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名人故事（经典20篇）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生于明朝末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

张溥自幼刻苦自励，勤奋好学，每次读书，定要先亲手抄一遍，抄完后朗读一遍，然后焚化烧掉。接着再抄、再读、再焚，一篇经典文章非得如此六、七次后，才肯罢休。因为每一篇文章张溥都要抄七遍，他右手握笔的地方，指头手掌都结成厚茧了。冬天气候寒冷干燥时，手指皮受冻干燥而裂开，他就用温水暖一下手再抄，一天总要用温水暖好几次。

后来他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一生的著作也称为《七录斋集》。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么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

读书身健即是福，种树开花亦是缘。”好一个读书人，好一片读书的心境。从古到今有很多关于名人读书小故事，下面为大家分享了现代名人读书的小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陈景润认真读书

陈景润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姐姐一起玩捉迷藏。不过，陈景润捉迷藏时有点特别。他常拿着一本书，藏在一个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角落或桌子底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一边等着别人来“捉”他。看着看着，他就忘记了别人，而别人也忘记了他。

上学期间，陈景润酷爱数学。当老师讲解数学题时，他总是集中精神认真听讲。课后布置的习题他也认真去做。陈景润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乐趣。数学是心智的比试和较量。陈景润对于解题，向来不吝惜时间和精力。陈景润不懂就问，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向老师请教时却毫不羞涩和胆怯。他的求教方式很特殊：看到老师外出或者老师从高中部到初中部去，他就紧追上去，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并且一边走，一边问问题。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沈元教授的课。沈元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的理论。但他一出生也没有证明出来，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长久以来，‘哥德巴赫猜想’之迷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并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沈元教授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数学比喻成自然科学的皇后，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喻成皇后皇冠上的明珠!沈元教授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

许多年之后，陈景润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这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证明出的那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后来这条定理被命名为“陈氏定理”。

爱读书的陶行知

陶行知小时候十分聪明。他常到邻村叶家玩，看到厅堂里的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他到了读书的年龄，家里却无力缴纳学费，幸好有位秀才在附近开馆教书，很喜欢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他为学生。这样，6岁的陶行知就得到了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9岁时，陶行知来到外婆家，外婆见他聪明伶俐，就把他送到吴尔宽先生的学堂伴读，陶行知这才正式入学。在那里，陶行知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启蒙教育结束之后，他便进入学堂，读四书五经。

10岁时，因父亲失业，陶行知只得半工半读。他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卖掉后再去上学，每天往返20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读书对穷孩子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学习更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村15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满腹经纶的前清贡生王老先生在主持学馆，便前去求学。王老先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便免费让他伴读。

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的压力，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他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堂校长见陶行知勤奋好学，便允许他免费入学。这样，15岁的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由于基础扎实，他一入学就直接被编入二年级，毕业时，他的成绩名列第一。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没丢下古典文学。因为家境不好，他向崇一学堂的同学借来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余将一本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同学的父亲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和白居易。”并说：：“杜诗沉郁有力，多伤时忧国之作；白诗通俗易懂，道出民生疾苦。”同学的父亲为陶行知有这样的想法而感到惊奇，他认为陶行知一定会有所作为。

后来，陶行知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读书刻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诺尔曼·白求恩（Norman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着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3月3日生于加拿大安达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牧师家庭。青年时代，当过轮船侍者、伐木工、小学教员、记者。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曾在欧美一些国家观摩、实习，在英国和加拿大担任过上尉军医、外科主任。1922年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德、意法西斯支持F.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他于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8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悉心致力于改进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降低伤员的死亡率和残废率。把军区后方医院建设为模范医院，组织制作各种医疗器材，给医务人员传授知识，编写医疗图解手册。倡议成立了牿外科医院，举办医务干部实习周，加速训练卫生干部。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救死扶伤。为减少伤员的痛苦和残废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1月底，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进行战地救治，两昼夜连续做71次手术。

1939年2月，率18人的“东征医疗队”到冀中前线救治伤员，不顾日军炮火威胁，连续工作69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有一次，当某伤员急需输血时，他主动献血300毫升。他还倡议成立并参加了志愿输血队。有些伤员分散在游击区居民家里，他和医疗队冒着危险去为他们做手术。4个月里，行程1500余里，做手术315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伤员1000多名。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方便战地救治，组成流动医院，组织制作了药驮子，可装做100次手术、换500次药和配制500个处方所用的全部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卢沟桥药驮子”；制作了换药篮，被称为“白求恩换药篮”。7月初，回到冀西山地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提议开苏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地救护须知》、《战场治疗技术》、《模范医院组织法》等多种战地医疗教材。还将自己的爱克斯光机、显微镜、一套手术器械和一批药品捐赠给军区卫生学校。

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外科传染病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仍不顾伤痛，坚决要求去战地救护。他说：“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随即跟医疗队到了前线。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并于12月21日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1940年4月，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建立了白求恩墓。晋察冀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模范医院分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52年，白求恩的灵柩迁入石家庄烈士陵园。

在祖国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谁？她就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命运很不幸，可在党和人民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以顽强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病痛，用自学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一个奇迹吗？确实一个奇迹。那么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共产主义事业。”

海伦凯勒能够不因缺废而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努力上进，所以最后才有卓绝的成就。我们平常人既聪明又健康，假如还不知道努力用功的话，真是很对不起自己啊！

你相信奇迹吗? 你相信既盲又聋又哑的人也能成为作家吗? 有的，这个人便是伟大的海伦凯勒女士。她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从此眼睛看不见，并且又聋又哑了。由于这个原因，海伦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她家里人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替她请来一位很有耐心的家庭教师苏丽文小姐。海伦在她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渐改变了。她了解每个人都很爱她，所以她不能辜负他们对她的期望。她利用仅有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认识四周的环境，努力充实自己，后来更进一步学习写作。

几年以来，当她的第一本著作“我的一生”出版时，立即轰动了全美国。海伦凯勒虽然五官残缺，但是她能克服不幸，完成大学教育。以后更致力于教育残缺儿童的社会工作，这种努力上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海伦凯勒真可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

东晋时，祖狄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青年时代就胸怀为国立功的大志。

他有个好朋友刘琨，也是一位抱负不凡的人。他们两个同做"司州主簿" （司州，今河南洛阳一带，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的官吏）时，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危局看法相同，共同怀着光复河山的报国之志，两个人夜间同睡一床，经常谈论国家大事到深夜。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得鸡啼。祖狄使用脚踢刘琨说： "你听听，这鸡啼的声音是多么激越昂扬，它是在叫人奋发图强啊！"于是，俩人便披衣起床抽出宝剑，在鸡啼声中舞起剑来。 "闻鸡起舞"的成语，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的。

意大利《机会》杂志创刊时，经主编策划，决定“抓机会”邀请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撰写发刊词。这一“高招”立即得到杂志社同仁赞同——当今世界还有谁能像比尔·盖茨那样擅长抓住发财机会的呢？他不等大学毕业就去开软件公司，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十年来一直名冠世界首富。只有后来墨西哥的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以个人资产678亿美元取代了他。

谋划者认为：如能成功，《机会》杂志在创刊之日即可在社会上产生轰动的效果。

但“发刊词撰写”邀请函发出之后，却石沉大海。《机会》杂志社决定派专人到西雅图比尔·盖茨家，跟踪求写发刊词。

果然堵个正着。在《机会》记者一再恳求下，比尔·盖茨答应在他前往非洲的飞机上接受采访。《机会》杂志随即决定买头等舱机票同行。记者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列出采访提纲全是与“机会”有关的提问：一、你是怎么想到不等大学毕业就抓住“机会”离校创办微软？二、你对这个发展机会，有多大把握？可有什么条件来判断它就是“机会”？三、对“机会”与人生、与事业的影响，你怎么看？……《机会》就是要逼比尔·盖茨多说一些“机会”内容。

比尔·盖茨打开采访提纲就笑了。他说：根据你的提问，我谈三点。第一，当我母亲病逝时，我深感对母亲的孝顺是不能等待的；第二，我认为在爱情上也不能等待，只要你真的爱她，就不要迟疑，直接向她求爱，不然她就属于别人了；第三，就是企业要回报社会，不能等待，如慈善事业。只要你认可这是很重要的，也不要等待。投入慈善事业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记者吃惊地发现：他所要的“机会”二字，在比尔·盖茨嘴里始终没有出现。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古希腊的大哲学者苏格拉底还是单身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儿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仍然很快活。

“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和杂七杂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高兴吗?”

“是啊!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就是家，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力气;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叩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的花儿，种一畦一畦的菜，这些乐趣啊，数之不尽啊!”苏格拉底情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的一层的房间给了一们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可是他每天仍是快快乐乐的。

那人又故意问他：“先生，住七楼是不是也有许多好处啊?”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可真不少呢!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几次，就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道：“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啊!”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乎环境，而在于心境。”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主家里。

一天，庄园主从外面带回一把小斧子。他随意一放，就又出门去了。

庄园主有个不满十岁的小儿子，看到闪闪发光的斧子，非常喜爱。

究竟快不快呢？他想试试，于是拿着斧子，跑到了樱桃园。

他选中一棵小樱桃树，学着大人砍树的样子，挥动斧子用力砍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小树拦腰折断了。

闯祸了，孩子赶忙把斧子送回原处，躲进屋里，忐忑不安地捧起一本书读了起来。

过了几个钟头，庄园主回来了。他走进樱桃园，发现最心爱的那棵樱桃树被砍断了，心疼欲裂，大发雷霆，并指使果农一定要把砍树者追查出来。

躲在屋里的孩子坐不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胆地走出来，低着头对父亲说：“爸爸，这棵樱桃树是我砍的。”

父亲问明情况，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把他搂在怀里，意味深长地说：“孩子，我为你的诚实高兴，要知道，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比一百棵樱桃树还要宝贵。”

小读者，你知道这个诚实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吗？他叫乔治·华盛顿。长大后，他率领起义军，打败了英国殖民者，实现了美国的独立，当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现在美国的首都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令世界震惊，总导演张艺谋也红透了半边天，被西方人称为“魔鬼导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老谋子的女儿张末如今也在美国出了名，她写的第一部书《我的父亲母亲》刚刚脱稿，全美几家著名出版商就闻风而动，抢着与其签约。这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父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血浓于水慈父用爱抚平她受伤的心

今年26岁的张末是张艺谋和前妻肖华的女儿。1983年3月31日，孩子出生时，张艺谋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拍摄电影，接到父母的电话，这个双眼熬得通红的男人高兴得一跳老高。他给女儿取名叫张末，希望从4月1日开始，他的事业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或许是小天使给张艺谋带来了好运。不久，他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一举摘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和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主演的《老井》把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尽收囊中。但令张末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她7岁那年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突然离婚了。

其间，尽管肖华因失去丈夫而十分伤心，但她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过张艺谋的半点是非，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过早品尝生活的苦涩。

家庭的破碎还是给张末带来了沉重的心理阴影，她比同龄孩子显得成熟。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学习非常刻苦，还在《中国少年报》《家庭教育》《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收到38元的稿费时，张末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了一副厚厚的羊皮手套，对母亲说：“妈妈。冬天太冷，你戴着羊皮手套骑车上下班就暖和多了。”女儿的懂事让母亲鼻子发酸。与丈夫离异后，她觉得自己是个悲剧女主角，但上天又把一个这么好的女儿送到自己身边，让她在悲苦中有了寄托和安慰。

张末恨父亲，自从与母亲离婚后，他没有来看过她。但在怨恨中，女孩又强烈地思念着父亲，这些年，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其实，张艺谋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当初离婚时想象的那样好。虽然红得发紫，却是那么孤独。走过情感的沧桑，蓦然回首，他发现自己刻骨铭心地想念那个远在老家的女儿。1995年，张艺谋第一次回到西安。没想到5年不见，张末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见到女儿，张艺谋走上前去慈爱地要拉她的手。张末的手哆嗦了一下，飞快地躲开了，她冷冷地看着父亲，一言不发。张艺谋心痛如割，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与女儿之间的隔阂有多深。

为了消除女儿心头的坚冰，回到北京后，张艺谋经常给她打电话、寄学习用品、买课外读物。他还主动就女儿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给肖华打电话，进行沟通。拍摄电影《有话好好说》时正值暑假，张艺谋打电话要张末来剧组玩。女儿不愿意去。肖华觉得这是他们父女之间消除隔阂的好机会，就把张末送到了北京。

这期间，张艺谋一有空就陪伴在女儿身边。10多年了，父女俩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张艺谋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女儿在身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她洗衣服，买女孩子的生活用品。无论工作到多晚，他都要拎着夜宵送到女儿的房间里去。夏天天热，张末不想吃饭，也吃不惯剧组油腻的食物，张艺谋就亲自上街为她买解暑的瓜果、熬绿豆汤。

1999年，张末初中毕业了，为补偿这么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张艺谋把她送到美国纽约留学，每年学费2万美元、生活费1。5万美元。女儿还小，独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生活，张艺谋放心不下，便委托朋友在当地找了一位监护人，女儿就住在监护人的家里。可他还是放心不下，几乎每晚他都要给张末打越洋电话。听到女儿那一声熟悉的“喂”和爽朗的笑声，才能睡得着。

2000年寒假，张末从美国回到了西安，当时张艺谋正在东北拍摄电影《幸福时光》，她去剧组看望父亲。气温零下10多度，张艺谋指挥一班人马正在紧张地拍摄外景。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但父亲还是冻得瑟瑟发抖，过度疲劳使他眼圈周围都是黑晕。热泪从张末的眼眶里滚落下来。在很多人眼里，她的父亲一定非常富有，其实他把金钱看得很淡，对朋友仗义疏财，并没有多少积蓄，现在为了支撑她留学的巨额费用，张艺谋工作起来比以前更加拼命了。

巧用妙计 让掘老爸接受洋女婿

2003年9月，张艺谋去纽约出差，顺便去哥伦比亚大学看望读大三的女儿。父女俩在校园幽静的林荫小路上散步时，张末突然说：“爸，我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比我大一岁，是学金融管理的，很优秀。”虽然张艺谋向来很开明，但听了此事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因为他见过娱乐圈不少洋婚姻都以美好开始，悲剧收场，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步别人的后尘。于是，就喋喋不休地劝女儿与对方分手。张末很激动地说：“爸，我是认真的。他人很好，我们在一起非常融洽，我不想离开他！”

见百般劝说无效，老张决定主动出击，说服这个美国人离开张末。很快，张艺谋见到了托维：高大的身材，一头栗色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一个帅气十足的小伙，难怪女儿迷恋他！老张开门见山：“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不合适，她迟早要回国，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还是趁早分手吧。”父亲竟然干涉女儿恋爱，托维看来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和张末恋爱是我俩之间的事，让我们分开根本不可能！”托维的态度让张艺谋非常生气，坚决让他离开张末，对方也不甘示弱，用英文说了一句：“你无权干涉我们恋爱！”说完就离去了。

张艺谋大怒，决定暂时在美国住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分手再回国。这下急坏了张末。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一边是老爸，一边是心爱的恋人，她只得对张艺谋说：“爸，您这么忙，还是回去吧，我听您的话，和他分手。”见女儿表明态度，加上国内还有好多事要做，张艺谋就放心回到了北京。没想到几天后，张艺谋忽然接到托维的一个律师朋友打来的电话：“按照美国法律，你干涉张末与托维的恋爱是犯法的。如果继续这样，我将代表托维起诉你！”

女儿的男朋友竟然公开向自己叫板，张艺谋觉得十分意外，“我就是不同意张末与托维谈恋爱，我等着你来起诉我。”然后他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哭笑不得地说：“真是反了，他竟然要起诉我，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张末意识到这个冒失鬼闯下了大祸。他是地道的美国人，怎么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呢？张末知道，要让父亲接受托维，自己必须帮助他顺利过这关，她告诉男友，同中国女孩谈恋爱就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办事，不能和父亲来硬的。

2004年1月，张末准备回北京过年，托维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接受张艺谋的考验，闯过这一关。这时的张艺谋正在乌克兰拍摄《十面埋伏》，连春节也要在那里过了。得知这一情况，张末和托维直接从美国飞到乌克兰，来到了张艺谋的身边。再次见到张艺谋，托维吸取上次的教训，变得温顺起来，也跟着张末管张艺谋叫“爸爸”。

2004年1月底，乌克兰的寒潮来了，气温下降到了零下20多度，见张艺谋带着棉帽子和手套站在寒风中指挥，还是冻得瑟瑟法抖，托维便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件当地人御寒的厚棉大衣。让张艺谋穿上，这一细节让老谋子非常感动，连张末都没有想到的细节，这个洋小伙子竟然想到了，他乐呵呵地穿上了棉大衣，对托维的印象也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艺谋病倒了，高烧达到了40度。听到消息，托维冒着严寒赶了过去，和剧组工作人员一起把张艺谋送到了医院。此后几天，托维和张末从早到晚都守候在张艺谋身边，他殷勤地端水递药，每天在他的床头放一束鲜花，见张艺谋胃口不好，还从中国餐厅买来可口饭菜，终于以真诚打动了准岳父。

这年春节，张艺谋和女儿、托维一起在剧组过年，虽然东西不是很丰盛，虽然乌克兰天寒地冻，但一家人团聚温馨无比，这是张艺谋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这年7月，托维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跨国公司从事金融工作。10月，托维给张艺谋打电话：“我爸爸妈妈要见您一面。”不久，他飞抵美国，与托维的父母见面。托维的父亲是搞艺术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们在美国属于高收入阶层，拥有自己的别墅和花园，夫妻俩很有修养，与张艺谋这样享誉世界级的导演成为亲家，他们感到十分荣幸，张艺谋发现这是个有修养的家庭，对他们非常满意。

2006年初，托维与张末的爱情经过几年磨砺，已经瓜熟蒂落，托维在电话里告诉张艺谋：“爸，我想与末末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照顾她了！”张艺谋想了想，同意了。按照中国传统，闺女出嫁，有条件的父亲得送一份大礼，张艺谋决定出资给女儿在洛杉矶买一套房子，当他与托维商量这件事时，托维却一口拒绝了，“爸，买房子是我和末末的事情，在美国，子女结婚父母送房子，会被别人瞧不起的，你就按照我们的习俗办好了。”5月，托维和张末的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正忙于影片《黄金甲》后期制作的张艺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赶赴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为女儿担任主婚人！

才女写书惊动美国出版界

尽管张艺谋不愿让孩子吃太多的苦，凭他的实力女儿完全可以过一种悠闲、安逸的生活，但张末更喜欢自己赚钱。婚后不久，毕业于美国名校法律系的她，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了份工作。薪水算不上高，但张末在打拼中体验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每天都像“斗角士”般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业余时间，才华横溢的张末不仅在美国报纸和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她还写书，书名同张艺谋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同名。张末说早在几年前看过父亲执导的这部电影后，她就产生了灵感，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家事的书。尤其是身为国际名导的父亲关爱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是那样刻骨铭心和令人感动。

比如书中提到，前几年媒体爆出了张艺谋与章子怡的绯闻。对于章子怡，张末不了解，但她相信父亲。正当张末准备打电话安慰他时，张艺谋的电话来了，声音有些沙哑：“孩子，我和章子怡之间没有什么，只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那些媒体在胡说，你相信爸爸吗？”张末深深体会到重压之下父亲的心有多苦，坚定地说：”爸，女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把那些谣言放在心上。如果那些小报不经常弄出点花边新闻，他们靠什么吸引读者眼球来赚钱呢？”虽然中外名导都知道绯闻的杀伤力，但女儿入木三分的一句点拨，却使陷入极度郁闷和困惑中的张艺谋如梦初醒，很快就振作起来。重新披挂上阵。

婚后不久，张末回国探望父亲时，发现他在北京的住处满屋凌乱、冷清萧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单身男人的孤独气息。她知道，在父亲的生命里，事业依然摆在第一位。除了拍片，他都在拼命读书充电。他订了100多种文学刊物，出差时看，连上厕所也抱着一大摞书，一进去就是两个小时。父亲靠打拼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如今已50多岁，两鬓出现了白发，却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疼爱他。

临别时，张末哽咽着对他说：“爸爸，你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该放慢事业的脚步了，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自己的情感生活，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女儿一番贴心贴肺的话，不禁让老谋子热泪盈眶……

外界流传，张末心里一直非常痛恨巩俐，因为她出现在张艺谋的生活中，剥夺了末末的父爱，才使她的童年缺少乐趣，甚至多了一层悲剧色彩。当记者问及此事，极有涵养的张末马上否定了这种说法。她说由于爱冲动，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容易犯点小错误，虽然自己和巩俐并没什么交情，但对巩俐的演技她本人还是挺欣赏的。她最喜欢的父亲的影片中，就有巩俐主演的《红高梁》和《秋菊打官司》。

2008年8月8日，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举行。张末和丈夫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收看，那宏大的场面、精巧的构思、高科技的完美运用……让全球观众为之惊艳。公公、婆婆为张艺谋的才华深深折服，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亲家打电话祝贺。

张末是个十分低调的人，在美国她从不向人提及父亲。没想到这个秘密后来还是被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一位叫琼斯的女孩吃惊地张大嘴巴说：“天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竟是张艺谋的女儿，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他！”法国女士索雅说，她看过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千里走单骑》等，发现这些作品画面唯美，故事流畅，场面恢弘，与好莱坞大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它们更有人物个性和民族特色，所以对这位“魔鬼导演”十分崇拜。

更有趣的是，时间不长，一些美国出版商也知道了张末是张艺谋的女儿这件事。尤其看了她写的《我的父亲母亲》初稿后，更是惊喜异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不仅他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经历的爱情、婚姻、家庭等，都是人们急于了解并非常感兴趣的。何况此书的作者是张艺谋先生的女儿，里面讲述了很多这位国际著名导演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它的商业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于是，几家全美著名的出版社纷纷找张末签约，提出买断这本书的出版权。当地文化界人士甚至预言：《我的父亲母亲》问世后，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刮起“张艺谋飓风”！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天此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届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更多有关老谋子和爱女之间的感人故事。

大部分人知道陈鸥估计还是他为自己代言的广告词：“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的漂亮。我是陈鸥，我为自己代言。”

不仅因为陈鸥的青春帅气，这则广告更吐露了年轻人的心声，展现了年轻人的梦想，“陈欧体”意外走红，引无数网友众效仿。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陈欧体 “我为自己代言”。“我是**，我为自己代言”、“我是学生，我为自己代言”、“我是单身，我为自己代言”……

2011年初，董事会要求陈欧出来为公司做代言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犹豫的。

“2010年做过一些采访，但是没有正式说一定要我豁出去，后来董事会讨论，尤其是徐小平老师希望我站出来，但也有其他投资人说不要我站出来，希望我花更多的精力在业务上，但是徐老师说一定要发挥优势，后来我就站出来了。”陈欧说，他的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还给他举了张朝阳的例子，这位互联网第一代创业者，通过打个人品牌，以极低的代价成功带动了搜狐的知名度。

“围绕自己做CEO营销，不太好意思，别人会说我得瑟。我这个人挺好面子的。”陈欧称自己本质上是一个低调的人，不是特别喜欢出来炫，“而且，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但是到后来一想，我是CEO，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陈欧坦言为自己代言的广告迅速爆红网络，给自己和聚美优品带来的带来了知名度的巨大提升，而且节省了很大一笔广告费。“真是省了不少钱，估计省了1个亿的广告费。”陈欧说，聚美优品的营销费用比例在行业中是非常低的，几次广告营销下来，聚美的销量几乎翻了十几二十倍。陈欧甚至自夸，“这是电商圈内，继韩寒的凡客广告之后，最好的一个电商广告。”

“为了公司，还是得牺牲自己。如果公司到了一定阶段，作为CEO我就能淡出舞台退居幕后，就交给代言人去做。我不能保证企业和陈欧都永远辉煌下去，我唯一能做到的是尽全力去努力。”陈欧说，他现在每天加班到很晚，下了班就回家。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1999年8月海淀区政府一纸公告启动了一场浩大的拆迁改造工程。中关村沿街低矮而简陋的小门面房在机器的轰鸣中消失，自此这里便成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圣地，百度(微博)、新浪等影响一代中国人的互联网公司平地而起，无数IT青年涌入北京追寻属于他们的未来。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再次给了那些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以新的机会;而无论是把光鲜的履历暂停在某一家知名公司，还是甫出校门聚齐三五同道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创业梦想，大部分人事业未成之前先已把自己写上了北漂的名单，随之而来的诸多艰辛只为了不要错过一个时代。

“所谓北漂，就是在为理想预付费。”走进毕业第三年、创业第二个年头的牟联平站在北京东北旺中路的一座小写字楼前，斜过头回去看了看二楼西侧的窗户。2011年他拿着原本打算攒来付首付的20万，从山西来到这里租了不到70平米的办公地点，和另外三个同样是北漂的程序员，从承接6000元的开发外包项目做起。“谁也没法说得准这样付出就一定成功，但是如果没有理想，就肯定坚持不下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先坚持下来，就像我那个有名的老乡。”

牟联平所说的老乡，是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严格来说，那时的李彦宏不仅仅是个北漂，甚至还是个黑户。

时光倒回1991年的秋天，23岁的李彦宏每天奔走于海淀的住宅小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请市民填写问卷。他的背包里，除了大叠问卷和用作赠品的圆珠笔之外，还装着自己的户口。当年7月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正徘徊在人生的最低谷：学校里的留京名额没有考虑他;没有一家公司正式接收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几乎所有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李彦宏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出国留学的。但讽刺的是，这一年春天，他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后，满怀希望地去签证，却意外地被拒签了。

在同学们各奔东西之际，李彦宏被要求把户口迁出北京大学。没有留京名额，没有北京单位接收，他的户口只能被打回原籍。而李彦宏因为出国的需要，已经办理了护照，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把户口迁回老家——山西阳泉，他的护照也会失效，想再重新办理，一切手续就要重来一次，而且李彦宏还必须能证明自己是直系侨属——这几乎意味着他出国的梦想将永远沉默在命运的汪洋之中。

如果就此屈服，数十年后的中国互联网也许就少了百度这张名片。李彦宏竭力抗拒命运之手的摆布：他从学校注销了户口之后，就把户籍手续装在口袋里，留在北京继续申请签证。在当时，如果没有北京户口，连在饭店里扫地跑堂都没人要。这座李彦宏学习、生活了4年的城市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为了谋生，李彦宏做起了为企业追踪广告效果的问卷调查员，在寒冷的大街上挨家挨户分发问卷，并进一步帮助企业分析广告效果。

半年之后，李彦宏的坚持终于迎来回报。美国大使馆没有重复他们“错误”，获得大学奖学金和留学签证的李彦宏飞往美国开始新的学习和工作，并在硅谷成长为全球知名的搜索引擎技术专家。

但户口问题却一直伴随着他——1995年李彦宏以第一优先级获得绿卡，而这种第一优先级此前通常只向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奥运冠军开放;而2000年，他又因回国创办百度而放弃绿卡。此时他曾一直带在身边的户籍文件，却在岁月的流徙中不知所踪。那段时间，李彦宏既没有美国身份，也没有中国户口，“黑户”的身份越发成色十足，这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经过了长达几年的各种手续申请办理，李彦宏才终于把户口落回北京市海淀区，结束了十余年的“黑户”生涯。期间李彦宏的事业却未曾停止，百度也渐渐广为国人所知晓，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经历，李彦宏却只是笑谈当年做问卷调查这个“看上去再简单不过的工作”，启发了他对企业营销效果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对后来创立百度，创立搜索引擎营销模式起到了很大帮助。

“那个时候，北漂、哪怕黑户的辛苦，就都是浮云了。”牟联平这句话，不知是在感叹李彦宏，还是在为自己打气。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写道：“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李彦宏所说“人生当中有不同阶段，很多时候你身在其中时可能觉得饱受挫折，而当回头望望自己走过的路，就会发觉，这个世界的广阔是自己很难想象的。”这里当然不是贸然鼓励以漂为荣，但如果明确了心中的方向，或许就应坚信当下如北漂般的种种困难，与其说是拦路之虎，不如说是对理想的试炼。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张闻天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张闻天同志是上海南汇县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强烈反抗旧社会的一切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他和沈泽民同志等一起参加了当时“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发表了不少创作和翻译作品。张闻天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热情战士。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前，张闻天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被党派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底，从苏联回国，一九三一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六月成立临时中央局，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三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在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并在全会作了组织报告。在一个较长时间，他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是我党历史上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同志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有着显著的成就。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一、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一九五九年以后，张闻天同志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写了不少论著，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眼疾，写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他始终坚持原则，照顾大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陈毅讲话大都不用稿子。但是，他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常常以机敏而风趣的言辞使听者折服。在一次会议上，有人看见他拿着一份稿纸，还不时地低下头看看，后来竟发现那是一张白纸。“陈总，您怎么用张空白的发言稿啊？”会后有人问他。他回答说：“不用稿子，人家会讲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有一次对工商界人士演讲，讲台上摆放着名贵的鲜花和精美的茶具。陈毅一上台就说：“我这个人讲话容易激动，激动起来容易手舞足蹈，讲桌上的这些东西，要是被我碰坏，我这个供给制的市长，实在赔偿不起，所以我请求支持会议主持人，还是先把这些东西‘精兵简政’撤下去吧。”会场上的人们立刻发出了轻松的笑声。

在60年代的一个会议上，陈毅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大声疾呼：“不能够经过了几十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 ”说到这里，陈毅摘下帽子，向参加会议的知识分于代表鞠了一躬，然后大声说道：“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这真挚的感情和恰到好处的幽默，使与会者为之动容。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热爱生命的人，他们不屈不挠，奋发向上。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可是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五年中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只好高位截瘫。

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跳皮筋，背着书包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迪买来书籍、本子和笔。告诉她许多名人虽然残疾但仍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父母的爱心和鼓舞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又读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并为群众无偿治疗。

读了这篇故事，我已热泪盈眶，我感到很惭愧。张海迪虽然得了重病，胸以下部位完全失去知觉，但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并没有向病魔屈服，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而且掌握了英、日、德等多门外语，她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她不怕病魔，勇敢面对，与病魔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永远以微笑去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过27岁。但如今张海迪已经54岁了。她又重新踏上了为全国残疾人服务的新的征途。

成功不是“中”，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的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依然“年轻”，“海迪精神”定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她是生活的强者。

选贤任能一定要坚持正直原则。

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改变了齐国的落后面貌，富国强兵，齐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由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怎样选拔人才，齐桓公并没有不十分明确标准。

管仲选才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养马的情况。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其实，养马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一年365天，打草备料，饮马溜马，调鞍理辔，接驹钉掌，除粪清栏，哪一件事都不是轻松！管仲在一旁见养马人尚在犹豫，便代养马人回答说：“以前我也养过马，依我看，编排用于拴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为什么呢？因为在编栅栏时备用的木料往往有弯的也有直的。如果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很重要，下第一根桩的时候尤其要慎重。如果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像这样弯曲的木料之后紧接着使用弯曲的木料，那些笔直的木料就难以派上用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派不上用场了。其实，选拔人才同编栅栏选料的道理是一样的，国家在起初选拔肩负重任的人才时，必须慎重行事，从一开始就把握正直的标准，以便今后按这样的标准选贤任能。”

听了管仲的这一番高论，齐桓公深为佩服，确定了以正直作为国家选拔贤才的标准，世代相传。