲，又反复试验。有一次，他准备再做试验，但是天公非常不作美，连着好几天都是阴雨天气，太阳公公就是不肯露面，没法继续。没办法，他只好把准备好的底片用黑纸包好，连同铀盐包一起放到实验室的抽屉里。为防止黑纸包散开，他还放了一把大钥匙压在上面。贝克勒尔又去忙别的事儿了。三四天过去了，天放晴了，贝克勒尔要继续做试验了，他突然想起来放在抽屉里的底片是不是还是原样得检查一下。很意外，他打开看时候，发现包裹的底片已经曝光了，上面铀盐包和钥匙的影像非常清晰。贝克勒尔很惊愕，呆呆地椅子上，头脑一片混乱，他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他立马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发现又兴奋起来，他想到这种作用肯定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与日晒和荧光都无关，铀盐自己辐射了一种神秘的射线。

这个新现象打破了贝克勒尔原先似乎完美的推断，他想：“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铀盐本身就会放出一种射线，从而让底片曝光，与日晒没有关系。”一个新的思路又在贝克勒尔的脑海中形成。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有些沮丧又有些希望，暗暗对自己说：“让一切从头开始吧。”他又多次进行了试验，最终贝克勒尔发现，所有放在铀盐旁边的底片都会曝光。铀盐确实能发出一种射线，人们看不见，而它也不同于x射线，是一种新射线。贝克勒尔称之为“铀射线”。于是贝克勒尔便第一个发现天然放射性物质铀，并且观察了铀原子的自发衰变的放射现象。“失败是成功之母”，贝克勒尔及时调整失败试验的教训和思路，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果然是“妙手偶得之”的发现。

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常说："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晚上，他在家看到电视图像不清，第二天就主动跑到电视台帮助查找原因，讲授摄影技术。一次他在外地出差，接到天津电视台关于解决飞点扫描彩色电视电影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求援信，便不顾旅途的辛劳，同老科学家冯家璋一起连夜赶往天津，先是查明原因，后来又亲自帮助制作了颜色玻璃滤光片，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还热情帮助工厂解决了生产上遇到的难题，国内十几个省、市有关光学产品生产的工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长春几家光学仪器厂把他看作自己的参谋和顾问，蒋筑英也常往这些工厂跑，他鼓励大家说"长春是全国光学基地，大家加把劲一定要赶上去!"

有人劝蒋筑英："依你的基础和才华，何不曾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1把许多时间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我向来以别人的需要当作自己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在暑假里，我最喜欢读的书籍是《中外名人故事》，因为它让我懂得了许多大道理。

这本书讲了各个时代名人的故事，还把它们分成了各种类别：爱国的文天祥、鲁天佑、华盛顿等，奉献的诸葛亮、南丁格尔、居里夫人等，创新的黄道婆、哥白尼、伽利略等，探索的沈括、阿基米德、郑和等，拼搏的成吉思汗、李嘉诚、拿破仑……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特蕾莎修女》这一篇。特蕾莎修女，本名为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她从小就很有爱心，觉得自己未来的职业是帮助贫困的人。1937年5月，她决定成为终身制修女，并改名为特蕾莎修女。有一天，她发现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看起来快不行了，但她还是立即把她打理干净并送去医院，最后老妇人得救了，她就这样经常救济有困难的人。她的组织有很多钱，可她生活却很节俭。1997年9月5日，特蕾莎去世，全世界人民都悲痛不已。

读了这本书，我发现名人都拥有着善良、细心、认真……这些美好的品质，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才让他们向名人更加接近。相比之下，现在社会中有一些人拥有不好的品质，我想，如果人人都能拥有美好的品质，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丽。我还发现这些名人们小时候家里的情况都不太好，可是长大后能做出那么伟大的业绩，十分了不起。祖冲之废寝忘食地计算圆周率的准确数、乔丹忘记了时间似的练习篮球……我很敬佩他们。

古人说，“开卷有益”。这的确是本好书，读了这些名人的故事，你就相当于走向了一条胜利的路。

马援(前14-后49)是汉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幼年父母双亡，由其兄马况抚养成人。他从小胸怀大志，眼光高远，深为其兄器重。王莽时期，马援在军队里当个小军官。一次上司派他率队押送一些犯人，在途中，马援看到犯人们哭得挺伤心，不由动了侧隐之心，便把犯人们都放了。私放犯人是大罪，马援只得逃亡到北方的边境上，躲避朝廷的追捕。

碰巧时间没多长，赶上朝廷大赦，马援也得以免罪。之后，他就在那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心胸宽广，乐于助人，为人忠厚而有远见，没几年功夫，来归附他的人竟有好几百。他常对身边的人们说：做人不能因为贫穷潦倒而丧失志气，不能因为年纪老迈而颓唐，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不几年，马援有了几千头牛、羊和马匹，几万斛粮食，家产多得花不完用不尽，但他不为物累，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财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帮助人；要不然，做个守财奴有什么意思呢?"后来，怀着高远志向的马援果然把财产分给了他的本家和亲友，自己空身外出投军谋事，后归附了汉光武帝刘秀，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北宋时期，翰林学士陈尧咨很喜欢养马，家里也饲养着很多马匹。后来，他买了一匹烈马。烈马脾气暴躁，不能驾驭，而且踢伤咬伤很多人。

有一天早晨，陈尧咨的父亲走进马厩，没有看到那匹烈马，便向马夫询问，马夫说：翰林已经把马卖给一个商人了。

陈尧咨的父亲问：那商人把马买去做什么?

管马的人说：听说，是买去运货。

陈尧咨的父亲又问：翰林告诉那商人这是匹烈马吗?

管马的人说：哎，老爷，要是跟那个商人说了，这匹马又咬人又踢人，人家还会买吗?

陈父很生气地说：真不像话，竟然还敢骗人。说完就气呼呼地转身走了。陈父找到儿子就问：你把那匹烈马卖了?

陈得意的说：是啊，还卖了个高价呢!

父亲生气地说：混帐东西，你身为朝廷重臣，竟敢骗人。

陈说：爸，我又没强迫他买，马是他自己看中的，他愿意买，我就卖了。这哪里是骗他。

父亲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匹烈马呢?

陈尧咨嘟囔着说：马摆在那里让他随便看，他自己看不出这马性子烈，这可不怪我。

父亲更生气了：你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难道你没听说过《不欺买主》的故事吗?

儿子摇摇头。父亲说：都是我的过错，你小的时候，我光顾着教你读书诵经，很少教你怎么做人。现在我就给我补补课，教你如何做人。唐朝在武则天执政时，有一位宰相叫陆元方，他想卖掉东京洛阳城里的一所房子，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只等着买房子的人来交钱。买房的人来交钱时，陆元方说，这房子哪里都好，就是没有出水的地方，那个人听了，立刻就说这房子他不买了。买主走后，陆元方的儿子和侄子们都埋怨他，而他却说，你们也太奇怪了，难道可以为了钱欺骗别人吗?

儿子听了很惭愧地低下了头。父亲又接着说：你手下那么多驯马的高手都管不好那匹马，一个到处流动的商人怎么能养得了它?你不把事情告诉他，这不明摆着是在欺骗人家吗?

陈尧咨听后羞愧地说：爸，您别生气了，我知道是我做错了，我这就去把买马的商人找回来。

于是陈尧咨亲自找到那个买马的商人说明了原因，把钱退给了买马的人，自己把马牵了回来，一直把那匹马养到老死。

恩格斯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是不知道是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记者问汪涵：“如果有一天你没那么走红了，还会那么快乐吗？你的生活水准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层次，如果再回到10年前的水平，你能忍受吗？”

汪涵笑笑，诚恳地说：“你如果没有钱请你的女人看电影，你就带她看星星。一样的，黑黑的幕，上面有光，还不要钱。500元你打乒乓球，5000元你打保龄球，5万元你打高尔夫，都是出汗的。你赚了1000万元，你体内产生的肾上腺激素不会比赚500元产生的多很多。有一次我看到，拖板车的师傅把车拼到一起，把身上的钱攥成一把，丢在板车上，觉得这些钱可以给太太买条围巾，让儿子多补课，那种笑容极其灿烂，很多时候快乐和钱没关系。如果再回到10年前，我也能够忍受，无非是一张床、三顿饭。生活品质的好不好和你的朋友有关系，只要身边不缺少讲真心话的人。你喝1982年的红酒，无非是想和那个人好好聊聊天，没有红酒你就喝点绿茶，一样可以讲真心话。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人就是主人。”

快乐来源于哪里？有人说，快乐是春天的鲜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野果、冬天的飞雪。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真诚的握手，一场倾心的交谈，都是快乐的事情。汪涵用真诚的话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快乐的源泉和意义，快乐其实很简单，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老友蔡澜

作者:金庸

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率真潇洒，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再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道路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丽。

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档中吮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却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比我潇洒得多。

老友蔡澜

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从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同游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之余，再去北美洲。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再到拉斯韦加斯，然后又去日本，最近又一起去了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因为我们享受互相做伴的乐趣，一起享受旅途中所遇到的喜乐或不快。

我小时候读《世说新语》，对于其中所记魏晋名流的潇洒言行不由得暗暗佩服，但后来却感到他们有些矫揉造作。几年前用功细读魏晋正史，方知何曾、王衍、王戎、潘岳等等大批所谓风流名士、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得很。政治生涯和实际生活之卑鄙下流，与他们漂亮的谈吐形成鲜明对照。

我现在年纪大了，世事经历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见得多了，是真的潇洒还是硬扮漂亮，我一见即知。我喜欢和蔡澜交往，不仅仅是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与我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若。

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大哥、段公子做朋友。

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他琴棋书画、酒色财气、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对人生中各种有趣的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他更可以说是第一流的通达。他女友不少，但皆待之以礼，不逾友道;男友更多，三教九流，不拘一格。

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在席上旁人看来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聊以过烟瘾。

蔡澜交友虽广，不认识他的人毕竟还是很多。如果读了我这篇短文心生仰慕，想享受一下听他谈话之乐，又未必有机会坐在他身旁饮酒，那么读几本他写的随笔，所得也相差无几。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练习书法。当时，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宫中任职，由于他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话，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进步，便拿着几幅作品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学士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始终含笑不语。这时，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是像还是不像，你怎样不说话”魏征连忙说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运”。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后，感叹不已，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从而也领悟学习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想学有所成，务必痛下苦功。

重阳节不仅是个登高望远，赏菊的节日，而且还是个孝敬老人的节日。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近现代名人敬老的故事四则，欢迎阅读。

近现代名人敬老的故事四则

毛泽东敬老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离别32年的故乡韶山，请韶山老人毛禹珠吃饭，并特地向老人敬酒。毛禹珠老人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周恩来敬老

1943年，有个进步学生要到延安去，他的父亲闻讯赶到重庆送行，但儿子已起程，未能如愿。老人说：“如果能见到大名鼎鼎的周副主席，就不枉此行了。”周副主席知道这一消息后，就到招待所对老人说：“我就是周恩来。”老大爷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拉住周副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当周副主席知道这位大爷60多岁时又说：“您和我父亲年岁差不多大呀，您应该是我的父辈!”

鲁迅敬母

鲁迅是不多喝酒的，他小时候，母亲常提到其父酒后失态，告诉他不要多喝酒，所以鲁迅尊重母令，从未醉过。鲁迅的母亲爱看小说，当母亲由家乡移居北京后，鲁迅常在上海买些畅销小说给母亲阅览消遣。在《鲁迅书简》中收集鲁迅写给母亲的问安信就有50封之多，可见其拳拳赤子之心。

陈毅敬母

1962年，陈毅62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他随周总理出访归来途经成都时，得知八旬老母生病住在弟弟家中，当天就去看望。由于老人病重，小便尿在裤子上，陈毅忙去更换，并恳切地说：“我小时，不知您给我洗过多少次尿裤子呀!今天就让我给您洗一次吧!”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十分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务必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但就是，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十分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１匡衡听后十分气愤，但就是他更下定决心，必须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我所掌握的知识就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此刻大户人家门前。他

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就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能够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美国姑娘凯奇林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得出奇的胎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胎记逐渐变大，颜色也不断加深，胎记上还附着一些让人厌恶的毛发。很多人劝她去医院将胎记去掉，但都被凯奇林回绝了。虽然这块看起来让人生厌的胎记给凯奇林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她自己对此却毫不介意，反而把这块胎记当作与众不同的独特标签，因此每天生活得阳光自信。一路下来，凯奇林不仅实现了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还找到一个兼具才气与长相的男朋友。

凯奇林的父母都是佛罗里达州的普通教师，她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当她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很快，凯奇林在一家州立医院出生了，样貌很可爱，不过她脸上一块非常大的胎记让父母倍感焦虑。随着小凯奇林慢慢长大，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考虑到她脸上的胎记，建议先陪她去医院去掉胎记，然后再去上学。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凯奇林拒绝去掉这块胎记，因为她不认为自己脸上的胎记有什么可丢脸的。

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小凯奇林在父母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刚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学校。当她走进校门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盯着她看，有的议论纷纷，有些还捂着小脸偷偷地笑；不过小凯奇林毫不介意他们的看法，气势汹汹地走向了自己的教室。走到教室门口，别过父母后，小凯奇林在父母疼爱又有几分担忧的眼神中走进了教室。这次，她同样受到了很多小朋友惊异的目光和嘲笑，不过她依然自信十足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看到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垂头丧气，原本有些担心的父母放心地回去了。

去学校的头一个月里，班上老是有些调皮的小男孩故意逗弄小凯奇林，不过性格活泼开朗的凯奇林很快便征服了班上的同学，连那些以前逗弄她的小男孩都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就这样，小凯奇林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小学时代。当她去读中学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她面前，这次很多人还是劝她去医院把脸上的胎记去掉，不过凯奇林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脸上的胎记不会给她丢脸，反而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闪光点。凭借自己开朗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凯奇林又一次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在学校生活得顺风顺水。

由于成绩优异，凯奇林成功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美国戏剧学院。在整个大学期间，凯奇林认真刻苦地学习舞蹈和表演。一晃，几年的大学时光悄然流逝，凯奇林自信满满地去找工作。这一次她同样因为脸上巨大胎记的缘故而备受挫折，很多公司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去做整容，将胎记去掉，否则他们拒绝录用她。不过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几番努力后，凯奇林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打动了她现在的老板，成功地当上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凯奇林的自信是由内向外的，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脸上的瑕疵而逃避和悲观，她甚至没有将自己脸上的胎记当作瑕疵，所以她生活得开开心心而又自信满满。有些时候，你或许认为上帝给了你一副烂牌，但只要你认真经营，或许会打出不一样的精彩。

1946年，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多岁高龄的齐白石，表达了自己想拜师求教的心情。1947年春，他带了20张画第二次拜见齐白石，由此引出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时，齐白石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他便顺手接过。起初他还是半躺着看，待看了两张画以后，他已不由自主地坐了起来。再继续看，齐老眼里放出亮光，身子也随着站了起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齐白石晚年有个习惯，认画不认人，看完画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李可染身上，问：“你就是李可染？”李可染忙答应。齐老高兴了，赞许道：“30年前我看到徐青藤真迹，没想到30年后看到你这个年轻人的画。”徐青藤即徐渭，是明朝著名的花鸟、山水画家，其画以用笔豪放恣纵，潇洒飘逸，名重一时，对后世亦有极大影响。齐白石生平十分推崇徐渭，由此可见他对李可染的赏识。

接着，齐老满含深意地说：“但我看你的画像是写草书，我一辈子都想写草书，可我现在还在写正楷……”就这样，二人以画为桥，一下子变得十分亲近。李可染告辞时，齐老留他吃饭，可他再三推辞，齐老动了气，对正要迈出门槛的李可染大声说：“你走吧！”这时，齐老家人示意，可染你要听齐老的，留下吧。从此，齐白石与李可染结下不解之缘。

李可染对拜师一事非常看重，认为拜师仪式必须郑重其事，所以拖了一段时间。齐白石却等不及了，有一次他问李可染：“你愿不愿拜师？”李可染忙说：“您早就是我的老师了。”齐白石会错了意，心情郁闷，不时地对身边的护士念叨：“李可染这个年轻人，他不会拜我做老师的，他的成就，将来会很高。”

这话传到李可染耳中，他急忙去见齐老，解释原因。齐老心直口快，连声说：“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李可染茅塞顿开，当天在齐老第三子齐子如陪同下执弟子礼。齐白石连忙站起，扶李可染起来，高兴之余，眼睛都有点湿润，喃喃地说：“你呀，是一个千秋万世的人哪！”

此后，李可染便正式成为齐白石的得意弟子，10年工夫，尽得齐老艺术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